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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欧洲,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此次冲击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8年9月到2009年4月),金融危机迅速向欧洲大陆蔓延,主要表现为部分金融企业最先受到危机冲击,然后,开始蔓延到实体经济,造成欧元区经济全面下滑,而经济结构中金融比例较高的英国、冰岛和爱尔兰首当其冲,对外资依赖重、部分转型未遂的中东欧国家则深陷债务危机之中,各成员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进行应对。第二阶段(2009年5月到2009年9月),欧洲各国急速出手的救市计划及欧洲央行刺激政策初见成效,欧元区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逐步企稳,第三季度延续了第二季度的良好态势。根据Eurostat的数据,欧元区2009年第三季度GDP实现0.4%的增长,而这也是连续5个季度衰退以来的首次增长。2009年末2010年初,金融危机对欧洲,尤其是欧元区的影响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一方面,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复苏基本已成定局,全球经济似乎已经逐渐摆脱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荼毒,即使在总体经济情况不佳的欧洲,也出现了正增长。根据德国六大著名经济研究所之一的慕尼黑伊福所(Ifo)的预测,2009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的GDP将分别增长0.3%和0.2%。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及相关经济学家反复告诫危机并未全面过去,还未到刺激性举措全面退出的时刻,提醒各国关注危机反复的可能性。而与之相佐证是综观目前欧元区国家总体状况,危机的结构性后遗症开始逐渐显现,复苏出现阴影。具体表现为:
希腊等“欧猪诸国”债务问题具有爆炸性自2009年10月起希腊就陷入了国家性债务危机中,希腊政府对外宣布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GDP的12.7%,而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13%,均远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和60%的上限。因而从去年12月开始,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该国的信用评级。受此影响,希腊10年期国债相对欧洲基准利率、德国国债利率的溢价已达3.7%,为欧元区创立以来的最大值,而希腊债券的违约担保成本也创下370个基点的高位纪录。评级下降意味着政府债券投资风险上升,融资成本将会显著增加,并且一些持有政府债券的希腊金融机构也将受到影响,进而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希腊的债务危机并非是简单的个案,除希腊外,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财政状况也捉襟见肘,并被戏称为“欧猪四国”(PIGS)。西班牙已经同希腊一样被下调了信用评级,葡萄牙2009年的预算赤字预计将从2008年占GDP的2.8%跃升至8%,而爱尔兰的财政赤字在2008年就达到了GDP的7.2%,这也是6年来爱尔兰政府首次出现赤字。此外,意大利也深陷信用危机的泥潭。
区内各国经济状况喜忧参半,各国参差不齐,且存在普遍隐患一方面,包括德、法在内的大部分国家总体经济情况趋稳向好;另一方面,相较其他主要经济体,欧洲国家目前突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普遍超标。欧盟委员会的秋季报告表明,欧元区2009年的政府预算赤字已经从2008年的2%膨胀到了6.4%,而且这一数字有可能在2010年上升到6.9%。若现行的政策不变,2010年欧元区16国的政府债务将占到总的GDP的84.0%,有近一半国家的公共财政存在无法持续的风险。二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无增长就业。2009年11月份的欧元区失业率已经上升至10%,第三季度的就业人数与同期相比下降了2.1%。成员国中劳动力市场恶化最为严重的是西班牙,其国内整体失业率竟高达19.4%。
区内经济政策协调遭遇两难选择,给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出了个大的难题 因为目前使用单一货币的欧元区各国经济景气周期的不同步,出现了典型的、自欧元区成立以来一直争论的不对称冲击问题。如欧洲央行继续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德、法等逐渐回归正常的经济运行的国家来说,有可能出现严重通胀,甚或滞胀;而现在就实施退出刺激政策则可能使因债务危机等而身陷危机、财政手段严重受限、急待援助的希腊等国难以步出危机,进而影响与之同处欧元区的其他国家经济,使复苏夭折。
就债务危机的后果来看,希腊的债务总量并不大,且希腊在欧洲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和地位也不足以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经济稳定。然而,对于希腊问题的处理不当,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被下调了评级后,希腊的偿债能力进一步下降,一旦希腊政府宣布破产,不仅其最大的债务国德国将蒙受巨大损失,还会使得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爱尔兰这些国家的状况更为艰难,甚至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当然是欧央行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以目前希腊的财政状况来看,希腊政府显然无法靠自身力量偿还所有债务。一种解决方法是希腊退出欧元区,放弃欧元,选择更为廉价的货币来还债。这无论对于欧元区还是希腊自身来说都是一个下下之策。另一种方法就是寻求欧盟或者他国的援助。由于希腊的信用评级被降为“BBB+”,则从2011年开始希腊国债将不能再作为向欧洲央行贷款的抵押品。当然欧央行可以继续保持其现在的信贷质量门槛,以使得希腊能够通过欧央行进行融资,但这势必会引起爱尔兰这些同样受到债务拖累的国家的不满与抗议。
此前,德国曾表示愿意同欧元区各国一起为希腊分担债务,但没有得到欧盟的认可。因为欧盟担心一旦此次希腊开了由富国替弱国还债的先河,会使得其他欧元区国家纷纷效仿,从而产生吃“大锅饭”的心态,将债务推给欧盟。而如果希腊寻求国际组织如IMF的援助,又会极大地影响市场对于欧元的信心。因此无论哪种选择对于欧元区的复苏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而主张希腊通过自身力量解决当前的危机的原因。不久前,希腊政府也公布了新的财政预算方案。根据这套方案,希腊政府将通过削减公共支出、改革税收体系和推动支柱经济产业发展,将2010年的财政赤字降低4个百分点,并在2012年底前将赤字规模削减至2.8%。但鉴于目前希腊的整体经济环境和本身薄弱的经济基础,实现这一目标势必困难重重。而最新欧盟峰会达成的一致援助协议事实表明,欧盟意识到这不是个别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要各自负责,但前提是不能让航船沉没。
后危机时代欧元区经济疲软表现的内在根源
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发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本身制度安排的结构性弱点,又有临时性国别个案的缘故。
制度安排的结构性软肋及后果欧元区国家大多属于福利国家,二战以来形成了一整套费用高昂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最突出的后果是福利支出负担相对较重。根据Eurostat的数据,欧元区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占到了GDP的18.7%,而美国的这项数据仅为6.9%,日本为12%。另外,与此同源的过度劳工保护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僵化,使用工成本高、效率低。在全球化、老龄化冲击下,经济增长缓慢、财政支出居高不下,推高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
另外,当时为了在不同国家引进单一货币,要求相关国家在货币及相关领域实施趋同举措,由此制定的《稳定与增长公约》给出了包括财政赤字和债务标准分别不能超过3%和60%的标准,这是维持欧元单一货币在不同国别通用和稳定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各国上交货币,其后果是当各国经济景气状况不一致时,各国本身无法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欧央行的政策则会进退维谷、难以兼顾两端;同时,各国在调节经济时也少了货币政策工具而更加倚重财政政策,赤字和债务负担超标现象很普遍,包括德法等核心国家在内均无幸免。
