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机会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金融危机的机会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金融危机的机会范文第1篇

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金融危机使得海外金融机构负面消息越来越多,中国本土很多富裕人士纷纷改弦更张,将个人资产从外资“私人银行”转移到国内金融机构。

“我最近接到了很多以前在花旗、渣打转过来的客人,应接不暇。公司内部‘私人银行’部最吸引人了。”某中资银行人士说。

而刚刚获得《欧洲货币》杂志第六届“中国区最佳私人银行”奖的招商银行副行长唐志宏则坦言,确实有很多富裕人士将原来在外资“私人银行”的业务转到了招行。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则在第八份年度财富报告《动荡时期的财富机会》中提醒中资银行,全球动荡的时期,正是发力相关业务的最好时机。

有权威机构表示,未来几年内,中国的富人将把越来越多的资产留在国内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转移到国外。

“私人银行”业务大部分属于中间业务领域,其利润率远高于传统业务。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分析,欧洲“私人银行”业务平均利润率高达30%,其年均盈利增长率更达到了12%-15%,远优于一般的零售银行业务。而客户关系是“私人银行”的最核心“竞争力”。

2008年年底,金融海啸带来的冲击一波接着一波,欧美银行大多因本次金融海啸蒙受了巨额损失。中资“私人银行”则看到了机会――次贷危机的无底洞让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成为较为安全的投资“避风港”,一些中国富裕人士可能更倾向于将其资产留在中国境内。

“为了做好自己的‘私人银行’,我考察了一年,到各地去取经。”唐志宏分析了中国“私人银行”发展的基础和市场,截至2007年底中国富裕人士达到41.5万名,拥有亚太地区22.3%的财富,仅次于日本。“中国的‘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存在需要破解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探索符合现阶段客户需求的‘私人银行’服务模式。”

金融危机的机会范文第2篇

关键词：越南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国际游资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8）08-0017-04

1997年，国际游资大规模攻击泰铢，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迅速蔓延开来。11年后的今天，人们惊觉越南的经济困境与那场危机中的泰国经济有大量相似之处。数月以来，越南通胀严重，股市暴跌，房价跳水，汇市疲软，并且出现大量资本外逃，众多问题共同发力正将这个国家推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

一､越南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连续5年保持在7%以上增长速度的越南经济体，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陷入一场严峻的金融危机之中，而伴随危机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将让这个国家进入一个相对较长的痛苦的调整期。日前，越南国会己经决定将2008年GDP增长目标下调到7%。

通过前面对于危机爆发前后越南经济状况的研究，笔者认为近年来历经高速发展的越南经济并非完美，其内部蕴藏着深刻的问题；而近期国际经济的风起云涌也极大冲击了这个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新兴市场国家。

（一）引发越南金融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国内经济过热，信贷旺盛。1999年，越南启动了这一轮的经济增长，支撑增长的投资比重也节节攀升。2007年越南全社会投资额达到GDP的40.4%，同比增长15.8%。其中国家财政投资占总投资量的43.3%，同比增长8.1%；民营经济投资占40.7%，同比增长24.8%；外国直接投资占16%，同比增长17.1%。这一年的GDP增长率也达到了8.5%的历史新高。在乘数――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越南的投资和国民收入交替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大到资源所能容纳的顶峰，该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局面。

投资拉动需要大量的资金，除了积极地引进外资，该国宽松的信贷也支持了这一需求。当时银行为了追求利润都加大了信贷投放，尤其是中小银行信贷增速更为明显，2007越南国内信贷全年增速高达54%。伴随着进入越南国内的国际游资，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也通过股票抵押贷款和证券公司拆借贷款等形式流向股市和房市。

旺盛的信贷和过热的经济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扩张的总需求和上升的货币流通数量一起推高了国内通货膨胀的水平；另一方面，旺盛的内需增加了进口数量，这不仅恶化了该国的国际收支，而且源源不断输入了国际市场上高涨的价格；此外，近年来巨额的政府投资还使得该国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并长期维持在占GDP5%的危险水平。最后，投资结构和银行信贷结构不合理，助长了国内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资产泡沫的放大，为日后资产泡沫破裂积蓄了能量。

