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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本的选择本文的样本选择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乡村旅游点,分别代表景区边缘、特色产业和民俗文化三种类型,它们经历了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经营主体是村集体的旅游公司或农民组成的乡村旅游协会;旅游活动以观光型为主,另有少量住宿和体验内容,是浙江省786个乡村旅游点的代表。根据统计学的抽样规定,分析不同类型的典型样本,可以寻求到普遍规律。其样本背景如下。
安吉县余村地处天荒坪镇西面,村域面积4.86平方公里,305户农户1028人,外来民工360人。全村依托荷花山旅游景区,有农家乐22家,食品、竹器小企业43家。2002年之前未发展乡村旅游,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出售各种农产品,发展乡村旅游后政府鼓励农民从事旅游及相关产业,尤其是农家乐的经营。2006年全村实现国民生产总值9688万元,村民人均收入9503元。近年来,余村农家乐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观农村风貌、享农家休闲、购乡土产品”为目标,游客络绎不绝,已成为竹乡旅游的一个闪光点。
奉化市腾头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是传统农村,推行后,农民承包粮田、发展多种经营。路边栽桔,环村河两岸种葡萄,河中养殖鱼虾、牛蛙,村后沙丘渗土建盆景园,荒坡发展竹、笋两用山,为旅游奠定基础。农民收入依靠种粮和小工厂。1998年发展乡村旅游后,滕头村建成高科技生态观光园区,每年吸引着近百万的游客前来参观,同时以生态体验为主题的农家乐经营收入也成为总收入的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努力,2007年滕头村实现社会总产值30.21亿元,较2004年翻了一番,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万元。生态与经济实现了“共赢”,在联合国第七届全球论坛上,腾头村荣膺“世界十佳和谐乡村”。
兰溪市诸葛八卦村现居有诸葛亮后裔近4000人,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诸葛村以钟池为中心,有八条小巷向四面八方延伸,直通村外八座高高的土岗,其平面酷似八卦图,保存了大量明清古民居。早年的诸葛村民以种地为业,自给自足,少数沿袭传统行医为生。1995年,诸葛村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发展旅游业,成立了“诸葛旅游公司”,在古建筑保护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上共投入4000多万元。经过几年滚动式发展,2006年旅游门票收入超过860万元。乡村旅游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村民参与的交通运输业、餐饮住宿业、商业收入已超过门票收入。
二、样本区农村经济分析
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最显而易见的指标是农民人均收入。农民人均收入是指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中的“农民人均所得”,反映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通过三个样本地政府公布的财务报表,搜集了其他相关数据,绘制图-1及表一l。
由图一l可知,浙江省乡村旅游处于起步阶段,1993-2007年这三个乡村旅游点农民人均收入持续增长,2000年以来乡村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也达到较高水平。从绝对数看,增长幅度最大的是腾头村,从人均4100元/年增长到人均2万元/年,其次为八卦村和余村;从相对数来看,三个点平均增长率为12.17%,平均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诸葛八卦村达到16.23%,滕头村为12.19%,余村为8.11%。
以上结果与三个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尤其是结合村庄整治的旅游投入有着密切关系。诸葛村自1995年便开始加大对旅游的投入,经过三年的投资,使得1998年、1999年的人均收入增幅分别提高到17.1%、14.3%,至2003年政府又再次加大投入,使2004年的人均收入增幅提高到36.7%,平均增长速度为最快。腾头村从1998年起本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成高科技生态农业观光示范区,农民人均收入1993-2007年增幅达1.6万元,依靠科技与生态的优势使农民收入的增长率基本达到10%左右,这在浙江省乃至全国众多乡村旅游地中独树一帜。余村由于其发达的经济情况和便利的交通优势,使得当时的农民人均收入和腾头村相差无几。2003年以前,余村的增长率并不稳定。2004年后依托周边景区的客源,主动配套景区,满足游客的需要,农民从事农家乐、旅游商品及其相关方面的经营,人均收入随着安吉县大旅游的发展一直处于持续状态。
三、样本区农民有效就业分析
农村有效就业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参加工作,是反映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指标。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向乡村旅游业转移,能获得比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更高的收入。农民可以直接参与乡村旅游或通过产业链的延长而获得利益。由表一1可知,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从事旅游相关产业经营,旅游收入和从业人数持续增加,进一步分析可知两者之间的关系。旅游收入和旅游从业人数的相关关系,腾头村、诸葛村和余村旅游收入Y与旅游从业人数K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480、0.9626和0.9920,二者均显著相关,然后采用Eviews求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量得到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得到模型(1)~(3)。
Y,=11.9263K,I-5226.84
t=(5.033743)(-3.57044)
(1)
R2=0.7600DW=0.486
T(Kl)=5.7740>To.oo.s(8)=2.306004
