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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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系统动力学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总量稳步增长，即使在2007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跨国投资总量锐减的情况下，外资对中国制造业仍然保持着很高的热情。然而，中国在对待外资的态度上却并非高度一致，自改革开放之日起，在外资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以及是否应该对外资进一步开放这一问题上，比较集中的大规模讨论前后就不下四次，虽然每次大讨论各方的观点并未统一，但中国的政策实践基本仍遵循着积极开放的方向，一直到2005年以后，这种情形才有了较大的改变。在分析FDI对就业的影响时，大部分学者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单方面实证分析，为了更好地研究处在经济社会系统中的FDI与就业如何相互影响，以及FDI对中国制造业就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

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也有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2.1对就业数量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可以创造直接就业机会，或者通过关联效应创造间接机会。Hollis和Alan（1984）利用“两缺口”理论解释了FDI对就业的影响。他认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但由于缺乏充足的储蓄、先进的技术，造成了国内投资能力低的局面。从缺口外部开辟资金来源，即引进国外资金，可以同时填平两个缺口，进而刺激就业。

也有学者认为FDI可能导致裁员。刘继林等（2005）认为，FDI对中国经济有挤出效应，正是因为这种挤出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弹性明显下降。黄华民（2000）通过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有负效应，仅对第三产业有正效应，综合效应为负。

还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钟辉（2005）动态地分析了短、中、长期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程度。他认为，影响程度随着内资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当前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呈简单的正相关。短期FDI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期FDI对中国总就业的影响尚不清楚；长期FDI对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但这取决于内资企业能否在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科研创造能力和竞争力，能否充分吸收FDI的外溢效应。

总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效应是积极还是消极，目前学者还未能达成一致见解。

2.2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实，外资对中国就业质量有提升作用。邓宁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时指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对就业最基本的影响似乎都不在于就业数量，而在于就业的产业构成、技能组合、质量及其生产力。”李雪辉（2002）对深圳、东莞和珠海三个外资集中城市分别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工资水平的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FDI对就业质量的作用消极或不确定。Aitken（1996）在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工资溢出问题研究时认为，在墨西哥，外资的存在对国内企业工资不产生影响；而在委内瑞拉，外资企业的存在对国内企业的工资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Almeida（2003）在研究时发现，作为发达国家的葡萄牙，其国内企业在被并购后工资变化不显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国内企业被并购后工资变化非常显著。

综合来看，虽然在外资对东道国工资的影响方面，研究结果并未完全统一，但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会支付更高的工资，会产生工资溢价。如果我们用工资替代就业质量，那么FDI对提高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3.模型构建

系统动力学于1956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瑞斯特教授创立。它是一门基于系统论，吸取反馈理论与信息论的精髓，融合了控制论、非线性系统理论、大系统理论等学科内容，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的交叉学科（王运赣，1991；王其藩，1995）。系统动力学把事物看作一个系统整体，通过分析系统的结构来了解系统的行为，通过对行为的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它用回路描述系统结构框架，用因果关系描述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用流图描述系统要素的性质及本质规律，用差分方程对系统进行数学描述（黄丽珍，2006）。

3.1系统流图

本文将制造业就业视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并建立就业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解释制造业FDI对就业的影响。

制造业FDI对就业的影响，包括对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为验证制造业FDI对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影响，本研究设立了制造业就业数量回路，并且认为制造业产出差是拉动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最主要的变量（见图1）。在本研究中，就业质量直接用制造业工资水平来替代，其理由是从宏观层面看，就业质量与劳动力素质正相关，而劳动力素质与工资水平呈对应关系，这也是经济学分析中常用的方法。

3.2指标处理与模型方程建立

3.2.1指标和数据处理

模型系统地域边界为中国，时间边界为2000-2020年，历史数据为2000-2008年，本文中，制造业相关的数据一般采用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模型中的常数参数主要从两方面确定，一是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如相关产业配套能力；二是根据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直接计算算术平均值，如：内资产品本国消耗比例、FDI制造业产品中用于本国消耗比例、制造业就业中FDI就业比例等；三是根据国家政策综合而得，如增值税率。

