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 F11；F753；F831.7 [文献标识码]A ？眼文章编号？演1673-0461（2013）06-0073-04
一、引 言
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变化越来越剧烈。这不仅表现在总量的增加上，在投资地区的改变上也相当明显。根据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金额已从1970年的125亿美元激增至2003年的15，000亿美元。分析其流入地区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相对流入比例上并未有显著改变，但绝对金额却有大幅增加。这对于追求经济发展，但缺乏外汇资金及技术的国家，特别是那些自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包括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先后进行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巨大变革，以努力追求经济发展与繁荣，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这些资金短缺国家取得生产技术与管理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接受跨国公司自海外带来的生产机器设备、技术、管理技巧等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所谓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西方转型国家 ①克服工业发展失败、经济崩溃与政治纷乱，走向经济稳定发展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外商直接投资已被视为这些国家转型至市场经济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型要素，因此促使它们寻找各种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对一国进行投资生产，必定是因为该国具有稳定且具潜力的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是其进行FDI区位选择上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东道国不应只扮演等待投资的被动角色，而应建立自身与他国相比具竞争力的优势。
转型国家虽然都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但其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度与广度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效也迥异。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理论界已有一些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加以探讨，但是，由于观点、方法与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特别是，现有相关文献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对象上大多只包括发达国家，或是单独某个发展中国家，较少涉及转型国家这一特殊类别国家群体。而根据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以在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且转型期较为一致的波兰等东欧四国为例，对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能为我国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二、文献回顾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假设为：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FDI不可能发生，这些不完全可能来自于商品与要素市场以及政府法规，特别是关税与贸易障碍等，以至于资源与生产产品无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通过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说明了动态的比较利益，以及随着厂商考虑成本因素时转移生产地点，FDI在其中成为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Knickerbocker（1973）观察到寡占厂商在一地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时，其他的竞争者也会跟进，因此提出“跟随领导者（following leader）”理论，他假设这些跟随者之所以会随着领导公司进入东道国设厂，主要是不想让领导厂商取得诸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并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何种市场分成3类：供给当地市场、资源取得与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Dunning（1993）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结合了国际贸易与国外生产观点，包含了各种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必须在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3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其中，区位因素强调的是东道国自身在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种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归纳出4类区位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障碍、生产成本与投资环境等。一国投资环境如果能满足外国投资者所需条件，在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均存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便会到该国投资生产。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探讨，已从最初古典的比较利益之机会成本问题，延伸到厂商对其他厂商竞争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别是Dunning的折中理论将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在实际分析上更具弹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从厂商、特定产业，也可以从东道国的角度去讨论。
在实证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讨东亚与东南亚7国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时，基于独占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外国资金延伸性需求，发展出包含相对价格与其他禀赋变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区位、市场规模、政治风险等变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影响；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论检验49个低开放度国家在1970年～1995年间各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效果，并认为政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Cassou（1997）利用panel data分析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税如预期般具有显著影响外，所得税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Kerr and Peter（2001）采用市场不完全架构，利用198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水平、开放度与汇率波动均对我国FDI流入具有显著影响。从以上文献可知，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同时，现有相关文献较少涉及转型国家。
三、分析框架
1. 理论分析
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其中，区位优势作为折中理论的重要一环，指东道国拥有一些该国区位环境上的因素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因素用来解释跨国公司在具有所有权与内化优势下，在外国生产的动机。Dunning把驱动跨国公司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归结为4个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资源、服务国外市场、重新建构生产行为或改善整体效率与竞争力以及获取与现有资产互补或竞争的资产以降低风险。比较其他相关理论，折中理论相当具有弹性，它不仅可用在个体的研究，如个别厂商、产业或国家，也可在总体的研究上进行。对东道国而言，区位优势是内生的，东道国并不会被动地等待跨国公司来投资，它能改变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吸引外资流入。就一国显示出的FDI数据而言，一个已进入一东道国从事FDI的跨国公司，势必已将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内部化，也即在考虑两优势后，决定在海外生产。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的区位因素（优势或是劣势），对于不同性质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尽管如此，对于东道国而言，营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长期来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东道国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对区位优势的影响上，这从Dunning归纳出的4类区位影响因素也可看出。