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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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案例范文第1篇

次贷危机（Sub-primeMortgageCrisis）祸起于一种叫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担保债务凭证)的新兴的资产证券化产品。CDO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美国，随后在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迅速发展。2001年DavidX.Li引入了GaussianCopula模型，能够为CDO迅速定价。这一契机让CDO成为全球固定收益产品市场中成长最快的衍生产品。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全球CDO发行规模分别为1570亿美元、2730亿美元和5500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各自增长74%和101%。截至2006年底，全球CDO市场的存量接近2万亿美元。此次次贷危机中，美国遭受的损失是3万亿美元，其境外的损失不低于1.5万亿美元。

CDO市场的迅速发展被视为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从目前对于次级债危机的反思来看，各方面原因归结如下：

1.金融风险被扭曲为政府信用。传统的房贷是由银行承担相应的损失，因此银行会对房贷对房贷的风险进行严格控制。但是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发现，证券化在分散贷款机构的次级房贷的风险的同时，淡化了贷款银行对借款人信用风险的防范意识。在CDO的操作中，由于其构造和定价十分复杂，在债务人以房贷抵押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银行后，后者又将其包装成不同的投资品卖给投资者。在整个购房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由于参与者中有政府背景的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出现，让本应属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被扭曲视为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债券，从而在风险与收益上出现严重的不对等关系，也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伏笔。

2.由于资产证券化自身的复杂性，很容易造成监管不力，成为寻求高收益的投资者的工具。美国绝大多数次级房贷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由于有大量资金投在次级房贷上，这些机构的资金周转存在严重的压力。于是投资银行用金融创新的手段帮助贷款机构“渡过难关”：通过真实出售、破产隔离、信用增强等技术，贷款机构将流动性很差的次级房贷包装成抵押担保证券(MBS)。这样，贷款成为了证券，在增加流动性的同时还蒙上了投资产品的光环。考虑到次级房贷为抵押品债券评级不高，达不到最低投资等级BBB，因此难以转手。于是金融创新再度利用分档技术(tranching)将MBS债券按照可能出现违约几率分割成不同等级的“块”(tranche)，一举化身成为担保债务凭证。最后，对以上不同等级的“块”进行信用评级后，投资银行将它们出售给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一些国家的央行等机构。整个过程由于交易复杂，使得证券化的参与方以及监管机构对房贷信用风险的影响界面和影响深度的估计和监控变得十分困难，同时也使借款人对自身的风险估计不足。

这种缺乏连续交易的透明市场来为其定价的交易机制其实非常脆弱。由于背离了收益与风险对称和相容的基本原则，单依靠理论模型和人为的参数设定来确定其合理价值的量身定制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发生违约风险和流动性缺失的条件下，一旦其中一个环节的现金流不能得到满足，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整个交易由此崩溃。此次次贷危机爆发的起始点就是由于美联储连续加息致使贷款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引发的。

二、我国目前情况

据银监会统计，截止到2007年第四季度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12009.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6.72%，比年初下降了3.7个百分点，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阶段，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以及组建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在银行间发行债券来进行这部分不良贷款的处理。例如2005年12月，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41.77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ABS)和30.19亿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为我国探索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奠定了政策框架和发行交易制度基础。2006年12月，在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发起人分别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30亿元和7亿元重整资产支持证券。总结来看，我国对于不良资产处理的特点是：

1.由国家各部委组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理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贷款，具有国家公信力。我国的金融服务主体是国有商业银行，针对其生成的不良资产，国家于1999年组建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其初衷就是为了专业化处理我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以来，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制定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相关部委同时制定了配套措施，如财政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税务总局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人民银行的《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等多个文件。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我国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法律支持和可借鉴的政策框架。

2.采取多种增级和流动性安排，防范信用和支付风险。不良资产由于回收额、回收时间不确定，现金流在金额、时间、速度分布上不均匀，可能出现相对于预期回收值的阶段性亏损或盈余。针对不良资产证券化流动性存在的问题，建立了现金储备账户进行流动性支持，防范因未来现金流波动而导致的资产支持证券支付风险。同时采取超额抵押、分层信用增级、审慎定价等多种增级方式提升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以防范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风险。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为例：一是采用了优先级和次级的分层设计；二是在产品结构设计中安排了流动性储备账户以覆盖未来6个月的优先级证券利息，既可起到流动性支持的作用，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三是对优先级证券本息偿付提供流动性支持。当资金出现不足支付情况时，由服务商提供流动性支持，补足相应差额资金。这样可以增强投资人的投资信心，同时降低了投资人的投资风险，从而有利于降低发行价格，提高了证券化的最终回收率。