3.2.2模型方程的建立

基于前述模型的构建思路和数据处理方法，在分析系统结构、各子系统变量的有机联系，以及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确立了系统动力学方程，其部分主要方程如下：

（1）制造业FDI=INTEG（制造业FDI变化量，制造业FDI初值）

（2）制造业FDI变化量= FDI产出差×制造业FDI与产出差比例

（3）FDI产出差=FDI产出差1+FDI产出差2

（4）FDI产出差1=FDI产品本国消耗×FDI制造业产出增长比例

（5）FDI产出差2= FDI制造业产品出口×FDI制造业出口增长比例

（6）制造业就业人数= INTEG（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量，制造业就业人数初值）

（7）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量=制造业产出差×每一单位产出需要的就业人数

（8）制造业产出差=FDI产出差+内资制造业产出差

（9）制造业工资水平=制造业利润×工资利润比例/制造业就业人数

3.3模型的运行与评价

系统动力学模型擅长处理大系统中长期的模拟和预测，本文在反复调试与修正的基础上，根据现状条件下的各参数，得到2000－202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的仿真值（见图2、3）。

图2仿真结果表明，2000-200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速度较快，2008-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放缓，这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能力缩小，就业人数增长缓慢。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制造业就业人数以较大速度增长。在没有其它外界因素的影响下，预计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将达到16200万人。

图3仿真结果表明，制造业人均工资仿真曲线在研究区间内呈平缓上升趋势。2000-2005年人均工资增长速度较缓，2006-2009年人均工资增长较快，之后增长速度略有下降，但仍高于2000-2005年的。如果在没有其它突发外部因素作用的情况下，预计2020年制造业人均工资将达到51389元。

3.4 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系统行为与历史数据的拟合度检验方法，即将基本模拟运行后的结果与2000-2008年的实际数值进行比较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工资和就业人数的仿真值和历史值的平均误差分别为-1.01%和-2.07%，仿真值与历史值相差较小。从总体看，系统动力学模型较为真实的反应了制造业FDI 对就业人数与人均工资的影响，拟合度较高，认为该模型基本可以有效地模拟制造业FDI对就业影响的现状，并可以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系统仿真模型模拟是通过改变模型的政策变量值来实现的。本研究把外资政策分为成本政策和市场政策两类，并将这两类政策进一步细分，其中成本政策包括税收和工资调整政策，市场政策包括市场准入政策和相关产业配套能力提升政策。将整个政策实验分为单政策（变量）测试和多政策（两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组合测试两种。经过多次冲击实验，我们得出同时提高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的可行政策组合（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政策冲击结果整理所得

注释：以上的个数表示政策组合目标的倾向性，越多，表示改政策组合越注重此目标的实现。代表为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所需的政策强度，越多，表明所需给政策的强度越大；－表示政策的变动为减少；+表示政策的变动为增加。

由表2可以看出，以增加就业人数为首要目标有10种政策组合的策略（见策略1-10），以提高人均工资为首要目标有8种政策组合的策略（见策略11-18）。如果决策者不太关注人均工资，而较为关注就业人数的增加，那么可以选择策略1-4。如果进一步重视就业人数，那么决策者可以选择策略5-10。

如果决策者高度重视人均工资，又比较重视就业人数，那么可以选择策略11-17。

如果决策者不太关注就业人数的增加，而高度重视提高人均工资，可以选择策略18。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政策提出相应的具体建议：

第一，税收和优惠政策对外资的进入和运营具有较强的成本调节作用，结构性税收和优惠措施的调整，作为一项重要的可行政策，为调结构、促平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在产业税收调整过程中，我们将给予扶持类产业、中性产业和限制类产业不同的外资优惠政策：对扶持类产业的投资，在内外资同等优惠的基础上，再给予外资一定程度的特殊优惠；对中性产业的投资，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享有同等的税收政策；对限制类行业的外资，不仅不予税收优惠，还应考虑加征一定的附加税。

