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文化与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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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文化与礼仪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文化遗产；吸引力；泰山；旅游者感知

一、引言

作为旅游资源，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来源于自身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因素，如何认识这些因素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是遗产旅游研究必须重视的问题。在实际旅游时，旅游资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主要取决于旅游者的判断，旅游者的感知情况决定着吸引力的强弱。据介绍，国内外旅游感知研究往往为旅游企业提供市场定位战略，或进行区域旅游形象策划。研究内容包括旅游形象感知的影响因素、形象感知类型、形象感知行为模式、形象感知营销、目的地形象策划等[1]。其中，有研究者提出了旅游者的数量与其感知度之间的关系模型，以此作为旅游需求引力模型[2]。也有人通过旅游地市场因子分析，对比分析旅游地间的吸引力状况，得到各自的旅游地吸引力因子，完成旅游地市场现实定位[3]。关于中国世界遗产旅游者感知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如对同里镇旅游者感知的分析研究[4]，对武当山认知要素、满意度、景点感知度、形象定位的研究等[5]。上述研究多关注影响旅游感知的因素、感知行为的模式、旅游地形象特点与形象定位，而对于旅游者所感知的文化遗产的吸引力特性及吸引力系统内部结构的分析则较为薄弱。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文化遗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了解文化吸引力系统特性及内部结构，探讨旅游吸引力与遗产地整体文化的关系，有必要选取相关遗产进行个案研究。

泰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是中国传统旅游目的地。据有关研究，在中国的遗产地中，泰山在旅游者中几乎到了无人不知的程度。被调查者表示想到泰山旅游和认为泰山“旅游最旺盛”的比例都比较高[6]。泰山旅游的发展情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对于许多有代表性的泰山文化资源在旅游方面的价值已有了一些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相应的开发利用对策。如关于泰山宗教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7]，关于泰山石刻旅游价值的研究等[8]。这些研究对于认识泰山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促进旅游发展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现有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缺乏更为具体的定量分析，比较注重特定类型的人文资源，缺乏泰山文化系统的整体感。而且，在研究角度上基本是从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出发，或者从旅游供给的角度分析资源价值，缺乏对旅游者感知情况的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对旅游者的问卷调查及用相关的统计软件进行定量分析，从旅游者感知的角度，确定哪些因素构成了泰山旅游吸引力系统，并对泰山文化旅游资源系统的吸引力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泰山的旅游吸引力可以看作是多种旅游资源的综合吸引力，或者可以认为是资源的组合吸引力[9]。这样的方法和思路与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或“旅游目的地映象研究”基本相同[10]。但本研究更注重分析泰山旅游吸引力的系统构成，以及旅游吸引力系统与泰山文化系统的关系，以期为国内遗产地旅游吸引力研究提供必要的借鉴。

二、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1.问卷内容设计

(1)有关泰山文化旅游资源的感知问题

依据泰山旅游活动的历史及现实情况，借鉴有关泰山文化资源研究的现有成果，本文将泰山文化旅游资源分为名人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平安文化、传统政治文化、鬼文化、封禅文化、泰山文学与艺术、国际化活动、民俗文化、泰山人文化、石文化、美食与特产文化、称号文化等15个方面共63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分别从旅游者是否知道、旅游者的感兴趣程度和旅游者的评价3个方面考察旅游者对泰山旅游资源的认知。填写问卷时，旅游者根据自己对旅游资源的知晓程度，在各项资源后打“√”或“×”；对于对资源的感兴趣程度和评价，采用李克特（R.A.Likert）5点量表尺度进行测量，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旅游者根据自己的认知填写1－5之间的数值，数值越大，表示旅游者的感兴趣程度或评价越高。

(2)开放性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旅游者的看法，还设计了三个开放性问题，询问旅游者最希望增加的旅游体验设施及文化活动，在泰山旅游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3)旅游者的个人信息

