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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年人;社会工作;传统文化;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共同之处:首先,两者最终目的都是让老年人能够保持独立性,有更好的发展、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其次,儒家思想和老年社会工作都看到了老年个体自身、老年人的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对老年人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中的“长幼有序”、“尊尊”和老年社会工作中的面向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都体现了两者在这一方面的相同点。
(二)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区别:儒家思想中充分肯定和强调了老年人的重要社会地位,老年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是社会的财富,家庭及社会对待老人的态度亦是促进人文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孝”、“仁”还是“礼”对当今老年社会工作均有着环环相扣的影响,深远且重大。而当今的老年社会工作是在现实基础上,希望通过发掘老年人个体自身资源和整合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有利于个体独立发展的生活,对不同状况的老年个体有不同的操作性强的实际方法。
二、儒家传统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
当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仅需要依靠法制的强制作用, 更需要发挥礼教的作用。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中与老年社会工作相关联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儒家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孝思想的主要内涵。孝是包含在仁之中的,《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今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社会道德体系,孝思想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工作者在整合调动社会资源时,可以充分利用孝思想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我国家庭中,老年人一般是家庭成员关注的重点,赡养老人、孝顺老人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家庭养老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孝道也为解决我国社会普遍面临的老年人自我认知水平低以及赡养问题提供了参考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工作者在开展老年社会工作时的压力,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良好的运作基础和人员上面的精神支持。
(二)儒家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仁思想的主要内涵。 “仁”作为儒家的中心思想,是贯穿其始终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老年社会工作应该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自身发展需求,并适时给予老年人所需的资源,让老年人在晚年在精神世界仍然有所追求。“仁”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指人生观中的德行,表现在人的行为中即为互助、互爱、互存。“仁”是人类最高的、超越的完美,孔子说从来没有看到它完全被体现过。社会工作者本就是助人自助、是需要爱心和奉献的职业,老年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是更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仁”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特别是老年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中应该有所体现。
(三)儒家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礼思想的主要内涵。“礼,孝之始也”、“志于道,据于礼,依于仁”都是说“礼”是“仁”一种外化表现,行据于礼,方才能成仁。(2)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前,国家从政策上和道德规范上就已经开始向老年人倾斜,制定了很多优待老年人的特殊政策。老年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礼思想的传播者,长幼有序、敬老尊老的价值观的树立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老年人的家庭问题。孔子把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从而使“礼”由外在的约束变为人的内在情感需求,从而使礼取得了内在的心理依据而人性化,具有了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
三、后续思考
笔者在对以往相关文献的查阅时发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具体如何开展老年社会工作等相关的论述较少;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老年社会工作的作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如果能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儒式”价值观,以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方法相结合,也许能以另一种方式促进老年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儒家哲学 本真 达道 【中图分类号】B824 【文献标识码】A
