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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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世界主义伦理观，哲学基础，个体主义，普遍主义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41-04

源于古希腊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伦理观（伦理世界主义）是一种规范性概念，是对个体与他者关系的一种认知与定位。 〔1 〕 （P43 ）作为一种影响广泛且对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当今世界更具独特意义的伦理观，世界主义伦理观具有复杂的思想理路与理论光谱，但总体而言，个体主义与普遍主义为其最主要的哲学基础。

一、问题的缘起

在词源上，“世界主义”一词来自于希腊语，是希腊语cosmos（世界）和polis（城邦，人民，市民）的组合，原意为“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其概念涉及多种重要的道德、社会与政治哲学观点。世界主义伦理观认为人类是一个种群意义上的整体，是一种原子式的构成，其中的个体皆为世界公民，从属于一个精神与伦理的共同体，所有人都有责任培育和改善并且尽全力去丰富总体人性。部分世界主义的观点认为，为了避免冲突和不公，人类成员彼此之间应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早在古希腊时代，从智者学派的思想家安提丰到苏格拉底和犬儒派的第欧根尼，都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倾向。之后斯多葛学派将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其基本主张，明确了自身的世界主义立场，主张以cosmos的核心作用取代古希腊当时政治思想中所奉行的polis的核心作用，认为宇宙本身即为一个城邦，政治理念与政治参与不应仅限于自身所在的城邦。斯多葛世界主义客观上推动了古希腊哲学和文化的传播，并有助于促进基督教和基督教世界主义的产生。由于古罗马政治秩序与和平的催生作用，世界主义思想在古罗马时期得到了一定的系统化与细致化。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但丁阐述了关于人类统一与和平、世界政体的建立与治理的思想。这表明古罗马时期的世界主义是以世界帝国的理想为主要诉求。近代以来，各种不同形式的世界主义理论纷纷亮相，其中以理性主义、民本精神和道德取向为特征的启蒙世界主义是主流，对西方政治思想和道德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世界主义伦理观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在当代历史背景、社会发展背景和冷战后全球化背景的共同作用下，具有悠久思想渊源的世界主义伦理观，在当代思想界经历了强劲复兴。在此过程中，世界主义伦理观对全球正义的争论、国际政治伦理的重塑、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的建构、世界主义民主的设想和国际关系规范理论乃至国际法的部分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同戴维·米勒所言，“作为一种关于世界公民的学说，世界主义在最近成为了政治哲学，它是一种伦理观，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道德关怀对象。” 〔2 〕 （P80 ）作为一种“道德的全球地方主义”，当代世界主义伦理观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它基于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和道德价值，将自治原则与世界主义原则相结合，主张建构制度化的世界主义民主法，认为世界主义原则应在民主的国际化和跨国发展中得到证明，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层面的分配正义。那么，具有复杂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光谱的世界主义伦理观，其理论建构于何种哲学基础之上？其哲学基础何以形成？世界主义伦理观的哲学基础对其当代话语体系造成了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甄别世界主义伦理观思想意蕴的不同成分，理解其价值诉求并厘清其价值内涵。

世界主义伦理观包含两个核心命题。首先，就道德的关怀对象而言，个体的人与整体的人类被视为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和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道德地位与价值序位；其次，就伦理的价值主体而言，所有个体皆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个体彼此之间的世界公民关系是先天自在的。〔3 〕 （P57 ）因此，世界主义伦理观的核心命题范畴中，在道德关怀对象层次上，个体具有终极价值，是世界主义伦理观的关怀起点，也是其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在伦理价值主体层次上，作为关怀终极单元的个体被普遍化、世界化，从而导致个体间关系普遍联系化、世界公民化，并将这种自在的个体间关系作为其核心价值。那么，从世界主义伦理观核心命题来看，在其思想论述中，道德的关怀对象以个体主义为哲学基础，伦理的价值主体则以普遍主义为哲学基础。