另外，东道国如能通过若干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以改变并获取区位优势，使得厂商经过内部化过程后投资于该国，则东道国就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因此，本文假设在给定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决定内化，并在一国投资设厂，要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而定；本研究对象以个别国家为单，并不考虑流入这些国家的FDI国别与性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区位因素作为依据，同时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的影响，将其区位因素主要分为3类，分别为成本相关因素、投资环境因素与总体经济因素。成本相关因素主要是说明那些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重要生产成本要素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对于投资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以劳动密集与出口导向为主，并且在海外设厂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对称的投入成本，两地之间不均衡现象则更为明显。东道国的关键成本要素包括实际工资率、汇率、土地与财产权、当地投入成本、税率、交通成本以及资本使用成本等；投资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开放程度、投资与贸易体制自由化及政治风险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包括所有权政策、税率与补贴、价格控制等，贸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贸易商品关税限制的降低；东道国在考虑总体经济因素时，应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与潜在市场规模两个变量。基于实际资料数据的缺乏，以及技术上的困难，实际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论变量。本文仅选择可衡量变量，并对某些难以量化的变量进行变量替代。在成本相关因素上，本研究纳入两变量，包括实际工资率与汇率；投资环境改善变量采用人力资本与政府效能；总体经济变量采用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与开放度；此外，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还加入亚洲金融风暴变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变量。
2. 模型设计
根据上述变量说明，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本研究将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lnFDIi，j=ai+β1lnFDIi，t-1+β2D97t+β3lnERi，t+β4lnWAGEi，t
+β5lnGDPi，t-1+β6GDPGWi，t-1+β7OPENi，t-1+β8GEi，t-1
+β9lnHCi，t-1+εi，t
其中，i为国家，FDI为外商直接投资，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GW为实际经济增长率，HC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为市场汇率（本国货币/美元），WAGE为实际工资率，OPEN为开放程度，GE为政府收支余额占GDP比重，D97为亚洲金融风暴（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转型国家为样本② ，样本区间为1997年～2011年，对于四国的样本数据，尽可能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除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外，还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与各国政府相关网站上的资料。表1显示了回归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如上表所示，调整后的R2为0.932，F值达到1%的显著水平，Durbin h值显示出无自相关的结果。此外，本研究尝试利用Carree的近似无偏估计法估计动态pandel data中滞后一期的FDI系数，结果发现，在进行估计过程中，许多数值并未呈现收敛状态，并且出现负向的数值而无法进一步计算，同时，在能计算的范围下，事实上所观察到的计算结果并未产生与原数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本研究并不对原始结果做进一步的修改与推估。根据以上对东欧四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的实证估计，结果发现，9个变量中，仅有汇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开放程度呈现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预期地具有正面影响。汇率方面，东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如果东道国汇率贬值，意味着投资者可投资相同金额便可获取更多的本地资产或雇佣更多的劳工，尤其各国在转型过程中施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旧有国有企业在本国汇率贬值时，外国投资者可以较便宜地购入，因而，汇率对于东欧转型国家具有正面的效果。开放程度的影响方向是负向的，恰好验证了本研究关于开放程度对FDI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方向，即开放程度降低反而会吸引FDI进入，不过其效果并不很显著。另外，东欧国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变化的原因，如东欧国家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施行开放政策，允许FDI进入。东欧国家的汇率FDI流入有正面的显著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对于汇率制度就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开放，此四国在现金转换上大抵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设定上，汇率是以自然对数后的数值进行的，其数值相较于FDI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波动，因此未能显著呈现。最后，尽管许多文献指出，低廉的工资与较具效率的行政组织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这些国家逐渐发展的同时，人力素质也随之提升，工资因此增加，从而可能产生抵消作用，尤其这些工资基本上为东道国各部门工资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实呈现。总之，从实证结果可知，东欧四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吸引外国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因而对于汇率的波动影响资产价值特别重视，外国投资也能利用开放程度的下降，转而直接进入东欧国家生产来抢占市场。然而，由于这些转型国家虽然已经历了1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它们尚处于初期阶段，许多非经济因素仍干扰着各国，若干的影响因素或许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其效果。
五、结 论
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FDI
一、引言
随着2005年7月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我国的实施，人民币从此告别了固定汇率的时代，正式进入“小幅快跑”的升值周期。2007年11月以来，升值速度更是明显加快，屡破关口，累计升幅已超过16%。在全新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将伴随更大的波动，研究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变得富有现实意义。
人民币汇率与FDI作为重要的宏观变量，在我国面临越来越突出的内外不平衡压力的背景下引起国内外广泛讨论和关注。一方面，在人民币外部和内部升值压力的推动下，人民币升值趋势及预期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FDI的“双刃剑”的特性已得到普遍的共识，既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又存在诸多负面效应。因此如何立足新形势调整利用外资政策成为国内争论的焦点。
FDI不能像金融衍生产品一样通过跨期套期保值，并且包含着较大的沉没成本，因此宏观经济变量（如优惠政策、要素成本、现实和潜在的宏观经济条件、汇率水平等）成为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决策变量。在诸多因素中，汇率水平及其波动是影响FDI 流入的重要宏观经济因素，它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FDI流动规模及方向。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导致FDI趋势的逆转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理论分析
国内外对于汇率波动对FDI影响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本币升值将抑制FDI流入
此类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相对成本效应”理论（Cushman，1988）和“相对财富效应”理论（Froot and Stein，1991），他们认为一国货币贬值会促进FDI的流入，而升值则对FDI会产生抑制作用。
1、相对成本效应理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强调汇率水平变动对东道国生产成本的影响，认为当其他因素相同时，一国货币贬值将会降低当地相对于外国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而这种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外资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提高包括FDI在内的资本收益率，从而促进FDI流入。同理，当一国货币升值时，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出口对象国的，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出口对象国本地的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即本国对外国进行投资，其他国家对本国的FDI就减少。
