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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则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到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关键词】幼儿;自然科学;引导;观察;探索
【关键词】功能高分子;教学探索;互动自主教学【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3-0092-02
幼儿的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在激发幼儿的认识兴趣和探究欲望,遵循幼儿的学习特点来探索指导的策略,以便很好的激发和保护幼儿的认识兴趣与探索欲望,为幼儿将来的科学探索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理论为依据,按照幼儿科学教育目标和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的特点、变化规律产生兴趣和探究的欲望,引导孩子接触大自然,探索大自然里的秘密,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我觉得在幼儿园里开展自然科学教育非常有必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幼儿园开展自然科学教育呢?
1创设环境,引导幼儿观察探索
1.1了解植物的生长规律: 通过图片及各种途径认识各种植物,在幼儿园里自然角是幼儿认识自然界的一个窗口。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较少接触大自然,幼儿园的自然角成为了孩子认识自然的最直接途径。可以丰富我们的自然角,充分的利用起来,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远离大自然,在种植区里进行简单的种植活动,是他们直观感受植物生长过程的良好机会。自然角为幼儿提供了天天接触、长期观察、亲自管理、动手操作的机会,在开阔视野、激发好奇心的同时,获得了认知、习得了技能,发展了孩子的美好情感,因此也是促使孩子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它不仅能激发孩子们对植物的兴趣,还能学到许多有关植物的科学知识,掌握简单的种植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培养孩子的爱心、耐心、责任心以及观察、比较等多方面能力。在种植物的过程中,有儿童积极主动地观察植物,从中发现植物一些平时不易引起的特征和变化,培养幼儿的观察力,从而激发幼儿探索自然的奥秘。
1.2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动物: 幼儿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动物兴趣最浓。首先,应该创设一个让孩子认识这些常见动物的场景和环境。例如在幼儿园当中设置饲养角,饲养小鸽子、小金鱼等常见小动物,在某些区域投放一些能加深了解小动物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的操作材料。又或者在家中养一些小动物,让孩子可以最近距离的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以及行为特点。
1.3了解一些自然现象: 孩子常会提些气象方面的问题,如:为什么会刮风?为什么下雨?雨是什么变的?打雷和闪电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通过看图画、科教电影、电视等向孩子介绍。对中大班的孩子可以培养孩子记天气日记,用绘画来表示晴、阴、雨、雪、大风等气象状况,还可教给孩子看温度表,并把结果记入日记中,这些活动有助于儿童加深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培养儿童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在幼儿园开展自然科学教育,我们除了丰富每个班的自然角,种植一些不同的植物,引导孩子每天进行观察并指导纪录,还在饲养角养许多小动物,定期让孩子进行观察,另外要充分利用科学探索室,我们共同关注幼儿自然科学教育。
2融入幼儿课程,加强探索研究
教师加强探索和研究,注重将科学教育渗透到学科教学中,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地发展。教师必须不断根据儿童发展的需要充实自己的知识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教师可以通过《动植物百科》等书籍、动物卡片、贴纸让幼儿对动植物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整体的印象,在阅读书籍和卡片的时候记住常见动植物的主要特征,对动物的静态和平面认识有助于提高宝宝的分辨能力、观察能力和认知能力。
科学教育活动的内容多,面很广,但都是周围生活中粗浅的知识和自然规律。教师在组织幼儿进行尝试活动时要精心设计尝试问题,把握尝试时机,使内容紧紧围绕教学目标。
3定期组织户外活动,让孩子亲近大自然
