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键词 欧洲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传染 金融一体化 多指标多原因模型
引 言
自2009年末三大评级机构将希腊信贷评级下调开始,欧洲债务危机几番起落,不仅希腊、爱尔兰等国的情况严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淖。当2009年10月4日希腊政府换届暴露出巨额财政赤字时,谁也没有想过欧洲债务危机会发展到如今这个程度。欧洲债务危机蔓延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及西班牙等国,其信用评级均被国际评级机构提出警告或者负面评价。整体来看,欧洲各国的负债与赤字的平均水平均已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与3%的红线水平,欧洲债务危机目前仍有继续蔓延与深化的趋势。
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很多,但欧洲金融高度一体化的传染效应对债务危机的程度有重要影响。金融一体化是经济、金融发展的趋势,虽然全球范围的金融一体化尚未实现,但某些区域已经实现高度的金融一体化。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此举提升了欧洲在世界的影响力。至2009年末,欧盟共27国中有16个国家加入欧元区(爱沙尼亚2011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使用统一的欧元作为流通货币,相对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欧元区国家的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
理论上,金融一体化有利于风险分散和资本的有效配置,因而产生长期收益;但金融一体化提高了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会使经济体更容易暴露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或者说更加紧密地与商业周期同步,使得金融危机更易于扩散到一体化区域内的国家,因而会产生短期成本。金融危机具有明显的传染性,一国的金融危机通过传染机制将危机进行扩散,而在各种传染机制中,金融一体化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次债务危机中受影响较大的国家,即欧洲PIGS的葡萄牙P、爱尔兰I、意大利I、希腊G和西班牙S均为金融一体化程度高的欧元区成员国,欧洲债务危机作为“实验”,能够检验一国金融一体化程度是否对该国遭受金融危机的程度有影响。本文以欧洲债务危机与欧盟数据为例,试图研究金融一体化程度是否对一国遭受的金融危机有显著影响,区域金融一体化对区域内国家是否会有着更强的传染效应。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金融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再利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实证检验金融一体化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程度。
区域金融一体化与欧洲债务危机的传染机制
大多关于金融一体化与金融危机的研究侧重将一体化作为背景,研究金融危机原因、演变、影响等。林毅夫(2004)认为危机能够从一个经济体爆发并迅速传染到其他经济体必然有其共同的外因,在研究金融一体化与亚洲金融危机时,他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作为金融危机传染的主要原因。Stiglitz(2010)建立一般理论框架研究金融一体化的最优程度,认为完全的金融一体化并不是最优选择,虽然高度金融一体化能从一定程度上分担风险,但会加深负面效果,如银行破产的传染与连锁反应。游家兴(2010)从实体经济一体化、金融经济一体化、宏观经济趋同化三个维度,构建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非对称多元GARCH模型研究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与金融危机传染之间的关联机制,发现金融危机在中国的传染效应呈现出区域性和时变性的双重特征。Adrew K. Rose(2011)使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运用次贷危机的全球数据研究金融一体化程度对金融危机的程度的影响,发现某国金融一体化程度对其遭受金融危机的程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金融一体化的成本被高估。
理论上,金融一体化发挥金融核心扩散效应,促进金融腹地的产业成长,带动金融地域系统的金融产业成长水平,最终实现金融地域系统的金融资源效率帕累托最优。在世界经济的实践中,区域金融一体化体现在区域内资本的自由流动,消除各种资本流动障碍,体现在区域内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相互紧密联系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区域金融一体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金融一体化的好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降低资本成本并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境外资本和金融机构的进入,能够增加本国金融机构的业内竞争,提升资本的配置效率和经济的运行效率,完善制度安排,减少价格扭曲,促使金融业更加稳健地运行。
但是,金融一体化过程也可能导致不利的结果,如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跨国金融一体化会通常会引来国际资本,由于国际资本具有投机性、趋利性和大规模快速流动等特点,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会增大市场波动和不稳定性,易将一国经济体暴露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危险之中;同时,金融一体化会降低国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独立性,而且金融一体化往往伴随金融开放度的提升与金融管制的放松,使得宏观调控与应对危机的难度加大。研究发现,在金融一体化环境中,一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将会增加:一方面是在资本的自由流动过程中,如果没有做好风险控制与风险规避,容易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大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一体化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复杂,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便很容易传染至未发生危机国家,形成金融危机的传染和扩散。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广义的金融危机传染是指金融危机冲击的跨国界传递或一般的跨国界的溢出效应,是一种动态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传染”的概念,金融危机传染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学者关注的是传染现象背后的宏观背景和微观机制,由此产生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理论,如根据传染途径是否通过经济基本面,分为接触性传染与非接触性传染;根据传染的路径,分为贸易传染效应、金融传染效应、预期传染效应等。由于研究之间的交叉,金融危机的传递机制也越来越复杂。
本文以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由Masson(1999)建立的金融危机传染的理论框架为基础,从季风效应、溢出效应和净传染三方面分析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在传染机制的研究中,本文侧重金融一体化的影响。
季风效应的传导机制指由全球性共同外部冲击产生的传染,季风效应与金融一体化的联系相对较浅。
溢出效应指贸易、金融联系引起的金融危机传染,贸易溢出效应是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恶化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贸易联系国家经济的基本条件,从而这些国家更易遭受金融冲击,以致发生金融危机,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危机传传染;而溢出效应中的金融传染效应是指金融市场自身特征及市场主体行为导致的危机,通过金融联系向其他国家的传染,包括直接投资、银行贷款、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渠道,如危机发生国金融市场由于金融危机产生非流动性,就会从与其金融联系紧密的国家撤资,导致其他国家金融市场产生非流动性而引起金融危机。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区域,国家间的金融联系紧密,加剧金融传染的效应,使危机在一体化的区域内更容易扩散。
净传染是指由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化引起的金融危机传染,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心理预期是金融危机传染的重要传导渠道之一。若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其他与之相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进而使金融危机传染至相似的国家,而所谓的“相似”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金融一体化必然促进金融市场、金融制度等的统一,尤其是金融高度一体化地区,如欧元区国家,在经济基础、经济政策、汇率体制、金融体制、社会文化背景方面都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同时地理位置相近,金融、经济联系紧密,货币政策相似(相同),容易使投资者对该地区的金融稳定形成相同的预期,使危机更容易在国家之间传染。
