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仪和现代礼仪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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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礼仪和现代礼仪的差异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俄；宴会礼仪文化；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
从本质上看，宴会礼仪文化不仅仅是饮食礼仪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标志。中俄两国宴会礼仪文化是因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产生的，因此也具有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民族特色。我国的宴会礼仪文化更关乎政治，而俄罗斯宴会礼仪文化更多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和历史的变迁。中国宴会礼仪存在的意义是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对伦理和规范进行了强化，让传统儒家文化得以在宴会上面面俱到，变成引领不同阶层群众行为的榜样和制度。而俄罗斯宴会礼仪文化的意义在于反映社会和历史发展及变迁，将其中蕴含的物质理念转化为促进俄罗斯精神形成的主要方式。
一、中俄宴会礼仪文化中用餐工具的对比
宴会礼仪文化内容中，餐具占据较为主要的地位，因此笔者先从餐具部分入手，对中俄两国的宴会礼仪文化的不同做出对比研究。
中国老百姓在饭桌上最常见的餐具就是筷子，我国使用筷子的历史已经超过三千年。筷子最早的说法是箸，由于材质为竹子，因此以“竹”为部首。但是箸的发音有着停滞不前的意思，没有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因此我国人民将箸改为筷，意味快速发展的意思，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筷子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中国人好吃的名声也来源于此，中国人只要有了筷子，一般什么食物都可以夹取到，可谓一“筷”在手，美味不愁。
俄罗斯饮食中使用的用餐工具一般为匙、刀、叉，在使用不同食物的时候，还需要根据食物的冷热、味道以及食材使用不同的刀叉，也需要配合以碟、瓢、杯、锅、碗等工具。据史料记载，俄国是在彼得一世之后开始使用刀叉匙开始进食的，因此刀和叉是俄罗斯在饮食文化中必须具备的工具，而且材质上也比较偏爱陶瓷餐具。俄罗斯公民在用餐时往往是右刀左叉，吃鱼类食物的时候要使用三齿叉，吃温度较低的菜式时使用较小的叉子，温度较高的菜式使用较大的叉子，面条、果冻、布丁、鸡蛋和鱼都是不能用刀切之后再食用的。吃面条的时候要右手拿着叉子，只叉起两三根面条，然后进行旋转餐叉，待面条卷在叉子上之后再放入口中，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用嘴吸食面条，发出声音也是不允许的。
二、中俄宴会礼仪文化中用餐氛围的对比
简言之，俄罗斯的宴会礼仪文化以静为主，中国的宴会礼仪文化以动为主。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重大外交和政治问题都是在宴会上得到处理和解决的。我国古代较为流行的一种礼仪宴饮活动――“乡饮酒礼”，是由统治者从领地中请来各式各样的人才，按照宴会礼仪文化开设宴饮活动，在宴会上与其讨论国家发展等相关大事，因此可以说我国从古至今都有着宴会文化礼仪活动的存在。除此之外，中国人讲究排场在国际上也是很出名的。对封建时期的国家统治者来说，吃饭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吃饭，而是利用饭菜的样式和数量体现其帝王的价值和地位。
俄罗斯的宴会文化礼仪和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大部分宴会上发出较大声音都属于不礼貌行为。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吃饭也不仅仅是为了吃饭，更多的意义在于和朋友进行友好交往，宴会的主人会很在意客人对食物的评价，更会希望客人把餐桌上的食物都吃光。这不仅是对食物味道的赞赏，同时也体现了客人对主人的尊重和感谢。俄罗斯人无论是在餐厅还是家里，基本都会保持轻声细语的用餐氛围，像中国一样的小吃夜市和大排档的热闹氛围基本不会存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现在很多中国人也开始学习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学会了很多可以借鉴的宴会礼仪文化，但是也不能因此失去我国饮食文化的优点，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中加速发展才是真正的大国之道。
参考文献：
[1]张清波.中俄宴会礼仪文化对比研究[D].重庆：四川外语学院，2011.
古代礼仪和现代礼仪的差异范文第2篇
【关键词】情景训练；公关礼仪；应用
只要人生存在这个社会之中，就要面临着人际交往的问题，而人际交往也要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指礼仪。所以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礼仪的重要性，它如同人际关系中的剂，缺少礼仪，人与人之间就容易因经历、认识和理解的差异而产生误解或冲突。所以，公关礼仪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但是如何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公关意识和公关技能，则是现代公关礼仪教学中所面临的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具体的教学环节进行了一些探索。实践证明，情景训练是一种效果较为显著的方式。
一、公关礼仪的含义及其作用
现代礼仪的科学体系是在古代礼仪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学习外国礼仪中呵护国情的部分，逐渐发展和完善而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礼仪即教养、即素质，包括仪表、言词、社交礼仪、公共关系原理及实务等多方面内容。现代公关礼仪的作用主要有：（1）塑造形象。包括塑造个人形象和组织形象两个方面。（2）沟通信息。包括言语礼仪、饰物礼仪和行为表情礼仪。在信息传递中，表情及语言的传递表达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3）联络感情。现在社交礼仪最重要的情感特征是真诚。以真诚的心换取他人之心；以真诚的行为款待他人；以真诚的语言取悦他人。真诚是社交成功的一半，所以在社交场合，尤其需要付出一颗真诚的心，方能收获温暖。（4）增进友谊，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总之，礼仪是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准绳，它不仅是个人交际技巧与应变能力的反映，还是一个人的气质、风度、阅历、知识、道德情操、精神风貌的折射。
二、情景训练及其在公关礼仪教学中的作用
也就是情景模拟法，是指运用具体活动的场景以激起学习者主动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的一种教学方法。它通过创设出具体场合的情形和景象，帮助学生把知识溶于生动的情境之中，改变了传统教学的枯燥、单一的情况。情景训练运用在礼仪教学中，不仅可以完善教学内容，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作用具体有点主要表现在：有利于优化课堂情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利于教学双方最佳状态的发挥；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三、情景训练在公关礼仪教学中的具体方法