此外,债务危机还暴露出欧元区内因为欧元而捆绑在一起的诸多国家近十年来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不平衡现象愈发严重。这种不平衡一方面是指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是指成员国间竞争力的差异正在加大。深陷债务问题的几个国家近几年中普遍积累了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尤其爱尔兰、西班牙和希腊,相对于其他欧元国家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但也存在过高的通货膨胀和大量的房地产泡沫。2007年,爱尔兰金融部门的产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6%,而欧元区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为5%。当资金运转出现问题时,这一系列的不平衡不仅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的冲击更大,也容易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迅速恶化。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希腊经常账户赤字去年要占到GDP总额的8.8%,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项比率分别为5.4%和10.2%,与此相对的是德国有着相当于GDP总额4%的经常账户盈余,而卢森堡盈余比率更是高达11.6%。而且大部分价格和成本竞争力指标都显示,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早期阶段各国的差异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这无疑会对欧元区的长期发展和成员国间的协调带来更大的考验。
临时性原因 金融危机的冲击是造成欧元区国家财政状况骤然恶化的导火索。危机导致的财富缩水使得政府自身收益减少,而为了刺激经济、稳定需求和向金融市场注资,又不得不加大公共开支、减少税收,从而造成了财政赤字的大幅攀升。由于欧洲经济复苏步伐缓慢,经济的不景气加上债务高企,前景不被看好而引发债务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关国家本身的沉疴希腊等国家的经济结构、运行状况、行政效率等本身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的失调。早在2004希腊政府就承认,当初加入欧元区时,为了满足欧元区严格的趋同条件,他们就曾在财政赤字数据上动过手脚。而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的财政状况也屡屡无法达到《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要求的标准。存在财政问题的何止希腊一家,僵化的福利制度、缺乏稳定的增长动力,使得欧元区国家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不堪重负的养老金体系和不断恶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欧洲国家政府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普遍很高,次贷危机的冲击无非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而已。
总之,欧元区本身制度安排的软肋以及形成的内部结构性弱点在金融危机这样一个临时外部性因素的冲击下,形成了压倒欧元区成员国中差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欧洲经济发展展望及对中欧经济关系的影响
综观欧洲,尤其是欧元区经济现状,尽管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了好转迹象。然而,依然脆弱的金融市场和银行系统,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不断恶化的政府财政状况,给欧洲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据估计,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将在2014年达到GDP的100%。同其他经济体相比,欧元区各国总体的救市力度相对较小,经济刺激规模也不大,对于提升国内需求所产生的作用不明显。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缺乏活力,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加根深蒂固。而去年年底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成员国中爆发的债务危机,更是给急于摆脱危机阴影的欧洲经济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影响到了欧洲整体的退出策略的实施,欧洲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个长时间的调整和低迷中。
【关键词】 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 虹膜定位跟踪; 静态眼球自旋补偿; 近视散光
doi:10.14033/ki.cfmr.2017.2.01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7)02-0024-03
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LASIK)可矫正的屈光范围大,术中、术后无疼痛,舒适,术后视力恢复快,不必长期应用激素药物等优点,是目前流行的主要屈光手术之一。然而随着手术的广泛开展及患者要求的逐步提高,仍有部分LASIK术后患者抱怨视觉质量不佳。如在暗环境条件下出现夜视力不良及对比敏感度减低等,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1-2]。此外临床中发现LASIK治疗近视散光时,部分患者术后出现残留散光。
散光主要是指眼球在不同经线上的屈光度或屈光状态不一致,导致5 m以外的平等光线经眼球的屈折后形成焦线,造成视网膜上物像模糊不清的一种屈光不正状态[3]。近年来,近视散光人群逐渐增加。随着角膜屈光手术在临床的不断应用,采用LASIK矫正近视散光的人数逐年上升,如何矫正各类近视散光,满足患者的视力质量要求,已成为眼科医生探究的重点[4]。LASIK术中,眼球在各个维度发生运动,可能影响激光切削的精确性从而影响视觉质量。由坐位变为卧位而产生的眼球旋转为静态眼球自旋补偿(static cyclotorsion component,SCC),在激光切削过程中发生的眼球旋转,称为动态眼球自旋补偿(Dynamic cyclotorsion component,DCC)[5]。眼球旋转超过2°而未补偿时可影响散光的矫正而诱发像差增加,当眼球发生4°的自旋而不对其进行补偿时,会发生14%的残余散光。这个数值会随着自旋角度的增大而变大,当自旋角度达到14%的时候,将会出现48%的残余散光,也就是48%的散光欠矫。因此对静态眼球旋转和动态眼球旋转进行补偿十分必要[5-6]。本研究对59例(109眼)接受LASIK及飞秒激光制瓣的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emtosecond 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FS-LASIK)手术治疗近视散光患者进行SCC虹膜跟踪定位,观察术后视力及屈光度的变化情况,现将具体情况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11月-2016年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进行SCC虹膜跟踪定位的LASIK和FS-LASIK治疗的近视散光患者59例(109眼)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3例(40眼),女36例(69眼),年龄18~43岁,平均26.85岁,屈光度球镜范围为0~13.25 D,平均(-8.08±2.91)D,柱镜范围为-1~-7.5 D,平均(-1.73±1.14)D。术前患者屈光状态基本稳定2年以上(每年近视度数增加≤0.50 D),矫正视力≥0.6。严格排除白内障、青光眼等引起视力下降的眼部疾病及糖尿病、结缔组织病等引起视力下降的全身性疾病,软性角膜接触镜停戴2周以上或硬性角膜接触镜3个月以上。手术前用0.5%左氧氟沙星滴眼液4次/d,连续用3 d。
1.2 方法
1.2.1 宣教 检查前与患者进行交流,告知检查数据的准确性及手术过程中配合程度与术后疗效有很大的相关性,增加患者的信任及配合的积极性。