3.建立对不良资产回收服务商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不良资产现金流以逾期回收额、变现收人为主，收回难度大，未来现金流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资产回收服务商的能力。建立对资产回收服务商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资产回收服务商的最大潜能，是不良资产证券化成功的保障。以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为例，制定了严格的《服务商手册》，明确了对服务商的奖惩机制和更换办法，保证不因服务商的工作质量而影响投资者的权利。另外，服务商合同中还规定了如果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认为服务商不能尽职尽责的服务，那么大会有权更换服务商。这些措施有效的降低了服务商风险。

三、几点思考

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从次贷危机中探索出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从而给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1.认识和防范住房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住房抵押贷款的安全性是以房价的不断上涨为基础的，当不断上涨的房价发生逆转时，以房屋作为抵押品的资产就会不断缩水。如果贷款申请人出现还款危机又无法通过出售房屋来解决，就会造成贷款违约率的不断上升，使银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由此造成一定的市场风险。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认真研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适当的为可能存在的风险积累一定的资金作为缓冲。

2.建立不良资产评估数据库，以达到对不良资产的评估能够及时、精确。各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多年的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案例，这些案例能够体现不良资产价值的一般规律，是金融行业和资产评估行业进行下一步金融不良资产评估处置工作的宝贵资源。因此，建议建立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数据库，对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案件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各种处置因素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建立合理规范的评估参数体系，为交易案例比较法等评估方法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基础，向评估师提供“市场上类似资产在强制变现情况下的数据资料”，为评估师的职业判断提供切实的依据。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即使提供全国范围内的数据资料做不到，至少也要形成区域性的典型案例数据库。

3.加快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步伐。在美国次贷债危机中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虽然在次贷危机的传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有效的剥离了商业银行的部分风险，转嫁给了次贷债券的购买者。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而银行体系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如果住房贷款出现一定程度的违约，将可能触发银行体系内的风险，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震荡，所以我们应加快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充分分散银行体系的风险，同时建立完善的监管措施，尤其是随着资产证券化发展不断改进措施。

参考文献：

[1]沈炳熙，马贱阳.关于我国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几点认识[J].金融研究，2007，（12）.

[2]李佳.次贷危机的生成、演化及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08，（7）.

[3]赵江波.解析“次贷危机”中的CDO[J].决策与信息，2008，（4）.

次贷危机案例范文第2篇

次贷危机自2007年8月全面爆发至今，仍然处于深化与扩展的过程中。迄今为止，美国金融市场上的贷款商、投资银行、两房、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陆续陷入了危机，而在2009年上半年，美国的对冲基金行业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破产倒闭。这是因为，从2008年10月份开始，投资者已经加快从对冲基金撤回投资的规模。2008年10月份投资者从对冲基金撤资400亿美元，而12月这一规模上升至1500亿美元，占对冲基金行业管理总资产的10％。如果短期货币市场持续不能恢复正常融资功能，那么整个对冲基金行业的资金链将会很快断裂。

有望在2009年到达谷底

尽管如此，美国金融市场也很难重演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后整个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恐慌，各大金融机构倒闭消息纷至沓来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对次贷危机的严峻程度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预期，而美国政府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救市政策的效果也将逐渐显现。2009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可能逐渐恢复，市场将会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笔者认为，金融市场危机有望在2009年到达谷底。

受负向财富效应与信贷紧缩影响，美国居民开始压缩自己的消费计划，而耐用品消费成为重中之重，这也是2008年美国汽车业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也只有美国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才能降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逐步恢复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尽管美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然而随着消费者失业风险的加大，我们认为，美国居民将在2009年继续调整消费，消费增速将继续保持在低位。美国房地产投资从2006年年初就一直陷入负增长，这一负增长将在2009年持续下去。由于对居民消费的预期黯淡，再加上股市下跌与银行惜贷限制了企业的外部融资，预计2009年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不容乐观。此外，随着欧元区、日本等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已经陷入衰退，2009年美国的出口增速与2008年相比将会显著下降。因此，次贷危机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支柱均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将持续到2009年全年。在2010年初，美国经济有望重新恢复正增长。但要恢复到次贷危机爆发前3％左右的增长水平，可能还需要3～5年时间。

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较快走出低谷

即使次贷危机没有爆发，欧元区经济本身也出于周期下行阶段。次贷危机的爆发重创了欧洲的商业银行体系。由于欧元区金融市场中银行间接融资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这就意味着一旦银行惜贷，欧洲实体经济将面临比美国实体经济更为严重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欧元区先于美国步入衰退的原因。此外，美国经济衰退也会影响到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尤其是欧元区最大国家德国的出口。我们预计欧元区经济走势基本上与美国保持同步，而且欧元区经济反弹的时间可能晚于美国。

