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商业化 世俗化 金石趣味

在造成的“五口通商”之后，上海自19世纪60年代起，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埠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号称“十里洋场”。张鸣珂《寒松阁艺琐录》中记“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由于上海经济渐趋高度发展和城市人口膨胀造成的市场繁荣，以及运动的影响，各地画家多来上海居住﹑谋生和寻求发展，上海成为全国画家最多最集中的城市。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带动了审美观点和创作思路的改变，使寓居上海的画家群体萌发了革新要求和实验新的创作实践的愿望，新的画风应运而起，形成清末民初著名的“海上画派”。

近代的“海上画派”，并不是狭指中国画中的一个风格派别，而是泛指一群敢于破格创新，甚至吸收西方手法技巧的海上画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共同开拓了海上新画风。海派在总体上呈现以下风格：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个性鲜明；重视诗书画印诸方面的修养，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雅俗共赏；借鉴吸收外来艺术。海上画派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有赵之谦﹑虚谷﹑蒲华﹑任伯年和吴昌硕等。

海上画派在题材的选取上偏向于花鸟画，其次是人物，再次山水。由于受绘画商品化的影响，海派绘画大多表现的是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性题材。WWW.133229.cOm海派画家大多擅长画花鸟，很少有人画山水画，这是因为花鸟画更能赢得市民的喜爱，容易出售。与传统的表现优游山水的林泉之志不同，其选取的多是月季﹑玉兰﹑牡丹﹑海棠﹑﹑美人蕉等以及白菜﹑萝卜﹑南瓜﹑大蒜﹑柿子﹑蟠桃﹑枇杷等具有吉庆色彩和生活气息浓的题材入画。这与上海的环境有很大关系。经济的繁荣使市民有能力购买绘画作品装饰厅堂，这样就推动了审美习惯的改变。那些寄托了人民富贵发财愿望色彩的绘画作品很符合他们的需要，而画家为了生存就必须根据主顾的需要而创作绘画作品。

海派绘画在色彩上非常鲜明，色墨浓郁而又热烈，具有浓重的商业化色彩和强烈的世俗性特点。海派绘画作品的色彩喜用民间绘画中的大红、青绿等鲜艳对比强烈的色彩作画，使其风格与民间绘画的色彩格调相似，这是因为市民们大多喜欢色彩鲜艳对比强烈的绘画作品。一个画家要想很容易地卖掉自己的作品，就不能不考虑市场的艺术趣味。海派画家用色浓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和西洋绘画的影响有关。由于上海是一个“十里洋场”，海派画家的创作不可能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任伯年和吴昌硕的作品中经常用洋红色，而洋红颜料就是从西洋带来的，而任伯年的人物画受西方写生法的影响，每当外出，必备一手折，见有可取之景，就铅笔勾录。酸寒尉像中吴昌硕所穿官服，均用大块色彩渲染而成，不见一笔勾线，以没骨法画人物，凭借的是冼练而准确的写生功力，才能将人物画得形简神全。而其画的花鸟画中呈现的光影效果也是受西方绘画的影响。

海派绘画中具有强烈的金石趣味。海派起于赵之谦，他被公认为给“海上画派”之形成以决定性影响的人物。赵之谦诗书画印四绝，又精通古文字学。其书法初宗颜真卿，画则学习南北两派，书致力于篆﹑隶﹑八分以及北魏书，锤炼出流媚华妍的风格。其篆刻初学浙皖两派，融会诏版﹑碑刻﹑砖文﹑钱印﹑镜铭﹑石鼓文之类的金石文字入印，是继浙皖诸派之后大家。其印章法讲究，古劲雄厚，凝练俊美，独创新格，人称“新浙派”或“赵派”，为篆刻艺术开创了广阔前景。赵之谦的画融徐渭﹑石涛等人写意法，用鲜艳的色彩来配合放逸的笔法，加上精巧的布局，对海派后来的画家有重要影响。除了赵之谦以外，把篆隶笔法和篆刻刀法融入到绘画创作中另一杰出人物当首推吴昌硕。吴昌硕学画时博取陈淳﹑徐渭﹑朱耷﹑石涛﹑金农﹑赵之谦诸家之长，尤其推崇徐﹑朱﹑赵三家，又继承赵孟芾以来以书入画的传统，“以榴写花，草书作干”。吴昌硕的画讲究诗书画印整体的美，崇尚气势，笔力老辣而富有金石气。他以篆隶笔法和篆刻刀法融入绘画之中。吴昌硕一生最爱梅花，画了多幅梅花图，甚至将自己的性格﹑思想和人品也融在高洁清雅的梅花之中。由于他有着坚实的书法和篆刻功底，又能将他们与绘画艺术有机结合，在用色上大胆创新，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使作品具有浓郁的金石气，别具一格，对后世写意花鸟画产生巨大的影响。

