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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口》故事源出于《杨家将演义》。情节很简单,写抗辽大将焦赞杀死奸臣王钦若的女婿谢金吾后,被发配充军沙门岛。途经三岔口,误宿黑店。店主刘利华夫妇欲加杀害,与暗地跟踪保护焦赞的任堂惠深夜展开搏斗。任终于杀死刘,救下了焦。解放前,这个戏一直是这样演出的。刘利华是个杀人越货的歹徒,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解放后,把刘利华改成了一个颇具肝胆的好汉,他敬爱抗辽名将,为了保护焦赞,同跟踪而来的任堂惠发生了误会,经过一场摸黑恶斗,误会冰释,言归于好。这样一改,戏剧冲突更集中在任、刘二人身上,主题思想明确为“爱国英雄人人爱护”。
《三岔口》的艺术成就主要在表演艺术方面,经过许多代杰出艺术家不断地加工锤炼,达到了极高的造诣。根据文字记载,早在公元1824年(清道光四年)就有这个剧目,算算距今已有150多年了。1879年(光绪五年)京剧大师谭鑫培第一次到上海演出也演过这个戏,那时他还兼演老生和武生。再往后,这个戏在上海一带流行起来,人们称它为“南派武生戏”。著名武生演员盖叫天和张德俊都演得非常出色。盖叫天素有“江南活武松”的美名,但他岂止把武松演活了,从画家黄宾虹为盖老题写的一副对联——“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就知道,这位表演艺术家在任堂惠身上付出的心血也是难以胜计的。
《三岔口》这出戏茁壮成长、芬芳远播中外,却是建国以后几位杰出艺术家苦心浇水施肥,在新的土壤上加以莳育的结果。以李少春、叶盛章为一组,以张云溪(张德俊的儿子)、张春华为一组。尽管两组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不同,但总的方面却是一致的,就是要让这出武打戏打出生活来,打出人物来。
【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 中美差异 启示
人力资源是企业持续竞争之源,是现代社会核心资源之一。美国能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成为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世界一流大国,其原因之一就是建立并实行了具有竞争力的较为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起步较晚,加之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背景,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
一、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不足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我国企业加快了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探索步伐和改革力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从无到有,从借鉴到创新,从全盘西化到中国特色,已经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较前些年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由于我国多数企业一直沿用传统的为计划经济服务的人事管理模式,我国企业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企业制度等级观念较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在引入现代化企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事行政管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企业中的等级观念较为严重,上下级沟通不畅,下级对上级一般是服从,管理者给员工的感觉是“高高在上”。领导与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较少,员工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和对企业的影响力。
2、招聘配置与企业需求脱节
在员工招聘过程中,重资历、重学历、轻能力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对人力资源的使用也缺乏规划,招聘人员由于缺乏企业对岗位的职务分析,导致所招聘的员工往往与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不符,难免产生“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人力资源浪费现象。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较弱,其职能多为人员调配、晋升、培训等,没有按照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将员工作统一规划,难以形成合理流动的优化配置机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因人设岗、人情安置的现象依然存在。
3、培训效率偏低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企业领导者们开始意识到开展人力资源培训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只注重思想意识教育。目前我国企业培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思想意识的改造,要求员工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和发展战略,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奉献和承诺,这样的结果使思想意识的培训流于形式和说教,效果不理想。二是只注重短期效益。由于培训是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企业往往只注重员工工作技能的提升,而忽略对现代企业工作模式、工作方法、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训,使得一般员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高级员工按部就班、创造力不佳的现象成为常态。
4、薪酬及绩效考核激励作用不强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推行的是岗位工资制,员工薪资的增长主要依靠职位的调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员工的薪酬成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大多数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尽可能降低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使得员工收入与企业业绩脱节,与国际水平严重脱轨,导致人才积极性差,流动性大。目前我国企业稀缺性人才流失严重与这种灵活性不高的薪酬模式不无关系。
现如今,我国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绩效考核的重要性,并逐渐将其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核心内容,在绩效考核的工作上投入了较大精力。然而,许多企业的绩效考核工作仍存在很大误区,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过多关注员工现在是否遵守行为规范,是否实现既定目标,而忽略了未来的发展变化;考核结果不足以与员工晋升、提薪、奖励、调动、培训等挂钩,也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反馈及人员行为的激励及约束。
5、创新能力不强
作为在典型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企业,也呈现出高度的集体主义特征:重视人际关系、淡化个人的性格色彩和成就的重要性、个人与企业是附属与被附属的关系,普通人对企业战略、发展方向不必参与意见、不用承担责任,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这样便导致企业内部看似表面非常和谐,实则整体效能不高,创新能力不强。
二、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
