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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国际上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据他在1996年与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对溢出效应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国际企业的进入或参与,东道国本地企业所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上,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起步,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质地涉及到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几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热烈,并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即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和过程对东道国本地企?I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的。对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无疑将有助于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成溢出效应产生的目的。
认识演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
回顾历史,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抵触到审慎开放,进而主动吸引的过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限,学者们也只是把它当作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加以讨论;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学者们开始着力研究它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冲击和影响。主流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由发起国本国市场的寡头垄断特征引起的,研究者们担心外商直接投资会将这种本国市场的不完善性扩散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对国际企业转移价格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发展的研究都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抵触情绪,因而60年代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都持有拒绝或严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国际借贷资本强有力地支持了亚洲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以及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型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贷为核心融资方式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又陷入了债务危机;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引进国际资本不得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多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应,特别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由此,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无论是被动地吸引国际资本还是主动地创造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多数国家开始倾向于部分开放和有目的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了更进一步的积极认识。相对于其他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人们发现,越是最新的技术和最具获利性的技术,国际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东道国使用。原因在于,从国际企业的角度考虑,采用这种形式会把这类技术法律上的控制权留在国际企业内部。从希望获取先进技术的东道国的角度考虑,由于上述原因,东道国的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总能从市场上购买到。在这种状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国际企业在本地投资并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本地企业可以就近通过观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经被国际企业雇用的人员等渠道取得相应的技术与管理的有益信息,从而也可以造成其技术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技术外溢效应,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还发现,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垄断性市场,会打破市场中原有的垄断平衡,本地企业则会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事实上,90年代各国的外资政策相对80年代来说更加开放,相邻的各国之间吸引甚至争取外资的意图都更加明显。可以认为,开放和吸引外资已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显然是这种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据。
机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
尽管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上述比较普遍的积极认识,并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确实采取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根据不同国家制造业数据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结果却并不乐观。由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纽约大学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别主导的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在东道国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Haddad&Harris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itken&.Harri-SOll分别对摩洛哥和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却显示溢出效应并没有产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员Mariotti主持的研究发现,在专业型行业(Specialist sectors)和规模型行业(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产生了溢出效应;而在科学型行业(Science-based sectors)和传统行业(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却没有产生溢出效应。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结果,国际上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共识: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也就是说,各国的开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够保证进入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在本国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机制,成为了各国在现实中能否有效引导溢出效应产生的关键。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归纳为“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以及“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三种形式。
1.行业内溢出效应。