二、从道德的关怀对象来看，个体主义是世界主义伦理观的哲学基础

西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赖脯胰岛素50； 2型糖尿病； 胰岛β细胞功能

Lispro 50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Blood Sugar and Pancreatic β-cell Function/XU Feng-mei，ZHAO Xia.//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3，10（14）：040-041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lispro impact of 50 newly diagnosed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islet β-cell function.The hospital diagnosed as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with a total of 122 cases in our hospital Endocrinology，using computer random.Method：Th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ventional group and lispro group of 61 cases，the conventional group Humulin hybrid lispro group hypoglycemic treatment with lispro 50，measuring the blood glucose and C-peptide index changes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Have good.Result：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blood glucose control，with each other there is no difference；regular group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C-peptide levels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significant change in C-peptide levels in the lispro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the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 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Conclusion：Lispro 50 while in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blood glucose， better simulated physiological insulin secretion， contribute to the recovery of β-cell function.

【Key words】 Lispro 50； Type 2 diabetes； β-cell func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General Hospital of Hebi Coal，Hebi 458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3.14.023

2型糖尿病是一种进行性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其并发症范围广泛，对患者的危害极大[1]。目前，糖尿病中晚期的治疗多以口服或注射胰岛素代替治疗控制血糖为主。赖脯胰岛素50既能有效控制血糖，又能对胰岛β细胞功能的恢复有一定的帮助[2]。现就赖脯胰岛素50对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及胰岛β细胞功能的影响做临床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内分泌科的住院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临床资料，起止时间为2011年2月-2012年2月，根据WHO糖尿病专家委员会制定的分型标准（1999），初诊2型糖尿病患者共122例[3]。所纳入临床资料的患者均经实验室和口服糖耐量试验等综合检查确诊。将所有122例患者按照电脑随机的方法随机分为常规组和赖脯组各61例，其中常规组年龄43～62岁，平均（50.2±12.3）岁；男38例，女23例；赖脯组年龄46～62岁，平均（52.7±11.3）岁；男40例，女21例。两组年龄、性别、病程、各项相关指标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线稳定，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组采用优泌林70/30（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J20040012），赖脯组给予赖脯胰岛素50（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J20080055）进行血糖控制；并作统计学分析。 两组受试者于实验进行前分别测空腹血糖（FPG）、餐后2 h血糖（2 hPG）、糖化血红蛋白（HbAlc）、空腹C肽（FC-P）、餐后2 h C肽（2 hC-P），记录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试验开始后所有符合研究的受试人员起始剂量维持在14 U/d，常规组于早晚餐前30 min皮下注射优泌林70/30，赖脯组于三餐前即刻皮下注射优泌乐50。常规组起始总剂量按2/3、1/3分配至早晚餐前，赖脯组起始总剂量按1：1：1分配至三餐前，根据监测空腹及三餐后2 h血糖调整胰岛素用量，直至空腹、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空腹血糖≤7 mmol/L、餐后血糖≤10 mmol/L、糖化血红蛋白≤7%），随访时间为1年，主要采取电话随访的方式，随访结束后测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空腹C肽、餐后2 hC肽，并记录数据。

1.3 观察指标 所有测量样本指标均由同一位经验丰富的技师操作测量。测量两组患者治疗前后FPG、2 hPG、HbAlc、空腹C肽、餐后2 hC肽；两组患者给予相同的基础治疗和其他并发症的治疗[4]。观察两组患者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糖控制情况 两组患者血糖控制情况对比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血糖控制情况对比（x±s）

组别 时间 FPG

（mmol/L） 2 hPG

（mmol/L） HbAlc

（%）

常规组（n=61） 治疗前 11.22±1.91 13.98±2.70 8.56±1.26

治疗后 6.76±1.87* 8.59±1.33* 6.68±0.96*

赖脯组（n=61） 治疗前 11.30±1.12 14.01±2.81 8.34±1.13

治疗后 6.51±1.02* 8.37±0.95* 6.45±0.87*

*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C肽水平变化情况 两组患者C肽水平变化情况对比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C肽水平变化情况对比（x±s） μg/L