1.2.2 术前常规检查 包括裸眼视力,最佳矫正视力,主观和客观检查,裂隙灯检查,角膜地形图(SRIUS)检查,非接触眼压测量(NCT),散瞳眼底检查,A超角膜厚度测量。其中SCC虹膜定位跟踪数据采用SIRUS角膜地形图检查仪,每眼连续检查至少3次以上,筛选最理想的地形图。筛选指标包括:测量覆盖范围大、排除伪迹(睫毛、眼睑遮挡及破裂的泪膜)、曲率与轴向的可重复性好、瞳孔轮廓正常、Offset数据(数值和角度)的可重复性好、SCC Check通过。
1.2.3 手术 主要相关设备为德国SCHWIND公司的AMARIS阿玛仕准分子治疗仪,高速750 Hz的飞点扫描,0.54 nm的超高斯分布激光光斑,高达1050 Hz的六维眼球跟踪系统,均采用非球面消像差切削方案。术前常规洗眼,滴用0.4%倍诺喜表面麻醉3次,用5%碘伏消毒手术眼,铺孔巾后进行板层刀或飞秒激光制作角膜瓣,导入由SIRIUS角膜地形图检查仪中筛选的最佳SCC图形,点击进入SCC虹膜y理跟踪定位,比较术前检查坐立位所拍摄的眼位照片(即SCC对比的基准图)与手术仰卧位时跟踪系统照相机所拍摄的眼位图的差异来计算出眼球自旋的度数,一般控制在±5°以内,如果超出此范围时需要调整头位,出现“+”符号时顺时针小幅度旋转头位;“-”符号时则逆时针小幅度旋转头位,之后再重新启动SCC,直到计算出眼球自旋的度数在理想的范围以内。术中应用了眼球静态自旋控制技术(阿玛仕准分子治疗仪配置治疗模式)和动态眼球自旋控制技术;此时注意启动SCC时要在掀瓣前进行,且要在角膜上滴注平衡液以增加虹膜纹理的清晰度。如为飞秒激光制瓣可能气泡阻挡了虹膜纹理的清晰度,SCC可能辨别不出,此时应当将气泡往周边推散暴露虹膜纹理的清晰度。启动SCC之后,手术区域照明强度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是阿玛仕SCC的瞳孔大小自动调节机制在起作用,目的在于通过调节手术区域的照明,使此时仰卧位眼位的瞳孔大小与术前基准图的瞳孔大小一致。这样两张图所暴露的虹膜面积也大致相等,这样才有利于比对的成功。之后用医用海绵吸干角膜上的水分,掀瓣进行激光切削度数,激光结束后冲洗基质床,将角膜瓣复位。术毕戴防护眼罩。
1.3 术后用药及复诊
1.3.1 术后用药 手术结束后滴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和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共3次。手术第2天起用药:(1)滴用左氧氟沙星滴眼液,4次/d,共滴2周。(2)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6次/d,共滴3 d;第4天改用氯替泼诺混悬滴眼液,4次/d,共滴2周;第18天改用普罗纳克滴眼液,2次/d,用完为止。(3)聚乙二醇滴眼液,4次/d,用完为止。(4)小牛血清去蛋白提取物,4次/d,共滴20 d。
1.3.2 复诊 术后1天、1周、1个月、3个月回院复诊时进行裸眼视力检查,验光,测量眼压和裂隙灯检查。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视力
术后1 d、1周、1个月、3个月,患者裸眼视力较治疗前显著提高,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屈光度
术后1 d、1周、1个月、3个月,残留屈光度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并发症
所有患者均无角膜瓣移位、角膜瓣形成不全、角膜游离瓣、偏心切削、中央岛及层间异物等并发症发生。
3 讨论
LASIK及FS-LASIK是手术治疗近视的巨大进步,它的有效性、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已得到充分的肯定。随着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的不断发展,提高患者术后视觉质量逐步成为关注的焦点。在预设的角膜进行精准的定位是LASIK手术成功的关键技术。然而已往的准分子激光治疗仪切削中心定位都是以瞳孔为中心,那么部分Kappa角较大的患者往往会出现偏中心切削。定位欠准确的原因除了瞳孔中心与视轴的偏差外,眼球旋转也是导致定位不准备的重要原因。手术切削方案是根据坐立位的眼位而设计的。假如一个单纯球镜的治疗,所有光学区的切削深度都是一样的,所以无论眼球怎么自旋,以坐立位眼位设计的切削方案治疗角膜后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眼球自旋不会对单纯球镜治疗产生任何影响,而矫正柱镜时,患者坐立位到仰卧位时发生了眼球自旋,那么此时切削图形的散光轴位和仰卧位时眼球的散光轴位就会出现偏差,以这样一个切削方案治疗此时的角膜,就会造成散光的欠矫或者引入新的散光。有研究报道,68%的眼球在术中会发生20°以上的静态眼球旋转和动态眼球旋转,而超过20°的旋转会诱发明显的术后像差[7-8]。偏中心切削和眼球自旋会导致疗效和视觉质量的下降[9]。
SCC是阿玛仕准分子激光顶尖跟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眼球在两种的自旋角度来对准分子激光的切削方案进行实时调整。本研究采用SCC虹膜纹理跟踪技术,阿玛仕眼球自旋对比主要选取眼球三个结构:瞳孔轮廓、虹膜纹理、角巩膜缘血管。人眼从坐位到仰卧位或者发生顺时针旋转,或者发生逆时针旋转,它类似于虹膜识别技术,但阿玛仕SCC功能不止于此,SCC还特别通过比较坐立位与仰卧位时这些眼表解剖参照物的相对位置差异计算出眼球旋转的度数,能准确的定位角膜切削中心和测量眼球的自旋量,提高对散光的治疗效果。
虽然术前获取了满意的基准图,但在手术监测中SCC的对比成功率难以达到100%。成功率视医生对术前检查要求高低和手术时操作细节的把握有所差异。想要提高SCC成功率可以从以下四点着手:(1)提供基准图的拍摄质量。(2)提高手术时仰卧位眼位的拍摄质量。(3)SCC开始前,患者保持固视稳定,对焦,对中心良好,眼球暴露良好。(4)许多飞秒激光制瓣后会出现OBL,OBL较严重时需适当处理,再进行SCC。尤其是OBL位于瞳孔区时,会对跟踪系统判断瞳孔真实轮廓产生较大干扰。
本研究通过对59例(109眼)中高度近视散光的患者实施原位角膜磨镶术时采用SCC虹膜跟踪定位作为研究对象,术后取得满意效果。先进的仪器设备,全面的术前检查,专业的配合技术是手术成功的重要保障。传统的虹膜定位技术只是一种静态的定位,不能对眼球旋转进行精准的测量和补偿。德国SCHWIND公司的AMARIS阿玛仕准分子治疗仪配置虹膜定位SCC,可以发现眼球任何快速微小运动并及时调整激光发射位置,确保手术安全精准。在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治疗过程中使用SCC对治疗近视散光有较高的精确性和安全性,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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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种用法对吗?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
关键词:经济危机 货币 经济周期 资本运作 财富集合
一、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危机频频爆发,而各国政府运用现有经济理论在不断干预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过程中,却埋下又一次危机来临的伏笔,使得一个国家在不断的陷入经济周期的资本漩涡――政府负债增加,社会总体净值上升缓慢,贫富差距增大,物价以及汇率的极不稳定。在这些威胁中国家的发展举步维艰;同时,由于主导权力的不同型和财富意识的扩张,中国不但需要压制经济周期的震荡幅度,还要通过建立合理的价值评估体系来抵御金权入侵;最终为了国家综合实力增长明确价值创造的直接方式,将科学技术拉回经济发展的中心。
二、文献综述
《用马克思有关资本理论剖析金融危机根源》阐述经济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在以国家为主体分析的过程中,强调了政府意识的主导作用;《货币战争》在其论述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多有待验证,但启发本理论中核心的思考方式;《对美国次贷金融―经济危机根源的再追思―中国是否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中描述道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阐述生产过生为主体引起经济危机爆发全面过程,将经济危机作为事件性阐述如何管控;《经济危机成因、克服依据与中国发展途径》中描述了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为相对生产过剩,从经济结构失衡、消费生产矛盾和政府策略失误角度阐释经济危机成因,多以理论为中心;《符号货币制度与经济危机:机理、根源与对策》中对经济危机中货币作用的阐述强调货币发行以及三大利益主体之间的目标,由货币的价值背离模型说明经济危机成因。
以上文献中对货币与国际政治关系之间的阐述,仅限于政体意识操纵经济变化,对于经济危机现象的形成过程解释不足。集合以体系为中心的观点,以《资本论》为指导阐述经济危机,就事论事,缺乏对经济危机频发解释,也无法解释经济危机不可消除的根源问题,尤其是前人的研究仅限于在理论研究中的贡献,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经过对前人知识的总结、经济危机发展过程的关注,将经济危机回归系统分析、罗列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关系,为缓解经济危机探索可操作的方案。
