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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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第1篇
从春秋战国时期起，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现雏形，其以“仁”、“礼”为核心思想，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人行事以君子的标准为榜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其中的“道”，大有深意，“以讲求人际关系技巧以和谐为目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儒家思想中浸了千百年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人情交际还是商业往来，行事作风依然保留着儒家思想的风骨。 如今，市场经济下中国经济社会，竞争激烈，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儒家思想中的经济思想又能为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影响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一、 儒家思想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促进竞争模式的良序化
我国现在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流动性大，特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竞争的强度可想而知。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还是我国，不正当竞争层出不穷，垄断的趋势也逐渐明显，这无疑对良好的市场秩序造成了冲击。事实上，从古至今，不正当竞争随处可见，完全杜绝是一件可能性近乎为零的事情，而我们应当做的是坚决反对，及时遏制，更重要的是对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加以有力引导。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经典中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商家面对商业利益时要如何抉择。不得不说，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不可否认一些外来价值观的涌入也对人们的道德观产生了冲击，面对金钱，商人向来是精明的，面对竞争，商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招式，其中不免有些就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对良好的市场秩序造成了破坏。儒家经典中所强调的“道”，就是在引导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有序参与，公平竞争，在良性的竞争模式下寻求发展，才是一个企业的生存之道，社会经济秩序才能得以维持，市场经济才能长久不衰地发展壮大。
(二)缓和竞争矛盾，促进商业市场和谐化，完善市场经济秩序
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中讲求人际关系技巧以及以和谐为目标的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竞争激烈下剑拔弩张的人际关系，促进了商业合作的信任度，商业交易达成的同时人脉资源也得以扩充，不可不谓之双赢。竞争矛盾的缓和，也为不正当竞争的存在减小了生存空间，整个商业市场向着和谐的目标前进，秩序运转良好，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才能真正从市场经济中分一杯羹。相反，人与人之不信任，贸易往来中多欺诈多混淆多胁迫，交易是否能达成尚且不说，整个交易秩序都被打破，长此以往，秩序形同虚设，反倒凭借武力一类能独占市场鳌头，整个国家经济岂不是要乱套?儒家经济思想中注重交易中“信用”和“义利”，对整个商业市场的有序化和谐化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规范了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贸易行为，自身的信用，相互间的信任，都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
(一)减弱竞争意识，市场活力不足
中国人奉行人际关系优先主义策略，愿意把机会留给亲人或朋友。不得不说，这实在太常见，人人碍于情面，高风亮节，把机会拱手让人。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整个市场竞争力下降，活力不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人情，放弃竞争，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并非一言两语就能化解。市场参与者的竞争意识不足，也算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弱点。
(二)传统家庭模式掣肘，产业化创新化进程缓慢
儒家经典中强调家庭式社会的基本单位，我国农业中实行恰恰例证了这一点。举农业一产业来说，家庭模式的生产制度，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高，团结度强，生产热情高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应当是现代化，机械化，不仅仅是春种秋收，更要寻求与商业化国际化接轨的路径，而传统的家庭模式过于简单，没有专业的商业管理技巧，也缺少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满足于小富即安，不适应现代化进程。放眼商业市场，特别是我国南方的一些轻工业加工业的企业，管理模式也多为家族式，企业起步时，活力充沛，资金充足，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管理与发展模式，严重滞后了创新进程，竞争意识不足，竞争力也亟待提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陷入瓶颈，企业规模如何扩大也仅仅是一个空壳而已。
(三)家庭变成家族联合，垄断态势明显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并不适合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模式，特别是一旦家族联手，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垄断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些小微企业更没有生存的空间，整个市场秩序，生产秩序被垄断、被打破，何谈良好发展呢?