经过T检验,回归方程是线性显著的。经调查和计算,腾头村有超过2/3的村民从事旅游业,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尤以旅游业最为突出,其比重已超过第一、二产业,因此从业人员数量较多。由式(1)可知,在一年内腾头村从事旅游业的劳动力人数每增加1人,旅游收入就增加11.93万元,自1998年起,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农民从事旅游业的经营活动,劳动力资源丰富,村办企业数量较多,在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生产和创新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较高,加上较多的土地分红,因此每增加一人就业所带来的经济增加值就大。
Y,2=6.366589K,_-3872.73
t=(11.8304)(-8.50548)
R-=0.915009DW=0.9349
(2)
T(K2)=12.98707>Toooe,s(13)=2.160369
经过T检验,回归方程是线性显著。1997-2007年旅游从业人口比例维持在24%-45%之间,当地农民在旅游旺季通过生产有乡土特色的旅游商品、提供农家住宿和餐饮,充当导游、轿夫等角色来实现就业,成为就业的有益补充。由式(2)可知,在诸葛村一年内从事旅游业的劳动力人数每增加1人,旅游收入就增加6.37万元,民俗特色型诸葛村的旅游收入主要来源于门票收入和与旅游业相关的其他收入。诸葛村部分旅游收入须上缴政府,作为政府对古村落修缮和保护的经费,在此体制下,每增加一位从业人员能增加6.37万元的收入,诸葛村的旅游业发展还是不错的。
y,3=5.463507K,3+149
f=(17.5341)(2.4752)
(3)
R2=0.9840DW=2.5712
T(K3)=17.53409>T0.0025(5)=2.570582
经过T检验,回归方程是线性显著的。余村2001-2007年从事旅游业的比例在13%-23%内浮动,这是由于余村本身规模较小,劳动力资源有限,少数农民还经营个体私营企业.雇佣了部分劳动力,使旅游从业人员数量又减少了一部分。由式(3)可知,余村在一年内从事旅游业的劳动力人数每增加1人,旅游收入就增加5.46万元,身为景区依托型主要靠农家乐的餐饮和土特产品经营来提高旅游收入,与高端旅游产品相比,人均消费和利润比较低,但前来消费的人次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收入的缺失,整体而言,每增加一人就业带来的旅游收入增加仍比较可观。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乡村旅游的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农村旅游收入持续增加。自1995年以来,在一年内每增加一个旅游从业人员,样本区的旅游收入大约提高5万元~8万元。这与浙江省整个乡村旅游收入的增加数值是一致的。以2004年为例,三个样本区域从业人员共增加81人,浙江省乡村旅游资源普查出有786个点,算出乡村旅游就业增加总人数大致为2.1222万人,按人均增加7万元计算得到14.8554亿元。《浙江省旅游统计年鉴》公布:由于新增从业人员,2004年比2003年的乡村旅游收入增加15.86亿元,两者比较接近。再用总数计算,三个样本区域的平均旅游收入为1938.67万元,算出浙江省乡村旅游总收入为152.3792亿元。《浙江省旅游统计年鉴》公布:2004年浙江全省的旅游收入为1012.5亿元。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乡村旅游收入占世界旅游业总收入的比例约15%—20%,如按15%计算,浙江省2004年乡村旅游收入为151.875亿元,与我们计算的总数比较接近。
第二,不同乡村旅游点由于资源、发展旅游的态度不同呈现出不同阶段,乡村旅游点的发展也有生命周期。三个样本点在1995-2007年间,乡村旅游的收入增长率大约在9.01%—25.06%之间,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5-1999年。这一阶段,乡村旅游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拉动比较缓慢,变化幅度较小,主要原因在于各地乡村旅游正处于起步阶段,特色尚未形成,投入大,收入少,增长率较低(一般在9%~15%),处于起步期。第二阶段是2000-2007年,增长率开始小幅增加,最高可增至30%以上,最终维持在15%—25%左右,处于成长期。由于各点发展不平衡,只能依据样本数据进行推测,乡村旅游收入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结合新农村建设推出了鼓励发展乡村旅游的政策,使浙江各地区乡村旅游呈蓬勃的发展态势。
第三,乡村旅游对解决当地闲散人口就业实际作用较大,但精确统计十分困难。三个样本点的旅游从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77.40%、31.14%和17.25%,从业人员的比例平均达到41.91%,年平均增长率为13.26%。乡村旅游从业,由于人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乡村旅游点的经济水平、社会情况、规模和所属类型不一致,旅游业在当地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因此各地从业人员数量相差较大,我们也无法从调查和统计中得知较确切的从业人员数量进行两者的比较,只能作粗略估计。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研究,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产业多达24个,每增加一个旅游从业人员,会给社会创造6~8个就业机会。根据以上数据可得出浙江省自发展乡村旅游后至今已带动约4.826万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经营活动,约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的0.196%,表明乡村旅游对农村就业有较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几点启示
首先,从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结构组成看,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在数量上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收入来源也呈多样化。一方面,部分农民率先经营农家乐,使农产品实现就地消费,除去产品收入,为游客提供的各种服务的经营收入也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工资性收入成为部分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家乐的发展需要人手,部分农民便受雇于此,工资性收入成为他们增收的主要来源,此时粮食自给自足,种地已不再成为主营业务。