三、国家法定货币形成与国际间货币关系
(一)银行券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以金银为主体时间最长,早期在欧洲有金匠银行家的诞生,为货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起初,人们因为大量黄金在外出行动时十分不便利,而且不会保养,为防止黄金的成色改变与质量因磨损而减小使财富缩水。于是将黄金交给金匠银行家贮存起来,银行家开出收据,并且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当客户需要提取黄金时,递交收据提取黄金。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人们发现没有必要每次由买方兑换黄金后交易,由卖方将黄金交给金匠银行家再贮存起来,这个过程太过繁琐,于是所有交易的媒介从实体的金银转变成贮藏收据――银行券。
(二)国家货币形成机理与货币发机制
由于银行券的具有支付手段流通,银行家们便发现平时兑现黄金的人越来越少,索性就多开出一些银行券,对外进行放贷收取利息,当贷款者还贷时不但交付收据还要支付部分黄金利息,之后销毁这些多余的银行券,由于银行券数量不多,也不会引起外界怀疑。这样银行家们不但可以盘活这些黄金,还可以稳收利息。为了扩大自己的收益,首先要提高自己银行券的适用范围,他们必须不断吸收更多存款,为此以前收取贮藏费用变为现在的支付利息给储户,一方面扩大放贷规模,另一方面扩大银行券的流通范围。
这里我们可以将银行券当做一般商品对待,假设一个国家仅有两家银行,两家银行的银行券在消费者眼里属于两种替代品,哪一个的适用范围广,哪一个效用就高,针对于这两种银行券,我们可以谱出一组无差异曲线簇,人们的财富收入便成为预算线,可以勾画出一个人财富的表现形式如图1,C点便是均衡财富表示方式。而当其中一种银行券认可度达到一个国家的范围时无差异曲线会无限趋近于这条财富预算线,即无论财富收入为多少时,其中一种银行券的持量变动会改变人们效用,而财富将以另一种银行券表示,此时这种银行券就是财富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们的效用便不受其持有数量的影响,从商品中独立出来,这时人们的收入预算线便由这一财富代表表示,因此这种银行券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原本的图像的一个坐标轴变为价格,而另外一种银行券也可以是任何商品,原有的无差曲线也变成不同收入条件下的需求曲线,表示财富得银行券就形成了国家货币,而这一标志性事件就是政府接受人民上缴这种银行券作为税赋,这就是国家货币的诞生。
其次最重要的便是货币的发行机制。国家货币的发行机制在现今社会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美国式,以国家债务为核心价值,货币发行中具有政府的债务抵押,信用来源于国民税收的抵押,私有银行发行国库券,政府无法自主导向型控制货币政策,利率的变化不可控制,使得“剪羊毛”事件频频发生,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第二种是中国式,政府掌控中央银行与货币发行机构,其货币发行以社会总资产为价值基础,是更贴近于贵金属货币的货币体制,但在政府主导干涉市场的形势下,民间企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领域会因为权力寻租受到严重阻碍,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如图1)
(三)货币战争关系
1812年,在法国伟大的军事统帅拿破仑・波拿巴曾经率领法国57万人组成的远征军进攻俄罗斯并且从俄罗斯惨败而回。英、普、奥等欧洲大国看到法兰西第一帝国元气大伤的局面后,迅速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尽管滑铁卢战役是威林顿勋爵大获全胜,却让整个英国沦陷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由于他们持有巨额英国债券,因此成为英国最大的债权人,伦敦银行也就成为他们掌控之物,这便是金权逐渐掌控了政权的例子。
其次,以现存最发达而国家美国而言,总统并没有这样的权力来制造出世界级规模的经济危机。其一,这样的决策需要大量资金,首先要通过议员的统一认可;其次,美国是多党执政,存在这样的想法,对于一个党派来说十分危险,并且政治由于恐惧内部动荡,所以其妥协性在法治条件下更加凸显,从侧面论证霸权主义的政治性的错误,经济危机背后是否存在机构和个人主体推动,这种推断过于偏激,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无论主体的行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其行动的方式依旧是遵循财富意识的指向,由于财富也可以通过有价证券在世界上任何地区被聚集起来,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正常盈利目的也是构成这笔财富统一的关键。
(二)金权与政权的对立统一
当今社会体制依据世界体系理论所阐述的一样分类为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而划分依据并不是十分明显,在这此笔者将两种权力分开讨论。金权,以财富意识为主体意识所支配的权利与实施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绝对理性,符合经济人假设;政权,以政治领导者或集合为核心意识所支配的权利与实施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伴随一定的人文关怀,会因为人际关系方面限制发展缺少理性,近似于社会人假设。将两种权力从一个集合分离开来会有一方权力为主导支配另一种权力,但在现实中这两种权力又通过相互寻租的形式融合起来影响社会,因此笔者将两权分假设出一种极端如图2所示:
左面端点是指完全金权控制下的社会制度,右面端点是指完全政权控制下的社会制度,而由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将这两种权力极端化控制,因此所有国家都会坐落于这条线段之上。由于当今政治体制来分配,在一国多党制的形式下,依据管理学原理中: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以金权为主导的国家为例能够统一控制多个党派权力并从中协调只有金权主导政权的条件才能够实施,美国正是如此。在中轴时,金权与政权均衡权力,这是一个国家最健康的社会体制,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其次,由于政权存在领土内的排他性,也注定小政权之间的相互融合必须伴随两个政权中的其中之一的灭亡。而金权存在共利性,所以在相同目的的驱使下可以产生融合,所以金权主导的国家其权力通过金权融合,是权力增强,故处于中心国家的范畴。
就现阶段的国际形势比对下,中国正处于半边缘国家范围,但就权力分割而言,是相对与其他国家而言更健康的体制,因此没有毁灭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权渗透会使得政权掌控力削弱,也会形成经济危机,因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依旧需要提防经济危机。
(三)经济危机运作模型
现在对于经济周期这一系统给予如下解释,如图3,所示,经济周期也起始于货币流量扩张,当巨量财富在市场上进行低息放贷时创出大量的流动性,货币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低息无异于降低企业成本,这样企业可以扩大生产,企业股价上升;但是,由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增加,短期收入没有上升而CPI上升导致需求量会受到限制,从而引起的产能过剩,最终由于无法将这些剩余的产能变现,当债务到期时就会导致债务偿还出现问题,由于债务风险上升,其利息会随之上升,一些弱小的企业会出现短期流动性缺失;由于缺失流动性引发企业重组债务清算的渡劫时期――即经济危机降临,会产生优质企业的低价时期,此时巨量财富再度出现,大举收购这些优质资产,将流动性重新投放市场,使自己持有的资产增值,便通过这一机制形成的“剪羊毛”循环。
假设在没有巨量财富进行牵头的条件下,以财富主体自由运行时,由于风险性的不定性,分散财富量主体的投资方向有不定性,无法形成爆发式价格浮动,并且由于羊群效应,在无牵头条件下,分散的资本不会有规律性的进行规模式资产收购和流动性释放,而且绝大多数人由于对金融知识的缺乏,他们的财富会囤积于银行,又因为银行的性质,这些财富在保证了每日正常流动性的同时,成为银行的资产,由于银行经营的性质,银行进行放贷的过程中就无意间将这些财富的意识压制性表现出来。产生出相对平和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循环,周期也会随主要投资方向的生产周期来变动,而相对平稳的是商品价格和人们的财富量。因此可以证明市场上存在一笔巨量的财富集合,在不断的通过购买有价证券来放款货币的流动量,使自己的非货币资产增值,在繁荣阶段引起人们的投资狂热,随之抛售高价的弱势资产来侵吞财富,同时形成了经济危机。(如图3)
五、经济危机控制机制
