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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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与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艺术教育；多元文化；全球化；现状；对策
多元文化指的是丰富多样的文化。中国文化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底蕴非常深厚。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国文化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多元文化的发展，可以带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也可以为我国带来先进的文化教育理念，改善我国的艺术教育模式。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及时吸收先进的艺术教育方法，提升我国艺术教育质量，在我国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艺术教育。
一、多元文化发展趋势下我国艺术教育的现状
其一，滞后的艺术教育文化观念。目前，我国的艺术教育观念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艺术教育观念相比相对落后。一方面，我国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文化知识比较重视，而对艺术教育重视度不够。在目前的教育系统中，仍有一些教育机构秉持以往的艺术教育观念，导致我国整体的艺术教育水平落后于其他国家。另一方面，目前的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导致我国教育过于注重国外文化的教育，而忽略了本国文化的教育，有些人甚至认为外国的艺术教育才是先进的，因而选择学习、研究外国的艺术，不关注我国的艺术。这两方面原因使我国的艺术教育落后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艺术教育，也使我国艺术教育在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其二，对多元文化艺术教育引起关注。随着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我国也逐渐重视艺术教育，逐渐改进艺术教育的教学观念、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转变艺术教育机构的教育观念，使其正确认识艺术教育对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使我国对艺术教育引起极大的重视，认识到文化交流、融合是解决现代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必要途径。其三，新课程标准的提出，压力与动力并存。社会发展对我国艺术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理解多元文化，认识到艺术教育对我国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为我国艺术教育指明了新的教学方向，既要学习国外的文化艺术，也要深入钻研本民族的文化艺术，既要为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作贡献，也要积极弘扬我国的文化艺术。在新课程标准提出后，我国艺术教育压力与动力并存，需要积极响应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要求，提升我国艺术教育的整体水平。
其一，建立以人为本的艺术教育模式。众所周知，我国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因此在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艺术教育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为艺术教育的主体，改变以往的教学观念，优先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对学生的思想观念的教育，从而满足学生教育上的多样化需求。在艺术教育中，教师不能只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理论知识和技能，还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情操。在外国艺术教育上，使学生充分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点；在本国艺术教育上，使学生深刻地理解本民族文化的渊源和内涵。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使学生对艺术学习更有兴趣，还可使学生的艺术情操得到培养。其二，重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国艺术教育首先要纠正学生错误的观念，提升学生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视程度，让学生在学习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之前了解我国文化艺术的起源和意义。首先，学生学习本民族的文化艺术，能够激发爱国情结，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继承和发扬我国的民族精神；其次，我国的艺术教育相对落后，因此在艺术教育上应当重视我国的艺术，只有先发展我国的艺术，才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欣赏其他国家的艺术，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其三，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在艺术发展越来越快的情况下，人们对艺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往的艺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所以，在艺术教育过程中，我国应当在传授学生优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给我国艺术教育带来新意。通过艺术教育，充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可以使我国的艺术教育更上一层楼。
结语
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我国艺术教育也不断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艺术教育机构应当建立以人为本的艺术教育模式，重视本民族艺术文化教育，从而继承并发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我国的艺术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我国艺术教育只有顺应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才能使我国的艺术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苗广娜.浅谈高等艺术教育的多元文化发展趋势.美术教育研究，2015（15）.