包括旅游者来自哪里、年龄、性别、旅游动机等方面的问题共16个。

2．调查方法与过程

本次调查于2006年4月28日开始，2006年6月10日结束。本问卷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492份，其中有效问卷319份，回收率82％，有效率53％。为了确保问卷的有效性和样本的宽泛性，600份问卷发放方法如下：（1）200份由笔者在一天中不同的时间在红门、桃花峪、天外村及泰安、济南火车站对已经到过泰山的旅游者发放，并对开放性问题进行访谈调查；（2）200份由旅行社导游对旅游者进行调查，由导游收回问卷；（3）200份由饭店客房服务员放在客房，由客人填写后收回。

3.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中泰安地区及省内的旅游者占总数的68%，说明泰山的旅游市场主要是近距离市场，吸引力范围主要是省内及周边地区；接受调查者以年轻人为主，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近78%；总体文化程度较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70%以上；职业或社会身份构成中，学生最多，达40%，其次是企业人员、教学科研人员及公务员；家庭收入中，1000至3000元者最多，近半数；旅游目的类别以观光为最多，40%的旅游者停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近80%的旅游者停留时间在三天以内；上下山的路径以红门为最多，上下山的方式以徒步形式为最多。样本的基本情况显示，泰山旅游者主要来自省内及周边地区，年轻人占多数，家庭经济情况一般，停留时间不长，活动内容及方式比较传统。

三、旅游者感知的吸引力系统结构

本研究的目的是根据对旅游者的问卷调查，分析泰山的文化旅游资源中被旅游者感知为构成泰山旅游吸引力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限于文章篇幅，在此只对调查结果进行因子分析，而对问卷的开放性问题及旅游者的个人情况对调查结果的影响不作讨论。

1.泰山文化旅游资源吸引力系统的主要成分

对问卷涉及的63项旅游资源，测量其因子载荷并进行因子分析，能够反映出该资源与旅游者感知的泰山整体吸引力的关系。在此之前，对样本进行了KMO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以判断观测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值为0.934，大于0.5。根据Kaiser(1974)的解释，如果KMO值大于0.9，表示“非常适合”因子分析。另外，参与因子分析的63个变量的巴特利特球体检验（BartletttestofSphericity）值是9427.901，其对应的相伴概率值为0.000。这两种检验的检验数据表明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最后，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并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VarimaxwithKaiserNormalization)，以“特征根\特征值”和碎石图为标准来选择合适的因子数（Hair,Anderson,Tatham&Black,1995;Norusis,1994）[11]。

最初，指标10“冯玉祥墓和冯玉祥小学”和指标11“小泰山”被提取为因子13。然而两指标间的可信度系数等于0.587，表明它们不存在内部的一致性。指标1、6、8、32、33、46因其在方差最大化旋转后因子负载小于0.5，故被剔除。通过可信度分析，其它被提取因子的可信度均大于0.6，说明问卷是有效的。剔除这8个指标后，剩下56个指标被提取为12个因子(见表1)。也就是说，在所调查旅游者的感知中，这12个因子是符合泰山文化特性的，是吸引旅游者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泰山旅游吸引力系统。

2.泰山文化旅游吸引力因素的结构

因子变量的方差贡献（特征值）是衡量因子重要程度的指标[11]。根据各个因子变量的特征值，可以把泰山文化旅游资源分为3个层次(见表2)：

特征值E＞4的三个因子为核心吸引力资源，分别是称号文化（E=5.684），特产与美食（E=5.391）和宗教文化与道教景点（E=4.222）；

特征值2

特征值E

作为核心吸引力资源的三个因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最强，在旅游者的感知中，代表着泰山文化的特性。从三个因子的构成要素看，称号文化是人们对泰山文化的概括，特产与美食是泰山环境和当地生活传统的产物，宗教文化与道教景点则主要是中国固有宗教的内容。由此可以认为，在旅游者眼中，泰山文化是典型的中国原生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表1 因子分析提取的泰山旅游吸引力的12个主要因子（N=319）

