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正确说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第1篇
一、看设问
一看设问是从政治学科的三大板块知识(经济、哲学、政治常识)的哪个知识板块设问的，这是大前提、大方向。二看设问中有没有明确的主体。若从经济常识的角度设问，看其主体是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还是企业、市场、财政、银行等等；若是从哲学常识的角度设问，先看是哲学的哪一块知识，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还是历史唯物主义，是物质和意识的联系、发展、矛盾，还是实践和认识，是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若从政治常识的角度设问，看其主体是国家、国家职能、国家机构、政党，还是民族、宗教、国际关系等等。三看对主体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限制。是对主体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哪个角度设问。或从其他方面限制，要看清其关键的、重要的限制语有哪些。只有分析清楚了设问，才能为我们正确作答奠定基础。
将看设问放在第一位，其原因还在于在阅读题干或材料时有的放矢、节约时间、提高作答的速度。
二、看题干和材料
结合设问，认真解读材料，提取有效信息。从不同知识板块设问，解读材料或题干时找的关键词句就不同，最终选定的正确答案就不同。若从经济常识角度设问，先在材料中找出与经济常识相关的关键词句，结合设问中的主体及对主体的限制语，理解试题的考查意图或指向，联系课本知识，正确作答。值得注意的是，所给材料不论长短，都应认真阅读、分析。对其解读时，不能有畏难情绪，更不能对所给材料置之不理。
三、看选项
要提高作答的准确性，还必须关注所给的选项，并对选项进行细致的分析。一看所给选项有没有说法明显错误的。主要是指有没有和课本中所学的基本概念、原理相违背或与当前的实际、我国的国情、国家的政策等明显不符的，若有，先将其排除。二看所给选项有没有表述不准确、不全面的。考生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要看其对选项是否认真阅读并分析，对所学知识掌握是否准确。三看选项与设问有无关系。若所给选项虽说法正确，但与设问无关，则不选。直接能从“材料”反映出明确的设问，对与材料无关的选项则不选。但是设问中没有明确的指向，则选项中说法正确的都应入选。要将所给选项与题干、设问很好地结合起来去分析。
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第2篇
摘要：教育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大学的历史不到1000年；教育学的历史不到400年，高等教育学的历史更短。教育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大都设在师范院校，教育学应该设在综合大学里，而且教育学对综合大学发展作用十分重要。教育学不能孤立地发展，孤立地发展不可能有高水平的教育学；教育学有两个重要基础，心理学和哲学，此外，教育学还与美学、生理学等多个学科密切相关，并以这些学科为依靠。另一方面，最高水平的大学都是最自由的大学，要办出最自由的大学，校长必须对大学有正确的理解与把握，艾略特和对大学都有正确的理解与把握；这种理解与把握，是关于大学的学问，是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大学健康发展需要教育学。
关键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60-03
收稿日期：2013-11-30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 ），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长沙，410081。
首先说一下大学、教育和哲学的历史。谁的历史最长？哲学还是教育还是大学？
教育最早，跟人类历史一样早。人类文明史5000年，人类史382万年。人类史是考古学证明的。有了文字以后肯定就是有了教育，事实上，在文字出现以前就有了教育，所以，教育的历史最悠久。其次是大学还是哲学？当然是哲学。哲学有好久了呢？
古希腊是一个神话世界，达到了智慧的高峰，到现在还很难超过。它的神话之一就是它的哲学，非常了不得！到现在为止，不仅是智慧的最高峰，而且还是继续产生智慧的源泉。在西方大学，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的著作，今天仍然是必读书；教育家用它们培育“人作为人和人作为公民的卓越性”［1］。哲学的历史是以古希腊为标志的。
大学有好久历史了？大学以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诞生为标志。［2］最早是博洛尼亚大学，其次是巴黎大学，建立在大约900年前。书院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书院不具有大学具备的特征，所以不被认为是大学。中国大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很晚很晚。中国大学以北洋学堂、南洋学堂的产生为标志。这是1898年的事情了，到现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也就120年左右。
19世纪上半叶以前，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极其发达的国家，但是，大学不首先产生在中国，反而产生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欧洲。当时的欧洲远远不及中国，但是，大学恰好不产生在中国。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大学却不产生在你这里？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情。
再讲讲历史。关于大学的学问叫高等教育学，关于教育的学问叫教育学。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哲学，这三个学问的历史，哪个最长？最早的学问是哪个？哲学，哲学有2500年吧。［3］教育学，世界上公认的，是1632年，即17世纪以后才有教育学。［4］不是先有教育学再有哲学的，是先有哲学后有教育学，教育学产生得非常之晚。高等教育学还要晚，到19世纪中叶才有。
教育、大学与哲学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教育的历史最悠久，其次是哲学，再次是大学。关于它们的学问产生的历史也是不一样的。
教育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大都在师范院校。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有综合大学设置教育学院的，比方说北大。高等教育学呢，最强的不在师范院校，最强的反而在综合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国主要在综合大学里面进行。
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学校叫做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它是水平非常高的法国的一流大学。法国的一流大学在世界上也就是一流，当然也到了综合大学的地步。
欧洲的古典大学里面，没有教育学。古典大学，在12世纪，在中世纪早期，就是四大学院，文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教育学实际上产生在17世纪，四院里面当然就不包括教育学。
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厉害，它的最强大的大学几乎全是综合大学。教育学也很强大，这有一个历史的演变。美国综合大学的前身，包括现在世界一流的美国大学，他们的前身很多就是师范院校，很多大学是从师范院校演变过来的。
教育学为什么摆在综合大学里面？
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院就是很了不得的，很了不得是因为有杜威（John Dewey）。这是英雄造时势吧。因为有了杜威，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院特别有名。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绝对属于世界一流了；多年来，它一直跻身于世界前列。
美国最古老的大学算是哪一所？1636年建立的哈佛大学，是最古老的。芝加哥大学却晚在1891年才诞生。1891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北京大学是什么时候诞生的？1898年，就是说，芝加哥大学只比北京大学早了7年。可是，芝加哥大学，经过30多年的建设以后就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了，现在牢固地站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我们北京大学曾经是亚洲绝对一流的，也是水平非常高的大学。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离世界一流很远了，亚洲一流都有问题了。
民国时期，北大有一批优秀校长。最著名的是，然后有傅斯年，有。很了不得的大师级人物做校长，那时北大是鼎盛时期。从此以后，北大人自己都讲，我们再没有出过那么好的校长了。张楚廷：教育学与大学
不是钱多就会世界一流的。
曾经有日本、美国和俄国的业内人物在一起议论说，美国人你们大学的水平怎么会很高，就因为美国人有钱。美国人立即回答说，那你们错了。我们不是钱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大学是最自由的大学。最高水平的大学就是最自由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是不是最高水平的呀？最自由的大学有可能是最高水平的大学。
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非常落后，它就学德国，正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特别努力学习了德国。德国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国家，但是很巧，它的大学却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它的大学跟政府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政府给钱给大学，然后不管大学，就是我给钱你，但是我不管你。大学则可以说，你给钱我，但你不能管我。今天美国的学校特别有钱，又特别自由，因此它有特别高的水平。美国大学成功的秘诀，就在这个地方。
