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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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范文第1篇

一、国外文献

（一）针对某几个区位因素进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BITs）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场和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保护知识产权、执行合同、为提供物质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的集体活动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够为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制度功效的质量对资金流动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质量使得国家的资本结构更加公平和远离负债；一个国家的组合投资对国家制度功能质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好坏会直接影响其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验证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针对中国做了研究，他们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FDI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投资母国相对国内投资而言，在中国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对较少，制度上的影响对他们的投资影响相对薄弱。他认为制度质量相对较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国外投资，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是分不开的。

二、国内文献

（一）整体上讨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杨大楷等（2003）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特点相结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不同类型企业根据其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区位；在国外进行研发的企业应注重寻求产业集群，利用集中的资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创新优势。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

江心英（2004）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environment）、体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然后重点阐述了基于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理论。范小军、杨舟（2006）则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且讨论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其结论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小，优惠税率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影响；如果市场足够大，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很完善、税率也没有十分优惠，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路径

国内学者提出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的决策，大多数是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角度区分难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较研究了海尔集团的“先难后易”与IRB集团的“先易后难”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战略，分析了实施两种战略的企业其国际化战略的共同点，两种战略的优势、劣势和采用两种战略的一般原则。而邵祥林（2005）则主要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的、路径和模式。他依据对外投资目的将海外投资进行分类，借助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对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企业更可能是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来换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扩展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企业应看重市场规模和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另外，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应该选择产权安排方式（例如独立经营和合资经营）。同时，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决定自身的经营战略和方式中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王凤彬、杨阳（2010）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寻求型三种）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后者也称为“探索型OFDI”。他们以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公司等案例为例，从顺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对比分析中归纳出、“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游”位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相比单一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更应该“两条腿走路”“齐头并进”，在投资过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与“利用型OFDI”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范文第2篇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

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范文第3篇

近年来，在全球对外投资总体趋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发挥的积极作用凸显。随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自身规模的壮大及国际经营能力的提升，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未来几年，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中国将逐步由“商品输出”过渡到“资本输出”的发展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2年的6962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63762亿美元，无论是贸易规模还是增速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但对外直接投资额已从1992年的187万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21571万美元，年均增长146%，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处于领先水平。江苏的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都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研究综述及结论

国内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张如庆（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都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进口和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却不是进口和出口变化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促进或替代效应都不太明显，原因可能在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总体较小，而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很快；谢杰、刘任余（2011）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两者存在着直接互补效应，另外我国针对不同地区的投资具有空间上的互补效应；乔晶、胡兵（2015）分析认为，2005―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稳健的促进效应，并认为随着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可能会与出口存在替代效应；张春萍（2012）根据我国对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且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效应的强度存在差异；柴庆春、胡添雨（2012）通过我国对东盟和欧洲投资差异性的考察，也证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区域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属于获取资源型，对发达地区的投资则为了绕开贸易壁垒；蒋冠宏、蒋殿春（2014）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出口，但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存在不同，其中商服贸易类投资出口效应最为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体现了两国或两地区的贸易联系，一般认为两国贸易联系越紧密，对外直接投资相应越多。在衡量贸易联系时，进出口贸易额是比较合理的指标。

1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当存在贸易障碍时会促进资本的跨国流动，而当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阻碍时会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以静态观点进行分析，一种产品既可以通过贸易，也可以通过投资进入另一国市场。选择进行贸易就替代了投资，这种替代效应在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时更为明显。另外，对外直接投资一般表现为先有市场，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投资主体就会考虑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当市场成熟后，投资主体就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从而用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对东道国的出口。同时出口水平也间接反映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从母国进口越多，则表明其市场规模和购买力越强。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有着替代和创造两种不同的效用。如果是贸易创造效应，则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如果是贸易替代效应，则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2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弗农（RVernon，1966）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阶段，认为在世界区域范围内，某种产品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决定了其生产区位的不同，而跨国直接投资则是产地转移的必然结果。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则会抑制技术创新国的出口贸易，但会进一步促进母国对东道国的进口贸易。同时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会给东道国和母国之间营造新的贸易机会，使原来的贸易规模扩大。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贸易时，虽然会一定程度替代贸易，但往往也会同时创造对劳务和半成品的需求，进而使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扩大。另外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提升企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经过东道国将产品返销给母国以扩大母国进口。但母国的跨国企业在将生产设备向东道国转移时，也会减少母国对生产所需原材料的进口。所以，若是反向进口效应，则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若是进口转移效应，则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负相关。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的构建