表2 主要因子的特征值与吸引力强度

对文化旅游资源三个层次的划分，主要是体现具体文化因素在旅游者主观评价的泰山整体吸引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能完全体现其客观构成的结构关系。泰山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各要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吸引力的大小有时无法科学地反映具体因素在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性。对旅游者吸引力较高的因素可能是容易被感知的表层的形象，而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理解。在因子分析中，特征值最高的是[BF]“称号文化”[BFQ]，即泰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4A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这些因素是在对泰山某方面或整体自然与文化资源进行概括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需要以具体资源为基础。整体与个体应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割裂两者的关系。本次研究表明，泰山文化旅游资源整体吸引力较高，但一些重要的具体资源特征值较低，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

图1 泰山文化旅游吸引力的结构

四、旅游吸引力系统与泰山文化系统的关系

经过方差最大化旋转后，指标10、11、1、6、8、32、33、46因可信度较低或旋转后因子负载太低被剔除。但是在未经过旋转的载荷矩阵中，除了指标1“旅游体验的三重空间”因子载荷（用“L”表示）低于0.5外，其它指标的因子载荷均约等于或大于0.5，相对较高的均值说明这些文化资源是旅游者比较关注的。而它们在统计归类过程中被剔除，则说明这些文化旅游资源与旅游者感知的泰山传统文化系统在性质上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通过对因子分析中被删除项目的分析，可以初步认识旅游吸引力系统与泰山文化系统的关系。当然，问卷设计的项目无法包容泰山文化旅游资源的全部内容。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毕竟只是当地文化资源中具有代表性、独特性或在一定条件下被旅游者所认识的资源。

泰山国际登山节的感兴趣程度与评价指标都很高，说明其影响力很大，受到旅游者重视，社会评价较好。该项目被剔除，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它过于强调经贸和体育娱乐功能，与旅游者认识的泰山文化形象有一定差距，这说明竞赛性的登山节与旅游者感知的泰山文化传统并不协调。

泰山庙会、泰山石敢当、旅游体验的三重空间、小泰山都是泰山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些项目的剔除可能与调查对象有一定关系。本次接受调查者多为年青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继承还需要一个过程。

岱麓游览区和桃花源景区的有关景点开发相对较晚，旅游者感兴趣程度和评价都较为一般，围绕这些景点的文化建设和旅游开发需要加强。

冯玉祥墓和冯玉祥小学属于近代革命文化的范畴，与泰山传统文化系统有一定距离，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利用则应注意与泰安地区现代革命文化资源进行统一协调与规划，寻找不同的发展模式。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旅游者感知的泰山旅游吸引力系统只是泰山文化总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或在特定领域的表现，并不能孤立存在，而需要总体系统的支持。而且，泰山旅游吸引力系统本身及其与其它文化资源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旅游吸引力系统也没有清晰的界限。旅游吸引力系统的构成及特点依赖于旅游者的感知，不同的旅游者所感知到的吸引力系统有所差别。即使是相同的旅游主体，因感知环境、条件的变化，旅游吸引力系统也会发生相应改变。总体系统中的因素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转化为吸引力因素，而吸引力系统中的因素也会由于种种原因失去旅游吸引力。

表3 因子分析删除项目的各项指标分析

五、结语

像泰山这样的遗产类旅游资源，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旅游者感知的角度，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明确其旅游吸引力系统的构成因素及其内部结构，对于正确认识各种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及进行适当的旅游开发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可见，旅游者普遍认同的是泰山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特性。当然，某类因子在旅游吸引力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的文化价值，以及遗产文化系统的真实结构。如泰山的石刻、以帝王封禅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在泰山遗产文化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其旅游吸引力只处于次级地位，表明对遗产文化资源旅游价值的判断应重点考虑旅游者的感知。

本次调查也能反映遗产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水平。泰山符号文化因子数值最高，说明泰山文化旅游资源的概念化倾向明显。正如研究指出的，我国多数遗产旅游的发展还停留在“符号旅游”阶段，缺乏对遗产旅游价值的深层次开发与研究，也很难让游客充分领略遗产资源的自然与文化内涵[12]。称号是文化系统的符号，有赖于具体资源的支撑。而具体因子数值相对较低，说明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稍嫌欠缺，长此以往，泰山的整体吸引力也会受到影响，陷于空洞化。