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也被称为“示范与竞争效应(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体现为,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特定的行业后,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采用的现代的商业模式和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外资企业创造了高额利润的机会,从而为在同一行业中的本地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而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观摩与模仿行为最终使本地企业达到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结果,获得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对本地市场的争夺,对在同一行业中运作的本地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压力;为了保持原有市场并且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本地企业会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提高经营效率。这种在竞争环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针对这种机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经分别对欧洲半导体业进行了两项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确实为欧洲该行业带去了新的技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洲整个行业的崛起作用显著;Langdon在对肯尼亚肥皂业进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由于进入肯尼亚的国际肥皂制造企业将机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场,本地企业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销路,本地肥皂制造厂商也不得不去引进相应的肥皂制造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这种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模型将外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决策与本地企业对学习过程进行投资的决策相互联系,探讨了两类企业在相互竞争中的决策机制。他们认为,对于本地企业而言,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投资于学习过程,而学习过程的投资越大,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越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从而表现为本地企业因为外资的进入而获得了溢出效应;与此同时,由此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缩小,又进而会促使外资企业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以提高相应的竞争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润空间;这就体现为由于内资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可喜的是,外资企业的提高又反过来为本地企业进一步获取溢出效应拓展了新的空间。于是,我们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阐述为了一种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机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项针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结论。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意识到,以“示范和竞争效应”为机理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无论研究中还是现实中都存在着与模仿和竞争相关的反例。例如,巴西纺织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一个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并带来了新产品——“人造纤维”,使得本地企业生产的棉织物无人问津,最终导致了大批的本地企业破产。因而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示范和竞争效应”确实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有效机制;而“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使积极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的产生”仍然是困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一个现实问题。
2.行业间溢出效应。
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又被称为“上下游关联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产生的。劳尔1980年选取了两家印度的大型卡车制造商AL(外资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资企业),考察了两家企业以及他们的36家供应商在建立、信息技术、财务、原材料采购以及管理和分销渠道等方面的情况。根据这份案例研究,Lall总结了可能导致“上游”溢出外溢效应的互补行为,他认为跨国公司可能通过下述方式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效率:第一,帮助有潜力的供应商建设生产设施;第二,为提高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第三,提供或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第四,为供应商的管理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第五,帮助供应商寻找更多的客户。继劳尔之后,Linda&Pang选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导向型电子企业又进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选取的3家电子企业都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企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经经营了8-13年,他们的产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过对3家公司的管理层的访问,Lim&Pang发现,这3家企业都很愿意与当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并且从财务、技术、管理等方面为供应商提供帮助。在此基础是Lim&Pang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力量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长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业(供应商)的有利条件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资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提出,东道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政策限制来增加对于本地产品的购买是没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强本地企业和那些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的关联,跨过企业就可以通过后向联系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相类似,在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发生关联的研究中也有不乐观的情况存在。一份针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将其产业链中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的部分转移到了墨西哥的边界。这一产业的转移确实使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降低成本的好处,但并没有起到帮助墨西哥的相关产业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来,要切实有效地获取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也还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
3.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
由于人员流动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时也被称为劳动力溢出效应,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对其当地雇员一般都会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一旦这些员工离开跨国企业去其他公司就职或开设自己的公司,他们在跨国公司学习的技术就会受益于本地企业。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过对肯尼亚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选取了肯尼亚41家制造业企业的72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跨国公司和非跨国公司对于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式、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动情况。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管理技术的提高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十分擅长培养和发展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经过一段时间后,部分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从而将使这种技能得以扩散,体现为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溢出效应。此外,Irving Gershenberg还发现,合资企业对于技术溢出的贡献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为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考察现实: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生溢出效应的潜力