儒家思想从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其影响之深已经刻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分每一寸，对我们的行为处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儒家经济思想作为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有不可磨灭的作用，积极也好，消极也罢，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没有全盘接受的道理，要根据现时现地的实际情况，“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才是我们对待传统的儒家经济思想所应该有的态度。对于那些在长期经济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指导市场经济有序、稳定、和谐的发展;而对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只有这样，儒家思想才会真正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逐步得以完善、发展。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第2篇
摘 要：中国诗歌语言从《诗经》时代开始，到魏晋发展至鼎盛的唐代，直至明清、近代，每个时代的诗歌语言特点各有千秋。其语言以质朴自然为主，但因时代不同，或，乐而不；或，哀而不伤。唐代诗明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巅峰，其语言最为完美，“华声”是其特点的高度概括。封建时代的诗歌，清时代遭遇文字狱之灾，诗歌语言不能自由发展，现代诗歌语言由于西学东渐，语言形式发生变化。中国诗歌语言形式变化，但其内在思想即使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依旧是中国诗歌的主导思想。
关键词：中国诗歌；语言；诗学思想
一、中国诗歌语言
（一）中国诗歌划分
中国诗歌分为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通常当人们提及中国诗歌是，大都想到是古代诗歌。中国的古代诗歌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两种诗歌的概念是在唐代形成的。
古体诗包含了古诗、楚辞、乐府诗，而“歌”“歌行”“引”“曲”“呤”等也属于古体诗。古体诗的语言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与古体诗相对的是近体诗，分为“绝句”和“律诗”两种。律诗的语言讲究格律且要求极严，篇有定句，句有定字，韵有定位，字有定声，联有定对。古体诗语言的自由，成就了其豪放大气；近体诗语言的讲究，将语言雕琢得玲珑有致。
（二）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美
中国人说话要求语音美，说话的内容也要美，这正是中国古代诗歌语言发展至今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成就了整个汉语。于坚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1998》的《代序》）一文里认为：汉语是诗性语言，具有天然的诗性特征和历史意识，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本世纪最后20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的。[2]可见，即便是现代汉语，古代诗歌的语言之精华部分早已烙印在其中，就像紫檀木中的金星，隐隐发光。
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美，这种美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历代诗人所遵循的韵。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美在押韵或不押韵中变幻莫测，美不胜收。为求押韵，作诗时的讲究也多，律诗是二四六八句押韵，绝句是二四句押韵，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首句均可以押韵或不押韵，例如：《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首句并不入韵，二四句押韵。近体诗在韵的追求上比古体诗更为严格，近体诗规定，只能押平声韵，这几乎是一条死规矩，事实上以近体诗的体例假如押仄声字会感到非常拗口，所以古人都能自觉遵守这一规则。同时还要求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而古诗允许中途换韵，少了一分可以，多了一分潇洒！
（三）、中国诗歌画面美
中国古诗虽然在语言上要求语音押韵，朗朗上口。但古诗的美不仅仅是听觉上的，还是视觉上的，正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视觉之美，让人目不暇接。诗歌在语言方面要达到精美，这种“精”便可以与古代律诗在音韵上的追求契合。诗人为了能找到一个字能既达意有符合韵脚，可谓是倾尽其心思。“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江南春天的无限生机跃然纸上，让读者最忆是江南！
王摩诘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连现实主义代表杜子美的诗句也能在忧国忧民的同时照顾到审美的要求。《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句诗中可以体会到杜诗的用词特点整体的画面感。两句诗出现了碧绿、洁白、黛青、火红四种颜色，“江碧”映“鸟”之白，“山青”衬“花”之红，对比鲜明，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景象就在眼前。逾白与欲燃又是一个趋临动态的词，给人以跃动的想象感，诗句顿时有了生命，值得品味。透过语言文字，诗歌的画面是丰富多彩的。
语言文字要抒发诗人胸臆，除了直接描写画面，还会运用到各种手法。用现代汉语划分词类的角度看，古代诗歌中的名词活用现象还是不少。例如李商隐《无题》中的“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镜”是名词活用作动词，其活用后的词性与“吟”是对仗的关系；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诗句“开轩而场圃”，杜牧的《江南春绝句》“水村山郭酒旗风”，等等。这些词的活用，一字生辉，又如马良手中之笔。
二、中国诗歌中的思想
（一）社会现实的体现
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诗歌这门艺术的语言是其思想的载体，字里行间表述的就是诗人所思。而诗人所思正是来源于生活，从《诗》开始，中国诗歌中所体现的思想基本都是百姓生活中总结出来，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将美好的爱情写于纸上。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唐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白和杜甫的诗句。李太白，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正体现其文思的豪放，不拘小节，让人佩服其登蜀道天险的勇气，同时也感叹时不与他。也许正是这样，才成就其与众不同；杜甫，生活在战火之中，家破国亡都在其诗歌中体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艺术手法也影响了我国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