一些重要的文化资源项目特征值较低，反映出文化资源系统的一致性存在问题。尤其是影响较大的项目如国际登山节；而一些重要的传统文化项目数值较低，提示在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必须注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注意文化的系统性和一致性。

由于文化系统的复杂性，对文化资源的认知有一定难度，即使对于相同的资源，不同人群的认知也相距甚远，如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不同特征的旅游者。本研究只是对于一部分旅游者关于泰山文化旅游资源的认知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其结果必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注释：

①虽然因子载荷大于0.5指标才是有意义的，但为更全面反映主要因子的内容，结合指标间的可信度数据，本表中列出了因子载荷接近或大于0.5的指标。为了便于比较，将各因子均值统一转换成李克特（R.A.Likert）5点量表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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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余建英,何旭宏．数据统计分析与SPSS应用[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292-298、307．

饮酒文化与礼仪范文第2篇

摘 要：醉驾入刑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我国犯罪圈，通过对立法者立法思维和民意的影响，推动醉驾入刑，完善我国非传统社会安全法治体系。中西文化的差异使我国对酒驾行为的刑罚较其他国家轻，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对酒驾进行规制的刑罚体系稍显混乱、规定过于笼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关键词：文化；醉驾入刑；公共安全

醉驾入刑是我国社会公共安全法治的一大进步，对维护社会公共交通安全意义重大。其实质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和文化失调的一种反应。文化是阐释刑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醉驾入刑问题不仅可以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加以说明，还可以从文化视角对醉驾入刑问题进行研究。

一、醉酒驾车的文化背景分析

（一）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代大诗人王维给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渭城曲》，寄予了诗人对即将出远门友人的不舍和依依惜别之情。后人往往能从诗歌中营造的清新自然、旷远豁达的意境中感受到古人的豪放气概，而其中表达情感的工具就是酒。

酒文化作为广义文化的一种表现类型，不是一种个体精神心理现象，而是一种集体精神模式。文化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一整套观念性普遍模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活动中沉积下来并通过遗传、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等途径而延续和存在的。在纵向上，文化能把现在的人及其活动同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及其活动沟通起来使之形成连续性；在横向上，能把同一社会的人与人连接起来，使之相互认同形成统一性。饮酒是中国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从夏商时期至今，酒在中国延续了五千多年，酒文化也逐渐形成、积淀、延续至今，将古代的饮酒活动与现代的饮酒活动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文化传统。

酒在古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都是须臾难离的，中国人对酒的认同感不言而喻。中国人表达情感、喜事、白事、身体困乏等处处离不开酒。饮酒自古以来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酒是礼仪的象征、酒是情谊的象征、酒是情感的宣泄。劝酒也是中国酒文化的特色之一，极富文化内涵。如果主人不劝酒则显得招待不周，诚意不够，酒桌气氛不够活跃。请人喝酒，不劝人多喝几杯，就是失礼，会让人误认为小气。而自己被劝喝酒，如果不喝，就是不给人面子，不够义气。

正是由于酒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和劝酒之风的盛行，中国社会中的饮酒甚至一醉方休、不醉不归的风气才会如此泛滥。饮酒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增添节日的氛围，适当饮酒还有益身体健康。但是，饮酒过度则会危害身体健康，情绪失控容易引起人身冲突。在古代和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前的中国，饮酒不会危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公共安全。中国酒文化不仅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甚至还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契合中国传统社会风俗习惯。所以，中国传统酒文化延续几千年流传至现代，没有被明令禁止或规制。

（二）中国酒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

在农业文明为主的古代中国，酒文化和社会公共秩序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社会交通发生重大改变，汽车被发明出来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交通工具。因醉驾入刑是在2011年，因此我们研究背景仅限于2011年之前中国的状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逐步成为重要的代步工具，汽车的保有量逐年提高。到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的201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7802万辆，仅次于美国，超过日本的75361876万辆，成为世界第二的汽车大国。到2010年底，全国公路里程已达398.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万公里；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9亿量；拥有驾驶证人数接近2.05亿，其中汽车驾驶证人1.44亿。大踏步迈入汽车生活时代的中国，平均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驾驶员。随之发生的是违法驾驶行为及其所致交通事故的频发，其中酒后驾车的危害性远远高于其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据公安机关统计，1998年全国共发生5075起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案件，造成2363人死亡；2008年发生7518起，死亡3060人；2009年1月至8月，共发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性、高发态势，危害更加严重，一次致多人死亡的案件屡有发生。