以江苏省进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将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引入解释变量江苏省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采用对数模型来研究各变量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模型如下：

LNOFDIt=β0+β1LNEXt+β2LNIMt+β3LNGDPt+μt

在模型中，OFDIt表示第t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单位为万美元；EX表示江苏省对外出口额，单位为亿美元；IM表示江苏省进口额，单位为亿美元；GDP表示江苏省生产总值，单位为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对线性模型取对数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但同时要注意对数变换后变量的经济学含义需要从弹性系数的角度来观察各个解释变量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二）数据收集

考虑到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还较短，相关数据不完善，所以样本区间设定在1992―2014年。选取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中方协议投资额表示对外直接投资（OFDI），用江苏省出口额（EX）、进口额（IM）表示对外贸易，用江苏省生产总值（GDP）来度量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而其他可能的因素对于模型的作用包含在随机误差项μt里，然后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数据见表1。

三、实证分析

（一）ADF检验

本文采用Eviews80软件进行分析。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很容易造成“伪回归”现象，导致检验结果中t、F、R2统计量失效。因此对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进行ADF检验来分析数据的平稳性。同时，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准则）和施瓦兹准则（SC准则）来确定滞后期，检验结果如表2。

LNOFDI、LNEX、LNIM、LNGDP的ADF统计值全部大于10%临界值，所以LNOFDI、LNEX、LNIM、LNGDP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是LNOFDI、LNEX、LNIM、LNGDP的ADF统计值全部小于5%临界值，则LNOFDI、LNEX、LNIM、LNGDP是一阶单整的，即是I（1）。

（二）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可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因此，进一步采用协整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3。

由多变量协整关系检验可知，LNOFDI与LNEX、LNIM、LNGDP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所以回归的结果可信，由OLS法所得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及生产总值关系的最终模型为：

LNOFDI=-2674-450*LNEX+396*LNIM+419*LNGDP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江苏省出口EX每增长1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OFDI就会下降45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二者存在替代关系；江苏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OFDI会增加396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正相关，二者存在互补关系；另外，江苏省生产总值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OFDI会增加419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生产总值GDP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呈正相关。下面进一步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各解释变量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贡献度。

（三）基于VAR模型检验的方差分解

1VAR模型平稳性检验

由于方差分析必须要求VAR模型是稳定的，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LNOFDI和LNEX、LNIM、LNGDP进行了VAR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估计，并对VAR模型的结果进行检验，发现VAR模型的全部特征值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则VAR模型是稳定的，检验结果如下图1。

2方差分解

采用方差分解来考察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出口、GDP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对比GDP变化对OFDI的贡献及OFDI对自身的影响，可以得出GDP变化对OFDI的贡献刚开始迅速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贡献率逐渐下降，最终稳定在17%左右，表明政府“走出去”战略在短期会显著促进对外投资的发展，证明了政策的有效性。长期来看，企业会受到国际经营能力、创新能力及自身实力的约束，这一点从OFDI受到自身影响大于GDP所带来的影响也得到印证。

对比进出口变化冲击对OFDI的贡献，可以看出进口对OFDI贡献要远大于出口对OFDI的影响，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另外，从企业自身来讲，为了降低成本以及消除市场的外部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国际一体化战略，这也是进口对江苏省OFDI贡献大于出口的一个原因。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进口和出口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进口之间的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表现为替代关系。原因在于，江苏省作为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大省，对外投资和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采用“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模式势必会减少投资国的出口。这与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相符。当企业在东道国出口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市场，并对东道国市场有所了解后，便会从出口转向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遭到东道国政府设置的贸易壁垒限制不断增多，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补偿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范文第4篇

一、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及问题

（一）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之初。自1979年以来，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9-1985年为自发探索阶段，这个阶段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是专业外贸公司和部分省、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这时期投资规模较小，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承包建筑工程、咨询和服务业，机械加工制造业较少。1986-1990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对外投资参与主体己由专业外贸公司和省、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向大中型生产企业、企业集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科研机构扩展。1991-1993年为迅速发展阶段，这期间兴办了海外企业共857家，中方投资6.58亿美元，企业跨国投资的范围和区域都有进一步的扩展。1994-至今为取得重大进展阶段，近年来，特别是在最近10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断扩大，在对外投资方面有一个很大飞跃。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由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的《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5.7%，欧洲为85.7%，非洲为85%。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以下简称存量）1839.7亿美元。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65.7%。

2009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433亿美元，同比增长6.5%。2010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势头明显，全国对外投资合作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460亿美元。一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的95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5.2亿美元，同比增长103.3%。从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看，中国香港、巴西、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是主要接收地。从投资的行业构成看，近九成的投资分布在商务服务业、采矿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业。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三）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现状

