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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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第1篇
目前，那些正在努力建立合理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国家正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它们也许会承认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提高自身企业竞争力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同地域的资产组合作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来源越来越重要，它不但为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提供了途径，还为它们提供了生产所需要的资源。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投资对于开放的、竞争性的世界经济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换句话说，由于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科技的开放，外国公司可以通过进口、直接投资以及技术转让协议等方式与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在其本土上进行直接的竞争。但如果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不能做同样的事情，不能从对外直接投资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它们的发展就是跛脚的：它们就失去了一个获取竞争力的来源，也就是无法进行不同地域的资产组合。对外直接投资是如此，对支持对外投资的贸易也是一样。
因此之前提到的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作为竞争力的来源，当新兴市场企业需要的时候，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是有关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微观层面的思考。另一方面的考虑是在宏观层面。大多数新兴市场都认为它们是资本的进口国，而不是出口国，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地确是这样的。这应该归因于它们是新兴市场国家，本身就面临着收支平衡的约束。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优先选择应该是发展国内的生产能力和增加国内就业；如果在国外这样做就会至少被认为是不爱国的。因此允许对外直接投资――不论鼓励与否――都不是一件自然且合乎逻辑的事情。因此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实行限制性的对外投资政策，这并不难于理解。
怎样解决这个微观层面企业竞争力的需求与宏观层面政府限制的两难困境呢?对多数国家来说的一个答案，就是逐步放开对外投资政策，如给对外投资设定一个最高限额(当然这个限额也是可以被提高的)，只允许投资于一些东道国的优势行业，或者要求达到一定的标准(如考虑对就业和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影响)等。但即使是阶段性地开放对外投资也会引起的很多问题。例如：如何避免资本外逃以及“虚假外资”(先投资国外，再由国外转投回本国)的现象?(俄罗斯很大一部分投往塞浦路斯的FDI、中国很大一部分投往香港的FDI、巴西很大一部分投往了那些免税天堂的FDI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问题还包括：对国家而言，当开放一些特定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而没有开放其他行业时，有什麽风险(国家是否选对了行业呢?)?对企业来说，又有什么风险(那些没有开放的行业中企业的竞争力是否会受到损害)?一个国家应该把目标定位于中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还是应该像经合组织国家那样，完全保护或者完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换句话说，新兴市场正面临很多问题，而我们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也不能提供可靠的政策建议。这个宽泛的领域急需以政策为导向的深入研究。
二、应当如何对待公众对于源自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反映?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尚未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我们将重点放在“尚未成为”上。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国家来说，不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对外直接投资的关注度很低。事实上，只有少数的几个国家仔细地思考过这个领域的政策问题。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一个靠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经济腾飞动力的国家；还有正在实行其走向世界的国际化战略的中国。但是大多数国家是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框架，即使是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其总统在不久前还宣布希望看到更多的巴西跨国企业的崛起，但却没有跟进的政策作为支持。当然这种情况也会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改变，尤其是当对外投资的重要性大到无法被忽视的时候。特别是，当收购发达国家公司成为民族成功的象征的时侯，例如印度塔塔(Tata)集团成功收购荷兰和英国的康力斯集团(Corus)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就会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当然问题在于，有这种成功案例所引发的公众的民族自豪感在多大程度上会冲淡宏观层面的顾虑。对公众而言(特别是工会组织)，新兴市场国家毕竟首先是资本的进口国，公司的竞争实力是有限的，对外直接投资到底对作为母国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有多少好处?这个问题迟早将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对这类问题是十分熟悉的，比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就由美国工会发起了一场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益的大范围的辩论；一个更近的例子是美国对服务业对外投资的反应。)上述这些问题需要一场在有充分信息支持下的大辩论，辩论的焦点在于对正在成为投资来源国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角色究竟如何。我们也需要进行更系统的研究来为这场辩论做准备。
对于东道国来说也需要考虑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有趣的是，目前对这些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反应最多的几乎都是发达国家。之所以我们认为“很有趣”，是因为这些国家传统上都是帅先倡导国家应该对FDI实行开放政策的。然而，在这些国家里又有一种明确的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本国保护政策的倾向，它们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跨国并购方面，尤其来自被新兴市场公司的跨国并购。当涉及到国家的战略部门或国家龙头企业时，这个反应就更加强烈。当实施并购的企业是国有企业时，更是如此。当那些有巨额可支配资源的投资机构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寻求投资机会时，这一涉足“国有成分”的并购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在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在这方面已经得到了更多的授权。可以想象很多欧洲国家(如果不是欧盟自身的话)也会效仿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的这种审查方式。原则上，它们会对来自所有国家的并购一视同仁，但非常可能的是，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那些母公司总部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尤其是那些国有公司。