汽车的广泛使用和饮酒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发生在同一时代就造就了醉酒驾驶。中国进入汽车时代，汽车是由西方人制造的以钢铁为载体，以追求速度为宗旨的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这种西方文明与中国历史悠久，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以水为载体，以追求悠闲为宗旨的中国传统酒文化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相碰撞，结合产生了醉酒驾驶这一怪胎。中国酒文化在几千年来根植于中国土壤，在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之下极具生命力，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的冲击，也许我们不会去审视传统酒文化。但是两种文化冲突在中国当代切实发生了，造成了严重恶果，就使得我们不得不直面这一现实问题。中国人一头撞进“酒文化”的怀抱，无酒不成席、不醉不成欢的饮酒传统，把酒驾变成新的社会顽疾。

二、中国文化对醉驾入刑的影响

法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是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共同构筑中国文化。如梁治平先生所说：文化是整体，法是部分，法是文化的命题中应有之义，法与文化不可分割，西方的法制是被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法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我国刑事立法也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特定时期的文化要素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犯罪圈

社会总体文化会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刑法也不例外，一国的刑法总是处于一国的社会总体文化覆盖下，这就使得人们对刑法的认识和运用带上了民族文化的特色。社会总体文化作为人们的总体精神指向，贯穿于人们的所有活动之中，人们在刑法问题上的精神指向是社会总体精神指向在刑法领域的具体化和特殊表现。

中西方在犯罪的认识上所受到的来自宗教和封建伦理的影响是不同。西方的犯罪概念深受宗教的浸润，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对犯罪概念具有深刻影响，因此，西方文化被称为罪感文化。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一般认为宗教对“犯罪圈”界的影响并不明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伦理法为特征，犯罪包含许多伦理内涵，犯罪首先被视为对传统道德的严重背叛，是一种应当在道德上予以严厉谴责的行为。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饮酒行为没有被划入犯罪圈，但是现代文化的剧烈冲击，导致了我国将醉酒行为与驾车行为相结合的醉酒驾车行为划入犯罪圈。

传统酒文化与现代汽车文明的碰撞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结果，影响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因此带来了我国犯罪圈的变动。饮酒虽然容易引起危害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行为，但是，酒文化在我国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受我国传统酒文化和现实状况制约，将饮酒行为本身入罪在现阶段的中国是不可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行为入刑，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通过扩大犯罪圈，用刑法规制醉驾行为，表明中国传统酒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已经不可调和，行政法律法规已无法有效控制，只有通过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目前严峻的交通安全问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醉驾入刑的方式

醉驾入刑的直接原因是醉酒驾驶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影响我国的道路交通公共安全，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活动将其规定为犯罪。虽然中国文化对醉驾入刑的影响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而是潜移默化的间接影响，但是这种间接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中国文化通过影响立法者的立法思维影响醉驾入刑。对法律的直接制定者必然是立法机关，虽然各国的立法机关不同，但是，都是由若干人通过特定的方式，提出议案，制定并审议、通过立法草案。而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活动中沉积下来并通过遗传、社会规定、社会制度等途径而延续和存在共同的思维模式，虽然人往往不能自觉，但是这种共同的思维模式时刻都对人起作用。当醉驾行为对公共交通安全产生巨大威胁，严重影响社会和谐时，立法相关者们便会将这类行为的立法规制工作纳入议题。

其次，中国文化通过民意影响醉驾入刑。在判断是否应将醉驾行为犯罪化，用刑事制裁处罚时，要通过衡量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在判断某一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时，将民意纳入参考范围是符合罪刑法定精神的。因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之一是法律主义，而法律主义是以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从刑法民主的角度而言，何种行为构成犯罪，必须由国民选出的代表决定”，既然立法者是“国民”的代表，当然要受到后者意愿即民意的影响。而普通大众的意愿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共同的思维模式。因此，醉驾是否入刑在立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倾听民众的声音，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法律才会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收到良好的实施效果。