近5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受行业和企业数据的限制,多数对溢出效应的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因此,对于在行业及企业层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1.获取溢出效应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
纵观我国吸引外资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走过了从严格限制到有限度开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由于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十几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稳健的增长,从而使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国际地位一路显著攀升,目前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资”的问题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则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资带动我国企业的成长,即如何促使外资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产生溢出效应成为了目前被各界瞩目的核心问题之一。
2.我国的国际化商务环境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借鉴国际上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日前的国际化商务环境已经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吸引了丰富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丰富程度不仅仅是从总量上来衡量的,它还显著地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广泛的行业范围和地域范围;与此同时,从外资来源的角度看,外资不仅仅来源于周边文化与语言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还吸引厂众多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跨国企业少。于是,这就为我国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和水平的企业都创造了吸收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机会。
其次,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是广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内需市场的蓬勃发展,进人中国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资的进入必然地冲击国内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使本地企业切实地感受到面对面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将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带进了市场,从而为本地企业的就近观摩和模仿提供了条件。
再次,从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由于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显著的全球性竞争优势,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价值链为目标的外资的进入。这就为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前后向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最后,由于外资在中国扩大经营的需要,近些年来外资企业培训本土地员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本地员工送到国外培训的机会也不断增加;而受到外资企业内部的上升空间的限制,从外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争取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3.对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量集中在避税港地区的现状
根据商务部《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投资资金流向了避税港地区,其中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所占比重最大,如图1所示,到2008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香港占63%,开曼群岛占20%,英属维尔京群岛占6%,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和地区共占11%。
表1列出了2003-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流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三个地区几乎稳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国家的前三名。
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很大部分都投往了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如图2所示)。各国对避税港投资的最终投资地通常都不是避税港本土,而是把避税港当成中转站,再投往第三国,很多跨国公司只是在报表中显示投资避税港,但资金并不汇到避税港,而直接汇往第三国。我国也不例外,避税港地区并不是我国对其投资的最终投资地,其中一些投往避税港的资金,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返回国内,使原企业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但并不是所有的资金都返回国内,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对避税港进行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寻找我国企业对避税港投资的动因,并希望可以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制定提供事实依据。
二、避税港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的原因
(一)跨国公司投资避税港的原因
避税港地区,通常是一些风景秀丽的岛国,缺乏自然资源,因此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采取低税率或不征税的方法吸引外国资本,跨国公司往往为了通过转移价格避税在避税港成立分支机构。这些公司在避税港享有所有权结构上的高度保密权,很多公司在避税港地区只是注册,并不实际发生业务,由其母公司记载在避税港中间业务。避税港地区的政府通过征收登记费和管理费来获得收入,其他税种(如所得税)并不征收。
很多避税港地区又是离岸金融中心,拥有发达的信托业和保险业。信托公司在避税港享有与离岸公司同样的法定的隐私保护权,可以逃避特定的税收,以及回避某些遗产法或简化遗产检验程序。避税港的保险业务属于自保险业务,与通常的保险业务相比,具有保金低的特点,降低风险成本。自保险公司建立在避税港,就可以通过缴纳保费的方式转移利润,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
(二)“超国民待遇”是我国企业投资避税港的特殊原因
国民待遇是WTO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制定的初衷是公平贸易,使外国公司可以在东道国享受与东道国本国企业相同的待遇。而我国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外资企业在我国实际上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也就是拥有比本国企业更加优惠的政策支持。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民营资本也不断发展,并参与国民经济建设,但我国存在政策上对民营资本的“歧视”,国有资本享有垄断权,外资享有优惠政策,而民营资本在政策上没有优惠。由于在我国不同企业存在政策上的差别待遇,民营企业就有寻租优惠政策的动力,因此,在避税港地区建立壳公司,然后以该公司的名义投资国内,从而获得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三)我国企业投资避税港地区的其他原因
我国企业对避税港地区的投资按其最终日的地来分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返资回同和投往第三国。返资回国的部分除以上提到的企业寻租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外,还有一部分投资是因为有些跨国公司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计划,在避税港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并通过该分支机构投资我国并开展业务,我国企业为了并购这部分业务投资避税港,通过对其在避税港的上级公司进行并购达到并购该跨国公司在我国业务的目的。