关键词:VAR;金融危机理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2008年金融海啸还未平息,各国的债务危机又席卷而来。我们不可否认,在过去几年里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状况的破坏,但我们也要正视后危机时代中更严重的经济波动。从2009年底,人们都在为世界经济状况回暖而增加信心时,迪拜债务危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如同对正温的经济状况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以奢华为主调的迪拜陷入危机之中,使得国际投资商们信心顿失,经济状况再次下滑,在迪拜淡出人们视线之后,希腊的债务主权危机又浮出水面,如果我们说迪拜的危机仅仅是一个区域性危机,那么希腊的危机则会对整个欧元区产生巨大的影响,继而破坏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以,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那里充满了诸多波折,而在经济发展中其杠杆作用的金融发展,更是重中之重。2008年金融海啸就是由于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滥发而引起,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也是由于华尔街的操作而产生了隐患,所以,如何化解后危机时代存留的风波,如何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对银行业进行有效地监管,成了促进国际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路径。
1、金融危机的演化及遗留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学可谓发展迅猛,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就从金融危机理论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出现了四论,各种理论所揭示的金融危机的发生也都具有局限性,然而,对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却没有形成固定的一套理论,大家众说纷词,但从已经出现的理论中我们还是可以摸索出一些简单的规律。
彼得·伯恩斯坦在《与上帝抗争》一书中写道:“界定现在和过去的革命思想是对风险的掌握:这句话的深意是,未来不是上帝的一时兴趣,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是全然被动的。”所以,根据金融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总结,创新,金融业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低利率、低波动性和高回报率,风险也被降低到一种可以忽略的地步。
这些特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三个关系紧密的阶段所体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大幅增多;通过证券化来分解和分散信用风险;以及扎根于20世纪中期的数学、计算机与经济学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这项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以信托银行和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公司发展了风险估价模型(VAR),这个模型使得银行能够计算他们在风险真正到来之后的预期损失。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推导,用计算机来计算,其精确度可预计到小数点后五位,相应的,预期收益也可以预计到这个精度。这项技术的发明使大家都相信,即使利润被更加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和更高的杠杆率进一步推高,风险也可以通过VAR的计算而被限制在一定水平之内。这给那些华尔街的大亨们以谋私利的空间。
假如越来越多的风险能够被精确计算,那么在银行账户中就可以更低的资本费用来惊醒更大额度的贷款,同样,银行所持有的可转换的债券数量也会增多。并且由于风险的精确衡量也迷惑监管当局,使其认为在低风险的银行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不会对大的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并且让一些公司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转手交易,从而降低风险。同样,令监管者奉为圣经的新巴塞尔协议太过于依赖银行内部的交易模型以及资产负债表的构成,使得风险评估这种技术的产生对银行平衡资产负债表起了重要作用,从而逃过了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
虽然VAR使得风险不断下降,但其平稳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危机,例如网络泡沫。但是经济状况总是向好发展,波动常常可以快速平复。所以致使银行巨头越来越自大,直到2007年9月的金融危机。所以,笔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数学为基础的新兴计量经济学而带来的风险管理危机,其中对风险的评估太过精准,从而遗忘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人心理的变化,或者称之为一种动物精神。经济学中有一条基本假定,即理性人假设,并且大部分的数量经济学家都是以这种假设为建模的前提,然而人在这个社会中的特殊存在,有时会具有非理性的表现,所以利用各种数量模型进行评估风险只能用于参考,而不能奉为圣经。所以,在基本假设都无法把握的前提下,利用全面的数学公式来分析一种非理性或者存在许多不稳定变量的方程式是很难得到正解的,并且即使结出了答案也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正由于此,使得大规模的廉价资本导致了风险的低估价。
伯南克曾说过,危机的原因绝大部分是由于按揭贷款产品的监管缺失,而非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政府鼓励美国居民向房地美和房利美申请按揭贷款,这两家公司是美国按揭贷款业的巨头。但是这两家公司却将那些粗制滥造的承销贷款包装成证券出售。正是由于监管的缺失导致了由低利率衍生出的较高杠杆率。美国各大金融公司的债务随着整个经济的膨胀而膨胀。在经济疯狂的高峰期,中等大型银行可以借入相当于其股权37倍的股票,这代表着它们可能在资产损失2-3%的情况下,就面临破产风险。但借入资本能够使得投资者们伪造“alpha”值,或者得到高于市场回报率的回报。
另外“格林斯潘政策”同样减弱了市场对风险的敏感度,由于这个政策使得人们过于相信会在需要的时候通过降低利率和减少市场流动性来救市。然而,美国审核借款的主要凭借却是各类信用评级机构,这些信用评级机构也是企业,他们的盈利来源主要是靠发放贷款的公司,这其中就可能存在部分问题。另外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化,使得从借款人到最终投资者的链条又过长,审查手续极为不便,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最后,信息不对称同样加大了对场外衍生金融市场的破坏程度。在场外市场,甚至连大型交易公司都没有准确的信息能够估计其他公司遭受损失会给整个市场带来的后果。与雷曼兄弟有关的合同损失看起来并不是太剧烈,但是没有人能够预见雷曼在2008年9月倒闭时所引起的全球性恐慌。其信息不对称还有可能造成场外交易的短期灾难,场外交易没有明确的大公司进行引导容易造成不规则的羊群效应,使得投资者过于冒进,并且由于风险管理模型过分依赖于短期数据而造成的分析结果过于狭隘,使得恐慌得以蔓延。由于现在的全球金融网络的复杂性使得偶然性的灾难性失败变得难以避免。比如说,信用衍生品市场的资产总额远远大于其实体市场。直到现在,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这些合同必须通过中央结算所的审核,以确保交易是有担保的,以及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保证交易能够正常完成。
2、后危机时代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这些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被各种经济学家研究,但在其还未解决的时候,世界经济的第二次波动又随之而来,甚至有超越次贷危机的趋势,这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正如蒂尔·古迪曼所说,资本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能够有效的分配。
早在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其国债与GDP的比例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其为了尽快加入欧元区,不得不请摩根大通为其进行包装,将国债以低利率卖于摩根,换得现金流以美化国内资产负债表,而摩根大通则将购得的希腊国债在德国买入保险,以保证其资产不贬值。金融海啸之后,摩根大通为保证自己盈利,大量抛售希腊债券,从而使得希腊债务比例瞬间失衡,从而引发希腊的债务危机。这个看似简单的链条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债务可以背负这么多,为什么摩根大通远在美国却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变化。所以,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瞬间波及全球,我们不得不感慨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盛行以及电脑股票交易的普及等,银行间的依赖性逐渐增强。这些银行业巨头们为了在后危机时代让自己继续领跑国际市场,都充当着投机者的行为。
