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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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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法

社会科学研究法范文第1篇

一、参与观察法的起源

1890年德国保罗?果赫(Paul Gohre)以学徒身份在议价工厂中工作,并且在那儿生活了三个月,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要做非常详细的笔记,凭借这种方式来研究工厂的生活。他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大学校园内的学者,包括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

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布朗尼斯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ski)把密集田野工作当成一个新方法介绍,并主张“在直接观察与当地人的陈述以及观察者推论”之间做出区别。他认为社会研究应该直接与当地人互动并且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学习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信仰和社会交往过程。[2]

20世纪中期,美国的威廉?富特?怀特对纽约的意大利社区进行了长达三年半的深入研究,将其称为“参与观察法”。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芝加哥学派把参与观察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技术,扩大应用人类学模型来探究研究者自己社会内的团体与情境,于是便出现了三个原则:(1)研究自然状况或情境下的人群;(2)通过直接与人互动的方式来研究他们;(3)获得对社会世界的了解,并且对成员的观点提出理论陈述。[3]

二、参与观察法的特点

(一)优点

参与观察使得研究者在“没有先入之见”的情况下开展观察互动,很少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强加于自身试图理解的那个社会世界,是为了获得有关社会的真实生活的最好方法。

区别于一般观察,参与观察法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连续的动画,让研究者得以清晰了解研究群体在某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过程。例如,怀特对于科纳维尔的街角青年、意大利人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科纳维尔的非法团伙、科纳维尔的政界要人等等进行了长期持久的观察,使怀特得以关注各类团体和组织的发展的动态过程,以及其内部人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状况。

(二)缺点

参与观察法的缺点是指其得到的资料往往缺乏信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的观察是无系统的,资料难以用数量去衡量,研究结果也是无法重复的。同时,参与观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者的敏感性、领悟能力和解释技巧。当研究者在参与观察中参与得越深,体验得越深,其主观情感、看问题的角度、思考的方式等方面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这个时候就很难保持比较客观的标准。怀特在书中曾这样描述:“开始时我是一名非参与性的观察者,但是,当渐渐为这个群体所接纳时,我发现自己几乎成了一名非参与观察者。”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危险:观察者因陷得太深而失去其观察的超然性和敏锐性,并变得过于想当然。

假若研究者不主动参与研究群体的活动,不积极与对方闲聊,则自身永远被看作外来者,永远不可能知晓他人的秘密。然而,若研究者表现得太积极,个人行为有可能影响研究群体的发展轨迹,影响研究群体的真实面目,从而无法说明自身使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因此,参与观察法的研究者的角色问题显然比一般观察要复杂得多。

三、参与观察者的角色

在实际的社会研究中,当研究者采用参与观察法收集资料时,对于研究者在参与观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选择,要根据研究的目的、方法、技术、人力和物力等因素来进行衡量。

林德曼(Lindemann)将观察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观察者,指观察者透过访谈,从外部研究文化;另一类是参与观察者,指观察者透过实地观察,从内部研究文化。[4]

乔根森(Jorgensen)则主张,凡具有下列特质者都可称为参与观察,例如,内部者的观点、开放式求知的过程、一种深度个案研究方法、研究者直接参与研究对象的生活,以及将直接观察作为收集资料的方法。参与观察的最终目的是“从扎根在人类每天的生活事实中发掘实践的和理论的真理”。[5]

四、参与观察的步骤

(一)决定研究场域

根据研究主题,决定采用参与观察法进行收集资料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选择研究场域。以怀特的《街角社会》为例,当他决定研究贫民窟的主题时,他立即从波士顿这个研究场域的大背景出发,根据他个人对贫民窟的印象,例如“断壁残垣”、“破烂的建筑”、“拥挤不堪”的概念,选择波士顿的北端地区为实地观察的研究场域。

(二)进入研究场域

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注意以下两点:(1)不论自己研究的议题有多棒,自身多有能力,都必须得到场域负责人的同意才能开始研究。所以,应该事先演练如何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2)利用好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比如怀特在进入波士顿北区大街时,经历了好几次失败,后来他得到一位社会工作者的帮助,这个社会工作者安排他与当地青年帮伙的一个头目多克会面,经过坦率的交谈,多克同意给怀特做“担保人”――即允许怀特作为“多克的朋友”去参与和观察各种活动。

(三)建立良好关系

观察者需要明确自身担任哪种角色,然后根据角色的要求建立与被观察者的关系。观察者应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活动,与之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胡幼慧认为建立关系应该注意五个诀窍[6]:(1)谨慎的;(2)诚实的;(3)不作预设;(4)当一个反思的听众;(5)愿意表露自己。

(四)实地观察工作概要

包括谁(who)、什么(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为什么(why)以及如何(how)六大要素。参与观察者应有意识地、详细记录发生的事情,以便于从事件中去了解团体意识是如何建构的?