在公关礼仪的教学中运用情景训练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礼仪素养，使学生能娴熟地运用各种礼仪规范待人接物。具体方法包括：（1）对比法。通过不同事物的对比和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的对比，加深学生对礼仪作用的认识，激发其学习礼仪积极性。如在个人利益实训教学中，在见面握手、大招呼的讲授与训练之前和之后分别进行即兴情景训练，并做出评论。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既看到自己的进步，也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可以通过观察名人典范，分析他们优雅的丰度和迷人的气质表现，有助于自我修养和良好习惯的养成。（2）案例讨论法。该方法的目的是让学生分清是非，把握礼仪的“度”。如：在案例安排中，列举出案例中的礼仪行为表现，再结合日常行为列举出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做法，让学生对其做出讨论。讨论过程能使很多的学生认识到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和距离等，这些都是有“度”的，要把握好礼仪的“度”，才能在社交场合中运用自如，改善人际交通，增强交往能力。（3）情景模拟法。在公关礼仪教学中，可以在课堂上设置出种种社交场合，让学生进行模拟操作，以提高其礼仪技能，比如在讲握手礼仪时，先讲握手分为三种情况：即男女之间、上下级（长幼）之间、主客之间如何握手。每种情况都设置具体的场景进行训练。并要求同学们之间相互观察握手的姿态、表情、时间和伸手的顺序，并总结他们各自之间的优缺点。对于公关礼仪，这种方法具有较普遍的适用性，如在介绍、电话、接待、求职应聘等都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均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是，这种方法要求教师备课时精心创设情景，以指导训练，对学生自行创设情景也可起到示范、引导和启发的作用。此外，还应坚持实际训练与加强自身修养相结合，主要通过在教学中不断启发学生，使他们认识到礼仪的实质和基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尊重。归根结底，礼仪就是相互尊重的体现。基于这些，在教学过程中应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课程中文化修养内容的含量，如讲不同民族、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如何做到相互尊重，等等。
四、情景训练在公关礼仪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1）情景训练的目标要明确。情景训练的目的是为了促成知识向能力转化，因此在进行情景设计时要紧密围绕培养目标进行，当然，选题还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趣味性、挑战性。只有营造尽可能真实的模拟环境和氛围，学生才可能真正用心去演练并融入所扮演的角色之中，才能发自内心地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实现教学的真正目的。（2）情景训练过程中应对学生加以正确的引导。虽然在情景模拟中是以学生为主角的，但是教师的角色也非常关键。因此，在情景训练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把自己置身于实际情景中去，积极与学生进行沟通，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3）情景训练应与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情景模拟教学法虽然是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改革中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是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将这种教学方式过多的应用在礼仪教学中，不但不能激发学生在学习的积极性，可能还会招致学生的反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使用这样一种单一的教学方法，而应与其他教学方法诸如传统的讲授法、进行公关礼仪知识辩论等相互配合使用，才能相辅相成，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多角度地挖掘学生的潜力，确保教学效果。
五、结语
总之，情景训练突出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上台表演、操练。它体现了直观性、启发性、形象性，为现代公关礼仪的教学提供了较好的方法，恰当的运用能够较好的帮助学生较好的领略公关礼仪的要点，从而更好锻炼学生的公关意识与公关能力。
参 考 文 献
[1]陈华．试论社交礼仪教学改革[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9）：45～46
[2]高景丽．公关礼仪类课程在旅游管理专业教育中的作用及改进[J]．教育教学研究．2007（3）：133～134
[3]张海英．实施情景教学法的三个步骤[J]．黑河教育．2004（6）：37
[4]胡丹．关于高职院校社交礼仪课程教学的思考[J]．南通纺织职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03（12）：65～68
[5]李敏．物流管理专业公关礼仪开放性实践教学探索[J]．教育教学．2010（6）：159～163
[6]张冬晶．面向职场多方实践――谈《公共关系学》的几种教学方法[J]．中国科技信息．2008（17）：173
[7]夏晓阳．谈情景教学法在公关教学中的运用[J]．潍坊高等专科学校校报．1999（4）：81～82
古代礼仪和现代礼仪的差异范文第3篇
一、中日两国文化差异
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人类社会的前进也与文化息息相关。依靠文化，人类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在文化上一直都联系密切，由此很多中国人的心中认为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宗同属，然而，实际情况却大有不同。而对于学习外语来说，若能学习并掌握本国与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差异，将会令学习者对目的语的学习更加熟练，避免文化障碍和语言冲突。
（一）中日文化现状一个国家不仅应该重视经济的发展，更应注重其文化的发展，而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时，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其主体文化，因为主体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以及其历史发展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不得不提的一个伟大学派便是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最大，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君子的标准，直到现在，依旧影响甚深。中国人民待人谦谦有礼，尊敬他人，有仁爱之心，这些都离不开儒家思想的影响。现代的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在加入WTO后，人民的思想则变得更加开放。而对于日本来说，古代的日本最初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的，后来则是在中国汉字和朝鲜语的影响下不断发展而来，因此日语有时候听起来某些方面很像汉语，而在其文字中也有汉字在其中。而日本其国家也同样如此，不断的吸收外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改变，最终形成其独有的文化特点，如今日本在动漫的发展上独占鳌头，其科技也十分发达，越来越强。