最终投往第三国的资金,一部分我国企业并购避税港母公司以达到并购其在我国业务相类似,只是这些公司的经营业务在第三国,因此我国企业通过收购注册在避税港地区的公司从而获得其在第三国的相应业务。另外一部分为我国企业无法或者很难对最终目的地进行投资的情况,主要是政治原因,比如我国企业对台湾地区的投资多绕行避税港。
三、我国企业投资避税港的案例分析
案例1:用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WEC00――返程投资享受超国民待遇
《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年度报告》中,列出r用友公司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从中可以看到以下的信息:
(1)伟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WEC00 NETWORK TECH―NOLOGIES CO.,LTD.以下简称WECOO)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一家网络技术投资公司,是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2)伟库(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也是用友的全资子公司,但属于间接控股,是用友的全资子公司WECOO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设立的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3)UF GLOBAL为于2002年1月17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一家软件技术投资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UF IN-TERNATIONAL(也是用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全资子公司)于2002年5月18日认购了UFGLOBAL对外发行的全部股份。
(4)用友软件资源(上海)有限公司为用友的问接全资子公司UF GLOBAL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设立的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由此可见,用友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建立子公司,并通过其子公司对我国进行返程投资。地方政府建设高科技企业园区的目的就足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本地区的GDP,因此这些园区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更多。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确实存在待遇差异下寻租优惠政策的返程投资。
案例二:物美计划收购江苏时代超市――收购注册地为避税港的企业在我国的业务
2009年9月8日,在香港联交所公告,物美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美国际”)拟出资向CS Investment收购Times全部股权的50%,从而间接拥有汀苏时代超市全部股权的50%。物美国际是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美”)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全资附属公
司,2006年商务部同意物美向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子公司物美国际进行增资,其目的为收购江苏时代超市。江苏时代超市是Time Supermarket Limited(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在中国的经营零售业子公司,Time Super-market Limited又是CS InveSt-merit的100%控股公司,CSInvest-merit(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是香港肇丰集团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由此可见而江苏时代超市的最终投资方是香港肇丰集团。
由于香港肇丰集团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所属公司是在我国大陆地区经营的江苏时代超市的母公司,因此物美要想并购其在我国大陆地区的业务,则需投资英属维尔京群岛。这类投资虽然其最终的投资地也是我国,但不能归到为寻求优惠政策的返程投资,其发生的原因多为已有跨国公司为避税等原因在避税港地区已经注册成立公司,然后投资我国开展业务,我国公司要并购其在我国大陆的业务,因此产生的对外投资。
案例三:中石油购买Bridas股份――我国资源型企业并购第三国资源企业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与BridasEner-gy Holdings Ltd(是一家独立第三方公司,以下简称“BEH”)达成协议,Bridas Corporation(以下简称“Brida”)成为双方各持一半股份的合资公司。该协议于2010年3月13日签署,2010年5月5日执行完成。Bridas原为Bul-gheroni家族BEH的全资附属公司,Bridas持有Pan American能源40%的权益,而Pan American是阿根廷仅次于Repsol-YPF的第二大油气生产商,也是2009年阿根廷最大的原油出口商。中海油提供资金支持,由其全资附属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国际有限公司与BEH完成交易。
新建立的合资公司是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私人公司,主要从事油气勘探与生产业务。该合资公司通过其关联公司(包括在PanAmericanEnergyLLC持有的40%的权益)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境内从事勘探与生产活动。
本案例中的投资是由我国的国有能源型企业拓展拉丁美洲业务所推动,而所购买的股份的企业的注册地也是英属维尔京群岛,该企业拥有的第三方企业拥有在拉美的石油勘探权,因此并购后我国企业获得相应的资源的开采的权利。
案例四:京东方收购台湾美齐科技――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对最终投资地进行直接投资
2010年3月15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购台湾美齐科技显示整机业务的公告的,公告中称: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开展整机代工业务的战略实施计划,并设立了北京京东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OE视讯”)作为整机业务的实施主体。京东方已与美齐科技就本次并购签署《资产买卖契约》。本次并购包括两大部分:(1)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BOE视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或任何其他国家或管辖区域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BOEVH"),由BOEVH与美齐科技在BVI设立的下属子公司JEFFREYINV.LIMITED签订协议,购买JEF-FREY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高创(苏州)电子有限公司股权(此部分并购属于第二部分的内容,即并购在我国经营的注册地为避税港地区的企业的投资);(2)通过BOEVH在台北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BOETW”),由BOETW与美齐科技签订契约,购买美齐科技于台湾地区的相关计算机显示器及电视机业务。
台湾开始允许大陆企业对其进行直接投资是从2009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我国企业要想投资台湾地区,必须“绕道而行”,避税港地区则是良好的中转站。而目前大陆企业对台湾进行直接投资刚刚起步,实施程序上有待不断完善,因此很多企业仍选择这种“绕道而行”的方式。京东方则是通过在避税港地区建立子公司,然后通过该子公司在台湾建立公司收购台湾业务。
四、总 结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风险;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4)07-0001-03
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
从企业本身角度来看,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企业逐渐成熟壮大,一部分企业具备了对外投资的实力基础。且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大量案例,对外投资日趋成熟。从政府服务角度来看,政府相关部门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经验,能为未来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为有效的帮助。从国际经济环境角度来看,外部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比较好的进入时机。
1.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社会经济使命