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会担心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会有所欠缺，或者相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者，它们会对社会、环境和人权方面的问题关注较少。对于国有公司来说，更多的担心是，这样的公司因为融资比较容易，因此在并购的竞争中会处于较优越的地位。更基本的顾虑是，它们担心这些国有公司不会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办事，而是根据其本国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行事。而且，最最基本的考虑是，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是已开始生长的新生儿，既然它们存在了，就必然随着新兴市场的成功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顺利地参与到全球的外商投资的市场中来。然而，我们知道，如果把其他方面(特别是它们和其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考虑进来，要把新兴市场国家的势力融入到一个已经建立好秩序的世界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意味着，原来已有的势力如果不会全面消失(例如通过并购的手段)的话，也会被消弱。
由此，对我们来讲，挑战在于要准备好应对公众对来自新兴市场的外来投资的反映。这件事越来越重要，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兴起，如果处理不适当的话，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相应的开放的政策框架造成负面的冲击。
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130-02
1 模型的建立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模型，我们可以借鉴Coe和Helpman的贸易溢出模型（CH模型）。该模型是检验国际贸易对一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其表述形式如下：
lnFit=α0i+α1ilnSdit+α2ilnSfit+εit（1）
式中，i=1，2，3，…，n代表国家，Fit为第国在第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Sdit和Sfit分别是第t时期国内R&D资本存量和外国R&D资本存量；α0i为国家的特殊固定截距项，α1i、α2i分别表示国内R&D资本存量和外国R&D资本存量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是随机扰动项。
为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CH模型进行修正，建立如下模型：
lnTFPt=α0+α1lnSDi+α2ODIt+εt（2）
式中，TFPt是我国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SDt是我国历年R&D资本存量，ODIt是我国历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α0是国家的特殊固定截距项，α1、α2分别表示国内R&D资本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待估计的系数，εt是随机扰动项。
2 相关变量及其测算
从模型（2）可以看出，要测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首先需要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国内R&D资本存量 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
2.1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
TFP的测定一般采用生产函数法。假定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采用C-D形式的生产函数：
Yt=AtKαtLβt（3）
其中，Yt是一国在时间t的产出，A表示技术水平，Kt表示资本存量，Lt表示劳动投入，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通常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等式两边取对数，整理可得：
lnTFP=lnY-αlnK-βlnL（4）
由（4）式可看出，测算TFP的关键参数有三个：第一个是国内资本存量K，采用Goldsmith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approach）进行估算，基本公式如下：
Kt=（1-δ）Kt-1+ItPt（5）
其中，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δ为资本的折旧率，It为每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Pi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年=1，1992-2006年的数据由历年统计年鉴得到），资本折旧率δ按照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取值为5%。根据公式（4），可以得到1991~2006年我国的资本存量数据。
第二个是劳动投入量，可用全社会从业人员数表示。
第三个是产出，可用GDP表示，并将当年价格的值折算为基年（1991年）的不变价格。对α、β的取值，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将α取值0.55，β取值0.45。将上述数据代入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3），可得出我国1991~2006年的TFP。
2.2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D的测算
对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D也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
SDt=（1-δ）SDt-1Rt（6）
Rt是以基期（1991年）为不变价格的第t期研发支出，折旧率δ取值为5%
2.3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ODI的测算
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ODI同样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
ODIt=（1-δ）ODIt-1+Ft（7）
Ft是以基期（1991年）为不变价格的第t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折旧率δ取值为5%
3 实证过程与结果
将上述所得TFP、SD和ODI数据使用Eviews5.0进行最小二乘估计，运用Eviews5.0对方程（2）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logTFPI=-2.3038+0.0982logSDt+0.2006logODIt
（-52.1863） （9.4882）（28.0486）
R2=0.9956 F=1487.9210DW=1.6173
检验结果显示回归结果显著，可以看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估计系数是0.2006，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每名义增长10个百分点，则能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个百分点，即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技术进步，使生产率得到了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D的估计系数是0.0982，仅为对外直接投资系数的一半，说明国内研发和对外直接投资相比，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寻求成果是显著的，其获得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其效果大于国内研发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1）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具有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我国企业要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就要进行对外投资，靠近技术源，以获得反向技术外溢。