日本经济实际上一直没有能够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时间经济萧条中完全走出来。老龄化是日本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目前日本主要是依靠对美出口以及对华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同样不容乐观。

整个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在2009年也将集体面临增速显著下滑的局面。次贷危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传导的机制如下：发达国家进口需求萎缩首先影响到出口产成品的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东亚国家经济减速会导致对能源与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下滑，进而影响到能源与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然而无论如何，尽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显著下降，但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极小，且经济反弹的时间将早于发达国家。如果说发达国家经济将走出一个底部较长的U字型，则新兴市场国家很可能走出一个V字型。

次贷危机已改变全球资本格局

次贷危机已经显著改变了全球资本流动的格局。从跨境资本流动上来看，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Deleveraging）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向逆转，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显著的资本净流出。以华尔街投资银行与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大量的账面亏损，这些亏损既包括直接投资次贷产品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全球金融市场形势恶化之后发生的连带损失。出现大量账面亏损之后，国际机构投资者只有一个选择，即去杠杆化――这意味着进一步出售风险资产，获得现金后偿还之前的日元或美元贷款。去杠杆化事实上也是日元或美元套利交易的平仓。由于国际机构投资者在过去几年内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大举投资，去杠杆化就必然导致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上大举抛售，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这将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本币贬值、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赤字，甚至引爆金融危机。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可能导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2009年上半年爆发金融危机。而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当前基本面最为脆弱的群体既非拉美国家，也非东亚国家，而是中东欧国家。从经常账户余额与GDP的比率来看，2007年东亚国家的平均经常账户盈余为5.3%，拉美国家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为2.2%，而中东欧国家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高达10.1%。从外债与GDP的比率来看，2007年东亚国家为18%，拉美国家为23％，中东欧国家高达53%。进入21世纪之后，中东欧国家不仅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恶化，而且净外部借款的增长额远超过外汇储备的增长额。因此，如果跨境资本继续流出，则部分中东欧国家极有可能在2009年爆发货币金融危机，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乌克兰等基本面最为脆弱的国家。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提出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不得不面临诸多挑战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之一是外需下降。不仅美国外需下降，次贷危机还造成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外需普遍下降。例如目前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也显著放缓。在外需下降、劳动力成本提高、信贷成本提高、原材料与燃料价格上升、出口退税率下降、环保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等各种不利因素冲击下，中国出口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这种压力为中国出口行业的产业升级与收购兼并提供了外部动力。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压力造成太多的出口企业倒闭，不仅会危及短期经济增长，甚至也不利于长期的结构性调整。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出口月度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负增长，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09年上半年。尽管进口增速的下降远快于出口，但2009年上半年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降低至零。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多年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已经步入下降周期，则遭受房地产投资下降与出口下降双重冲击的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无疑将大幅下滑。2008年中国GDP增长率已经降低至9％，在2009年确保经济增长8％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之二是外汇储备价值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两万亿美元，其中至少一万亿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两房的倒闭使得中国机构债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而两房的国有化不过意味着潜在损失由美国机构债转为美国国债。2008年年底美国的未清偿国债余额为10.7万亿美元，市场预期2009年美国政府可能需要举债2万亿美元，一旦新增国债供给量（占存量国债约20％）超过市场需求量，新增国债的收益率将会显著上升，导致存量国债市场价值显著下跌，则中国持有的数额巨大的美国国债将面临严重损失。此外，如果美国政府通过印刷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救市成本，这将导致美元贬值，使得占中国外汇储备大约70％的美元资产遭受巨额损失。事实上，只要中国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就不可能从次贷危机这一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中脱身。中国央行也很难通过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来降低系统性风险。虽然美元资产面临着信用等级下降以及美元贬值的风险，但如前所述，欧元资产的前景不容乐观，日元资产的收益率太低，而其他币种资产或者市场规模太小、或者流动性不足。从长期来看，如果中国政府不积极调整出口导向的外贸外资政策，不及时地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外汇储备规模将会继续上升，而中国政府也将持续面临外汇储备购买力缩水的冲击，次贷危机不过是冲击的开始。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之三是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国际收支与资产价格的冲击。笔者对2009年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趋势判断是，2009年上半年，由于国际机构投资者依然在进行去杠杆化，这将导致短期国际资本继续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因为资本外流而再度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下半年，随着去杠杆化进程的结束，国际机构投资者将重新面临盈利的巨大压力，在这一压力驱使下，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向可能再度逆转，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更加汹涌的资本流入。这就意味着，从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中国将面临的持续的资本外流，外资的撤离可能进一步打压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同时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速。而到2009年下半年，资本流入导致的外汇储备激增可能再度造成中国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而重新流入的国际资本可能再一次推高中国的资产价格，甚至形成新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之一，是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可能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到目前为止，方方面面的证据证明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已经难以为继。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国际能源与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新劳动法的推出、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措施的出台，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优势已经被显著削弱。中国出口行业需要通过收购兼并、产品结构升级换代来实施多元化以及提高产品附加值。但由于出口行业吸纳了太多的就业，造成出口企业利益集团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要目前中国出口商品还有价格优势，出口企业往往就缺乏进行调整的动机。因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一方面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外部需求，另一方面造成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而将显著恶化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这就给了中国政府对出口行业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机会。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利用这一时机，积极调整出口产业政策，容许出口企业的优胜劣汰、兼并收购，鼓励出口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和附加值，这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增进整体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缓解随之而来的外汇储备累积和流动性过剩。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之二是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时机。次贷危机启动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重估。各大股票市场指数纷纷回落，金融机构与企业的股票价格大幅下挫。目前全球资本市场估值处于较低水平，投资价值相应上升。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发达国家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性机构的股权投资通常是持警惕和抵制态度的。然而次贷危机爆发后，为缓解危机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发达国家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现在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财富基金的投资持谨慎欢迎的态度。因此，次贷危机为中国政府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进行股权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中投投资黑石、摩根士丹利的案例表明，如何判断股市的行情是否到了底部，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危机提供了机会，但是如何把握投资的时机以及选择投资的对象，这并不容易。我们建议，中国国有投资机构可以和美国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合作投资，例如让美国机构投资者主投，而中国国有投资机构跟投的方式，用这种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做法来学习美国机构投资者的眼光和经验。中铝和美铝联合投资力拓的案例值得效仿。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之三是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以及人民币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中国经济以及人民币的地位逐渐上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很可能加快上述进程。如果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凸显出来，中国经济的引擎效应将会更加明显。虽然中国政府实施了比较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但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化趋势已经比较明显。随着次贷危机造成美元持续大幅贬值，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内成为结算货币的概率显著上升。中国政府应把握好次贷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的机遇，积极推进人民币成为一种区域货币。例如，中国政府、中国金融机构和中国企业可考虑在香港等境外金融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机构债和企业债，以及设立人民币的清算中心等，这一方面可促成在海外人民币的流转、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此外，于2008年底签署的中韩本币互换也标志着人民币区域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不同地区影响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沿海城市受到的冲击较明显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经济结构差异较大、东西部开放度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国家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各主要地区的冲击是不对称的，简单而言，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对出口行业依赖更大、房地产价格泡沫较为严重的沿海地区遭受的冲击更加明显，中西部和内陆地区遭受的冲击要更弱一些，且时间明显滞后。