当代艺术与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转译 帝国话语研究 跨语际实践
一、文化转译与帝国话语研究
文化转译的概念，是建立在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文化转译，不仅指不同语言与文字之间的翻译转换，而是将翻译这种行为置于更为宽泛的政治与文化的范畴。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传统文化如何有效地应对，并在应对的基础上积极展开保护与发扬，是近几年学术界持续关注与讨论的问题。
在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的学术框架里，讨论的是围绕着语言与文本的翻译问题。如果只是将翻译定义为不同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转换游戏，翻译将失去其最为本质的需求，即对于跨文化交流的需求。翻译的意义应该被置于更为宽泛的范畴，并与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的状态。在冷战结束之后，旧有的意识形态对抗转变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与消解，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意识形态对抗形式的化整为零，所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趋势，使人们对于整体的直观感受被压缩，而对于局部的感受被增强。
任何一种翻译都不能真正完整地转换意义的整体，其所能做到的，只是对于意义局部的转换，可以说，翻译是对于意义碎片的拼贴与重组，这无疑与帝国研究的方法论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帝国的语言传播有多远，帝国的边界就会延伸多远。这也是从事帝国研究的学者们之所以纷纷选择翻译作为其研究切入点的原因之一。
相对于语言与文本的转换，其背后文化意识的殖民化如何得以转换，更能引起笔者的兴趣。毕竟，翻译是出于跨文化交流的需求所衍生出的一种行为，而其真正的诉求，在于文化价值的输出。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将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研究领域中，普遍作为研究切入点的翻译，重新定义为“文化转译”，在强调翻译本身对于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的重要价值的基础上，突出其文化交流的诉求本质，同时，也是明确笔者自身的研究重点，即在文化诉求的前提下，所发生的有意为之的翻译行为。
文化转译相对于帝国研究的几个阶段①，都有相应的体现。尤其是在冷战之后的新帝国研究部分，显得尤为突出。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饮料可口可乐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将其英文商标“Cocacola”，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汉字的使用规律，巧妙地音译为“可口可乐”，从而顺利完成其品牌价值观在中国的文化输出。“Cocacola”只不过是世界上成千上万种饮料中的一种，却凭借差异转换的游戏，重组为汉语语境里可以带来肉体与精神双重享受的“神水”，先“可口”再“可乐”，在强调享受的同时，更强调了享受的顺序与时间性。这是翻译学中音译的经典案例，同时也是企业文化输出的经典案例，而如果将其置入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帝国研究领域，“Cocacola”不仅仅是一种饮料的名称，它作为美国文化价值的代表符号，随着全球化的市场运作，以一种近乎殖民化的话语政治，对于美国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所进行的文化价值的输出。
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在其著作《帝国的话语政治》中，详细阐述了汉字“夷”的历史，围绕着“夷”字的中文字义，与英文“barbarian”（野蛮人）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以及由此引发中英之间在历史上的诸多摩擦，甚至战争。②从1832年中英之间对于“夷”字所引发的冲突，到1858年签署的中英《》的第51款别声明禁止使用汉字“夷”的禁令，汉字“夷”被强行定义为英文“barbarian”，而不是依照最早的翻译，1815年罗伯特·马礼逊所著《华英字典》中的“Foreigner”。在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Hevia）的著作《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中，也提到中英《》中对于“夷”字的禁令，即规定清政府在其公文中不得再使用“夷”字，是一项只有英国条约才有的条款。
对于“夷”字原本的字义，在国外相关清史研究著作中有过明确的说明，如德国学者郎宓榭（Michael Lackner）、阿梅龙（Iwo Amelung）、顾有信（Joachim Kurtz）编著的《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中，对于“夷”字最初的用法给予了说明，即“东夷”，所指中原以东的地区或居民。以中原为中心，用以表示中原以东、中原以西、中原以南、中原以北未开化居民的词汇分别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由此可见，对于“夷”字的翻译，如果只是单纯的字义解释，或者是替代词的选择与寻找，并不能引申出如此多的历史摩擦，甚至战争的发生。翻译只是为帝国的政治扩张与文化的殖民输出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借口而已，当翻译所承载的不再只是词语意义的转换，而是一种直接、不加修饰的政治话语介入的时候，其功能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促使这种改变发生的原因，也正是笔者所研究的主题，即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框架下，文化转译的重要性。
二、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文化转译
在文化转译的概念下，跨语际实践的可能性，可以得到不断拓展，不再仅是停留于不同语言与文本之间的翻译行为，还可以在多重历史、政治、文化等关系相互叠加、综合作用的场域里，进行更有深度，更具实践性的转译行为。这种转译可以跨越同质的语言与文本的限制，向更为广阔的领域拓展，例如视觉语言与视觉文化。
如果在翻译与视觉文化之间，透过跨语际实践的方式，建立某种联系，其效果往往是令人惊奇的。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有两个艺术家的创作，都曾在国际上产生过巨大影响，时至今日，其创作的主体思路，依然延续了跨语际实践的可能性，并持续发挥着作用。这两位艺术家，一位是，一位是谷文达。
艺术家早年以装置作品《天书》《鬼打墙》闻名艺术界，1990年旅美之后，面对陌生的文化环境，开始创作《新英文书法》。《新英文书法》的创作主旨，是将中文与英文进行混合使用，以中文方块字的框架结构，填充英文的单词内容。每一个英文单词（由多个字母组成），被按照中文方块字的构造方法，以中文书法的书写形式，将每个字母以偏旁部首的形式重新进行组合，最终将整个单词中的所有字母，填充成一个具有汉字结构特征的“方块字”。
这种再造的“方块字”，是有意为之的一种文化转译行为，其结果造成了一种有趣的阅读障碍。对于一个母语为中文，或者学习过中文的人来说，这种再造的“方块字”虽然具有汉字的典型特征，却没有办法用既定的语言经验读出其发音，或理解其字义。而对于母语为英语，或学习过英文的人来说，在初次接触时，会对中文方块字的结构产生距离感与陌生感。而一旦了解创造这些“新英文书法”所遵循的创作规律，便可以很轻松地进入，没有障碍地完成对于字义的解读。