组别 时间 FC-P 2 h C-P

常规组（n=61） 治疗前 2.30±0.51 2.84±0.32

治疗后 2.41±0.53* 2.89±0.29*

赖脯组（n=61） 治疗前 2.25±0.40 2.92±0.31

治疗后 2.80±0.43* 3.08±0.27*

*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

3 讨论

糖尿病是以慢性血糖水平增高为主的一种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主要是由于胰岛素抵抗和胰岛β细胞功能进行性下降导致。胰岛素抵抗贯穿于2型糖尿病的自始至终，胰岛β细胞功能进行性下降具有不可逆发展的特性[5]。胰岛素治疗依然是控制2型糖尿病中晚期发展的唯一有效途径[6]。

常规胰岛素与胰岛β细胞分泌功能是拮抗作用，能抑制人体自身胰岛素的分泌，导致胰岛细胞内多肽的累积，过度的累积对胰岛有毒害；严重者甚至可以导致胰岛的退行性病变，造成胰岛素的终生依赖[7]。赖脯胰岛素50是一种新型的混合胰岛素制剂，其主要成分为赖脯胰岛素50%和精蛋白锌赖脯胰岛素50%，药物中NPL的作用时间与NPH时间（体内基础胰岛素）相似，血药浓度达峰时间在45 min左右，具有吸收快、起效快的临床特点，因此药物注射时间可以与用餐时间间隔时间短。现代药代动学研究表明，与人胰岛素溶液相比，赖脯胰岛素维持了吸收快和消除快的特点，与肾功能损害程度关系不大，临床实用安全可靠[8]。同时，赖脯胰岛素50相对一般的胰岛素作用时间长，在对血糖控制的利用率上本来就具备优势，有利于胰岛β细胞功能得以恢复，提高人体胰岛自身分泌能力[9]。早期应用可以降低患者对胰岛素的依赖性，对长期控制血糖的稳定有重要意义。C肽的水平间接性反映了胰岛β细胞自身分泌功能，是临床上对胰岛功能评价的常用指标[10]。本研究显示常规胰岛素与赖脯胰岛素50在短期内对患者的血糖控制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性，且都能很好地做到降低血糖，但是赖脯胰岛素50对C肽水平的影响要优于常规胰岛素，表明赖脯胰岛素50对胰岛功能的恢复有较大帮助作用。常规胰岛素与赖脯胰岛素50都能有效控制血糖，但赖脯胰岛素有助于胰岛β细胞功能的改善，对长期控制血糖水平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周卫东，夏云，顾亚珍.赖脯胰岛素75/25和人胰岛素70/30治疗2型糖尿病的对照观察[J].临床合理用药，2009，2（19）：1617.

[2] Yamagishi S，Mastui T，Ueda S，et al.Clinical utility of acarbose，an alpha-glucosidase inhibitor in cardiometabolic disorders[J].Curr Drug Metab，2009，10（2）：15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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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立.赖脯胰岛素25联合二甲双胍短期强化治疗对初诊2型糖尿病临床观察[J].内蒙古医学杂志，2010，42（8）：981-982.

[6]陈立.精蛋白锌赖脯胰岛素25注射液在胰岛素强化治疗中的作用[J].中国医学创新，2011，8（15）：17-18.

[7]王友林.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初诊2型糖尿病的临床体会[J].中外医学研究，2012，10（24）：135.

[8]杨小红.几种治疗2型糖尿病药物的疗效及用药分析[J].中外医学研究，2012，10（20）：30-31.

[9]润琳，王芳，李恒，等.门冬胰岛素30和赖脯胰岛素50对2型糖尿病疗效的对比观察[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12，43（4）：284-287.