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省市是中国发展程度最高、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地区。这些地区也是遭受次贷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重灾区。受外需萎缩影响，这些省份的出口企业面临新增订单不足、进口商拖欠货款甚至赖帐等严重问题。在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时期，为降低未来生产经营成本，很多出口企业囤积了不少原材料，当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突然下跌之后，这些高价购入的库存对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显著不良影响。在次贷危机冲击下，沿海省份有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倒闭。由于大部分出口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企业的倒闭使得非熟练劳动力的失业问题浮出水面。在广东、山东等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多的省份，也出现了大量的外国投资方一夜之间突然撤离的案例。由于净出口以及出口导向的投资在上述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将会显著影响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而快速上升的失业人口也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此外，对以深圳为代表的部分沿海大城市而言，房地产价格在次贷危机爆发前达到了居民收入不能维持的水平，次贷危机的爆发则成为房价泡沫的导火索之一，并加剧了这些城市的房价调整，而这又通过影响房地产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冲击。

内陆城市冲击小，时间带有滞后性

相对而言，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开放度和贸易依存度比较低，受到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较小。但是，当次贷危机的爆发影响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之后，就会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对内陆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第二轮冲击：第一，由于很多内陆地区是沿海企业能源与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因此沿海地区出口企业的集体不景气导致对内陆地区资源与原材料需求的显著下降，从而影响到内陆地区的企业销售收入与政府税收；第二，很多内陆企业是为沿海企业提供配套支持的附属企业或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的不景气将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上游企业的经营状况；第三，对中西部很多不发达地区而言，通过输出非熟练劳动力（农民工）而获得的汇款收入是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沿海出口企业倒闭造成的非熟练劳动力失业，导致汇款收入大幅缩减；第四，沿海地区失业农民工的回流也会加剧内陆地区的失业问题与社会稳定问题。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构筑地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次贷危机案例范文第3篇