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今社会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在欧元区国家准备救希腊时,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要为希腊的奢华买单。”希腊在出现债务危机前,其国债与GDP比例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希腊一直在借账消费,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其发生债务危机的缘由了。根据沃尔芬森的资产价格下降理论来说:由于债务人的过度负债,在银行不愿提供贷款或减少贷款的情况下,被迫降价出售资产,就会造成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由此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资产负债率提高,二是使债务人拥有的财富减少,两者都削弱了债务人的负债承受力,增加了其债务负担。债务欠得越多资产降价变卖就越多,资产降价变卖越多,资产就越贬值,债务负担就越重。
然而,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能仅仅归结于其国内的经济运行状况,同时,它也受到国际形式的影响。美国在金融危机过后,采取的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方式不是通过贸易出口顺差的方式来完成的,因为这个过程太漫长,美国政府不愿意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贸易出口带来顺差的方式是赚辛苦钱,习惯于过好日子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不愿意如此辛苦,因此美国通过资本回流的方式来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这种途径可以最快地完成对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同时将美国对外国的负债变为本国的资本。目前国际市场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很多,都认为美国国债是一种无风险的投资品。美国要想回笼国债,就必须促使国外的热钱向美国汇拢,汇拢的过程,其实就是美国减少对外的债务,并且获得资本,降低资产负债率的过程。所以,美国一直主张外币的升值,增加各国央行抛售美元的数额。这虽然会使美国对外的贸易逆差扩大,但他可以尽快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及提升国际地位。因为外汇无异于一个国家的命脉,是一个国家制约另外国家的重要筹码,一旦缺少了这些,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将急剧下降。这就使得美国以各种理由要求国际社会放开汇率管制,从而使得欧元区债务危机频发。
3、一些简单的建议
关键词:var;金融危机理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0导言
2008年金融海啸还未平息,各国的债务危机又席卷而来。我们不可否认,在过去几年里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状况的破坏,但我们也要正视后危机时代中更严重的经济波动。从2009年底,人们都在为世界经济状况回暖而增加信心时,迪拜债务危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如同对正温的经济状况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以奢华为主调的迪拜陷入危机之中,使得国际投资商们信心顿失,经济状况再次下滑,在迪拜淡出人们视线之后,希腊的债务主权危机又浮出水面,如果我们说迪拜的危机仅仅是一个区域性危机,那么希腊的危机则会对整个欧元区产生巨大的影响,继而破坏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以,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那里充满了诸多波折,而在经济发展中其杠杆作用的金融发展,更是重中之重。2008年金融海啸就是由于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滥发而引起,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也是由于华尔街的操作而产生了隐患,所以,如何化解后危机时代存留的风波,如何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对银行业进行有效地监管,成了促进国际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路径。
1金融危机的演化及遗留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学可谓发展迅猛,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就从金融危机理论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出现了四论,各种理论所揭示的金融危机的发生也都具有局限性,然而,对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却没有形成固定的一套理论,大家众说纷词,但从已经出现的理论中我们还是可以摸索出一些简单的规律。
彼得·伯恩斯坦在《与上帝抗争》一书中写道:“界定现在和过去的革命思想是对风险的掌握:这句话的深意是,未来不是上帝的一时兴趣,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是全然被动的。”所以,根据金融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总结,创新,金融业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低利率、低波动性和高回报率,风险也被降低到一种可以忽略的地步。
这些特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三个关系紧密的阶段所体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大幅增多;通过证券化来分解和分散信用风险;以及扎根于20世纪中期的数学、计算机与经济学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这项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以信托银行和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公司发展了风险估价模型(var),这个模型使得银行能够计算他们在风险真正到来之后的预期损失。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推导,用计算机来计算,其精确度可预计到小数点后五位,相应的,预期收益也可以预计到这个精度。这项技术的发明使大家都相信,即使利润被更加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和更高的杠杆率进一步推高,风险也可以通过var的计算而被限制在一定水平之内。这给那些华尔街的大亨们以谋私利的空间。
假如越来越多的风险能够被精确计算,那么在银行账户中就可以更低的资本费用来惊醒更大额度的贷款,同样,银行所持有的可转换的债券数量也会增多。并且由于风险的精确衡量也迷惑监管当局,使其认为在低风险的银行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不会对大的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并且让一些公司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转手交易,从而降低风险。同样,令监管者奉为圣经的新巴塞尔协议太过于依赖银行内部的交易模型以及资产负债表的构成,使得风险评估这种技术的产生对银行平衡资产负债表起了重要作用,从而逃过了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
虽然var使得风险不断下降,但其平稳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危机,例如网络泡沫。但是经济状况总是向好发展,波动常常可以快速平复。所以致使银行巨头越来越自大,直到2007年9月的金融危机。所以,笔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数学为基础的新兴计量经济学而带来的风险管理危机,其中对风险的评估太过精准,从而遗忘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人心理的变化,或者称之为一种动物精神。经济学中有一条基本假定,即理性人假设,并且大部分的数量经济学家都是以这种假设为建模的前提,然而人在这个社会中的特殊存在,有时会具有非理性的表现,所以利用各种数量模型进行评估风险只能用于参考,而不能奉为圣经。所以,在基本假设都无法把握的前提下,利用全面的数学公式来分析一种非理性或者存在许多不稳定变量的方程式是很难得到正解的,并且即使结出了答案也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正由于此,使得大规模的廉价资本导致了风险的低估价。
伯南克曾说过,危机的原因绝大部分是由于按揭贷款产品的监管缺失,而非宽松
的货币政策。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政府鼓励美国居民向房地美和房利美申请按揭贷款,这两家公司是美国按揭贷款业的巨头。但是这两家公司却将那些粗制滥造的承销贷款包装成证券出售。正是由于监管的缺失导致了由低利率衍生出的较高杠杆率。美国各大金融公司的债务随着整个经济的膨胀而膨胀。在经济疯狂的高峰期,中等大型银行可以借入相当于其股权37倍的股票,这代表着它们可能在资产损失2-3%的情况下,就面临破产风险。但借入资本能够使得投资者们伪造“alpha”值,或者得到高于市场回报率的回报。
另外“格林斯潘政策”同样减弱了市场对风险的敏感度,由于这个政策使得人们过于相信会在需要的时候通过降低利率和减少市场流动性来救市。然而,美国审核借款的主要凭借却是各类信用评级机构,这些信用评级机构也是企业,他们的盈利来源主要是靠发放贷款的公司,这其中就可能存在部分问题。另外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化,使得从借款人到最终投资者的链条又过长,审查手续极为不便,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最后,信息不对称同样加大了对场外衍生金融市场的破坏程度。在场外市场,甚至连大型交易公司都没有准确的信息能够估计其他公司遭受损失会给整个市场带来的后果。与雷曼兄弟有关的合同损失看起来并不是太剧烈,但是没有人能够预见雷曼在2008年9月倒闭时所引起的全球性恐慌。其信息不对称还有可能造成场外交易的短期灾难,场外交易没有明确的大公司进行引导容易造成不规则的羊群效应,使得投资者过于冒进,并且由于风险管理模型过分依赖于短期数据而造成的分析结果过于狭隘,使得恐慌得以蔓延。由于现在的全球金融网络的复杂性使得偶然性的灾难性失败变得难以避免。比如说,信用衍生品市场的资产总额远远大于其实体市场。直到现在,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这些合同必须通过中央结算所的审核,以确保交易是有担保的,以及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保证交易能够正常完成。