其次,从从业人员结构来看,乡村旅游的开发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为农民增收开拓广阔的空间。发展乡村旅游,扩大了农业的经营范围与服务领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将农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扩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成为农村就业的有益补充。⑥
内容摘要:本文从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推动力在形式上表现为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属性整合推动以及区位、经济优势互补推动、旅游产品创新推动和政府行为推动出发,在其他学者研究了区域旅游经济合作必要性及可行性的基础上,运用资源配置观及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对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经济模式产生的充分性做了探讨,提出其产生的实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对资源配置有效性这一激励的反应,是一种客观经济现象。
关键词:区域旅游经济 资源配置 合作 竞争
随着旅游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区域旅游经济合作与发展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实践中,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理论上,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田里提出区域性旅游是当今世界国际旅游业的主流;李志飞、牛海卫分析了旅游开发对区域环境、区域经贸合作、区域民族文化、区域劳动力就业的联动效应;温艳玲认为旅游合作为区域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创造了许多间接效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王发坤强调旅游资源区域内所属行政区域不同,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缺乏长远的规划性整合,影响了旅游业的全面整体开发;石正方针对交界地带提出旅游开发必须打破省区界线,消除行政壁垒,创新合作机制,走一体化协作开发的道路;王凯提出了旅游地域系统的概念,研究了旅游经济空间整合的基础及途径。以上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
任何一种经济模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影响。我们认为对于区域旅游经济合作而言,除了探讨这种经济模式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外,还应该关注这种经济模式产生的内在动力,即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充分性规律。解决了上述问题,我们对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把握除了回答“是否需要发展及怎样发展”外,或许也可以进一步回答“为什么会出现区域旅游经济合作这种经济模式”的命题。这种分析对更好地主动把握旅游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利用它为旅游经济发展服务,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本文试图从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推动力在实践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出发,利用资源运用有效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相互关系来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经济实质,即资源配置有效性是区域旅游经济合作这一经济模式的内在推动力。
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推动力形式研究
实践中的区域旅游经济合作在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要探讨其经济实质离不开对形式的把握。我们认为,总的看来,推动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因素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属性整合推动型
这里的属性整合指的是从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本身具有的同一性、相关性、延续性出发而产生的资源整合。2004年5月,四川、云南和就联手打造“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项目达成重要共识,并建立了一整套合作运行机制,这是自然资源整合的典型实例。以上三省区共建“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基础在于自然资源的同一性,而非行政区域的隶属关系。南京、杭州、宁波、湖州四地联手推广精品“民国旅游线”得以在2004年10月的长三角旅游城市黄山峰会上签订合作意向书则更多地得益于人文旅游资源相关性、延续性整合的考虑。
区位、经济优势互补推动型
以区位优势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经济区域中后发展地区借助发达地区资源、力量获得跨越式发展、发达地区以后发展地区为对象拓展其经济实力的惯常动因,而区域旅游经济合作往往成为先导。在西安―咸阳(西咸)经济一体化构想中,咸阳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产品线延长和深化不仅借力于西安的旅游品牌优势还扩大了这一优势,西咸共同受益,以此为纽带两地形成了双向交流、咸阳和西安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在“长三角一体化”模式中,上海作为经济优势明显的著名旅游城市,通过交通、餐饮、商务、文化等服务功能,发挥其国际旅游集散地的作用,推动华东地区区域旅游经济的合作与发展,效果显著。
旅游产品创新推动型