先生留学德国，在任北大校长时，他也是学习德国的。
我做大学校长的时候，目标之一是让湖南师范大学成为最自由的大学。这就要知道最自由是最重要的；同时，要有办法让你的大学享受到自由，这个更不容易。
下面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教育学最好是设在综合大学里面？二，为什么教育学对大学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有联系却并不相同的两个问题。
首先，为什么教育学院最好办在综合大学里面？教育学院要办在综合大学里，把湖南师范大学办成综合大学，这样我们的教育学院不就也办在综合大学里面了吗？为什么说教育学要放在综合大学里面呢？因为教育学跟其他的学科密切相关，所以必须把学校办成综合大学。文、史、哲、数、理、化、医、农、管全搞，连医学院都办起来了。我把湖南医专接过来就变成师大的医学院了，在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基础上发展成工学院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基于我对教育学本身的理解，第二是我对大学的理解。当然，做老师在综合大学里面做，才能体现出一个老师的真正水平。
对教育学怎么理解呢？就是因为教育学不能孤立地发展，孤立地发展不可能有高水平的教育学。这样，就会想把自己的学校办成高水平的大学，就会想将教育学跟其他学科关联起来发展。
然后也取决于我对大学的理解。大学是什么呢？最好有100种不同的想法，它有很丰富的内涵。若要研究高等教育学，要对大学是什么至少做出60、70种回答来，才能把大学基本上搞明白。
我认为，必须把学校所有其他学科的水平都弄上去，否则教育学也不可能水平高。
对大学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个特别妙的说法就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5］就是两个意思，囊括大典和网罗众家。什么叫囊括大典？就是学问包罗万象。网罗众家，就是把很多成了“家”的人聘到北大任教。对大学有极好的理解。
讲教育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首先要说到心理学和哲学。教育学实际上最重要的基础是两个，一个是心理学，一个是哲学。古希腊时候，心理学和哲学是没分开的。那时，心理学叫灵魂学，是哲学的一部分，都是哲学。教育学一定是以心理学为前提，以它为基础的，所以一定要有高水平的心理学。我为把师大的心理学的水平搞上去做过很大的努力。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杜威有两句话讲得非常好，第一句是哲学是在教育的压迫下产生出来的，第二句话是教育是哲学的最重要的实验室。［6］你的哲学好不好，就拿到教育这里试一试，是真的哲学吗？
教育学与美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美学教育与教育美学这两个词有区别吗？美学教育是把美学作为一个课程来教给学生，这是美学教育。教育美学呢，是把教育活动本身的美构成一个学问。是在中国第一位开设美学并在北大亲自授美学的人。［7］美学以及美育在后来中国的命运，这是大学所熟知的了。
教育学跟生理学关系密不密切呀？非常密切。有些人专门研究人的思维的过程，看人的神经、脑细胞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从这个反应过程中去研究思维的变化过程。这种研究就属于生理学范畴了。既然教育学与生理学关系密切，所以大学的生命科学也要很强。
教育学真正要发展起来，还与很多很多学科都有关系。教育学是不可能孤立发展的。它有那么多的依靠，有那么多的相关学科。
对于师大的哲学的发展，我做了三件事情。哪三件呢？师大曾经是没有哲学系的，我建立了哲学系。原来哲学就是一个课程而已。原来没有哲学专业的，我建立了哲学专业。第二件是，我从一些著名的大学里面聘来一批哲学博士，从北大，从复旦，从武大，从中山大学弄来一批哲学博士。第三件是，我把哲学定为全校学生的必修课。
哲学曾经是德国繁荣的一个根子。为什么德国全面繁荣呀？它的哲学不是做样子，不是装饰品，不是附带的，不是辅助物，哲学是个根本的东西。整个德国的全面繁荣是哲学带起来的。有一个德国诗人叫海涅（Heinrich Heine），他说得非常好，他就赞赏康德（Immanuel Kant）。他说，自从出了康德以后，一批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意志领土上，他们带来了德国全面的繁荣。这个话也可以对杜威讲，杜威确实对美国的近代繁荣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他的贡献是什么？也是哲学。全世界称得上“哲学家”的哲学家60%的在美国，全世界60%的哲学刊物在美国，这两个数字足以说明美国是一个非常深思熟虑的国家，非常有远见卓识的国家，它不是肤浅的。
有一个争论曾经特别严重，就是争论“师范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我做教师的时候就不参与这种争论。关于“师范性”与“学术性”的矛盾问题，我认为是一个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问题。我甚至认为这是庸人之争，就是没有本事的人庸人自扰。湖南大学是工科型高校，没有争论学术性与工科性的矛盾；湖南医科大学没有争论学术性与医科性的矛盾。就湖南师范大学争论学术性与师范性的矛盾。这不是自扰吗？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历来就不接受什么特色办学这个说法，“特色”是什么意思？“特色”是个无奈的说法呢，搞不赢别人，就搞个“特色”。“特色”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脸上没长疤吧，我脸上长了个疤，这是特色。“特色”就是回避，回避你的“落后”。
后来可得出进一步结论，比如说，要把湖南师范大学办好，别人的数学强，我们也要数学强，我们就比水平。哪有什么特色啊，哪有什么甲数学、乙数学呀？数学就是一个东西，就看谁的水平高。于是，我们就全面提高学校的学科水平，你搞我也搞，就看哪家水平高，所以我从不特色。
参考文献
［1］Hutchins，R.M. The Great Conversation：The Substanc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M］. 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52：3.
［2］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40-42.
［3］杜威，J.哲学的改造［M］. ，唐擘黄，译.2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4-15.
［4］顾明远，叶澜，杨小微.教育学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8-12.
［5］.《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J］.北京大学月刊，1919（1）：1.
［6］杜威，J.杜威五大讲演［M］.，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85-135.
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中物理;悟物穷理;探究思想;高中生
新时期的高中物理教学充满了挑战，其中在教与学的双向关系构建中，“教”所占的比重已不能再与“学”平衡，更重要的是教师应打造一种“四两拨千斤”的主导教育模式，用小的点拨来换取学生大的收获。而这就需要教师积极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高中生的学习兴趣以及物理探究意识。对此，本文即以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为目标，以“格物”为方法，引导学生探究物质的本质，窥视物理的奥秘。
一、悟物穷理的内涵和价值
我国古代哲学中将人类世界划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人的思想，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朱熹理学将两者界定为“人欲”和“天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虽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却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即：“理”普遍存在于客观物质之中，“明理”是“见性”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由此可见，朱熹的主张是“穷理”，目的是掌握世间万物的内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用当代教育眼光来看这一说法，实际上这类似于课改之前的“灌输式”教育――重视学生的学习和明理，而忽略学生的客观存在。
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学说则完全了朱熹的说法，他主张“知行合一”，所谓“灭人欲”，实际上是禁锢了人的思想。而知行合一的本质，即是“天理”与“人欲”的结合，天理即人欲，换言之，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用学生的学习来比喻，心中有学习的意识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去探究和实践，并有所收获，而探究的方法，即是“悟”，心学中称之为“格”，格物致知，用“格”和“悟”来探究客观物质的内在和发展规律，是为悟物穷理的主要内涵。
从教育价值的角度来看，悟物穷理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学习的方法。虽然它不能大幅度提升学生的知识量，但却能让学生一步一个脚印，掌握一种知识，即牢记在心，更重要的，是它能让学生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从而大幅度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
二、从悟物穷理看高中生探究思想的培养策略
1.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探究思想的形成源于对学科的热爱，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尽量向学生展现物理的全貌，让学生发现物理的魅力。