投资遍布全球近八成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高度集中。从地区分布情况来看，是对美投资快速增长，流向英属维尔京、开曼群岛的投资大幅下降。

（四）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存在的问题

1.对外投资区位过于分散

我国中小企业所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不超过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5%，且单个企业投资规模很小，但是却零零星星非常分散，几乎遍及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有的国家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很多中小企业选择这样布局初衷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回避激烈市场竞争，取得产品差异化优势，但是这样也使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与其他中资企业分享信息，协同经营，面临政治、经济风险也会更高，导致企业学习当地法律、文化的时间长，开拓市场成本高，同时也不利于政府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指导和帮助。

2.企业对外投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

周边地区和非洲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场所，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在亚洲地区设立境外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越南、日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其中在香港的境外企业占总数的17.9%；在欧洲设立的境外企业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法国等国家；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在北美洲设立的境外企业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在拉丁美洲设立的境外企业主要分布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开曼半岛、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等；在大洋洲设立的境外企业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

3.对非洲发展中国家投资相对较多

投资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利于中小企业发挥成熟的，适用技术优势，但非洲与我国地理位置距离较远，经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与我国有较大的差距，中小企业普遍经济实力较差，市场竞争能力弱，使我国企业在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4.对发达国家投资过少

近年来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集团发展迅速，给区域外企业对其的贸易活动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从而开辟或保持在区域内现有的市场份额，中小企业应该增加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而且，发达国家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营销经验以及完善的销售渠道，这都是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借鉴、利用和学习到的。

二、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发展策略

（一）区位选择的战略定位

1.从投资东道国的类型来看

（1）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区位重点。从投资东道国类型看，现阶段我国企业投资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2.从适合进行投资的行业来看

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行业应将小型制造业、资源开发业和轻工业作为重点，这些行业的技术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对于我国一些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和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制造业，应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廉价劳动力，降低产品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一般处于我国产业下游梯度，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潜在比较优势。

3.从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来看

在进行跨国投资区位选择时，应注重寻求产业群集，以获取区域创新优势。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选择区位时，应有意识地将业务设在靠相关公司群集地点。处于群集中企业很容易获得研究开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外溢效应，从而获得相关技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可先着重于邻国或与我国有长期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家，而后再向其它地方发展。

（二）区位选择的发展策略

1.应充分分析东道国区位优势

我国工业体系已相对完整和独立，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拥有大量成熟适用技术和小规模生产技术，而我国市场饱和这些行业很多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因此，根据小岛清比较优势理论，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类似或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我国来说有特定区位比较优势。

2.应根据不同类型企业所需区位优势侧重点不同选择不同投资区域

市场开发型企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应以目标市场所在地为导向；资源开发型企业可将把东南亚、拉美和非洲资源丰富、劳动力多而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作为投资重点；追求战略资产型企业在西欧、北美拥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享受外部经济优势。

3.在国外进行研发应注重寻求产业群集，以获取区域创新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出口规模 出口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36-06

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一方面，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是发达国家经济殖民化和南北两极分化加剧的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显著特征和必然趋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离开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作为第三大外贸国，第四大GDP国的中国，与其被动地、消极地适应全球化，不如理性地、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而对外直接投资正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理性、积极之举，也是“走出去”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

国际直接投资有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之分，前者研究外资的流入，后者研究外资的流出。无论是从总量还是相对量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要远远落后于外国直接投资，因此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点是外国直接投资。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体现，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并日益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有助于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

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一国融入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两种重要模式。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极为密切，两者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站在母国的角度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有替代和互补两种，即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减少(替代)母国的贸易，也可能增加(互补)母国的贸易。但是正如Helmberger和Schmitz(1970)所指出的那样，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从国外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的结论有三类：一类支持替代关系，一类支持互补关系，还有一类认为结果不确定。

在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蔡锐和刘泉(2004)[1]、张如庆(2005)[2]、项本武(2005)[3]、陈石清(2006)[4]等运用我国不同阶段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的实证研究多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国内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差异很大，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属于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相对较弱，学者们考察的时间跨度也有所不同的缘故，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还需要作进一步的验证。

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仅仅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规模的影响上，还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上，虽然国外的研究重点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规模的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其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应当有利于绕开贸易壁垒，寻求原材料供应和改善管理技能，还应当有利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探讨并加以实证的支持。

本文将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贸易额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