（二）中日文化差异中国有着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在不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形成了其独有的民族文化，博大精神，内含丰富。与中国相比，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的日本则情况迥异。二者有联系也有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礼仪方面，众所周知，我国和日本都十分注重礼仪。然而，在中国，人民初次见面或是很久不见都会用握手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敬意和尊重，以及问候，但在日本，其国民更多的是用鞠躬的方式来表达。在价值观方面，中国提倡儒家思想中仁爱谦恭诚信，应孝敬父母、爱护老人、尊敬师长。而日本人则更注重的谦虚有礼。在语言表达方面“，等级制度”十分严格，下级对待上级，小辈对待长辈时说话一定要加敬语，以表达其谦虚的态度。同时，日语中表达道歉的词汇相对中国来说多很多，在闹市中常见到日本人在互相碰到了身体后道歉。此外，中国人常说肯定句，而日本人在这方面却会询问对方，以此让人觉得并非在强制他人，中国人来说则是“是非分明”。
二、大学日语教学概况
在大学外语学习中，日语是英语之外最受学生喜欢和认可的语言，究其原因，除了有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交流以外、还有大量日资企业对日语学习者的需求，学生需要运用一门第二外语武装自己作为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敲门砖。可是正是由于这种急功近利的学习动机和心态，再加上中日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学生在学习日语中逐步走向以语法化为终极目标的道路，而不是利用语言来进行有效地沟通与交际。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学生只可以读写，应对书面考试，而无法自如听说来应对与人沟通交流，丧失了需要语言沟通的特性，日语的学习逐渐成为了一种“哑巴语言”。总体说来，大学日语现如今的概况就是注重语言系统和语言训练，却单单缺少了语言的实用性。有的老师照本宣科，语法句型讲过之后便草草结束课程，并没有深入剖析中日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样不仅导致所教授的语言内容、课堂效果受到影响，同时学生忽略了文化差异，这样他们在中日交流中难免出现误会和问题，还影响了人际交往、工作交接。大学日语教学中仍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1）教材内容陈旧单一，过分语法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大量新词和新鲜事物涌现。如果教材停滞不前，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注定会被社会所淘汰，对于学生而言，旧教材不仅会削弱他们的学习兴趣，还会使他们与本国语言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影响他们在社会的竞争与发展。（2）教师整体队伍的数量与逐年增收的学习者的数量不成比例，势必导致学生学习效果的不理想，也只有满足了一定学生数量的日语教学才可以保证日语学习的学习质量和效果，相反，如果大量学生存在一个应进行语言模拟与学习的小环境中，不仅会减少每个学习者的学习、练习时间，还会因为一个人的错误进行集体大规模的操练，势必会影响教师整体的教学进度。（3）传统语言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以传授语法知识和训练语音语调为基本出发点，着重强调应对考试的策略和技巧，对中日文化差异的领域涉及的少之又少，这样学生对中日文化差异的了解也越来越少并忽视了对文化的理解，这样并不利于实际语言交流与操作，失去了使用利用语言从事事务的意义与价值。
三、中日文化差异对大学日语教学的影响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工具，是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在目前国内的大学日于教学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有的学生虽然在经历了多年的日语学习后，对日语词汇、语法以及听说读写等能力掌握的很好，但在实际生活中，却由于对日本文化不够了解，不能对中日文化差异掌握精确，无法达到语言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考方式上的自由转换，因此产生了交际问题，造成了文化冲突，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认为，作为日语学习者，我们不仅要了解中日文化，还要对其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也尽量掌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针对中日文化差异在大学日语教学中产生的影响找到解决的策略。
（一）中日文化差异对大学日语教学的影响在大学日语教学中，教师应知道，应该让学生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然而，在很多时候，教师对自己本人的角色设定中却对此有所缺失，以使中日文化差异对大学日语教学造成了一定影响，如下：1.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单一在大学日语教学过程中，中国的教师由于深受多年填鸭式教育的影响，不自觉就对自己的学生也施用了同样的方法，让学生百战题海，而不对学生采用更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和更丰富有趣的教育内容，让学生只做到了“对知识的死记硬背”，而不能灵活运用。2.学生思维转换僵硬在大学日语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课堂时间大部分用于词汇讲解、语法分析、句型操练和听力训练等，而忽略了对学生思维转换的训练，使学生只能被动的记录在笔记上，而不能在思维上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更不能在中日文化差异中做到思维的龄或转换。3.语言交际技巧生疏在大学日语教学过程中，由于中日文化差异，使得老师的语言习惯更偏为一国的语言表达习惯，而造成了学生对实际生活中语言转换的交际方式和技巧生疏或造成失误，给学生学习日语带来了障碍。
（二）中日文化差异对大学日语教学的策略通过以上中日文化差异对大学日语教学的诸多影响，可以看出中日文化差异不仅仅表现在语法及语言系统本身，更多的体现在社会心理认知等诸多深层表达上。由于在深层表达了两国的思维差异，比如，日本人多暧昧、含蓄，而中国人更直接。二者在交际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矛盾差异甚至冲突。为了避免矛盾的出现，防患于未然，在与日本人交往接触的过程中应该做到彼此尊重和理解，了解他国的文化习俗，那么在学习日本语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两国的差异，同时避免在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难题。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总结了几点交际策略和学习策略。第一，多学习和模仿日语为母语者的非语言技巧。从影视作品、书本等渠道了解日本人的说话习惯和交流方式，从日本人的体态语、手势语等来作为课堂教师进行安排的教学内容，教师以模仿为课堂组织内容，一来可以大大提高日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二来由于设置了模拟情境，会使学生在真实语境中与日本人交流障碍和失误减少。第二，教师应全面提高个人综合素质，高校应加大对日语老师出国培训学习的力度，同时多组织日语学习者出外交流或与日本学生进行交换学习，做到文化互通，语言互通。第三，教师作为教授主体，应改变教学方法和策略来应对实际交际的难题，新数字媒体的使用是教学史的创新和改革，有利于改变传统单纯教师“填鸭式”教学，而是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学习。