二是政府在对外开放和宏观调控中经验不足。2008年5月30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对越南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并称该国政府未能采取足够和快速的举措来遏制通胀。实际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越南政府和央行一直颇受微词，问题主要包括抑制经济过热的前瞻性不够､出手乏力，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过于急促，不恰当的扩大本币汇率波动区间，以及对股票市场监管不利等等。这些问题暴露出越南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与对外开放进程中经验不足。

2007年下半年，在该国经济过热十分明显（2007年10月CPI达9.30%）､信贷迅猛增加（2007年6月银行信贷同期增幅达35.1%）的情况下，越南央行应该立即着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国有银行也应注意信贷的投放。但越南央行只是在2007年6月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75个基点，紧缩力度远远不够。直到2008年3､4月份，越南央行才加强紧缩的力度，但错过了调控的良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应对失控的通胀预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紧缩性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十分剧烈，使整个银行体系资金紧张，市场利率高企，以该国南方银行为例，其定期存款利率高达17.8%。

银行体系的情况表明该国过热的经济发生了硬着陆，首先，紧张的银行体系资金和高水平的利率加剧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价格下跌，而资产泡沫的破裂反过来增大了银行，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的坏账风险。其次，高水平的利率和国内高涨的通货膨胀将伤害越南的实体经济，并使其陷入一个时间较长的痛苦的调整期。

（二）引发越南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

一是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2007年是越南加入WTO的第一个年头，在这一年越南基本开放了经常账户，资本项目开放的脚步也颇为迅速。这迎合了其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大力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门户的开放，一方面将其经济催热，另一方面令其更为深切的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美国经济的减速；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国际市场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引发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这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影响是显著的。

首先，次贷危机以来，新兴市场普遍被认为是具有较高安全边际以及更多投资机会的地区。作为新兴市场中的重要成员，越南以自身廉价的劳动力价格，优惠的税收政策，低廉的土地价格以及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倍受国际游资的青睬。国际游资进入越南之后，增加了国内的投资，继而提高了该国的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为日后危机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此外，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成为推动越南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越南对外贸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长期的贸易逆差。1990年到2005年，除1992年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2007年入世之后，该国的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当于GDP的160%），其中进口依存度达到了GDP的80%，使贸易逆差较上一年增加了1倍。巨额的贸易逆差，让世界市场上的通胀传导到了国内，加之国内经济过热，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是国际游资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近年来，越南成为国际资本的宠儿，大量资金进入该国。2007年越南的FDI规模达到203亿美元，同比增长69.3%。许多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国际游资“变相”进入越南，这些资金大多投向了该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此外，越南近年来侨汇也大幅增加，2007年通过正式渠道汇入的侨汇达到55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8亿美元。这些侨汇主要用于投资证券和经营房地产。事实上，侨汇也构成了流入越南的国际游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不断推升股市和房市，到2007年1月后，越南股市的平均市盈率高达73倍，而2007年房地产价格也较上一年上涨了50%。但是国际游资具有波动性大的特点，当其完成套利行为后，迅速的退出了该国的资产市场。越南国内高涨的物价水平和剧烈下挫的股市和房价，动摇了国际游资继续在越南逐利的信心，所以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外逃和越南盾贬值的现象。

国际游资对于越南国内市场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在进入越南时，越南央行为了维持越南盾币值的相对稳定，只得增加外汇占款的供给，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使得货币投放量迅速放大，造成了国内流动性过剩。第二，爆发危机后迅速撤离，使越南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在外逃过程中还做空越南盾，实现双向套利，引起越南盾的过度贬值。必须指出，国际游资对越南国内市场的冲击与越南政府过快的开放资本项及证券监管部门对股票市场监管不力有直接关系。图1反映了越南金融危机前后经济表现与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间的关系。

二､越南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近一段时间的经济表现却与越南有些许相似之处，高于以往的物价水平，不断下跌的股市，房市持续多年上涨之后或将出现的拐点。但是两国又存在很多不同，例如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外汇储备规模巨大､本币币值坚挺等等。两国的差异以及相对及时地推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现阶段出现与越南类似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通过对比越南危机前后的经济状况，探究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对于发现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依然大有稗益。