我们可以组织幼儿到户外去,借机让孩子们把各种动物和在电视上见过的做一下比较,让他们把两者关联起来,趁机把曾经学过的知识点复习一遍。可以带孩子经常参观园内的饲养角,遇到可爱无害允许抚摸的动物,可以也要宝宝亲自动手享受喂食的乐趣。告诉孩子动物们是多么的可爱,他们都喜欢生长在青翠的森林里,森林就是他们的家,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森林,才能保护动物,培养宝宝爱护自然、爱护环境的意识。
4实行家园同步,提供实践机会
我们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等向家长宣传自然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并取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鼓励家长周末带幼儿进行有计划户外活动,对所了解的知识进行巩固。使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同步,对幼儿进行自然科学教育,必须要家园合力,有意识的引导孩子进行观察,父母亲可以向孩子提出问题,经常性的引导孩子观察周围的世界,孩子的观察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同时求知的欲望也会加更加强烈。
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在幼儿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帮助幼儿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培养初步的环保意识和行为。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学会尊重别人的观点和经验。通过引导幼儿积极参加小组讨论、探索等方式,培养幼儿合作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学习用多种方式表现、交流、分享探索的过程和结果。促进幼儿个性、社会性及道德品质各身心方面的发展,对幼儿今后的学习乃至整个人生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淑惠.幼儿自然科学经验教材教法[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黄宗羲;教育;开放;理念;书院
黄宗羲(1610—1695),号梨洲,是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思想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有着极高的历史和学术地位。黄宗羲不仅在政治、哲学、历史等领域造诣颇深,在数学、历法、天文等方面也是建树颇丰。的黄宗羲曾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创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教育见解,而其理念的开放性在封建社会实属难能可贵。
一、教书育人三十载,浙东学派领
黄宗羲生于浙江余姚一个世代书香家庭。其父黄尊是进士出身的东林党骨干。在反清复明运动中,黄宗羲多次被捕入狱,出狱后四处漂泊。后来他对混乱无为的反清复明运动彻底失望,遂将精力全部投入在著书立说上,成为明清时代一位博学多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并奠定了浙东学派的学术根基[1]34。作为思想家,黄宗羲以《明夷待访录》与《明夷留书》两部著作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是我国最早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宏著,具有思想启蒙的深远意义。作为学术大师,黄宗羲以《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两本学术专著开创了学案体史书体例的先河,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作为哲学家,黄宗羲极力反对高谈阔论却不切实际的宋明理学,主张实践主义至上的实践哲学,并提出了公众合一与一本万殊的辩证哲学史观。作为教育家,黄宗羲倡导精研经史又经世致用的新兴学风,还以孜孜不倦的精神、接连不断地讲学活动开创了浙东学派,其影响至今依然在延续。此外,黄宗羲在算学、历法、音律、地理、天文、艺术、文学等各个领域都造诣非凡,创作的各领域专著超过一百种,总字数超过两千万,极大丰富了我国历史文化传统财富。开创浙东学派是黄宗羲教育实践与思想的突出反映。这个在清代以地域名“浙东”命名的学派主要在绍兴、宁波等地形成。学派之所以能够创立,根本原因是黄宗羲在位于浙东的证人书院、郑仁书院开展的系列讲学活动孕育了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学术思想。浙东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学术的风格上。
第一,浙东学派主张经世致用的教育和学术方针。原本这个方针是源自永康之学和永嘉之学,但浙东学派坚持认为黄宗羲才是这一方针的创始人,因为黄宗羲不仅提出过“穷经以经世”的主张,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学史以应务”的观点,从而扩大了经世致用的外延。黄宗羲以经世致用为教育活动和学术开展的方针,被他的学生以及广大浙东学派人士所继承。