（2）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比国内研发资本的贡献要大。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财政、金融上给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支持，并强化服务和监管职能，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3）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而提高我国技术进步：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该加大对研发要素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以通过区位的选择和增加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投资力度而提高其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二是加大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通过在高新技术行业进行对外投资，吸收国外研发的技术溢出，就成为我国企业减少研发投入，缩短研发期限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Coe，Helpm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5）：859-887
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格兰杰因果性关系实证分析
目前在研究或印证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所处阶段，使用得较多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ohn H. Dunning）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or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IDP）理论。基于邓宁的IDP理论，本文择取了自1982年至2004年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各年中国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等数据，首先分析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其次考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性关系，最后用回归方法重建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模型。
一、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分析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分析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网站之中国对外直接接投资（outflow）的数据，对1982年～2004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作趋势分析如下：
其中，Loutflow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形式，Time是一个从1到23的趋势变量。从非常显著的t统计值和F统计值，以及和60％的R2来看，该回归方程是比较理想的。式(1)告诉我们在1982年～2004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年流量)平均每年以14.1％的速度增长。根据式(1)的拟合值与中国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较，显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明显向上趋势，说明今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
2.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分析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网站之中国利用国外直接投资（inflow）的数据，对1982年～2004年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做趋势分析如下：
其中，Linflow是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值，Time是一个从1到23的趋势变量。自变量time的t统计值和F统计值均非常显著，R2也很高。根据式(2)可以推断在1982年～2004年间，中国每年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2.4％。根据式(2)的拟合值与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的比较，显示了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明显向上的趋势，说明今后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3.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分析
同样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网站之相关数据，对1982年～2004年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etflow)做如下的趋势分析：
其中，netflow是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其值为：outflow-inflow)。式(9)的t统计值和F统计值均显著，R2也较理想。因此，根据式(3)，在1982年～2004年间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的绝对数平均每年增长1．8468单位。根据式(3)的拟合值与中国实际净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较，显示了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明显向下的趋势，表明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
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
为了考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人均值、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值和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人均值之间的关系，本文引入了格兰杰（Granger）检验法。笔者首先择取了自1982年至2004年间的中国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及其指数、人口总数、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各年中国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平均汇率、各年美国CPI指数；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中国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及其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次计算出人均对外直接投资额、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再次将各变量统一调整为1982年价格，以1元人民币为单位见附表；最后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从而完成对数据的预处理工作。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做格兰杰因果性检验时必须要求各变量为平稳序列，而上述数据都属时间序列数据，因而有必要考察变量的平稳性。此处使用Dickey-Fuller平稳性检验。
具体检验时，首先分别用LGDP、LODI、LIDI、LNDI代表以1982年不变价格表示的人均GDP、人均对外直接投资绝对值、人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值绝对值的自然对数值。
然后采用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时按一般的经验做法选择ADF 检验的形式，ADF检验滞后阶由AIC信息准则确定。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表明，LGDP、LODI的对数序列为I(0)序列；IDI、NDI的对数序列为I(1)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为 I(0)序列。各变量的一阶对数差分序列代表的是各个变量的增长率。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此处分别对LGDP、LODI及LIDI、LNDI的差分序列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性检验，选取滞后一阶至六阶。用Eview5.5软件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表明:①当滞后期为1和2时，在不同的显著水平上， LGDP与LODI互为格兰杰原因，其中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LODI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LGDP是LODI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增长能极大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反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则不如前者明显。②当滞后期为3、4、5时，在不同的显著水平上，LIDI与LGDP互为格兰杰原因。其中，当滞后期为2、3、4、5、6时， LGDP是LIDI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期为3、4时， LIDI才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在中长期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相互促进作用，其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持续时间更长。③仅当滞后期为6时，在接近10%的显著水平上，LGDP才是LNDI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一般而言，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很不明显；从长期角度，中国经济增长对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起促进作用。