此外，在中国酒文化影响下的饮酒行为，是醉酒驾驶的前提，因饮酒行为属原因自由行为，醉酒驾驶的过错仍应由醉酒驾驶者承担，这也是要对醉驾者实行刑法制裁的原因之一。

三、中国文化对醉酒驾驶行为刑罚的影响

（一）国外对醉驾行为的法律规制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将醉酒驾驶规定为犯罪，判处轻重不同的刑罚。如在美国，酒后驾车即上铐逮捕，并列入个人档案记录；如属首次醉酒驾车，除了罚款还可判处坐牢6个月；倘若酒后驾车被吊销执照后，仍继续驾车，则将罚款500美元或坐牢一年。日本刑法对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最高判刑20年；纵使无伤亡事故发生，最高亦可处拘役3年。澳大利亚则规定，对醉酒驾驶员，如系初犯，罚款10美元；如系重犯，要处10年有期徒刑；除判刑外，还要把驾驶员登报示众。马来西亚规定，一旦发现酒后驾车者，立即予以拘留，并将他的妻子也一同拘留，关在一起，令妻子彻夜教育丈夫。在土耳其，对酒后驾车的驾驶员由警方押出城至20公里外的地方，然后强迫他步行回城。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对于醉酒驾驶都规定了较重的刑罚，均可判处有期徒刑。美国除记入个人档案、罚款外，根据初犯和再犯分别可判处6个月或一年。日本可判处3年到20年不等。澳大利亚对初犯和重犯者也区别对待，初犯仅罚款，重犯可处10年有期徒刑。马来西亚和土耳其也对酒后驾车者规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刑法。

（二）我国危险驾驶罪的刑罚规定及缺陷

中国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危险驾驶罪规定，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我国的拘役刑期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中国的规定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处罚明显较轻且规定过于笼统。

中国的立法规定与中国的文化不无关系。首先，刑罚是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的集中体现，立法者和社会公众意识到醉酒驾驶行为带来的严重危险通过一定程序将其写入刑法。但是中国酒文化的盛行，酒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增加了饮酒行为的可接受性，因此，认为该行为的主观恶性较小，仅判处拘役刑。我国传统“慎刑”的刑法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立法者的立法理念。

其次，从我国刑罚体系上看，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对醉酒驾驶行为作出规定，根据主观恶性和犯罪情节规定了不同的刑罚，共同构成了对醉酒驾驶行为的犯罪规制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传统的“宜粗不宜细”的刑法思想的影响。但是，罪行的衔接问题会构成司法实践操作的难题之一。因此，可以将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统一规定到危险驾驶罪之下，以增加法律的明确性，方便司法操作。

此外，为了更为有效的控制醉驾行为的发生，对于危险驾驶罪本身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做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如规定可以对初犯判处拘役，对再犯者判处有期徒刑等等。

（三）通过司法活动影响个案量刑

对醉酒驾车行为个案的处理，是由司法工作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运用刑法进行处罚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据该罪的法条本身和刑法第13条规定，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犯罪情节的判定和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判处怎样的刑罚则受法官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如前所述，法官的思维方式也无法避免的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传统的酒文化和刑法行为也可以通过法官的具体司法活动，影响个案的量刑。

四、醉驾入刑催生新的中国酒文化

人对文化具有创造性，人具有想象能力、解释能力、重建能力，不仅可以否定旧文化，也可以重筑新文化。立法过程中充分考虑民意，有助于促进社会公众对刑事立法的认同，在运行过程中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才能最终获得公众的信仰。通过对某种行为一系列的立法司法活动，能够在社会中引导公众理念，重筑公众对某种行为新的认识。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两年来，治理酒驾取得了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酒驾行为已得到明显遏制。法律实施两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87.1万起，同比下降39.3%，其中，醉酒驾驶机动车12.2万起，同比下降42.7%，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行为总量大幅下降。全国因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呈明显下降趋势。据统计，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全国因酒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了12.4%。其中，因醉酒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5.2%、21.1%和34.7%。