两种文字，通过文化转译的行为，各自脱离原有的语境，而在对方的语境中重新生成，或部分生成新的语义，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跨语际实践。透过“新英文书法”，模拟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看似融合、实则对抗的尴尬现实。
如果说的《新英文书法》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可能性，那么，谷文达的装置作品《碑林——唐诗后著》③，则更加验证了文化转译，是如何通过艺术家的智慧，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甚至揭示所谓文化交流的本质。当然，与谷文达两人均有旅居海外的背景，对于西方系统以及自我身份的双重认知，也是促使两人能够不约而同选择文化转译作为作品突破口的重要原因。
谷文达自1993年至2005年，历时12年的巨型装置《碑林——唐诗后著》，展现了一套完整的文化转译的方法。艺术家的具体创作步骤如下：1.将汉语的唐诗翻译（通过意译）成英语唐诗。2.将唐诗的英文译本再翻译（通过音译）回汉语并组成汉语后唐诗。3.将汉语后唐诗翻译（通过意译）成英语后唐诗。4.将英语后唐诗刻制成碑林。谷文达透过《碑林——唐诗后著》，揭示了正在演变中的当代史进程，从“文化的异化”到“文化的反异化”，最终“互相异化”的过程，作品以碑林的方式进行呈现，强调了将文化转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的方法，作用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构建之后，所凸显出的一种“纪念碑”式的作用。
这让笔者想到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否也存在如此的境遇。自中国以来，西学渐进，但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与传统，是否真正适合西学的发展？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相对于“西方”这一概念，被臆想出来与之对应的所谓“东方”，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的主观想象。但这种想象是否成立，或者说是否符合实际的情况，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东方”一词本身的语义模糊，以及后殖民理论中，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甚少，都从侧面印证了警惕的必要性。
国家意识形态的对抗，从来未曾停止过。冷战之后，对抗以更加温和的形式继续着，比如奥运会、世博会等。在视觉文化领域，老牌的国际综合类视觉展览，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艺术界的竞技场所，这也是为什么威尼斯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坚持要设立国家馆的原因所在。
对于当代艺术的本质而言，是典型的西方意识主导下的视觉游戏。英语语系的硬件要求，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构架下的艺术批评系统，美术馆、基金会、艺术博览会、画廊等艺术运营系统，无不强调其帝国化的本质特点。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性是否存在，其核心价值的理论支撑又是什么，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先生很早就提出“春卷”论，即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艺术界的地位，永远是属于配菜的春卷。这不是悲观的论调，而是西方艺术系统在看待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时，其猎奇心理的真实写照。
三、对于文化转译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帝国的话语政治，应该不是简单的消费文化可以解决的事情。对于切入点的寻求，作为艺术家，如果可以跨越日常的艺术视野，即所谓艺术生产的标准，从跨文化与跨地缘政治的语境出发，也许会发现许多艺术之外的选择，比如在文化层面的转译行为。
翻译本身是一种差异转换的游戏，没有任何一种翻译可以完美转换意义的整体，能够转换的，只能是意义的碎片。因此，翻译的结果也只是各种意义碎片的拼贴与重组，而中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歧义产生。因此，应跨文化交流需要而产生的翻译，往往被引入到帝国话语政治的对抗之中，变成了一种权力批判和政治介入的活动。所以建立在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基础之上的文化转译研究，其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内知识界对于帝国话语与跨语际实践的研究，更多的是围绕话语政治权力所产生的翻译问题，对于文化背景下的转译行为，学界少有论述。而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却有包括、谷文达等一些著名艺术家，坚持将文化转译作为其创作主线，也正是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坚持与努力，使得文化转译在文化与视觉领域的跨语际实践，逐渐得到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视与回应。
在中国当代艺术得到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转译的研究与应用，完全可以成为中西方价值观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重要方式存在。今天的中国需要文化大发展，我们的文化需要在更多的国际平台上，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如何推广与展现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念，是需要共同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文化转译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应用研究，对于今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价值观的展现与推广，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战略意义。而对于文化转译的应用研究，也可以为中国对外文化与艺术交流的展示与推广，在文化背景知识、外交礼节等诸多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以及有益的尝试与方法。
（注：本文系2012年黑龙江省教育厅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研究成果，项目名称：文化转译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12—155HLJ.）
注释：
①饶淑莹.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3.帝国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之前的早期帝国研究，第二阶段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的古典帝国主义研究，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当代帝国研究，第四阶段为冷战结束至今的新帝国研究。
②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二章，衍指符号的诞生，38—97.