三、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模型的建立
此处采用中国自1982至2004年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并依GDP指数和美国CPI指数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值换算成2004年美元不变价格。构建如下模型：
ANDI=C1+C2AGDP+C3AGDP2+u
其中，ANDI为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AGDP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C1为截距项；C2、C3分别为AGDP、AGDP2的系数，u为误差项。采用最小二乘法，利用EVIEW5.5软件对此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如下：
其中调整后的拟合优度R2为0.9584表明拟合优度和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很高。此外同时通过了F检验。但是常数项C、AGDP 的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均明显不显著，AGDP平方的系数也只是呈现弱显著，表明此模型不甚理想，可考虑调整。本着先一般后特殊的原则，采用三次方至五次方的模型进行检验。使用EVIEW5.5软件进行测试，最后使用三次方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R2值为0.9716，调整后的拟合系数R2为0.9671，均高于采用二次方模型。且此时各项系数均显著或弱显著。并用matlab软件得到对应的曲线，见图，在拟合中国数据的同时，较好地符合IDP理论的“U型曲线”假说。
根据此方程进行计算，可以得到三次型模型曲线的最小值约在AGDP为1315.99美元处（2004年不变价格），而2005年中国人均GDP为1703美元，对应此模型，可以判定中国现阶段应处于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但对照中国的ANDI数据还没有回升的迹象，结合格兰杰因果分析部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二者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可以断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滞后。
四、结论
经过上文的实证检验，可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1.基于邓宁的IDP理论，通过对中国自1982年至2004年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外商对华投资都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的同时，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向下的趋势，这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
2.通过引入格兰杰（Granger）检验法来考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人均值、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值和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人均值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增长能极大地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反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则不如前者明显。在中长期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相互促进作用，其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持续时间更长。
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第4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5.4；F832.6；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190-0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也发展迅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出口、就业、国民收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本文试图从母国角度，利用25省市面板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各个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希望对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以及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思路的开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Dunning（1980）利用折衷理论，研究证明了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的大小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Hennart&Park（1994）研究证明，为了回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日本跨国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对市场规模大的美国产品市场特别感兴趣。Dunning（1996）的研究指出，汇率水平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相对重要的因素。
以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研究得到的，国内对OFDI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并不是很多。官建成、王晓静（2007）研究得出吸引外资额和出口是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的结论，现阶段技术能力尚不构成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杨先民、赵果庆（2007）进行了分析，重点突出了技术创新能力对一国OFDI的影响。温磊（2013）研究表明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现微弱正相关关系，汇率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一、变量的选择与假设
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从中国国内的影响因素出发，利用已有的宏观数据，来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另外，必须考虑变量选择的问题、变量的可计量型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通过考察我国的宏观经济水平、出口水平、汇率、贷款基准利率、吸引外资水平、科技水平以及市场环境等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别用人均GDP、出口额、汇率、利率、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专利授权量及金融危机前后的国际市场环境来表示，并提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H1：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则人均GDP越高，对外直接投资量就越大。