第二，目前我国较低的工资水平催生了国内优秀人才单方向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外资企业的现象，使国内企业陷入人才流失的困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国应该健全工资标准管理制度；从企业的工资指导、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企业人工成本信息三方面强化工资的信息服务制度；在法律法规方面，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各级劳动部门、工会及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法律监督网络，和法律援助制度等方面切实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第三，控制市场开放度，完善市场准入制度。这就需要中国必要控制好市场准入的放松程度，在最大限度发挥外资对中国产业积极影响的同时，减小其负面冲击作用，在WTO基本框架下对外资进入加以控制。鉴于我国目前处于体制转型时期，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划定关系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和敏感性产业，并规定外资在这些行业的股权比例上限，不允许外资建立独资企业和控股企业。

第四，增强产业配套能力。要充分认识到产业配套能力的重要性，通过政府的统筹作用，把配套产业的发展纳入发展规划中。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何文，2008），注重产业链的培育与发展，以健全体制机制，畅通融资渠道、健全物流服务、培养产业人才、推进产业配套信息化为保障，改善产业配套环境。

参考文献:

[1]Aitken B, Harrison A, Lipsey R.W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40:345 - 71

[2]Almeida R.The Effects of Foreign Owned Firms on the Labor Market[J].IZA Discussion Paper,2003(3),785

[3]Hollis B.Chenery, Alan M. 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Review[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

[4]何文．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提高承接东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能力――以梧州为例[J]．商场现代化，2008（12）：290－291

[5]黄华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0（6）：29 －32

[6]黄丽珍，李旭，王其藩．超市配送中心订货策略优化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275－279

[7]刘继林，胡晓鹏．论跨国公司的就业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2005（12）：64－68

[8]钟辉．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动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2）：11－15

[9]王其藩．高级系统动力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第2篇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scal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distribution， etc.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关键词： 制造业；跨国经营；现状

Key words： manufacture；transnational operation；status quo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2-0198-02

1 跨国经营总体规模

2006年末我国对外企业投资非金融类累计存量为750亿美元，是2002年末的3.3倍，占世界FDI存量的0.85%，排第13位。2012年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8%，其中，对俄罗斯投资实现高速增长，达117.8%，对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香港的投资均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目前已有5000多家国内企业在世界的17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10000多个分支企业。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也迅速壮大。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45.4亿美元，占总存量的4%。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对外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量的5.6%，中国1.3万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①

2 跨国经营主体特点

2.1 所有制分布

从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来看，中国制造业跨国经营主体构成正在经历着从国有企业主导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变化趋势。

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这就决定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境外投资微观企业主体必定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股占控制地位的国有企业②。虽然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目来看，近年来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在下降。但中央直管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约占80%以上。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民营企业也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我国民营企业产值所占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1%上升到“十五”末期的2005年的49.7%，外商和港澳台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民营企业的出口创汇迅速增加，由改革开放初期几乎为零发展到2005年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高达77.8%。③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力不断增强，虽然在投资金额存量上国有企业继续领跑我国对外投资业务，但按新增对外投资企业数计算，民营企业已经占据半壁江山。2005年，在我国新增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民营企业在总体中的比重已经达到64%，在2006年新批对外投资企业中，浙江省的90%以上，江苏省和福建省的65%以上均为民营企业，尤其是在工业制造业与分销领域，民营企业更是占据主导地位。2011年民营企业进出口500强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为2511.53亿美元，占当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的6.9%；其中，进口总额为1472.84亿美元，占当年我国进口总额的8.45%，出口额为1038.69亿美元，占2011年我国出口总额的5.47%。2011年民营企业进出口500强进出口总额比2010年的1714.71亿美元增长了46.47%，其中进口额比2010年的1472.84亿美元增长64.04%，出口额比2010年的816.845亿美元增长了27.16%。④