海派绘画中任伯年的人物画比较出色。任伯年出生于年代，其一生清政府都处于国弱民穷，落后挨打的风雨飘摇之中。任伯年用他的画笔曲折写出对祖国前途的担忧和山河大地的深沉感情。他常画的《关河——望萧索》﹑《故土难忘》﹑《关山在望》为直抒胸臆之作。这些画单人独马远眺前方或跪拜地上，画中萧疏寒林﹑荒漠大地一片苍凉，表达了画家的爱国热肠和忧患意识。在《观刀图》中，画面绘大树和假山旁的两个壮士和一位妇女，一位壮士正抽刀出鞘，女子则双手抱刀，三人都怒目圆瞪，似面敌欲战。画中之景是豫园点春堂的环境，三人显然是当年占据此地反抗腐朽的满清当局和洋人枪队的小刀会英雄。他在题款地指出为点春堂而作，分明是回忆当年和想象所见的人物及景象，用画笔表达一股勇气，表达自己对国家“恨铁不成钢”的怒气。

海派绘画的画法简练概括，运笔飞快。海派画家作画或没骨晕染，或勾花点叶，皆粗笔阔墨顷刻而成。海派画家这种快速作画的方法与画家的效益追求有密切关系，这种画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出大量的绘画作品，以满足供不应求书画市场。

海派绘画在审美境界上具有强烈的世俗情调和浓厚的生活趣味。由于海派深受绘画商品化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迎合市民欣赏的口味。赵之谦画上的“大富贵”﹑虚谷的“松鹤延年”、“紫绶金章”等皆是代表，吴昌硕画面色墨浓郁的富贵牡丹都具有很大的商业化世俗化味道。海派在题材与绘画内容上，都与传统的文人画有了截然的区别。古代文人画家所追求的超越世俗的艺术精神和优游山水之间的林泉之志在这个“十里洋场”中已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传统萧条淡薄的艺术境界和孤芳自赏的高逸品格早已和当时上海商品社会的审美情调大相径庭。色彩灿烂﹑装饰味浓的海派绘画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大富大贵的市民精神和欣欣向荣的商业气象。

以开放发展的眼光看海派绘画，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民间绘画以及西方绘画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使绘画更加符合社会的审美需要，从而成为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对后世绘画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高春明.上海艺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4(1).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白先勇 小说研究 大陆

白先勇是首批被引入大陆的台湾作家之一。1979年《当代》创刊号编入《永远的尹雪艳》，其后《游园惊梦》（《收获》1979年第5期）《思旧赋》（《作品》1979年第11期）相继在大陆刊载，大陆地区关于白先勇的研究也随之深入，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白先勇热”。在至今32年的研究中，大陆地区公开发表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论文约470篇，有关的学位论文仅近十年就有63篇之多[1]，出版了有关白先勇研究的专著4本[2]，召开过一次“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大会”，一次新书首发暨研讨会。

在这30多年中，大陆对白先勇的研究成果丰硕，极具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白先勇研究的4本专著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此外，关于白先勇的“访谈”与“传记”等资料也渐多，为研究白先勇的生平与作品提供了广阔的素材。2001年刘俊发表《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对大陆地区前二十年的白先勇研究进行纵向梳理，同时横向点评了大陆地区白先勇的研究工作，丰富了白先勇研究内容的广度，拓展了白先勇研究的维度。

刘俊的文章对大陆地区白先勇八十与九十年代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尽管白先勇至今只推出了36个短篇与1部长篇小说，但对于其作品内容的挖掘与艺术技巧的探讨却一直在继续。不同时期关于白先勇研究的侧重点并不一样。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与显赫的家世，成为八十年代早期研究中必然考虑的因素。研究者将这一因素深化到对作家具体作品的研究中，全面探讨小说作品的总体艺术特征。具体文本分析不再拘泥于简单的作品认知，而是通过背景与文本细读深层次把握。九十年代的研究则在对重点篇目的挖掘中，突出关于作品主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白先勇笔下女性主题、悲剧意识、救赎主题、乡愁主题、放逐主题等领域，对白先勇的研究也由局部眼光转入全局把握。《白先勇论》《白先勇小说艺术论》《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等专著先后出版，集论文之大成，突破了以作者文学创作道路为依凭的传统路数，转而以多角度新方法进行研究。由此可见，在前二十年的研究中，对于白先勇文本与主题内容的研究贯穿始终，同时采用了多元研究方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随之扩大。

然而关于大陆地区近十年的白先勇研究梳理尚未见公开发表。二十一世纪之后大陆关于白先勇的研究迎来了新时期，随着从“人”为本的研究视角的转变，近十年的白先勇研究视域也有所突破。本文仅以白先勇小说为例，对近十年大陆地区关于白先勇的研究进行简要梳理。