一、金融危机对金融学科人才培养的冲击

(一)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经济哲学的概念，它并不等同于道德败坏，但是道德风险一旦发生，其后果可能比道德败坏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还要严重。具体来讲，道德风险是指理性经济人在与他人发生经济关系的行为中，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置最基本的，或市场中众多经济人所共同遵守的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于不顾，做出可能会导致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损失的行为。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种行为可能违反法律，也可能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它们一定触及了道德底线。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道德风险的事例比比皆是。甚至很多学者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道德危机。金融机构明明知道次级债的信用风险，依然通过金融精英们魔术般的手段不断压缩打包成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发行获利，丝毫不顾及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的公众利益。金融高管们为了获取高额佣金豪赌次级债，置金融机构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在金融巨擘的游说和政治现金的诱惑下，面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金融监管部门盲目追求资金配置效率而使得本来用于分散风险的创新产品成为风险的突破口，把自己沦为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帮凶。社会评级机构作为引导投资者投向的指针，不惜违背最基本的评级原则，做出与实际严重不符的评级，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和社会公信的缺失。凡此种种，无一例外的不与经济人的伦理道德缺失，甚至是道德沦丧息息相关。金融业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任何人都不能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独善其身。着力提升金融人才的伦理道德素养和水平，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虚拟经济次贷危机与以往历次金融危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其爆发突然，扩散速度迅猛，传播范围极大。这些都是与其经济体系中虚拟经济成分过高密切相关的。应该说，虚拟经济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能够极大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还应该看到的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作支撑，更不能脱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自我循环，因为仅仅依靠人的理性预期自我循环，必将造成严重的价格泡沫和市场繁荣的假象。同时，虚拟经济领域内扭曲的价格信号还会促使实体经济内的资金抽逃转向虚拟经济的炒作之中，进而吹大泡沫。在次贷危机中，诸如几十亿美元的实质资产全部押上市场，并且放大几十倍去博取暴利的事例比比皆是，之中利令智昏的赌徒行为最终必然要为泡沫的破灭买单。华尔街的精英们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层层压缩，层层打包，层层杠杆交易，最终危机爆发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数以万亿的亏空。在危机发生前，我们看到的是虚拟经济在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高效能。危机发生后，我们看到的是虚拟经济崩盘带来的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结果。

(三)金融法规次贷危机爆发既有观念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观念方面的原因来自于对自由市场的过分信任，制度层面的原因来自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华尔街金融机构自有资本不足10%，核心资本不足4%，在这种资本结构下，如果没有制度的有效监督，金融机构必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侵蚀他人利益，依靠自身的道德约束，很难做到严于律己。宽松的金融监管秉持效率至上的理念必然放松管制，无原则的鼓励金融创新必然使道德风险失去最有效的制度约束，危机必然爆发。与普通的商品市场相比，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一般发生在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和普通的中小投资者之间，特别是在消费金融领域。因此，金融消费者在消费信息采集、处理、决策方面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融机构滥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为金融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有失公允性的附式合同，不公平的交易以及扭曲的金融产品价格就会充斥市场之中，扰乱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

二、课程的设置与调整

(一)增设《金融伦理道德》课程针对金融行业道德风险问题，我们认为在人才培养方面，金融学科应该增加开设《金融伦理道德》课程。这里所说的开设课程，不是指增加或补充相关的教学内容，也不是在某一课程中增加一个专题，而是要开设单独的《金融伦理道德》课程，而且要把伦理道德教育融入到金融学科的主干课程及专业课程之中。设计好与伦理道德相关的学习过程，鼓励学生独立研究、深入探索和充分讨论，增加从金融学科视角理解伦理道德的内涵，以及对今后自身职业生涯规划的约束。要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把伦理道德的烙印深深的刻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让学生认识到遵守伦理道德和遵守法律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同时，还要为学生构建一个从环境、经济和社会视角理解伦理道德、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结构体系。通过教材、文献、书籍、视频材料辅以案例分析讨论，邀请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的高管和金融领域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导师制定和伦理道德相关的课程实习计划，为学生营造金融伦理道德教育的环境和氛围。引导其决策思维从股东价值观向利益相关者价值观转变。要注重学生的技能培养，突出课堂互动、项目驱动和课程论文相结合。让学生理解金融伦理道德如何影响金融产品营销，金融机构如何从战略层面应对，并为此做出策略设计。这样就构建了一个从金融伦理道德认知到技能到践行的完整的课程框架体系。