（1）教师可将物理与历史和政治哲学等课程联合起来，加大课程涵盖范围，增强对学生的吸引程度。我们知道，悟物穷理源于心学，它对我国物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重要的影响，物理学在我国古代被称为“格物学”，即源于此。但物理又和朱熹理学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实际上，心学和理学是一种辩证关系，它的魅力在于探究物理，等于同时探究历史和哲学，将物理的这一优势渗透给学生，无疑对历史和哲学课程爱好者是一种极大的吸引。
（2）明理是一种修心，同时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有效途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将这种理念与课堂教学联系起来，让学生发现物理的价值和魅力。如，“生活中的圆周运动”一课，那么，了解生活中的圆周运动与修心存在哪些联系呢？教师可向学生渗透一种思想：身体的静止是观察世界的良好契机，当你真正静下心来，用旁观者的视角去观察生活中的圆周运动，你会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感受，此时对外界的观察更仔细，更能看清事物的特点，并有所收获，而这既是物理的魅力，又是一种修心的过程。
2.“悟”之道，让学生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
在实践中，“会探究”对学生来说既是一种激励，也是探究思想养成的必要条件。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探究方法？严格来说，是知行合一。而悟物穷理即是一种知行合一，其中，“悟”是思想上的，“穷”则是行动上的。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通过两种策略让学生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
（1）要首先明确探究的目的是什么，其次才确立探究方法。同时，探究的目的必须要与生活有关，且必须是让学生感兴趣的事物，即首先在思想上形成探究意识，其次才展开探究行动。如，探究“生活中的圆周运动”，目的在于了解交通事故中车辆侧翻的原因，而探究的方法则是实地勘察，并提出问题。例如，高速公路转弯处的路面为何是倾斜的？假如是水平路面，车辆在高速转弯时会出现哪些情况？等等。继而将通过分析总结得到的信息与“圆周运动”的理论相印证，最后得出结论，即避免车辆侧翻的方法。
（2）要引导学生从悟物穷理的“悟”字上下工夫。从“守仁格竹”的典故中可以得出结论，悟物并非是单纯的心理活动，从一件物质上“想”出道理来，而是要提出问题，并用实际行动来解答。理学向我们阐明，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万物都是有“理”的，例如，固体是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但它是以怎样的状态存在的？它的内能是什么？在自然条件下它是否会产生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客观物质的“理”，也是物理学涵盖的范畴，并也都需要学生用实际行动去解决。而提出问题的过程，即是“悟物”的过程，也是探究思想形成的过程，更是探究事物的正确方法。
物理学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知识，因此，在教学物理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让学生学会用哲学的眼光来看物理这门课程，并用哲学的思维来探究物理，了解事物的本质和外在规律。探究需要科学的方法，而悟物穷理的辩证法则，则是有效探究的重要手段。因此，运用悟物穷理理论来培养学生的探究思想，对学生的学习和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第4篇
1.逻辑的对象
逻辑的对象就退指逻《研究的对象。目前国内许多逻辑学家认为，逻辑研究的对象是思维形式及典规俾,而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宽泛。首先,思维规律衔许多种。例如，从n.体的方面上说，我们有儿童的思锥规沛、精祌病人的思维规律。这些规律通常是心理学家而不是逻轲学家要研究的东西。从一般的方面上说，我们有人的认识规律。例如，“从感觉上升到知觉，丙上升到表象’’逛一种认识规律，甚至通常所谓的“从概念到判断W到推理”也是一种认识规律，它们是(哲学)认识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逻辑研究的对象。
其次，思维形式也柯许多种。例如，从典体的方面上说，绘画中的抽象派和立体派的作品，表现了画家的一种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显然不是逻辑要研究的。从一般的方面上说，理论数学(即趟础性很强的数学分支，例如，数诒、几何、拓扑)，以及像模型论或鴃太古的形式语法理论都可以说足研究相当一般的思维形式的，至少是从t个侧面讪行这样的研究D而这些东西也不是逻辑要研究的I靑则人们也不描耍在它们以外幵辟一门称为逻辑学的东西。总之.逻辑不仅不研究具体的思维形式，也不研究全部的、即便足较一般的思维形式。
那么，逻辑研究的对象倒底是什么？有一种说法是：“逻铅研究的对象足推理'如果这是对外行人做通俗的解释，倒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定义却远远不够，不仅很不严格，而且会引起严的误解。因为推理具葙许多性质，例如，排理的形式、推理的内容、推理的长度、推理迕结构上的复杂度、推理的表述、拙理的可接受性、推理的内容也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具体内容和抽象内容?逻钳不应该也没有必迤研究推理的所有性质，比如说逻辑不应该研究推理的异体内容。为此，一呰逻辑学家进~步指出：“逻辑研究的对象是推理形式”。这种说法我认为也很有问题。一方面，逻辑不应该研究全部的推理形式，例如，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哲学)的“正一反一合”也足一种排理形式，这样的抑理形式不应该由逻钳来研究。另一方面，逻辑除了研究推理的形式以外，还应该研究推理的某种抽象的内容，即与真(假)莉灾的内容.这种内容通常用正确性或有效性来表达4儿正确地说，逻辑应该研究某类推理形式和推理的某种性质(某种内容)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下列说法比较合玴。通俗地说就足：“逻钳研究的对象足推理形式的,IE确性'更严格(史带学术性)地说就是：“逻轲研究的对象埕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当然这里橄要紧接葙补充一个说m,即“正确性”或"有效性”都必须用“真”这个概念来定义(因为从理论上说，我们完全有可能用推理形式的其他性质(其他内容)来定义“正确性"或有效性”。例如，我们可以用推理的长度或结构的复杂度来定义)这样的“有效性〃也就是王路先生在其《论“必然地得出w》中阐述的那个从前提到结论的“必然地得出”关系（《哲学研究》，1999年染.10期)。顺便说一句，归纳推理不是逻辑要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没有有效蚀。目前所谓的归纳逻洱.H不过逛研究归纳推理之间的必然关系(有效性)，实际上仍是亦研究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之间的推理)的有效性。当然，逻辄研究的对象足推理形式的有效性迪种定义，不仅沙及推理的形式，而且还涉及如理的某种内容——打效性，甚至强调了后葙。我认为，只有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才能把推理的形式和某种内容(用真(假)概念定义的有效性)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把逻辑和诸如理论数学、蒙太古理论那样的形式化理论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明确地把有效性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研究，而后者却并非如此，它们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当然这类东西如果看作是用推理表述的，则它们也隐含地(在元理论意义上)断定这类推理的正确性，但甚至是所有的学科，只要它们研究的东西是真理性的东西，都具有这种性质，只是形式化的程度不同而己。
明确规定逻辑研究的对象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才能消除国内许多人所持有的两个严重的误解。有一部分人认为，逻辑只研究推理的形式，不研究推理的内容。事实上，毫无内容的纯推理形式没有任何意义，逻辑没有必要去研究。另一部分人认为，既然逻辑也研究推理的内容，所以，与推理宥关的内容(即便这样的内容与真(假)无关)都是逻辑研究的对象，所以T这一部分人热衷丁?研究推理的认识论性质、方法论性质，甚至泛文化性质，并且认为这是对逻铒的发展和创新。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叨确了逻辑研究的对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逻辑的形态。明确逻排的研究对象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就能使我们严格地定义什么是逻辑：逻辑足一个刻面推理形式的系统使得这个系统相对某个(解释排J1形式的)语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语义是形式化的，通常是从具体推理的直观语义中抽象出来的)具有可靠性和完全性。可靠性表示它包含的推理形式都是有效的，而完全性则表示有效的推理形式它都能包含。因此，我定义的逻辑是一个形式(语形>和内容(语义）（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形式语义也是一种内容，尽管它是一种抽象的内容）相匹配(统‘)的东西。所谓逻辑学(作为一个学科)就是研究这样的逻辑的学科。
2.逻辑的分类
我们知道,理辑学家研沆过的和正在研究的逻辑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这里，我们主要通过对逻辑的分类来讨论两个问题1,什么足应用逻辑？2、普通逻辑是何物，.有无研究之必要，荷无花大学中讲授之必要？闪为在这些问题上，许多人，包括许多摘逻辑的人，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下面我首先提出自己的分类理论，然后论和澄济上述误解。
粗略地说，与逻辑具有密切关系的理论有五大类：逻辑哲学、逻辑恶础、蕋础逻辑、应用逻辑、逻辑的应用理论，与中只有驻础逻辑和应用逻辑是逻辑。更详细地，我们可以如下说明：
1、逻辑哲学：讨论真(假)概念的理论、讨论可能世界的本质的理论。
2、逻辑蕋础：集合论、模型论、递归论。
3、蕋础逻辑：经典命题逻辑、一阶谓词逻辑(这种逻辑不涉及函数运算).