儒家哲学中的“本真”与“达道”突破了传统的意义,以关注人本身为起点,以实现和谐社会为最终旨归。从价值取向来说,回归“本真”就是回归真我,重视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精神追求而言,“达道”就是通过不断探索,寻求普世通行的公理,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传统儒家哲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就在于“本真”“达道”的思想改变了以往对于自然现象的单纯研究,转向了对于人类社会问题的评估与解决。 儒家哲学中的“本真”和“达道”以人为根本,并与现实紧密相连
儒家最初的哲学关怀,就是成就一个现世的和谐人类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孔子、孟子、荀子等著名思想家都提出了很多关于社会、经济、伦理以及政治的构想,并以此不断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儒家哲学在历史上的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儒家理论思维中“以道治人”的管理思想,将“本真”“达道”与现实紧密相连,以人为根本,以“道”治天下。由于作为个体的人对于“本真”与“达道”的实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研究“道”应该从历史角度出发,着眼于实践,寻找其中蕴含的内在关系。
“本真”,是指事物的天性及本源,也泛指真实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内心世界及外在表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的价值追求,明确了“人性本善”的人性论观点,并且希望人能够回归本性、回归本真,“真实”是本真的根本所在。这里所讲的“真实”,主要指人的存在方面所需要实现的真实。在现代社会,“真实”更强调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一切应从实际情况出发。
“达道”,即通过不同方法,探求普世通行之公理。由于道理易讲,而难于实践,因此古人对“道”的追求始终孜孜不倦。例如朱熹提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王阳明则与朱熹迥异,他信奉象山先生陆九渊“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提出“知行合一”的实践方法论。二者的方法论虽有不同,但都是为了探求普世通行之公理。
中国传统的儒学对于“本真”与“达道”的继承,主要在于保留了早期儒家理论的内涵和范畴,借助原有的信仰加强其对于“道”的认知。随着实践的丰富,儒学的相关研究更倾向于从现实角度出发,寻求“道”在实践中的延展意义。 “本真”与“达道”具有传承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内在特质
“本真”“达道”在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在儒家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不断更新发展中,“本真”和“达道”也呈现出特有的内在品质。
“本真”与“达道”的传承性。“本真”与“达道”在发展中,以传承历史为根本。为了将历史与实践相互融合,儒家理论由“温故而知新”入手,与“继往开来”相互支撑,赋予“达道”以实践创新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本真”与“达道”仍保留其最初阶段的含义:注重人本身,向往回归真我,并通过不同的方法论来探求真理。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儒家思想的稳定性,巩固儒家思想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统治地位,也增加了思想的灵活性、开放性与创新性,从而有利于儒家思想的推陈出新。儒家对于“本真”与“达道”的重视,在延续历史的基础上,保留着其中的有益成分。儒家哲学在发展中,既不完全遵从历史,也不否定历史。同时,他们深知实践的重要性,遵从“知行合一”的精神;并将开拓创新作为根本,表现了对形而上学思想的反思。儒家唯物主义的精神从实践维度强调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相互调和,在形式与内涵上实现了统一。
“本真”与“达道”的创新性。儒家哲学的发展,一直是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的传承和时代的创新。历史是过去的记载,也是现实的烙印,更是未来规划的向导。儒学理论融合了对以往历史的记载与对未来发展的隐喻。儒学理论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也是通过历史来论证的,所以“本真”与“达道”能够立足于历史而见证现实,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引导。
早期儒学比较关注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具体而言,儒学认为“本真”与“达道”的产生源于人对于外部环境的感知。人的实践为儒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因而实践推动了“本真”与“达道”理念的发展进步。儒学理论的实践属性以个体言行作为基础内容,将个体的实践行为进行分析与综合,致力于协调外部社会环境与个体的内在特性,使得儒学区别于传统意义的“真理”,并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真”与“达道”的实践性。“本真”与“达道”在发展中,以坚持实践为灵魂。儒家哲学的“本真”与“达道”始终与实践密切相关,作为人类历史的延续,儒学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建构和完善。因此,社会实践一方面是儒学诞生的依据,一切理论知识都从实践中得来;另一方面,儒学理论也终将回归于实践,既可以成为检验实践的可靠标准,也能够通过不断完善的社会实践对其进行补充与完善。儒学理论也是当代社会实践的缩影,在延续固有历史特质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现实的实践属性,保持传统儒家哲学的生命与活力。 儒家哲学中“本真”与“达道”的现代启示