若诗歌艺术只一味地咬文嚼字，或是远离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这些诗歌虽然对诗歌的发展还是有过作用的，但是终将被淘汰。唐初，盛行的上官体诗歌，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韵辞藻之美。事实证明这些诗歌的生命力并不强。
（二）儒家思想的体现
儒家思想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代名词，现在已经不能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它的内容太多，太广。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对中国诗歌在思想、语言、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诗经》、《论语》、《孟子》等等儒家经典，将儒学精神的内涵以及孔夫子所奠定的分析文学论著的方式、诗歌语言的方式都植入到中国诗歌中，中国诗歌深深烙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汉末魏初，“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大背景下，文人诗歌创作是“五言腾踊”时代。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等“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缔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学具有“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描写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例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诗歌。“三曹”中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七子”中最有成就的是王粲，其《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这些诗歌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第3篇
1、四书五经，是“四书”与“五经”的合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诸多文学作品当中，四书五经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四书五经详实的记载了我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2、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作品。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作品。《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3、“四书五经”详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4、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来源：文章屋网 ）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哲学；悲剧意识；影响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179-01
悲剧意识是对人在生命过程中遭遇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等现实的悲剧性的感知以及面对这种现实的悲剧性的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抗争精神。悲剧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烙印。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充满苦难也充满奋斗与抗争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构建起了完整的悲剧意识。然而，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政体结构、宗教意识、伦理规范和哲学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悲剧意识呈现出不同于古希腊悲剧意识的特殊性、复杂性。仅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儒、道两家，对悲剧都有着自己的阐释，对中国悲剧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对悲剧意识的影响
儒家所持的是一种现实的人生态度，主张人在活着时，应当积极有为，不虚度此生，只应关心生，不必想到死，当死亡来临时，泰然地迎接它，对生命采取乐生安死的态度，应当快乐地活着。《论语》首章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衰老是自然规律，是令人悲哀的，孔子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人生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理想抱负不得实现，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真是人生在世，无往而不乐。
儒家哲学对人世悲情苦况的态度是“哀而不伤”，即“虽然悲哀但不至过分伤痛”，这是孔子“中庸之道”在悲剧意识上的反映。如何达到“哀而不伤”， “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呢？儒家强调修身，强调节制自己，以维护家庭与国家的和谐与稳定，而修身的标准即是“礼”，用“礼”来规范那种充满不平与抗争的原始形态的悲剧意识，以达到“中和”。
因此，儒家理想本是想避免悲剧意识的产生的，但“儒家在创造理想的同时就预创了悲剧意识”。以“礼”规范的结果不是消解了悲剧意识，而是使中国古代原始的悲剧意识发生了扭变。儒家把个人道德修养看作人的生活的最高层次，德比艺更重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给中国的志士仁人设计的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正、诚、修”就是要征服和压抑各种不符合文化之礼的意识，达到道德自律。但是儒家提倡的道德自律，只注重全社会的安定和谐，即重视普遍伦理秩序的稳固，它要实现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秩序和政治伦理秩序，却忽视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每个人不再是活泼自由的生命个体，而成为社会中固定的道德角色，被框死在森严的等级制度里。然而，生命主体的冲动，对自由意志的追求是人的天然本性，如果被压抑的意识本身具有内在合理性的话，它会不断地以各种变形的方式冲冒出来，这就必然要违“礼”，产生与“礼”的冲突，产生悲剧。“礼”的力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无处不在，使人无法逃脱。在情感上，在心灵深处想要冲破“礼”，走向自由；但在理智上，在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又觉得应遵循“礼”，从而变得犹豫、彷徨，失去了反抗的力度。因此，“中国文化决不会产生托尔斯泰的安娜，梅里美的卡门这类悲剧，就更不用说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普斯王和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化中，悲剧意识呈现出了一种柔性，总是一唱三叹，一波三折，扭变为“在一个超成熟的庞大的宗法中央集权的社会里，人们为了维持这个巨大的家国体系的正常运作，即儒家理想的实现，总要自觉或被迫的为维护‘礼’而做出牺牲，如在政治悲剧中表现为忠臣义士为清君侧而前仆后继，在爱情悲剧中才子佳人们的个人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发生矛盾，酿成悲剧。一个超级权力体系在‘礼’的规范中以‘内耗’来维持自己的长治久安”。