2、相对财富效应理论。Froot和Stein将本币贬值造成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投资成本下降的作用称为“财富效应”，并以此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跨国公司因日元汇率大幅升值而大幅收购美国企业资产的现象。该理论认为东道国货币贬值能够提高外国投资者的相对财富，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并购东道国国内企业或者在东道国建厂。
（二）本币升值将拉动FDI增长
认为货币贬值将会抑制FDI流入额研究者以Campa（1993）为代表，他认为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决策预测其未来收益的期望值，一国货币越是坚挺，进入该国市场未来收益的期望值就越高，也就会吸引越多的FDI流入，而货币贬值使投资者丧失信心，将会阻碍FDI的流入，同时使本国货币流向货币坚挺的国家。
（三）汇率变动将使FDI在不同部门及地区进行重新分配
1、部门效应理论。在简单的两部门经济体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一国币值变化对该国不同部门吸引FDI的能力产生不同影响。当一国货币贬值导致对贸易品需求上升时，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更多地投入贸易品部门，从而减少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不仅如此，由于本币贬值导致贸易品需求上升，进而导致生产要素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非贸易品生产要素成本，降低了非贸易品利润，故本币贬值还从供给方面对非贸易品部门产生紧缩效应，引起FDI流入出现行业偏向的可能。GoldbergL.S.（1993）认为，汇率调整具有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而资源的重新配置依赖于重新分配成本的多少和汇率变化的信号，这既包括国内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包括国外投资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因此，从这个层面上看，一国货币币值变化将导致FDI在不同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转移，从而具有行业偏向特征。汇率变化除了通过需求和供给层面对FDI的部门流向产生影响之外，还可能通过预期收益和生产成本直接对部门利润产生影响。从理论上看，币值变化引起部门价格和利润变化是否对投资产生影响并未得到很好的解释。但一个简单的结论是由于企业逐利性，行业利润高将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国货币贬值将提高贸易品部门的行业利润并导致FDI流入该行业。
2、区位效应理论。Aizenman（1992）认为汇率水平通过影响企业竞争力及国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转移，即汇率水平对FDI产生区位效应。Goldberg（1993）认为汇率的区位效应依赖于初始投资成本（进入壁垒）、退出的非转换成本、企业风险类型及生产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同时，区位效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FDI在不同国家分布的调整，同时也包含不同投资国对汇率水平的不同反应。因此，汇率水平变化不仅对FDI全球区位分布产生影响，而且由于不同区位来源的FDI投资动机及风险类型存在差异，汇率变化对不同区位来源的投资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当东道国货币币值发生变化时，对不同区位来源的FDI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不同区位来源的FDI对汇率水平调整的反应程度亦存在差异。
在实证研究方面，绝大部分主要是针对美、日等发达国家，多数结论为：东道国的货币贬值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流入，而货币升值会导致本国货币流向货币贬值国。本文持中立态度，将以实证回归来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理论，初步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以检验汇率升值对FDI的影响：
lnFDI=α0+α1E+α2VE+α3G+ε
其中，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E代表实际利率，VE代表汇率波动，G代表GDP增长率。根据上文分析，α1的符号既可能是负号，也可能是正号，这取决于实证结果，而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α2的符号是负号，汇率波动加大导致风险厌恶的投资人考虑向汇率相对稳定的国家投资，α3的符号无疑是正号，国内生产总值的稳定提高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表现，也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利润率高，因而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为降低异方差影响，本模型将FDI采用自然对数形式。为增加模型显著性，对VE求倒数，并记作VEDS=1/VE，VE的求法是每个季度3个月汇率的标准差。并对各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对修正后的数据进行OLS估计，经验证，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但存在正自相关。采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进行补救，最终得到参数如下：
由上式可得，当实际汇率每增长一个单位，FDI的流入量将增加0.015629%；汇率波动的倒数每增加一个单位，FDI的流入量将增加0.06835%（即汇率波动越小，FDI流入量越大），即FDI与汇率波动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有很大部分是内部原因，即是由原来的自身规模决定的，实际汇率及其变动以及经济增长率只是影响FDI流入量的宏观经济因素。所以这些因素对于FDI流入的影响并没有其自身的影响大，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人民币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这一结论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首先，结合我国贸易结构来看，加工贸易仍处于重要位置，而这些都是由FDI来生产和出口。加工贸易主要就是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汇率升值并不会改变我国劳动力相对价格，因而加工贸易的劳动力优势仍然存在。其次，汇率升值同时导致加工贸易在国外采购原材料的成本大幅下降，由于加工贸易企业成本为国外采购成本，因而基本上可以抵消汇率升值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加以弥补，所以汇率值小幅度升值并不会影响流入。
2、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能够降低流入。这同理论分析相一致。1997年和1998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尽管我国政府公开申明人民币汇率不贬值，但是外商直接投资还是随着汇率波动增加而下降。而在2005年7月的汇率制度改革前，（见图1）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对较大，在汇改前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一次快速增加。在其他时间段，汇率波动相对比较平稳，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也相对比较稳定。
四、结论
结合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尽管本文得出的结论同传统投资理论不一致，但这恰恰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不断增长就可以简单地做出这一结论，而且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支持汇率升值和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这一结论。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取决于我国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只要这一根本前提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就不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逆转。此外，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当大一部分投资在加工贸易上，汇率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汇率小幅、渐进升值不会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太大影响。但是，汇率波动同外商直接投资呈正相关性表明，汇率快速升值是有害的，只可能导致短期资本快速流入，长期产业资本将推迟投资，对长期投资形成阻碍最终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是汇率升值背景下企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朱华.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2、王文武.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D].兰州大学,2007.
3、陈杰.对外贸易、FDI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研究[D].重庆大学,2007.
4、张庆君.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6(10).
5、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成本-收益分析[J].经济研究,2005(5).
