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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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基本概论范文第1篇
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与通识教育结合的依据
人文为科学提供指引，科学为人文提供把握世界的基础。人文有助于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以人文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在本质上相互统一的这一事实决定了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通识教育功能成为可能，也使得发挥概论课教学的通识教育功能成为可能。具体来看，无论是理论的内容，还是性质都适合通识教育的实施。理论内容丰富，涉及哲学、人类学、教育、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等多个领域、多个学科。每个学科领域的知识都是者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的真理性认识。马克思创立自己理论的初衷就是要人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到真理，找到人类解放自身的答案。而且，这些内容是用一种每个人都能听得懂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很少有哪一种理论体系能把如此多学科和领域的知识以一种清楚明白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为通识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资源。知识并不自足，总会受到时代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状况的制约。因此，知识始终是敞开的、相对的、历史的。同样，所阐明的真理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它属于人类，属于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醒人们不应用形而上学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基础上获得的真理。一旦人们这么做，那么真理就会变成教条，教条便会束缚人们的思维。可以说，所提供给人们的知识不是让人们去记忆的对象，而是一种获得真理的科学方法，一种考察问题的批判性思维。正是依赖于这种不断否定和超越的思维方法，人才不至于深陷于经验的琐碎之中，而能透过经验直达真理。当然，所言的真理并非是纯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具有价值性的真理，真理和价值始终是紧密不可分的。这种价值与个人的喜好或利益无关，而是关系到人类的利益。之所以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内在所具有的批判性和价值性对于唤醒人作为人的超越性大有裨益。在这一点上，适合于通识教育。
教学内容应强化思想史成分当前，概论课的讲授内容主要以介绍和阐明的基本原理为主。固然，让学生了解、识记和把握基本原理非常重要，但如果不了解的发生史、西方哲学史或西方思想史的演变逻辑，很难想象学生能够真正深刻把握基本原理。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如果遵照这一深刻见解进行衍生的话，可以说思想就是思想史。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思想形态，它是在人类思想史特别是西方人类思想史的语境中获得意义的，同样它也应在思想史的语境中获解。因此，概论课的内容应自觉地突出西方思想史成分。比如，如果不讲授西方哲学史，不讲授哲学的缘起、古希腊哲学的诞生、中世纪哲学的成长、近代哲学发展，那么哲学的革命性和哲学的基本范畴便很难真正为学生所理解。把蔚为壮观的哲学史呈现给学生，不仅可以向学生展现哲学的多面相，而且可以吸引学生参与到哲学“爱智慧”的生命活动中，促使学生批判性地思考差异如此之大的各种哲学观点，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当然，思想史内容的选定应严格按照理论的内容要求来进行，切不可过多讲授思想史，而忽略基本原理。一般而言，哲学的讲解应配合西方哲学史的梳理，政治经济学的讲授应辅以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讲授应配合马克思之前社会主义学说史的讲授。注重教学方法的人性化众所周知，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满堂灌”为主。学生是客体，教师是主体，教学就是知识单向地从教师向学生流动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主要的教学方式更加具有不合理性。由于这种教学方式把学生看做僵死的对象，因此非常不利于学生自由个性、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培养，不利于通识教育的实施。如果要充分激活概论课的通识教育功能，就必须改革旧有的教学方法，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方法的选定，要充分考虑概论课的性质。由于方法论的本义是否定和批判，因此该课程的讲授应考虑运用互动式教学方法，也就是说，提问、回答、反问、回答……在教师和学生平等辩论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使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而且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由于该课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因此，该课程的讲授应注意对学生的引导。在激活学生思维能动性的同时，要注意用正确思想引导。由于该课程涉及大量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因此，教师应主动要求学生研读经典，并以某种方式考核学生的研读效果。一种好的教学方法不仅应有利于教师“教”，而且能够激发学生“学”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就是说，教学方法应人性化，尊重人，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事实上，二者结合的契合点尚需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二者结合起来的具体条件尚需进一步探索。但无论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马建青 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