古代礼仪和现代礼仪的差异范文第4篇
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的核心和基石。志愿服务持续深入开展需要志愿精神背后的支持和影响，发扬志愿精神才能真正引导人们自愿、主动从事志愿服务。尽管一些学者或多或少对志愿服务的动机和目的进行了研究，呈现了部分成果，但志愿精神却往往不是研究的重点和关注的核心。本研究主要依据在2011年1月至2月间对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志工进行访谈调查所获取的资料，试图从一个侧面呈现台湾公益组织在弘扬志愿精神，号召社会公众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从事志愿服务的经验和做法，反思大陆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志愿服务，倡导务实的志愿精神提供参考。
一、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
根据大陆学者的定义，志愿精神是指一种自愿的、不为报酬和收入而参与推动人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社区工作的精神，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在一些国家，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丁元竹，2001）。志愿服务的持续开展、深入日常生活以及充分发挥志愿者自主性都需要作为内在动力的志愿精神的支撑，因而对于志愿服务乃至慈善事业、公益活动来说，志愿精神都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探讨志愿精神有必要先对涉及志愿精神的相关理论和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在自我实现和利他主义的个人层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志愿精神，他将人的需要分成了五个层次，自下而上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作为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是对自己和自己与外界关系的体验、认识和愿望。志愿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倡导关爱和奉献，是当今人们自我实现的重要内容。从个人层面上升到组织层面，除了社会普适的价值、精神倡导外，志愿服务必须基于一定的组织架构中，在组织的引导和组织下开展志愿服务。因此志愿精神除了社会普适倡导的价值观念外，还带有志愿者组织引导和提倡的精神观念。这预示着志愿精神会因为不同的志愿者组织而带有略微差异。以高校志愿组织为例，因为面向大学生志愿者群体，所以在传递爱与奉献的同时也会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倡导大学生用年轻、充满活力的激情去感染帮助他人。从宏观的社会层面看志愿精神则涉及社会互助理论，提到互助论，就不能不说到互助进化论者“克鲁泡特金”，他认为互助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进化的真正原因。虽然将互助视为进化的关键原因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社会成员的互助对于社会发展有进步意义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田军，2007）。有学者认为志愿服务的实质就是互助，是社会互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田军，2007）。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发展，许多传统的居住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被更为现代、便捷的工具所取代，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和合作并没有因此更加融合反而疏离和冷漠。通过倡导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可以将居于单元格中的人们拉出来走向人群，以己之力助他人一臂。当社会成员内化志愿精神，通过互助互爱拉近彼此距离时，也无形中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美国学者帕特南看来，信任、互惠规范、网络是社会资本的特征，以互助参与、公共精神为内涵的社会资本是能够像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一样增值的，增值后的社会资本将有助于将社会成员团结成为公民共同体，构建出一个团结、信任、宽容的公民社会（帕特南，1992）。
在已有对于志愿精神进行讨论的文献中，就有涉及志愿精神与传统文化和社会道德关系的，挖掘了志愿精神在西方以及中国兴起的思想基础，认为我国古代的传统慈善文化对于志愿服务精神在中国的生根和发扬具有重要作用。安国启就强调应当重视从传统慈善观念、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中挖掘适应现代社会志愿精神培育的宝贵资源（安国启，2002）。这些研究表明，已有学者认为应当将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与志愿精神连接起来，只不过大部分研究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还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慈善文化中，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对于志愿精神的影响范围还过于窄小。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角度是侧重于志愿精神的本土化发展以及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和作用。陈霞的研究就通过比较中西方志愿精神和文化的发展路径，指出在构建本土化志愿精神及文化的过程中，关键是开发本国和本民族文化中已有的与志愿精神可以对话和对接的资源，将其现代化并实现可操作化（陈霞，2009）。就本研究而言，由于更侧重通过呈现台湾地区在开展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的经验和做法进行反思，为此本研究也查阅了一些以关注志愿服务、培育志愿精神的做法为视角的相关研究，发现这部分的研究更关注制度建设、规章形成以及教育培训（丁元竹，2001、张燕红，2009、汪小琳，2010、邓文英,2010）。张燕红提到，非营利组织志愿者应当从建立组织目标，建立志愿者的教育培训、社会荣誉制度、社会回报制度以及政府支持、社会法制环境等方面完善激励方式来更好地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张燕红，2009）。汪小琳的研究则是通过借鉴国外非政府组织志愿精神的培育经验，得出我国政府应着力塑造志愿文化氛围、转变政府角色、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汪小琳，2010）。