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范文第3篇
一、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早期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强调,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钱纳里（Chenery）和斯劳特（Strout）（1966）的“双缺口模型”理论是较具代表性理论，他们依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四个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三种形式的约束：储蓄约束（即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外汇约束（即有限的外汇不足支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进口）和吸收能力的约束（即缺乏必要的技术、企业家和管理人才而无法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他们重点考察的是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并且认为只有大力引进FDI，才能使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在既不削减国内投资和进口，又能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平衡。这就是“双缺口模型”，这一理论是指导中国引进FDI的基础理论。
以索罗（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从长期来看FDI影响产出增长的程度是有限的。在索罗的模型中，长期的增长只能是技术与知识提升的结果。没有技术进步，国内和外国投资递减的边际收益最终将制约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和FDI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支持这一结论，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所以，FDI就不能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它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国技术进步来源可分为自主创新和从外部引进、模仿及学习。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它比国内资本有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的先进技术成份，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东道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二、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FDI和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大致有三种结果：一是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而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原因；二是经济增长是吸引FDI的原因，FDI对一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正面影响，甚至还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三是FDI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一）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Kueh（1992）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国内投资、工业产出和出口的影响，发现外商投资对总资本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Jansen（1995）对泰国的研究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私人投资水平和出口有着显著正面影响，并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提高当地经济效率，由此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Chen（1995）等人发现在中国FDI不仅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还与固定资产总量正相关。DeMe11o（1997）从三方面对一国吸收FDI为何能促进经济增长作了详细的解释，首先通过吸收FDI可加快东道国的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FDI是促进国内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三是FDI是技术知识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Sun（1998）通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DeMello（1999）发现无论东道国在技术状况上处于一个领先者还是跟随者的位置，FDI对于产出的增长率都有积极影响。and Durham (2004)研究发现只有那些金融发展很好的国家FDI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益。Laura Alfaro等人（2004）利用1975-1998年的跨国数据，分析得出具有完美金融市场的国家从FDI中获益更多的结论，并提出了计算FDI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净效应的方法。
邓海滨、廖进中（2004）试图借鉴Marwahk & Tavaknli.A（2004）的模型，利用我国1982-2003年间的有关经济数据，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实证角度考察进口，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曹秋菊（2005）运用FDI和GDP之间的计量回归方程来分析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她认为利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途径：一是产生资本效应；二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提高了相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产生贸易效应。许小平、孙铁军（2005）都以武汉为研究视角采用了协整分析法和因果关系分析法探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出前者是后者的单向因果关系，因此，FDI促进了武汉市经济增长。李志辉（2006）利用1983-2004的实际GDP和实际FDI的数据研究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认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FDI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也不存在共同的增长趋势，说明从长期来看，并非经济增长越快，就越能吸引FDI。董乐和何苗（2006）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影响湖北省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国内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省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FDI主要通过短期需求拉动和长期均衡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二） 经济增长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使得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几乎为零，而且，FDI对国内投资产生替代效应，从而不利于东道国经济增长。例如，Salz论证发展中国家FDI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Kholdy（1995）通过Granger检验发现经济增长是导致FDI流入的原因之一，反之则不成立。Easterly认为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阻碍国内投资。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引进外资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Carkovic and Levine（2002）利用GMM估计模型并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说明FDI能促进经济增长；Choe（2003）研究发现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单向的，经济增长能够导致FDI，但很少有证据证明FDI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是吸引FDI的原因，而FDI对一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陈继海根据全国1990～2001的数据，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实际GDP增长率是实际FDI增长的原因，反之则不成立。李占风、骆振心（2005）分别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方法和索罗-斯旺模型对湖北省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湖北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三） 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互为因果关系
Zhang (2001) and Choe (2003)分析FDI和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相互促进，Zhang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检验对11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发现在五个东道国里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并且，东道国的贸易和宏观经济稳定对FDI有很重要作用。
刘晓广、杨昊晰（2006）采用了1981～2004年中国实际GDP和我国实际利用FDI的数据，运用GCT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计量等方法，分析了对中国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得到FDI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二者在变化趋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变化的幅度和变化的节拍上有一定的差异。董庆生利用1984～2001年我国GDP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在确认两者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下，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两者互为因果的结论。萧政和沈艳运用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分析得出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动因；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2-0055-06 收稿日期：2008-09-11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技术革命引致全球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偏移、服务业管制放松、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服务业的特殊性质，使得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点已转向服务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04)。然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却长期滞后于实践发展。目前。国外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传统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来解释其动因，实证研究则主要考察其决定因素。