新时期的白先勇小说研究，除继承上世纪的成果以外，对于小说经典篇目的解读与作品的分析更加深入，对于小说各个主题的研究成果也更加丰硕。张晓玥的《书写无言的痛苦——论白先勇小说》[3]、徐苏的《白先勇笔下的“陌生人”、“边缘人”、“世界公民”》[4]、朱美禄的《醉境中的自我形塑——白先勇小说解读》[5]都是其中的代表作，研究角度的转换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从传统的历史沧桑转为对“人”自身的探索。现代性的角度对于作品的认识更强调从原有的背景中解放出来，以“人”为本，将“人”放入小说环境中去，而不是小说环境下的人，强调人物的内心挖掘与身份认同。历史与背景对小说的影响渐渐淡去，研究者更多从人本身的角度去观照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人物内心的呐喊与身份认同的彷徨重建了小说世界，在小说研究中窥见白先勇内心的慈悲观照与悲悯情怀。

相比于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视域也有了扩展。关于白先勇小说的研究不仅是小说文本和历史文化解读，新时期更侧重白先勇与地域（特别是上海）关系的研究、白先勇与其他上海作家的比较等研究视域。这两个新的视域拓展了白先勇研究的视野，成为这一时期白先勇研究的特色成就。

白先勇与上海的渊源最早追溯到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白先勇随家族迁居上海，在上海度过了两年半时光。繁华的十里洋场给童年的白先勇留下了深刻印象，被儿童记忆放大的繁华烙印为白先勇的大陆印象，成为白先勇小说中民国时期的辉煌缩影。2001年陆士清发表《白先勇与上海》，指出“上海，使白先勇看到了当时的世界，而白先勇则收藏了上海，”一句话道出了上海与白先勇小说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白先勇，在他的作品特别是《台北人》系列中，创作出众多具有“大陆情结”的台湾外省人，众多“大陆情结”的意象具化，多是繁华上海。而这些情结的根结，却是昔时上海代表的民国岁月。白先勇在五十、六十年代关于上海的书写，恰恰填补了1949年前海派笔下的魔都与1980年后王安忆等人书写上海中间的空缺，成功连接了“上海神话”，上海不再仅仅是一座城，更是凝聚了许多作家心血与思想的城市文化存在。经过现代海派的书写、五六十年代白先勇小说的回忆、八十年代上海作家的发展，成功将上海文化书写成为一个整体，发展为中国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

2011年第四期《文学评论》上赵艳发表《论白先勇的上海书写》集前文之精粹，进一步指出“上海，是白先勇对人生、文化、时间之宏阔思考的支点之一。”白先勇小说中对上海的书写，实际上是对上海逝去的繁华致敬，也有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命运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上海作为城市在白先勇小说中的意义，同时也引申出身为上海人却无奈成为“台北人”的种种联系。在白先勇成功连接“上海神话”之后，白先勇小说中的“上海精神”也成为上海在地域之外的影响主流。上海城市文化散落在异地上海人身上，最终聚拢为上海精神。上海城市文化的潜移与异乡上海人的遭遇研究结合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关于白先勇与其他地域的研究也有例可依，作家与地域的紧密联系大大拓展了作家作品的研究内容。

除了作家与地域的联系以外，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也成为了热点，特别是大陆兴起的“张爱玲热”“红楼梦热”等等，使得白先勇与张爱玲、白先勇与施蛰存、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红学研究的比较也成为新的领域。特别是白先勇与上海作家的比较成为一大特色，其中白先勇与张爱玲的比较成为新时期研究的一大亮点。李爽的《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人生记忆与文学创作的相似性分析》[6]一文就白先勇与张爱玲两人的经历与创作分析，指出两位作家同是出身上层社会，同样经历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家族的没落，对于从繁华到平凡有着深刻的感受，偏好以小说刻画人物，描述人性。江莎的《“传奇”的上海书写——论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的上海》[7]则从两位大家作品的角度出发，阐述白先勇与张爱玲在小说中同时将四十年代十里洋场展现淋漓。

更多的白先勇与作家比较研究则旨在呈现作家的不同特点，不仅仅是粗略的背景比较，而是从人物命运、经历等具体的角度出发研究二者小说的不同。王桂荣《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命运的沉浮》[8]从女性的人生经历（浮萍人生）、精神感受（月光爱情）和不可抗拒的命运三个角度分析了二者笔下女性命运的差异。李沁园《试析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中的命运和人性》[9]则是通过人物命运中透出的不同偶然性——荒凉的意境与无常的哲理，人性刻画中展现出露骨的扭曲和含蓄的麻木两方面表现小说中命运与人性的变化。在这些对比中，既有具体的人物命运、女性生命的对比，也有宏观的人性挖掘、审美意旨的差异。正是这些不同角度的深入，让白先勇小说研究在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对比中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符立中的专著《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上海神话——台港后上海文化学》对白先勇与上海、白先勇与张爱玲比较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符立中从考据的角度出发，探寻白先勇小说与上海城的关系、白先勇小说人物的原型等。尹雪艳应是上海“衣雪艳”，朱焰则是当年上海名演员朱飞与金焰的结合，朱青代指白光，蓝田玉联想到的影星王熙春，甚至配角老乐师林三郎也让人想起当年上海歌谣作家杨三郎。白先勇在看似漫不经心地起名中似乎搬来了当年上海滩各路名家，从中便可隐隐窥见当时的上海风华。