传统的儒家理论概念相对复杂,往往会给人以晦涩难懂的感觉,因而有人也产生了一些有所偏颇的想法:儒家理的关注焦点在于那些事关社会变革的重大事件,相对忽视个体的发展,将儒家理论运用于生活,实为大材小用。
实际上,儒家学说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为对于历史理论的批判性逻辑辩证思考,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发展。批判性逻辑具体可以阐述为,依据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展开辩证地否定,从而对儒家学说进行合理的“扬弃”,即去粗取精地继承与发展传统儒家学说,以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
“本真”与“达道”在当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现有生活的理性批判。歌颂生活与感恩生活,在生活中寻找能够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寄托,是当前社会大众对待生活的普遍态度。与此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生活取向。例如一些人尤其以年轻人为主,往往抱着“活在当下”的态度,以“自私利己”为“本真”,以“不择手段”为“道”,沉迷于灯红酒绿,自得其乐,缺乏社会责任感与改变生活的抱负。对此,适时地引入儒家理论,以儒家思想中的“本真”和“达道”对其进行匡正,是十分有必要的。
中国传统儒家理论中的“本真”与“达道”虽有别于西方的形而上学理论,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相通性。“达道”旨在遵循客观规律,以品德为价值维度。儒学理论不仅要与时俱进、结合现实,还要对未来的发展形成一定的指导。以“本真”与“达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客观存在指明了发展方向,为其提供了多重选择路径。因此,要以细致的眼光洞察社会,整合经验教训,以实践为鉴,用实践指引未来。
(作者为海南医学院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徐克谦:《论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庄子之“道”》,《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②徐克谦:《论儒家哲学之“道”的实践属性与历史属性》,《学术论坛》,2011年第15期。
③田军强:《儒家哲学的人文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4期。
关键词:儒家思想;旅游文化;耦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60-02
中国旅游业从改革开放开始起步,至今已有30多年。但这30多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完善,旅游者道德意识薄弱,不文明行为增多;旅游资源的破坏,浪费,不合理开发;旅游管理的缺失,黑导、黑社、零负团费等等一系列问题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缺失所造成的。我国旅游界对旅游发展的研究一直采用西方理论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理论思想应用的研究较少,而西方思维也许并不适合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旅游与文化是相辅相成、无法分割的。儒家思想的发展从某一层面来说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史,从春秋战国开始,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影响巨大。因此,我们可以把儒家思想应用到旅游开发与管理中,以传统文化来提升人们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提高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管理者的文化素养,继而保证中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一、儒家思想核心概述
自春秋时期孔子始建立儒学,后有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为其思想继承人,开辟更多儒家学说分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思想。虽然不同的儒学者都有不同的思想主张,但究其主要思想核心,唯有“仁”“义”二字。
孔子最为主张“仁”,孟子最为主张“义”,后世大儒的主张也都是对“仁”与“义”的继承与发展。《论语》中“仁”是提到次数最多的字。“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君子修身养性的最终目的。孔子的“仁”是一种思想意识,更是一种行为约束条例。其以“孝”为根本,要求做到“先难而后获”“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恭、宽、信、敏、惠”,最终达到“杀身以成仁”。“仁”的含义广泛,没有确切的词句定义,但“求仁”的做法却有许多条框可遵循。“刚、毅、木、讷近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成为“仁者”是所有学者学仁、求仁的最终梦想。“仁者”不仅是在行为上遵礼,思想上至善,心胸上更是宽广、坦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者乐山,仁者如山,安稳、坦荡、超凡脱俗。这是孔子的“仁”,更趋于礼法,更趋于完美。而子思的“仁”则是更贴近于生活中的处世之道。不冒进,不退缩,以“中庸”为尺,遇事先衡量得失,有番计较之后再去做,稳妥为上方能成事,最终达到“致中和”。这是儒家的“仁”。自孔子之后,无论有多少儒者对“仁”进行引申发展,终究认同的一点是“仁”是至善的最高境界。
孟子最为主张“义”。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孟子则是捍卫、发展儒家学说的第一人。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则说“舍生而取义”。孟子的“义”是在孔子的“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孟子的“义”是“仁义”的“义”。并且孟子的“义”通常是与“利”辩论着出现的。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义”同样是种思想教育,教育人们为何做君子,如何做君子,教育君子如何做至善之人,最终得“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这就是孟子的义,少了一分约束,多了一分劝慰和洒脱。