“醉驾入刑”能够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对公民的行为产生积极引导作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公众的思维方式。醉驾就是犯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逐渐成为所有车主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醉驾入刑不仅仅对车主们的饮酒观念产生了影响，也让传承数千年的酒文化和人们生活的行为习惯逐渐改变。醉驾入刑引导公众理性饮酒，让“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的理念逐步深入到中国的酒文化之中，在新时代赋予中国酒文化新的内涵。（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美]托马斯・R`戴伊著、谢明译：《理解公共政策（第十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 赵秉志：《“醉驾入刑”专家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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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振杰：《刑事法治视野中的民意分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6] 赵秉志、赵远：《危险驾驶罪研析与思考》，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8期。

饮酒文化与礼仪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亳博馆藏 盛酒器物 生活影响 历史脉络

亳州博物馆是仿汉城堡式建筑，也是亳州市大型综合类博物馆。馆名称由时任中国社科院的郭沫若大师所写。整个博物馆共占地面积为2.5万平米，其中建筑面积为0.52万平米，整个室内陈列面积为0.28万平米，文物库房建筑面积为0.12平米，博物馆内馆藏文化数量达4000余件。公元196年，喜爱“对酒当歌“的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年）就将安徽亳州的九酝春酒以贡酒的名义进献给汉献帝，并附上了“九酝春酒请奏”这一奏折。曹操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亳州家乡的白酒会因为《九酝酒法》而发扬广大，享誉四海。今天，亳州市也因为曹操及华佗的历史影响力，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酒城”和“药都”。

中国是陶瓷文化与酒文化的诞生地。陶瓷酒具，不仅仅是一种饮酒工具，更是融入了酒文化和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根据当前考古记录表明，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瓷质酒具。瓷质类酒器在商朝时期就被应用，而在东汉末年实现了迅猛发展，到唐朝时逐渐完善。宋代作为我国制瓷业迅猛发展的崭新时期，尤其是随着文人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在以文治国的理念影响下，整个陶瓷类酒具技术实现了革命性影响。在宋代，使用陶瓷酒器时，其造型上更为俊美，釉色以静穆为主，精美的生产技艺，加上融入的深厚历史内涵，其中展现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艺术魅力和内涵，因此可以说宋代的酒具有自身时代特点。本文结合宋代政治经济及文化内涵的全面分析，通过展现宋代陶瓷酒具的美学理念，从而探究统治者以文治国的管理理念和理学价值理念与整个酒器文化之间有着全面融合，进而研究统治理念与宋代陶瓷酒具审美理念的有效影响思路，最后，通过分析宋代陶瓷酒具的设计理念及内涵，从而对当前陶瓷酒具设计工作提供有益支持。

在几千件文物中有不少和酒文化息息相关的器物，馆藏的宋代白瓷温碗、酒注，温碗直口深腹，口微敛，口腹部基本同径，碗高11.6厘米，口径13.7厘米，圜底圈足，底部有支钉痕迹。整体素面，胎质细腻，白中微黄，温润清雅。酒注口直微敞，肩丰腹直，腹下部部稍敛，底为平圈，内外均施白釉，两个器物是一套的酒具，注子置于温碗中。酒是放入注中，温碗注入热水为酒加热，也称温酒。

喝酒时，离不开酒器的使用。我国自古以来，就讲究美食与美器相结合，在喝酒过程中，更为讲究的是饮酒器具与饮酒过程相匹配，因此作为我国传统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器应用历史悠久，且千姿百态。在酒器造型设计过程中，其风格更注重平和，而装饰特点上也更青睐清新淡雅的风格特点，可以说宋代酒器就是其整体器皿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客观的讲，宋代出现这一风格也不是偶然，宋代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受文人审美理念影响较大，文人的审美标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发展，而在饮酒过程中，其整体风格也出现了全新变化，人们不在像以往，使用硕大的青铜器来饮酒，而追求的是在较为宁静的环境中去品味美酒的味道。同时，无论是日常使用的器皿，还是欣赏品，其中都追求的是文雅和恬淡幽静。此外，宋代也是我国制瓷技术发展极为成熟的时期，在宋代汝、定、官、哥、钧名扬天下，后世也很难匹敌。除了五大名窑之外，耀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等也有着充满自身特色，影响力极其广泛的制瓷技术。在器具造型上，宋代瓷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线条转折特征明显，在细节处理上，及其到位，从不轻率处理细节，从而使得整个器具的整体性特征极为明显，这不仅反映出工匠艺人的生产理念，更从客观上展现出现代工艺技术与其差异。