白先勇与张爱玲的渊源，除了身世与经历外，符立中在著作中探讨关于他们同是师承《红楼梦》的渊源。此外，白先勇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红楼梦》对于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等，也伴随大陆的红学热成为关注的问题。正是在对于白先勇与《红楼梦》关系的进一步深入，扩展了白先勇与中国古典文学、白先勇与文学传承等多个课题，值得人们去探讨和补充。

符立中除了对白先勇与的小说与上海联系做了考据外，对于九十年代研究较少的文学改写问题也做了一个系统的补充。对于白先勇作品的改编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阐述。《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孽子》《最后的贵族》（《谪仙记》）《花桥荣记》等小说相继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其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话剧，2008年）《玉卿嫂》（电视剧，2006年）《最后的贵族》（电影，1989年）则是由大陆出品的文学改编。符立中对这些改编作品做了诠释与比较，填补了这一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近十年的白先勇研究，不管是从横向的领域扩展还是纵向的课题深入上都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于前一时期研究的不足也有了补充。2006年以后，白先勇将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昆曲的宣传上，随之研究白先勇与昆曲也成为白先勇研究的一大热点。白先勇小说在大陆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搁置，相反与当代学术热点结合，拓展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消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剔除“宿命论”的消极因素，研究者更多将小说置于社会思想等领域下进行评论，经典作品也能阐释出新意。对于白先勇小说创作中受到的影响（如地域、其他作家）等研究不再是一笔带过。同时对于以白先勇小说改编的多种艺术形式也有了关注，虽然与小说间的对比仍有不足，但这为以后的研究留下了值得深入的研究空间。

从以上的研究历史回顾和梳理中，不难发现白先勇小说在大陆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特色明显，同时在对研究成果的梳理过程中也隐隐拓展了关于白先勇小说研究以后的发展方向。就目前的资料来说，可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家与地域的联系。从近十年开始，对于白先勇的分析已不仅止于台湾人这一身份上，大陆研究更多强调白先勇小说与大陆地域的文化联系，更深层次上是作家与大陆文化的渊源。上海作为白先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大陆地域代表，对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挖掘在近几年也颇受重视。不仅仅是上海，桂林、重庆、南京这些白先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也给白先勇留下了大陆印象。会说故事的桂林火夫老央，重庆长江上目睹的逃难者的身亡，这些大陆记忆对于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也有影响。这些地域文化除了对小说主题的凝聚外，也被具体化到小说人物身上，如《花桥荣记》中的桂林老板娘等等。但是白先勇与其他地域的联系并不如他与上海一样深入挖掘，以白先勇与桂林为例，大陆研究者并未充分研究桂林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白先勇眼中的桂林就如老板娘口中的话：“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10]在小说中，白先勇对于桂林文化也有所提及，《天雷报》《薛平贵回窑》等桂林地方戏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也有重要作用。这些地方文化与人物对白先勇的影响，并没有进一步的整理。对于白先勇与地域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充分的拓展。

第二，表现方式比较。白先勇的作品因为饱含历史的沧桑感与人道主义光怀而备受称赞，但是对于作家的思想内涵多是通过作家本身的经典篇目的阐释与小说主题的归纳发展而呈现，主要探讨的也是白先勇小说主题的呈现方式与结果，而不是原因。大陆的研究多探讨小说怎样去呈现、呈现出怎样的结果，而甚少去思考为什么是以如此的方式去呈现。白先勇的小说渊源除了本身的经历，是否还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白先勇是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但是对于现代主义对白先勇小说的具体影响，大陆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白先勇在创作小说时选取的创作方法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他选择的原因却并不为人所研究。因此，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便显得必不可少。在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中，才能将白先勇创作的原因与小说主题的呈现原因进行主要比较，在比较中寻找渊源。在对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对比中，寻求白先勇思想与众不同的地方并加以探究，才能真正从全局的视角来真正认识小说，认识作者。