(五)实地笔记和深度访谈的记录过程

如何撰写实地笔记,包括笔记内容、笔记形式及笔记撰写时间,是参与观察法的一个重要过程,因为实地笔记就是资料,记录笔记就是资料收集的过程。实地笔记和访谈记录的内容主要包括:空间、行动者、活动、主题、行为、事件、时间、目标、感受等。实地笔记的形式有四种:心灵笔记、摘要笔记、时间表或实地笔记和实况笔记。

社会科学研究法范文第2篇

 

1问题的提出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论题,其辐射范围可及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领域。而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法学学科也需要相应的研究范式。我们在研究中也应该看到:法学方法论的出现,自始就涉及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乃至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寻找有益的借鉴,这在当代尤其如是。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在方法论上的相同之处。确实,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也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也应该是社会有机体的功能之一,这样就可以在社会学视野下研究法律的更多面向。然而,主流的法学理论研究方法常常是以规范实证研究为主导,侧重对文本概念的分析,而轻视法的内在价值和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下以研究实证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学方法”的缺陷。

 

2实证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以研究实证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缺陷:从哲学意义上说,在于习惯以构成思想之内容的概念语词为标准作为评判客观世界的依据,而忽视了法学作为一门批判性学科所应有的以思想之本身为对象的前提批判的重要性,亦即反思的重要性;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在于实证法学过于强调技术操作层面上的重要性,而忽视价值分析所体现的理论关怀。

 

思维依据不同层次,可以划分为表象思维、形式思维以及思辨思维。反思即是对表象思维所指向的客观生活世界及形式思维所指向的概念语词世界之再思考。法学意义上的思想同样包括两个思想维度,如果以实证法律规范作为法学研究之构成思想,那么,实证法律规范之基本范式以及基本逻辑应该成为法学研究之批判的前提,并以此塑造法学学科的品位和价值。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学研究背离了这一研究范式,不注重反思性研究而注重从实证角度出发,追求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尽管这只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思维方式,但是毋庸讳言,传统法学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曾一度由分析实证法学所主导。而更为极端的是所谓的概念法学。从法理学角度讲,作为法律体系的一切规则所具有的确定性之属性,要求受法律约束的人能够可靠地预测什么法律规则将被发现或者创制来管制他们的行为,这些规则将如何解释和适用。这种观念给概念法学的产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其基本要旨就是在于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从而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精密性。例如,三段论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至今在对法律规范的注释与运用中屡试不爽的演绎方式。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单纯的感知或经验判断,将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之下,得出法律适用的逻辑结果。但是,随着法律不确定性命题以及法律现实主义的浪潮出现后,对形式逻辑的质疑也开始出现。不可否认,形式逻辑基于其实践理性的价值固然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这是否能作为我们法学研究的唯一前提呢?以一例分析之。

 

在“洞穴奇案”中,依据法律规范,无疑地,该四名探险者确实杀了人,按照三段论的模式,应当作有罪判决,判处死刑。但是,在我们看到的法官的各种陈词中,尽管结论持平,但是无论是绝大多数民众,还是那些坚持有罪判决的法官,其内心的良知并不倾向于有罪判决。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实证法律规范的机械适用遮蔽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否定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剩下的只是一堆僵死的条文。因此,从实证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未必能得出合理的法律结果。要实现该案正义,有必要对其进行价值分析,从而证立无罪判决的正当性。事实上,无论从紧急避险的法理论,抑或是期待可能性降低等角度,也许都可以成为证成无罪的理由。当然,举这一案例的意义并非要证立无罪或是有罪判决,而在于通过剖析这一案例所体现的法理,揭示出法律的“社会维度”,以及价值分析对于实现个案正义的重要性,甚至是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有无客观化标准等面向。

 