2后危机时代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这些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被各种经济学家研究,但在其还未解决的时候,世界经济的第二次波动又随之而来,甚至有超越次贷危机的趋势,这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正如蒂尔·古迪曼所说,资本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能够有效的分配。
早在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其国债与gdp的比例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其为了尽快加入欧元区,不得不请摩根大通为其进行包装,将国债以低利率卖于摩根,换得现金流以美化国内资产负债表,而摩根大通则将购得的希腊国债在德国买入保险,以保证其资产不贬值。金融海啸之后,摩根大通为保证自己盈利,大量抛售希腊债券,从而使得希腊债务比例瞬间失衡,从而引发希腊的债务危机。这个看似简单的链条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债务可以背负这么多,为什么摩根大通远在美国却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变化。所以,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瞬间波及全球,我们不得不感慨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盛行以及电脑股票交易的普及等,银行间的依赖性逐渐增强。这些银行业巨头们为了在后危机时代让自己继续领跑国际市场,都充当着投机者的行为。
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今社会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在欧元区国家准备救希腊时,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要为希腊的奢华买单。”希腊在出现债务危机前,其国债与gdp比例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希腊一直在借账消费,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其发生债务危机的缘由了。根据沃尔芬森的资产价格下降理论来说:由于债务人的过度负债,在银行不愿提供贷款或减少贷款的情况下,被迫降价出售资产,就会造成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由此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资产负债率提高,二是使债务人拥有的财富减少,两者都削弱了债务人的负债承受力,增加了其债务负担。债务欠得越多资产降价变卖就越多,资产降价变卖越多,资产就越贬值,债务负担就越重。
然而,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能仅仅归结于其国内的经济运行状况,同时,它也受到国际形式的影响。美国在金融危机过后,采取的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方式不是通过贸易出口顺差的方式来完成的,因为这个过程太漫长,美国政府不愿意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贸易出口带来顺差的方式是赚辛苦钱,习惯于过好日子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不愿意如此辛苦,因此美国通过资本回流的方式来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这种途径可以最快地完成对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同时将美国对外国的负债变为本国的资本。目前国际市场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很多,都认为美国国债是一种无风险的投资品。美国要想回笼国债,就必须促使国外的热钱向美国汇拢,汇拢的过程,其实就是美国减少对外的债务,并且获得资本,降低资产负债率的过程。所以,美国一直主张外币的升值,增加各国央行抛售美元的数额。这虽然会使美国对外的贸易逆差扩大,但他可以尽快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及提升国际地位。因为外汇无异于一个国家的命脉,是一
个国家制约另外国家的重要筹码,一旦缺少了这些,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将急剧下降。这就使得美国以各种理由要求国际社会放开汇率管制,从而使得欧元区债务危机频发。
3一些简单的建议
不可否认,在后危机时代,有着危机时的部分遗留问题,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危机,其重点聚焦于三个方面:银行,国家以及汇率。在后危机时代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就要保证这三个方面的健康稳定。
其一,关于银行。银行衍生产品的复杂性从整体上来讲是可以通过多样化组合来降低整体风险。但是这些产品从本质上来讲是同质的,杠杆贷款,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等等。从整个系统来看,等同于每个人都把鸡蛋放在了类似的几个篮子中,虽然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率,但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风险。所以处理风险的最好方法是如何让整个银行体系能够在银行抗拒破产时更为有弹性。其做法有两个方面。一是更加严格的监管。可以理解为更为严格的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以及更严格的业内监管,那就首先要做到规范新巴塞尔协议,将风险估算中可以运用手段处理的低效率资本进行规范重组,重新规范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要加强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其主要方面是改进现有的var计算方法,纳入更多变量,以求风险估值更加准确,另外关于监管者要改变原有的观点,原有观点认为如果100家最大的银行各自是安全的,那么整个系统也就是安全的。但是这次的危机表明,尽管那些关系体系良好的公司,在经济低迷期能够谨慎行事,同样也会削弱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再次,银行自身也必须找到一个风险管理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介于直觉和盲目崇拜数字之间。很多数量金融方面的进展是确实有用的,但是如果一个公司不能了解它所用的模型的缺陷的话,陷入麻烦就在所难免。关于银行业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或许会出现许多新的理论,但是至少新的理论能令绝大多数银行安全度过后危机时代的风波。最后要求各国政府要回收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算是一种公共服务机构,应该由国家控制而不应该下放到私有企业进行操作,这样会造成很多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二是实行银行的分业小型化经营。把银行进行小型化拆分,当其发生违约的时候不会连累其他公司。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业务分离规定强制商业银行丢弃其投资银行部门,但是,如果对投资银行的紧急救助是非做不可的话,这一规定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只能将银行进行小型化,其代表为英国。
其二,关于国家。对于欧元区这次大面积的债务危机,特别是希腊主权危机,其应对方法应该从其自身开始,其国内要进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开支,另外需要国际社会继续对其进行援助,特别是欧元区国家,应在里斯本条约之上更加团结,针对希腊,可以对其进行一些带有惩罚措施的贷款。第三,要推动欧元区国家正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是希腊,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提高本国的信用评级,从而获得更过的国际援助。最后,要约束国家公债信用违约交换(cdss)的市场。这种金融商品让投资人能对一个国家违背其还债责任做规避,而且可以让其他人对这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作投机。
其三,关于汇率。汇率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美国推崇自由汇率制度,自由汇率制度在经济繁荣时期可以很有效的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特殊时期要有特殊的安排,针对外汇储备较多的国家就应该由政府进行干预,一方面防止国内热钱流出,不利于经济重建;另一方面,控制国家外汇存量,以提高国家在国际的竞争力。但在政府干预下汇率制度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影响进出口贸易等,这就要求国家在调整制度的同时要关注于国内的经济结构,假如国内需求充足则可以采取管制的汇率制的,反之则要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并在其他方面扩大外汇储备。
参考文献:
[1] 乔治·阿克罗夫,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m].中信出版社, 2009.