（一）调整经济增长速度，防止经济过热

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冷静的应对经济过热，更是值得每个政府思索的问题。越南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是该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过高的情况下，政府被经济增长遮住了视线，没有及时有效地执行紧缩性政策所至。

中国现在应将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并应着力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首先是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势头增长之间的关系?鸦第二是扩大内需与保持外需的合理增长之间的关系?鸦第三是保持实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与虚拟经济的健康稳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策略或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稳定通胀预期，调整经济结构､协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将会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近期，当多个国家同时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中国的宏观调控相对及时，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便开始对信贷进行紧缩，有效遏制了通胀预期失控和物价大幅上涨。相反，越南政府直到2008年3､4月份才开始加强宏观调控，错失了调控的良机，导致该国陷入目前的困境。

经济政策释放出效果是存在时滞的，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具有前瞻性，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制止经济情况的恶化。制定政策是否具有前瞻性，执行政策是否具有力度，是一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的重要表现。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国，需要具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来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当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转型国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以便更加及时准确的使用各种政策工具，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结合目前中国经济现状，笔者认为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有效遏制通货膨胀而又不会令宏观经济出现硬着陆，这将是政府宏观调控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正确认识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享受全球化带来利益的同时，中国经济也越发直接体会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近一两年来，由于美元贬值，造成能源､粮食､资源等初级产品价格的价格上扬，继而向世界各国输入了通货膨胀。受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市场也发生了剧烈动荡。这些外部的变化，给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增添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正确认识来自外部的冲击，及时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对于应对目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为预防输入型通货膨胀继续推高国内的物价水平，应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信贷的合理增长。第二，为应对美国经济放缓可能带来的进口下降，应积极开展多边贸易，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优化贸易结构，保证我国出口的较快增长。第三，为防止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要着力稳定股市和房市，促进两个市场健康发展。

（四）防范国际游资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冲击，保证金融安全

积极引进外资，助推国内经济增长，是中国和越南的共同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给经济注入了活力，改善了投资数量和质量，促进了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扩大了进出口贸易，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近年来，外资流入在规模和结构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规模上看，2001至2005年的五年中，外资流入总量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7.22%?鸦从结构上看，作为短期资本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增速快于外国直接投资。

和危机爆发前进入越南国内的国际游资一样，短期投机资金的大量流入给中国造成的消极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并在较大程度上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了威胁。首先，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促使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且结构不甚合理（债务性储备相对于经常项目下形成的债权性储备，比较不稳定）。其次，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放大了国内的资产泡沫，在房地产市场表现的尤为突出。再次，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加大了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最后，如果发生国际游资大规模､突发性的逆转，将会对中国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国际收支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资本项目的开放过程中，应加强对于国际游资的监管，提高政策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积极推进区域和国际合作，以求实现维护国内经济稳定､保证金融安全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常修泽，2008:《越南是怎样治理当前通胀的――越南当前治理通胀的举措及启示》[J]，《浙江经济》第9期。

[2]古小松，2008:《灾年快发展越南2007-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分析与预测》[J]，《东南亚纵横》第2期。

[3]姜书竹，2007:《越南对外贸易现状的实证研究――兼论一体化对越南贸易的影响》[J]，《国际贸易间题》第12期。

[4]李红､卢晓勇，2006:《利用外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第9期。

[5]王宇､任芳､谢伏瞻，2008:《五大举措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EB/OL]hppt：//省略。