西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脑出血;S100β蛋白;神经元烯醇化酶;预后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S100β protein and 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The serum S100β protein and NSE of 36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was tested with ELISA at 1st， 3rd and 5th day after the hemorrhage happened. Results The serum S100β protein and NSE values at 1st， 3rd and 5th day after the hemorrhage occurred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Key words】 Cerebral hemorrhage; S100β protein ; NSE; Prognosis

脑出血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疾病，可严重影响人类生存及生活质量;但是对于其发病后的病理变化研究尚不彻底。近年来发现S100β蛋白与NSE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标志，其含量变化可能与临床症状和预后有一定的关系[1]。我们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36例脑出血患者与41例健康体检者血清S100β蛋白与NSE含量进行检测，并评价其表达水平与预后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脑出血组36例，均为起病后24h内入院。男25例，女11例，年龄35～78岁，平均(61.72±11.28)岁。诊断符合第4届全国脑血管会议制定的标准，并经头颅CT证实。脑出血量均为15～30ml。所有患者均在起病后3个月进行Barthel指数评分，以判断急性期预后。对照组41例，男22例，女19例，年龄43～74岁，平均(63.41±8.90)岁。均为我院门诊健康体检者。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对照组与脑出血组均在起病第1、3、5天分别抽取空腹血4ml置80℃冰箱。

1.2.2 S100β蛋白与NSE含量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S100β蛋白与NSEELISA试剂盒购自上海森雄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操作说明书进行检测，根据标准曲线换算成实际浓度。

1.2.3 统计方法：组间差别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变量间的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脑出血患者血清S100β蛋白的浓度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脑出血组患者血清S100β蛋白的浓度在起病第1、3、5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经spearman相关分析，S100β蛋白峰值与与出院时Barthel指数评分呈负相关(r=0.682，P

2.2 脑出血患者血清NSE的浓度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脑出血组患者血清NSE的浓度在起病第1、3、5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经Spearman相关分析，NSE峰值与出院时Barthel指数评分呈负相关(r=0.739，P

3 讨论

脑出血(ICH)以其高致死率和高致残率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症疾病之一。脑出血后最重要的病理生理改变是血肿本身及其周围组织的继发性损害——脑水肿。目前在预防和治疗脑出血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脑出血后继发脑水肿的具体机制还未完全明确，因而成为基础和临床研究的热点[2]。

近年来发现S100β蛋白与NSE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标志，其含量变化可能与临床症状和预后有一定的关系[1]。S100β蛋白是神经组织蛋白的一种，是More于1965年首次发现，因其在中性条件下能溶解于100%饱和硫酸铵中而得名。它是一种小分子酸性的钙离子结合蛋白，分子量21000道尔顿，主要存在于神经胶质细胞与雪旺细胞内。脑损伤时受损的神经胶质细胞会释放S100β蛋白进入脑脊液，进而通过受损的血脑屏障入血[3]。因此，S100β蛋白被认为是脑损伤程度和预后判断的标记物。烯醇化酶是糖酵解途径中的关键酶，普遍存在于生物体内的糖酵解代谢中。烯醇化酶由免疫性质不同的α、β和γ3种亚基组成，其中γ型同功酶特异地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的胞浆内，称NSE。占脑全部可溶性蛋白的1.5%，比例很高，周围神经中含量远低于脑。当脑损伤时，细胞膜完整性被破坏，由于NSE不与细胞内肌动蛋白结合，故最易从细胞内释放出来，并迅速进入细胞间隙，进而释放入脑脊液或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外周血[1]。许多学者通过实验性脑缺血动物模型，脑脊液和血清NSE[3]与脑损伤程度的关系，所得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脑脊液和血清NSE可用来判断急性期脑损伤程度及预后，鉴别脑的可复性与不可复性变化。

本研究显示，脑出血患者起病第1、3、5天血清S100β蛋白与NSE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与Butterwarth等[4]、Cunningham等[5]的结果一致。本研究还表明，血清S100β蛋白与NSE峰值与Barthel分值呈负相关，表明血清S100β蛋白与NSE水平是反映脑损伤程度及估计预后的指标之一。故检测血清NSE水平对于监测脑出血的病情变化及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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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雅芳， 林金秀， 林建珍， 等. 急性缺血性与出血性脑卒中危险因素的对比分析[J].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09， 12(1): 4751.