[2]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摘 要]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论述经济与金融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进行的一些深度改革。
[关键词]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复苏;经济治理;金融治理;金融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6-0003-07
一、 引言
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的基础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质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银行和金融体系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已经显示出金融体系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的起因是市场无视经济积累模式的演变和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当下经济与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在国际上的迅速蔓延,更加凸显了国家调控的重要性。国家既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管理者,也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参与主体。国家应维护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平稳发展。当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表明,在世界经济和金融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单个国家企图阻止这场撼动了全球化经济之根基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在本国发生是不切实际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还揭示了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新的全球治理包含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旨在缩小衰退的持续时间和范围;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旨在预防或者限制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消除未来再发生更严重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为此,国际社会应开展大量的协调或协商工作,以便对经济与金融危机实施监控,并采取相关措施减小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当前国际上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趋势,但复苏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且金融体系与大量正在流通的不良金融产品相关,这就使得金融体系具有潜在的或实际的债务危机,因而金融体系存在动荡的风险。实际上,这些债务危机已经开始在多个国家中显现。政府为消除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救助计划,导致不良负债从私有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这些计划还大大增加了公共支出的数额,并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公共债务以及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须做出的各种艰难抉择等。
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第四部分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
二、 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国际结构性失衡、银行与金融体系功能失常、复杂金融产品(如衍生品和结构性产品等)的发展不受约束。这场金融危机损害了实体经济,但却让中介机构和投机者从中受益。
发达国家由于有世界其他国家支持其财政赤字,因而在财政政策上选择长期赤字。再加上,由于使用复杂的金融工程能使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散,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稳步上升。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利用本国有利的经济条件,实施持续的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来支持其“过度乐观”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虚拟经济,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真正创造财富的生产、服务环节。低利率产生了更大的金融债务和投资意愿,尤其是增加对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资热情,这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不合理上涨。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房屋价格1996年―2005年的增长率高达90%,其中2000年―2005年的增长率为60%。低利率也导致了投资者不惜成本追求收益的趋势。这一趋势也促使旨在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和金融、经济主体需求的复杂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开发。过多的资金流动性致使很多公司高估了市场吸收风险的能力,引发了公司管理者对业绩的盲目追求,也导致了金融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
随着美国的一个高盈利、充足信贷投放时期(尤其是1993年至2006年期间)的告终(以房地产景气结束、次贷市场崩溃为标志),人们开始质疑金融机构和银行设计并实施的复杂债券化产品。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到对冲基金和银行金融机构,之后严重地冲击了资产和股票的价值,并大大降低了公司财务状况转好的可能性,因此也影响了物质生产和贸易服务等实体经济,导致了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范围目前还没被完全认定。不断蔓延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是由四大恶性循环造成的。第一,资产价格下跌促使资产所有者出售资产,因而资产估值持续走低;第二,金融机构蒙受的损失损害了其融资能力,使得资产贬值加剧;第三,金融体系功能的衰弱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反过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又削弱了金融体系功能;第四,经济增长率降低对劳动者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进一步使得商品需求下降和经济增长走低。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很多经济和金融主体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银行,它使得许多银行濒临破产。
2009年全球GDP缩水2.2%,全球贸易额下跌近14.4%。这使得很多国家失业率升高,财政预算赤字居高不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紧张局势能否得到缓解,这种紧张局势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支出的增加及财政收入的减少。
三、 公共部门采取的措施
各国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灵活采用各种刺激经济的措施,如降低利率,调整资本额,向银行、金融和工业机构注入流动资本,实施行业整合政策以及运用恰当的预算和金融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等。
(一) 货币类措施
为了恢复经济和金融主体的信心,确保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金融主管部门为银行提供了多种帮助。例如,2008年9月7日美国中央银行投入约2000亿美元解救美国房屋抵押市场的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另外,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很多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利率来确保金融从业机构能够以优惠的条件重新筹措资金。各国中央银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降低利率,其目的是保证金融从业机构在市场上积极地重新筹措资金;二是通过养老金向银行网络注入资金,此举主要是为了恢复金融从业机构的信心,保障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三是购买一部分银行资产,包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高风险的不良资产。总的来说,各国中央银行在确保本国银行和金融体系免于崩溃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实施这些措施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助于造币。因此,在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曾经被银行持有的不良资产替代了中央银行的传统资产,大部分债券成为安全资产,这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信誉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预算类措施
很多国家政府运用了预算工具,例如在经济领域采取重要的扶持措施,并开展针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纾困计划。其中,美国的保尔森计划主要为银行和金融体系提供援助,援助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类似的还有德国政府划拨了近5000亿欧元的预算,用于扶持计划中的金融市场部分。一些旨在结束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的财政刺激计划也得以实行。大部分刺激计划将贷款作为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些刺激计划涉及多个行业,尤其是受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行业(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而且大大提高了帮助私有部门摆脱危机的公共投资金额。