[6]时哗，2008:《新兴市场主题QDII越南蝴蝶》，[EB/OL]hppt：//省略。

金融危机的机会范文第3篇

一、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提出新的挑战

国内外会计舞弊案件的层出不穷及其危害之大，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危害之深远，会计监管不力难逃其咎并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会计监管的思考。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各界一方面忙着寻找罪魁祸首；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应对危机的举措。人们从次贷危机追溯到衍生金融产品，追溯到市场及市场信用，进而牵扯到会计准则和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危机的原凶之一，会计准则也成了金融危机的救“市”主。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进而政府如何规范会计信息、是否修订会计准则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到底会计准则与金融危机甚至与全球经济危机有何关系成为我们不得不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于政府规范会计信息规则的必要性普遍赞同，特别是在本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日益漫延的现实情况下，对会计准则的质疑和加强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特别是企业风险信息的披露的呼声日渐增强。但是对于如何规范以及规范的范围、规范的强度则众说纷纭，仍无定论。特别是在我国，新会计准则于2006年2月，并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开始施行，同时鼓励其他企业执行。新准则执行三年的实践，是否如各界所望规范了会计信息、进而避免了或减少了资本市场上大量的财务舞弊或盈余管理行为就成为一个现实研究课题。同时，新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刚刚实行一年多，即遭遇一次全球性的金融以至经济危机，危机对新会计准则提出了新的挑战，会计准则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无论从理论研究出发还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新会计准则的完善与会计监管模式何去何从值得人们探讨，而且迫切性日渐增强。因而，对我国新会计准则的经济学分析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我国新会计准则性质的规范经济学分析

有关会计准则的性质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论述，本文认为有关准则性质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技术规范观

该观点流行于会计准则产生之初，认为会计准则就是一种客观标准。持“技术观”的学者认为，会计准则是纯粹的技术性规范手段，是客观的约束机制。如杨纪婉（1992）认为，会计准则是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会计行为的规范化要求。葛家澍（1996）也指出：我们已经明确，企业会计准则是企业会计核算的规范。从这种观点的出发，会计准则制定者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建立一套科学的、完善一致的会计原则，并据此设计出合理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他们相信，只要借助科学合理的理论和有效的制定程序，会计准则就应该或能够达到完善，并发挥理想的规范作用。

（二）政治程序结果观或分配标准观

“经济后果”作为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该观点认为会计准则安排直接形成资源配置状况，或影响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按照曾任美国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泽夫（Zeff，1978）教授的理解，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这些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又可能对其他团体的利益产生影响。后来的学者将之称为“经济后果”。简单地说，就是不同的会计准则和不同的会计程序导致各个主体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三）产权安排观

该观点认为，“会计准则属于产权制度范畴，它是产权制度的一种或特定社会产权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会计准则作为提供会计信息的主要规范，其基本结构是产权经济模式的自然反映，产权关系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而出现了不同的会计准则规范，以维护其特有的企业产权关系。“显然，会计准则作为会计行为的规范与制度，它是以产权理论为基础的，并且，其运行是否有效、作用发挥是否正常，也有赖于其产权界定恰当与否。”因此，可以说，任何一种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对某些特定主体产权（财产权利或经济利益）的保护。

（四）公共合约观

“从公共选择理论看：会计准则是一种公共物品”。该观点是把对会计准则性质的认识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认为会计准则是一种公共物品，是调节社会利益集团经济关系的会计行为规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由于其公共物品性，政府在其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要考虑各个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最终成为多方博弈均衡的产物，在性质上也就表现为企业利益关系人共同“签署”的合约的一部分，是一份关于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的公共合约。它的产生是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缺陷，对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制定权以一种公共的合约安排来替代原先的单个企业的私人合约安排以节省社会交易成本。

上述四种观点各有所长，都有可取之处。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将会计准则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只是看到了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所呈现的技术规范这一外在形式，而没有对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及实施后果给予足够的关注，但是它是会计准则的一个重要性质。该观点由于其目标的单一性和明确性，更易用于指导准则制定并能突出准则制定者在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地位和独立作用，但由于其忽视了准则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和政治程序的影响，往往会导致过分夸大准则的作用而影响对准则功能的客观评价。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会计准则制定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该观点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会计准则的制定必然是一个政治性的过程，任何一种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对某些特定利益主体的保护，但该观点更多地是对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关注，而非准则的实质反映。第三种产权安排观主要从产权的视角分析了会计准则背后的产权诉求，强调了会计准则对产权主体的保护，实则是准则功能的体现；而第四种公共合约观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在会计领域的运用。它所依赖的核心概念是“交易费用”及“公共物品”等，即会计准则是一项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的结果。会计准则这一公共合约是为了适应现代企业发展而进行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创新的结果，是对准则性质的较为宽泛的认识。