2.2 规模分布

从跨国经营主体规模的结构上看，当前大多数我国制造业跨国经营企业的规模都不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中平均投资额低于发达国家海外投资项目的平均投资额（600万美元），而且也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投资水平（450万美元）。⑤投资规模偏小，不仅自身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提高效益，而且竞争力较弱难以与其他跨国公司抗衡。不难看出，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的数量、规模与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的发展趋势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

3 跨国经营的产业结构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仍然集中于加工制造业领域。从2003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看，加工制造业20.7亿美元，占6.2%，主要分布在纺织业、造纸及制品业、木材加工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⑥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75亿美元，主要投资于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⑦，高科技产业投资有所上升，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国内一些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纷纷到欧美等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充分利用欧美信息渠道多、信息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及时跟踪国际科技最新动态，直接利用国际先进技术，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从2009年开始，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从行业分布上呈现出由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变的趋势，对技术密集型项目的投资有所增加，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业。但从总体上讲，中国目前在海外投资企业中高技术企业的比率还很低，对外投资的低技术格局仍未改变。

4 跨国经营区域分布

4.1 跨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特点

一般认为，跨国投资在其发展的初期，通常是按照由近及远的原则选择那些相邻或相近的区位开展投资活动，这不仅可以消除“心理距离”，而且容易产生文化认同感，从而为企业的跨国经营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跨国经营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就近投资原则。但随着中国制造业企业跨国经营的规模扩张，其投资的区位格局也不断地发生变动。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重点由港澳、北美向亚太、非洲、拉美、东欧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多元化的对外经营格局正在形成。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71%的地区，其中亚洲和欧洲地区投资的覆盖率为91%和80%。投资区域流向具有较高的集聚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拉丁美洲，主要流向开曼群岛；亚洲主要流向香港、印度尼西亚等；欧洲主要流向哈萨克斯坦、德国、俄罗斯等；非洲主要流向尼日利亚、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北美洲主要流向美国；大洋洲主要流向澳洲利亚。⑧以家电、纺织为代表的加工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拉丁美洲（18%）、东南亚（20%）、非洲（32%）；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美国（9%）、欧洲（11%）、澳洲利亚（5%）。

4.2 跨国经营分布的主要问题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区域分布明显地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这种相对集中的区位分布，反映了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区位选择共同的特征。一是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投资。二是直接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投资。三是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投资。从流向上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区域过度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而对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较少。

5 跨国经营的进入模式

从进入方式的角度，中国制造业企业采用对外投资进行跨国经营大体上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从境外企业的产权结构来看，以合资合作居多。一些调查分析显示⑨，在被调查的制造业企业中，企业在境外与东道国或第三国共同举办的合资与合作企业，约占境外企业总数的70%以上，合作伙伴以华裔为主。

其次，从企业设立方式来看，这些企业多数是新设创立企业，近年来并购方式等其他方式有所增加。按照新设企业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企业以机器、原材料等非货币要素作为投入资本，也便于企业独立地实施自己的经营战略，但它耗时长，难以简捷快速地进入市场。

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范畴内最为活跃的是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2001-2005年累计并购交易12笔，平均交易价值在2亿美元左右。较为活跃的还有汽车制造业，消费电子类行业、生物医药业也都有一定数量的跨国并购交易。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外企业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开发技术资源，以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和全球品牌影响力。

注释：

①国家商务部、统计局、汇管局：2012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2011：18-22.

②李敬，冉光和，万丽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J].亚太经济，2006，（6）：23-26.

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34-38.

④博阳.中国企业跨国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⑤司岩.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⑥国家商务部、统计局、汇管局：2006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⑦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北京：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2005：12-18.

⑧国家商务部、统计局、汇管局：2006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2007：22-29.