当代艺术与文化范文第3篇
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加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大背景下，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商务印书馆和浙江理工大学联合主办，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承办，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协办的“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与当代文化建设”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隆重举行。胡经之、聂振斌、王元骧、凌继尧、姚文放、杜卫、袁进、张永健、张永清、刘悦笛、王廷信、楚小庆、宛小平、丁国旗、李荣有等来自全国的8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新华社、《文艺报》、《艺术百家》、浙江电视台等报刊媒体的领导和记者编辑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由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现代美学名家研究丛书》（6册）首发式。
此次研讨会，是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领域第一次全国性专题研讨会，也是全国美学、艺术、文化、教育领域内围绕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一次高端峰会。会议尤其在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特点、价值意义、人文意蕴三方面进行了集中研讨，体现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水平和进展。
一、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内涵特点的研讨
全面总结、深入挖掘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特点，是此次研讨会的重要学术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聂振斌研究员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育思想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从美育方针与美育的实施、美育的性能及价值、美育与德育、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美育与宗教等五个方面，系统梳理总结了美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主要特征。指出，视美育的主要性能为“陶养情感”，倡导“以美育代宗教”，是对中国文化以艺术―审美而非宗教为文化理想的独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体认。深圳大学胡经之教授也深入概括了的美育精神，认为其内涵突出表现在“陶养情感”和“纯洁人格”，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浙江理工大学金雅教授从本世纪初开始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也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开掘者。她从“美趣”与“美情”、“移人”与“美术人”、“生命之迸合”与“生活的艺术化”等梁启超美育思想的重要范畴命题入手，对梁启超美育思想的基本内涵与致思路径予以了系统梳理与总结，指出其由前期对美育的社会功能的探讨转向后期对美育的人文价值的探寻，逐步深入并叩问了美育的人生意蕴及其诗性维度，具有鲜明的个体特色、时代特征和民族情韵。杭州师范大学李荣有教授着重分析梳理了梁启超“趣味教育”主张的主要内容，对其相关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原则等进行了探讨，指出“趣味教育”不仅与学校教育相联系，也应包含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行业教育和自我教育中。此外，华南师范大学陈永标、杭州师范大学莫小不、同济大学李、浙江工商大学朱鹏飞、江苏师范大学李茂叶等学者，从艺术美育、情感教育、书法美育、大学美育等各个角度切入，研讨了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与特点。本次研讨会上，一批年轻学者崭露头角，他们的研究视野独特，富有锐气。如杭州师范大学何淑芳对梁启超美育思想中“养气说”的研讨，透视了梁启超美育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勾连了梁启超美育思想与“新民”思想的关联，颇具新意。绍兴文理学院马芹芬提出了越文化背景下的美育实践的命题，着重挖掘美育思想的越文化精神及其相关民族特性，也不乏新意。
二、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价值意义的发掘
批判继承、创化汲纳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营养，深入研讨、充分发掘它们对于当代美育与文化建设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此次研讨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出了商榷。他指出，宗教的本质是信仰，而却认为“宗教本旧时代的教育”，并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宗教的认识作用和道德作用都已消失，唯有情感教育的作用仍然保留，所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口号在当时虽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学理上尚存在某些局限。宗教的本质是信仰而非认知与道德。王元骧教授进而认为，若从信仰论的观点来理解这个口号，它在今天不仅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反而更突显它的理论价值。他主张从美与艺术的性质、美与艺术的创造、美与艺术的功能三方面来认识审美、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同质性。《文艺报》理论部熊元义编审以“重铸民族魂”为题，对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在激发国民的勇气和培养国民的灵魂上的巨大作用”、“把文艺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的理论特色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以梁启超对雄壮活泼沉浑深远的诗境的倡导、对中国文学女性形象审美趣味的批评、对陶渊明人格特征的分析褒扬为例，指出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与审美情趣是中国现代美育最为宝贵的精神传统之一。