(一)突破危机运作环
经济周期存在四个环节中由可控意识主题介入,打开这一锁链的循环是突破这一循环的关键,首先要明确,经济周期不可完全消失,只能熨平其波动幅度,因此选择进入环节十分重要。
对比介入四个环节,在经济低谷时介入,是控制短期货币需求量,防止流动性过量,主要方式是提高市场利率,这会使企业的发展与恢复受限;从经济繁荣阶段介入方式是由政府机构通过政府购买行为,吸收剩余产品,是凯恩斯主义最典型的理论即赤字财政干预市场,这使得政府赤字激增,未来的政府货币需求量增加,通胀危机不能根治;若从经济复苏阶段介入,则强制抛售有价资产,压制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创造社会流动性不足,引发失业率上升;在危机阶段介入,便是收购企业资产,以跟价优惠的政治条件与巨量财富进行竞争,收购优质企业,创造政府的收入渠道,一方面缓解货币流量需求,另一方面防止货币流量剧变。
因此,在经济危机时段切入对经济周期的干涉,可以以低成本的方式削弱经济周期的幅度,而剧变性的货币流动状况也被有效压制,在经济运行的下降过程中,便不会出冲击性的经济危机。
(二)建立价格价值财富评价体系
首先我们在寻找到熨平经济危机的介入点时,中国式货币发行机制的国家如何预防经济周期中剧变的货币流量产生,这便需要先建立一个立体化的商品循环的价格体系,通过这一体系规划一种全新的评价机制,来解析财富本质以及企业效益的真正意义。
首先将商品的价值与价格完全剥离开来,我们便可以将最新的人口、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体系结合,最终得出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方向中并不包括商品价值问题,而是分配中剩余回馈的配置问题。利用系统论方式分析如图4所示:
第一部分这里我们将重新定义价值,商品的价值是成本的形成因素之一,在于它生产时实际消耗的物质、能量与时间,属于实物消耗,是实际被转化的事物,依照物质守恒,物质通过消费自然还原到原有形式,能量以熵的形式消散或者流转回自然界,而时间是主观描述事物变迁的一个元素,提供一个描述运动的变量,因此在消费后的自我分解和再生过程也形成了时间的回馈,这一部分统一定义为自然回馈,不需过多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要因此不用进行详尽分析。
第二部分将人类无差异劳动分解,则可以视为人类生产时投入的生物能量、时间和自我技术的运用,这里需要重新定义技术,技术不单纯指科技在此它还指代了文化、信息、技能、经验等。人类生产时投入的生物能量、时间在人们进食与休息时都以获得补充,因此将其归类于自然回馈;技术是主观投入的意识,为了区别于人力资本的特性,它包含了简单劳动的主观意识回馈,它是每一个有理性思维能力者都具有的特征,从正面或负面角度影响人们的偏好。其运行的规律是通过消费形成收入的同时,剔除自然回馈部分的支出,剩余收入由于无法通过消费某些产品来进行回馈,便形成了被积攒下来的财富――即财富的本质就是对人们技术在生产中的贡献所积攒下来的回馈。我们将这一循环定义为经济回馈,经济回馈所积攒的财富方式是当人们使用一次这种技术,便可以累积一次这种回馈,这样代表供给方的因素解释完毕。需求方则是效用为基础,一方面由技术提供的收入影响人们对商品的主观效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自我爱好,习惯的养成,节日文化的影响反映人类心理对效用的影响,这样便解释在节日或者特殊时期人们对某一商品的需求上升,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价格高。
阐述这一点是为了建立新的评价机制,将货币的通胀和紧缩因素排除后的纯粹国民财富的累积,这样可以直观现实条件下的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对应状态。一方面通过对企业的实际财富累积做出评价并有效控制货币需求量的大小,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先进性直观评价出国家的发展水平。
(三)限制内生货币流动量
由于财富的共利性,在政权主导的社会体制下和容易受到金权的渗透,金权集合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创造短期的货币流动性缺失。例如集合购买债券进行统一抛售,或者购买短期的合约提高远期合约的价格预期,并做空远期合约的对冲套利等等,会造成社会上信贷需求上升,在没有直观数据的检测下,短期货币的内生量会大于需求量,造成短期生产过剩,便会形成长期金融链条的崩断,使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增大。通过图4的体系建立起来的评价机制,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借贷厂商生产商品所累积下的实际财富值,通过这一数值的存量来进行借贷(原有资产净值=新增负债量),可以保证债务的偿还,即企业健康的债务状况是所有者权益等于企业负债,企业投资收益率应当大于等于负债利息的一半,这样才能使得货币流通量得到有效控制。
金融业空前繁荣的今天,杠杆收购等活动会催生出很多打包的金融商品,将原有四散的财富集合起来形成规模,在经济危机后的清算时段同时出现,进行资产收购。首先这种收购有很大的投机性,基金在企业收购成功后很少长期持有,往往会伴随短期增值套利;其次获得短期收益最大;第三是保证贷款利息的支付。因此,以政权主导国家的国有银行应当与类似基金进行竞标性收购,将竞标方案中心内容放在企业复苏的方面,迫使此类基金将收购目的放在长期企业成长和复苏上。相对的,杠杆机制的融资周期可以适当加长,开设二级市场流通,以保证流动性。
(四)控制财政债务规模
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间,如果政府干预市场过度,会使财政负担增加,形成赤字财政,在短期内增加国民消费与乐观的经济前景,但在远期的债务偿还上形成政府性货币需求量激增实质上就是货币需求转嫁,这也会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美国的“财政悬崖”就是典型范例,这就需要政府实施反腐行动、调整财政收入结构和控制政府放债规模。
但是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自我市场调节,因此,小额的政府赤字是可以接受,一旦赤字激增,金权便有机会切入政权,会导致政权的土崩瓦解,因此保证财政预算平衡也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要保证社会稳定,在处理就业问题时放开部分资源,公平竞争的经营国有企业;其次,稀缺资源国家占有部分收益即可,不应当实施垄断收益以国民的保障基金为主要受益对象;在土地方面,不应当过多依赖土地使用权出售,应当以政府服务为中心,改变财政收入结构。政府也可以适当参与收购竞标,在收购一些资产的同时,为企业健康复苏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使企业复苏过程中不断创造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分红获得收益,这样便可以提高国家的绝对经济实力改变财政收入结构,未来房价也会平稳回落。
六、结束语
经济周期无法消失,因此经济危机无法根治,只有减少经济周期中的经济波动幅度,创造合理的国家和企业评价体系,将国家发展中心从原有的劳动力转移到知识科技创新上,在经济变化中认清财富的最源泉,防止由于短期的货币需求幻觉引来财富集合投放的货币流量激增,从经济危机的成因处遏制经济危机的爆发,让经济周期运营的更加平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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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92-05
2010年4月27―28日“第十二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家》、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新闻出版机构共61家单位的92位专家学者就“经济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一、经济危机的成因研究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
西南财经大学蒋少龙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的危机,虽然表现形式新,但其本质未变:生产过剩源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源于消费下降,消费下降源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
东北财经大学邓春玲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基因决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只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