(二)增加金融衍生工具及其风险的教学内容传统金融理论教学中，一直将金融衍生工具作为规避风险、套期保值的投资工具。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一方面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中配置资金的高效率;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在其发行和交易过程中，如果没有有效监管，其对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可以说，金融衍生工具在现代金融市场理论和实践中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金融学科的课程设置中，增加金融衍生工具的相关课程，尤其是针对其发行、交易过程中的风险问题要设置专题讨论，要通过课程论文或者案例分析的形式，帮助学生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本质内涵及其“双刃剑”的特性。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起步较晚，金融衍生工具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同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这部分内容的讲解要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外与国内发展的比较分析相结合，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普通投资者的视角和利益要区分开来。要引导学生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从定性分析到定量测评的过度。应该说，带着对金融衍生工具及其风险本质内涵的深刻理解，当学生走上金融工作岗位的时候才会以更大的理性去面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巨大作用。

(三)增加金融法规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时通过观察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发现，片面的追求市场效率而忽视金融监管只能是饮鸩止渴。我们认为，要让学生以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作为鲜活的案例，充分认识到适度的金融法规监管和市场效率兼顾的重要性。在金融法规课程中，我们建议增加金融市场效率与安全并重的价值理念，引导学生思维从实现至上论到均衡发展论，从静态价值观到动态价值观，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回应的转变。要让学生认识到效率与安全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形式动态调整，总体上两者要均衡。要增加系统性风险识别、评估、监管等内容的讲授，以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为蓝本，将风险监测、信息交流、政策制定等内容统一纳入风险控制机制之中。要增加金融消费者权益特别保护的内容，要强调政府公权力和法规对金融产品或服务消费者施以特别保护的重要意义，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次贷危机案例范文第4篇

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的两个产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房地产项目开发需要巨额资金支持，除了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还有一部分来源于上市融资、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其它金融类产业；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房地产业产品的消费也需要银行的支持。因此，房地产业与金融业间的相互影响不可小觑。纵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等，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几乎总是与金融危机如影相随。由于市场投机行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原因，我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集聚了一定的泡沫。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可能会导致金融业风险的爆发；金融业风险引爆，也可能会造成房地产业融资困难，资金链断裂，引发房地产业风险。尤其在美国退出QE、我国银根收紧的情境下，探讨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剖析两个市场间信息传递效率，对制定房地产业的调控政策和金融业风险管控措施，保持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维持金融业的稳定，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地产股和金融股为研究对象，采用双变量MVGARCH-BEKK模型和Wald检验，探索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为市场参与者、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调控及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二、 BEKK模型及Wald检验

三、 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波动溢出效应检验

1. 数据选择和描述性统计。选择深圳地产指数和金融指数分别作为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代表。样本区间为2001年7月2日～2014年4月28日，共3 111个交易日数据，数据来源于大智慧软件。文中采用对数收益形式，日收益率为：Rt=ln（Pt/Pt-1），其中，Pt为房地产指数或金融指数第t日的收盘价。

由表1可知，样本观察期间内，房地产业的平均收益为正，而金融业则为负，但两者标准差比较接近。峰度统计量和J-B检验统计量均表明两序列不服从正态分布。由ARCH效应检验可知，两序列都具有明显的条件异方差性（滞后10阶）。Ljung-Box Q统计量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两序列均不具有自相关性（滞后10阶）。单位根ADF检验表明所有的序列都是平稳的（1%的显著水平）。即，房地产收益率和金融业收益率均具有高峰厚尾、条件异方差性，适合用GA-RCH模型建模。

采用双变量MVGARCH-BEKK-t模型对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建模，结合Wald方法检验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表2的第一栏是不对参数进行任何约束的BEKK模型估计结果，第二栏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波动溢出效应Wald检验结果。

首先，基于2001年7月2日～2014年4月28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第一栏的第一列可知，矩阵A和B的对角线元素α11、α22、β11、β22均显著异于零（1%的显著水平），说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收益率的波动均受自身历史波动的影响，而且波动具有聚集性和持久性。元素α12、β12估计值比较小，且都不显著，可粗略地判断不存在从金融业到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效应；α21、β21的估计值均显著地不等于零（1%的显著水平），可以粗略地判断存在从房地产业到金融业的波动溢出效应。由Wald检验结果（第二栏的第一列）可知，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假设1和假设2，接受假设3，即房地产业对金融业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反之则不成立。