1、更倾向于重视理性和个性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高度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度,崇尚个性和自由。在美国的企业中,也呈现出高度个人主义的特征:重视法制和契约精神,制度和管理是企业与个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推崇个人奋斗、自由竞争和自我实现,企业内部则都致力于认同个人的努力和成就,有利于营造自由竞争的良好氛围,崇拜英雄,提倡冒尖,通过激发每一个职工的创造性来提高企业的活力。
2、美国企业劳资关系紧张
美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属于技术型,劳资关系被视作一种纯粹的经济契约关系,认为企业管理是管理者的事,员工的职责就是完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其劳动贡献通过工资就可以补偿,员工没必要也不应该参加管理,更无权过问企业的经营情况。由于不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加上与管理层收入的悬殊差距,员工对企业缺乏信任感和归属感,对管理者怀有对立情绪,劳资关系比较紧张。此外,由于可以随时招聘员工,对于那些罢工、对公司有不满情绪的员工也可以随时解雇,如果在经济发展的高速期,这种频繁的劳资纠纷以及罢工,会给公司带来经营上的风险。
3、人力资源招聘配置灵活
在美国,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能进行充分自由的选择,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灵活地实现个人与岗位的最优化配置,对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化机制给予凭个人能力实现职业流动或工作转换的员工以充分的尊重和肯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美国企业在管理上实现了制度化和专业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规章制度非常完善,对个人素质的技术要求、工作职责和突发性问题的处理都有具体的规章可循,职务分工明确细腻。这种细腻的职务分工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为美国公司高度的专业化打下了基础,也为员工的录用、考评、工资制度、奖金发放以及职务提升等都提供了依据。
4、开展广泛的人力资源培训
美国企业认为学校的普通教育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实际经营具体、多元、多变的要求,因此需要对员工进行进一步的培训,以不断提高各级各类人员的工作适应能力。在美国企业,员工一经录用,首先需要接受系统的职前培训,以熟悉和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并在正式进入岗位之前完成自身的“社会化”教育。之后员工一般都需要接受在职培训,其培训内容包括技术再培训和职业意识再教育。除常规的教学和辅导外,还开展诸如研讨会、案例研究、角色扮演、文件筛选、管理游戏、工作转换等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培训。
5、薪酬及激励方式较为灵活
欧美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员工可以享受到完善的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施行基于能力的薪酬模式,能力薪酬是以人才本身具有的知识、技能及素质水平作为基础,激励员工不断学习以提高任职技能和能力。它的基本假设是员工能力越高,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就越多,即相信“有好的能力,就有好的结果”,鼓励员工自觉掌握新的工作技能和知识。
美国企业的奖励制度名目繁多,优秀员工与落后员工之间的工资福利差别相当大,总裁的年收入(包括奖金)甚至可以达到上千万,是普通员工工资的几百倍。这种高奖励、强刺激的薪酬手段,对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员工素质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在中高层领导实现自我价值、积极工作、不断增加公司的收入和价值的激励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有其特点和优势,对我国企业有可借鉴之处。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借鉴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做法和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企业实际的、具有本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树立和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的关键在于尊重人才,员工是直接生产产品的人,如果不把员工的地位认识清楚,就不可能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和提供最佳的服务,因此企业应该将员工放在第一位。我们要将企业作为人类群体,首先要为这一群体的人员服务,包括自己的职工、管理人员和公众。现代管理理论找回了“人”原本应有的位置,企业不仅要谋求自身的发展,还应高度重视员工的发展,使二者达到有机的统一。
2、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契约机制
劳动契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心理契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中国企业应注重中西方文化的结合,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契约机制。诚信是人才交流与管理的基础,是控制契约的最佳机制,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契约机制,应视员工为客户,实施新兴的企业与员工模式,从而赢得员工忠诚度。
3、加强现代化企业培训
企业培训的直接目标是提升员工的技能,但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最终方式则是提升人力资源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企业培训应该建立“全员素质提升”的理念,加强管理理念、工作方式、团队意识和创新意识培训,鼓励员工共享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建立技能培训、思维培训等多系统并行的人才开发培训体系,将课堂价值理念培训融入到企业文化和工作制度政策中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4、激励方式要与时俱进
激励是建立在员工需要的基础之上,需要不同,激励的方式或手段自然就不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型员工的比例逐渐增加,员工的需要层次逐步提高并趋向多元化,其精神需求也逐步成为主导需求。在激励方式的选择上,要根据员工不同层次的要求而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引入一些长期物质激励手段,如设计核心员工持股、经营者年薪制及股权激励等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同时,要注重精神激励,企业应建立员工全方位、多渠道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制度,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还应注重增加优秀员工的培训机会,设置职业发展多条通道,给人才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和实现个人自我价值最大化的舞台。通过综合运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真正建立起适应企业特色、时代特点和员工需求的激励体系,激发员工的潜力和工作热情,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苗小洛: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创新[J].人力资源管理,2009(5).