⑨所指调查包括：1989年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对北京、上海、福建等22家对外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1991年中国对外贸易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对国内20多家大公司海外投资动因的问卷调查；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鲁桐等对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海外经营的实证调查；2003年南开大学的许晖对荷兰开展经营的中国企业所作的问卷调查.

参考文献：

[1]李敬，冉光和，万丽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J].亚太经济，2006.

[2]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cn，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500强发展状况分析，2012，8，12.

[4]博阳.中国企业跨国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司岩.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6]国家商务部、统计局、汇管局：2006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7]国家商务部、统计局、汇管局：2011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8]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北京：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2005.

[9]杜德斌.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区位模式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服务业；制造业；互动

中国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085―05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跃推动着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和融合进一步加强，关于这些新动向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因此，本文拟在21世纪这一背景下，对国外有关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研究的重要文献进行述评。

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研究新进展

(一)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

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理论认为，整个服务业的平均生产率比其他生产部门的要低得多，相应的增长速度也很缓慢。而鲍莫尔模型中则将服务仅仅当做最终消费品来看待。随着科技化、规模化等因素在服务业中的渗透，尤其是脱胎于制造业的生产业的出现，使得该模型中对服务角色的定位受到质疑。

Ouhon(2001)在模型假设中将服务完全当做中间消费品来研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wOm(2007)将两者的模型相结合，研究服务作为中间消费和最终消费品时，对制造业就业转移的影响及最终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对服务业在生产中多样性角色的准确认识，使得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出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越来越深入的互动与融合。

Banga和Goldar(2004)在研究印度148个企业集团1980--1998年间的面板数据时发现，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这18年间，印度服务业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从区区的1％猛增到25％，而且推动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获得了显著的提高。这也再次验证了普遍认为服务业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影响制造业的理论事实。

Goldhar和Berg(2010)则在研究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趋势时发现，在服务业试图通过规模经济获得增长和更多利润空间的同时，其自身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的特征，如标准化作业、自动化服务等；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在不放弃规模经济的前提下，为了寻求差异化而融入了更多的服务元素，如定制化、弹性化、便捷化等。

(二)基于国际分工视角研究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阐述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机理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生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分工主要是通过服务外包体现出来。所以，服务外包成为从国际分工的视角下研究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有利契机。

Francois和Woerz(2007)依据1994--2004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0个成员国的商品与服务贸易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服务业作为输入品在制造业中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商品出口带来的服务间接出口，并对服务业的开放与制造业出口的总模式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商业服务业开放度的增强对某些制造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机械制造业、汽车业、化工及电力设备行业等。这也表明，离岸商业服务业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大多数技术和工艺密集型产业可以起到提升竞争优势的作用。

除了研究区域经济中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的影响，学者关注的目光也放在了小型开放经济体上。

Gorg和Hanley(2003)从国际外包和生产率的角度对1990--1995年间爱尔兰的电子行业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国际外包服务能大大带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下游的制造企业。

Girma和Gorg(2004)也对1980--1992年间的英国制造业进行了研究，发现外包的成熟度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正相关的。

(三)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

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是探究两者互动关系的一种新方式。

Andersson(2004)对瑞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位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生产业分布是制造业分布的函数，反之亦然。这种联动效应的产生是基于两种产业间存在“供应商一客户”关系的假设。制造企业得益于生产企业的短距离供应，而服务供应商受惠于制造企业带来的接近客户的机会。制造企业的就业区位受制于与生产企业的接近程度，但与制造企业的接近程度并非生产企业区位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生产业是为其他服务业服务的，这一点在经验和实证方面都得到了证明。另外，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业的可接纳弹性要小于非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

Schwartz(2006)根据1995--2002年以色列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的区位数据，研究发现，商业服务业和高科技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大都市，高科技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