区域旅游合作的顺利实施,能够有效地消除旅游产品设计中的空间、时间、体制、政策障碍,扩大了旅游产品创新的思路和效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联合体提出要打造半岛城市群无障碍旅游区,实现联合体城市青岛、济南、烟台、威海、日照、潍坊、淄博、东营8城市旅游“一票通”,即推行齐鲁金穗旅游卡,统一销售,分头结算,真正实现8个城市一张票,方便旅游。这种旅游产品的创新着眼于游客享受旅游产品的便利性,可视为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在产品创新方面的新举措。与此同时,通过区域旅游经济合作延长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时间,“创造”高支付能力的高品质游客的旅游产品创新也值得关注。
政府行为推进型
在对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考察中,我们注意到了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究竟什么是其“本位”仍然存在争议,但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区域旅游经济合作首先是对以行政区域划分经济区域思维或体制的一种突破。要实现这种突破并从中受益,各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协调与组织作用尤为明显。在政府推进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影响下,政府在政策层面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其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推进区域旅游经济合作与发展起重要作用。实践中,自发的区域旅游合作在得到政府的支持后往往加快了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提升了合作的层次。例如,四川省政府通过推动、参与西南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协调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论坛、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会、中国西部国际旅游发展论坛等活动,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对加强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保障区域旅游经济合作各项措施的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推动力实质的经济分析
以上是对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推动力在形式上的考察,但对经济事物的考察不应以形式的了解为满足。在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区域旅游经济合作这种经济模式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涉及到对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推动力实质的考察。
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推动力形式与其资源配置有效性的经济实质
对旅游资源的界定 旅游资源是一开放系统,以旅游产品为核心,只要是具有开发为旅游产品的潜力的事项,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可以被视为旅游资源。旅游业竞争其实质是对旅游客源的竞争,要在竞争中获得成功,旅游产品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关键因素。在此概念下,旅游产品是相关资源的集合,无论游客是否通过旅行社购买,其最终消费的都是该相关资源的集合,对该集合的评价形成了对旅游产品的评价。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经济体,是这个集合中某一因素或某些因素的提供者,由于产品整体竞争力的关系和产品评价的连带效应,使得该集合中的各个相关因素都成为影响旅游产品成败的关键。
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推动力不同的表现形式都源于资源配置的内在驱动 在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属性推动力中,资源的同一性、相关性、延续性是本质属性,旅游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人为的分割和阻断;在区位、经济优势互补推动力中,经济体发展边界交叉、融合使得产生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产品创新推动力中,基于对抗激烈市场竞争的自然选择就是按照市场的要求组合各种旅游资源;在政府行为推动力中,怎样让各种资源为旅游经济发展服务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综上,资源的配置有效性是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直接诱因。
区域旅游经济合作中的资源配置有效性与资源运用有效性 在区域旅游经济合作中,强调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为了提高资源的运用效率。资源运用效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如何组织并运用稀缺的资源,使之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用既定的生产要素生产出最大量的产品,实现经济效率;资源配置有效性是指如何在不同区域与不同行业之间分配有限的稀缺资源,即如何使每一种资源的配置达到在使用方面和方向上的最佳。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发展,是该区域内经济体为了实现资源运用的经济效率而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资源的供给总是存在稀缺性的,当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资源不足以支撑其发展时,借助外部资源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选择的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源配置有效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必然结果。
区域旅游经济合作中对竞争与合作的再认识