[3] Schaarschmidt H， Prange HW， ReiberH， et al.Neurone specific enolase concentrations in blood as a prognostic parameter i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J].Stroke， 1994， 25(6): 558565.

[4] Butterwarth RJ， Wassif WS， Sherwood RA， et al. Serum neuronspecific enolase， carnosinase and their ratio in acute stoke[J]. Stroke， 2002， 27(11): 20642068.

西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4篇

一、中医的概念基础

(一)摄食平衡养生观中医异于西医的治疗观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独特与系统的养生观。中医治疗的核心思想在于恢复身体整体的阴阳平衡，养身观的核心则在于使得身体保持阴阳平衡的未病状态。养生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一方面是身体和精神通过主动的法于阴阳，顺应四时、调摄精神和顺情志、和于术数勤于锻炼等方式来保持阴阳平衡［9］，另一方面是通过特定规律的外在食物摄取以达到体内的阴阳平衡。身体的五脏六腑有阴阳五行状态之分，身体摄入的食物也有五气和五味之分。中国的食物按照“五行”———土、金、火、木、水，分为“五气”———酸、苦、甘、辛、咸和“五味”———膻、腥、香、臊、臭［8］184－186。此外，中医还把食物分成凉性、中性和热性三种大类别。这种分法同食物自身的温度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侧重于食物对人体阴阳平衡带来的影响。凉性的食物如白菜、水芹、胡萝卜可以缓解和治疗人体发热所带来的不适，热性温补的食物如猪肉、内脏可用于治疗低热、虚弱或者发冷的病症［8］184－186。除了凉热区分外，中医还会通过食物的外形和颜色来判断该食物对人体某个器官或部位产生何种作用。尤金(E．N．Anderson)认为这是交感巫术在中国人的认识中的体现:核桃的形状像人脑，所以有健脑的功效;红枣和葡萄酒的颜色是红色，所以有补血的作用。稀少的、昂贵的和不易得到的食物如野生禽类、燕窝和人参等被认为有滋补和治疗的功效。雄鹿在季节能与70头母鹿，因此雄鹿的生殖器能特别滋补人的生殖器。人们把从经验观察到的事物关系推理应用到了人自身的生活当中［8］187－188。

(二)身体、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时间对应性现代科学发现，生物节律调节着生物体的一切生命进程和功能。相应地，现代时间医学认为，疾病的诊断、发病与恶化均受近日节律影响。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身体观念与医疗方式都建构于时间观念的基础之上。不过，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现代时间医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以现代科学为基础，以近日节律为研究核心，而中医的时间观念则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与阴阳五行和数术思想密不可分［10］。在中医看来，人的身体状态和疾病与四季、月份、早晚等时间变化具有关联，进行诊断与治疗时也要考虑所处的时间段。在中医中，身体和疾病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既有四季与“四时五脏”的对应，也有月份划分与“十二月—十二脉”的对应，还有“九宫”模式与“气”的顺行规律的对应［11］。正是由于身体与时间的这种密切关联，身体疾病的发生也与时间紧密相关，如人体的脏腑功能随着四季的变化而有强弱，五脏疾病的发生有季节变化。而疾病的发生则大多数是因为人没有按照时间的规律生活或者人体受到了季节反常变化所带来的不良刺激。时间性在中医诊断中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在切脉中的“脉从四时”。按照中医理论，人体的脉象在四季有不同的体现:“春脉如弦，夏脉如钩，秋脉如浮，冬脉如营。”［12］如果脉象不符合相应季节的特征，那么就表明人体已经患病。治疗中的时间性则主要体现在服药和针灸这两种治疗手段上。病人在服药时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如清晨到上午，人体的阳气上升，此时可以服用发散性的药物、催吐的药物，因为药物借助阳气把病痛从身体中驱散出去，依靠“气”的上升帮助病人呕吐。这个时间也适宜服用补阳治气虚的药物，药物顺应阳气在身体中的上升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针灸的使用同样要考虑时间的因素。医生施针时要顺应“气”在人体中的运行，而“气”的运行有时间规律，如子午流注是人体气血运行的时刻表。因此针灸的应用要根据一天12个小时人体气血从盛到衰，从开到合的时间特性和时间节奏来选择恰当的时机。中西医概念基础差异巨大，要求人们在进行现代中医研究和实践时需要首先分析中西医进行结合的可能性及可能方式。