第二,浙东学派具有鲜明的史学研究色彩。作为开创者,黄宗羲在经史哲文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向后辈传授甚多,而浙东学派的后人们日渐偏向于史学,并且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比其他领域更显著,因此浙东学派也被称为浙东史学派。在黄宗羲的教育引导下,浙东学派掀起了明末清初史学理论发展的[2]112。然而,代表黄宗羲民主思想的《明夷待访录》作为涉及史学理论研究的启蒙式宏著,却因朝廷对思想言论控制的强化没有在问世后立即被浙东学派继承发扬,一直到清代末年才被民族资产阶级挖掘出来当作反帝反封建的武器。浙东学派的兴起离不开黄宗羲的讲学活动,这是黄宗羲教育实践的主要方面。从五十余岁至七十余岁,黄宗羲曾在今天的浙江绍兴、海宁、宁波、桐乡等多地讲学。1668年,黄宗羲拿出多年积蓄创建了宁波证人书院,亲自担任书院主讲,授课长达八年时间。八年后,他应海宁诸多学者邀请到海宁讲学,一讲便是五年。黄宗羲的讲堂从来都是人满为患,一来是因为黄宗羲声名远播,二来是因为黄宗羲学富五车,可以讲授多种学科,只要对其中一门学科感兴趣都可以前往听课。教育实践的丰富也促使黄宗羲对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刻探索。他撰写的《取士》、《学校》等文章表达了对教育的独到看法。在他看来,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学校,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同时也是带动社会风俗转变的地方,甚至国家大事的议论也可以在学校进行。黄宗羲明确说“学校可公是非”,对封建君主制下皇帝一人决断的权威提出了挑战[3]79。这不仅是对学校教育理论的贡献,更是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社会进步论。分为上下两篇的《取士》对禁锢思想、埋没人才的科举制给予了强烈批判,反映了黄宗羲经史并重、人文自然科学兼顾的教育主张。此外,黄宗羲还强调老师的尊者地位,认为全社会都应该尊重老师这个职业。
二、全民教育尊师道,学有所获重务实
第一是尊师重道、尊道轻权。黄宗羲主张:朝廷每年的太学祭酒活动不能随便请个名士来担当即可,而要由当世大儒出面,其地位应与当朝宰相当;如果在祭酒活动之后还要进行讲学活动,那么场下所有人都要向讲学者行弟子礼。其中所谓的“所有人”不仅包括文武百官,还包括当朝皇帝。在地方教育方面,黄宗羲提出设置不隶属提学的学官,纯粹从教育而非政治的角度监督学校教育开展情况,而学官都应由当地有名的学者、老师担任。黄宗羲对教师的尊重实则是对知识的尊重,对于权力凌驾于知识、学问、教育之上的言行,他坚决反对。他曾数次当面警告地方官员:“决不可仗势欺压儒士,若此则方圆之内无实学之少年,无多才之士子。”如果比较偏僻的地方因没有老师而办不成学校,黄宗羲就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地方官员前去临时充当老师的角色,并要接受本地学官的监督管理。第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提倡全民教育。在学校设置的规划中,黄宗羲不分城乡,也不分贫贱,而是兼顾城乡与全民,太学、县学主要在城内,蒙学主要在乡村。考虑到偏远贫苦的乡村没有条件办蒙学,黄宗羲还提议可以借用庵堂、寺观作为办学场所。他说:“学可在城,可在野,亦可在庵堂,学堂大可为书院,以经师教学,学堂小可为小学,以蒙师教学。”黄宗羲此言看似是简单的城乡教育安排,但实则是突出教育的普及性,强调国家应该对城乡教育一视同仁,让农村的孩子也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能够在五百年前即提出现当代人才普遍接受的教育观点,足见黄宗羲对教育事业的高瞻远瞩。第三是突出学校的教化功能。学校除了是传授知识学问的地方之外,还具有鲜明的教化功能优势。
黄宗羲自开办书院之初就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教化功能,黄宗羲具体解释为传播传统礼教、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如果学校没有老师专门负责教化工作,那么学官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让学生懂得有关衣冠、丧服、木主、宫室等的礼教之制。学官还要对学校进行日常巡视,及时纠正那些不符合道德行为规范的言行。如果学校出现鄙语优歌、无益之物或不法之服等,学官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此外,黄宗羲还建议,学校对小的违规行为可以在内部处理,如果违规行为比较严重、对其他人造成不良影响,则应该考虑在校外公之于众,让世人也能体会到学校的教化功能[4]184。第四是始终将学生学成之后的出路放在心上。为了解除学生在学校钻研经世致用之学的后顾之忧,黄宗羲坚决反对以科举取士。因为黄宗羲讲学所涉内容以及黄宗羲的书院所传授的知识绝大多数都超出了八股文的范畴。但考虑到学生未来的出路与希望,黄宗羲做出了若干举措:每隔三年便让学官在书院挑选优秀学生,将他们送到提学处,补考这三年的博士空缺之位;若是博士弟子在书院就读,也由提学直接将其推荐至礼部;科举落榜者若是书院平日品学兼优的学生,提学可到书院补录;学历法者由礼部补录入钦天监;学医者由提学考之并授予行医许可。每年年终时,黄宗羲都会过问书院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并将他们分为三类,分别是黜之下等、行术中等、官之上等。可见黄宗羲办学有着非常清晰的务实思路。
三、自然科学不忘传,长江后浪推前浪