第三，作品的改编与比较。白先勇的作品一直广受大众好评，历年来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并搬上舞台和电视，扩展了白先勇小说的受众范围。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小说研究与其他的艺术研究并不相同，各种改编无形中也拓展了小说研究的范围。研究者对于其他艺术形式对小说本身的删改，对于删改后的艺术形式与原有小说侧重点的不同也应该充分注意。在作品的改编中，改编者的认识必然对“二次加工”的改编作品产生影响，造成改编者对白先勇小说的主题内容不同理解的动机与目的也不尽相同。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新时期不少白先勇小说改编的作者正是白先勇本人。白先勇在对原本小说改编的过程中，是否遵循本来意志进行改编，或者将某些内容进行“二次加工”等问题也是在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主题思想的深入与细化也成为了小说研究的一个支流，应得到广泛的认识。

白先勇在大陆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对作家本人产生了影响，作家自80年代来往于大陆后甚至在大陆进行了新书《圆梦——白先勇与青春版》的首发式。近十年的大陆地区白先勇小说研究也表明白先勇小说的研究在大陆也将持续下去，结合时代特色以世界华文文学的视域审视，突破传统以新思维进行进一步研究，成果将更加突出。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的突破为新时期白先勇小说在大陆的研究迎来了新的。最后以白先勇《惊变——上海漫记》中的题记作为本文结束：

【转调货郎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转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长生殿》唱词

参考文献：

[1]数据参考刘俊《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1》.华文文学，2001（1）.同时参考中国知网相关数据，包括白先勇个人文章与白先勇访谈.

[2]数据参考国家图书馆，白先勇个人传记不算在研究专著内.

[3]张晓玥.书写心灵无言的痛楚—论白先勇小说.文学评论，2007（2）.

[4]徐苏.白先勇笔下的“陌生人”、“边缘人”和“世界公民”.名作欣赏，2011（30）.

[5]朱美禄.醉境中的自我形塑—白先勇小说《岁除》解读.名作欣赏，2011（23）.

[6]李爽.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人生记忆与文学创作的相似性分析.安徽文学，2008（5）.

[7]江莎.“传奇”的上海书写——论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语文学刊，2006（21）.

[8]王桂荣.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命运的沉浮.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9（3）.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1．《中学音乐教材》（上、中、下册），1947年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出版。

2．《风琴演奏法》，1953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1955年北京音乐出版社重版。

3．《柴科夫斯基主要作品选释》，1957年音乐出版社出版。

4．《音乐常识讲话》（上册），1958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5．《世界各国国歌汇编》，198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6．《音乐欣赏讲话》（上、下册），1982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7．《外国名曲轶话》，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8．《肖邦的叙事曲》，1986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9．《欧洲音乐史话》，1989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10．《外国国歌史话》，198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1．《中外国歌纵横谈》，198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12．《欧洲音乐简史》，199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3．《外国音乐欣赏》，199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4．《钱仁康歌曲集》，1995年内部出版。

15．《钱仁康音乐文选》（上、下册），1997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16．《黄自的生活与创作》，199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17．《世界国歌博览》，1998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18．《汉译德语传统歌曲荟萃》，200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19．《音乐作品分析教程》（与钱亦平合著），2001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20．《学堂乐歌考源》，2001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21．《钱仁康音乐文选续编》，2004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二、主编、编注、校订和参加撰稿的图书42种

1．《辞海艺术分册》，撰写音乐条目的释文，1980年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第一版。

2．《辞海》，撰写音乐条目的释文，1980年8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第一版。

3．《音乐欣赏手册》，撰写条目44条及“怎样欣赏音乐”，1981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

4．《外国音乐曲名辞典》，郑显全编，钱仁康担任校订作序，1982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初版。

5．《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撰写“第三交响曲”、“第六交响曲”、“第九交响曲”论文，1983年5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6．《美学与艺术》，上海市美学研究会编，钱仁康撰写“论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一文，1983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7．《现代作曲家及其名曲》，撰写介绍现代作曲家及其名曲的文章13篇。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编，1985年2月出版。

8．《外国音乐词典》，担任全书校订工作，翻译H―J部分的条目，1988年8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初版。

9．《世界各国国旗、国徽、国歌》，编写国歌部分，1988年8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一版。

10．《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担任音乐学科编辑委员、音乐体裁分支主编，撰写释文56条。1989年4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版。

11．《中国民族音乐大系・古代音乐卷》，撰写“词乐”部分19篇。1989年9月上海音乐出版社第一版。

12．《音乐欣赏手册》续集，撰写条目73条及“世界各国国歌选介”。1989年12月上海音乐出版社第一版。

13．《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笔名企释，撰写前言《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考》，1990年9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初版。

14．《弘一大师歌曲集》，主编。1993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

15．《文化鉴赏大成》，撰写音乐条目45条。1995年7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第一版。

16．《中国百科大辞典》，撰写“世界各国国歌”长条。1999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版。

17．《简明牛津音乐史》，G・亚伯拉罕著，顾囊耄与杨燕迪合作校订。1999年12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三、报刊文章300余篇