假设H2：利用专利授权数量代表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垄断优势，如果一国企业的专利授权量增加，则表示该企业技术水平和所有权垄断优势提高，从而可以促进该国企业对外投资额的增加。
假设H3：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我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即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额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假设H4：银行贷款利率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成负相关关系。
假设H5：出口越多，越有可能造成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出于规避进口国贸易壁垒的目的，出口额越大，企业越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假设H6：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国际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投资环境变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度降低。
假设H7：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大量FDI，这些FDI形成的生产能力对国内企业产生了巨大压力。出于策略型投资的考虑，这些地区的OFDI会随着流入这些地区的实际FDI的增加而增加。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成正相关关系。
在计量模型中将考虑FDI滞后一期的影响。因为根据理论的假定，国内企业只有感受到实质威胁时才会实施OFDI，在这个过程中存在FDI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和国内企业做出OFDI决策并付诸实施的时滞。
二、数据及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我们利用2003―2012年我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变量用OFDI表示，数据来源于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专利授权变量用PA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用PGDP表示，出口变量用EX表示，汇率水平用ER，以上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的滞后1期变量用FDI1表示，该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银行贷款利率用LR来表示，该变量来自各年度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利率采用各年银行1年贷款利率，汇率为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
（二）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上文提出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7个假设，本文建立了回归模型。希望通过回归分析，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识别。进而剔除影响微弱的因素，以找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决定因素，为进一步研究其决定机理、寻求政策建议奠定研究基础。
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OFDIit=β0+β1PGDPit+β2EXit+β3ERit+β4IRit+β5FDI1it+β6PATit+β7d08+uit
其中，OFD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额；PGDP表示人均GDP；EX表示出口；ER表示汇率；IR表示银行贷款利率；FDI1表示吸收的外资额滞后一期；PAT表示专利授权量；d08表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虚拟变量，2008年之前设为0，2008年之后设为1；μ为随机误差，β0、β1、β2、β3、β4、β5、β6、β7为各变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弹性系数。
三、实证分析
在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可以控制无法直接观测到的变量（如获取自然资源的动机）对OFDI的影响，解决遗漏重要变量的问题，并得到较为可靠的估计结果。本文利用STATA10.0统计软件来分析上述模型，对每个模型都进行了OLS估计、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
经过对三种估计结果的比较发现，OLS估计和随机效应结果一致，优于固定效应。故采取OLS估计模型的结果来解释。
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的增长正向显著地影响了对外直接投资，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加约0.337个百分点。
模型显示，专利授权量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且系数在1% 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专利授权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加约0.774个百分点。专利授权量的增加体现了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即企业的垄断所有权优势不断增强，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而出口的系数0.0024太小，说明出口的增长虽然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作用并不是很明显。说明中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有比较弱的互补关系。
汇率、贷款利率和对外投资负相关关系的原假设通过检验并且系数相当大，这说明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高，即汇率的上升会导致我国对其直接投资额大量减少；贷款利率的上升，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对外投资，使得投资额度大幅度下降。
实证结果显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延续，使得国际投资环境变差，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下降，投资幅度降低。
最后回归结果显示，流入我国的FDI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尽管在模型中为正，但统计检验并不显著，吸引外资FDI的T值（0.16）偏低，这与（ 代中强，2008）的发现一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假外资”现象（ 内资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出，后又以外商直接投资形式进入国内）造成的。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母国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汇率水平、利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水平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性决定因素，而出口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FDI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没有影响。且汇率、利率、较差的国际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出口、人均GDP、FDI和技术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植，同时企业也应积极应对，制定科学的对外投资策略。针对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走出去战略，简化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
2.重点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3.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高技术外商投资，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4.进一步完善汇率制度改革和利率制度的改革，尽早建立以供求为基础的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和汇率机制。
参考文献：