后世的董仲舒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仁”与“义”占据前两位;朱熹编纂的四书中《论语》和《孟子》同样是占据了前两位。以此可见儒学者对“仁”与“义”的态度。诚如南宋文天祥所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仁”与“义”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
二、旅游的文化性
旅游的本质实际上是文化的展示过程。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从其食、住、行、游、娱、购六大环节来看,旅游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旅游有着深厚的文化性。食,也就是旅游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有最具特色的菜系和酒文化、茶文化等。菜系有鲁菜、川菜、苏菜、粤菜、浙菜、闽菜、湘菜、徽菜,每一道菜都是地方文化的缩影。当游客旅游到一个地方品尝当地特色菜的同时,也是品尝了当地的特色文化。酒文化与茶文化是我国千百年饮食文化的代表。
住,可以是建筑文化,也可以是酒店文化。中国古建筑被誉为“人类历史文化的纪念碑”,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主要类型有宫殿、坛庙、陵寝、城墙、园林、寺观、民居、亭台楼阁等。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渗透着“天人合一”“敬天祀祖”的礼制观念,其选址与筑建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和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酒店文化更多体现的是现代文化和古今结合的文化,如北京的“中国会”经营者对古建筑群进行修缮,使外观具有明式官邸的气派,内部安放了古色古香的家具和艺术品,并巧妙地配上了现代化设施,如电视、激光唱机等[1]。
行,即是交通文化。旅游的主要交通方式有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在江南水乡,推开一排竹筏,游荡于水面之上,穿梭于深山之间,江南的山水秀色一定会深深缠绕左右。在特定的地方,运用适当的交通工具,体会独特文化,这就是交通文化。
景观文化可视作游文化。旅游景观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不仅体现的是旅游地气候、山水、地貌等自然特色,还有千古名句中的人文特色。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在观赏万壑争流、雄伟气概的庐山瀑布时,这首诗的意境一定会涌于心上,更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古人的诗情画意。人文景观是人类的劳动成果、历史文化的产物,它代表着民族的文化内涵,如南昌的滕王阁,飞檐翘角,丹栋雕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体现的是初唐吞并天下的雄伟气势。
娱,是娱乐文化,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参与的具有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的娱乐活动。例如哈尔滨的冰雪节,游客通过堆雪人、滑雪、滑冰、看冰灯或冰雕等活动欣赏着冰雪文化,了解着哈尔滨的风土人情。除此之外,一些度假村等会专门设置娱乐活动场所,如设置沙滩浴、冲浪、潜水等专项娱乐活动,旅游者可体验各种娱乐文化。
消费文化是旅游六大环节的最后一项――购。旅游者的消费观体现的是旅游主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也体现出国家对民族文化的挖掘程度和旅游者对文化的接受程度。旅游者的消费行为更是某种文化的指向标,很多游客抱着购物的目的去香港旅游,香港被称为“购物天堂”,香港的城市形象定义为现代化大都市。从以上旅游的六大环节来看,旅游具有文化性是毋庸置疑的,旅游与文化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因而,从思想文化角度分析旅游,可以更好地发展旅游业,弥补现代旅游业的不足。
三、儒家思想与旅游的耦合性
旅游业并不只是旅游产业,不只是经济概念,旅游业还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当旅游资源上升为旅游资本,在逐利的本性控制下,借助产业化模式,按工业生产流程,把旅游资源批量生产成为“中国驰名商标”的旅游产品时,不仅对旅游资源造成了深层次的破坏,更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传统信仰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面对旅游资源的破坏、旅游管理的缺失等问题,旅游界采取的态度是走可持续发展旅游道路。对于可持续旅游的发展,我国很多学者都是从经济层面进行研究的,因而忽略了旅游的文化性,更忽略了中国旅游资源的一大特点――无论是人文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思想,“仁”与“义”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以其为基点,形成新的思维模式来分析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达到对这些问题更深层次的剖析。