(四)基于产业层面研究

近年来，有关新兴经济体的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产业层面的互动研究颇受关注。

南非矿产资源丰富，拥有大量的黄金、钻石、铂金和煤炭等。Hodse(2000)依据当地石化行业的龙头企业――萨索尔(sas01)集团的发展历程，研究生产业与矿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究了生产业在矿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方面的贡献程度，矿业企业的需求对国内经济接纳新型服务业的影响程度，服务业作为技术转移渠道的深入程度，以及生产业外部市场的变化对其组织形式、矿业企业劳动力分布和技术扩散的影响等。

随着全球商业往来的日益频繁，空中货物运输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之一蓬勃发展。Bowen和Leinbach(2003)就对东南亚地区的空中货物运输业的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着重分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与货运业的关系，结果发现，制造企业的知识密集度、企业规模和国际化程度极大地影响了其对空运服务的需求。

二、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具体影响

因素研究新进展

根据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影响产业增长的因素有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目前，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和技术两方面。

(一)对外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因素影响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为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溢出效应，而对外直接投资从农业和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持续转移更是一个长期现象。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从1990年的49％上升到2002年的60％，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持

续减少，从42％下降到34％。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影响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Doytch和Uetum(2011)选取了60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样本在1990--2004年间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比从44％上升到55％，而同期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比则从33％下降到21％。他们还利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数据，根据索罗模型，从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地理位置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规模等不同角度来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服务业各产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尤其是中、低收入经济体和制造业发展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绝大多数的产业都能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大部分非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却会通过对制造业带来的消极效应来影响经济的增长。

Raft和Ruhr(2001)根据美国1976--1995年间在25个东道国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生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追随下游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此外，生产业的多样性也有助于降低下游企业的制造成本，使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更富于吸引力，为当地的制造业带来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

Gross等(2005)也曾对日本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进行研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时，日本制造企业的跨国经营会吸引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的跟风效应，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却变成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跟着服务业跑，由此，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等途径对下游制造企业产生的拉动效应不仅在发达国家表现突出，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也表现明显。

Fernandes(2007)对1997--2004年间东欧和中亚国家服务部门的绩效和结构进行了分析，在肯定以批发、零售、内陆贸易、电信和房地产为主的服务业对劳动就业和产业增长的影响力呈增长态势的同时，也发现服务部门之间生产率的异质性增长。研究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信息通讯技术使用频繁的服务部门表现出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金融、通信等服务部门的开放对于下游制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Femandes等(2011)从智利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生产业获得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该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业获得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拉动本国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7％。比外，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刺激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

Wong和Tang(2011)也对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内，对外直接投资的流人和制造部门与服务部门就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

Javorcik和li(2008)对罗马尼亚的研究也发现，零售业获得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下游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推动作用。

有关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制造业的影响机理，Arnold，Javorcik和Mattoo(2011)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解答。他们对于捷克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服务业改革成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引进国外的服务业企业是制造业受益的关键方式。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引进更多现代服务业企业可以带来更多的新型服务，如金融管理工具、运输服务模式和信息增值服务等。这些新型服务可以帮助制造企业改变他们的生产运营管理，如网上接受订单和建立网上招投标系统等。

其次，服务业开放可以使得原先只针对特定大客户的标准化服务获得更广泛的应用，如乡村地区的网络覆盖和针对小企业的咨询服务等。这项进程会使小型企业和偏远地区的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Javorcik等(2008)对沃尔玛超市在墨西哥的扩张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通过私有化、竞争和国际成功企业的进入，现有的服务会变得更可靠。如电信和电力行业对于国内外投资者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而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也会使信贷举措更加果断。这些改进又会反过来减少下游制造企业的生产耗费和运营成本。

(二)技术因素影响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Barras(1986)就洞悉出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技术流动规律。他根据技术波(TechnologyWave)流入服务部门引起其创新的一般规律，提出了“逆向产品周期(RPC：Reverse Product Cy-de)”模型。该模型分为渐进性过程创新和服务效率的改善、根本性过程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改进和产品创新三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便是由来自制造业部门的新技术推动的。如制造业中微波炉的发明就为餐饮业扩大了食物准备和加热的可能性，从而引起餐饮业提供服务的方式和速度的变革。而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是根本性的过程创新，其目的不再是降低成本，而是提升服务质量。最典型的例子是银行业中自动取款机(ATIVI)的采用和零售业自动售货机的使用。可见，服务创新的第一、二阶段离不开制造业的技术革新。