[1] Dunnin g.J.“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Some Empi rical T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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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贸易 投资 投资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不足和融资困难成为制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障碍
中国的一些海外经营企业，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并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拿到更多的项目，但是由于资金不足，尤其一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难以得到足够的的商业贷款和政府支持，一些能够拿到的项目也不得不放弃。
在调研过程中，一些企业负责人提到，国家政策导向不够明显，缺乏相关政策的配套和支持。在财政、金融、税收和保险等方面，都是原则上鼓励，操作上的优惠不多。一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投资母体既没有对外担保权和对外融资权，也没有自己的财务公司，使境外企业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目前的一些外汇管理政策对企业“走出去”行成了一定的限制。
（二）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缺乏政府战略指导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复杂的经营活动，困难多，风险大，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创造受到诸多因索的影响。因此，必须要有超前意识和全局观念，长远规划，精心策划，制定正确的战略，才能克服盲目性和随意性，赢得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在走访过程中，很多企业负责入都感觉到，在国内发展面临很多的“管、卡、压”，国外的发展环境明显要优越一些，应该考虑如何加快到境外发展。但是我们国家目前在宏观层面上，缺乏统一的规划，没有一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整体战略，国家对对外直接投资尚无明确的产业倾斜政策和投资行业导向，大家都感到很茫然，没有秩序。
（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人才匮乏
跨国经营需要技术、管理、法律、财务和营销等方面高素质的人才。我国企业由于受传统体制因素影响，人才的待遇和培训比不上外企，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由于缺乏高素质的人才，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风险。
（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短缺
我国的国有企业由于长期低效率运行，基本不具备依靠自有资金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而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很不健全，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国有银行体系并未与国际接轨，银行对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缺乏科学和全面的评估，存在“惜贷”现象。
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环境不很熟悉，缺乏必要的境外投资的经验积累。因此，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帮助企业在境强投资中增强抗风险的能力，我国政府有必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战略规划和提供必要的促进、支持和服务。
从我国国情分析，对外投资并不需要遍地开花，齐头并进，而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性地到外国发展，对我国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获得紧缺资源，二是获得关键技术，三是进入有各种贸易壁垒的外国市场。通过与外国的中介服务机构一起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充分的论证与风险评估，减少境外投资的盲目性，提高成功率。国有企业要发挥关键作用，可通过合资、并购等形式开发外国的富饶资源，从而从源头上控制行业的发展态势；而众多的民营企业可以灵活多变的形式进入外国市场，通过第三国设厂绕开配额制，且可减少我国棉花紧张的局势；对于高科技行业要通过合资、合作、共设研发机构等形式，获取前沿的技术与动态。
我们必须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人才的培养，把大力培养适合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抓。为此，首先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国际人才选拔、培训、聘用机制，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选拔人才进行培训、聘用。其次，要完善企业自身的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给高素质人才一个广阔的施展才能的空间；再次，要加强对现有经营人员岗位培训，不断增强其从事海外投资的能力。企业可以通过海外投资经营活动，培养一大批熟悉国际惯例和国际化经营管理的高级管理人才，为我国企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和进一步扩大跨国经营莫定人才基础。
（三）需要对外经贸制度与宏观政策的有力配合
国际经济的协调运作虽则离不开同贸易对手进行磋商和谈判，但是，它决不只是一个磋商或谈判的问题，而同样需要我国对外经贸制度和宏观政策的配合和呼应，即依靠后者的调整和改革来进一步理顺国际经贸关系。缺乏国内相关制度与政策的有力支撑，处在贸易谈判第一线的国际协调活动往往会无功而返。
（四）积极进取的进攻型战略
一国如果试图驾轻就熟地运用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以推进自身的贸易增长，它就不能对国际贸易纠纷与冲突采取消极被动的应付态度，而应当确立和实施积极进取的进攻型战略。这种所谓的进攻型战略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其一，它把这种国际协调主要看作为推动本国对外经贸活动的强大动力，而并不是什么被动的应付或沉重的负担。其二，它要深层次、广范围地思考和应对本国可能面临的国际经济协调问题。即决不能仅仅着眼于目前的贸易摩擦来研究它们，同时必须具有前瞻的眼光和深刻的思考，还要密切关注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其可能遭遇的新问题。其三，它要积极推动本国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尽快建立和完善。而这类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实施，要着眼于削弱和铲除相关经贸摩擦的产生根源，即要釜底抽薪，而不是扬汤止沸。
（五）充分利用WTO这个国际经济舞台
要积极有效地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离不开WTO这个大舞台给予我国的广阔空间。这是因为，我国已经正式成为它的成员，有能力把这个权威性的国际贸易组织当作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基本阵地，努力发挥我国居中的独特作用。再说，WTO的有关规则和机制甚至这个谈判场所本身都是国际经济协调的产物。严格根据WTO的重要原则与规则来处理各种贸易摩擦，既合理合法，又行之有效，它们自然应该是我国开展这类工作的有用工具。更何况，WTO有关国际经济协调的精神及其规则还直接为我国提供了构筑这类机制的思路和内容。显然，我国从中可以受到不少的启示，有利于妥善处置与其它国家的经贸关系。
总之，建立和完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是一个不断实践和试错的过程。国际经济协调本身就是个不断延续的过程。某个问题的国际协调固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断涌现新的贸易纠纷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协调精神与机制。必须强调的是，我国开展国际经济协调活动是一个不断实践的漫长过程，其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差错或失误。只要有关的指导方针和思路正确明晰，只要有关的决策能够实施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序，那么，我们就应该大力支持和呵护才刚刚培育起来的国际协调精神及其机制，而不宜轻率地加以指责和反对。
参考文献：
[1]王威.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评价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