二、中医现代化途径及其可能性

中西医的概念基础差异使得中医面临:一方面要进行现代化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环境，另一方面又要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完全丢弃自己的概念基础、自我否定而逐渐消亡。为此，一部分学者尝试按照西方科学和医学的理论及研究方式改造中医理论或者进行中医现代化，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学理上讨论了进行中医现代化的可能性及维度。

(一)中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的一种路径是使用西方科学和现代西医的理论、方法和规范对传统中医进行阐释和改造，以使中医成为类似于现代西方科学或西医的科学。这一现代化进路具有大量的支持者。以针灸为例，20世纪60年代，朝鲜学者金凤汉通过对皮肤组织进行染色后使用电子显微镜观测、放射性同位素追踪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经络，并声称发现了经络和腧穴的解剖学对应———“凤汉小体”和“凤汉管”［13］，不过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承认。张香桐［14］、韩济生［15］等人尝试从神经生物学、神经化学的机制解释针刺镇痛机理，但这些工作与论证经络的存在无关。不仅如此，对针灸治疗效果的随机受控实验(RandomizedControlledTails)评估也显示，尽管针灸治疗有时候是有效的，但同样存在大量反例［16－17］。中医现代化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只是使中医适应于现代科学环境，而不是要使中医变成一种现代的科学技术或者现代西医。持此类观点的人从中医的理论模型出发，认为中医所采用的阴阳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河洛卜象数理模型等“象数符号模型”是思维模型，而西方科学和医学则采用的是对原型进行模拟的物质模型。中医的思维模型虽然也能进行简单的运算，但不能提供严格的量的依据，而只能提供定性和推论性的依据［18］。因而，中医现代化不应以西方科学和西医改造中医，而应是借助现代科学阐释、补充和发展中医［19］。中医现代化中的以上两种不同观点涉及中医知识与西方科学和医学知识之间的通约性问题。若中医可以转化为一种与西方科学和医学类似的知识体系，则对中医的西方科学和医学改造是可能的。但如果两种知识系统之间完全不可通约，则使用一者对另一者进行改造必然是徒劳无功的。

(二)中西医之间的可通约性目前，学界对于中西医之间是否有可通约性存在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中西医之间存在通约的可能性。使用现代西方科学和医学方法对中医的现代化研究在部分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一些中医治疗手段(如针灸、中药)也逐渐为欧美医学界接受，并作为补充与替代医学融入欧美医疗体系。因此，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乐观地认为中医迟早都会被现代医学所吸收［20］。第二种观点认为，中西医之间是一种不可通约的关系。持这类观点的学者通常是基于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视角。他们认为，全面理解一种科学需要弄清楚它产生的各种地域和背景，但是我们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特定地域的文化背景中从事科学活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孕育出的科学无法相互通约。中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基础都极为不同，认为两者最终会结合并成为“普遍”医学的观点是乌托邦主义的［21］。第三种观点认为，中西医之间是一种弱的不可通约性关系。弱不可通约性是相对于第二种观点中完全否定通约性可能性的强的不可通约性观点而言的。弱不可通约指的是虽然两种理论中的基本术语无法相互精确翻译，但是不同理论之间能够互相理解。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中医中的基本理论术语如“阴阳”、“五行”、“气”等词汇，很难被翻译成西医的术语，也难以对西医所采用的因果解释模式与中医所采用的将可视的现象与不可视的世界的对应解释模式进行比较，但这并不表明中西医之间不能完全沟通。因为，由于中西医在检查人体时都用相似的知觉系统，中西医之间存在的大部分差异能够通过认真、有意的学习替代语言、不同概念机制和解释模型等来克服［22］。有学者认为，中医中的常山对西医疟疾药开发的启发，就是中西医之间不能互相翻译但可相互理解例证［23］。不论对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通约性持何种观点，都无法回避中医自身所具有的传统性、社会性和文化相关性等特征。正因此，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从这些特征来研究中医的新进路。