[2] 闫晓萍:文化背景对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影响――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中国的借鉴[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3] 高巍:浅析中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发展趋势[J].经营管理者,2008(11).
关键词:孔子 人格魅力 《论语》 礼 乐 仁
毫无疑问,文献资料(传世的/出土的[①])是我们进入古人精神世界的桥梁和通道。后人之于孔子,其情形亦复如是。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研究孔子的文献资料,除了《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外,直接的材料则是《论语》、《孔子家语》[②],以及《礼记》等;而《论语》一书,更是天字第一号的基本文献。后世欲知孔子,舍《论语》复将何从?故《论语》巍然而为儒家要典,甚或可尊之为儒家“圣经”;《论语》之所言所论,屹然而为足可与时间相抗衡的空谷足音。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说:“《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③]
《论语》一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孔子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形象,“盖孔子人格之伟大,宜为含识之俦所公认;而《论语》则表现孔子人格唯一之良书也”。
重读《论语》、“想见其为人”,感叹他广博的知识和儒雅的风度,体味其文化思考与生命关怀,探寻圣人的精神风骨与人格魅力,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也。如此读《论语》、思孔子,庶几近于陈寅恪所谓“同情之了解”[④]。
孔子,一个人格伟岸的仁者、一位“何其多能”的卓越的智者、天意纵使之而成的一代圣人(“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被誉为时代的精神偶像。早在西汉之时,司马迁就已经推许孔子为“至圣”(《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儒家极力构想的、积极追求的理想人格(“内圣”),其实孔子早就是光辉的典范,堪称“万世师表”。孔子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约略可从以下几端“述”之:
文化的终极关怀者
文化,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所谓“文化”,实即“人的文化”(贺麟称之为“人文化” [⑤])。文化,是支撑人格的基石,是砥砺人格的中坚;因此,正是文化赋予人格以厚重的意义。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终生以恢复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并以发扬光大这一文化传统为其职志。他勤奋好学,他开馆授徒,他奔走列国,他整理古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奋斗了一生。
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其实,孔子是既“述”又“作”,而且是以“述”为“作”。而这恰好也是孔子伟大的文化人格之所在,“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于开始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⑥],“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他的大贡献在此,他所以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⑦]。
孔子基本上是维护“周礼”的,但又认为“周礼”要有所损益,而经过损益的“周礼”才合乎他的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道”[⑧]。孔子之“道”,其实就是文化之“道”,它是孔子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正是人使“道”得以弘扬,这是何等自觉的认识啊!孔子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志趣高尚、生活知足,这是何等感人肺腑的精神啊!《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数语虽出自曾子之口,实则亦是夫子之道;这是何等崇高的担当精神啊!