一、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一)基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独立的经济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二战后跨国公司的空前发展及其带来的投资浪潮，成为当时国际经济理论界探讨的焦点，各具特色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以及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然而，上述理论大都以制造业FDI为研究对象，其中为数很少的对服务业FDI的研究也是以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为分析框架的。Boddewyn(1986)就认为，对服务型跨国公司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理论，通过简单的限定和详尽的阐述，现有的FDI理论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服务企业。
Dunning(1981)借鉴了海默以来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将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并引入区位理论，采用折衷的方法和体系加以综合，提出了独特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根据该理论，一个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的综合或者其中之一。第一，公司具有核心竞争力或者能够提高其竞争力的垄断优势；第二，通过将生产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所具有的区位优势；第三，公司所具有的内部化优势。Dunning(1989)又进一步讨论了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三种优势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特点。首先，在垄断优势方面，信息、管理、组织与营销技术是服务企业成功的关键。比如，对于咨询业和信息服务业的跨国企业来说，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获得与处理信息的能力。由于新兴服务业的知识化和信息化特征，服务部门跨国公司比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本密集度更高，技术优势更强，也更易形成世界市场的垄断局面，形成其全球范围网络优势。其次，在区位优势方面，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具有良好的信息和通信设施、健全的制度和受过训练的人力资源，还表现为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地理位置方便、人口众多等。最后，在内部化优势方面，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信息不对称较为明显。另外，服务技术的复制较为容易，即使有专利保护，滥用和扩散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克服此类不确定性是许多服务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理由。
还有一些学者对服务业中某个具体行业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用传统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来解释。Dunning和Norman(1983)在对商业服务进行研究后指出，如果拥有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工艺是制造业所有权优势的一个源泉，那么管理和营销技巧就是商业服务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因此，服务业跨国公司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优势。Rugman和Verbeke(1992)认为，一个公司如果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些区域约束或者非区域约束优势。对于服务业跨国公司，这些优势包括，管理的所有权优势、营销优势、产品创新优势、获得新技术和信息渠道优势等。
(二)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 世贸组织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国际服务贸易划分为四种形式：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其中第三种商业存在即生产者跨境在服务消费国设立企业提供服务，从而将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形式。西方一些学者试图用传统货物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解释服务贸易，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原理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Sapir(1981，1982，1985，1986)根据国家间要素禀赋和技术的差异，对货运、客运和其它民间服务作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的贸易理论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也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Sapir还提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观点，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服务贸易的动因提供解释。Hindley和Smith(1984)则指出，将标准的比较成本理论用于服务业贸易和投资的任何潜在的困难都不足以对该理论的适用性产生怀疑，Kumpe同样认为，作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思想，比较优势普遍有效。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国际贸易原理并不适用于服务贸易。最早尝试运用国际贸易原理来解释服务贸易模式的学者R.Dick和H.Dicke(1979)以要素禀赋为基础，对各种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比较优势决定服务贸易模式。Feketekuty(1989)认为，服务同商品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国际贸易原理不适用于服务贸易。Sampson和Snape(1984)则是从大部分服务贸易中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特性出发，认为这与比较优势的基本假设“两国生产要素不能流动”相悖，H-O理论不足以解释服务贸易。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它既肯定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对于服务贸易的适用性，同时也承认具体理论在解释服务贸易上的缺陷，主张在利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服务贸易时，必须对传统理论进行若干修正。Deardorf(1984)先是分析了国际贸易理论用于服务贸易的局限性，然后他运用标准的H-O模型，通过改变其中的个别约束条件，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是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
Banga(2005)指出，同货物贸易一样，服务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种是“垂直型”或者说是产业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用其在某个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统计证明，发达国家以两类高端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服务市场，一是传统的劳动密集性的消费服务中品质特别优秀的产品，二是更具现代意义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生产者服
务。另一种是“水平型”或者说是产业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企业利用产业间相对的优势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像国际贸易一样，世界上多数外商直接投资属于后一种类型。
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模式是如何决定的。Markusen(1989，1996)认为，生产者服务业的两个主要特点是以知识为基础和差异性。以知识为基础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初始投入以获取知识来生产某一服务，但是当这一服务被生产出来后，它的供给边际成本是相当低的。因此，生产者服务业的规模经济十分重要。差异性意味着生产者服务业是有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的。Jones和Kierzkowski(1988)提出和运用“服务链”的观念来解释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他们认为，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生产过程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服务链”。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服务链可以促进生产的国际化，从而服务贸易可以大大促进货物贸易。Francois(1990)强调了服务在协调和连接各专业化中间生产过程中的外部集聚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特征的产品差异模型，讨论了生产者服务与由于专业化而实现的报酬递增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者服务贸易对货物生产的影响。
以上两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在解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有它们的理论意义，也有各自的优点。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直接反映了服务业FDI的一些决定因素，更容易做实证检验：贸易理论中关于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差异和竞争优势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服务业FDI发生的本质。然而，由于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些基本特性，包括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品质差异性等，使得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其独特之处，有时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第一，在制造业中，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把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创建出全球的生产价值链，从而将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分割。但是，由于许多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时性，服务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割就变得十分困难。加上服务产品的高度差异化、难以标准化，服务企业很难形成规模经济，限制了其国际化扩展；第二，同样由于许多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并且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更加密集地使用知识和资本要素，如果想有效地在国外市场提供服务，就必须依靠到国外市场进行投资，设立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如国际电信、国际金融、咨询等服务许多是在跨国公司范围内运作的。此外，许多服务部门直接关系国家与经济安全，与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相比，政府规制在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Erramilli和Rao(1993)认为应结合服务的特性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才能更好地解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他们考察了美国多个服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所涉及行业包括广告和会计服务、计算机服务、工程和建筑服务、管理咨询和研发服务、消费者服务、银行等等，研究结果发现，广告、会计、计算机服务主要投向发达国家，工程和建筑服务则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而且受到不同服务行业特性的影响，如消费者服务，多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投资，难以标准化的广告、工程等服务则一般是母公司有相当多的控制权。