哲学基本概论范文第2篇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Philosophicae（“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sensitive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ofart，法文Sciencede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哲学基本概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问题”意识；哲学本性；研究性教学；创新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I)08-0026-03
在本文中，笔者以自己从事哲学教学的一些实际经验或体会为基础，并结合当前深化教学改革的要求，对哲学教学中如何突出“问题”意识、深化改革的问题作出探讨，希望能借此与从事哲学教学或相关课程教学的同仁交流。
一、“问题”在哲学教学中的优先地位
本文研讨的主题是关于哲学的教育与教学问题，更直接地说，是关于哲学的教学方法问题，特别是哲学的教育与教学方法问题。在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之前，我们先谈谈问题与哲学的一般关系。笔者认为，所谓“问题”，具有两方面的含义或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具有根本意义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问题”即是根源于现实中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涉及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二是指哲学自身产生的问题，即在对有关哲学理论的理解中所产生的各种学术性问题。当然，理论问题最终也是现实问题在哲学上的集中体现，是表现在哲学中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在问题与哲学的关系上，“问题”具有基础意义，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哲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形式。
事实上，各门学科或课程的教学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一定“问题”或“问题”意识，然而，基于某种“问题”意识的启发式教学在哲学教学中却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哲学本身正孕育于“问题”，哲学即起源于对“问题”的“惊异”与“探索”。在古希腊，哲学(philosophy)的本意是“爱智慧”。在提出“爱智慧”即哲学理念的同时，苏格拉底提出并运用了“问答法”。“问答法”是一种在问题的预设中(如“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来寻求事物或概念本质的理性思辨的方法(亦即“辩证法”)，苏格拉底将其称为“精神助产术”。这种“问答法”或“精神助产术”表现出人们对问题的“求知”与“惊异”情绪，“惊异”与“求知”由此成为哲学的起源与发展的最初动因。
在确立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性著作《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可以说，哲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问题进行“学术探索”，而哲学由于具有“自由学术”的根本精神，也就与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鉴于此，我们就应当依据哲学的本性及其与现实的联系而凸现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讲授“哲学”课上，我们的教学目的虽然直接说来是要掌握哲学的基本原理，但根本说来还是要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应该在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与理解中体悟与理解哲学。从理论或哲学本身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从问题出发研讨理论，对于哲学教育与教学来说，这也是最基本的方法。我们以往的哲学教学，已形成了从原理出发的教学模式，教学目的也是掌握原理，教学过程也是从原理到原理，学生可能掌握了一堆概念、范畴和原理，但却缺乏与现实生活的本质联系，更不能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因而造成理论和现实的分离。
“原理”作为一种规范化、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当然需要通过学习来掌握，但问题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原理?可以说，“原理”或“原则”都不能构成我们教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原理”本身只有在与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时，才能显示其意义而得到深人理解。因此，我们只有将从既定的教科书原理出发的教学模式与思维定势，转变为从现实中和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中发现与提出问题，并在对问题的研究与解答中，去引导学生加深对有关哲学原理的理解。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来思考原理，不仅能促使学生达到对原理的深入理解，而且也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本科通识选修课)时，笔者在“引言”部分也强调了强化问题意识，说明西方哲学史的演变就是“哲学问题的深化”，哲学史在本质上是一部“问题史”，即一部哲学家提出问题与解析问题的思想史。笔者尽力启发和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并从问题出发研读一定的原著与文献，进而达到与“文本”的“对话”。这种“对话”，在本质上也还是我们提出问题来同文本交流、沟通，从而达到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现代解释学创始人加达默尔曾提出“问题在诠释学里的优先性”。事实上，在我们对任何一门学科或对象的认识中，“问题”都具有优先性，而哲学研究或教学就更具有这种优先性。
二、应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始终，并成为推进教学的动力
在哲学教学中突出“问题”意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也有助于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热情与兴趣，从而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互动。因此，“问题”意识也就成为推动整个哲学教学的重要动力，并成为联结各个教学环节的重要纽带。在有关哲学课教学中，笔者也总是尽力在课堂上提出或鼓励提出问题来引导、启发学生思考、讨论，这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加深了学生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对完成教学任务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为发挥“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贯穿在教学活动的始终，笔者还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或措施。