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解释世界经济危机。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归,从根本上看这次经济危机是全球化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资本的逐利本性、全球化经济的无序竞争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缺失是其深层根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晓华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外,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会加剧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台州大学张明龙从对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依存条件和固有要求的分析入手,得出结论:经济危机不是竞争作用的结果,而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在两者与经济危机关系上他认为竞争加剧经济危机,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经济危机。
(二)西方经济学的解释
与前者不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这一理论对2008年经济危机成因的针对性较弱,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几点猜想:(1)经济危机直接成因在于生产与消费互为前提从而均衡脆弱;(2)经济危机成因是多因素的;(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及与经验脱离;(4)金融市场的波动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成因。基于以上分析,他认为政府面对经济危机应同时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在利用金融市场时注意防范风险。
清华大学赵准从危机后“效率市场假说”之争入手,引出对该假说及其相关模型的理论内涵、政策寓意、经验验证和预测功能,揭示了它们给宏观经济调控及金融业带来的危害。通过剖析该假说所期望的金融市场稳定过程,指出它所假设的市场稳定因素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精明的投资者”实际上正是泡沫的“助推者”而非“戳破者”,因此金融市场出现危机是难免的。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等首先分析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即先境外后境内、先沿海后内地、先外资企业后内资企业、先竞争性企业后垄断企业,指出政府应当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发展,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抑制落后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从五个方面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即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二)经济危机与产业结构调整
河北经贸大学母爱英等结合京津冀现实情况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的走向,分析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现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出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
陕西师范大学许军等指出,中国加工贸易对外依存度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高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品多于高附加值产品;外部环境不利于我国加工业持续增长。受经济周期规律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加工贸易完成了一波陡降陡升的反转,这一方面证明了我国加工业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产业调整形成了倒逼机制,我国加工业应该利用这次调整完成转型升级。
江西财经大学万道琴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周期性敏感产业以及耐用消费类产业的不良影响,以及金融危机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指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需要得到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优化外资利用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应伴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孙宇晖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我国市场化、开放度的加深,尤其对美国贸易依存度的增强,必然深受其害。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遵循“应对目前危机与图谋长远发展兼顾;促进内部增长与扩大外部市场并举;社会财富生产与居民消费水平同增;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双赢”的原则,实施宏观调控,以达到既将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又实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调整好内部积累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及进出口市场结构,为经济起飞打下基础。
(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中央民族大学张春敏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形态发展到国际金融资本时代,以虚拟资本为存在方式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在货币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制度设计构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金融自由化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纽带,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循环流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循环圈,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这一体系出现问题的必然结果。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从分析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进而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从而在理论上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进行探究。
西南财经大学朱博从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论述入手,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之母,虚拟经济发源于实体经济,两者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他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金融危机根源在于虚拟经济发展超过实体经济承受限度,因此我国应当科学把握两者关系,在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的同时,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可能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危害降到最低。
(四)经济危机与金融监管