1647年,已经在化安山隐居的黄宗羲一边自学天文历法,一边向他的学生王中正传授自学而得的天文历法知识。在证人书院,除经学外,天文历法、九章六书等都是黄宗羲讲学的主要内容。在海宁讲学,黄宗羲同样不忘传授自然科学知识。正是在黄宗羲的教导下,才涌现出了明末清初数学家陈讦这样的数学天才。黄宗羲当年十分欣赏陈讦的数学才华,他说:“因吾一席言,陈讦速出勾股书,将空中数理于秋毫间显出。”[5]50从黄宗羲的这段自述可知,一方面他能够教授算学,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擅于引导学生、激发他们的算学潜能。在黄宗羲生活的年代,以自然科学为专业进行学习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得不到朝廷重用和社会肯定是主要原因。黄宗羲就极力提倡重用这些有科学热情的年轻学子们。他在“取士八法”中就专门设置了“绝学者之法”作为第七法,主要就是针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重用问题,包括水利人才、火器人才、占候人才、测望人才、乐律人才、历算人才等。此外,在黄宗羲的书院,如前所言,专业学习医学、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学生有望获得提学、礼部、钦天监、太医院的补录任职,这也是黄宗羲努力争取得来的。尽管名额非常少,但至少保留了相关学生对未来的希望。对于西方传入中国的科学技术,黄宗羲更是如获至宝。有史料显示,在书院讲学中,黄宗羲曾讲授过西洋历和回历。说明他很早就对西方历法有过研究。在黄宗羲之前,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崇祯历书》中就提到过回历,但并没有像黄宗羲那样在学堂上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黄宗羲不仅亲自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还撰写了不少相关著述,期望向更多的学子传播。例如他撰写的天文历法类著作《西历假如》、《授时历故》等,数学类著作《隔圆八线解》、《圆解》等,地理类著作《四明山志》、《今水经》等,乐律类著作《律吕新义》等,都在黄宗羲的书院内外广为传阅,既教育了学生,又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社会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黄宗羲.黄梨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论丛[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4]金林祥.教育家黄宗羲新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关键词:初中物理;启蒙教学;兴趣培养
一、认真上好第一节物理课
要上好第一节物理课,教师必须要对整个初中的物理知识结构体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做到全局了然于心,胸有成竹.
以下是苏教版初中物理教材的知识架构图:
图示体现出苏科版初中物理教材是以物质、物质的运动和相互作用、能量三大主题构成的不同层次又相互联系的结构体系,从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出发,并回到生活和社会中去.因此,教师在上第一节引言课程的时候,可以从生活中的物理现象着手,让学生建立起自然、生活现象与物理学科之间的感性联系,让学生对物理科学产生求知欲,乐于观察和探索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道理.教师可以安排学生阅读引言部分的内容,初步了解科学家探究科学问题的过程和基本方法;通过做“装满水的杯子里还能放多少回形针”、“插入水中的筷子为什么会弯折”等探究性活动,让学生初步了解实验是科学探究的重要方法;介绍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及其成就领域,让学生打开学习物理的大门.
二、搭建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桥梁
物理的启蒙教育不仅体现在第一节引言课堂上,在物理课堂中,教师应该为学生搭建起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桥梁,让学生知道物理学的知识是有用的,物理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让学生期待学习,期待探索,从而对学习物理产生兴趣.例如在学习(苏科版)八年级物理上册第四章《光的折射 透镜》时,教师可以举放大镜、凹透镜、凸透镜、显微镜、望远镜、近视眼镜、老花眼镜的例子,加强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联系,让学生通过学习,领悟物理与生活的关系.
教师在教学中还应该重视物理学成就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意义的讲解,而不仅仅限于讲解物理学理论本身.例如,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人们成功地制造了各种电气设备,人类社会便由“蒸汽时代” 进入“电气时代”;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使人类开始步入了一个智能化、信息化的高科技新时代;从电话的发明到当代互联网络的实时通信,从晶体管的发明到高速计算机技术的成熟等等,无不体现着物理学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贡献.