呼吁继承发扬梁启超鲁迅一脉的审美情致与美育精神，培育激扬健全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做好精神准备。此外，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浙江工业大学郑玉明副教授等，也对流行的对“以美育代宗教”说、梁启超“趣味教育”论的观点进行了反思评析，从当下现实出发，梳理了梁启超思想观点的现实意义。杭州师范大学张道森教授、梁启超纪念中学梁新明校长、东南大学白艳霞博士等探讨了梁启超美育思想对当代美育、校园文化建设等的启示。山东大学高迎刚副教授认为梁启超艺术教育思想既秉承了中国传统乐教“致乐以治心”的基本观念，但又吸纳西方新思想，在用什么教、教成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上，充满了20世纪初中华民族求新求变、塑造“新人”的时代精神，在今天，仍可视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基本方向。胡经之教授在总结的美育精神的同时，也强调了其对“我们进一步去深思美育的使命，推进美育的实施，拓展美育的途径”的启示。
三、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人文意蕴的探析
当代艺术与文化范文第4篇
二战后，纽约成为继巴黎之后新的世界艺术中心，曼哈顿成为艺术家们的聚集地。然而曼哈顿地区昂贵的租金，却不是这些大多年轻的艺术家们―主要是画家和雕塑家―可以负担得起的。而曼哈顿苏霍区（SOHO）的产业转型，使得轻工制造业的大量迁出，原存的厂房和仓库空置废弃。艺术家们找到这些租金低廉的巨大开敞空间，对它们进行简单粗糙的改造，使其满足他们的创作需求和生活的最基本要求。早期LOFT建筑由于艺术家们经济的拮据，无力对它们进行更多的改造和装饰，所以早期Loft建筑多以墙壁斑驳、管道暴露、地面粗糙和空间完全开敞的形象示人。LOFT风格刚兴起时，因其常成为艺术家们和时尚界前卫人士不分日夜的大规模派对地点，吸毒、混杂其中，为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令政府对它进行全面封杀。随着更多专业设计师的进驻及他们所带来的技术支持，他们对废弃厂房和仓库的功能性改造使其具有更多的功能和美学价值。从而吸引到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对LOFT文化的关注和接纳，以及追逐。这股LOFT风潮所具有的商业价值，推动了它于1975年在纽约的最终合法化。LOFT风格普遍存在于餐馆、咖啡馆和零售机构等商业建筑中。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影响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选择在家办公的机会增多，人们选择LOFT，代表了他们前卫的生活方式，而不再是经济拮据的被动选择，相反却是时尚与前卫的表现。
LOFT自上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催生了中国一批改造和利用工业老厂房作为文化中心的项目。杭州杭印路LOFT49、上海苏州河畔的东廊画廊，还有规模较大的北京东郊的大山子艺术区（即原798工厂）。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北京798艺术中心。出自20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设计的包豪斯风格的厂房建筑，为其LOFT改造奠定了基础。而LOFT在中国和在西方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在西方LOFT是以低廉的租金吸引艺术家而兴起。与之相反的是，在中国由于引入之初的前卫标志，使得LOFT风格的艺术中心的租金，比之前贵了几倍不止。
自中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加入WTO世贸组织以后，各种跨国公司的商品、广告和机构涌入中国。伴随着这些时尚消费品，一同进入中国的还有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和文化消费主义的。中国普通民众之所以能够很快适应和接受这些“洋消费”，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西方消费主义和文化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人类早期社会中的物质消费就开始含有文化因素。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物质消费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凸显，并终于表现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消费形式。在文化消费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表现形式，仅仅作为文化因素被包含在物质消费中时，这种文化消费是附属于实用价值的消费。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有限，消费什么往往取决于生产。这一点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表现的很明显。而在当代的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是以一种独立的表现形式，已经摆脱过去对实用价值的依存，演变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意义。物质消费是满足人的物质和生理需求，而文化消费则是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关注，赋予了文化消费主义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在上世纪90年代，LOFT进入中国催生一批旧厂房改造项目的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从中嗅到商机，将LOFT这一文化因素纳入到楼盘的市场营销中，开发了一些以家庭办公为卖点的楼盘，套用LOFT的概念，赋予这些楼盘以前卫个性的形象。这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下，将LOFT与文化消费结合的一个大胆尝试。而这之后，国内一批LOFT创意产业园区的成功开发运作，及其产生的强大品牌效应，主要表现：一为LOFT改造对旧建筑本身的价值再现和创新意义；二为提升园区自身的创意与活力、业界对园区的认知程度及园区对区域经济文化的参与程度，甚至于提升园区所在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体现在北京798艺术区对于塑造新北京形象方面的贡献），则是对LOFT建筑风格与文化消费主义在中国结合的完美诠释。
当代艺术与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当代艺术；创造力；传统文化