清华大学陆铭利用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读“次贷危机”。与马克思关注消费与经济危机、凯恩斯关注投资与经济萧条不同,海曼・明斯基则基于三种融资方式的安全性角度,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其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是内生的、固有的。在典型的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融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自身。金融不稳定性观点非常重视资本资产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的融资方式,如果投机―庞氏融资所占比重越大,经济将无法维持均衡的系统,很有可能成为畸形放大的体系。对此,我们应该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保持适度审慎,正确把握创新金融工具的特点,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防治创新金融工具被误用、滥用,重蹈覆辙。
(五)经济危机与就业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梦龙通过对深圳市工商登记数据的经验研究,解释投入要素组合与金融危机的就业冲击效应关系。他认为企业对投入要素组合方式的选择会通过信贷条件的变动放大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通过研究深圳市工商数据和宏观数据,从而得出结论: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企业的信贷条件而引发就业冲击效应,即由于企业偏好选择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要素组合,一旦信贷条件恶化,企业正常经营将难以为继,随之会带来显著的就业冲击效应。
三、经济危机与宏观调控
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就我国目前为解决经济危机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三点反思:(1)投资的工具化:投资作为增加社会需求、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在规模安排上是否有限度?过去计划经济讲三大平衡,现在市场经济讲需求管理,那么在使用社会需求这一宏观调控的稀缺资源时就应当小心珍惜:在不同发展阶段(较高和较低)宏观调控对社会资源(社会需求)的利用也不同。(2)消费工具化:消费是经济目的还是经济手段?(3)GDP为什么要高增长?收入是流量,财富是存量,从长期看人民富裕在于财富(存量)多少而非收入(流量)单纯的增加,破坏旧财富,创造新财富,只求流量不求存量,为增长而增长,无益于人民福利的实际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树青从七种市场经济国家面对危机作出共同的选择――政府救市入手,认为政府救市对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常态现象。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府本身作为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政府掌握、调配资源,要求其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不可或缺的统领作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指出,从表面看美国消费不足是暂时的,而我国现状是消费不足,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长久看来解决金融危机还是要以消费为主,宏观政策应避免南辕北辙。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在研究了危机视角下的房市调控政策后指出,由于政府职能定位的混乱(职能越位――干预银行)切断甚至打击房地产开发商为社会做贡献的途径,所以要职能归位:以计划经济方式来实现对低收入群体住房的保障功能,其他人依靠市场体系解决之,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法定的资金转移供给体制,从而实现两者良性循环。
四、经济危机的治理思路
清华大学张珂从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关于消费的重要性入手,指出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而我国内需以投资为主,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动力,对此一方面应该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应该实现合理税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首都师范大学韩学丽认为,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是目前摆脱金融危机困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而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低迷,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强,对此,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税制改革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从集体谈判制度角度提出治理经济危机的思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财富分配扭曲,而治理危机途径则是变革收入分配制度,她认为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是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旧机制的交替,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从认识到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集体谈判主体资格不到位,集体谈判机制欠完善,集体谈判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所以完善我国集体谈判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证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得到更大的份额,使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合理,防止经济危机爆发。
五、应对危机的经验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熊俊以收入分配为切入点,分析美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危机的作用机理,认为从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利于资本)到规模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差距)这一格局变化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投资银行、贷款公司、两房次贷危机反复相互作用导致危机越来越大,危机到来时消费和投资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和恶化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对中国的启示是政府应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合理干预、大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这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基于经济长波、货币供给与国际竞争的视角探析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其影响:他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为满足长波扩张对巨额货币供给的需要,美国进行了金融创新,但随着长波的演进,实体经济对新增货币的吸纳能力减弱,由此金融创新深化所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就只能转向“次贷”和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又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范方志对美国次贷危机不断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注资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而降息因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而效果不佳,因此,应该让那些资不抵债、问题极其严重的银行尽快破产,同时,剥离不良资产,进行资产重组,更换管理层。