(一)精心设计课程思考题，并在课前发给学生。多年以来，无论是讲授“哲学”，还是讲授“哲学概论”、“西方哲学史”或“历史哲学”课程，笔者都注意依据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特点以及本人的研究体会，用心设计各课思考题，并尽量在开课时与教学进度表、阅读书目等一起发给学生，或在讲课过程中提供给学生。学生看到思考题就会形成一定“问题”意识，也会带着一定问题听课、思考、讨论，从而使教学具有一定针对性，也具有一定开放性。这也如加达默尔所说：“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而“提出问题比答复问题还要困难”。
显然，“问题”意识在有关哲学课教学中具有不可忽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为保障这种“问题――探讨”型教学的实现，教师就需要下很大工夫来精心设计思考题和各个教学环节。笔者体会到，设计好思考题并使教学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思考题的思路进展，确实能
起到精简与集中教学内容、明确教学重点与难点、发挥教师自身研究优势并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等多方面的好处。
(二)建立教学模块，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在各门哲学课教学中，笔者也尽力依照自己对有关教学内容的理解而设计出一定教学模块或板块，这样既涵盖了有关教学基本内容，也发挥了教师讲课的优势或特点，同时也把“问题”意识凸现出来。
由于教学模块作为教学基本内容是教师自己梳理、提炼出来的，因此运用一定教学模块就能促使教学内容更为简洁、集中而明确。例如，几年来笔者在“哲学概论”教学中，设计了七大部分(亦即七讲)的教学模块，这七讲标题是：“哲学的本质及其与科学的区别”、“哲学探索方式与发展模式”、“传统哲学的本质及其与非传统哲学的区别”、“比较哲学的概念与中西哲学差异”、“宗教的本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艺术的本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现代哲学发展特征概述”。这七讲基本形成了“哲学概论”的教学模块，其基本框架也大致涵盖了这门课程应有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着任课教师自己研究哲学本质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成果，由此也为教师重点阐述有关问题留下了较大空间，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哲学教学规范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在多年来“哲学”本科教学中，笔者注意对教学内容作出一定调整或改革，同时也把有关教材基本内容提炼或归纳为几个具有基础性或前沿性的讲课专题，从而形成了一定教学模块。这一教学模块的总题目为“对哲学的探讨与反思”，主要包括：“第一讲哲学本质及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探讨”、“第二讲世界观问题及哲学基本问题探讨”、“第三讲辩证法本质与实质问题探讨”、“第四讲唯物史观本质及历史意义探讨”、“第五讲社会基本矛盾与发展规律探讨”、“第六讲阶级国家革命理论反思”以及“认识论方法论探讨”等内容。这种依次递进的专题研究或板块式教学，也即是一种“问题――探讨”型教学。它一方面以教材和教学基本要求为基础，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有关哲学前沿或疑难问题的探讨，给教师在授课中发挥自身特长、加强研究与课堂讨论留下了更多空间与时间，因而起到了整合与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作用。
(三)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尽量在课堂上进行解答或讨论。鼓励学生提出并探讨问题是发挥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根本途径。坚持提出与研讨问题不仅能恬跃课堂气氛，而且也能促使师生共同深入地思考问题从而加深对有关内容的认识。如在“哲学概论”课上，有的学生对“比较哲学”的概念与方法存有疑问，提出“比较哲学研究应是本质相同的还是本质不同的事物的比较”。笔者就此组织了即席讨论，并与学生一起作出推论，最后作出一定小结，明确并阐释了“正、反”比较即“正比”与“反比”思想，指明本质相同的比较即为“正比”，其要旨在于认识被比双方的不同特点，而本质不同的比较则为“反比”，其要旨在于认识被比双方的本质区别(如中西哲学因为同属传统哲学，二者比较就属于“正比”，而传统哲学与某些现代非传统哲学的比较就属于“反比”)。学生也提出过“存在和非存在的关系”、“既是又不是如何理解”乃至“人生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等许多问题，笔者也都尽量在课堂上开展讨论，并作出推论、解答，同时也完成了相关教学内容。
有针对性地就一些问题进行课堂或课下讨论，是促使哲学教学具有广度、深度与一定灵活性的有效方法。哲学教学理应具有开放性，而开放性是离不开对问题的探讨的。加达默尔也说：“辩证法的进行方式乃是问和答，或者更确切地说，乃是一切通过提问的认识的过道。提问就是进行开放。”笔者也体会到，哲学上的问题具有特殊性，或一定思辨性。因此，对哲学问题常常不能直接解答或依靠经验来回答，更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对哲学问题只能通过思考、分析与推论来给予“辩证的理解”。正如加达默尔所说：“知识从根本上说就是辩证的。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知识，但问题包含是和否、是如此和不是如此的对立。”例如，“既是又不是”的问题就具有矛盾性或两重性思维的特点而属于“辩证法”即“辩证逻辑”。这一问题也是一个教学难点，为此，笔者特意提出了一个具体命题来加以讲解，即：“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其意是说：一方面，哲学是科学，这是指科学的广义含义即知识体系，因而哲学可被包含在科学的庞大体系之中，但另一方面，哲学又不是科学，这是指科学的狭义含义即实证科学，因而哲学就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或者只能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这一命题即属于辩证逻辑，既包含又超越了形式逻辑，提出并讲清这一命题也就讲清了辩证逻辑的方法及其与形式逻辑的区别，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还应看到，由于哲学及哲学教学具有“思辨”、“论证”以及“把论证进行到底”的特性或精神，因此，哲学教学一般不宜依靠或更多地依靠“课件”(“课件”可能会遮蔽“问题”而有碍论证、思考、即席发挥以及深入讨论)。相反，哲学教学应更多地运用一些传统教学的方式，也应更多地在课堂上及黑板上进行“论证”、“推演”。哲学教学也只有在继承与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才能“返本开新”。