1．《释印象主义音乐》，国立音专校刊《林钟》（1939年6月出版）。

2．《清末的爱国歌曲》，约1943年《求是》月刊一卷二号。

3．《旧国歌史料拾存》，笔名钱万选，约1943年《求是》月刊一卷三号。

4．《音乐教育的心理建设》，笔名钱万选，约1943年《求是》月刊一卷七号。

5．《鬲溪梅令（白石道人歌曲旁谱今译及考证）》，笔名钱万选，1943年《同声月刊》第一卷创刊号。

6．《宫调辩岐（白石道人歌曲旁谱今译及考证）》，笔名梁溪钱万选，1943年《同声月刊》第二卷第九号。

7．《宫调辩岐续（白石道人歌曲旁谱今译及考证）》，笔名梁溪钱万选，1943年《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十号。

8．《忆黄师今吾》，1946年12月1日《音乐杂志》第2期。

9．《论民歌》，1949年2月10日《音乐评论》第36期。

10．《解放区音乐一瞥》，笔名金戈，1949年6月18日《音乐评论》第43期。

11．《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约1955年《华东师大学报》。

12．《黄自的生活、思想和创作》，1958年第4期《音乐研究》。

13．《谈〈〉交响乐的音乐思维》，1961年7月22日《文汇报》。

14．《德彪西评价初探》，笔名余大庚，1963年7月15日《文汇报》。

15．《反对沙俄奴役的爱国音乐家肖邦》，1978年第1辑《音乐论丛》。

16．《试论舒伯特》，1979年第1期《音乐艺术》。

17．《模拟体歌曲――欧美工人歌曲的一个组成部分》，1979年第2辑《音乐论丛》。

18．《贝多芬的交响曲》，1980年第3期《人民音乐》。

19．《试论威尔地的思想和创作》，1981年第2期《音乐艺术》。

20．《苜蓿生涯说海顿》，1982年第2期《广州音乐学院学报》。

21．《〈清平调〉古谱的来历》，1983年第2期《音乐爱好者》。

22．《论顶真格旋律――中外曲式共同规律之一》，1983年第2―3期《音乐艺术》。

23．《黄自先生八十诞辰感言》，1984年第3期《人民音乐》。

24．《一曲回肠十二音――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赏析》，1985年第4、1986年第1期《音乐艺术》。

25．《音乐语言中的对称结构――中外曲式共同规律之二》（一），1988年第1期《音乐艺术》。

26．《音乐语言中的对称结构――中外曲式共同规律之二》（二），1988年第2期《音乐艺术》。

27．《音乐语言中的对称结构――中外曲式共同规律之二》（三），1988年第3期《音乐艺术》。

28．《音乐语言中的对称结构――中外曲式共同规律之二》（四），1988年第4期《音乐艺术》。

29．《赵元任的歌曲创作》，1988年第1期《中国音乐学》。

30．《〈老八板〉源流考》，1990年第2期《音乐艺术》。

31．《弘一大师临终遗墨考》，1991年第1期《音乐艺术》。

32．《器乐中的声乐和声乐中的器乐》，1996年第1―6期《音乐爱好者》。

33．《句句双 天下同》，1997年第4期《音乐艺术》。

34．《“双拽头”和“双拽尾”》， 1998年第1期《音乐艺术》。

35．《大地之歌唐诗谜 十七年前已解疑》，2000年3月23日《光明日报・文化周报》。

36．《“似倒而顺”的回文诗和回文曲》，2003年第1期《音乐艺术》。

四、为图书、曲谱作序32篇

（略）

五、译著、译文24种

1．金仕唐（钱仁康的笔名）译P． W． Orem的《乐理与作曲》，前有“译者序”，后有“汉英译名对照表”，1936年12月中华书局初版，1941年5月第三版。

2．钱万选（钱仁康的笔名）译纽曼原著《歌剧小言》，见约1943年出版的《求是》月刊一卷六号。

3．钱仁康编译《当代大演奏家逸话》，1949年4月音乐教育协进会出版。

4．钱仁康译爱・阿・李普曼的《理查・瓦格纳的美学传统》，见1981年第6期《音乐译文》。

5．钱仁康译卢梭《音乐词典》中的“音乐”，见1993年第4期《音乐艺术》。

6．钱仁康编译《莫扎特书信集》，2003年12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7．钱仁康编译《请君试唱前朝曲――〈碎金词谱〉选译》，2006年1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六、译词配曲

钱仁康教授从1946年编写《中学音乐教材》开始就致力于外国歌曲歌词的翻译，60多年来共翻译了800多首歌曲，如：

1．钱仁康编《中学音乐教材》三集，1947―1948年音乐教育协进会出版。其中由编者翻译歌词的外国歌曲有32首（上册10首，中册7首，下册15首）。

2．20世纪60年代翻译苏联歌曲100余首，在“”中被抄家遗失，只有硕果仅存的几首，如《有谁知道他》、《神圣的战争》、《等着我》等散见于后来出版的《苏联歌曲佳作选》（薛范编，1987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爱的罗曼史》（1991年5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苏联歌曲101首》（199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等歌曲集。