本文认为，对会计准则性质的理解应建立在上述四种观点的融合之上：正由于技术规范观强调准则应该客观有序，因此我国新会计准则应从技术规范的角度考虑构建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概念框架指导下的完善的会计准则体系；而经济后果观的直接推论就是准则制定程序的政治性，该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准则制定过程中一方面应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另一方面又要看清各方背后隐藏的不同利益集团利益角逐的本质，尽可能维护多数主体的利益。从产权安排观出发，可以使我们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与修改时充分考虑社会产权制度的稳定和对产权的保护。从公共合约观出发，我们知道政府拥有一般通用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这种准则具有较大的强制性。公共合约之所以得以达成是由于政府强制力的作用和其能节约交易费用，但如果出现政府“创租”或“寻租”，或者由于公共合约的强制性执行而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超出了交易费用的节约，那么就将是对市场的扭曲而得不偿失。

三、结束语：新会计准则的性质分析

本文认为，在分析我国新会计准则的性质问题时，应该遵循一个由核心向逐步拓展的思路：

首先，新会计准则是用来规范现实会计实务并指导会计实务的行为规范。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各种规章制度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约束，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交错的规范体系。不同市场主体通过财务报告对外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技术规范或标准，而是各行其是，则信息使用者面对五花八门的信息表达将会无所适从。因此，必须有一套统一的规范或标准来指导和约束市场不同主体的信息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会计准则首先应当是一个纯客观、技术性的约束机制，是用来指导和检验实务的标准，这是会计准则的基本职能体现，是它的核心特征。正是基于此，当我国社会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之中，当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之时，种种新的经济业务要求有新的会计规范和标准进行指导，我国财政部适时修订并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作为对企业会计实务的指导和行为规范。

其次，新会计准则是一种公共规范，具有权威性。会计准则要能普遍被接受和认可，还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权威性的支持。所谓权威性支持，即国家政府强制力的介入。因为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性，使得信息的提供者必然有所保留，从而影响信息的透明度和完整性，使得流传于市场上的财务信息容易失真。然而，公共物品的利益属于社会大众，不当的公共物品将有损于公众的利益。因此，为了避免因会计信息的误导而发生大的市场波动，推动社会经济秩序正常有序的发展，政府必须通过一定的强制性手段，促使企业提供“公允恰当”的公共物品，以维护财务信息的质量，确保公众整体的利益。可见，会计准则应当是规范各利益方行为的公共规范，应具有强制性。新会计准则正是我国政府基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的立场而主导制定的，要求市场经济体系利益各方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具有强制性和威慑力。

金融危机的机会范文第4篇

那么，外资银行的进入真的会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吗？

一 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市场的基本趋势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的有关协议，中国银行业开放时间表的主要包括：（1）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后，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在加入WTO一年内，取消在广州、青岛、南京、武汉的限制；在加入WTO 二年内，取消在济南、福州、成都、重庆的限制；加入WTO 三年内，取消在北京、珠海、厦门、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内，取消在西安、沈阳、宁波、汕头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内，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2）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批发业务放开；在加入WTO五年内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零售业务放开。显然，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对外开放协议。

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下，基于对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不同判断，不同的机构对于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表现出不同的预期。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相当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找重开拓高端市场的花旗银行为代表。花旗银行的专家在其进入中国市场的份额预期时强调，如果花旗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太高了，华尔街的分析师会提醒投资人：“花旗正在成为一个中国家的银行。”这会降低银行在市场上的价值，这不是股东们所愿意看到的，因此这些聚焦高端客户的部分外资银行只会努力做好在中国的、其市场定位范围内的部分业务，但不会追求市场的份额。换言之，在花旗银行的专家看来，如果不能为花旗银行带来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场的盈利水平，花旗银行是不会盲目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这一点在近期花旗银行浦东分行对于理财客户最低存款限额的规定上就可见一斑。

（2）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渣打银行的报告为代表。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期，在中国加入世贸十年后，外资银行在中国贷款市场的占有率会由现时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根据该报告的预测，假如开放银行市场能让银行业总借贷额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间每年增长13%，外资银行贷款增长每年将达到四成的复式增长，在二零一零年时外资银行贷款额将有百分之八的市场占有率。，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贷款市场占有率仍低，截至2001年九月时，外资银行的放贷额只及中国内地银行业的百分之一点七。

（3）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目前经济界被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是预计10年之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平均会达到10％，这一预测稍高于渣打银行的预测速度。