三、重视实验课
物理是一门自然科学,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建立是与实验密切相关的,对初学物理的学生而言,更需要通过具体、生动的、千变万化的物理现象来认识现象中本质.学生的第一堂物理实验课是带着很强的好奇心进行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内容安排上要由浅入深、循序浙进,分层次组织实验教学.初中学生好奇心强,做演示实验时相当一部分学生凑热闹、讲新奇,观察实验不仔细,归纳结论不思考.教师在实验课上要提醒学生实验前要准备什么?这个实验要观察的是什么?实验过程怎样把握?实验记录的是什么?怎样分析实验结果?对于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弱的学生,教师要耐心反复地指导,并且在实验过程中多加提醒,不能打击他们的学习信心.实验结束后,教师要安排学生写实验报告,培养学生遵守操作规程和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总之,初中学生的认识水平和逻辑思维都不够成熟,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教师要通过物理启蒙教调动学生学习物理兴趣和积极主动精神,为今后学习物理提供持久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徐维德. 浅谈初中物理素质教育[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关键词】自然观 科学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
所谓自然观,就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理解;而科学研究则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每前进一步,都依赖于和伴陪着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同样,自然科学的每一步发展,也都凝聚着和渗透着哲学的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了新自然观的建立与形成,新的自然观又作用于科学研究,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现代自然科学的建立推动了新自然观的形成
在古希腊时代,哲学与自然科学浑然一体,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一身二任,看起来二者的关系很“和谐”,不过,那都是两者本身的发展都还不充分、不成熟的结果和表现。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的尖锐对立(或者说是完全不搭界的过于统一),是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机械唯物主义者把自然科学看作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以新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却又把自然科学当作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泛理性主义者,妄图建立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体系;还有像柏格森这样的非理性主义者,则蔑视和否定科学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所以,到了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建立后,这些存在有严重缺陷,或者完全错误的观点才开始逐渐逆转过来。
现代物理学的建立,与传统物理学(经典物理学)的危机分不开。从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形成牛顿力学体系,经过18~19世纪物理学家的努力,所谓的经典物理学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了。但是,用经典力学的观点,很多的实验结果和理论的预期都产生了矛盾,加上接二连三的突破传统观念的新发现如X射线、铀的放射性、电子等说明物质原子并不总是恒定不变,而是可以变化、可以分解的。这些突破传统物理观念的实验发现,带来20世纪初期物理学理论的两大突破: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量子力学,它们分别解决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一系列现象。现代科学在各个前沿的推进和这两大理论突破密切相关。如果说现代科学还有第三大贡献的话,那便是基因论――如同中国古老的《易经》描述的全息理论。
这些现代科学的发展,导致新的自然观形成。当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以后,哲学家们往往以他们所处时代人们广泛接受的科学理论所描绘的自然图景,作为其本体论研究的出发点,并通过对科学前沿哲学问题的研究来促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科学家们也通过这种科学哲学的探讨,来加深对科学概念及其思想内涵的理解。自然科学领域迅猛发展和接连突破,撼动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改变着科学世界的图景。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新自然观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现代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已经能够用确实可靠的知识为人们描绘关于自然界发展的全貌,从而为新自然观的产生奠立了坚实的自然史的基础。而新的自然观创立,又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自然观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科学作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的认识和反映,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如果不是受到正确的,就是受到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研究表现为科研主体对信息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等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过程不仅是一种再现性认识,而且是建构性活动。
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当今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微观或者是宇观的客体,它们的性质与规律,已经不可能被人类的感官直接感知,这就必须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这些微观或宇观客体性质与规律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这种认识论便受研究者的自然观左右。比如,在量子力学的赖辛巴哈解释中,赖辛巴哈建立了一种新的逻辑形式,揭示了用传统形式逻辑描述不确定现象时的困难。因为量子物理理论具有高度的辩证性质,“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思维,已不能解释清楚众多的“亦此亦彼”的现象。这新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受自然观影响下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它成为现代物理学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
关于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对此有过非常重要的认识, 他说:“理论物理的公理基础不能自实际经验提炼出来,而是要创想出来。”所以,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更教会了研究者辩证地认识世界。自然界是辩证的,只有在科学研究中运用辩证思维的观点去认识这个世界,才能更准确、 更真实地认识整个自然界。
自然观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法。科研工作者作为研究主体,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客体属性是丰富多样的、无限的。因此,主体总是在某种思想、理论观点指导制约下,按照一定的理论框架有选择地获取信息材料,组织观察、调查、实验及分析综合等研究活动,探索某种客体运动、变化的规律。科学研究的结果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方法,如理论与实验、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类比联想与猜测试验、理想化方法与模型化方法、估算与概算等等。科学的发展总是与方法的更新与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例如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就得益于伽利略、牛顿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创造与革新,他们把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与数学、逻辑等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甚至还发明新的数学工具――微积分。这些方法上的成就不仅大大推进了物理学的进展,而且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为以后物理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科学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方法上的重大革新与改进。在科学研究中,科学的理论陈述和与之相应的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陈述一起组成了这个整体的知识场。自然观的改变,必将对研究方法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它还有更高的层次,这就是科学的思想与方法。知识是方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可以自动地转化为方法。
随着自然观的改变,它仿佛打开了一道方法学上的大门:从绝对走向相对;从线性走向非线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确定性走向随机性;从可逆走向不可逆;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我们开始了观察一个现象,再对其进行概括,抽象出概念,再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类比联想,提出假说或模型,然后进行理论推导,最后再进行实验验证。这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更清楚地表现出了理论与方法之间这种联动的关系。当代的科学研究,不仅依赖于理论的突破,也依赖于实验手段的改进,还依赖于在方法学上找到更多相应的数学工具,如非欧几何、张量分析、线性代数、群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