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国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市场规模。UNCTAD(2004)在服务业跨国公司投资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是，UNCTC(1993)做了一个关于市场规模对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洲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并不是服务业内所有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即使市场规模是服务业内某个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它的重要性也要比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小。
(二)母国的经济规模 一些研究表明，母国的经济规模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因为它增加了东道国被告知的消费者数量，这些消费者了解这些服务，因此，更有可能购买这些服务产品，给服务提供者带来规模效益。也就是说，生产者服务公司一般位于具有广大消费者群体的地方(Raft和Ruhr，2001)。滞后一期的制造业FDI存量通常被用来代表母国的经济规模，Kolstad和Villanger(2008)认为，生产业将分工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制造业企业为了整合资源、发挥专长、提高效率，越来越多地出现“服务外包”行为，传统上由企业内部在产前、产中或产后所进行的一些生产、经营甚至管理服务活动(如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物流销售、员工招聘、信息管理等等)均转而由生产业完成，因此，制造业FDI与生产业FDI呈正相关关系。
(三)东道国政府的政策 与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类似，法律规制或者政府干预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壁垒。在后GATS时代，许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容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一些服务行业，但是，对进入金融、电信以及公共事业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行业。外资的持股比例有严格的限制。服务业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要考虑东道国的政策取向和政策环境的稳定性。根据OECD(1982，1987)、Walter(1985)和UNCTC(1988)的研究，东道国政府的政策与规制是当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Kolstad和Villanger(2008)的研究表明，制度质量和民主对于服务业中的FDI来说比一般的投资风险或政治稳定性更为重要。并且，不同的政治经济变量对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制度质量对于高收入国家服务业FDI来说非常重要，而民主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FDI来说比较重要。
至于东道国的开放度，UNCTC(1992)设计了一个开放系数来对政府控制与阻止(例如，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开业权和所有权)的程度进行主观评价，并且用来估计对流人国内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一系数对流入国内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Chanda(1997)的研究表明，当一国的出口行业比进口竞争行业更加密集地使用生产者服务的时候，如果出口产业的规模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不断扩大，那么就会产生对服务业特殊投入的持续需求。因此，在国内对这一投入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最终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对中间服务投资的增多。因此，由一国政府政策所
决定的开放度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Kolstad和Villanger(2008)则认为，由于许多服务是不可贸易的，东道国的开放度对这些行业FDI的流入影响较小。
(四)竞争优势 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被Dunning(1989)以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来表示。随着世界各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亦日趋激烈，竞争优势已经成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决定变量。然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很难度量且易于转移，尤其是进入文化领域和慈善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如此。一个国家某一特定产业的竞争优势通常表现为这个产业的高出口或者向外的直接投资。既然服务业的特点是位置的不固定性和可贸易程度的差异性，研究中通常用服务业的FDI来估计竞争优势的影响。UNCTC(1993)综合了显性比较优势(RCA)与产业内FDI，提出了国际竞争力指数(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 index，ICI)，其计算方法如下：
ICIij=(Qij-Iij)/(Qij+Iij)
式中，Qij代表母公司位于国家j的跨国公司在国家j的产业i中拥有的子公司的数量；Iij代表母公司位于国家j以外的跨国公司在产业i中拥有的子公司的数量。
研究表明，母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对该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影响。然而，当用ICI指数来衡量服务业中不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时，可以发现，在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中，竞争优势不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而在金融服务业中，竞争优势起到一定作用。
(五)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 服务的特点决定了服务产品通常是无形的和无法储存的，这也就意味着服务产品的国际交易只能通过流入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当地公司在外国跨国公司的特许经营下进行生产来提供。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Sauvant，1986、1990)。服务产品可贸易性的提高降低了以外商直接投资方式提供服务产品的机会。UNCTC(1993)通过以某一服务业中服务产品的出口值占总出口的比重来度量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发现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六)全球寡占反应 当几个规模较大的公司相互依赖时，垄断效应就会发生。Knickerbocker(1973)研究发现，从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在面对其国内、国际竞争者的时候，采用跟随战略来决定其在东道国投资的市场份额。Trepstra和Yu(1988)为了证实上面的结论，对美国的广告业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发现那样一个跟随竞争者的全球垄断战略确实存在于美国的广告业中。
(七)文化差异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也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需求偏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要考虑各国的文化差异，其所生产的服务产品要适当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尽可能多地与当地消费者进行互动和交流，以使企业生产的服务产品适应当地人们的特殊偏好。在这方面，一些研究发现，文化差异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变量，考虑文化差异因素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成功进行的重要保障。
(八)公司的规模 国际化扩张是公司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战略。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更倾向于跨国发展，与制造业中的情况一样，公司的规模是服务业(如银行业与广告业)公司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Ball和Tschoegl(1982)利用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日本东京的外国银行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进入这两个地区的外国银行都是资金雄厚、具有强大经营能力的跨国银行，这些跨国银行在母国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有了国际化的动机。
(九)其他决定因素 国外学者还考察了其他影响服务业FDI的因素，包括东道国人力资本、服务业劳动力成本、服务业发展水平、汇率变动等。
UNCTC(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几乎所有服务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是相同的，而这些决定因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也不大。行业竞争结构、政府鼓励开放的政策，被发现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Banga(2005、在对服务业FDI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综述中指出，那些对制造业FDI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对于服务业FDI同样也是重要的。不过，这些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对于服务业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东道国政府的政策、文化差异、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而对于制造业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市场规模，贸易障碍和生产成本差异。然而，进入21世纪，许多条件已经改变。因此，需要对新的政治经济形式下的决定因素作进一步分析。
三、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最早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学者是Goldsmith(1969)，他强调金融服务业在促进资本投入到一国最具生产力的行业，进而创造更多产出过程中的作用。他后来的多数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一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本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西方经济学家大多倾向于对服务业放松管制，认为政府应当提供一个有效、综合的政策保证，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Dee和Hanslow(2000)把服务看作产品，并且把生产者服务看做中间产品，从而建立了一些理论模型。这些研究显示，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提高全球的产出水平和福利水平。Nicoletti和Scarpetta(2003)通过模拟研究和跨国比较指出政府规制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对于ICT服务部门如批发、金融、保险和商业服务的规制可能损害新经济的外部性，对生产力的增长造成负的外部性。Brant(2003)认为不合适的限制性规制损害了企业的动力，特别是限制服务部门的增长。而Taylor和Christopbcr(2000)却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开放程度的加大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相关关系仅限于制造业部门，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服务业部门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由于发展中国家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集中在服务业领域，因此，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相关性是下降的。此外，Winters(2002)研究了在WTO下自然人移动的服务提供方式对服务要素流动的影响。还有一些模型对WTO下商业存在的服务提供方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涉及商业存在的自由化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方式。其他一些模型度量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全球或者单个国家产出