陈寅恪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⑨]王国维是典型,陈寅恪也是典型,而孔子更是典型,而且是原创型的文化大师、民族精神的巨子。
准此,我们对孔子之勤奋好学、刻苦自学、虚心问道,便不难“同情之了解”,自亦感动莫名。对于有学之士,孔子是“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他曾经“见于郯子而学之”(《左传》十七年),曾经“问礼于老聃”(《孔子家语·观周》),“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真正地做到了“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学”中融入了一种深深的文化关怀——对“道”的终极关怀。
抚今思昔,顿觉文化之于人格魅力的无上可贵!当今社会流传着一种批评意见,说许多人“有知识,无文化”、“高学历,低素质”。究其实,这是对作为文化内容之一的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呼唤。
孜孜不倦的传道者
孔子之伟大,不但在于他是博学而多能的学者,是中国古文化传统的赓续者(“托命之人”),是儒家理想人格(“内圣”)的杰出典范而为“万世师表”;而且在于他勇敢而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的重担,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者(“外王”)。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非常高明的教师和杰出的教育家;藉此,方可“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使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赓续。
孔子在教育方面最光辉、最灿烂的一点,便是他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创造性地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所谓“有教无类”,即“不分宗族贵贱,不分阶级,都是可以施教的”,这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很有革命意义的政治突破”[⑩]。在教育活动中,孔子确确实实实践了“有教无类”。比如,出身贫寒的颜渊不但成为孔子的弟子,而且成为孔门的高才生、孔子的得意门生(《论语·雍也》)。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此绝非虚语。孔子爱自己的学生一如爱自己的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孔鲤)并未得些许私厚(《论语·季氏》),真正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崇高原则。孔子和弟子们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学问上也是平等的,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在弟子们的心目中,孔子的形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都恪守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子罕》)的传道原则;因此,孔子博得了学生的无限爱戴。孔子传道授业是很成功,他的学生颜渊曾经喟然而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八字,绝非虚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不管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还是付诸实施的践履,孔子对于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觉认识,并具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据《论语·子罕》载,孔子因貌似阳虎(阳虎尝暴匡人)而被匡人拘系(“子畏于匡”)。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还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又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甚至认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很显然,孔子是以文化“托命之人”和传道者自居的。有人如此评说孔子的这种所作所为,“孔子以身作则式地实践了对这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11],此语甚精当。
嗣后的孟子,更是明确提出“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以“未得为孔子徒”而引以为憾,又说他“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看来,孟子这一思想是“渊源有自”,“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身体力行的践履者
礼,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是维系人类群体的外在规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宝。《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礼”的破坏毁弃痛心疾首,不但振臂疾呼、奔走呼吁,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成为身体力行的“礼”的践履者,粹然而为一代礼学大师。
早在少年之时,孔子就表现出了对“礼”的出奇的爱好。《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至成年之后,孔子对“礼”更是痴迷,“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待见“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礼”愈发执著,尤其注重整齐“周礼”、恢复“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对礼高度重视,认为人不学礼则无以立身(“不学礼,无以立”[12])、不知礼则无以自立(“不知礼,无以立”[13]),“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孔子不但重视礼,而且非常强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首先是自己“正其身”,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率先以身作则、坚持习礼,甚至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不忘“礼”,“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史记·孔子世家》)。堂堂中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孔子与有大力焉。
《论语·学而》载有子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冯友兰说:“礼之本是人的性情,人的真情实感。在表面上看起来,礼的作用是扳着面孔做分别,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但据有若说,礼实际上所要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和。”[14]