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是以竞争为导向的合作 简单地说,就是区域旅游经济中的合作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人们同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各个经济体间关系的常态的观点,但也不应忽略了合作同样是配置资源的手段。竞争与合作的良好互动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竞争与合作都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体对资源的控制是获得竞争力的天然属性,而经济体自身控制资源能力的大小往往与其发展的需要不同步。在此情形下,要在旅游业的国内、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以区域整体参与竞争的选择,在扩大资源控制力方面显然具有优势。
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观有助于消除旅游业非理性竞争 从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旅游业在发展中暴露出了一些由于非理性竞争引致的问题。旅游产品的重复建设已经成为北京旅游业,乃至中国旅游业的一个焦点问题,而作为旅游业中介作用的旅行社也存在着较严重的恶性竞争。区域旅游经济合作作为解决以上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其出发点值得重视。如前所述,区域旅游合作是为了区内各经济体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那么,从经济区域的角度来解决资源、产品同质性引起的旅游经济非理性竞争就成为一种可能。在整个经济区域中,以整体发展的观念以市场为导向配置旅游资源,以区域而非单个经济体为单位的资源配置观,无疑是提高区域整体旅游竞争力的强大动力。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区域旅游经济合作这种经济模式的出现具有客观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有效性的直接要求,要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并发展,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是必然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在区域旅游经济合作中怎样解决区内竞争、怎样解决培育区内核心竞争力与区内经济中心的关系,是关乎区域旅游经济长远发展的紧迫性问题。区域旅游经济合作要获得持续健康地发展,就需要明确重视合作就是重视竞争,只有有效的合作才能促进有效的竞争。
参考文献:
1.陶汉军.林南枝.旅游经济学(第3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中国旅游从1978年到2008年发展三十年,大约形成固定资产总值八千亿,但是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据我了解的全国在旅游方面的投入要达到五万亿,也就是说我们在五年之内形成的产业投资要超过过去三十年的六倍,我们有这么大的市场吗?这个问题今天不是第一次谈,我在全国旅游局长培训班上也谈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进出口贸易额下降了,全国都要紧张,粮食减产了,全国也要解决,不会因为粮食减产了,就不重视农业了。可是如果旅游碰到这样的状况,经得住吗?再说现在很多行业都把自己的很多事情附加到旅游头上,旅游经得住吗?很自然,好的一方面叫做旅游达到了产业融合,但是也确有一方面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住,如果承受不住怎么办?现在各地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对旅游都给予了极大的期望,这种期望能实现吗?如果实现不了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危机。所以我认为旅游经济结构的问题是全行业面临最大的问题,也应该是旅游学界共同需要关注的最大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的变化
规模扩大,结构优化,水平提升,既是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也是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重点。任何一个产业,发展初期都追求规模扩大,中期强化结构,后期注重水平,最终达到效益。我们现在到哪个时期了?如果说我们现在还忙于扩大规模,就意味着我们还是在发展早期,现在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显然得不出。这里面还涉及到大的产业结构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课题,就是“中国旅游经济结构研究”,其中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多年来就讲三种产业结构,我以为现在已经很不合理了,比如说北京一产不到1%,二产23%,三产76%,很不匹配,所以三产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三种产业结构分析,对北京的旅游发展来说意义不大,而且对我们总体来说意义也不大。所以我们在课题里归纳了一下,说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旅游要跳出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样的概念。我的看法,旅游产业是创造幸福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重新创造一个结构来说,旅游叫做第六产业。一产,种植,保障生存;二产,制造,缓解短缺;三产,服务,提供便利;四产,信息,提高效率;五产,文化,引领发展;六产,旅游,幸福,追求根本。
竞争范围扩大,竞争对手升级,经济环境严酷,中国面临碳霸权和金融霸权的双重压力。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从中国服务到中国环境,从粗暴型向和谐型发展。只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越是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越排斥劳动力,就业问题也将是长期的重大问题。其中,结构性问题是牛鼻子,也是永恒的问题,需要动态平衡,结构性短缺,结构性过剩,结构性阶段,结构性挑战,都将长期存在。结构优化是共同的历史任务,服务业发展是结构优化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对旅游的重视是必然,关键是如何落实,不能重视在口头上落实在口号上。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旅游形成内需加外需。按照后工业化的视角,挖掘前工业化的资源,利用工业化的成果,创造超工业化的产品,对应变化中的市场。