三、以“问题”为导向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
在哲学教学中突出“问题”意识，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的始终，这对教师和学生两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种要求的实质就在于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
首先，教师要借助问题的导引作用实现由单纯授课型教学向研究性教学的转变。研究性教学需要把教学和科研紧密地内在地结合起来，教学要以科研为依托，科研也要以教学为基础，二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笔者体会到，所谓“研究性教学”，应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与导向的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课堂教学，也应是以教师的学术研究为依托的有深度、广度及高度的教学。与此相反，所谓“应试性教学”则是以课本的现成结论及考试为中心因而缺乏问题意识与创新精神的教学。对于教师而言，教学过程虽不能废弃考试，但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即是研究过程，研究过程也即是教学过程，由此才能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统一。
其次，教师还应引导学生转变根深蒂固的“应试”观念，改变上课只是被动听讲、记笔记的状况，把单纯学习过程变为主动思考与研究问题的过程，进而实现由课本性或应试性学习向研究性学习的转变。为实现研究性学习，还应对考试方法进行改革。多年以来，笔者在“哲学概论”、“西方哲学史”等选修课以及“哲学”等必修课教学中，都尝试把“问题”研究引入考查内容，增强试题的研究性质或研究力度，同时一般又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这就既改变了“考前背课本，考完都忘记”的状况，也减轻了学生负担，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研究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把更多时间与精力用在研究与思考问题上，从而收到素质教育的一定效果。
只有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哲学教学才可能在指导思想上实现根本转变，才可能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真正素质教育的转变，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创新”首先应是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观念、理念的创新，没有这方面的创新，任何其他方面的“创新”都终究不可能持久。“创新”需要对问题的敏锐洞察与长期思考，因此，“问题”意识会导致“创新”，会有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加达默尔说“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知识”，我们还应当说，“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创新”。
总之，哲学教学应成为一种“提问的艺术”、“思考的艺术”或“进行某种真正谈话的艺术”，而“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也理应具有优先地位与重要作用。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的始终，既符合哲学学科的本性，也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笔者确信，把树立与强化“问题”意识作为哲学教学改革的一个取向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从长期教条主义与应试教育的双重束缚下解脱出来，才能使哲学教学真正发挥“爱智慧”的引导作用而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参考文献：
哲学基本概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微博热；《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241-03
微博作为一个新型的网络交流工具，近年来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了《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增长迅猛，已经从6 311万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达208.9%，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也从13.8%提升到40.2%[1]。可以说，微博“热”了。《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门核心课程，由于种种因素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一面是教师硬着头皮在讲台上唱独角戏，一面是学生无奈地在课堂上做着除了听课之外的其他事情。教师讲着费劲，学生听着没劲，可以说，原理“冷”了。笔者是高校讲授原理的一线教师，又是微博控。通过对微博热的分析，意图把微博的特点实施在原理的教学实践中，以改变原理教学的尴尬境地，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到课率、抬头率和听课率，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
一、140字符的限制——精而准，拒绝冗繁，使之“微”
与原来的博客相比，微博设有140个字符的限制，倡导用户以精准的语言及时进行广播。140个字符即70个汉字，是一条手机短信的长度限制。微博迅速发展的态势与140字符有直接关系。140字符，既降低了门槛，使文字功底不高的用户也可以尽兴的“织围脖”，也满足了收听者短时间阅读海量信息的需求，转发亦变得简单易行。这其实是时代快节奏的反映。因此可以在不违背内核的基础上简化原理教材上的范畴和概念，这样在符合学生接受模式的同时，让他们掌握了基本原理。这与原理的教学目的是一致的，我们要求学生理解的整体性，而不是单单记住一个个具体的知识点。例一，列宁对物质概念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规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可以简化为物质=客观实在性，这个等式既把哲学上的物质范畴与具体的物质形态区分开，又把握了哲学最基本的范畴。同理，例二，运动是标志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变化及其过程的哲学范畴。简化为运动=变化；例三，作为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简化为联系=关系。简化后的范畴，换成了自然语言，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