1.旅游主体与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是一切旅游活动的中心,也是一切旅游现象产生的根源[2]。旅游者在旅游实践过程中,以自身的文化观念去开展旅游活动,不可避免地对旅游客体、旅游介体产生巨大影响。旅游者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更会影响到客源地区域形象和国际旅游的发展。而现今我国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出现最多的问题便是道德意识薄弱,不文明现象频发。2006年9月10日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公布了向社会征集、归纳、整理后得出的“十大旅游不文明行为”,如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吐口香糖;在车船、飞机、餐厅、宾馆、景点等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呼朋唤友;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赤膊袒胸,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等等。旅游者不文明行为的出现是由社会、历史、生长环境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当然,主观因素――道德意识不高也有影响。“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以儒家思想核心“仁”的思想中“制礼”的思想作为提高旅游者道德意识的思想基础,从根本上杜绝旅游者不文明现象的出现。对此,旅游局可出台相关政策,来以礼教化旅游者,以礼约束旅游者的行为。如针对出境旅游的游客可进行前期培训,教授中国的礼仪与外国的礼仪;针对境内旅游,则可在各景点处设置“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杖者出,斯出矣”“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等字样的警示牌,以期旅游者可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约束好自身行为,从而形成客源地良好的形象,促进国际旅游的发展。
2.旅游客体与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活动是旅游主体通过旅游介体作用于旅游客体的过程,对旅游客体的参观、游览、玩赏是旅游主体活动的主要目的。旅游资源作为旅游客体,通过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而产生相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在旅游活动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而在开发过程中却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破坏。因此必须坚持边开发边保护、尽量降低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理念与子思的“仁”――“中庸”思想不谋而合。“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们喜怒哀乐的感情没有表露出来叫作中,表露出来合乎法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普遍准则,达到了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就发育生长了[3]。旅游资源的开发,既要挖掘其各方面的价值潜力又要不伤其根本。减少没有历史文化内涵和审美的人造景观,尽可能保持自然和历史形成的旅游资源的原始风貌[4]。这种开发原则既符合了“中庸”的思想又满足了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使儒家思想和旅游产业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旅游规划者可利用二者的结合,坚守中庸,不偏不倚,合理、适度开发旅游资源,保护旅游资源,挖掘其文化性,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终可保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旅游介体与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介体是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之间的连接体,从广义上讲,旅游介体就是以旅行社为代表的旅游企业和旅游管理机构、旅游协会等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对于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来说,最主要的是要做到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点出自《论语・子罕》,是“仁”的内涵。毋意,不主观臆测,不要过多地从投资者角度出发,要从游客角度出发,满足旅游者需求,关心游客所感兴趣的体验项目和旅游吸引物,保证旅游者的主体地位。毋必,不绝对肯定,要充分看到旅游经营和管理中出现的错误,针对四黑、零负团费等问题加大监管力度,出台保护政策和法规,保护相关人员的切身利益。“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看到自身错误,继而改之,才能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毋固,不拘泥固执,守成不知变通,要在借鉴别人好的经营、管理理念基础上,进行创新。我国游客服务设施建设并不完善,应在借鉴外国游客服务设施建设理念基础上,结合我国旅游特点和游客需要,创建独具特色的旅游服务中心。毋我,不唯我私利,发展旅游的最终目的是全面的社会效益,通过景点规划,在旅游者的旅游过程中,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每一座城市的独特文化,以文化为卖点,调节旅游业的均衡发展,使自然、人文相和谐,从而带动整个社会产业链的发展。
四、结语
旅游业具有扩大开放、拉动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能力,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才可以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儒家思想为理念支撑,以施仁、取义为目标,重视儒家思想与旅游业发展的耦合性,去糟粕,集精华,以文化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提高旅游产业各环节的质量。以中国传统文化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这必将成为旅游业高效、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喻学才.旅游文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2]夏赞才.旅游者道德建设[N].中国旅游报,2003-08-29(4).