综上所述，虽然已有文献选取了多元视角从不同方面对志愿精神进行研究，但笔者认为对志愿精神的关注还是不太全面和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局限在完善规章和培训、培育志愿精神。规章目标以及教育培训对志愿精神的培育固然重要，但并不全面。很多时候发扬志愿精神并不是光靠订立制度、单方向培训、灌输教育理念就能发挥作用的。培育志愿精神还需要首先建立志愿参与者对于志愿服务组织的信任，并在之后的服务中通过“做”来反思、感悟，将志愿精神真正地融合，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第二，志愿服务是“舶来品”。毫无疑问在开展志愿服务、倡导志愿精神方面，国外确实走在我们前面。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无可厚非，但国外的文化底蕴以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与我们国家存在差异。究竟在这种差异文化背景下借鉴的国外经验和做法是否能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有待审视。就香港、台湾地区来说，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这几个地区在发展志愿服务，传递志愿精神的过程中既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也深受国外文化观念以及经验做法的影响，因此就本研究而言，我们更倾向于从台湾以及香港等地区挖掘探讨适合志愿精神生长的“根”。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
1966年发起成立的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下文简称“台湾慈济”）发展至今已有45个年头。从初期30位志工的“竹筒岁月”到在全球47个国家拥有超过十万长期参与的志工以及超过四百万的志愿参与者，并涉足医疗、教育、人文、环保等四大志业八项重点工作。可以说台湾慈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赫赫有名。以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为例，在灾害发生两三个小时内台湾慈济志工就迅速行动起来，两天之内就投入两万余名慈济志工参与灾后救援，动员反应速度甚至比政府还快。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着台湾慈济不断发展、慈济志工队伍不断充实壮大呢？笔者认为除了台湾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的影响力以及雄厚的物质支持外，还在于志愿精神这一力量的引导和推动，那么台湾慈济和她的志工是如何培育传递志愿精神的呢？这不禁引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也成为笔者试图挖掘台湾志工传递志愿精神的动力。
因此本研究选择通过呈现这一组织在培育志愿精神方面的做法来比较分析大陆地区在开展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中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发扬志愿精神，使志愿精神真正深入民心提供参考建议。具体的，本研究主要从规章目标、教育培训、公信力以及礼仪仪式四个方面探讨台湾慈济在培育志愿精神、开展服务的经验做法。之所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是因为，第一，建章立制，开展培训一直是组织建立，实现组织目标，维护组织团结稳定，传递组织文化、价值理念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必须依托于组织，因而就发扬志愿精神而言，志愿组织、慈善团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和传播媒介主要就是依靠设定规章目标和教育培训来实现。这在已有的不少文献中也都有所体现。本研究将规章目标和教育培训作为探讨台湾慈济在培育志愿精神的其中两个方面，试图了解台湾慈济在规章目标以及教育培训上的独到之处，以及这种做法对于志工的影响。第二，公信力就是公众的信任度。公信力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上起到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这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都得到证实。孟天运在其研究中就提到，慈善事业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和信任基础上的事业, 慈善事业的成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和能否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孟天运，2006）。借助慈善事业中公信力的概念，我们认为，在志愿者中建立公信力对于培育志愿精神同样重要。只有取得志愿者的信任，志愿者才可能融入到组织和志愿服务中，才可能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领悟、培育志愿精神。第三，礼仪仪式在陶冶人的心灵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涂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认为“礼仪是一些行为的方式，它仅在集合的群体中存在，它的功能是去建立、维持和改变群体中的心灵状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6）。涂尔干所提到的礼仪是针对中的礼仪仪式而言，虽然本文讨论的志愿精神还未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但它作为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念将会改变志愿者的心灵状态。那么这种改变需要通过何种渠道才能实现，除了规章、培训、公信力外，礼仪仪式的作用不可小觑。
(二)研究概况
1．研究对象的选择
此次研究选取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及慈济志工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源自佛教的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是台湾鹊誉高扬的慈善团体。经过数十载的发展，慈济在扶危助困、救灾济贫、宣传环保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其中慈济志工更是做出突出贡献。从创办初期的30名志工到拥有海内外超过十万人长期参与的志愿者，慈济在慈善事业的投入时间之长、志工发展数量之庞大是令人惊讶的。虽然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带有佛教色彩，但在从事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慈济不分宗教、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理念已经远远超越了宗教的范围界限。因此，通过研究台湾慈济和慈济志工将有助于了解这一组织在培养志愿精神的做法，对于大陆培育、传递志愿精神，构建公民社会提供思考和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访谈法为主，辅之以观察法。在2011年1月―2月期间笔者奔赴厦门翔安区新圩镇台湾慈济冬令物资发放现场以及台湾慈济设于厦门的分理处静思书轩，实地观察台湾慈济志工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过程，并采访了5位慈济志工。为了作更多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笔者还访问了厦门市慈善总会的部分工作人员、义工。厦门市慈善总会曾多次与台湾慈济合作。作为本土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实践者，厦门市慈善总会在沿袭传统大陆式慈善理念和志愿精神的同时还面对着来自台湾的慈善理念和志愿精神的冲击。因此，他们对两岸在志愿精神发展、传扬方面有更深的体会和感受，对这部分人员的采访，将有助于本次研究获取更为深入的资料和信息。