增长的影响。这些模型中的绝大多数是基于传统产品贸易自由化模型下的一般均衡分析。在这些模型中，贸易壁垒被视为与关税和税收是相同的。
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Dee和Hanslow，2000)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就全球而言，超过一半的来自开放的收益也是由服务贸易自由化引起的。Mattoo，et al(2001)用CGE模型计算得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电信和金融服务业使其经济增长了1.5％。Banga和Goldar(2004)对20世纪90年代印度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以及服务业开放对印度其他产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并且促进了工业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然而，Verkios和zhang(2000)指出，马来西亚电信服务业的开放和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都是不成功的。Brown，et al(2002)研究表明，全球在多哈回合中每年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4130亿美元，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收益为发达国家所取得。
就已有的理论描述和实证检验研究文献来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没有一个定论。有许多研究的结果都是互相矛盾的，这给决策者制定政策带来极大的不便。
四、结语
国外学者对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与迅猛发展的世界服务业FDI的现实相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显薄弱，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对服务业范畴界定目前尚无统一标准，这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首先需要清楚界定服务业范畴。
其次，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主要是以传统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的，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性，有时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因此，有必要结合服务业自身特点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来分析指导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再次，在实证研究方面，同样由于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是否相同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服务业涉及部门多，牵涉面广，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挤出效应;协整;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号:F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9451(2009)02-98-05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WANG Mingxing
(School of Statist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iment from 1983~2007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is mady by using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the error correction model.The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crowdingout effect on domestic investment in the long term while in the short term it has a lagged and negative effect,which requires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make a right adjustment in the current policy on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so as to weaken such a crowdingout effect and make better u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Key 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rowdingout effect;cointegratio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带来了稀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为东道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改善了东道国的对外贸易,优化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等。但是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开始凸显并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从整个宏观角度出发,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从而为政府调整利用外资结构和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发挥外资的正面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一)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的理论探讨
国内总投资包括本国投资者所形成的投资和外商所形成的投资这两部分。相应地,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两种: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如何转化为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国投资者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即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内投资,还是减少了国内投资,或者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关性。本文所要探讨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关系属于后者。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本身的增加额,则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带动或促进了国内投资,此时称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挤入效应的产生途径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如果给东道主国家带来新技术或新产品,迫于竞争的压力,国内企业会不得不引进新技术或者增加自己的研发投入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导致国内投资的增加;若外商投资的行业与上下游产业有很强的关联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带动下游和上游企业投资的增加;另外FDI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会使前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流入到后者,这样国内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增加自己的投资。相反地,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小于其自身的增加额,则国内投资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一般来说,FDI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以及强大的品牌力量,再加上东道主国家给予的各种优惠会使得其在争夺生产要素,产品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若FDI企业进入了国内发展已相对成熟、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在投资机会和产品市场饱和的状态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必然会减少甚至替代国内投资。另外,FDI企业通过进口来购买原材料和出口来实现产品的销售,这样会切断与国内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原有关联性从而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最后,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额等于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则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主国家国内投资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利用不同的挤入挤出效应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Borensztein Gregorio和Lee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约为FDI流入增加额的1.52.3倍。ManuelR Agosin和Ricrado Mayer采用19701996年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3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总投资模型,证明FDI对亚洲各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很强的挤入效应,对拉丁美洲各国却产生了挤出效应,与非洲各国的国内投资则无显著的相关性。
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也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张倩肖在新古典投资模型的基础上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了替代效应。在区域性研究方面,王志鹏和李子奈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FDI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中部地区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而西部地区FDI的挤出效应不显著;薄文广采用总投资模型论证了珠江三角洲地区FDI的挤出效应比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明显。
以上在分析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时大多采用总投资模型,由于模型中解释变量很多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另外解释变量中还含有滞后被解释变量,因此运用OLS法来估计模型就会失效。本文采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对国内总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影响国内总投资规模的因素诸多,主要有两种投资需求模型:加速度模型和资本存量模型。在这里采用加速度模型来研究总投资的变化,加速度模型表明投资需求不仅要受到本期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要受到上期国民收入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本期流入的外国资本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影响国内总投资的主要因素,研究它们对国内总投资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从中经统计数据库中可以搜集到19832007各年全国的FDI,GDP数据,而国内总投资额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DI)来代替。由于统计资料上FDI数据是以美元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分析中首先将其用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以人民币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取对数,取对数后的结果来表示。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可能产生伪回归的问题,因此在回归分析之前必须要对变量序列lnGDPt、lnFDIt、lnDIt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及单整阶数。运用Eviews5.0中ADF方法分别对lnGDPt、lnFDIt、lnDIt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1。