（4）乐观的预测。这以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的预测为代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莫利预测说，中国的银行将在入世后丧失相当大的市场分额，其利润份额也将大大缩小。他说，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过低，中国加入WTO后10到15年，将可能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约30％的份额。

那么，如果外资银行按照上述较为乐观的预测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会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呢？实际上，对于银行体系来说，只要不发生支付危机，只要流动性保持较好状态，即使出现较大比例的坏账或数额较大亏损，也能在相当的时期内维持正常的运营局面，这是为各国的银行体系所证明的。因此，即使外资银行以上述速度进入中国银行市场，在某种临界状态下，中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即使失去一大批存贷款客户，也未必发生支付危机，而且，在这种限定的前提下，我们所能收到的必然是银行类金融服务得以改善的效果。这里所说的临界状态，是国有银行体系通过拓展业务带来的相对稳定的增量负债来支持包含一定比率的不良资产的流动性资产及总资产。根据现有的实际数据和经验比例，这是不难测算出来的，而且国有银行也是不难满足和达到这一临界指标的。因在此前提下，所谓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引发金融危机基本上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说法，中国的分步骤市场开放策略更是分散了外资银行迅速进入可能对国内银行业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当然，在保证不断拓展业务、并且不发生支付危机的临界状态以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只有提高营运效益才能不断补足核心资本，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外资银行的进入当然会导致部分优良客户的流失，但是我们的和预测不能静态地看待中资银行的经营行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资银行既有坐以待毙的可能，更有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外资银行压力下加快内部市场化改革、并维持和争夺业务份额的可能。

二 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力对比分析

实际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取决于不同银行的市场定位及其相对的竞争优势。

一般来说，外资银行在经营机制方面的优势来看是明显的。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在国际声誉、薪酬待遇、激励制度等方面比中资银行有较大的优势，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国内银行人才外流。由于外资银行的市场定位和以盈利为导向的经营目标，外资银行通常会注重高端市场的开拓，注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业务，这一部分业务在整个市场份额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时，外资银行为外资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所促进的优质企业的成长，业能够带动总体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市场定位和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对于外资银行设立网点的约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对吸收居民储蓄存款的兴趣有限，对于企业存款的竞争会相对激烈。

因此，在当前对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市场后的的讨论中，一些金融机构实际上有意无疑地夸大了外资银行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这一夸大可能会形成政策上的影响力而对促进金融机构推进改革发挥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可能误导金融界对于外资银行的政策举措。即使不考虑当前外资银行相当有限的市场份额，对于外资银行竞争力的夸张实际上也低估了中资银行本身具有的竞争力和相对优势。近10年来，中资银行业的管理人员日益年轻化、专业化、技术装备具有国际水平，分支机构网点更是遍及全国，而且在五年的准备期里，中资银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国市场上拓展业务的外资银行同样面临许多经营风险，相比之下还缺乏国内银行所具有的各种优势。中国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放开外资银行在华展开业务的机会，但真正的市场开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一连串金融改革齐头并进的。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既有跨国投资的一般风险特点，也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中国特色的风险。首先是道德风险。由于中国市场还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良好的信誉环境，导致一些企业经营者滥用和挪用贷款，这会直接或间接增加外资银行的风险，这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共同面对的。其次是市场风险。由于中国的非经常项目还没有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也对外资银行深化业务形成了约束。再次是信用风险。由于中国企业的资信程度还较低，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连带影响贷款的偿还能力，这是西方银行系统不常见的现象。从资金来源方面，实际上人民币资金来源始终困扰着外资银行，加上没有一个公开、有效的最终贷款者制度，致使外资银行承担着较高的流动性风险。还要指出的是，外资银行在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并不比中资银行高出许多。中资商业银行经过20多年的磨练，在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虽然与国际著名银行尚有差距，但距离并不大，而且外资银行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和物力，在网点规模上仍无法与中资银行分庭抗礼，在人文环境上，外资银行更无法与中资银行相抗衡。

因此，更为务实的看法，可能是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在竞争中合作，共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共同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做大，则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 从香港市场的银行竞争格局看中国内地银行市场的演变趋势