三、研究发现
本文分别从规章目标、教育培训、公信力、礼仪仪式四个方面分析台湾慈济在培养、启发志工内化志愿精神的做法。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一）无形的规章――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
组织的建立、维护需要规章目标的约束和规范，从而将组织成员聚拢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一般的，我们所见的组织通常都有一系列的明文规章来阐明组织的目标、架构、任务、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奖惩，这些规范可以很好地起到对成员的约束作用。但在访谈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台湾慈济的规章是无形且特别的。慈济的一位志工就谈到：
我们问上人(证严法师)全世界那么多志工，你都没有离开台湾，你怎么管理好你的志工，上人就讲了一句话：“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戒就是你对自己的要求，而爱就是我们大家的互爱。作为志工要怎么走到这条路来，就是每天要反省自己的言语行为，我们相互的互动就是用感动，尊重，爱来成就来祝福的，所以志工的态度就在这里。戒对个人就是时时刻刻的反省，但对于一个团队就是彼此的规矩，体现在约定的时间，统一的制服等等。慈济没有上下级，但是有功能。
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所说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这句看似简单而又无形的话却作为慈济的规章规范对志工的管理和要求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传递出台湾慈济在管理志工，培育志愿精神的一个重要理念，志愿精神不仅包括利他助人，还在于自我约束以及互信互爱，事实上已经扩大了志愿精神的概念范围。
一方面，规范让志工了解如何开展志愿服务，如何做到既能够帮助别人，又能顾及服务对象的尊严，将这种无形的规章，无形的要求体现在具体的服务中，并内化于心，在这个过程中志愿精神也得以酝酿萌发。
身为志工我们是有所规范的，打个比方今天有老人家来领东西你和老人家讲话，上人教导我们们能够手心向下帮忙别人这是你的福报，手心向上就要求人家给你帮忙。假使今天你能做一下手心向下的人你是一个有福报的人，所以今天来领东西的人你要抱着感恩他的心，不要认为我们是来帮忙人家，这样也是为了让他们了解，他们（志工）的言行举止我们都是要教他们怎么做。如果今天你是来领物资的，领物资的人他一定很谦虚，甚至有自卑感接受别人的帮助。假使你的姿态比较高你就伤害了别人，你看我们所有的志工在现场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坐椅子，我们没有权利坐椅子。为什么？因为来领物资领东西的都是我们的感恩户，他们都是走路来，他们都是站着领东西的。我们的志工我们付出的人是不能坐着等待别人来的。
另一方面，从慈济的规章中可以看出，台湾慈济已经将志愿精神的内涵加以延展，不仅强调助人，也看重志工本身的内省，并通过内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可以说这和大陆地区单纯强调自愿、奉献、助人的志愿精神是很不同的。一位在冬令物资发放现场接受我们访谈的志工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我们出门要排队？为什么一定要穿制服？我们一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规矩。当然很多人会不习惯，但是其实这些规矩都是为自己好。你做久了像上人（证严法师）说的假久成真，你可能平时不早起，但是参加活动你就一定要早起，后来就养成你一个很好的早起习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可能讲话很大声，来慈济后你讲话要很小声，那就自然养成一个讲话要小声要温柔的习惯。所以做慈济真正的付出看上去好像是你在付出但是其实收获是自己，收获的反而比自己付出的还要多。所以这就是慈济的魅力，为什么慈济在全球那么多志工，就是在做的当下，自己会很欢喜，然后有所成长，这才是真正的在做志工。
（二）特殊的培训――自我教育和反思
教育培训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将价值理念更好地传承下去。因而传递志愿精神，教育培训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一般的，在大陆地区，我们所熟知的志愿者组织也会有相关的培训课程，为志愿者讲解机构的理念、目标以及志愿服务须知和活动安排。在我们的调查访谈中笔者发现，慈济的培训并不仅仅局限于学堂式授课，它更看重一个志工在成长过程中爱与善的价值观的养成，并且这种价值观的获得是需要志工的亲身经历和反思体会。在采访中，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委员陈洲明就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去福州做访视，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要一个孩子去抚慰大人有点困难。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糖果给这个孩子要她把糖果送给山上的小朋友，我叮嘱孩子送给别人糖果的时候不要忘记和别人讲一句“谢谢”，这个很重要让心灵开始有触动。那个小朋友就问妈妈为什么把糖果给别人还要和别人说谢谢，我说记住就好，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到了山上我们就开始做访视关怀学生，我就注意这个孩子把糖果送出去没有忘记要说谢谢，她刚开始还不敢讲觉得不合理啊，但是她发现她送出去的时候别人很欢喜。她终于明白一件事，原来我说谢谢就是要送微笑，这个她感受到了。我们就讲每一个志工为什么会欢喜，上人（证严法师）讲过我们要用恭敬心和感恩心将物资送给别人，还要讲一句感恩和祝福。这个时候送的人他找寻失去已久的爱，这个爱没有自私，对方会感受到爱，这个部分让我们志工有很深的体会。当有一天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赚钱纯粹用自己的时间和爱去付出，然后还要说感恩的时候，感动的是谁？两个都感动。
单向的授课对于志工来讲只是作为纯粹的信息接收者，也许通过“听”的方式可以将志愿精神的理念储存在志工的记忆中但却不能内化为志工自身的价值观，从而形成自愿从事志愿服务的动力。相反，若志愿精神是通过在服务过程中的“做”来连接，那么志工将在实践中收获自己对于志愿服务助人利他的感动和收获。正如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志工都提到的尽管选择了志工服务就意味着选择了东奔西走、选择了付出和奉献，但是却能从中真正的收获欢喜心和感恩，在“做”的过程中学会助人，也懂得要爱人，将志愿精神内化于心。在慈济的四大志业中有一项是“教育”，采访中有一位志工是这样说的：
我们学校里面（慈济学校）都有大爱妈妈，这些担任大爱妈妈的都是普通学生的妈妈。她们都会和慈济接触，我们慈济也会到学校里面和学生接触，教学生静思语录（主要反映的是证严法师的理念）。因为慈济的理念是教育不能等，要往下扎根，要把爱从小播种在他（孩子）心里面，这样孩子慢慢长大他内心就会有爱心存在，然后会影响四周的人。
台湾慈济对于教育的重视表明志愿精神的传递和延续不能等，而要从小培养。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引导他（她）去思考，去感恩，去获得关爱他人的体验。通过从小播撒爱心的种子进行教育，让志愿精神向下扎根。这样的培训教育才能真正深刻地影响一个人，才能让志愿精神传递，才能让志愿服务普及并持久坚持。
（三）公信力――完全的付出和100%的信任
台湾慈济在服务项目以及费用支出上做到公开透明，在其网站上均列出各年度的服务成果，详细说明各类服务方案，实施内容、财务收支情况以及实物捐款明细。在访谈中一些志工也谈到：