孔子不但是“礼”的坚定的践履者,而且是“礼”的高明的理论家。孔子特别注重以“仁”释“礼”。孔子认为,“仁”是“礼”的思想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颇为典型的事例,体现在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李泽厚说:“孔子用心理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君子’),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的‘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15]他又说:“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外在的礼仪改造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的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间生活之中。”[16]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而是“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17]。
乐观坚毅的通达者
在一般的思想史视野里,多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李泽厚说);立说者认为,“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18]。
孔子所说的“乐”,是广义的“乐”,它包括诗歌、音乐、舞蹈,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文艺”(文学艺术)。孔子经常礼、乐并称,认为二者一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论语·泰伯》载孔子之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后世儒家一脉继承并发扬光大。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认为,“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19]。“乐”之一端,实即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体现[20]。
本节所说的“乐”,有三层含义:一是礼乐之乐;二是快乐之乐,三是乐观之乐。下文分而言之:
孔子爱好音乐、学习音乐,注重音乐教育。孔子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他曾经跟随师襄子学鼓琴,也会击磬(《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最喜欢的音乐是《韶》,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他“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慨然而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音乐之美有到如此境界者)(《论语·述而》)孔子以“六艺”教人,所教内容之一的“乐”仅次于“礼”而居第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四端既是孔门教学之条目,也是修身治学之次序。晚年归鲁,孔子又整理“乐”。孔子自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宋儒有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之教,其实,答案就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乐”,“并不是一种肉体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的平静的满足”[21]。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达观的快乐的情怀,孔子一直保持到晚年,他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而颜回箪食瓢饮中的“乐”,孔子是高度褒扬、激赏有加,也深为宋儒所津津乐道。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积极入世、济世,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有一颗平常心。有一次,孔子让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钱穆分析说,孔子骤闻曾皙之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而叹也”[22]。孔子“喟然”之叹,值得细细玩味。
孔子在世之时,许多人对其所作所为深为不解,甚至以为孔子是不合时宜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但他的弟子却认为自己的老师是个德行高尚的人。据《论语·子张》载,叔孙武叔曾经诋毁仲尼,子贡遂为老师辩白。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仲尼不可毁”虽然出自子贡之口,但却颇得孔子思想的“个中三昧”。孔子向来主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对于世人的误解与曲解,孔子不以为忤,心平气和地泰然处之。
孔子积极奔走于世,但却屡屡受挫——仕鲁碰壁,弃官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于楚(《史记·孔子世家》)。对于这种种艰难困厄,孔子有着清醒的理性的认识,乐观视之、泰然处之。孔子认为,这是“时”(时势)使然。他说:“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孔子家语·在厄》)因此,孔子说他“不怨天,不尤人”,并感叹说:“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对于外事外物(相对于“己”而言),孔子强调自我调整——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孔子说:“君子之行己,其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孔子家语·屈节解》)但是,这种灵活的能屈能伸有着鲜明而严格的原则,那就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关键之处在于因“时”得其“中”。金景芳说,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仁”(仁义),一个核心是“时”(时、中)[23],深得孔子“个中三昧”。
甚至在栖栖惶惶的流浪中,孔子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乐观精神,有时还会来自我解嘲式的“冷幽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师徒被困陈蔡,“绝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但孔子仍然“讲诵弦歌不衰”。随后,孔子适郑而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城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困厄之中的孔子,其乐观坚毅的心态和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欣然笑”三字,甚为传神,颇可玩味!