市场的开放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吗？不仅国内家电等行业的开放不能证明这个结论，以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的中国香港为例，外资银行的灵活进出和高度竞争，实际上推动了相当银行体系的完善和，而且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地看，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香港银行业的黄金。香港是世界上除纽约、伦敦之外，外国银行最多的第三大银行中心，全世界资产排名表前50名的银行中有44家在香港开有分支机构。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来，香港取消限制，向外资银行打开大门，政策逐步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资银行蜂拥而至。香港金融业因此迅速，直追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而成为世界上金融机构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香港银行市场主要由三大银行集团主导，即中银集团、汇丰-恒生集团及渣打银行香港分行。三大银行集团占香港整个银行贷款市场50%以上，处于第二层次的东亚银行占4.5%，道亨银行占3.5%，其他中小型银行份额不高，平均市场占有率仅1%-2%。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银行市场开放前可以说是英资独霸市场，现在历经风雨后的的香港银行业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资银行，它在香港银行体系中一度居于垄断地位，主要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其二则是中银集团系的中资银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的事情。其三则是其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外资银行，它们大多是实力雄厚的国际性大银行，在世界500家大银行中排在前100位。主要有美资银行、日英银行、加拿大银行和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各国的银行，其中以美、日资银行为最强大。剩下的一股力量就是当地银行也称华资银行，居于香港银行业的第四梯队，它的黄金时代是1946年至1964年，华资银行规模小、分支数量多，在香港华人特别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中独具竞争力。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或被外资大银行及其它机构参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管，真正独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和自身的盈利空间，共同促进香港金融体系的发展。目前，香港的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比率高达18.8%，远高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而且香港银行的平均盈利水平为亚太区内最高，股本回报率达15%，开放和竞争给香港银行业带来的共赢，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内地把握外资银行开放进程及其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四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性合作会推动中国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提高

如前所述，由于外资银行与其中资银行的市场定位不同，所具有的相对比较优势也存在差异，因而尽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对中资银行的经营形成相当的压力，但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同样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由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是渐次推进的，因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容易引发银行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在这个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真正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是中资银行在外资银行的经营压力下，不能及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可以预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重组进程，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开放银行市场将增加银行的收购与合并活动，而且并不限于大陆银行之间的合并，也可能涉及外资银行。特别是考虑到部份外资银行有兴趣与内地银行合作，从而受惠于内地银行现有的及市场声誉，这种购并活动会趋于活跃，并且使得中国内地的银行业的竞争更为激烈，从而促使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总体提高。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性合作，能够共同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作大。实际上，外资银行能够选择进入中国市场，也是与中国的迅速发展分不开。在这个不断扩张的市场中，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因为经营优势的差异，选择服务的市场区间会有差异。例如，从目前有限的几家外资银行看，由于这些外资银行的运营成本高，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客户上，例如，花旗银行要求理财的客户每个星期存款帐户不低于（或等值于）2000美元，客户每月日平均总存款额不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否则将收服务费人民币50元或美金6元。汇丰银行则要求客户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额为2000美元，活期存款虽然不设起存点，但如果客户每半年的账户平均金额低于2000美元，则要收取每6个月20美元的服务费。与此形成对照的而是，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中资银行则更多地是利用广泛的网络布局服务于更多的普通客户。在这个竞争性合作的过程中，中外银行之间是竞争对手，也是策略伙伴。而银行市场的竞争将使得企业和居民等金融服务的最终消费者获得益处，他们将切实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和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空间。

五 加入世贸也为中国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金融危机的机会范文第5篇

上海交通大学113年的历史是一部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史，面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团队和拔尖创新人才汇聚、学科综合交叉集成、自主创新优势凸显的优势，充分体现高校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科技支撑作用，继续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为目标，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为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作为“国家队”的上海交通大学，注重追踪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积极调整学科布局，深入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大力推进自主创瓶注重以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为牵引，深入推进产学研战略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注重把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放在学校工作的中心位置，自觉对接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强化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为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科技和人力，智力支撑。积极促进学科交叉，推进自主创新，为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提供知识储备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积极开展战略性、前赡性的学科布局，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引领未来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加强战略谋划，采取积极推进措施，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