一些单位行政费用就要占到40%，而我们是百分百的应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正因为点滴都用到，所以会让志工越做越感动，这个公信力是一回事，但是对于每一位志工是很大的力量。
为什么会找慈济，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对慈济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只知道慈济是这样子，知道他捐款归捐款，我所募的款一分一毫都用在该用的地方。比如像我去四川赈灾，费用可能是三千多四千多，食衣住行是要自己另外付费，不是说回来之后再请公款。我就觉得第一个我们所捐的款可以知道在哪里，你也知道可能有些慈善机构内部作业是可以请公款，那我愿意信任慈济，他里面的氛围大家也都是很喜欢的，就像一个家的感觉。
台湾慈济将募款服务进行公开透明的运作，在社会中建立起公信力，同时也赢得了志工的充分信任。志工的信任感一旦形成就必然推动志工在投入服务的过程中更加愿意真诚地付出，通过在一个值得信任的组织中“欢喜做”，志工不仅找到了归属感，更能渐渐培养起志愿精神。
（四）礼仪和仪式――手心向上与手心向下
笔者进行采访调查工作的其中一个现场――台湾慈济冬令物资发放厦门市翔安新圩点，我们观察到当慈济志工在向感恩户发放物资时都会统一弯身递送物品并合十掌表示感恩和祝福。那么作为礼仪和仪式的这些行为方式究竟是为了传递出一种什么理念或是精神呢？在访谈中志工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慈济是这样啦，我们去帮助他，他是手心向上，他只是一时的困难，我们是要去救他的心，让他也能手心向下去帮助别人，这个善的种子爱的种子就能传播出去了，所以你看我们去冬令发放我们是90度鞠躬，为什么，因为你也会顾虑到人家的自尊。
慈济志工见到其他人都会合十掌道声感恩这里蕴含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所用的东西，所吃的饭菜都是由所有人的付出你才会享受到，所以你身边的人都是你应该感恩的人。
从现场观察和访谈中不难理解，不管是手心向上与手心向下的释义，还是90度鞠躬，抑或是合十掌道感恩和祝福。这些仪式和礼仪作为一系列的行为方式，其意义并不单单停留于一个动作或一句话，而是存在于慈济这个集体中，用来培植和塑造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心灵状态，间接地告诉志工在志愿服务助人利他的过程中要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并感恩他人，这样志愿精神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志工。
（五）台湾志愿精神的内涵
本文前部分曾引用丁元竹学者对志愿精神的定义，而这一强调自愿、不为报酬和收入、公众参与、利他亲社会行为的定义也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但在访谈、观察以及亲身体验志工服务之后，笔者对台湾志工眼中的志愿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尽管志愿精神同样也包含自愿、利他亲社会、不计报酬等因素，但它的所指有了更广阔的延展，既强调传统道德文化的回归、又重视志愿服务过程中施者与受者的感恩心，更特别的是强调了在服务过程中反思自我、反思生活、反思生命的反省心。扩展后的志愿精神不仅内涵更为丰富，而且在付出的同时也关注自身的体验和反思，使参与者从中获得思考，获得成长，更具有感召力。这也是台湾民众不分阶层，不分地位都积极参与到志愿服务、社会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讨论与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台湾慈济在规章目标、教育培训、公信力、礼仪仪式四个方面的做法为培养启发志工的志愿精神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通过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强调传统道德文化以及志工的自我反思，使志工积极地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欢喜做、甘愿受”，并自觉地内化志愿精神，将其作为指引自身志愿参与的精神动力。反观大陆地区的志愿服务和所倡导的志愿精神我们发现，随着志愿服务的发展，志愿者的队伍和对志愿精神的关注度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而像“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和榜样也鼓舞着志愿者积极参与、助人奉献。据统计，2008年全国志愿者队伍的规模已近亿人。但事实上大陆地区的志愿者培养和志愿精神的倡导仍值得反思和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志愿精神的倡导力度不够，单纯局限于强调助人为乐的志愿精神往往留于口号、止于形式。另一方面，志愿活动的自愿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涂敏霞在其对广州市民参与志愿活动的动机调查中就得到有8%的志愿参与是因为政府的号召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涂敏霞，1998），丁元竹指出强制性劳动不能视为志愿活动，但是因为涉及报酬因素，这里还存在一个灰色区域（丁元竹，2001）。可以说这样的志愿精神很难使志愿者收获真正的感动和体会，没有坚实的自觉的志愿精神作为支撑和服务的动力，实践中的志愿服务就很难长期、持久地开展。举个例子，在美国，每年有约55%的人参加志愿活动，平均每周每人3.5小时；英国是48%，平均每周3.2小时；韩国有14%的成年人参加志愿活动，平均每周每人2.2小时(丁元竹，2001)。而我们的志愿服务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大型活动的组织上，带有官方色彩。在访谈中厦门市慈善总会会长蔡景祥先生就指出：
志愿者到处都在搞，各部门都在做，作秀的多，我感觉实际解决问题少。还有我们缺乏培训，现在就是报名呀什么的组织去志愿服务一个什么活动，活动结束就没啦。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多用在大的活动，（例如）开“九八”（九八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马拉松，那个戴红帽子的志愿者很多，这也是一种公益活动。但是平时志愿者深入到生活中去的很少，你有没有感觉啊，实际的志愿者他应是深入到生活中，深入到群众中去发现去帮助解决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倡导务实的志愿精神使之为志愿者接受并内化于心呢？虽然台湾慈济的运作模式和理念目标并未能完全和大陆本土一致，一些服务领域和做法也不能达到尽善尽美，但通过采访台湾慈济志工以及近距离观察台湾志工的做法和思维方式，也使我们意识到台湾志工在传递继承志愿精神时所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意义，这为本文提供以下几点反思：
（一）重拾传统道德文化
在进行调查访谈工作中一位受访志工说的一段话让笔者记忆犹新，他是这样表述的：
我想回归到一个蛮重要的观念，为何做志工就要先探索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会去思考这个，才会选择走这条路。人有两件事是不能不做的，一个是如何去行孝去回报，生命得来不易就需要回报父母亲，所谓孝顺。第二个就是要去行善。为何要行善，除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你能够慢慢的接受教育，在一个很有规矩的社会体系内生存，这不是你个人能做的，事实上这个社会也在培育你，养育你，所以我们要对父母孝顺，回馈社会，那这个确定了我们就可以谈志工了。