《易传》[24]上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贴切地表达了孔子这种乐观而通达的坚毅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这种“乐感文化”,逐渐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李泽厚说:“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25]。
无上亲和的仁爱者
孔子是一位心胸开阔的温厚的长者,是一位具有仁者情怀的温和的君子,是一位拥有无上亲和力的圣人。一个“仁”字,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也是孔子心胸、情怀、亲和力的最好的见证。
在《论语》中,“仁”字凡109见,其他诸范畴无出其右者。故郭沫若说,“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26];李泽厚亦云,“尽管‘仁’字早有,但把它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孔子确为第一人”[27]。
“仁,亲也”(《说文解字·人部》)。孔子所提倡的“仁”,并不像程朱所说的是禁欲的死板的;相反,“仁”是活泼泼的,是“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28],“仁即天真纯朴之情,自然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29]。换句话说,在孔子那里,“仁学一开始避免了摈弃的宗教禁欲主义”,“孔子绝少摆出一副狰狞面目”[30]。
孔子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真情实感”,而这是“仁”的主要基础;然后,才可以有“仁”的品质——换言之,“真性情”、“真情实感”是“为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31]。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见《阳货》)“刚毅木讷”者和“巧言令色”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接近于“仁”,而后者则很少能成为“仁”;所以,孔子特别强调“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孔子特别批判虚伪,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作为大写的“人”、作为贤能的教师、作为温厚的长者,孔子无疑堪称“仁者”的楷模和表率。在与学生的日常交往和接触中,孔子不时流露出“真性情”、“真情实感”,有时还不乏幽默感。据《论语·阳货》载,有次孔子至武城(时子游为武城宰),“闻弦歌之声”,夫子于是“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意谓治理区区武城小邑,何必用礼乐大道?)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玩笑之中,可见孔子是欣喜多于惋惜。“戏”字一言,“莞尔”一词,是孔子“真性情”的流露,是孔子本然一面的体露。读到这里,使人倍感孔子亲和力之非同凡响。
所谓“仁”,是对于大写的“人”的反思,是人类精神的自觉,也是孔子心目中“人的最高的道德品质”[32]。孔子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又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33],力求做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郭沫若说孔子此功是“人的发现”,匡亚明说“泛爱众而亲仁”正是“古代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34]。换言之,孔子是中国“轴心时代”的人文大师,孔子与老子是互相辉映的两大巨擘(我经常这样说)。但是,孔子所说的“仁爱”并不是无原则的什么都爱,“君子亦有恶”(《论语·阳货》),“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这是对孔子人格的极度赞誉,而此诚非过誉之辞。宋朝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此语纵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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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②]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事迹言行的重要文献,体例与《论语》相似,但篇幅远远超过《论语》。今本是在王肃作注后流行起来的,因此它长期以来被视作伪书。但结合出土文献(如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考察,研究者多认为《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它的原型早在汉初就已经存在,后经从孔安国到孔猛等数代孔氏学者的陆续编辑增补。
[③]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508页。
[④]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⑤] 贺麟:《文化、武化与工商化》,《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0页。
[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⑦]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54—255页。
[⑧]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28页。
[⑨]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⑩]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1页。
[11]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12] 《论语·季氏》。
[13] 《论语·尧曰》。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64页。
[15]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16]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17]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18] 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90—300页。
[19]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页。
[20]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66页。
[22]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99页。
[23] 金景芳:《论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4] 关于《易传》,我赞成“孔子作《易》(《易传》)”说。此事体大,兹不赘述。
[25] 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26] 郭沫若:《孔墨的批判》,《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27]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9页。
[2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29]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页。