【关键词】深泽直人;设计;儒家思想;中庸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2-0049-2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其几千年来的文化,思想发展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早期日本,一直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显而易见的日本儒家思想,其精髓与核心都是以我国儒家思想为蓝本演变而来的。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滋养,使儒家思想在日本真正的做到了活学活用。而受我国文化熏陶严重的日本人,在他们的设计作品中就不经意间流露出了我国儒家经典的“中庸”思想。
一、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与深泽直人的设计思想
“中庸”被认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所谓中,即不偏不倚;庸,即平常,平和。其本质意义更多的指向人的内心。同时,“中庸”又是中国造物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如若将这种思想融入设计中,那就是从内心来打动人,体现心灵上的共鸣,满足人们无意识间的,最内在的需要。而日本著名设计师深泽直人一直以来秉承的设计主张就是:用最少的元素来展示产品的全部功能。在他眼中事物间的一种互相平衡,人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是彼此自然融合的。当人们与周遭的事物自然接触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刻意的去思考什么。比如说,当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你并没有刻意的去想这个椅子。人们在与外界的自然接触过程中是没有刻意的思考介入。举个例子来说:打印机的工作环境一般都比较混乱,周围经常会环绕或者摆放着各种办公用品,一忙乱起来,打印机周围就总是一团乱糟糟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设计师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把打印机的外观设计的更有线条感,时尚感等不痛不痒的美观造型上面。这里一条曲线,那里一个圆形,这里用银色那里用粉红色诸如此类。我们应该更多的观察人们的日常习惯来做设计,就像将打印机放在垃圾箱中间的寓意一样,回应人们的惯常行为。如图1所示,由深泽直人设计的带有纸篓的打印机,这个作品没有过多地在意打印机的外形,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打印机的使用环境上。将打印机的底部直接设计成一个纸篓,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将废弃的打印纸张放入其中以便收集和二次利用。
二、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在深泽直人产品设计中的体现
好的设计不一定具有亮丽的外观、昂贵的价格,而是在某些细节之处能够带给使用者意想不到的便利。如图2展示的设计一样,是深泽直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伞。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雨季,出行时我们习惯带伞,但此时如果我们手里拎着较多东西,就只能把伞夹在腋下,而这时只要在伞的弯钩处再设计一个凹槽,这样伞把就多了一个功能――悬挂塑料袋。在没有告诉这个凹槽有什么作用时,绝大多数的人会很自然的在凹槽处悬挂塑料袋。深泽的用意就在于此,在不告诉大家设计用意识时,大家一眼就能理解设计的含义,这就是中庸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在深泽直人的设计中,因为中庸思想的融入,使得产品本身凸显简约与平静的意象,表现出理性与情感合一的境界。深泽抓住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他的每一件设计作品都是与日本儒家思想的巧妙结合的典型实例。深泽的作品在保证产品功能的基础上尽量去除一些不必要的修饰,同时在细节上进行改变,使得产品产生一种新的价值,且这种改变往往充满了人文关怀。当一个产品被设计的过于复杂,对受众来说就是一种挑战,一个好的设计能够使用最少的设计语言,调动我们最丰富的生活情感,让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更加自由,而不是被产品所控制。所以说:设计是方便人的生活方式,而非复杂。
三、结语
通过上述对深泽直人产品设计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把消费者的无意识行为物化,给大众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更加注重冰冷的产品和个人情感的结合,这种关注细节、关注情感的设计便是深泽直人所倡导无意识设计的主旨,同时他从更深的层次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设计,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所进行的设计,在外部环境中寻求中庸之道,也就是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那么凡事都会像深泽直人设计师一样做到无意识的设计,做到为人的内在要求服务。总之,儒家思想及中庸之道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是一种设计方法,强调内心与外在的准确契合,以达到中庸的精神主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过犹不及,恰到好处的追求中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是设计任何一款产品的目标。
基于人下意识思维的产品设计,并非只是针对“市场”这种抽象的实体进行创作,其核心策略在于一种“统整”,着眼于通过产品实现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协调。有别于传统的设计方法,其设计理念的传达依靠用户自身的行动体验予以呈现。这是一种脱离智性之“思”而追求中庸之意的独特创作方式。
【参考文献】
[1]熊兴福,康俊.儒家“仁”的思想在设计中的体现[J].包装工程,2008.
[2]丁锋,吴卫.深泽直人与他的”无意识设计”[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1.
[3]刘晓春.设计中的“无意识”[J].青年文学家,2011.