一些国家政府还将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例如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国有化比例为80%,美国财政部对其注资更是高达850亿美元。另一个例子是一家规模位列英国前八名的银行已经部分转为国有,其市场价值约500亿英镑。各国采取的财政与金融措施初见成效,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新兴国家)在2009年的后期开始走出危机。但很明显,预算类措施大大扩大了各国的预算赤字。2009年,G20国家的赤字占GDP的7.9%,而2007年则不足1%。相对新兴国家而言,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2007年发达经济体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9%,而2009年则高达9.7%。希腊等国的赤字也在2009年急剧上升,达到GDP的12.5%。各国主要通过借贷来弥补预算赤字。低利率刺激了借贷,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倾向于公认比较安全的政府债券。结果,各国越来越深陷于低利率的债务,而偿债也保持着经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能维持高借债能力,而不用担心影响到财政;同时也使政府遭受了债务和偿债增加的风险。2010年,由于高债务水平和预算赤字带来的不信任,在希腊与2010年4月的欧洲平均水平相比,利率几乎提高了450个基本点。、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这种风险变成了现实。市场和评级机构对希腊等国家债务水平进行评估后,认定其为加剧贷款拖欠的主要因素。这些国家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临界值,并且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攀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G20国家债务额的GDP占比已由2007年的62%提高到2009年的近75%。这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显著,二战以来一些国家首次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为此,在市场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了财政紧缩计划,以便能降低预算赤字和公债水平,实现宏观经济基本平衡,重振市场信心。但是,这些措施也可能导致需求减少,影响经济复苏乃至各国内部的社会平衡。
从分析财政和金融主管部门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看出,市场的自我调控功能随着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而黯然失色。私有部门在危机管理方面的能力以及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都遭到强烈质疑。因此,在对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中,国家干预正在回归。
四、 需要进行深度改革
2007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多,但危机仍然是热点话题,并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危机的起因是大规模贷款和投机性投资,这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功能失常已经十分严重。金融市场不加约束地发展,导致了实体经济严重不稳定。事实证明,市场自我调节的信条是错误的,而且对全球经济极其有害。战胜危机、重振经济并解决威胁着许多国家(欧洲、墨西哥、日本等)的债务危机,始终是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重要议题。
为了恢复信心、重新发展经济,各国运用了大量的预算和货币措施,并提供了必要担保。同时,各国还采取措施以加强对银行业的管理,削弱投机效应,强化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方面的国际协调。以美国为例,美国正在进行银行和金融体系改革,一项新的银行和金融业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规。得以通过。这项法案旨在对主要的金融从业机构采取新措施,实施更严密的监管,以防范危机。新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设立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及整合各监管机构,以预测全球危机和投机性泡沫的发生。二是严格限制银行和对冲基金业务,使银行资金无法用于开展与其给客户建议相反的操作。三是规定金融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四是建立补偿基金,以应对未来的银行危机。该基金由银行提供,而不是来自国家预算。五是强化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途径是建立对场外市场(OTC)的清理和管理机制。六是拓展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七是更明确地划分储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等。
目前实施的多种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轻微反弹世界银行在2010年6月的经济展望中预测,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分别为2.7%和3.2%,同时强调复苏十分脆弱,不排除2011年危机复发的可能性。。然而,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威胁仍然十分明显,这值得关注。例如,金融体系中现存的大量不良资产(其中很多由中央银行持有);多个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有可能转为社会与经济危机),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可能面临新的银行与金融危机等。对各国政府而言,进一步深入分析和反省,制定更全面、连贯的方案以应对现有和未来的挑战与风险已经刻不容缓。经过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将在新的制度与组织规则约束下,在确保可靠和可持续的前提下,重新定义银行和金融体系。我们要做的就是全面审视这一行业中各主体的作用,并检查约束其业务活动的各项规则。各国通过强化公共部门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深入分析和防范危机以及开发有效的可操作工具,可以最终实现这一目的。
为实现金融与银行体系的一致、可靠、公平,并且保障这一体系以合理的费用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融资,各国和国际层面推进金融与银行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为确保金融与银行体系改革的成效,各国需要在密切协调和磋商的基础上完善这一体系中的国内和国际框架的所有组成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各项行动的落实必须做到协调、渐进、有序。
(一) 银行体系的作用
需要牢记的一点是,银行的固有功能是接收客户的存款,并使之增值(客户可以是个人、养老基金―保险机构或者经济、金融机构等)。银行的作用还包括在存款者和投资者之间以及不同公司之间充当中介,配置资源、提供资金。也就是说,银行为创造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尽管如此,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人们发现银行除基本业务外,引入的新业务逐渐成为主导。银行并没有将其业务限制在为经济主体提供资金,而是转向了咨询和市场投资等新业务的开发,并积极参与各种市场活动。显然,这不利于银行行使其基本使命――为市场和实体经济活动提供资金。银行开发或推广销售的新产品(衍生品、债券化产品等等)越来越复杂。此外,它们还逐渐为金融从业机构(例如对冲基金)提供了过多的资金,而这些金融从业机构的基本使命是以牺牲银行的固有责任为代价,追求投机和快速增益。通过证券交易,贷款存在风险的银行得以向其他金融从业机构分散风险,这些贷款因而转化为有价证券。风险的分散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危机首先影响了金融从业机构,而后逐渐波及整个经济。对此,通过严格的规则来监管并控制银行资源(也就是储户的资源),确保银行管理下的储蓄安全,就变得越来越必要。其他一些措施也可用来监管银行行为,例如修改贷款资格标准,确保资金的合理利用,从而维护储蓄者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严厉打击内部交易;确保账簿管理的透明度及财务清单的可靠性。从这些方面讲,银行体系应该严格安排,杜绝不透明的记账和数据记录。这些措施的实施能限制小团体暗箱操作,从而打击垄断和减少任人唯亲的现象。除此之外,这些举措还能使对冲基金的一些不当行为收敛。这是因为之前的做法会使得个人、资本所有人乃至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巨大危险,从而影响到经济福利和整个社会发展。自从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系统前所未有地急需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银行体系就必须划清储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界线,明确各个机构组织间的权利和责任。重振公众对银行的信任还需要加强银行监管,强化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限制甚至取消替换产品(诸如结构性产品,衍生品等),并保持各个部门间的关系分明。
(二) 金融市场的作用
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在保证资产流动性和资金周转流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比重的增加孕育出不少金融大亨,他们将自己的规则和条件强加到不同的经济活动者乃至整个国家身上。股票交易价格的演变必须依赖于公司的实际经济状况,而不仅仅是市场及其参与者的热度。经济实体间的价值交换也应该反映真实的资产价值,而不是投机或一些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之相类似,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应该被投机者的臆想所左右,而应理性客观地分析自身金融情况及偿债能力。在一些体系中,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利益而占据上风。我们必须让这些破坏分子不再起作用,从而使这些不利因素从银行体系中逐渐消失。因此,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理性、全面的分析机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一机制将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从而提供现实情况的客观评估和对风险的准确预测。从这一方面看,我们采取措施,至少可以减少金融及经济的主要风险因素。为此,相关国家机构需要大力控制纯粹的投机行为,杜绝避税天堂。此外,各国金融市场还需要强有力的国际金融监管,以监视可疑对冲基金的流动,以此保证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三) 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