三、中医研究新进路

对中医文化理解得越多，对中医理论本质的认识往往也会越深刻［24］。中西医的研究对象虽然均是身体，但中医中的身体既有着气、神等非肉体性内容，也在历史演变中获得了社会和文化意义。近年出现了一些从比较科学哲学、大众文化、社会学以及人类学视角研究中医的新进路。

(一)比较科学哲学进路中西医对于身体的理解分别是基于东西方不同的哲学。以针灸为例，不同的哲学基础使得人们对针灸的理解不同。同样是针灸师把针轻轻地捻入身体的穴位，在身体的另一个部位产生治疗效果。中医用经络理论解释针灸的治疗机制。由于穴位与通过穴位产生效果的部位离得很远，中医认为它们之间由“气”这种中国自然哲学中的基本对象连接。针灸通过施针影响“气”的运行而起作用。西医则从细胞结构、神经路径和化学信息等西方科学基本概念看待针灸的机制，用解剖学方法探究针灸中的相关结构和生理变化。当针灸传到美国的时候，一些内科医生认为穴位是有高灵敏度的“触发点”［25］，而完全不能理解穴位与“气”的关系。中西方关于穴位、经络以及针灸的治疗机制的解释是基于各自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基础。对于中医的理解离不开中医所基于的自然哲学基础，比较哲学视角为现代中医研究提供了新的进路。

(二)大众文化、社会学及人类学进路有些咒语或仪式在中医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古时产妇在生产的时候会让丈夫念咒缓解自身的紧张情绪。大众医学的研究也表明，古代中国人认为疾病、疼痛大多是着魔，是因不道德被鬼神入侵的结果，需要法师做法式驱鬼神治疗。人们对这种仪式的信念使病人在经过“仪式治疗”后慢慢恢复健康。这种治疗手段到现代仍有很多人相信。信念可以引起疾病也可以治疗疾病，身体会对这种信念做出响应［4］31－32。这些咒语或仪式既不能单纯靠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受控实验来证明和理解，也很难进行哲学基础角度的分析，而只能通过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来进行理解。白馥兰(FrancescaBray)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女性扮演的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关于中国妇女月经不调的治疗以及女性的生育问题大多是基于这些角色而定的，更多的妇女会因家族的利益和自身的社会地位而借助能够控制生育的技术［26］。古代中国妇女的疾病治疗程度取决于她们的社会地位，显然处于社会上层的妇女可以得到更多优秀医生的治疗和更优越的治疗条件。从社会学这一新的思路有助于理解一些疾病的产生和治疗方式的内在社会因素。正因此，马伯英认为“人类学家已经获得的成果，例如巫术原理、原始思维、神话分析、部落文化考查、文献资料研究等等”［24］有助重新认识中医。席文(NathanSivin)也认为用大众文化、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医不失为一种新的进路［4］23－53。

四、结语

西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5篇

一、中、西方医学的概念及思想发展

（一）中、西方医学概念

中医学属于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其理论基本特色为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西医学即西方国家的医学，其相对于中国医学而称。现今正发展的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是近代西方国家学者否定摒弃掉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之后，发展出的一门全新医学体系。其基础学科有解剖，生理学，细胞学，组织胚胎学等等，而且其理论学说都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有较密切的联系。