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要保证一部分行业对外投资的持续性,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又要解决短期内一部分产业转移的问题,为中国经济转型服务。当下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解决。一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安全问题,对世界能源资源进行战略性投资,拓宽能源资源来源渠道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必要任务;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部分行业能源过剩问题;三是外汇储备安全问题;四是环境治理中的碳排放限制问题;五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增长方式改变的问题。因此,政府要未雨绸缪,提前谋划企业“走出去”,尽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战略角度看,世界经济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十分庞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之一。
2 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2.1 投资持续增长,并购活跃
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5319.4亿美元,突破5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中国1.6万家投资者在国(境)外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的覆盖率高达95.7%,欧洲为85.7%,非洲为85%。2012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较上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2.2 行业分布广泛,结构变化较大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行业范围越来越广,投资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据商务部最新统计,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上述七个行业累计投资总量491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4%。
这些年我国企业对其他行业的海外投资,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均成倍增长。未来农业和食品、新能源、房地产和导管制造业等领域将逐步成为中国企业新的海外投资热点。
2.3 投资主体多极化发展,民营企业规模不断提高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中国企业占55.1%、有限责任公司26.4%、股份有限公司11%、股份合作企业3.7%、外商投资企业1.9%、其他1.9%。虽然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比例,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投资主体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逐年
提高。
2.4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投资度加强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手段。这给我国的工程承包企业提供了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业的机遇。
3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海外投资收益率不甚理想
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与《环球企业家》杂志联合的《2011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调研报告》:在122家准确披露海外业务收入的中国企业样本中,有近50%的公司国际化收入占比不足15%,只有30%的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过30%。从企业净利润来看,企业在过去3年中的平均净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10%到2012年的9%。主要原因在于有些企业缺乏对经济周期的正确判断,有些企业盲目跟风,末对市场做深入的了解,对项目的可行性未做深入的调研,大量资金投入或并购高位接盘后,给项目运营带来极大的风险,
3.2 海外投资政治及法律因素
目前,政治风险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和法律风险中的合规合法的问题是我国“走出去”企业亟需关注的两个重要敏感性话题。近年来合法合规被全球跨国公司视为风险之首。
3.3 忽视企业社会责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那种只讲规模、产值、经济效益而不谈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越来越失去竞争力。未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该是技术领先、管理领先并且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是把对社会、环境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成功地融入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经营过程的企业。如何强化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决定中国企业海外声誉的关键问题。
3.4 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同成本上升、竞争力下滑
随着我国规外承包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展,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从内部来讲,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国内设备材料价格的攀升,严重削弱了中国企业的报价优势和利润空间。目前,登记在册具有对外承包资质的中国企业超过3000家,同质化现象严重;同时,企业在项目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弱点也成为困扰企业突破发展的新瓶颈。
4 指导原则及建议
4.1 宏观指导原则
4.1.1 分类指导,扬长避短。首先,部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取得资源,属于资源保障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类企业需稳固支持,指导企业拓宽资源获取渠道,对部分资源可前瞻性进入。中国作为贸易大国,仍然被锁定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也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改变这一现状,技术升级时关键。政府支持这类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应当引导这类企业形成战略联盟,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技术吸收传播效率。另外,中国对外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对发达国家投资力度不足,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4.1.2 稳扎稳打,次第推进,注意节奏。产能过剩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速度过快,会让中国国内出现空心化现象,而且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如果没有及时培训升级劳动力,大量失业人口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技术升级型对外直接投资过快会引发吸收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既要主要国际经济环境有利时机,又要与国内投资实力及吸收能力结合起来,同时,政策还要有持续性,以减少偶然性因素带给企业的风险。
4.1.3 放眼长远,互利共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不在于“走出去”的前期入驻,而在于“走出去”后的经营、运转和发展。因此,需要企业在并购后加强对海外资产、人力、品牌和文化的整合。在“走出去”过程中,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地化的关系,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4.1.4 日韩成功经验借鉴。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韩国政府的积极扶持促进了韩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产业转移与调整。中国东部地区目前有大量产能过剩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于这类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政府应从韩国方面吸取经验,采取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进行直接投资。
日本企业曾在政府的支持下,大举进军产业率更高的美国。通过这个过程,日本得到了技术,并且在许多方面实现超越。中国部分企业具备进行技术寻求型的基础,同时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给中国企业实施技术寻求型投资提供进契机。中国有大量成熟的知识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国企业可从日本经验中获得启示。
4.2 建议
4.2.1 提高海外企业“软实力”。首先,加强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圈的拓展与渗透,减少由于各种“制度距离”引致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本与风险,为企业的国外进入与国外拓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依托。母国文化传播与其经济扩展式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