4、应用逻辑：
①数学领域：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指.涉及函数的一阶逻辑)、概率逻辑。
②人工智能领域：非单调逻辑、欠缺逻辑.
③哲学领域：本体论方面：模态逻辑、时态逻辑，认识论方面：认知逻辑、，伦理学方而：道义逻辑。
5、逻辑的伙用理论:卡尔纳普的归纳语义理论、紮太古的形式语法理论。
爻于这个分类理论，我们柯几点铞要说明：第一，逻射哲学圯用分析、思辩的手段讨论逻辑的哲学趣础的理论，厉于哲学，而逻辑蕋础则是—些形式理论，它们是支撑遝纠的形式化蕋础。
笫二，公理集合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宥作是~种比较特殊的逻辑，而不是逻辑蕋础，但通常我们把它们归入逻辑恶础，因为人们在研究公理集合论时通常注重的是有关集合的规律，而不是可靠性定理和完全性定理。
第三，蕋础逻辑也称为纯逻辑，可以说其他所衔逻轲都是它们的推广或修正。在这样的笟义上，我们称它们是基础逻应用逻辑是基础逻树应用于架个具体领域而产生的逻辑。
第四，我们把所有的逻辑简单地分为菡础逻辑和应用逻辑是相当简约的，这只足为了回答什么是应用逻辑这个问题。-K实，有些逻辑只不过是蕋础逻辑的直接推广，它们可以算是应用逻辑，也可以不算，因为它们毕竟不足应用于架个具体领域的逻辑。例如，高阶逻辑、无穷逻辑、广义量词逻辑。
第五，应用逻辑和驰础逻栂之间没衔严格的界线。这句话一方面是说，驻础逻辑可以转化为应用逻辑。例如，用二元谓词可以定义函数。另一方面是说，应用逻铒经过历史的积淀也可以转化为蕋础逻锄。例如,现在国内招收逻辑学研究生强调要学好两门蕋础课：数理逻辑和模态逻辑，这就说明渉及函数运算的一阶逻辑已经成为驻础逻辑，模态逻辑也转化为一种避础逻辑.
第六，逻辑的应用理论还不足逻辑标志是还没有抽象出一个相对某个形式语义具荷可靠性和完全性的形式系统。
上述分类挫论所奉行的标准相蛊程度上逛国际皿用的，只袈读者参阅一下国外的逻辑杂志(例如，《纯逻钳与应用逻辑》、《符号逻钳杂志》、《哲学逻辑杂志》）就一目了然。但是，国内目前还祈许多摘逻辑的人，由于各种损因，搞不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等应用逻铒的本质，就把我们上述总义上避础逻辑和应用逻机都涪作逛纯形式的逻ti,而把自己一些览名批妙的东西宥作足应用逻辑。例如，他们通常花普通逻辑的框架中加上一些法_上或经.济上的例子就自称建立了一门法律逻辑或经济逻辑，当然，我在此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建立一门法律逻辑，而是说上述做法行不通。如果我们用骓础逻辑去研究法渖领域的摇本概念，从而定义法律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我们是可以逑立一门法律逻辑的，但这样的逻辑并不等于普通逻辑加上法俥方而的举例。这狴人之所以衔上述误解，主要是因为往他们看来,形式化的逻辑(匹配形式语义的形式系统)不可能煶应用逻纠，他们不了醉某个具体领域中的概念也可以从中抽取出形式语义，从而建立一门既是形式的又是应用的逻辑！
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普通逻辑煶什么东西，还有无研究之必要，有无在大学中讲授之必要？这里之所以讨论此间题是因为它也涉及到逻纠的分类理论，目前国内逻软界流行这样一种分类标准，即把逻辑分为普逝逻辑和现代逻前者皿常也称为传统逻辑、形式逻铒(形式逻辑这个名词有些滥用，国内的人通常用它来表示普通逻枓，国外的人通常用它来表示符号逻辑.我认为用它来指称符号逻辑比较恰当），后者称为符号逻辑.国内有许多人之所以提出普通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分法，是因为他们认为普通逻钳和现代逻钳足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至少足两种相当不同的逻辑，不能混这些人弄不懂符号逻辑，只好以研究和讲授普通逻辑聊以。我们只要苕卷国内这一二十年出版的有关普通逻辑的大量论文和教科书就能知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做法正在把逻辑学引向误区，导致我国逻辑学研究和教学向非常不健康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只葙在研究逻辑丈时，把逻辑分为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和现代逻辑，并对此进行研究才有意义，正像在研究数学史时I把数学分为传统数学（《九竞算术》式的数学）和现代数学并加以研究才有总义一样。呙外，在一种非常弱的总义上还有必要进行区分,正像我们可以把数学分成初等数学和商等数学并花中小学和大学分别讲授那样，我们也可以把逻辑分成初等逻锄和岛等逻铒卯扭中学和大学分别讲授。高等逻辑就是指我们的分类理论中提到的驻础逻辑和应用逻
它们应该在大学中讲授；初等遝栂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铒，它足一种还没有成熟的逻辑，只是罗列了常姐维中常用的正确椎理形式，例如，三段论推理和诺如充分条件的带定后件式那样的推理形式，它们应该枉中学中讲授(中学语文教科书一度明确包含初等逻辑的基本内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取消了)。事实上，中学的语文课和数学课，通过改病句、写作论说文f以及做数学、几何的证明题等形式，己经初步牮握这些方法#由于诸如充分条件的否定后件式那样的推理只足经典命题逻辑的一些粗浅的碎片，而三段论那样的推理充；R:量只是一阶谓词逻辑的子逻辑（这里的“充其量”是指后人用高等逻辑已经证明：三段论理论可以用谓词逻枓的一个子逻辑来表述），所以只要往大学讲投高等逻m.就能使学生系统而又深入地掌握初等逻辑f没有必要洱在大学开初等逻辑。
我们说初等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时并没有提到普通逻辑，因为在我看来，普通逻辑只是一个哲学分析方法、实验科学方法和粗浅的逻辑碎片的人杂烩。现往我们不妨用点篇幅来考察一下普通逻辑倒底畏由什么样的内容组成。目前为大学生编写的普通逻辑教科书通常分为五大部分：概念、判断、推理、思维规律和论证，尽管有许多改头换面的表述形式，但仍万变不离兴宗。下面我们稍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五大部分倒底包含了什么内容:概念部分主要由中学语文的内容组成，加杂一些认识论的东西。后者主要是指对概念特性的哲学讨论，例如，讨论概念是否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前者主要是指以下内容：概念与语词的关系、概念的种类、概念之间的关系、定义和划分。这些内容是中学语文课上己经讲授过的内容，虽然在那里可能没有明确这样提述。从普通逻饵要求概念明确也可以看这种迤求也屈子中学语文的要求这就赴为什么向当代火学生讲“妇女”和“运动员”这两个概念是交叉关系只能使他们?到乏味的原因。判断部分的愔况如同概念部分的情况，所以我们就不W儿加分析，推理部分通常分为两个部分：归纳推璀部分和演绎推理部分。前希大部分是科学方法论的内容，小部分仍是哲学认识论的内轾。科学方法，特别是判断因果关系的五种方法，都是一些实验科学的方法。
这些内容大部分在中学理科的实验课己经讲过或者己经运用过，演绎推理部分我们上面己经讨论过了，它们只是高等逻辑的一些碎片和子逻辑s思维规律部分主要是哲学认识论的内容，大学的哲学课会涉及这一部分，没有必要通过齐通逻辑来牮掘.况且替通逻辑也没有比哲学更进一步8论证部分罗列了一些常见的证叨方法，通过中学语文的论说文写作，做数学、几何的证明题等己经使中学生初步掌握，没有必要在大学里专门通过普通逻辑来讲授。事实上在我国，最需要论证技巧的理工科大学生逛不上普通逻辑课的，他们以及他们的老师认为没有此必要，这正好说明普通逻辑枉理工科大学中是不需要的。倒是有一些大学理工科在开设高等逻辑的课程，有的甚至有高等逻辑的专业，如南京大学数学系。至于为扦么我国一些文科大学生现在还在上普通逻辑课，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原因，正像刘壮虎先生在北京市最近召开的“中国学术百年"研讨会上指出的那样，婼我国大学文科的老师没有多少人其正悝高等逻辑U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苷到f为什么普通逻辄在当今的大学，特别是在重点大学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原因。我们可以说，往大学、特别是在研究生中,讲授普通逻辑是一种智力浪费和历史倒退！好在现在有许多有识之士己经初步意识到这一点，正在努力压缩甚至取消普通逻辑的课程。
3.逻辑的有用性
目前国内有许多人认为逻辑无用，甚至在逻辑学界，许多搞不慌符号逻辑的作用的人也持这种观仏在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下，许多人为r使逻钳有用.在逻辑中引入许多科学方法论的东两，引入许多语言分析的东西，引入许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如此等等。引入的这些东西，有的b逻辑遛无关系，有的只是与逻辑哲学沾点边?这实呩上是对逻辑使.命的一种严重的误解，逻辑的使命究竟是什么，逻辑倒底冉什么用，如采有用又表现在什么方面？下面我们提出自巳的观点。