一、儒家管理哲学新诠释
从1840年起,我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文化不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冲击,儒家思想也开始悄然发展,紧随时展的新儒家思想破茧而出。康有为择取西方文化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将其与儒家思想相融合,推动了;梁漱溟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为纠正西方文化的不利之处,对儒家道德伦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是“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虽各自解读不尽相同,但儒家思想的本质却未曾改变。康有为提出的“今文经学”是在董仲舒公羊春秋学基础之上引申发展而来,梁漱溟的“新儒学”同样未脱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儒学理论。当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且日趋“现代化”,儒家思想若要辅以解决现代问题,如仍固守陈旧的理论学说,则实难成事。
管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就是高效。时代的转变,主要以国家统治管理机构、模式的变化为特征。现代化是国家富强的保证,是军队兵力壮大的基础,所以现代化之于国家的涵义便是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均实现现代化,这些都是基于管理而言的,因此,有效、高效的管理是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条件。管理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历史十分悠久,包涵的内容也很宽泛,从对每个人的生活起居,到企事业、各类组织机构的活动,乃至一个国家的统治、运作,管理活动无处不在。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且幅员辽阔,如何将我国的人、财、物三种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合理分配,就切实体现了管理的艺术所在。
儒家思想自成体系,其中包含了很多理论思想的分支,管理学是其中较为重要的理论。王鼎曾在《近思录集注序》中写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从中可以了解到,儒家思想的雏形产生于周代以前,最初由文物典章制度演变而来,儒家思想做为封建主义的卫道思想,一直受统治阶级推崇,且蕴藏着诸多治国爱民的正面理论。这种对管理哲学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理论,应被重新诠释,以符合当前社会形势,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二、“仁礼义”与新人本管理思想
(一)“仁”与“以人为本”
1.儒家“仁”的思想解读。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仁”是德的总括,包含了所有与德相关的内容;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仁”是人与人交流时的道德准绳,是情感上的规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的情感与道德基础。封建王朝在我国存在了三千年之久,期间涌现出诸多不同学派的管理理论,但在各类学派中,儒家思想长期处于难以撼动的主流地位。
在儒家思想产生之初,“仁政爱民”便成为其管理学说的主要内容。孔子构想的社会,是一个崇尚礼教、尊卑有序、和睦融洽的社会。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仁”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是人应具备的根本品质,“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等阐明了孔子对于人生修养的看法,是构成人这个具象物体所应具备的内在本质,是人的道德原则和思想意识,究其实质就是“以人为本”。与此同时,孔子还推崇“以德治国”,“德政”是仁君的评价标准之一,只有推行“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管理着眼于大处便是治理国家,着眼于细微之处便是管理人,治好人方能治世。
孟子是“人本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对人的价值和尊重进行肯定的同时,强调人在政治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他提倡人们通过对心志、筋骨、身体发肤的磨炼,使其铭记遵守社会规范,并通过自身勤恳的劳作,冲破万难,使个人价值得以体现。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理论,爱民思想尽显。同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说法对人们行事、做人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2.“仁”与“以人为本”管理的关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墨菲认为,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人,因此管理者的一切管理活动应始终围绕管理人来进行。儒家以“仁”为核心,处处都将“人”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惟人万物之灵”,与新人本管理提倡的企业要尊重人、激发人的创造性是统一的,这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以人为本”就是要崇尚“为政在人”。譬如说,索尼董事长盛田昭夫为“发牢骚”的员工排忧解难,中石油提倡员工主人翁的意识,宏董事长施振荣推崇与员工利润共享等,这些案例都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二)“礼”与学习型团队
1.“礼”的心理契约解读。“礼”是对社会规范的概况,其实质就是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以确保社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这即是“礼”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应用。儒家思想中的“礼”能够避免员工矛盾的产生,如企业在招聘新员工时,岗位说明书中,将待遇、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等进行详细阐述,则在产生劳资纠纷时,企业和员工便有章可依,矛盾便迎刃而解。如果员工的工作行为都以“礼”为准则,则新人本管理模式就能够顺利开展。就企业而言,“礼”应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使员工从心理上对企业制度进行认可,使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