二、道家思想对悲剧意识的影响
有人认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只关心现世生活，缺乏对命运的终极探究和思索，其实他们忽视了同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老庄道家哲学中流露的对人生、对现世的的悲观与绝望，存在的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老子》十二章）。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大宗师》）。“人之生也，与忧惧生”（《至乐》）。道家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生命本身，生命本身就是痛苦，有生就有忧，这种痛苦来自对欲望的追求，“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至乐》）。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永无休止的欲望尔虞我诈，生活充满了痛苦忧虑，毫无欢乐而言。《庄子》中还给我们展示了许许多多人类的不幸、罪恶、痛苦和悲哀，认为这世界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箧》）的是非颠倒的世界。“今之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处死的人积成堆，戴镣铐枷锁的人成行成串，被刑戮的人满目皆是，多么悲惨的世界啊。《则阳》篇中假借柏矩之口，哀悼被刑示众的僵尸，控诉虚假道德的伪善，哭诉统治者的残酷，哭诉了这罪恶的世界。在《至乐》篇中，庄子假借与髑髅的交谈，表达了对痛苦的现世的绝望，认为“死者不愿复生”。人生充满了痛苦，而这种痛苦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因此庄子“看似乐观放达，逍遥自乐，其实骨子里是整个的悲，悲得再不愿回到‘文明’的现实生活，甚至悲哀得不愿再回到‘人世间’。旷达只是悲的表象，逍遥的背后是对整个现实社会乃至对人生信念的幻灭。”清人胡文英就曾指出：“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道家悲剧意识虽不像儒家思想那样经统治者的提倡居于正统地位，但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士人的思想意识中，从阮籍、嵇康到陶渊明，从李白、司空图到坡，从李贽、汤显祖到曹雪芹，在这些杰出的文学家身上我们不断地看到庄子的悲剧意识在闪光。
面对这悲惨的世界，痛苦的人生，《庄子》主张“忘”，《庄子・天地篇》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所谓“入于天”，就是与大自然合二为一，超越死生，也就超越了痛苦。面对世间万象能够不喜不怒，无忧无乐，安时处顺，恬淡自然，这就是“至德”之人。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超然物外的逸情。《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多是与儒家入世相互补的出世与超脱。虽然认识到了现实世界的悲剧性，但却追求虚无，消极避世，追求一种空灵与超然，因此“西方由悲而崇高，故悲得惨烈，中国由悲而旷达（主要指庄子的悲剧意识），故悲得深沉而飘逸”。
参考文献：
[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5.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韩愈 儒家思想 道统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始终处在支配的地位，它深深地契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儒学发展史上，汉儒和宋明理学家们根据时代的社会需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是唐代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教育家。在学术思想中，他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首次提出了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和人文价值为核心的道统论，为之后的中国哲学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形式的可能性选择。历史表明，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作用，不只是历史性的，而且还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理论意义。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原道》、《原性》等作品中，本文也以《原道》、《原性》等著作为基础，概括总结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以及其历史作用和意义。
一、“抵制异教，攘斥佛老”的道统论思想
韩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套“抵制异教”，重振儒学的道统论体系。纵观中国从春秋开始之思想历史，春秋时期，孔子继承文王和周公之仁政和礼制，创立儒家学派。战国之间，各国争霸，并且进行改革，都欲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应时代的思想体系来，于是出现了儒、墨、道、法等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朝时吸取秦朝之经验教训，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确立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两汉之后，中国历史又一次出现分裂的状况，由于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随之带来了所谓的异教——佛教，而此之间道教也开始兴起，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隋唐时期，中国政治得到大一统，但是思想方面并没有统一。唐朝之初，佛教盛行，加之唐代帝王和老子同姓之缘故，更加推崇道家老子之学说，所以形成了儒、佛、道三家并立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在当时的社会之下，佛老之学能够盛行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们对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毫无疑问是很有利的。