“十五”规划以来，学校瞄准国家部署的若干领域、方向，发挥多学科优势，点面结合，积极培育学科生长点，扶植一批新兴交叉学科快速成长。学校专门出台了促进交叉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十项政策，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费投入、人员聘用、职务晋升、薪酬待遇，人才培养、合作机制，执行保障等方面保障和推动上海交大交叉学科创新平台的建设。

加强多学科的系统集成，实现优势叠加，提升传统强势学科

学校抓住和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重组的机遇，大力推进医、理、工的深度合作，建立了集中生物，医学、物理、电子，数学、计算机等多学科交叉的系统生物研究院、以及以医学应用为主导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及前沿性医疗技术及仪器设备的研发Med-X等交叉平台，有效实现了学科间的优势叠加，学校在2008年获得的10项国家科技成果奖中有6项与医学相关。加强交叉学科特区建设，构建多样化的交叉学科研究体系，形成未来竞争优势

学校凝聚力量，整合资源，有组织地把学校的科技创新力量汇聚到国家重大科技战略方向上来。如，为了响应国家的海洋开发战略学校积极筹建海洋工程国家实验室，面向未来纳米科学和微制造技术的发展成立了微纳科学技术研究院，为了顺应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趋势成立了Bio-X研究院。瞄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开展基础性、战略性技术研发，占领未来行业的科技制高点

学校积极对接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成立了航空航天学院、能源研究院、核电技术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等平台，“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和“信息内容安全”两个国家工程实验室已经正式获准立项建设；为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学校成立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中美物流研究院等。

大力推进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升级

经济危机同时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型的有利契机，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提出的12字方针，先后出台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不仅是要解燃眉之急，更是着眼于长远发展和未来的竞争力，关键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过程中，促进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转型。

通过学科链对接产业链，突出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的各种途径，逐步形成了具有交大特色的产学合作模式

学校与宝钢、中海油、中广核等20多家国有大企业集团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在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开展广泛合作与数百家行业骨干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成效显著。比如，上海交大与宝钢集团早在2000年就成立了“汽车板使用技术联合研究室”，2004年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2006年启动新一轮“集企业之需和院校之长”的集群式战略合作。目前，双方共同合作科研项目近200项，共建研究基地一联合实验室6个，2项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有40名宝钢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被聘为交大研究生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90多人。此外，上海交大与中核总，中广核、上海电气等围绕国家核电战略，与中国商飞等围绕大飞机工程开展战略合作，采用超常规的举措培养紧缺人才，开展关键技术联合研发和科技攻关。

以国家和区域支柱行业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技术的研发创新为目标，采用全新的体制机制谋划建设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

学校积极与上海市，闵行区及国内外重大企业合作，谋划建设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高技术产业前瞻性和基础性研究，力争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研究成果，酝酿形成若干国家重大专项和产业化项目，成为未来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衍生地、高新技术与产业界连接的前沿高地、高科技公司的重要孵化基地。

紧密对接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墙养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人才库”和“蓄水池”作用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是学校近年来重点探索的课题，围绕这一主题学校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重点构建三大平台，努力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以打通学科专业限制，搭建本科生通识教育大平台；以完善学分制为重点，构建教学管理信息大平台；以国家课程基地为中心，构建大学生创新活动和实践教育大平台。学校先后投入1.55亿元人民币和235万美元《世行项目》，建设了大学物理、机械基础、生物基础、工程训练中心等十大实验中心和创新基地。

鼓励学生参与前沿科研，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探索创新精神

学校把引导学生进入前沿研究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并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配套予以保证。在本科生培养上，学校每年投入1 00万元专项经费，推进本科生参与科研计划(PRP计划)和科研项目。同时还出台政策，鼓励更多的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到校区毗邻的紫竹科学园区去自主创业，在“三区联动”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建立创新与创业课程体系，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发掘他们的创新创业潜力

学校于2007年开始面向全校学生推出创新与创业课程――“创新与创业大讲堂”，该课程实行知名专家和企业家集中授课，专业教师小班精讲、投资公司高管小组单独辅导相结合的授课模式，以跨专业的学生组成学习团队为主要学习模式，采取项目商业计划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以竞赛和实际创业机会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与智慧，收到了传统育人方式难以企及的效果。

成立人才培养校企联盟，联手各大用人单位共建创新人才培养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