[30]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
[3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31—135页。
[3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53页。
【关键词】中美两国;教育理念;差异化
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主要存在于教育观念以及教学模式与方法这两个方面,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两国的教育传统以及对于基础教育理解上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当前为了提高国内教育行业人才培养素质的教育改革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而改革的参考就是两国之间在教育理念中表现出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对国内教育制度进行创新的源泉。下文根据笔者的经验对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化进行了总结。
一、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对比
(一)美国的教育理念
美国独有的教育理念是促进其形成当今教育格局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美国的教育理念主要有以下内容。首先美国的教育追求的是教育机会的均等以及教育公平,这是美国的开国者留下的民主、自由、公平、平等等思想的最真实写照。就像为了消除对于黑人的歧视一样,其实美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来推进教育的公平,像如老布什以及后来的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教育质量都非常关心。在他们的任期内,对于美国教育的改革出台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方案,这些的着眼点是要实现教育的总体改进。再者纵观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为了保障教育公平他们出台了各种形形的法律,虽然这些法律在今天看来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之下这些法律为促进美国教育公平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其次美国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而人文精神是其教育之魂。在美国教育从业者的理解中,人文精神是一种宽容、自由、合作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之中包含着对他人的尊重,也包含着对善恶、美丑的判断。最终要的一点,在美国人的理解中,质疑是创造的起点,同样也是教育的根基。经过传承,这种观点已经被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所以说在美国的孩童刚刚进入学校之后,老师就会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培养,让他们能够形成独立思考以及判断问题的能力。这在美国的社会中营造出了一种不断自我否定,推陈出新的氛围,进而也同样使得美国的科技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敢于质疑与创造性的培养,是国内当前的教育改革需要借鉴的内容。
(二)中国的教育理念
其实中国的教育理念应该分为古代与现代两部分来讨论。尊师重教在我国现代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众多的教育工作者所重视,在古代更是如此,汉朝时期统治者就已经开始重视教育,他们兴办太学,目的是为巩固封建统治,能够为中央集权化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在《贾谊・大政》中有这样一句话“教者,政之本也”,意思就是教育才是政治统治的根本所在。不仅如此孟子对于教育的评价更是与天子并提,荀子认为“君师者,治之本也”,因此后世才有了程门立雪等尊师重教的历史佳话。
中国当下的教育除了向学生们传授了基础的理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们做人的道理,例如在知识中会涉及到人与人或是人与社会之间真实存在的问题,让人们能够思考其中的关系。这一点是对古代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尤其是随着与其他国家交流的不断加深,我们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教育也开始向权威性和功利性的方向倾斜。所谓的权威性是学生要服从于老师的要求,这一点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体现。但是从现在来看这并不适合当下教育的发展,权威性使得学生们丧失了发言权,不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行和发展。功利性是指的从当前的现象中获取到知识或者价值的教育理念,古代是因为受等级差异的影响,而现在主要体现城市和农村教育的差别。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使得两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不加以改进,只会让我国教育停滞不前。
二、中美两国教育差异对国内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学校要培养起学生的自我效能
我们可以简单把学生的自我效能理解为学生自身的发展以及自我价值的体现。相比较于美国的学校,国内的学校在班级组建,教学氛围、学生互动以及对学生的优差评定等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工作落实不到位,很可能会影响到学生未来的发展以及自我价值观的形成,所以说今后各级学校应该重视起这部分的工作,要拓展现有的渠道,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借助一些困境以及逆境的训练,增强学生们的自信心,让他们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能够树立起一个强大的内心。最后要在学生中间形成一种积极的竞争氛围,通过学习目标的树立来鼓励学生们学习的自觉性,这种方式也能够帮助他们探寻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二)学校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提高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学校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充分的参与到教育活动之中,这样才能够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美国的学校就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教学才能够突出实践性与应用性。今后国内的学校之中,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由老师来教学生的上课方式,用具体的问题来引导学生探究,充分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当然还应该在教学中加入实践以及应用性的内容,对教学实践环节进行强化。这样才能够提高学生的创新性与独立性,进而提高学生的自信心以及自我学习能力,如果学生能够不再一味的迷信老师的答案,这就代表我们这部分工作已经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三、结语