（二）中、西方医学思想发展及差异

中西医均起源于远古时代对人体的基本认识[1]，在发展过程中，中医融入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历史文化，而这又成为影响中医诊治指导思想的主要因素。而西医自文艺复兴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及指导，很快摆脱神学、宗教的束缚，从古代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在自然科学发展基础上建立的观察实验方法，通过自然科学反映对象。可以认为，中医诊疗起源于朴素的人体认识，丰厚的哲学内涵，内容上属于经验科学，传承形式上是人文科学；而西医诊疗源于淡化的哲学影响和精细的人体认识[2]，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研究对象。中西医存在着技术差异，文化差异，自西医传入中国，便逐渐开始了结合，清末民初就有所谓中西汇通派，至今这种思潮从未停止，并且不断寻求获得更大的突破与结合。

二、中西医两方面学习方法

（一）以扎实中医基底为前提

中医理论，来自于临床实践，并借用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进行系统阐释总结，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临床经验形成了一系列中医思维，如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取象比类思维等。[3]这些思维经临床检验，有成效便留在各家手中丰富传承。但其缺少自然科学对形体结构的深入了解，带有主观思辨的模糊性。

由此，对中医院校而言（尤其对于未接触过中医，国学功底差的学子），教会学生树立全面深入的中医理解力，培养深厚的中医文化气质，扎实中医理论基础，和临床诊疗能力，是中医教育的重中之重。可加强下面几个方面的投入。

1.信仰

对中医学有热情、恒心和信心，无热情，便没有动力，无恒心，也就没有毅力，而缺少这些，必定难以学好中医。历代名医学医的原因主要有：因疾学医，因孝学医；世代学医，继承祖业；诟世从医，厌世行医；热爱国医，济世救人[4]。并不是说有段沧桑的经历才能对中医了解透彻，想参透中医奥妙，非得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做为一生的信仰去跟随、创新。

2.刻苦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一方面要熟读入门课本和经典，博览各家医注，岳美中金寿山，彭履祥，刘渡舟等人传记中，每个人的阅读书目都是长长的几号，更有台湾国老张步桃，伤寒论读3000遍，黄帝内经抄了50遍。另一方面背诵，历代名医，都有起五更睡半夜来背诵中医书籍的经历，背诵熟练，信口拈来。并不是所有的名医都有自己的技巧，只不过不了解他背后的心酸罢了，现在，许多中医学生得到些皮毛，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思进取，安慰自己还不错，但离开了乌托邦，什么都不是。若肯下足功夫，想不成为一本行走的医学百科全书都难。

3.思考

善思之人善学，更是善自学学之人。学习理论知识时善于整合归纳。金寿山、李金镛等多位医家坚持写写资料卡片的习惯，将有用的知识类比对比的东西，听到看到的各种观点等等都写在卡片上，后分门归类，便于回顾查找，学习中医经典，任应秋强调，逐字读经，弄懂每个字在句中段中的意思，勤写笔记，深思归纳。没有什么是一看就懂的，需要花时间去思考，更需要有计划目的的思考。

4.使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医是靠临床不断实践得来的，尽管现阶段各体系都已日臻完善，但对于较抽象的思维理论，不通过临床检验总结，很难在心中有深刻印象。也很难在以后工作中，轻车熟路的放开手去做，但其前提是将理论基础，熟记于心。

（二）积极借鉴西医成熟的人体认识系统

随着西医自然科学的不断渗透，中医加强对人体、结构、组织等的认识，但并不意味着中医理论思想是错误的。营造能使中医学生在西医精细的人体生命认识体形象，充分理解中医传统思维和哲学方法的氛围[5]是现阶段中医发展的出路。

西医的发展基础是人体生命的精细化、系统化，诊断学和治疗基于解剖学、组织学和形态学的认识[6]，由此来看西医诊治采用的割、补、换也不无道理，但这也是与中医相较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中医院校学子应该借鉴西医但不被其诊治思想混淆，以免在以后临床工作中运用中西医疾病理论知识对辩证施治产生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