所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中，技术的影响不可小觑。

Guerrieri和Meliciani(2005)通过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部分国家进行研究发现，信息通讯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对于生产业的贸易绩效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制造业带来的中间需求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是生产业深化国际分工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两个关键因素。

Triplett和Bosworth(2004)以美国为例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飞跃对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

(三)环境因素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不断变暖，环境保护相继被各国提上议程，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也开始出现这股绿色风潮。

Schulz(2005)对于制造业企业刮起的这股“绿色化”(Greening)风潮对生产业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发现这为环境生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为制造业提供的服务品种单一、能力有限，而发达国家在环境产业发展方面的前瞻性使得这些国家的环境服务企业有动力和能力去提供跨国服务，这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也为东道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生产能力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研究方法

国外通行的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Gorg和Hardey(2003)就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对爱尔兰的电子行业的服务外包现象

进行了研究；二是利用投入产出表，如Guerrieri和Meliciani(2005)就曾利用投入产出表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11个国家的邮政通讯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与商业服务业的数据进行分析，Anita WOlff(2006)也是利用投入产出表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一些代表性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互动进行过研究。

此外，随着服务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创新企业调查数据库，使学者获得更多的微观数据。sohal等(2001)为了研究信息技术(1T)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影响，对澳大利亚前500家大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获得了81％的反馈，结果显示，信息技术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推动主要体现在生产改进和节约成本上，但服务业在产品增值和服务改进方面对信息技术的利用甚于制造业，而且，信息技术在服务业企业战略发展的进程中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Fema'ndez等(2008)也是通过西班牙于2000年建立的创新调查数据库，得到了3964家服务业和制造企业的一手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无论制造企业还是服务企业，在决定与研发机构合作时，都会受到溢出效应、研发深度、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能够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普遍认同，对于两者的互动研究趋于局部化和微观化。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原本只关注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学者开始研究服务业和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关系，而服务业内部的异质性也使研究的焦点更集中在具体的行业上；另一方面，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在理论表达上已趋于完善，在实证检验中也得到证明，部分学者开始从生产和宏观经济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影响两者互动的具体因素。

不过，由于影响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因素众多，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涉及的环节会更多，而目前的研究只集中在少数几方面，尚未包含全部因素，所以，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从这方面人手。

[参考文献]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第4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

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小企业 走出去 产业选择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在促进市场竞争、增加就业机会、方便居民生活、推进技术创新、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应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支重要力量。从宏观的角度讲，由于我国当前正处于产业结构的转型期，这就要求我们从战略的高度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进行正确选择，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企业对外投资的绩效同进入的产业密切相关。因此，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科学、合理的产业选择是非常必要的。

一、产业选择标准

邓宁将海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四类：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全球战略型和效率寻求型。根据这个分类，可以得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几个基准：

(一)市场导向基准

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以巩固和扩大产品销售的市场份额为目的。通常是在产品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例如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严重阻碍了贸易的顺利进行，所涉及到的各产业会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到东道国组织生产并就地销售。

(二)资源导向基准

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解决母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瓶颈，而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投资建厂进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最为典型的就是海外石油资源的合作勘探与开采。

(三)全球战略导向基准

所谓全球战略导向是指将产品的生产过程分成若干环节，然后根据全球各地的生产技术优势、劳动力丰裕程度、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交通运输便利程度以及其它投资软硬件环境的好坏，通过FDI的方式将各生产环节放到最适于这一环节的东道国组织生产，然后将各环节生产出来的中间产品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