诚然，逻辑不可能像经济学那样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不像数理化(这里的数学指应用数学）那样直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不像巧宋学那样通过兑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较为间接地促进社会在各方面的发展。逻辑远离社会。但这不等于说逻辑.就无用，关键是如何看待“宥用”这个向题。我们知道，逻铒学属〒思维科学，它所研艽的举辑从一个侧面(有效性)刻画了一部分思维规律(正确推理)，所以逻辑的衔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真理性。逻钳的使命是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把有效的推理形式从;K.他的推理形式中区别出来，从而把真理(有效公式的直观解释)和郛他命题区分弁来。这样的真理也表述了人类与有的正确的思维规律。追求和把握真理总能促进社会健康地发展，不管这种促进作用如何间接虽然追求和把握真理也是其他学科的使命，但逻辑直接而又明确地以追求和把握真理为自巳的目标，就这一点而言，其他学科决不能与逻辑相提并论。
2、严密性。逻辑的严密性是不言而喻的。JE因为如此，所以它才成为数学、计算机编程等学科的坚实蕋础。逻辑的严密性:当然来自逻辑的形式化(形式系统、形式语义)，但本成上还逛来自对日常思维规律的正确抽象6因为如果一个理论是不正确的，则无论仆么样把它形式化都不能使这个理论更严密。现在国内育些人把所谞的辩证逻辑(辩证逻辑由于历史的原因才被称为逻辑，国内还辑学界许多人热衷于研究辨证逻铒是不正常的，在我看来，它只是一种哲学，应该由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去研究)简单地形式化，所得的东西仍然是不严密的。
3、深刻性。逻辑的深刻性表现在它对人的思维形态进行了深刻地刻画。例如，对“必热”这个概念的刻画。我们知道“必然”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哲学概念，模态逻辑把“必然”视为一种思维形态，对此进行了精细的刻画，深刻地揭示了不冏领域中的“必然”具有不同的含义，而且这呰不同的含义可以用不同的可达关系精细明确地揭示出来.不仅如此，模态逻辑还揭示了人们现在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或还没葙进行研究的领域的各种不同“必然”的含义。在没有建立模态逻辚以前，没符哪一个学科，包括哲学，对必然性做过如此精细的研究。
4、简洁性。逻辑的简洁性一方面表现在它能简浩地表述曰常进维中的正确推理*例如,归谬推理。另一方面，这种简洁性还表现迕它能简洁地表述和证明数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的问题。我们知遒，在数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在一些难题，这些难题用本领域的技术来处理有时相当繁琐，而逻辑则由于它强大的概括能力和推演能力可以相当简洁地解决这些雉题。
5、创迨性。逻辑的成果体现了人类智能的创造性，而且逻辑的长足发展更敁示了人类在智能方面的创造性持续离速的发展。这种创造性不仅体现在逻钳获得的结果的创新，也体现往获得这些结果所使用的方法的创新方SK就像资技体苜(这里我把体育分为竞技体育和对机体育，前者指田径、体操等有最好成绩和纪录的运动，后者指球赛、博奕等有输赢的运动}体现了人类体能的创造性一样。
我们知道，竞技休育是向人类体能的极限发起挑战的活动，以更品更快、更灵巧为目的，而逻铒是向人类智能的极限犮起挑战的活动.以获得见莴深、臾粗致的智黠结呙。逻辑的这种作用如同理论数学的作用。例如，对哥德巴赫猎想的解决。
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第5篇
这两位哲学家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出生在1889年。即使不相信生辰八字，这个事实仍可能满重要的。例如，共同的时代背景可以部分说明怎么一来他们两个都对语言问题特为关注。维特根斯坦当然从头至尾是一个“语言哲学家”。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就把语言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后期则把语言视作“存在的家园”。在《语言的本质》一文里，这位存在哲学家甚至会断言“语言给出存在”。无论海维两人的思路相去多么远，我以为他们的哲学仍然具有共同的时代关怀，这一点我们最后将稍加概括。海氏和维氏都是德语作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奥地利人。考虑到民族语言对思想的影响，这个事实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维特根斯坦虽然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泰斗而且他的影响在英语世界里比在德语世界法语世界里要更为广泛，但我们还是看得出他的运思方式和流行的分析哲学往往大相径庭。当然，和海氏不同，维氏从来没说过只有德语适合表达哲学。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认为日常语言有一种共同的逻辑结构（早期）或日常语言挺合适的（晚期），维特根斯坦可能会以为各种语言的效力都是等同的。维特根斯坦没有这样说，我也不相信这是他的意见。这两位思想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共同之处：他们各自的晚期哲学都和早期哲学有很大的差别。维氏在后期鲜明批判了自己早期所持的很多观点，早期和晚期的表述风格更是南辕北辙。海氏有所谓的Kehre，转折，其前后期的文风也截然不同。不过在他那里，前后期的差异不如在维氏那里突出。本文涉及的，主要是两位哲人后期的思想。
就语言哲学而论，海氏和维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从他们所批判的学说来看，最为明显。两个人都反对意义的指称论、观念论、图象论和行为反应论，都反对把真理理解为语句和现实的符合，都反对把语言理解为内在之物的表达，都反对从传统逻辑来理解语言的本质，都不承认逻辑斯蒂语言在任何意义上可以取代自然语言。
从建设方面看，两人的共同之处亦复不少。不过，照这样来比较海维二人，就仿佛他们是两位感想家，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表达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两位罕见的哲人，沉浸在思想的事质深处，应答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所以，找出一些语录来，像这样对照海氏和维氏之同之异，远远够不着这两位哲人的对话。他们可曾对话呢？没有资料表明海氏曾读过维氏，维氏对海氏的评论我也只读到过一处。然而，思想像道路一样，其要旨无非“通达”二字；就事质本身所作的思考，必相互通达，形成对话。只不过，袖手旁听，是听不到这场对话的。要听到海氏维氏的对话，我们自己也必须沉入事质的深处，我们自己必须参与对话。限于功力，更由于对话的本性，下面的讨论无疑会使每一个对话者的思路变形。本来，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两位思想家，而是希望通过道路的分合，导向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
语言哲学[1]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又交缠在一起。以指称论为例：语词的意义即是语词所指称的事物；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就看这话和所指的事物吻合不吻合。这样，指称论不仅对意义问题有了个交待，而且建立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指称论虽然简单明了，却远不足以解释形形的语言现象。更要命的是，它似乎自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要拿所说的和实际情况比较，我们必须已经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于是意义或意思似乎就必须独立于实际情况就能确定，于是意义就变成了一个和现实脱离的自洽的系统。意义的观念论，或粗糙或精致，大致也在这样的思路上打转。观念论即使对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说法，谈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却往往大费踌躇，而且同样难逃符合论的陷阱。
人们从多种角度列举出这两大类理论的缺陷。例如，我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但掏不出一块糖的意义来。这类批评诚然正当，甚至犀利，但限于否定——就是说，没有提示出新思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对这些理论的批判，与此类不同，他们的批判开启新的思路，因而是建设性的。初接触维氏的读者，往往觉得他总在瓦解各种成说而不从事建设。这是误解。诚如海氏维氏同样见识到的，哲学的首要建树，不在于构筑理论，而在于引导思考上路。
海氏和维氏对以往语言学说的批评，不在于发现这些成说中的各种逻辑矛盾。他们从根本上对语言的存在论地位作了重新审视。一上来，语言就不被认作某种在自然之外生活之外反映自然反映生活并和自然生活符合或不符合的符号体系，而是被认作一种活动，和人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活动。海氏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里就明确提出“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开展这一生存论状态中有其根源”（SZ，161页）。[2]这始终是海氏看待语言的一条主思路。相同的思路也为维氏所具有，集中体现在“语言游戏”这一提法里。