中美两国教育理念之间的差异化是由来已久的,虽然说一个国家的教育与其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其中很多内容对于当前国内的教育改革都能够带来一定思考。值此国内教育大幅度改革的契机,对两国间教育理念的差异化进行探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文根据笔者的经验对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化进行了总结,并且对国内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参考文献:
医学美容与生活美容的区别
2000年5月,原国内贸易部与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美容服务管理的通知”,将美容界定为生活美容与医学美容两大类。生活美容与医学美容是截然不同的行业,生活美容也可以称为化妆美容,就是采用生活化妆品和服装饰品等对皮肤和形体进行护理与美化,从而达到容貌和形体更美貌的效果,简言之就是美化容貌。生活美容可以在家里做,也可以到美容院(国外称美容沙龙)去做。美容院通过对人的毛发、皮肤、指甲、形体等进行美化或对皮肤和形体进行护理达到更靓丽、更美貌的效果,但他们不能动针,不能用麻药,更不能动刀。美容工作由美容师来操作,场所是美容院。
医学美容是遵循医学与美容原则,结合各种医学手段和美容手段来维护、修复和塑造人体美,以增进人们生命活动美感和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的科学。他们需要用麻药、打针、动刀,从事这种职业的是医师,而且是医学美容医师,工作场所在医院。
那么,医学美容与生活美容之间的关系如何疏通,如何形成共同体呢?我认为北京田永成经典美容有限公司推出的一台手术、双通双赢、三方获益、四大欢喜的举措可以说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一台手术――在玉渊潭医院,美容整形科汇集了包括“海归派”在内的国内外著名美容整形外科专家;双通双赢――美容院有客户需要做美容整形手术,为贯彻19号令把客户转到美容整形医院,术后有需护理者再到美容院。美容整形医院收了费,又分一部分利益给美容院而达到双赢目的;三方获益――美容整形医院获益,美容院获益,病人得到了最好的美容手术也获益;四大欢喜――美容整形医院欢喜,美容院欢喜,病人欢喜,政府职能部门能使19号令得到落实也欢喜。在目前情况下这不失为一个好方式,而等将来真正需要做美容整形手术的人都知道找美容整形医院了,那此种共同体也就不存在了。
美容师与美容医师的区别
美容师与美容医师粗看起来只差一个字,但差的却是非常重要的“医”字。它们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职业。
在所有大学中,医学生是最苦的,他们既要学基础科学如数、理、化和外文,又要学基础医学科学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理学、生化学等,还要学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等。4年理论学完之后,还要经过临床实习。医科大学学制是8年,5年大学、3年学研(硕士、博士),在所有大学中学制最长、学科最多。而对从事医学美容的医师和护士则要求更高、更严,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应具有6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对从事医学美容的护士有3条要求:具有护士资格,并经注册机关注册;具有2年以上护理工作经历;经过医学美容护理专业培训或进修合格,或已从事医学美容临床护理工作6个月以上。可见对从事医学美容工作的准入标准是非常严的,不是学过医就能当医学美容医师的。
相比之下美容师就容易多了,只要经过3~6个月短期培训,发给一张结业证书就可以当美容师、开美容院。他们没有经过严格的医学教育,因此不能用麻药、打针、动刀,否则就是犯法。
大夫与美容师的区别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美容界都有许多××大夫开的美容院、××大夫研制开发的化妆品、××大夫创办的美容化妆品公司。例如,国内×大夫把针灸针扎在自己的头上和脸上展示他的专长为针灸美容、××大夫拥有署名化妆品、以××大夫名字命名的美容化妆品公司及美容院在全国搞营销。这些大夫原本确实是医生,有的还有教授头衔,但当他们“下海”从事美容化妆品行业就不再是大夫,更不是美容医师,而是从事生活美容的美容师。此种情况国外也有,例如有“果酸之父”美称的Van Scott教授,他后来创办了妮傲丝翠公司销售各种果酸化妆品,他的身份就成了化妆品公司经理;另一著名公司的创办者MDFormulation原先是医学博士,现在是化妆品公司的总裁;而有“毛囊虫之父”美称的曲魁遵教授以开发治疗长囊虫化妆品驰名中外,现在他的身份是董事长。从这些事例来看,医师改行当美容师是可以的,在美容化妆品行业中有许多人做得很成功,但反过来美容师改行当美容医师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医学的学问是很深奥的。
药物、中药与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区别
现在,在各种美容化妆品展览会、博览会上悄然出现了药物、中药的影子,有的公司公开叫药物化妆品或中药化妆品,殊不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怎么能混为一谈?
药品是一种攸关生命的特殊商品,它要报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DA)审批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只有证明确实有效、无副作用才能批准上市。而化妆品只要不含违禁成分、细菌数不超标、对皮肤没有刺激性就可以上市销售。所以,药品与化妆品绝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在化妆品中添加一些功能性成分(包括西药或中药)也不能称为药物化妆品或中药化妆品。国家明文规定有功能性成分的化妆品称为特殊用途化妆品,口头上称为功能性化妆品。特殊用途化妆品共有9类:脱毛化妆品、染发化妆品、烫发化妆品、养发化妆品、化妆品、健美化妆品、除臭化妆品、祛斑化妆品和防晒化妆品。当然,特殊用途化妆品还是化妆品,在宣传上不能夸大其词,不能宣传治疗效果。因此,在特殊用途化妆品中添加了一些西药叫药物化妆品、添加了一些中药叫中药化妆品是错误的。反过来讲,外用药改造后就可以成为化妆品,最明显的例子是2%酮康唑香波是非处方外用药,如果把它改成0.5%酮康唑,再加些护发素和香料就是去屑止痒香波;又如2%吡硫锌香波是外用药,低浓度0.5%吡硫锌去屑止痒香波就是化妆品。在国外,高档化妆品可以在药店销售,但它还是化妆品而不是药品。
文身与彩绘
19号令公布后反响最大、争论最多的是“三文”技术。文身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生活美容手段,由专职文身师文刺称为职业性文身。去年我在西班牙参观了职业文身师做文身,它确实是渊源于文身师,起源于美容界。19号令中明确提出美容界不能做“三文”,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今爱滋病、乙型病毒性肝炎、巨细胞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与传播,已经夺走了亿万人的生命。而“三文”技术要扎破皮肤,且深达真皮层,还要刺入颜料,这就有可能传播上爱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其他疾病。因此, 19号令规定“三文”由医学美容来做、生活美容不能做是正确的。其次,“三文”技术由医学美容医师来做肯定要比美容师来做效果更好,因为医师学过解剖学,也更懂得美学。我们临床医学工作者手上都有数百张美容师做“三文”而毁容的幻灯片和相片,这正好说明美容师缺乏整体审美观念、缺乏解剖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