为进一步研究2008年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与金融业波动溢出关系的冲击，将样本分为两个区间：2001年7月2日～2007年12月28日（次贷危机前）、2008年1月2日～2014年4月28日（次贷危机后），分别对这两个样本进行建模。由表2第一栏的第二、三列可知，无论是次贷危机前还是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收益率的波动均受自身历史波动的影响，而且波动具有聚集性和持久性（对角元素α11、α22、β11、β22均显著异于零）。但是次贷危机之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波动的聚集性和持久性比危机之前有所下降。次贷危机之前，房地产业、金融业波动的聚集性和持久性分别为1.216 6（α11+β11）和1.233 4（α22+β22），危机之后分别为1.153 0和1.148 8。可能是因为次贷危机后，受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房地产业政策调控等的影响，市场参与者对这两个市场持审慎的投资态度，对信息反应敏捷，投资策略调整频繁，波动的聚集性和持久性下降。

由表2第二栏的第二、三列可知，次贷危机前，元素α12、β12、α21、β21均较小且不显著，可粗略判断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Wald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了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的假设，进一步验证了两者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次贷危机后，元素α12、β12估计值比较小且都不显著，但α21、β21的估计值均显著地不等于零（1%的显著水平），可以粗略地判断存在房地产业到金融业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Wald检验结果说明，1%的显著水平下，房地产业对金融业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房地产业对金融业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3. 结果分析。基于2001年7月2日到2014年4月28日的样本数据研究我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发现房地产业对金融业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效应是2008年次贷危机后产生的，即次贷危机前（2001年7月2日～2007年12月28日）我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次贷危机后（2008年1月2日～2014年4月28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出现“次贷危机前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我们选择“地产指数”和“金融指数”代表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但2001年到2005年，我国股市一直处于熊市，市场交易量不够活跃，即便200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恢复新股发行，但股市上“地产指数”和“金融指数”的信息传递效率仍然比较低；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前，虽然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自住和投资性购房所占比重较大，投机套利所占比重小，房地产业发展较为健康；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这个时期进行了改革，剥离了银行的不良资产，银行风险较低，故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股市受重创，房地产业风险也被业界和政府重视，政府多次调整贷款基础利率，并出台房地产购买政策，这些信息同时影响到股市上的房地产股和金融股，进而影响到“房地产指数”和“金融指数”；同时，房地产业是资本依赖性产业，资金主要来源于上市融资或银行贷款，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其它金融类产业，所以一旦房地产业出现风险，比如房价暴跌，以房产等作为抵押物抵押在银行的资产，价值将下降，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将会受直接影响，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我国房地产业受政策调控影响比较大，并且民间资本也具有较强的实力，当金融业爆发风险，房地产业虽然很难从银行融资，但政府出台一些有利于房地产业的政策，比如取消限购、出台买房落户政策等“救市”，房地产业受金融业风险的影响将很小，所以尽管理论上金融业对房地产业可能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本文实证结果却不支持该理论。

次贷危机案例范文第5篇

小额信贷危机在印度发生

2010年10月，在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当地许多人因无力偿还小额信贷，纷纷选择自杀身亡。

事情发生后，安德拉邦政府震惊了，他们目瞠口呆，茫然无措，也不派人下去调查和确认，急乎乎下结论，认为全是当地小额信贷高利率惹的祸，于是断然宣布：强制取缔过于泛滥的信贷行为，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时归还自己的贷款。政府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遏制性干预措施直接影响了多数贷款人的还款意愿，一大批原来资金充裕、准备按时还本付息的借款人纷纷选择停止归还贷款，小贷公司资金链就此断裂，从而诱发了由此及彼的小额贷款危机。

危机发生后，当地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挽救，于是几周之后，小额信贷偿还危机迅速在印度南部蔓延并愈演愈烈，陷入混乱。由于客户纷纷选择到期违约，安德拉邦的多家小额贷款公司面临日益增加的逾期贷款，平均还款率从原先的99%降至10％以下，资金周转陷入停滞。处于危机中心的安德拉邦占全国小额贷款市场份额的35％，被认为是印度乃至全世界小额信贷发展的风向标。事件发生后，社会普遍担心，如果危机持续发展，将导致小额信贷崩盘，进而危及向其提供融资的银行体系；甚至有不少专家认为这次的小贷危机很可能步美国次贷危机的后尘，引发社会风暴。于是，由安德拉邦引发的小额信贷危机在全球掀起了小额信贷何去何从的大讨论。