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通过对拉美国家近60多年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富悬殊问题的研究,得出若干启示:发展经济不能本末倒置,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不能陶醉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就之中;应该大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避免贫富悬殊和社会群体的严重分化;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积极有序地推进城镇化,高度重视农村发展。
六、可持续发展
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等基于全球化视野思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制度约束。当前国际社会主流制度约束条件造成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过分强调行为决策过程中的利己原则,而忽视利他原则,导致利他原则稀缺,使众多世界性问题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难以解决,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主流制度约束条件,使利他行为得到普遍培养,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程世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资本制约型”转变为“土地制约型”。土地价格的扭曲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基础性因素。由于地价的传导效应比资本利率和工资率更强,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对土地差异化的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实现实体资本投资和虚拟资本投资的双重扩张。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完善土地制度及价格机制实现土地的供需均衡和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
江西财经大学肖文海指出,随着工业化推进,资源和环境质量成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本,打破资源环境无价的传统观念,建立反映其稀缺程度的价格制度,是循环经济长效发展的关键。他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源开采、产品制造、资源回收、污染物排放等环节分析资源环境价格的实现,构建“政府调控(创设)市场,价格促进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结合我国国情,以前端减量化优先为原则,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以建立生态修复和补偿为核心,推进开采环节的环境定价;(2)以能源税制改革为核心,促进节能减排;(3)多管齐下,建立清洁生产的价格激励。
信阳师范学院蒋国平、徐永新认为,构建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农民务农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二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构建农民务工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三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体制保障机制;四是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构建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政策保障机制;五是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社会保障机制。
七、其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指出,经济危机源于经济学的危机:后危机时代到来,要求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认识上从以下几方面实现创新:(1)市场价格:维护刚性原则是经济运行稳定的需要;(2)金融监管:重点在于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3)政府干预需要理性化、全面化、规范化和常态化;(4)宏观调控必须实现虚实一体化的转折与创新。
清华大学蔡继明等认为,2009年中国的GDP虽然保持了8.7%的增长,但是由于货币流动性过剩,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通货膨胀的全面形成,国际市场上一些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也会促使国内发生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有可能破裂,从而导致经济衰退。政府应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国内消费。为此,建议国家释放1万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将之转化为国内消费资金。同时,要高度重视金融不良资产问题,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资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
江西财经大学伍世安从探讨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关系入手,指出绿色经济能否与市场经济接轨且统一起来,取决于绿色经济的产业链与其价值链的匹配和耦合,而绿色经济价值链的形成,取决于通过广义价格形式及其机制将外部性内在化。所谓广义价格即物品产权的货币表现和交易过程所需支付的代价条件,而不是狭义的“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绿色经济背景下,通过对初始投入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和消费回收环节等四个环节的价格安排的分析,细化出十几种具体的价格形式,并提出运用“试错”方法和市场方法来形成这些价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通过对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产品创新理论以及产业生命循环理论的分析,探究影响和制约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原因,分析主导其发展演化的根本矛盾,从而找出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规律:周期性发挥作用的产品创新导致以蜂聚形式出现的新兴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从而进入长波的上升期;随着这些部门生命循环由成长进入成熟,宏观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从而进入长波的下降期。目前,国际范围内初始产品的创新往往集中于发达国家,而扩散到我国的技术大多来源于生命循环后期的部门,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对此,我们应当发挥我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提高基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力,逐渐改变世界范围内基础技术的创新格局。
Economic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Runfeng
(Business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