“语言游戏”这个用语有多重意思，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强调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就此而论，“语言游戏”这个译法不很好，因为德文词Spiel里“活动”的意思相当突出，只从“遵循规则”来理解是不够的。至于望文生义，以为“语言游戏”是说“话只是说着玩玩的”，当然就更不得要领了。“语言游戏”是“由语言以及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了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PU，7节）。[3]
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交织在一起，这本来是语言研究的常识。普通语言学家Bolinger观察说，我们坐下、起身、开灯、做工，让我们在作这一切的时候都转动大拇指，将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情；但所有这些活动都伴随着语言，却是十分正常的。“其它行为都自成一统。而语言却贯穿在所有这些活动之中，几乎从不停止。我们单独学习走路，但我们无法那样来学习语言；语言必须作为其它活动的一部分得到发展。”[4]
从人的生存情境出发，突出的一点就是承认人类活动包括理解活动在内的有限性和与此相连的历史性。海氏早期不断强调此在的有限性，后期则不断强调存在的历史性。维氏不大喜欢反复使用“有限性”这样的概念，但在他对逻辑主义的批评里突出阐发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不是作为一种缺陷，而是作为认识的必要条件。
我说“逻辑主义”而不说“传统逻辑”，因为维氏并不是在逻辑框架内发现了传统逻辑里有一些错误。他关注的不是逻辑体系在构造上是否完备，而是逻辑主义者从认识论上赋予逻辑像上帝的认识那样一种绝对必然性和绝对正确性。“思想被一个光轮环绕。——逻辑，思想的本质，表现着一种秩序，世界的先验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种种可能性的秩序。但这种秩序似乎必定是最最简单的。它先于一切经验，必定贯穿一切经验；它自己却不可沾染任何经验的浑浊或不确－－它倒必定是最纯粹的晶体。”（PU，97节）
维氏当然不否认有合乎逻辑不合乎逻辑之别。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这话可能对可能错。是对是错，要到派出所查了户口本才知道。如果说错，那是事实弄错了。但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所以李四比张三岁数大，这就不合逻辑。或者，不管他们到底多大，只要听到说张三比李四岁数大同时李四又比张三岁数大，我们就知道说话的人犯了逻辑错误。我们不须查户口本就知道错了，再怎么查也查不出它对来。
Logik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词logein，说；不合逻辑就是不合我们的说法，就是违背了语法，从而语言就在空转。据海氏考证，在希腊早期，logos及其动词形式logein既意指“说”，又意指“让某种东西现出”。这两个含义又完全混而为一。就原初情形考虑，任何言说都是让某种东西现出，而任何让某种东西现出的活动也都包含了言说。维氏大概没下过这份考证功夫，但就事论事，他恰恰也提出“说就是让人看”。不合事实，相当于：给我看了一样假东西；不合逻辑，相当于：什么都没给我看，说了等于没说。这样的语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错误”：它合乎教科书上的语法而不合乎真实的语法，它貌似句子而其实不然，就像乔姆斯基编造的那个例子“绿色的想法疯狂沉睡”，我们弄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我们无法设想它所“描述”的事态。
但这种词源考据有什么意思呢？拿“语法”代替“逻辑”，用“让人看”代替“说”，不就是换个说法吗？“换了个说法”这个说法，有时有贬义：不管你叫它什么名字，玫瑰依旧是玫瑰。事情还是那么回事情，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如果天下的事情都是孤立的，那么怎么改换说法都没有意思。然而说之为让人看，就在于说让事情在不同的联系里显现。从一个角度看不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见，从一个角度看不清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清。“语法”和“逻辑”涵盖的，并不相等。但即使两者重叠之处，说是语法还是逻辑，仍可能十分不同。
例如，a+b=b+a，以往被视作逻辑命题，维氏则视之为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a=a以往也视作逻辑句子，但它显然不是用来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那它是个什么句子呢？是个毫无意思的句子，如此而已（PU，216节）。
至于像“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或“青春意味着生长”这样的句子，时常引起逻辑学家的疑惑。它们不大像是逻辑命题，但若说它们是经验命题，它们却似乎必然为真永恒为真。在维氏看来，“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无非是多多少少经过特殊化了的同一律。“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是“必然真理”，是因为“不是一件可以搬动的东西”属于“牙疼”的语法，限制着“牙疼”这一用语的使用方式，而“偷走牙疼”这类说法则违背了我们的语法。如果“牙疼”不仅指称一种感觉，同时也指称扎在牙龈上的细刺，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法偷走一个人的牙疼了。
维氏通常不像海氏那样用某个词囊括一整套思考，为此甚至不惜改变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但他的“语法”却不是语法教科书里的“语法”，而是概括维氏建设性思想的主导词。批判逻辑主义，海维二人一样强烈。这种批判所提示的道路呢？不谋而合，海氏恰也是用“语法”这个词来提示的：要真正了解语言，就要“把语法从逻辑里解放出来”（SZ，165页）。不过，“语法”不是海德格尔哲学里的主导词，探讨哲学语法，探讨逻辑和语法的关系，维氏远比海氏具体而微。
难道“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不是对现实的某种必然关系的描述，而只是一些语法规定吗？难道生长和青春不是现实地联系在一起而只是在语法上联系在一起吗？为什么我偷不走你的牙痛却可以分担你的痛苦？我们要问的却是：我们把什么叫做“牙痛”而把什么叫做“痛苦”，我们为什么把这些叫做“生长”把这些叫做“青春”？这些诚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语法问题；它们是哲学语法问题，就是说，是语词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生长的确属于青春；也就是说，“青春”就语法而论和“生长”联系在一起。我们把这些而不是那些叫做“青春”，这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我们就不把金属的硬度叫做“青春”。我们的语言应和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本质[5]表达在语法里。”（PU，371节）
这一论旨和海氏的基本思想镜映生辉。而且我认为，这一思想海氏比维氏阐发得更为透彻。
海氏通常以“命名”为题来讨论语词和存在的关系。不过他说的“命名”，不是一端有一个现成的对象，另一端有一个词，我们用诸如贴标签之类的方式把语词和事物联系起来。命名拢集物，使物在与它物的关联中显现，从而具有意义。因此，命名不是建立一个对象和一个语词之间的联系。命名建立的是一个语词在语言整体中的位置，这又是说，建立一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一物只有在世界中有一个位置，才能显现。海氏从来就是在这种现象的意义上理解事物之所是或事物之存在的。事物唯通过言词才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不是，才就其存在显现出来。“哪里没有语言，哪里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称把存在者首次携入语词，携入现象。名称根据其存在并指向存在为存在者命名…宣告出存在者以什么身份进入公开场…取缔存在者藏掩退逃于其中的一切混沌迷乱。”[6]在这个意义上，海氏可以说：语言给出事物的本质（存在）。在相同的意义上，维氏可以说：本质（存在）表达在语法中。海氏说：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维氏说：“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这远非“唯语言主义”可以一语了得。海维二人的意思恰恰不是：我们怎么说，现实就成个什么样子。而是：语言里所凝聚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语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只能那样来述说现实。海氏把这一思想结晶在“语言自己说话”这一警句里。我们首须倾听存在之言始能说话。 转贴于