由于信用评级机构能够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破坏,我们必须以客观、职业、独立、负责、中立的态度重新审视信用评级机构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此次危机,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机构不仅不能只作为私有部门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不能继续享有封闭、不透明、无需监管的特权。信用评级机构必须通过管理、规划和整治,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特定职责和角色定位,避免利益集团游说,保障储蓄者的经济安全。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对次级投资评级的陡然巨变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着重分析在某一投资产品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机构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而过去信用评价机构对他们进行的评级往往过于宽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希腊爆发的债务危机一部分要归咎于整个国家债务评级的下降。这一降级加剧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公共债务的利率。简而言之,评级机构应由公共权力部门、专业机构及与这两种利益攸关方存在联系而又独立组织托管。成立公共管制或监控机构对评级方法做出考评,这一做法也会进一步保障评级行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四) 国家应发挥的作用
国际层面不均衡的不加以控制的交易和其他金融活动导致了危机的持续发展。因此,各国需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强化机制,以遵循新的逻辑,摒弃教条和旧式思维,发挥好整个社会和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作用。金融危机突出了国家的基本职责,国家不仅作为市场行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者,而且是经济复苏的主导者。政府出资救市,不仅挽救了银行和金融机构,还对一些重灾行业和个体提供资金支持。基于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以致其成为公众利益的唯一捍卫者、个人和所有经济参与者的权利职责维护人。为保障市场上众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持久和谐,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就变得越来越必要。我们需要政府及公共机构加强其监管职能,以保证国家、地区乃至国际间能协调好各方利益,统筹发展。为此,各国政府需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展相关机构,建立健全组织框架,成立合格的相关法律部门,所有这些部门的协调发展将为经济良好运行打好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国家还应该保护那些在共享财富方面做出努力的部门。这种做法旨在保证社会和谐,打击一心只想快速获利、不公平致富而不顾及他人和社会的投机者。金融稳定只有通过透明的制度和公正的运作才能实现,因为透明和公正能创造价值,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要充分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达到经济、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社会所有阶层的真实、平衡发展。这一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控制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以及弥补生产行为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公信力的缺乏只会造成社会混乱、不公正,人们紧张、彼此冲突及缺乏安全感。因而,金融体系就不能担当起为经济和社会建立先进的可持续的组织构架的重任。国家、社会团体和金融专业人士必须确保作为经济支柱的金融不仅仅是投机者和权势阶层的工具。相反,资源分配应该取决于公司、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提升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财富的获得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使参与各方得到公正的收益,而不是扩大行业间、社会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因为这些差距是不安定和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有教条说经济自由不可挑战,如果这只是因为其创造性和在资源利用、价值形成最大化上所起的作用,那么事实上对市场和自我管理给予的过度自由反而会毁坏经济自由,导致危机。这种破坏作用不仅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还会蔓延到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乃至整个社会。因此,正如公共权力部门之间一样,经济领域也存在着制约和平衡。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意味着干预经济,相反,经济自由依然是不变的主旋律,个人和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国家具有一定的可操控范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经济活动高效有序进行,满足各方面利益需求。这种做法还有利于财富依据个人的努力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创造真正的价值,给国家、经济、社会带来一定的稳定,促进社会自信、公正、稳固、和谐地发展。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巨大充分显示了国家在维护经济稳定、恢复经济参与者信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有需要,政府就必须建立管制体系,采取干预措施来纠正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必须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楷模,这种楷模作用是通过良好地管理国家及各个公共领域体现出来的。
(五) 建立国际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国际社会正在就如何更好地监控金融体系、对其相关风险做出评估和管理达成广泛共识。的确,金融全球化使危机得以迅速蔓延到全球金融体系。这也凸显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它能通过一场经济联合治理来缩短危机持续时间和规模,也能应用一场财政和金融治理来预防,至少减小未来危机的破坏力。假设金融不稳定性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那么一国的规章制度要符合多边国家的规定也合情合理。这一做法会防止公司避开那些制度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避税天堂就是国际金融体系不透明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国际金融体系的不透明使银行、金融、经济和整个社会体系疑云重重,充满不确定性。避税天堂的存在使得众多跨国公司轻而易举逃避产地国或所属国的征税。当前国际金融规章中的不少条目都基于一个理念,那就是与完全独立的国家管理机构进行自愿协调,以使自身免受政治干预。因此,通过认真分析、仔细挑选所建立并运作的新国际金融体能产生较好功效,因为它能监管、评价大型跨国银行、金融投资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从而以国际公认的制度准则来充分评估这些机构的运转情况。尽管建立这种监管机制是正当合理的,但想要把所有方案转化成现实却有不小难度,尤其是因为它需建立一个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高效、可靠的全球体系:(1)强制性多边协议,为商业和投资银行、机构性投资者(养老基金,共有基金,对冲基金,财富基金等)、评级机构制定一套适用规则;(2)各国政府承诺通过国家管制机构实施这些规则;(3)单边或多边机构共同负责规则的实施情况,并对违反者做出惩罚。
事实上,规则是否得以实施取决于各国政府做出承诺的能力和意愿。这就需要国际社会提高协调合作水平,建立管理机构。这一机构的建成能极大地提升信息搜集能力、政策分析和制定水平,从而防止危机发生,促进国际银行和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可靠运行。
五、 总结
这次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它对相应国家银行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危机涉及范围甚广,至今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也看到,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面前往往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为借口将责任推给社会和公众。他们会强调说政府部门也经常以全球化为挡箭牌,替其不作为辩护。
为了走出危机,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目前采取的措施都势在必行。这些政策措施也必须在透明、负责的基础上实施。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以恢复公众对经济的信心,这对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参与者(公司、跨国集团、金融机构和银行、养老基金等)都至关重要。因此,这次危机也为我们创建新的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一新体系有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因为它有助于全面衡量生产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巩固加强政府作为战略法规的制定者和评估者以及均衡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势力的保障者的作用。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在风险监管分析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经验还告诉我们,公共力量也应在国际协调、磋商和合作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竭尽所能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共同发展。这次危机让我们重新思考了国际金融架构,它需要各方在金融业管理规则、国际金融会计准则和金融交易处理方面展开更紧密合作。其目标就是加强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和稳定性。
最后,我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以人们和生产活动的需要为基准制定出一系列行业标准和规则,并确保它们有效执行,使金融市场透明、公正,因为这些准则是一个健康的全球经济的基石。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Crisis
Ahmed El Midaoui
(Morocco Audit Court, City of Casablanca, Morocco)
Translated by XU Fei1 DING Yue2
(1.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of Audit, PRC, Beijing 100037, China)
在那一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之恐慌、为之愤怒,这个“投资者的天堂”即将摧毁,第二轮金融危机一触即发,而这一切均拜好大喜功的迪拜模式所赐。然而,稍作冷静后,我们要问,迪拜世界的债务能否等同于迪拜的债务?这个债务危机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这座沙子堆砌的奢华之城还有可能走出困境吗?