二、新结构与大旅游
如果从发展视角来看,旅游是覆盖各个产业的,我们总是强调旅游是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主导产业,包括现在所说的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些说法我都觉得不够准确。客观来看,比如我们按三次产业来说,旅游覆盖了各个产业,拉动了各个产业,为什么非要把旅游降到第三产业里面呢?在这一系列的产业里,旅游对于种植业来说提升了附加值,对于制造业来说创造了新的领域,对于服务业来说成为服务业的发展龙头,对于信息业来说促进了信息业的升级,对于文化业来说起到了一个全面拉动的作用,所以旅游作为幸福产业独树一帜。这是一个大的概念,具体来说,研究旅游经济结构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旅游的重新定位,所以我的定位就是创造幸福的产业,提升幸福的方式,开拓幸福的通道。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之中让人不满意之处甚多,我们的幸福指数并不高,所以才追求旅游,旅游脱离了日常生活,就应该是一个创造幸福的领域。同样旅游自身也有三架马车,就是旅游的投资、旅游的出口和旅游的消费。旅游作为一个独立产业的存在,应该说各个方面的必要性都强,这样的话我们不必拿着一件小衣服穿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小衣服束缚了我们的发展。
三、结构分析
【关键词】旅游危机管理 旅游目的地 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一、引言
关于旅游危机管理,大多数旅游目的地管理层仅仅看成是目的地在非常态下的一种反应。其主要表现为:危机管理是非常态的管理活动,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事后补救措施,危机管理只会对旅游目的地 发展 增加成本负担等等。其实,这是对危机管理的一种偏见。事实上,危机管理固然会造成短期目的地管理成本增加,但就长期而言,它不仅能规避危机和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减轻危机造成的损失、加快目的地危机后的恢复时间,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危机管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
二、旅游危机管理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
危机管理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即危机预防、危机应对、目的地重建或恢复(危机救治),来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
(一)旅游危机预防
危机预防是旅游游危机管理中的开端,主要是构建预警机制,尽可能做到危机规避,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在此过程中,旅游目的地往往形成许多竞争优势。
1.预警机制有助于提升旅游目的地产品的竞争力。预警机制的建立健全有利于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甚至创造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这不管是对目的地的生产产品(有形和无形产品)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大有裨益。预警机制除用来防范危机,还可以将其用做保障环境质量和保障产品质量等用途。
2.危机预防是目的地附加利益竞争优势的保证。所谓附加利益就是指对度假的满足超出了基本利益以外的利益。则附加利益竞争优势就是指通过附加的和持续的情感利益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它很难被模仿。在旅游目的地竞争激烈的今天,许多目的地在基本利益方面一般都是可以替代得,这使得附加利益竞争优势成为目的地竞争取胜的一个法宝。
3.危机预防有利于增加目的地的知名度。旅游 经济 是体验经济,顾客在目的地旅游就是为了体验和享受生活。因此,游客对目的地的满意度就体现在该地的“体验”和“享受”两方面上。危机管理在预防阶段的功能主要是清除可预见且可控制的潜在的危机毒瘤,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使目的地拥有较高的安全感。再加上拥有居安思危的领导和职工─他们的真诚和热情─使目的地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让顾客体验和享受等价满质的服务,购买货真价实的商品。科扎克(metin kozak, 2001)在研究旅游者满意度、之前的访问经历以及重游意愿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发现,游客之前的旅游经历与满意度也是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不难理解,因为游客对某目的地有较高的满意度,他就会产生重游或重温该目的地,并且向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推荐该目的地。结果是,该目的地不仅与游客建立了长期关系,而且还能增加该地的知名度,增加新顾客。
(二) 旅游 危机应对
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等特点,导致许多危机事件发生不可避免。这就有必要做好危机管理,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能减轻危机事件的危害度,还能在其中寻找机会。
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
旅游业不仅包括传统的以旅游资源为依托而产生的旅游、交通运输和住宿餐饮业本身,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其他一切行业,诸如产品研发与设计、金融服务等。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旅游业被公认为“无烟工业”,为各国政府所推崇。在一些科技水平相对较低、工业制造业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旅游业是一国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旅游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来中国观光的国外游客日益增加。从1980年到2012年,入境中国的过夜旅游者人数从350万人次增加到5568.59万人次,增加了14.91倍。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的消费,对中国的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从1999年到2013年,外籍游客在中国的人均花费从144.58美元增加到225.96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02%。