3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法学方法”而言,除了以构成意义上的概念语词为研究对象,更应该关注概念范畴背后的价值理念,思考法律规范本身的正当性,以及法治社会中在特定情况下如何理性地行动,并通过对思想本身的反思达至整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总之,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我们要认真对待价值判断,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认识到追求价值判断的绝对客观性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任价值判断的主观恣意性,而要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化;但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性,又需要一定可靠的方法和技术。

 

最后,参照社会科学方法,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方法应当以规范注释为理论基础,以社会实证为理论视野,以价值分析为理论追求。

社会科学研究法范文第3篇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着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文秘站: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参考文献:

社会科学研究法范文第4篇

一、中学历史课堂的现状

1.富阳区东洲中学历史课堂现状

随着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及新课程改革的进行,课程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很多不合理的教学发生了较大改变,仍然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受到教学定式的影响,长期形成的习惯难于发生改变,更然会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缺少思辨教学引导,满堂灌、填鸭式教学仍然存在,缺乏创新教学方法。从学生的角度分析,学生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缺乏改革的意识。

2.造成现状的原因

首先,在长期应试教育背景下,学校不得不重视学生考试成绩,历史课程设置与历史新目标发生较大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在考试中历史所占分值比重较小,导致学生对历史课程重视度不都够,而把分值比较高的数学、语文、英语当成重点,造成学生不全面发展。从教师角度来说,由于教师受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的影响过于深重。使许多教师仍然注重学生认知的培养而忽视学生解决问题与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

二、教学方法的探究

1.历史课堂时间地点的创新

教学时间地点的创新主要指历史课堂由封闭形式教学向开放式教学转变。传统的历史教学就是在限定的教室内上课,课堂上没有海鸥的氛围环境,历史课堂成了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因此,应该在授课形式上进行创新,除了在历史课堂上学生可以获取知识外,历史教学应走出课堂。当今是信息社会,是一个技术发展的年代,知识更新非常快,历史教学也不断发生变化,从丰富课堂到提高上课效率再到改革教学方法。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历史教学中开始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以及人机对话教学的方式,这样有利于教学手段向着多样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

2.引导式教学

引导式教学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体,老师需要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介入,引导,演示,管理,引导学生逐渐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因为初中阶段,学生的自制能力差,自主学习能力较弱,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示范引导。教师不能只是一味的讲授知识点,应带领学生细读,提炼中心思想,分析文章。然后,也需要培养学生的概括提炼能力,历史知识都是互相联系的,在理解的基础上,老师要引导学生应用技巧方法,将零碎的知识点概括提炼出来,并梳理整合。

3.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体现实用性

教师的授课内容要以历史教材为依托,并且要时刻关注历史学术动态,大胆的引入新的学生观点或者新的教学资料。此外,还要探索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叉,加强各学科之间知识的联系和沟通。在课堂上要理论联系实际。课堂上,老师要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结合新的信息调整自己已有的知识,逐步积累知识并形成新的见解,以及提高自己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4.多样、开放、互动的课堂

开放的课堂就是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不是老师一直给学生灌输知识,而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课堂上可以根据教学内容,以小型专题辩论赛的形式教学,这样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课堂交流,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搜集资料,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这种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活动内容,对学生独立思考和整合信息的能力都会有所提高。

还可以通过历史情境模拟这种形式教学,这样可以进行互动式学习。这些教学形式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方式上与时俱进,根据教学对象、内容的不同因材施教,从而丰富课堂内容。

社会科学研究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初中生;历史与社会;以人为本;对话设计;问题教学法

一、现阶段《历史与社会》存在的教学问题

随着新课程改革《标准》的全面落实,对于《历史与社会》的课堂教学也愈加重视,强调“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以学定教”的教学理念,通过教师转变其传统职能,更多发挥自身的结构性知识,让学生学习与掌握基础性的社会历史知识、提升了学生的分析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对于历史事件的认知能力等方面。从一定的程度上,对于近些年的《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质量成正增长,但对于研究实际课堂而言,其依旧存在不少教学问题。

1.办学指导思想的缺失

大部分的初中学校,其学校的整体教学目标,始终围绕着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设计的改革,在形式上重视《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但从本质与教学质量而言,其整体过程有些形式主义的特征。同等情况下,学校往往对于《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评价也关注较少,缺乏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缺乏师生之间的学习交流,从而无法全面性地实现《历史与社会》的教学目标。