1.模型的建立

为了实证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额的影响，采用如下回归模型：

lnEXt=β0+β1lnOFDIt+β2lnSOFDIt-1+β3lnIFDIt+β4lnSIFDIt-1+β5lnGDPt+β6lnWGDPv+β7lnWIMt+μt (1)

其中，EXt是当年出口额，OFDIt是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SOFDIt-1是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IFDIt是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流入额，SIFDIt-1是上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流入存量，GDPt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WGDPt为当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WIMt为当年世界进口额。β0、β1、β2、β3、β4、β5、β6、β7是待估计的参数。β0是截距项；β1测度当年出口额对于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弹性大小，β2测度当年出口额对于当年上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的弹性大小(考虑到时滞效应)，β1和β2是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是否具有推动效应的关键变量，如果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β1或β2的估计结果应该为正；β3和β4测度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量和上年存量对于出口的影响；β5测度的是中国的GDP对于出口的影响；β6和β7是在考虑到中国的出口受到世界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的基础上，测度世界GDP额和世界进口额对于出口的影响；μt是扰动误差项，测度的是其他没有考虑进去的变量扰动。

2.数据说明

我国外资流出入的数据可以从商务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国际投资报告三个渠道获得。在数据采集时发现，1985―2004年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项目下对外直接投资差额栏中的数据与UNCTAD国际投资报告中的数据完全一致，因此外资流出入的数据直接采自各年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GDP和世界GDP的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进口额的数据来自于《国际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年鉴计算得到。模型回归引用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90―2005年。模型的回归及相关检验全部运用SPSS12.0完成。

3.模型的估计

对(1)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时，变量的选取采用了向后剔除法，以排除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通过检验计算，回归中移去了变量lnGDPt (β5)和lnWGDPt (β6)，最终得到如下结果：

lnEXt=15.878+0.131lnOFDIt+1.036lnSOFDIt-1-0.413lnIFDIt-0.541lnSIFDIt-1+2.058lnWIMt (2)

从回归分析报告(见表1)来看，模型拟合情况很好：调整后的R2为0.993表明lnEX的变动中有99.3%可由自变量解释；相关系数R为0.998表明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程度为99.8%；每个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显著的；衡量回归方程显著性的F值也是显著的。具体来看，回归结果的经济含义为：

(1)β1=0.131和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加1%，出口额会增加0.131%；

(2)β2=1.036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对出口存在推动效应。β1和β2的对比还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对于出口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

(3)β3和β4的值为负表明1990―2005年间我国外资的引进非但没有起到显著的促进出口的作用，反而对于出口是一种阻碍；

(4)β7=2.058说明世界的进口需求对于中国的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

(5)β1、β2和β7的估计结果说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和世界的进口需求都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但是相比较而言，世界的进口需求对于出口的推动作用更大。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1990―2005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这一结论与国内学者项本武(2005)[3]的研究一致。从模型的估计参数中还可以看出，外资的流入并没有能够起到显著的促进出口的作用，而我国出口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世界进口需求的增长。这一方面能够说明我国的出口产品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出口是适应型的而非主动推进型的。

第二，国际利益的分配法则表明，一国越处于产业链的后端，它从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越大。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两次质变，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结构优化的诸多因素中，人们一直看好的外资流入因素并没有能够起到显著的影响，而起关键作用的是GDP的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即自身的经济发展。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外来的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会主动地推进中国的结构优化。改变结构低级化的状态，争取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变化、利益变化的关键还是靠自身的力量。

虽然无论是从总量上、从相对于GDP，还是从相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之快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13.06亿美元，是2004年的6.26倍，几乎等于前五年对外投资的总额。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迅猛发展。诚然，对外直接投资应当以企业为主体，但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则需要政府加以适当的指导。鉴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从动机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有资源导向型、出口导向型、贸易转移型、技术导向型和产业升级导向型之分，而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为前三种类型[5]。更好地“走出去”需要政府对于技术导向型和产业升级导向型等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鼓励企业在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研发中心和研发型企业，鼓励服务业等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主动获取技术，推进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如此。在“快与好”的问题上，应当是“又好又快”而非“又快又好”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只是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发展战略，但根本的还是要立足自我，因此，政府应当在鼓励自主创新的基础上，适当地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便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优化结构、增加就业，乃至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最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说明引进外资的效应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大环境独自进行，在更好地“走出去”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更好地“引进来”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外资战略上的相应调整，有选择地引起外资，而不只是机械地、被动地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大潮，使外资真正服务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注释：

[1]蔡锐，刘泉.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4(8)：64-70

[2]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5(3)：23-27

[3]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