韩愈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唐时期，当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藩镇割据、权臣倾轧的状况是甚之又甚。特别是中唐后期的安史之乱带来的影响也是特别的沉重，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政治日趋腐败严重。这是当时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当时佛教、道教势力日益蔓延，尤其是信佛佞僧风气尤为严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愈认为必须要重振儒学，强化儒家的正统地位，排斥反对魏晋以来流传广泛的佛道思潮。并且韩愈敏锐的感觉到佛教的思想里有着不事君父和不承担赋税这样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离心倾向的消极面将会越来越严重。而韩愈生长在儒学世家，父辈们即以尊崇儒学并且身体力行儒行而著称于世的，他深受其影响，所以韩愈感觉到务必要进行儒家的重振，于是他走向复兴儒学，攘斥佛道的道路。韩愈五十二岁那年，虔诚信佛的唐宪宗大张旗鼓的将凤翔之佛骨迎来长安，并且留置禁中（天子居处）三日，然后送入寺庙，于是上有好者，必有甚焉，当时的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而求供养。韩愈当朝为官看到此景，大为痛心，于是不顾自己安危，大胆向唐宪宗上《谏迎佛骨表》，痛陈这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丑事，并对皇帝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诀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患。”[1]他公开批判佛教曰：“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2]由此可见韩愈的《论佛骨表》着重从纲常伦理方面批判佛老之学。不仅是这样，而且也从佛老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面造成的消极负面的影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原道》中指出：“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3]这样出家人剧增，他们不担赋税且不牢而食，增加了社会的危机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负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二、以“仁义”为核心的道统论思想
在韩愈看来，儒家的基本原则是仁义，而仁义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样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等等，也就是人道。儒家的道德原则在人道中被赋予了充实的内容。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4]
这里韩愈给仁、义、道、德下了定义，仁义二者有其特定的内容，是儒家所特有的；道德二者的意义比较宽泛，哪一个学派都可以用，对“仁”韩愈用“博爱”释之（与孔子“仁者爱人”相通），意即对人充满关怀和热爱，始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进而推及于任何人“泛爱众”；这种“博爱”的心情必须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如得体适宜，即是“义”（与孔子“克己复礼”相通）。所以仁、义二者，一表现为内心修养，一表现为行动。按照仁义的标准去做即是“道”，不必要外界的帮助和安慰，切实具备仁义，达到自得自乐的地步，即是“德”。韩愈在这里是用“仁义”来限制“道德”，用“仁义”来充实“道德”。 “道德”是以仁义为具体内核，“其道易知，其教易行” ，能够达于四海，通于万世的“天下之公言”。而真正能体现“仁义”原则的是“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的“圣人”。韩愈弘扬仁义，给仁义道德寓于“定名”作为儒家总纲，其理论完整表现在韩愈以《大学》为纲领的儒学思想体系中，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用“将以有为也”的仁义道德，贯通内外两个方面，融二者于一体。
韩愈对历史上儒学受到多次挫折表现了极度的感慨。为了倡导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给仁义道德寓于“定名”。他创造了对后世儒学发展颇有影响的“道统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5]以此“道统”为理论依据，力图恢复儒学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同时以“道统”为人道价值标准，定名仁义道德，倡导先王之道，以存于内的“仁”到见于行的“义“来核实人道之本。
三、儒学的理论依据——“性三品说”
在韩愈与佛老斗争、重振儒学的过程中，提出来他的“性三品说”，并且把它作为恢复儒家传统思想的理论根据。
韩愈在他的《原性》中认为每个人有性有情。“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性者五，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也。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 [6]他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儒家的五种伦理道德。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级。他认为五种伦理道德在不同人身上的搭配以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这样，人性便有了高下之分；同时，他把情也分成三个品级，而高下取决于每个人对自己的情感表现不同。韩愈之所以认为如此，主要他认为情由性生决定，人的情感意志与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人性中有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但又因为情感的表现和人的禀赋能力的不同，而分为上中下。那么在现实社会伦理关系中通过情的“动而处其中”，来体现人的道德本性，人们的社会行为只有以儒家的社会规范作为标准，才能近善而远恶。
四、韩愈思想的历史地位及意义
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痛陈佛老学说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从而为重振儒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韩愈的道统思想，在中国道统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宋学道统论之先河，是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但他为了重振儒学，完全否认了佛老学说在当时存在合理性的一面，使韩愈最终走向一个极端。后来的程朱采纳了佛老学说中合理的成分，以至于儒家道统思想在宋明时期达到一个巅峰时刻。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应当承认韩愈在弘扬儒家文化，重振儒学的正统地位方面做出了积极巨大的贡献，他在道统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我们应该给予肯定。
参考文献：
[1] [5]韩愈.韩昌黎文集注释[M].阎琦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400-401，165，15，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