2.教学内容的缺失

基于现代化教育的多媒体教学方式的实施,部分教师在对待多媒体教学的内容设计过程中,往往只按照陈旧的《历史与社会》的多媒体PPT课件以及现阶段的单一化的PPT课件,无法真正地利用自身所学,结合与课本知识相关的当下内容,设计具有社会化、生活化以及历史化的教学内容。比如人口增长、粮食储备、矿产资源等,其教学内容往往停滞于课本中的历史问题,无法结合一些如今的社会发展情况,没有体现该课程中“社会”中的现今社会发展。

二、问题教学法的概念

关于问题教学法的最初提出,是由前苏联教育学家马赫穆托夫所定义的,在经历着历史的课堂实践教学,最终形成现阶段被广泛认可的教学方式。从教学的科学发展观而言,问题教学法是具备一定的发展性的高级教学方式。往往是通过教师利用其教学课堂,以课堂设计为根本,创设特定的情境,构建一定的课堂情景,从而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以及合作学习的形成。关于问题教学法,其根本在于“一问一答”的教学对话设计,可促进学生加深对于《历史与社会》的问题认识,构建其自主探究的课堂活动情境,从而提升《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效率。

三、《历史与社会》课问题教学法的实施步骤

基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历史与社会》课程发展,其问题教学法的实施也应当具备一定的改革性,从教学内容设计上应注重实用性、社会性以及现实应用性,尽量避免教师描述型讲课,无法落实“一问一答”的问题解决体系。

1.创设问题情境

当前的《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基于其学校与教师的重视程度,其仅仅是根据新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等相互结合,缺乏一定的问题情境,有时候无法调动其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课堂参与感。因此,教师应当在教学《历史与社会》课堂过程中,应当尽量采取精心设计过的教学内容,利用多媒体图片、影像、音乐等作为创设情境,使用趣味化与探究化的语言技能,生动地描绘《历史与社会》的内容,丰富学生对其知识的认知感,强化学生对于实际问题的理解与解决能力,从而提升其学习兴趣与效率。

2.问题教学法的实例分析

当前初中教育,正处于“90后”与“00后”的交替变更阶段,基于其教学成长环境的不同,学生对于《历史与社会》的看待便更是天差地别。因此,教师在进行问题教学法过程中,应当注重对于学生的学情、成长以及个性等方面研究,从而选择一个最佳的“问题出发点”,充分地联系一些现今的客观现象,从而更好地配合教材上的内容进行教学。例如:《从社区看我家》课堂中,教师利用对其所在班级学生的学情与家庭背景,以七年级学生为例,其刚接触与认知地理知识,对于教材上的一些方向、比例、地图标注等不甚细解,而此刻的目的正是基于《历史与社会》教材与基础地理知识的有机结合,从而使其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

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地理图片,其内容为一个社区的地理图,对于范例进行详细的讲解,师:同学们在学习了这幅社区地理图后,能不能简单地绘制出你们自己社区的地理图?

通过此类问题的提出,更加注重的是学生的学习实践过程,充分调动起学生对于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在整个过程中,教师以通过事先的了解已获悉部分学生的社区地理图,在学生绘制地理图结束后,选择几位学生的地理图进行上台演讲,使其用语言更好地表达其绘制的根本理念。当学生自我演讲完成后,教师利用其针对几位学生事先准备好的地理图进行多媒体放映,让几位学生进行观看,师:几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大屏幕上的图片很熟悉?生:老师,这个好像是我家社区的地图!师:是的,那么我们来进行地图比对吧?小明,从你的地图上怎么你家的前面是超市?而不是实际的小区花园呢?

基于学生们对于地理图有着基础的识图能力,此类对话的设计,直接使得课堂氛围更加变得趣味,学生们也会怦然大笑。当然,从一定的程度上,也会立刻观察自身的地理绘制图。教师利用比错对话设计,从知识与技能的角度来解释,为何同学们在对于熟悉的社区地理简图绘制中出现错误,整理、归纳以及分析其中的一些原因,比如:不熟悉“45°”偏角的概念,不熟悉一些绘制的基础手段等等,从而实现课堂教学目的,最终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

参考文献:

[1]席丙堯.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多元文化教育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