中国当代艺术，因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而发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真正深入中国社会，是与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宫廷画以及二十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现实主义美术传统相对立的艺术，强调的是观念、现象与思潮，也是对过去近三十多年在中国出现的新艺术现象状态的整体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凡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在艺术前沿比较另类、边缘、激进的探索现象都可称为“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在发展之初，像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跟随西方的步伐成长至今。期间经历了各种美术思潮与现象，出现了纷繁复杂，花样不断翻新的场景，成为中国美术界的重要组部分，甚至已迈入世界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然而，中国当代艺术在面对全球化的影响下，也出现了自身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艺术潮流的带动下，出现了盲目的崇拜、跟从，甚至是照搬；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涌入和传统文化的断层，导致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或否定；再加上商业大潮的席卷，致使功利主义盛行。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使得总体上创造力略显平庸，缺少本体构建，精神性匮乏，缺少给人以强烈震撼的艺术作品。中国当代艺术急需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从西方话语权和市场功利化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找到灵魂，自由呼吸，走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之路……
一、“学一半，撇一半”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国与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文化与思潮在发生着相互的融合与碰撞，尤其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价值体系，正在日益同化着世界。中国当代艺术自上世纪崛起于国际艺坛，如今已纳入了世界文化艺术的体系，而艺术的国际标准有去民族性、地域性的倾向，所以，我们在对待西方的态度时，应该“学一半，撇一半”。中国当代艺术有必要学习西方的艺术观念、艺术形式，包括先进的展览运作、策划营销等模式，充分利用西方先进的文化艺术资源，壮大自身，与西方艺术缩小差距。同时，在学习过程中，不可盲目崇拜，照搬、重复，应当用冷静和理智筛选、过滤掉西方文化艺术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体质霸权。应当站在自身文化的立场，看待艺术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把握话语的主导权，争取与西方平等对话。其次，我们在对待自身传统文化时，也要“学一半，撇一半”。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强烈攻击，中国当代艺术要树立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信心，不可放弃传统跟随西方节奏，没有自身文化身份作为支撑，中国当代艺术很难在国际艺坛立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艺术艺术应当发挥传统的优势，扬弃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成分，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吸收和转化。中国当代艺术需要这种“学一半，撇一半”的合而再生的过程，站在自身文化的立场，进一步对传统文化资源和西方现当代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一种内在的化合。
二、艺术家个体价值体系的构建
在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艺术市场化、商品化的浪潮滋养着焦躁、功利的气息。处在包围中的艺术家个体，更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构建自身价值体系，坚守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的道德规范，保持独立性，从商业炒作、名利驱使的漩涡中突围，关注生活，批判现实，保持艺术的纯粹性。在以西方为主导的艺术国际化影响下，同样要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以自身文化的视角，从盲目跟随西方规则的牵制中解脱出来，从自身传统中寻找独立发展的基础，合理借鉴世界艺术先进的东西。作为艺术家个体，在构建自身价值体系时，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相关联，融合出一种当下的、本土的文化意识，形成属于自身，也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传统，规范自身的言行，影响自身的艺术实践，创造出当代的传统文化艺术，这需要艺术家们共同的努力。
三、“自立门户”
中国当代艺术需要“自立门户”，从西方文化艺术的潮流中挣脱出来。“自立门户”，终究涉及到的是艺术创作语言表达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在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模仿中，进行表面语言转换而创作出的作品，并不能引起太多的关注；肤浅运用中国传统符号，利用中国经验、中国身份，在世界“打中国牌”的作品，也只是一时满足西方的猎奇口味，不会长久；走个体伤感、记忆，青春的作品，更多的是被市场所追捧，等等。像90年代兴起的政治反讽、媚俗、犬儒等，或许已经丧失了前卫性。想要在国际艺坛中立足，确立自身文化身份，建立一种基于本土文化土壤之上的艺术表达方式是何等的重要。至于如何的建立，这需要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共同肩负起自身的文化责任，重建本土的艺术特征和文化价值，早日成功转型，共筑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之路。
参考文献：
[1]袁文彬.当代艺术中的挪用现象[J].美术观察，2002（4）：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