其次,我国企业要在信息公开方面更加开放与透明,加强与当地政府、议会、民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坚持当地化原则,积极参与当地的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
此外,软实力还体现在不断优化管理模式,适应跨国发展。特别是并购跨国企业,要把日常管理细化并加以固定,以消除沟通上的障碍。
4.2.2 提高企业“硬指标”。这里的“硬指标”指我国跨国企业产品、服务的质量及创新能力。我国制造业走出国门必须按照国际化的要求,提升差异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专业、个性化服务水平,不断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这是我国企业植根海外市场的基础。
人才本地化是营销本地化、研发本地化、管理本地化的前提和基础。当地人才可以在法律、财会、营销等方面帮助我国企业适应投资目标过市场环境。
4.2.3 立足国内,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首先,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受到国外跨国企业青睐,国内制造企业也不应忽视。企业要研究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创新,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培育“高附加值”创新成果的积极环境,为“走出去”打下扎实的
基础。
其次,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需要稳定、可预期的国内外法律环境作保障。在国际规则层面,目前国际投资规则曾“碎片化”状态,生效的多是区域和双边的投资协定,还没有一个类似于世贸组织的普适的国际投资规则。目前,我国已与13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覆盖了“走出去”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为我国外投资创造了较好的国法环境。
4.2.4 强化私营企业对外投资。政府实施的金融补贴和国有银行低利率贷款等金融支持措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境外投资的金融能力,有利于帮助企业摆脱海外扩张面临的资本约束,扩展企业战略空间,使企业选择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扩过并购和独资方式成为可能。同时,中国私企的企业家相对更具企业家精神、品牌意识和国际视野,支持这些有实力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更容易成功。
4.2.5 加强对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强对集群式(集团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以期降低个体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偶然性风险,合理应用整体优势,让经济收益最大化。企业以产业链为单位国家化,上下游企业形成集群整体“走出去”,可增加抗御风险的能力,获取集群效应,也能在国际谈判中提高话语权。
4.2.6 加强对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强对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推高企业在国际产业结构,提高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支持部分实力雄厚的企业采取先去发达国家投资寻求技术、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再向其它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拓展的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要以点带面,加强行业内的企业联系,形成企业联盟,以期获得最大的综合经济收益。
总之,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问题还很多,希望有更多的有条件的企业用于探索,更好的“走出去”,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2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2013,9.
[2] 王跃生著.跨国公司金融:原理与案例[M].中国
发展出版社.
[3] 吴雪林著.企业社会责任论纲[M].研究出版社,
2011.
[4] 马述忠,周夏杰著.国际企业管理教程[M].浙江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三)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一)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二)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区位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投资市场。
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金、技术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这就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外资的涌入,需要逐步从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转变到从国际生产体系中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出资方式策略。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我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经营当地化策略。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扩大这些产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生产、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扩大出口份额,为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和提供外汇资金。
(二)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三)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除了继续采取并购方式,缩短进入进程,尽快得到技术和市场。在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时,我们更可能会尝试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充分享用战略联盟形式带来的好处。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各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已形成趋势和潮流。面对21世纪,能否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在发展中国经济中取得新的突破,是关系到我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下,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继勇等.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论文关键词:产业;国际贸易;中国贸易政策
一、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分析
(一)国内环境分析
1.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工业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弱。我国主要行业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国内企业仅万分之三有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2.跨国公司利用其地理优势地位,控制市场、克制竞争的倾向初现出来。
在国内包装企业诉利乐案中,利乐倚赖其在无菌包装机方面的垄断地位。在包装耗材上实行了不正当的限制性商业策略,控制了绝大部分包装市场,并且使利乐纸的平均价格在2003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内上涨了大约2倍。
3.国内行政性垄断问题严重,行政性垄断产业的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产业主要包括铁路、港口、民航、电力、电信、城市公用事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特殊行业、邮政、城市公交、烟草食盐粮食药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军工、铸币、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产业部门涉及面广。行政性垄断造成了双重恶果:
一方面,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产业内的企业一方面攫取了远高于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排斥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发展动力的缺乏,长期以来.使这些产业成本居高不下,产业经营绩效低下。行业的特殊性加上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得这些产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二)国际环境分析