3．钱仁康编《各国国歌汇编》（1981年5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内部发行），包含154个国家的国歌，各有歌谱和歌注，除我国国歌和少数国家的器乐曲国歌外，歌词均由编者译为汉文，可以配谱演唱。

4．钱仁康、蔡良玉、仲仁合编的《欧美革命历史歌曲选释》（1989年9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包含钱仁康译词的外国革命歌曲61首。

5．钱仁康编《世界国歌博览》（1998年1月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包含190个独立国家的国歌，各有歌谱和“国歌志”或“国歌简介”，叙述产生国歌的历史背景和新旧国歌的沿革。凡有歌词的外国现行国歌和旧国歌，都由编译者译为汉文，可以配谱演唱，共计译了164首现行国歌和71首旧国歌的歌词。

6．钱仁康译注《汉译德语传统歌曲荟萃》，（2000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包含176首德语传统歌曲。每首歌曲的歌词译为汉文，并有说明词、曲来源的歌注。

7．钱仁康注《学堂乐歌考源》，2001年5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书中引证钱仁康译词的外国歌曲84首。

8．钱仁康译注《舒伯特艺术歌曲精选》，2003年3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全书包含36首舒伯特艺术歌曲，每首歌曲并列原文歌词和汉译歌词，并有说明歌曲创作年代、歌词来源、音乐形式和词曲关系的歌注。

9．钱仁康译注《舒曼艺术歌曲精选》，包含25首艺术歌曲，前有“前言”，后有歌注。2003年3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10．钱仁康译注《勃拉姆斯艺术歌曲精选》，包含35首艺术歌曲，前有“前言”，后有歌注。2003年3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11．钱仁康译注《李斯特艺术歌曲精选》，包含30首艺术歌曲，前有“前言”，后有歌注。2003年3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12．钱仁康译注《贝多芬艺术歌曲精选》，包含25首艺术歌曲，前有“前言”，后有歌注。2003年3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七、译注或解说外国音乐

教材和外国音乐作品19种

（略）

八、音乐创作

㈠作曲：

1．歌剧

（1）歌剧《江村三拍》（蔡冰白编剧），包含《序幕》、《樵歌》、《渔歌》、《犁歌》和《尾声》。1940年4月8日由许幸之领导的大钟剧社组织演出于上海卡尔登戏院（今黄河剧场），黄永熙指挥。

（2）歌剧《大地之歌》（蔡冰白编剧），分四幕，1939年―1940年作曲，1940年12月31日起由乐艺社组织演出于上海兰心大戏院（今艺术剧场），窦立勋导演，黄永熙指挥。

2．戏剧及电影插曲

3．钢琴曲6首

4．合唱歌曲9首

5．独唱（齐唱）歌曲72首

㈡编曲170余首

㈢谱写校歌、班级歌、纪念歌40首

九、翻译古谱170余首

1．1941年，译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17首词的旁谱为五线谱。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 建设一个县级综合实践基地

基地创建 2008年8月，苍南县教育局在原云岩中学闲置校产的基础上进行功能性改造，建成苍南县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实践基地拥有实训楼、综合楼、拓展训练场、农业实践区域等活动场所，占地30亩，建筑面积7700平方米；与当地“村民合作社”合作开辟学生农业实践区，占地30亩，共计占地面积60多亩。2012年，苍南县人民政府苍政发〔2012〕16号《关于印发苍南县教育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把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工程列为“十二五”苍南教育十大建设工程。苍南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综合实践基地的建设，2010―2014年，各级财政对基地建设资金投入共计1200多万。基地独立编制，苍南县编制委员会苍编〔2008〕31号，就批准了创建县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为苍南县教育局下属事业单位，核定编制10人。2009年12月15日，苍编〔2009〕34号文件又将编制10人调整为20人，以进一步推进基地建设。

基地运行 基地实践教育教学活动已经进入正常化运行阶段，截至目前，基地已开展活动333期，参与实践活动近10万人次，实践活动深得参训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欢迎，教育教学效果显著，社会反响良好。基地持续深入开展“实践基地山区行”活动，把“流动科技馆”、手工制作、航模制作与发射等项目，送到偏远且不能来基地的薄弱山区学校，让山区学生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基地活动课程的乐趣。截至目前，基地已开展18期“实践基地山区行”活动，足迹遍布全县各偏远乡镇，行程达1000多公里，为18所学校近6000名学生送去了优质的综合实践活动资源，让基地的实践教育活动惠及全县的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实践基地山区行”活动已然成为基地的一项常规、特色工作项目。