可见，在志工眼中，选择从事志工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就在于对孝和善的尊崇。这实际上反映了志愿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受传统道德的引导和鼓舞。在证严法师给志工的静思语录中同样也体现着传统道德文化教育的回归和渗透。复旦大学的于海教授曾经区分了中国传统道德与志愿精神的不同，认为前者是在传统伦理社会中形成的具体人伦道德及其引申，它们都是指向熟人社会的：而志愿精神主要是对与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他人的利他贡献，源于宗教的慈善传统，是普世主义和抽象的博爱原则，这正是中国的特殊主义道德传统所缺乏的（安国启，2002）。与将现代志愿精神同传统慈善观念抽离的观点不同，台湾慈济所倡导的现代志愿精神正是注入了中国传统道德的观念。通过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中挖掘适合志愿精神培育的内容和资源，将志愿服务、志愿精神以及传统道德文化连接起来自然而然地启发出志工对于伦理的思考，对于价值观的重新选择，从而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生活中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志愿精神也就逐渐在内心中生根滋长。因而对于大陆地区志愿精神的传递和延续而言，我们需要重拾传统道德文化，打破志愿精神与传统道德文化的界限，从传统道德文化中挖掘适合志愿精神的要素将其融合发展。
古代礼仪和现代礼仪的差异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间；美术色彩；中国油画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1
一、民间美术色彩的装饰性对现代中国油画的影响
装饰性是我国的民间美术色彩主要特征之一，特别是装饰节日的民间年画作品，其设色是极富代表性的，用色艳丽浓烈、丰富鲜明，突出吉祥喜庆、红火热闹的气氛。民间陶瓷色泽浓丽，色彩采用单色平涂，画工精细，用色具有强烈的装饰性。
我国的著名油画家刘秉江的油画，他所画的油画大多数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民族民间艺术气息。最具代表性的是他1986年获法国ARTS TIQUE DULYS沙龙奖章油画《会舞蹈的裸女》，整个画面都是以红、绿、蓝、黄等颜色交替布局，颜色艳丽非常具有装饰感。背景也犹如一幅中国民间刺绣的地毯，大都有用民族图案来装饰更增加了名族文化的氛围和浓郁的地域色彩。刘秉江的画大多都应用了许多强烈、丰富的色彩，搭配得完美和谐、自然生动，把画面表现得栩栩如生，装饰性极强，给人带来丰富的视觉效果，还有很多油画家象罗尔纯等对色彩的利用都极富装饰性。
二、民间美术色彩的象征寓意性对现代中国油画的影响
色彩是具有象征性的。当人们看到某种色彩的时候，往往联想到某种具体的事物，例如:人们看见绿色，往往联想到草原、森林等，会产生自由、蓬勃的感觉。红色使人联想起太阳、血液、火焰，象征着喜悦、热情，红色是中国人最为喜爱的色彩。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中国民众对五色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和象征意味，五色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一直沿用至今，形成了民间色彩最典型的象征寓意性特征。红色、黄色代表着喜庆，代表着皇权。中国明清皇家建筑以红黄为主色调，其庄严、华贵、震慑的色彩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所用的红纸喜字、红棉袄、红蜡烛、红春联、红鞭炮、红寿字、红布鞋都说明了红色作为喜庆的象征。
京剧脸谱中的色彩运用也是象征性的符号。我们可以从用色口诀“红色忠勇白为奸，黑为刚直青勇敢；黄色猛烈草莽蓝，绿是侠野粉老年；金银二泽亮，专画妖魔鬼神判”中体会象征的意味，我国的民间艺人在对作品色彩象征性的运用中提炼出很多经典语录。
油画家砂金先生的许多作品称为《游春系列》，其实应该称为《马的系列》。马，是内蒙古草原的精灵和象征。游春系列——白色的马，在童年的一片黑沉沉中，梦里一匹乃曼其的白马，飞鬃疾驰而来，像透过黑色地平线的一朵白云，像一颗流星般的游弋火焰。他的作品大多用色都比较艳丽简单对比强烈给人一种冲击感，而画面中的马象征意味浓烈。青年美术家李学峰。他的《吉祥蒙古——博克系列》这一系列的油画都是以大红作为背景大绿大蓝作为人物颜色，这种强烈的对比给人视觉上无比猛烈的冲击，但仔细看整个画面的颜色布局和人物造型，却又释放出让人感到喜庆舒服的气息。这两位画家都从阴山岩画，寺庙壁画中吸取和借鉴民间艺人色彩象征性手法的运用。其他象画家钱流，顾黎明等都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实践，画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三、民间美术色彩的主观表现性对现代中国油画的影响
由于民间的普通老百姓没有经过正规的色彩教学训练，所以在创作作品时，色彩的搭配不依存事物的表象而凭着自己主观的内心感受大胆变色。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口头禅：“红红绿绿，图个吉利”，这句话作为一般的民间美术的用色要诀，道出了整个民间美术的色彩特征。“图个吉利”是传统民间文化的审美观，体现了色彩的主观性；“红红绿绿”是色彩的视觉观感，是一种积极的、热烈的视觉心理反应，同时也是吉祥、喜庆的象征性语言。艺人们从实际感受出发，从人生实际的层面来阐释“吉利”所包含的意义。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吉利总是和得子、意寿、纳福招财、避邪消灾等基本生活需要和世俗意愿交织重叠在一起的。传统年画也有类似的配色口诀“红兼黄，喜煞娘”“红陪绿，看不够”“要求扬，一片黄”等都体现了这种心理，画面色调处处充满了主观的浪漫色彩气息。在中国传统建筑雕梁画柱中，在屋檐下的民间故事描绘中，在壁画，泥塑等艺术作品中对色彩的运用大胆而主观。
现代也有很多的油画家如：陈钧德《净云高秋冬》就以红绿、蓝橙、紫黄等高纯度高明度的补色来表现。顾黎明的《神茶——线版，黄色版》就以大面积偏冷的灰色来衬出小面积张扬的黄色，在视觉上给人强烈冲击。老一辈油画家沙耆，吴大羽等在这方面都有巨大成就。
四、民间美术色彩的地域差异性对现代中国油画的影响
民间美术的形成和发展受地域性影响，受地缘因素、生产及生活因素的制约，由此而形成地域风貌。俗话说“十里不同俗”，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东南西北的地理、气候、环境、物产差异极大，各民族有各自的节日和习俗，文化形态的发展也千差万别，所以产生的民间美术也丰富多彩。色彩作为民间美术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而也随着地域不同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色彩喜好，对本民族的油画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些画家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语言。内蒙古的妥木斯，的尼玛泽仁，新疆的克里木，云南的乔晓光等。
综上所述，民间美术色彩是一种文化语言，历代传承的色彩选择习俗赋予民间色彩独特风格，是供人愉悦的色彩，富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历史内容。这些共性影响到了现代一大部分的油画家。除了文章中有提到的还有吴冠中、群、赵无极等知名人物。这些油画家们充分利用到了民族民间色彩，体会到其中强大的财富用自己的语言和方法来表现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大部分人都能够从画面感受到艺术家的内心。这种民族气息就是人们的共鸣点。那么这些艺术家也会取得成功，也会走得更远。对民间美术色彩特征的研究是我们进一步深刻了解古代美术、继承发展民族美术非常有用的价值，特别是今天绘画艺术正向多元化的趋势发展，使得油画和民族民间色彩需相互渗透和借鉴，这对现代油画家们就更加重要了。
参考文献：
[1]吴静宏.浅谈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特征[J].美术大观,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