(四)效率导向基准

所谓效率导向基准是指通过FDI的方式，到科技资源密集的东道国设立研发机构或创立高科技企业，充分利用当地的科研资源，主要是当地高水平的科研人员，跟踪高新技术的发展动态，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或同东道国的高技术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充分发挥各自在研发领域中的优势，共同开发高新技术，共同享有科技成果。并将这些技术成果返回母国加以利用，必将对提高母国的技术研发、应用能力和效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并最终对母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综观上述四个产业选择基准，其理论基础源自邓宁的投资动机思想，鉴于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对发达国家企业FDI产业选择的研究，其本身隐含着一个条件，即资本过剩型的FDI更符合上述标准。分析一下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由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源自东部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本过剩型的性质，而源自中、西部的FDI基本上就是一种非资本过剩型对外直接投资。从总体上来看，现阶段的FDI实质是以非资本过剩型为主。因此，需要注意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因为非资本过剩型FDI的机会成本往往高于资本过剩型FDI。所以，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产业选择，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主要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1.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应尽量选择进入一些有利于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依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虽然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四，但人均GDP却只有2000美元出头，在全世界排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的FDI基本上是属于非资本过剩型的投资，因此，投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更符合我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

2.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应选择进入一些有利于增加母国与东道国贸易联系的产业。其表现为，具有较高后向联锁度的产业，通常选择在东道国生产最终产品，这样就能有效的带动母国相关中间产品的出口;具有较高前向连锁度的产业，通常将初级产品的加工生产放在东道国，然后通过输入初级产品以满足母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

3.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外，应适当进入那些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产业。从统计数据来看，虽然第一产业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约为15%，第二产业约为51%，第三产业约为34%，工业所占比重最高，但如果从工业部门内部的行业结构来看，传统工业部门的比重偏高，而代表工业化发展方向的高新技术等新兴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偏低，结构不够合理。所以，可以考虑借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到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进行适当比例的海外投资，以技术回流为主要目标，促进国内工业部门结构的优化。同样的道理，代表产业结构演进方向的服务业也应该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二、产业选择的现状

据《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流量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其中采矿业85.4亿美元，占40.4%，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投资；商务服务业45.2亿美元，占21.4%，主要是投资控股；金融业35.3亿美元，占16.7%；交通运输仓储业13.8亿美元，占6.5%，主要是水上运输业的投资；批发零售业11.1亿美元，占5.2%，主要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类企业的投资；制造业9.1亿美元，占4.3%，主要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电气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木材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等的投资；房地产业3.8亿美元，占1.8%；农、林、牧、渔业1.9亿美元，占0.9%；其他行业6亿美元，占2.8%。

同时，截至2006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906.3亿美元。从行业分布来看，商务服务业194.6亿美元，占21.5%，主要是投资控股；采矿业179亿美元，占19.8%，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金融业156.1亿美元，占17.2%，其中银行业的存量123.36亿美元，占金融业的79%；批发零售业129.6亿美元，占14.3%，主要是进出口贸易类的投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5.7亿美元，占8.4%，主要分布在水上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制造业75.3亿美元，占总量的8.3%，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电气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如钢、铁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如铜、锌、铅、镍等)、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房地产业20.2亿美元，占2.2%；建筑业15.7亿美元，占1.7%；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4.5亿美元，占1.6%，主要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投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7亿美元，占1.3%，主要是为其他服务业的投资；技术服务和地质堪查业11.2亿美元，1.2%，主要是专业技术服务业的投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9.2亿美元，占1%；农、林、牧、渔业8.2亿美元，占0.9%；其他行业5.3亿美元，占0.6%。

三、产业选择改进的思考

从以上的统计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在流量上还是在存量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结构从总体上来说不够合理，其具体表现为：

(一)制造业投资流量、存量分别在各自总量中所占比重偏低，仅为4.3%、8.3%，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身份不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同制造业强国的差距。因此，在以后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中，除了加大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外，要侧重于那些具有较强后向连锁度制造业的投资，目的是为了带动母国相关机器设备、原材料及中间产品的出口，以形成母国与东道国间贸易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