2.“礼”在“人本管理”中的实证研究。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讲究“人和”,在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中,人是管理的核心所在,而提及人便离不开人际关系。在企业当中,每个员工都将企业发展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则企业便会形成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儒家“人和”思想并不是指一味听从,而是在和谐的氛围下各抒己见。对于企业的成败来说,团队精神不可或缺,团队精神能够使企业聚成一股力量,全力发展。以海尔公司为例,优秀的团队对海尔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团队精神的形成得益于海尔的新人本管理理念。在新人本管理模式下,员工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员工为企业尽心尽力,企业发展自然既快且稳。
(三)“义”与新人本管理哲学
1.儒家“义”的思想解读。“义”是我国伦理思想史中的一面旗帜,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多行不义必自毙”,便可说明古人对“义”的重视程度。从广义的层面上来看,“义”是道德义理,是伦理正义;从狭义的层面上来看,“义”是人们心中的一杆秤,是能够衡量世事对否、判断人们善恶、评价人们行为的一杆秤。
孔子在《论语》中明确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强调人应该好善而恶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的是君子想到的是社会道义,而小人却只知道关心个人的利益得失,孔子认为“义”代表“公”,既代表社会群体的利益,又代表人的道德情操,而“利”往往代表是“私”,是个人利益,代表个体的欲望要求。个人的利益应当服从群体的利益,个人的欲望要求应服从于社会道义,这是他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也表明了他在义利之辨上的道义特色。
孟子对于“利”和“义”的取舍也有明确的阐述,在《孟子・告子下》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孟子看来,为人处世应该遵行义务在权利之上,当个人的得失与整体的利益相冲突时,应懂得取舍,以整体利益为重。同时这也揭示了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以实体的形式活着,而更需要展现生命的道德意义,只有将道德做为己任,为社会贡献己力,才能使生命之树常青,生命之花常开。孟子对于个人处世提倡先义后利,对于国家行为认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认为治理国家时,也应该对人民施行仁政,而不是一味的盘剥,给予人民一定的私产利益,使其能够安居乐业,这也是先义后利的一种体现。后世很多思想家也与孟子有同样的观点,比如荀子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重义而轻利,便是君子所为,而重利轻义则为小人作风,抑或无恶不作的劫匪。
2.新人本管理对“义”的解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反映了孔子对于获取财富的观点。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正常行为,但是需当以正常的手段来获得,采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财富是不可取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说君子心中存公利,而小人仅在意一己私利。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管理者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应做君子所为,将社会责任、道德观念放在首要地位,义字当先,将社会和员工的利益放在首位,先人而后己。
3.“义”是新人本管理哲学的拓展。儒家的思想历经千年而不消,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现代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借鉴儒家利益观思想,将其融入企业管理中。盈利是企业生存之根本,但企业在逐利时,也应做到生财有道。陈光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家,在“5・12汶川大地震”后,陈光标身先士卒,带着救援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向灾民无偿提供了过亿元的财物。灾难无情人有情,陈光标为所有的企业家作出了表率,他时刻铭记着自身担负的企业家责任,尽力为社会分担责任,福利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儒家“仁礼义”思想中主张“义”为上,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应构建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将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但要满足员工对利的需求,还要加强对员工道德品质的教育。
三、新人本管理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儒家思想在我国已经盛行几千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现代人本管理是对儒家思想的承袭,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企业管理的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国应致力于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西方的优秀管理方法相融合,构建符合我国市场环境和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
人本管理顾名思义,在管理中以人为中心,体现人的价值,凸显人的重要性,在规范中进行管理、操作。人本管理作为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究其本质就是要尊重人、重视人和发展人。世上所有科技、财富、生产力都集结了人的管理和劳动,人是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是现代文明的践行者。因此,在管理中,应爱护人、关心人、理解人,将“以人为本”作为企业管理的信条,使以人为本随处可见,这是现代人本管理的内在要求。人本管理业已成为人类管理发展的标志性理念。
“仁礼义”是儒家思想的重点所在,而现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与儒家思想的先义后利高度契合。在现代企业中,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应一同实现。在企业管理中,应努力塑造具有“社会人”和“文化人”双重属性的员工,员工不仅应具备个人情感,还应在工作中进行自我管理,具有对社会的责任心和对工作的自觉性。此外,还应将“仁”用于管理中,用“仁”来引导员工追求真善美,使其爱己爱人,热爱工作岗位,将自己的前途与企业相联,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体现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