表1中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C代表包含常数项,T代表含有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是以AIC和SC值最小为准则。从表1中可以看出,ln(GDPt)、ln(FDIt)、ln(DIt)的ADF检验统计量值分别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水平序列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稳的;其一阶差分变量d(lnGDPt)、d(lnFDIt)、d(lnDIt)的ADF统计量值分别小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样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因此ln(GDPt)、ln(FDIt)、ln(DIt)都属于一阶单整变量序列。
(三)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尽管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稳的,可是同为一阶单整变量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稳定的线性组合。采用Johansen方法对ln(GDPt)、ln(FDIt)、ln(DIt)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在“Cointegrating Equation(CE) and VAR specification”栏目中选择第三个备选项,即设定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确定性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CE)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中只含有截距项不含有趋势项,同时一阶差分滞后阶数选择为2阶,Eviews5.0运行结果如下表2和表3。
表2中在检验原假设H0:r=0时无论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拒绝原假设,三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检验原假设H0:r=1时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小于对应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不能拒绝H0:r=1,因此ln(GDPt)、ln(FDIt)、ln(DIt)之间仅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表3给出了三者之间的协整数量关系式:
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
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各自的波动规律,但从长期来看,三者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促进作用,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会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1.3%,而外商直接投资则挤出了部分国内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使得国内总投资减少近0.13%。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反映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由于许多随机因素影响着包括诸多变量的经济系统,所以经济系统经常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变量组成的经济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一种均衡趋势,是因为系统本身具有自我调整机制,当变量在上一期偏离了均衡点时系统在下一期会对上一期的非均衡误差做出修正从而使得变量不断地围绕着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上下波动而不是更进一步地脱离均衡关系。构造误差修正模型正是为了寻找这种调整机制,它描述了变量从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根据ln(GDPt)、ln(FDIt)、ln(DIt)之间的协整关系: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可以建立如下形式的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中参数βi(i=1,2,…,9)是短期参数,表示变量之间的短期调整关系,其中β9也称为修正系数,它反映上期的不均衡误差对本期被解释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程度,说明被解释变量短期对误差的调整速度。ECMt-1 代表非均衡误差的一阶滞后项,ECMt-1=3.85500+lnEIt-1-1.33874lnGDPt-1+0.127547lnFDIt-1运用OLS法对以上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如表4的结果:
R2=0.860981,调整的R2=0.756716,DW=2.430159,F-statistic=8.257670.
从表4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中只有
d(lnDIt-2),dln(GDPt),d(lnFDIt-1),ECMt-1的T统计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剔除其他的解释变量,只以d(ln(DIt-2),d(lnGDPt),d(lnFDIt-1) ,ECMt-1,作为解释变量重新用OLS法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5。
从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所有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R2=0.804872)也比较高,说明所建的误差修正模型是有效的,它可以表示成下列形式:
d(lnDIt)=-0.130397+0.591627d(lnDIt-2)+1.619331d(lnGDPt)-0.233414d(lnFDIt-1)-0.300074ECMt-1
其中前两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以及本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都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短期变动有正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91627和1.619331,可见本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对当期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影响比较大;而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变动对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短期变动产生了负影响,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导致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0.23%,影响力并不大。另外滞后一项的非均衡误差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变动也起着负影响,符合误差反向修正机制,上期误差的30%在本期得到了修正。
三、结束语
就全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着长期的挤出效应,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所造成的。流入我国外资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于制造业,尤其以轻工业为主,长期以来制造业领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0%以上,这与内资企业的产业结构总体上相似。由于轻工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替代性较强,这样外企的进入并不会创造和扩大国内的市场需求,只能与内资企业竞争去争夺有限的市场空间。与国内企业相比,外资企业通常拥有国际知名的品牌、丰富的管理经验及国家给予的超国民待遇,所以在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外资企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进而减少或取代了国内的投资。另外,今几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选择独资这种生产经营方式的比重不断上升,2004,2005,2006年这个比重更是超过了70%,这也就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更好的发挥。
从短期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变化存在滞后一期的负影响, 前一期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导致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0.23%,这说明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发挥出来;对本期国内投资变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当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期GDP每增加1%,大约会使得国内投资增加1.6%;而上期的非均衡误差对本期国内投资的影响也达到了0.3。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挤出作用,国家在今后利用外资的政策上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来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削弱其挤出效应,这对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积极将外资引入到服务业领域,改变当前这种过度集中于制造业的状况。即使在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也只能引入那些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外资企业,而对于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实行国民待遇,这样会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Borensztern E,Lee J De Gergorio aridjw.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ent Affect Economics Growth\.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5):47.
Manuel R Agosin,Ricardo Mayer,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oes it Crowd in Domestic Investment\.UNCTAD Discussion Paper,2000,146.
张倩肖.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替代互补效应分析\.经济学家,2004(6):77.
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重新检验\.统计研究,2004(7):37.
薄文广.FDI挤入或挤出了中国的国内投资么?――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与检验\.财经论坛,2006(1):64.
杨柳勇,沈国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统计研究,2002(3):6.
邵学言,余 敏.广东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宏观视角分析\.南方金融,2006(10):5.
郝 雁.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省内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挤出还是挤入效应\.国际贸易问题,2007(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