随着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扩大,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排名不断上升。从入境的过夜旅游人数来看,1980年,中国的世界排名是第18位;1996年,排名上升到第6位;2004年以来,这一排名稳居在前4名之列。在外汇收入方面,1980年,中国旅游业外汇收入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4位;1994年,这一排名升到世界第10位;到2010年,升到世界第4位,并且保持至今。①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出境游发展迅速,入境游的相对发展速度在放缓。自2009年至2011年,中国的入境人次的增幅有所下降,从2012年开始,入境人次甚至出现了轻微下降的现象。与之相反,同期中国的出境人次迅速增加。出入境人次之间的差额迅速变小。②
二、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分析
(一)中国旅游服务业的国际收支
1982年,中国的国际旅游收入为8亿美元,而国际旅游的支出仅为1亿美元。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国际旅游业迅速发展,出境游和入境游的规模均不断扩大。2008年,中国的国际旅游收入已经达到408亿美元,年均增长1.92倍;国际旅游支出为362亿美元,年均增长13.88倍。总体来看,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国际旅游处于顺差状态。此后,中国旅游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并且逆差额不断增大。2014年,中国的国际旅游收入为569亿美元;国际旅游支出为1649亿美元;国际旅游逆差为1079亿美元。显然,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逐年下降。(见图1)
(二)中国旅游业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本文引入贸易竞争力指数。该指数主要计算一国某个产业的贸易差额在该产业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根据1980-2014年的国际收支表计算出的中国旅游服务业的竞争力指数如图2所示。在2009年之前,中国旅游贸易的竞争力指数为正值,表明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更高。尤其是1982年至1990年一段时间内(1988年除外),贸易竞争力指数基本在0.6以上。从1991年开始,随着中国出境旅游的兴起,这一指数开始下降。到2009年以后,指数变为负值。2014年,指数已经达到了-0.49。这表明,由于相对于出境游来说,入境游发展缓慢,导致中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出现逆差,旅游业国际竞争力呈持续下降的趋势。
三、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优势减弱的原因
关于入境游本身发展缓慢的原因,除了人民币升值、日本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竞争等外部因素外,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旅游服务业本身存在问题,诸如效率不高(黄丽芳、杨向阳,2015),不是依靠高附加值、高品质的服务,而是更多依靠低价进行竞争(邵华,2013)等等。
关于出境游迅速发展的原因,本文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改革开放初期,普通消费者很少有能力自费赴国外旅游。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私人消费者愿意去国外旅游购物。在中国的总出境人次中,因私出境人次所占的比例从2009年的88.6%增加到2014年的94.37%。④
其二,出境旅游成本的减少。近年来,汇率方面的利好(诸如人民币持续升值)、日本和德国等国签证条件的放宽以及免税品范围的扩大等一系列因素,降低了中国游客境外旅行和购物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购物游是中国境外旅游的一个突出特征。自2009年到2014年,中国出境游客的人均支出远远高于入境游客的人均支出,这一方面和航空公司的选择等因素有关,同时,中国消费者热衷于境外消费,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从高档奢侈品到一般的数码产品和普通的日用品,都是他们的采购对象。尤其是2014年以来日元大幅度贬值后,大批中国游客赴日本旅游、购物,2015年上半年,日本已经成为中国游客的第三大出行目的地。
由此可见,旅游产业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国整体经济的竞争优势。日本和德国等国,正是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制造业,吸引着众多的中国旅游者。相比之下,中国制造的产品对入境游客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当然,不同国家关税水平和税收制度的差异,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旅游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持续减弱。为扭转这一局面,一方面,中国的旅游服务业和其他行业都需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的行政部门需要适当降低税费,使更多消费者在境内购物消费。总之,只有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中国旅游业才能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旅游局,由EPS数据库整理。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2014《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