1.跨国兼并成为主体。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数量急剧增多。二是单项兼并交易金额世界记录屡创新高,兼并规模日趋扩大。三是跨国并购发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围广。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加剧的结果,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取得竞争优势,同行业的领头企业纷纷走向联合。同时,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现并没有缓和竞争。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更趋激烈,通过此次兼并,在某些产业,只剩下实力超群、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企业,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这些企业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竞争政策,放松规制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际潮流。
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改变了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性质。竞争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动向是从对反垄断的强调转向扶助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对垄断的认定已从结构标准转向行为标准。并且还要考察垄断行为的市场绩效,“一事一议”已经成为通行的原则,对横向兼并等过去严格限制的行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网络经济的兴起,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经济是以计算机网络业为中心以及由这个产业派生出的若干相关产业。网络产品固有的规模经济性、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和网络产品技术标准造成了网络产品的锁定效应和先行者优势。从而使得垄断成为网络产品市场上的一种必然而普遍的现象。在结构和行为上显然构成垄断的厂商,在绩效上却无可指责,结构、行为和绩效的脱节将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反垄断,意味着绩效损失;不反垄断,从道义上又说不过去。网络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对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从1997年开始的微软垄断案,2002年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和解协议中,微软并没有做出多少让步。
二、我国调节外汇储备对中国产业调整的举动
2008年12月以来,计有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超过10起贸易救济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国出口的政策也屡屡出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增长的前景更加难测。印度提高了部分钢铁产品的关税;南共市成员试图将外部共同关税提高5%,但未获其首脑会议通过。
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55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900亿美元,吸引国外投资900亿美元。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5年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国外直接投资始终处于净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这两方面的净流入使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剧增。其规模已远远超出理论界提出的外汇储备应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的水平上。摆脱“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锁,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扩大内需。加快产业调整步伐。降低对外依存度
以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以净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这是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的根本方法。中国储蓄率高,除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很大的缘由是居民有许多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和没有能力消费。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政府应加大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国内居民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以内需为主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减少对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尤其是限制初级原料加工出口的企业。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及资源性原料进口,从而减少国际贸易顺差,降低巨额的外汇储备。
(二)谨慎地购买美元资产,逐步加大黄金购买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购买美元资产是拥有外汇储备国家不得不的选择。美国国债因其良好的信用、稳定的收益及流动性,是各国政府首选的投资对象。但近几年美元贬值的狂潮也令各国忧心匆匆,外汇储备多样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风险。同时。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还可以考虑购买美国通货膨胀保值债券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国已拥有黄金储备1054吨,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2000年以来,中国调整过两次黄金储备,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别从394吨调整到500吨和600吨。但目前中国的黄金储备价值约占全部外汇储备资产的1.6%,该比例远低于超过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黄金在中国总储备的比重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中国黄金储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至少应达到10%左右的国际水平。
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亚洲国家签署了《清迈协议》,开辟区域货币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600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也在香港和内地沿海城市开展,这种“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的模式,是两国规避美元汇率风险,扩大双边贸易的新探索,它对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区域自由化进程,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帮助,为中国外汇储备摆脱美元体系的束缚提供了新途径。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一)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历来是国家重点的关注行业。根据商务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新技术出口商品共分为十类。在这十类中,出口的主要是计算机类、通讯技术类和电子技术类相关产品,而生物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产品的出口相对薄弱。在进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类。可见,信息技术类商品在高新技术贸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长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增长率均超过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但从近期看,无论是外贸总额的增长还是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的增长,其增幅均有所放缓,特别是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首次出现低于总体贸易额增长的情况。这也与总体的外贸环境不容乐观有一定的关联。即使外贸环境发生如何的变化,国家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态度始终不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大部分都维持在17%的最高退税率。国家多次调低出口退税率。虽然使得一些生产效率低的中小企业从市场中淘汰,低端产品规模逐步减少.产业结构有所优化。国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税率,以缓解南于产业结构升级所导致的剩余劳动力释放所带来的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