恐慌在消退
迪拜世界公司堪称迪拜在全球投资领域的旗手,其中,尤以旗下负责房地产开发的迪拜棕榈岛集团和投资公司Istithmar最为著名。而这次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恰恰就是前者必须在12月14日前向阿拉伯的投资者偿还35亿美元的债务。虽然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的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债务的74%。但是,迪拜高级财政官员已于目前正式宣布,迪拜政府不会担保迪拜世界的债务,银行将迪拜世界视为政府一部分的看法是错误的。
迪拜在世界经济中并不占据显著位置,发生债务危机的也只是其国内的一家企业,但这次债务危机仍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
反应最快的当属股市。事发当天,英国、德国、等欧洲大国股市都重挫3%以上;除美国因感恩节休息,加拿大、阿根廷等国跌幅都在2%-4%不等;次日,较早收盘的亚太市场也普遍收低,新加坡、印度、韩国亚股市跌幅在0.3%-2%不等,沪深两市股指跌幅均超过3%,沪指收3.6%,创近三个月来最大跌幅。
随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6家迪拜政府支持企业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各国银行也在忙于计算自己的风险敞口,评估危机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有舆论称迪拜世界债务规模庞大,形容此次危机为雷曼危机的翻版。但事实上,迪拜债务风波的“溢出”效应不会太大。一是直接涉及的金额只有590亿美元,也不涉及类似雷曼的信贷衍生产品,未通过包装将债务风险转移出去;二是迪拜世界公司并不是赖账不还,而是要求延期偿还;三是阿联酋政府出于信誉考虑不会坐视不管,且具备足够的资质和偿付能力。
事后,也有多位银行人士表示,这一风波主要影响到与迪拜有业务往来的欧洲尤其是英国金融业,并且仍在可控范围。从欧洲股市、新兴市场股市随即止跌回升和美国股市下跌幅度不大也可以看出,目前市场正在从恐慌中挣脱出来。
经济模式惹争议
此次迪拜债务风波中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引起巨大反应,与其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
迪拜是阿联酋第一城市,半个世纪前因产油而发达,不过,其石油蕴存量不断萎缩,目前已几近枯竭。为了减少国民经济对石油资源的依赖,早在上世纪末,迪拜政府就开始积极谋划经济转型,致力于建设中东首屈一指的贸易金融旅游中心。
迪拜以高端房地产和金融业主导,靠大规模举债和融资等大兴土木,从而驱动金融杠杆“利滚利”,拉动经济增长,被人称之为“迪拜模式”。在这种新模式的带动下,迪拜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史上最大人工岛棕榈岛,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场;规模与迪拜城相当的“迪拜乐园”……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迪拜拥有了多个“世界第一”、“世界最大”,使一个沙漠小城演变成如今的金融中心、旅游胜地。
然而,在这令人羡慕的成就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迪拜的这些标新立异的建筑都是建立在巨额投资基础上的,据了解,棕榈岛计划耗资140亿美元,“迪拜乐园”640亿美元,更雄心勃勃的朱迈拉新城计划“烧钱”950亿美元。过去四年多以来,迪拜以建设中东地区物流、休闲和金融枢纽为目标,推进了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在此过程中,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估计目前债务约为800亿美元,加上这些投资巨大的项目却难以在短期实现盈利,最终让迪拜一步步走上债务危机的道路。
另外,迪拜政府为了吸引投资,提供了包括土地、金融、税收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全球资金源源涌入,各种资产泡沫迅速高涨,投机行为严重。
“迪拜奇迹”,“奢华之都”,“投资者的天堂”,一个个耀眼的光环不断地落在迪拜这座城市身上,使得其追求奢华的做法遭人质疑时,迪拜人不以为忧,反而沾沾自喜。
结果证明,金融的法则没有例外,泡沫迅速积累必然伴随着泡沫的破灭。如今迪拜的房地产价格已经狂降50%,许多工程纷纷停工下马,外国工人大批离去,只剩下一座座烂尾楼和等待出售的公寓以及空空如也的大厦。
正在努力化解中
然而,出现债务危机是否就意味着迪拜神话的终结呢?显然这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目前,迪拜各方正在努力化解债务危机。
最新情况显示,迪拜世界公司已经设计四项债务清偿方案。根据第一项方案,迪拜世界公司在12月14目如期偿还旗下“棕榈岛”综合项目开发商迪拜棕榈岛集团35.2亿美元的债务,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与债权人就其他债务偿还问题达成协议。第二项方案是,在各项债务偿还期限到来时,先向债权人支付相当于债务总额80%的资金。
如果以上两种方案均不可行,迪拜世界公司有可能按照其25日提出的建议,要求暂停偿还部分债务,至少将偿还期限推迟至2010年5月30日,以便与债权人就整个债务重组问题进行磋商。
另外,如果债券人就此提出法律诉讼的话,迪拜世界将着手进行资产清理。但这种可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