就本质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这一思想在欧洲大陆思想传统中本有其渊源。欧洲语言哲学的开山祖洪堡德明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对法国语言哲学深有影响的索绪尔把语言放在言语的前面。海德格尔沿着这一传统，直思到语言极至处的简朴。
海氏一向不从工具性来理解语言的本质。工具改变对象，而语言恰恰一任存在者如其所是。这样想来，他谈的竟不是语言，而是事物。实际上，海氏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把语言作为对象来议论。语言有所说，而不被说。那么，我们怎么思考语言的本质呢？逗留在语言之中。逗留在语言之中，就是让语言有所说。言而有物：人在说话，显现的是事物。我说“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里的灰”，我说的不是言词，我说的是凤姐，说的是拨手炉里的灰，说的是这么个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女人。人用种种方式说着，包括通过沉默发言。用言词来说，只是道说的一种突出形式。本真的道说本来是显示，让万物各归其本是，因而，“语言的本质存在恰恰在对自己掉头不顾之际，才愈发使它所显示者得到解放，回归于现象的本己之中。”[7]在适当的（译维氏语）本真的（译海氏语）言说中，言而有物的时候，言词消隐，出场的是事物。我们听到的不是言词而是事情。言而无物，我们才觉得词藻堆砌，压迫我们，我们才说：“Words， words， words！”
语词和对象相应，语词表达对象，这是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就像欧基里德空间一样。即使语言哲学家在原则上并不赞同这种成见，在思考具体问题的时候仍然可能经常套用这个模式。从这里看，语言哲学中的很多基本观念，和传统认识论中的很多基本观念一脉相承，无论在指称论里还是在观念论中，意义的符合论差不多就是经过语言哲学改装的认识的反映论。维氏说：“一种原始的哲学把名称的全部用法浓缩进了某种关系观念，同时这种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关系。”[8]海氏遥相呼应：首要的关系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而是：语词就是事物的关系；“言词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词本身即是关联。”[9]
可见，海维所讲的“本真之言”，与符合论里所讲的“真命题”大异其趣。本真或不本真全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物。凤姐云云，也许本无其事，但满可以言之有物。你到人家作客，进门就说“桌子上摆着一只茶壶四只茶杯”，说得可能完全正确，却又完全不适当。符合论自有逻辑上的矛盾，但那还在其次。更值得提出的，是符合论只注意到现成语句和现成事态是不是吻合，而全然不曾留意语言的源始意义：语言提供了使现实在其可能性中显现的“逻辑空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里就把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可能性优先于现实性”的思想。维氏也从一开始就已经洞见，语言把世界转变成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在命题里，我们仿佛用试验方法把世界装到一起。”[10]这一思想维氏始终保持如仪：“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作的陈述的方式。”（PU，90节）之所以如此，用维氏的话说，是因为一个命题必须由部分组成，其部分必须能够在其它命题中出现。用海氏的话说，是因为言说和理解是同等源始的，而言就是理解的分成环节互相勾连的结构。这两种说法异曲同工，探入了语言之为语言的机关。正因为在这种源头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海德格尔甚至犹豫还该不该用Sprache（说，语言）这个词来称谓他所讲的事质，因为Sprache毕竟可以意指而且通常也的确意指用现成的语词来述说现成的事物。
言词之可能指称独立的物，本由于事物通过言词才成其为独立之物，并作为独立的存在者拢集它物，与它物关联。这当然不是说，人必须先发明出语言，才能依之把事物分门别类加以勾连加以表述。语言就是事物的区别和勾连。逻辑形式不是在语词和事物之间，仿佛一边是语词一边是事物，共同的逻辑形式作为两者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而是：语言就是事物的逻辑形式－－语言（命题、思想）之所以和现实有同样的逻辑形式，因为思想就是现实的逻辑形式。“命题显示现实的逻辑形式。”[11]特别当我们考虑到逻辑、Logik、logos、logein本来就是“说”“道”－－语言就是事物能够被说出来的形式。西方思想中的“Am Anfang war logos[泰初有道]”和中国思想中的“道生万物”一脉相通。
有人以为维氏对意义理论的批判和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所表达的只是语用学语境学的关注。维氏对用语和语境联系的细致入微的注意迷惑了这些读者。在我看，实情完全相反，维氏对语用学语境学没有任何兴趣。他通过几乎貌似琐碎的细节所考察的恰恰是高度形式化的规范问题。维氏有时也这样提醒读者。一处，他对灵感现象和遵行规则的现象作出区分之后说，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灵感的经验和遵行规则的经验，而是“灵感”和“遵行规则”的语法（PU，232节）。的确，如果我们不首先知道应该把哪些行为叫做“遵行规则”，我们从哪里开始反省“遵行规则的经验”以及其它一切伴随遵行规则的现象呢？诚如维氏自断：“我们的考察（始终）是语法性的考察。”（PU，90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们从前笼统地称为“逻辑问题”。维氏的方法不单单体现了某种个人风格。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考实践——不再在概念之间滑行，而是在粗糙的地面上寻找路标。
但发现规范，不就是在形形的表达后面在语言的历史演变后面发现某种深层的不变的东西吗？我们不是最终还是要乞灵于逻辑的必然性吗？规则是给定的，因此是某种先验的东西，我们只能遵循。
这里我们看到了语法和逻辑的本质区别。语言是给定的，但不是超验的给定而是历史的给定。Transzendent，transzendental，a priori这些术语，在西方哲学史上盘根错节，中文译作“先验的”“超验的”“超越的”“先天的”等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当代中国学术语汇的困境：我们既要了解这些语词背后的西文概念史，又要了解中文译名的由来；如果这些中文语词有日常用法（但愿如此！），我们就还得考虑术语和日常用法的关系。语法也许可以说是先天的甚至是先验的，但怎么说都不是超验的。“先天”这个中文词所说的，虽然是给定的，但绝不是超验的。先天近视的人，不得不把近视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他的近视并不因此比后天的近视多出什么神秘的超验的来源，而且，通过一定的治疗或其它技术手段，先天的近视一样可以纠正，或者，可以改变它带来的后果。我不想把维氏所说的语法和海氏所说的存在之言简化为这样的先天性，我只想说明，要理解这两位哲人，我们必须放弃先验/经验的传统模式。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语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我们把“绿”单单用作颜色词而不同时把它用作长度词？把“疼”限制为一种感觉而不同时包括引起这种感觉的东西？这里不是逻辑在起作用吗？是的，如果“疼”一会儿指一种感觉，一会儿指一种颜色，我们的语言的确会变得非常不合逻辑。而这首先是说，我们的语言将是一团混乱，不再是一种适合我们使用的语言。语法的逻辑来自生活的逻辑。语言给予我们的不是一堆事实，而是连同事实把道理一起给了我们。我们的语言如其所是，是有道理的。给定了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但并没有什么逻辑必然性迫使我们的语言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的语言是一种相当合用的有道理的语言，倒要通过自然的源始涌动（海氏），自然史，人类的生活形式，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相交织的“语言游戏”（维氏）加以说明。
我们要讲逻辑，但我们更要讲道理。道理不像逻辑那么权威，非此即彼。一段话要么合逻辑要么不合逻辑，却可以很有道理，有些道理，多少有点道理，毫无道理。道理也不如逻辑强悍，你死我活，要是咱俩得出的结果不一样，那至少有一个错了。然而，可能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中国话像这个样子，自有它的道理；德国话和我们很不一样，却自有德国话的道理。逻辑从天而降，道理却是前人传下来的。当然，海维二人都不承认有一种和其它一切道理都性质不同的逻辑。逻辑也是一种道理，一种极端的道理，一种我们优先承认最后修正的道理。
维氏把语言的本质从逻辑转化为语法，海氏把语言的本质理解为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之言，两者息息相通。语法和存在是“给定”的，然而，是在历史意义上的给定，而不是在超验的意义上给定。我们不能从先验/经验、分析/综合的模式来理解两人的基本思路。他们和以往提法的区别虽然相当细微，却事关宏旨。 转贴于