课程建设 我们依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结合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美术、体育、科学等等课程标准，充分挖掘苍南的课程资源，研究构建富有苍南特色的内容涵盖农业实践、人文地理、生存教育、科技探究、手工艺术制作、军事拓展课程、海洋文化教育、环境保护教育实践基地课程体系，形成30多个具体项目。基地总部已开设包括中国结制作、快乐电工、科技探秘、农业实践、军事拓展等18个活动项目，成为省、市“手工艺术制作”教研大组的挂靠单位。基地的“中国结艺”被授予省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优秀活动项目的荣誉称号。为了进一步总结提炼实践课程建设成果，基地将对原有汇编的《素质教育实践基地活动课程指南》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完善，形成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并正式出版发行。

师资建设 为了提高教师业务水平，我们制定教师从“专业转型”“一专多能”向“专家型教师”三步走大成长规划，以校本教研为立足点，以省培计划为助推，以课题研究为抓手，以专家指导和外出学习考察为有效补充，全面做好师资培训工作。在积极支持教师参加省师资培训的同时，在已开展的教师“三个一”教研活动基础上，加强校本教研工作，包括扎扎实实做好磨课、评课、议课，组织教师对每一节课进行多次的研磨，不断完善。基地还组织全体教师前往苏州吴中基地考察学习，选派教师参加全国基地现场会，派出教师参加省、市教研大组在温岭、温州、鹿城、平阳、文成等地开展的教研活动达到20多人次。基地教师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撰写实践教育教学论文，分享教学经验成果，多次在《浙江教育技术》刊发。

2 一个山海文化教育分基地和两个质量教育基地（“X”）

山海文化教育分基地 2013年上半年，信智山海文化教育分基地正式开放，首批来自龙港三小、钱库二中的学生在山海文化教育实践分基地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山”“海”主题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内容包括踩沙滩、观水族、做贝艺、睡帐篷等，开启了基地露营实践新模式。现建有水族馆、大渔湾战斗史迹陈列室、渔业文化展示馆、海贝手工制作室等，并租用学校后山200余亩山地作为真人CS、定向活动、果树管理与采摘、拓展活动场所。分基地的建设举措，既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实践活动需要，也有效破解了基地总部规模受限的问题。

两个质量教育分基地 温州市老李食品有限公司、浙江熊猫乳业集团有限公司是苍南县本地最为规范，质量最好的企业之一，主要生产经营卤制品及炼乳产品，在国内都具有良好的声誉。我们在这两家企业里建立苍南县学生质量教育基地，通过参观了解生产流程、体验质量生产环节，对学生进行质量教育。

3 做好校内实践活动场所建设（“Y”）

浦亭学校农业实践基地 苍南县的浦亭学校农业实践场所建设已经开展了10多年，目前该校开辟有20多亩的校内农业实践场所，系温州市示范性基地。在原有基础上，我们加强了对浦亭学校的校内农业实践基地建设工作的指导，帮助其做好合理规划更深层次发展，使之成为我县农业实践场所建设的一个样板，成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安一小的“苏渊雷”文化实践场所 苍南县钱库镇新安是已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被誉为“文史哲兼擅，诗书画三绝”的苏渊雷老先生的老家。苏渊雷先生祖屋就在新安一小不足百米的地方，结合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新安一小已经开展系列课程，进一步完善“苏渊雷主题文化公园”的建设，进一步开发苏渊雷艺术文化传承的课程，以期形成新安一小文化教育特色。

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吸纳；创新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时，人们对它的态度是谨慎的。从“西方”到“中国”，文化过滤是一个关键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研究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吸纳、分析、运用、升华。它不断地被中国的学者们在理论实践中所借用、改造近二十年，最终被“成功地”植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在近2O年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翻译引进”、“理论实践”及“研究创新”三个阶段。

一、“翻译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新式的哲学理论，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入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在中国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理论实践”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已经不能再满足国内学界的研究，他们开始积极地将相关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实践的勃兴期。女性主义理论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研究视角，这样的实践活动使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成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研究对象。于此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中国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创新”阶段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沉淀，女性主义的研究进入到深化期，在当代女性主义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者。他们许多在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通过将女性主义理论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培养出一批批新的学者。在一些高校还成立了女性主义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他们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西方的女性主义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研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完成了“中国化”。

然而，在女性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疑问，甚至要面临着被再度被忽略的危险境遇。陈顺馨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研究的情况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研究者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学者们从容应对，许多相应的对策和建设性的意见被提出。如学者乔以纲、贺桂梅等都曾撰文，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研究对象的确立、理论资源的清理、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及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结语：综上所述，在中国发生和发展走过了二十多年历程的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翻译引进”、“理论实践”和“研究创新”阶段，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理论已初步形成了，并在中国逐步成为一种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