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谁

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危机既已发生，损失既已造成，一味地捶胸顿足于事无益，只有认真分析原因，从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才是正确的态度。造成安德拉邦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机构和客户过度扩张埋下了祸根。本来，小额信贷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帮助穷人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贷款，从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在危机前的印度，与小额贷款公司高回报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额贷款客户的生活状况并未明显改善，这种反差极大刺激了社会神经，使得小额贷款这项以扶贫为宗旨的非营利性行业逐渐倾向私人资本主导的高回报行业。据了解，危机之前的印度小额信贷市场已经显示出过度商业化的趋势，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资产回报率高达18.3％，突出的收益一方面来源于从25％至100％不等的平均年利率，另一方面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纷纷上市，股价暴涨，使得公司股东从资本市场上一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高额回报于是引发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迅速膨胀。从2005至2009年间，印度小额贷款总额扩大了十倍，不仅如此，大量国际热钱及私人资本纷纷涌入印度小额信贷市场，甚至出现了一个村庄内有5个小额信贷公司向穷人提供贷款的情况。数据显示，截止2006年，私幕股权(PE)基金已在印度小贷行业投资了600万美元，并在随后的4年中注入6.79亿美元。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7年―2009年，印度最大的14家小贷机构的客户账户以79％的复合年率激增。其中，该国最大的小贷机构SKS去年每周新增客户达10万名。

缺乏监管且政策多变导致危机发生。央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的小贷危机暴露出政府对小额信贷缺乏足够的监管且政策多变。面对小贷机构盲目扩张，普遍缺乏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政府未能及时调险监控制度而任其发展。在危机爆发后，政府直接宣布强制取缔过于泛滥的信贷行为，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时归还借款，使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服务对象发生畸变也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小额信贷本应该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像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一样，他一生从事的小额信贷就是为社会底层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而且宗旨不变，一以贯之。印度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到后来却变了味，变成了商业性贷款，即服务于那些追求商业性高利润但传统银行不愿或难以服务的群体。这些群体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于是为国际和私人资本投机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小额信贷成了融资风险汇集之地。

印度小贷危机的导火索是一些媒体夸大其词的报道和渲染，加上一些政客的鼓噪和干扰，导致危机有如顺风放火，火势更旺；事情虽小，被无限放大；社会以讹传讹，终于形成巨祸。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我们如何汲取教训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小额信贷还是中小企业贷款，市场供不应求的格局依旧。也正因如此，迄今试点已逾两年的小额贷款公司扩张迅速。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小贷公司数量已从去年末的2614家增至3027家，贷款余额从1975亿元上升至2408亿元。尽管如此，小额信贷在我国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主要是法律、监管、征信和融资诸方面，所以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其一，尽快立法。根据我国小额信贷发展情况，要尽快制定《微型金融管理条例》；成立“国务院促进微型金融发展领导小组”，统筹管理城乡微型金融，并形成以地方政府监管、市场监管(资金批发机构)、行业自律的多层级监管体系；重视微型金融征信体系建设，可以预防多头借贷，促进行业规范、可持续发展。

其二，亟待建立双层监管机制。印度的小贷名义上由央行监管，但地方政府也实施行政监管，地方法院也对相关诉讼予以审理。这与我国不同。我国的小贷公司由地方政府监管，而公益性小贷组织从宏观上虽得到中央政府文件的支持鼓励，但没有具体政策的监管和支持。为此，不少业内有识之士提出：在我国对于只放贷不吸储的小贷组织，无论是商业性还是公益性的，都应由地方政府监管，但需要有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协调的监管机制。这样的双层机制既可以保证对重大问题规定、执行和处置的一致性、权威性，又可以保证运行执行的灵活性。从汲取印度的经验教训着眼，我们一是要有统一协调的双层监管机制，二是监管部门的政策法规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又要有利于小贷机构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有支持鼓励小贷事业健康发展的规制和执行力。

其三，政府应关心和支持小贷发展。如上所述，印度小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热钱及私人资本的进入使得小贷过度商业化，而政府的政策导向又是想让小贷机构去关注贫困。这种商业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很多混乱。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如何平衡好这两种目标之间的关系呢？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对于小额信贷，应注意防止神化和妖魔化这两个倾向。对各种类型的小贷都应支持，并同时关注解决其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问题，才是我国小额信贷的正确发展方向。对真正愿意服务于中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客户的属公益性的小额信贷，应给予更多支持和鼓励。迄今，公益性小贷仍没有得到具体的政策法规的支持。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在现有政策基础上，一方面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小贷发展，防止出现对小贷的误解和健康发展势头的逆转。另一方面注意发展的节奏，突出“稳步”和“健康”原则，注意行业发展的健康和监管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