维氏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来理解语言的规范作用，从有限性来论述“理解”，于是人们很快发现维氏是个“相对主义者”。历史的就是有限的，有限的就是相对的。取消了绝对标准，就只剩下一些相对的标准。然而，若没有绝对牢靠的基地，倘若我们真的追问下去，相对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好坏对错都是相对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归根到底”，也就无所谓好坏对错了。语言果然游戏乎？逻辑果然必然乎？
你说 “他强迫我戒酒”成话，我说“他力量我戒酒”就不成话。你告诉我说：我们是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的，而且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你有绝对的根据吗？英语里不是用force这同一个词来表示这两个意思吗？而且它既可以用作名词又可以用作动词。可见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没有必然的逻辑根据。于是，“他力量我戒酒”就没说错；即使错了，不过是相对地错了？
人的认识没有绝对的根据。这话在说什么呢？是说人的认识无所谓对错或“归根到底”无所谓对错？维氏当然不承认，而且把反驳这种相对主义作为其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说相对于上帝的全知，人的认识会犯错误？维氏不但承认人会出错，而且把这一点当作其哲学的基石之一。但不是相对于上帝的绝对正确而言。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人出错，简简单单相对于正确的正当的人类认识。我们根据实际使用的语言所提供的规范来判断正误；否则还能根据什么呢？日常语言不是维氏的偏好，而是维氏哲学的奠基处。
历史通过什么把言说的理路传给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言说。在维氏，语法是通过日常交往语言传给我们的。在海氏，存在之言是由思者和诗人承传下来的。在这里，海氏似乎与维氏分道扬镳。海氏从来不喜寻常。常人，常态，常识，都是海氏挖苦的材料。日常的种种话语，集合为Gerede，列为此在沉沦三种基本样式之首。后来他又明确断称“日常语言是精华尽损的诗”。
说到这一区别，我们先须指出，“日常语言”这个用语往往是和不同概念相对待的。和日常语言相对的，可以是术语、科学用语、诗词、神喻、理想语言。维氏谈及日常语言，通常针对的是理想语言，逻辑斯蒂语言。在这一点上，海氏和维氏初无二致，只不过他只采用“自然语言”这个用语，不像维氏那样混用“日常语言”和“自然语言”。维氏认为自然语言要由自然史和人类的生活形式来说明，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自然的涌现；维氏认为自然语言是其它符号系统的核心，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语言的本质存在；海维二人都认为自然语言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形式化的，逻辑斯蒂语言是堕落而不是进步。另一方面，海氏有所贬抑的“日常语言”通常是和诗对称的。既然维氏不曾把两者对待论述，我们也说不上海维二人在这里有多少分歧。
此外，我还愿意说明，海氏之强调诗，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遐想，而是海氏从学理上特别强调基本言词的力量和语言的开启作用。
让我们从维氏的一个例子生发出一个新例子来。一种语言里没有“把石板搬过来”这样的结构，我们喊“把石板搬过来”，他们只能喊“石板”，那么他们的“石板”是否和我们的“把石板搬过来”相当呢？他们到我们这里找了份工作，听到“把石板搬过来”的时候，就会像在自己的国度里听到“石板”那样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相当的。然而，这时师傅说：“是让你搬过来，不是让你推过来”；本地的学徒会改变搬运的方式，外来的学徒却不知所措了。在这个意义上，“石板”和“把石板搬过来”的意思又不相当。这其实是一个寻常问题。Force和“力量”相当不相当？Man desires to know by nature这句英文和“求知是人的天性”是不是相当？设想这句英文后面跟着but not woman。简单说，句子一方面和情境相联系，和句子的“用途”相联系，一方面和借以构成的词汇相联系。单就用途来说，词汇只是句子的材料，只要句子具有同样的用途，使用什么词汇都无所谓；材料消失在用途里。然而在诗里，诗句的意思和选用的词汇却密不可分。套用一句已经变得陈腐的话：艺术是形式和质料的完美结合。我们说，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那一部分。什么失去了？用这些特定的语词表达这一特定的整体意义。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语词系统。表达“同样的意思”用的是不同的语汇，恰恰是不同语言的不同之处。那么，诗就在把语词结合起来表达意思的同时保持着语词本身的力量。在极端处，诗句的意义完全由其所包含的语词（及其特定联系）规定，而与怎样使用这句诗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诗是“无用”的，不用来传达信息，不用来下命令或恳求。但这不是说诗不起作用。诗的作用在于造就规范，在于揭示语词的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与制造器物不同，艺术作品不耗用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力量突显出来。艺术关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事物的本然面貌在诗中现象，也就是说，诗从存在的无声之音那里承接下本质的言词，从而才有语言的日常“使用”。那么，我们唯通过诗才学会适当地“使用”语言，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传达信息，下达命令。
尽管有这些差异，海维二人的基本趋向仍然是很接近的。日常语言突出了语言的承传，存在之言也是一样的，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始终是历史性的。存在者以何种方式显现，存在者怎么才是存在者怎么才不是存在者，不是一个先验问题，更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决定的。人被抛入其历史性的存在。
的确，尽管海维两人的教育背景思想渊源差别很大，两人的方法风格迥异，但深入他们的根本立论，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共同的关切。我有时称之为对人类生存和认识的有限性的关切：如果逻各斯是历史的承传，我们还有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解？如果意义要从情境加以说明，人生还有没有终极意义？上帝死了，怎么都行了？没有对错善恶之别了？若有，又该由谁由什么来作出最终裁判？一句话，祓除了绝对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往大里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甚至科学，都面临相应的挑战。
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最初就指出来的，不管喜欢不喜欢，有限性是现代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海氏强调存在的有限性、历史性，维氏强调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自然史。其实，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我们不再从绝对的出发点，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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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是广义，相应于“艺术哲学”“道德哲学”之类。
[2] SZ是指Heidegger， 《Sein und Zeit》，Tuebingen:Niemeyer，1979，下同。
[3] PU是指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引自该书的只注明节数。下同。
[4] D.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1968，Harcourt， p.2.
[5].Wesen，或译“存在”。
[6].Heidegger，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s，载于《Holzwege》，全集版；Frankfurt:Klostermann，1950，SS.59-60.
[7].Heidegger，《Unterwegs zur Sprache》， Pfullingen:Neske，1959，S.262.
[8].Wittgenstein， Blue and Brown Books， Harper & Row， New York，1965，p.172.
[9].Heidegger，Das Wesen der Sprache， 载于《Unterwegs zur Sprache》，S.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