二、广播与收听——随时随地广播，选择性收听，研讨式教学
微博热的第二个因素是它便捷及时的互动性。它所体现出来的即时性、快捷性和互动性是任何传统媒体都无法比拟的。微博用户可以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兴趣点和关注点输送到网络上，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机或者让人手一个的电脑接通电源即可。微博的更新速度每秒可达到十条以上。如此海量信息，用户不可能收听全部，大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收听的内容。这一特点对原理教学的启示就是，教师不要自我陶醉式的灌输，而要让学生参与到课堂的教学中来。这就要求教师要先学会收听，收听国家政策，收听时政热点，收听学生的思想状态，然后广播原理，或者邀请学生一起广播，或者引导学生评论或转播。
（一）教师要及时收听
笔者在微博里发起了“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原理课教师？”的大广播，结果显示“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老师”排在了最不受欢迎的第一位，比例达到61.2%。很多学生直接回复“我欣赏那些关注热点、关注我们实际需求的老师”。教与学本就是对立统一的，而多数情况下对立了教与学，忽视了教与学的互动共生。教师须及时把国家政策的变化生动地渗入教学内容中，每次上课能让如同学生身处实事的列车上，既践行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增加了学生听课的亮点。例，今年4月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牵动了各国敏感的神经。可用于联系范畴的讲解中，也可用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中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目前的在校大学生均是“90后”，他们获取外界信息的能力很强，途径非常广，微博是现今的一种重要方式。微博里的热话题会成为教师敞开心扉与学生交流的一个对接点。因此，备课时教师不妨先去微博里转转，挑选与授课内容有关的微博话题作为课堂的导入语。例，央视著名主持人赵普关于老酸奶的微博被转发13万次一事，教师精选对接点，可作为引入语放在合适的内容处。
（二）教师要根据需要广播
知识更新的速度、快速发展的节奏，使得大学生的代际支持非常活跃。走访得知，2011级大一学生与2009级学生两年前大一时的思想状态有明前区别，一成不变地看待授课对象，不仅违背唯物辩证法，也会让教师自己的广播被收听的人数越来越少。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来广播自己的授课内容。
教师只有根据学生的需求来“广播”原理，才能让学生主动自愿地去“收听”知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实时研讨式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的核心就是拟定出有时代性和针对性、学生感兴趣且亟待弄清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特点问题，引导学生学习和思考，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积极发言甚至辩论，实现学思结合和教学互动共生。
三、语言的转换——化专业术语为大学生感兴趣的热门词语，把专业术语转化为日常用语，使之“博”
哲学基本概论范文第5篇
一种学问的社会价值提升，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广度上的繁荣，一是深度上的升华。前者指研究领域的细化，体现为多分支，多领域，多维度和多元化，依据研究对象影响而定。后者指的是研究对象对于人及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现实意义，是在对研究对象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价值意义进行反思与评价，从而得出对人类社会有益的规律性结论，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共同点。武当文化研究是基于道教信仰及由此衍生的传统智慧，应该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启发现代文明，构建和谐社会。随着其研究方式由自发变为自觉，研究领域由碎片式变为系统化和整体性，研究重点由重现象学变为重形而上学，尤其是武当道教“太和”思想对于人性解放，社会和谐追求的现代意义，从而使之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
《武当文化概论》首次界定了武当文化的概念，阐释了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系统探讨了道教玄天上帝信仰与武当山宫观建筑、神仙造像、朝山进香等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道教历史、玄帝信仰、建筑文化、斋醮科仪、武当武术、进香民俗、山水文学等，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武当文化概论》作为第一本专门研究武当山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不仅为武当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也为今天武当山文物保护和文化开发，以及武当文化的宣传普及，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果说《武当道教史略》是武当文化研究自传统文化研究的逻辑剥离，并使之具有地方独特性的开始，那么《武当文化概论》的问世，则是对以往武当文化研究的系统整合与理论勾稽，也是促成其形而上化与国际化的发端。
杨立志教授从事武当文化研究二十多年来，几乎徒步踏遍了武当山地区的山山水水，他广泛开展田野调查，深入探访风土人情，翻阅了大量历史书卷。在研究之初，许多人分不清宗教与迷信的关系，然而出于对这方水土的无限热爱，他顶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一个人踯躅于武当文化研究之中。他曾为了印证“修山”的记载而夜困九渡涧，最终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生态保护遗迹。他曾对前人关于对武当山的种种误解予以澄清，为武当山历史遗迹遭到破坏而大声疾呼，也曾因为国外学者对中国本土信仰的轻蔑，予以针锋相对的反诘。杨教授不仅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带有典型中华民族印记的爱国学者。通读《武当文化概论》一书，我们能够发现其中洋溢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开拓气魄，更能让人深深地感受到那种包容万物，终极关怀的广阔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