馆藏另一件宋代磁州窑四系酒瓶，瓶为橄榄形，劲短束，圆唇直口，肩口处分布有四个柳叶小系，平腹上下均称，溜肩，平底，上部颜色为乳白色，下部三分之一处施黑褐釉，器物整体造型挺拔俊秀，风格古朴厚重，手工轮制成型。在瓶腹部书写有墨色“酒海”二字，书体为行草，运笔开合自然，飘逸洒脱，行笔间体现了应时了宋代的书风，自然地流露出制器者的底蕴，表现韵味十足。古时候，人们往往把一种容量很大的酒器称为“酒海”，唐代诗人白居易《就花枝》诗曰：“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温庭筠《乾子・裴宏泰》说，裴钧“有银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饮”，所谓银海，就是银质酒海；因此酒量很大的人，也常被称之为“海量”。

还有一件霸气十足的战国盛器“陶”（音读léi，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喇叭口，短颈，圆肩，鼓腹，小平底，肩部附有对称兽纹辅首，肩部和腹部有三道装饰立体感很强的弦纹，胎通体灰色无釉。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酒有着重要分量。据传，在远古时期五谷被用于食用之后，就发现五谷可以用来酿酒。根据当前考古发现表明，在夏以前，酒器就已经出现。在我国古代文化当中，酒不只是一种饮料，更是社会礼仪文化中不可缺失的元素。所以，在礼仪文化不断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内涵，酒器就发展成为礼器的重要组成元素。在我国古代，酒器类型极为多样，类型不同，其命名方式、功能作用、形状等等都极其不同，比如在铜器酒具中，有爵、校ㄒ艏祝、觚（音孤）、角、尊等各种类型，其功能价值也不一样。在我国，道家哲学就是整个酒文化精神的核心，庄周哲学倡导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在整个庄周哲学体系中，其提倡的是自由，倡导的是自我理念的追求和展现，倡导的是“乘物而游”。在庄子哲学理念中，其尤为倡导的是自由，宁肯做烂泥塘里的乌龟，也不做被束缚的千里马。同样，追求自由、忘却利益荣辱，而这恰恰就是我国传统酒器精神的内涵展现。

饮酒文化与礼仪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试图从文化语境层面探讨中美校长致辞语类的结构潜势（GSP）差异。研究表明，中美校长致辞语类结构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受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G04

1引言

根据Bakhtin’s（1986）发表的“言语体裁问题”的观点，大学网页的校长致辞（President’s Message），无疑是一种制度化了的反映文化语境的话语类型。因此本文试图从文化语境层面探讨中美校长致辞语类的结构潜势（GSP）差异。语言有三大功能：人际，概念，和组篇。本文的文化语境指意识形态即信念，知识、态度等系统。

2.语类、语域，意识形态

语类是极其复杂的概念，Martin 把语类定义为：“一个由讲话者以文化社团成员为身份而参与的有阶段，有目标，有目的的活动。”

Hasan从文本结构角度定义语类，Martin等则侧重于语境因素即目的（Goal）在定义语类上的作用。同一语类具有相同的目的或意图，不同文化语境的同一语类，因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所传递的信念也会不同，实现信念的语言体现也不同。

Martin认为语类与更为抽象的文化因素相关，因此，要解析语类的差异，应从意识形态着手，但通过语域（register）与话语语义层得到体现，语言是社会活动，社会活动必然有时间和空间因素，所以语域与话语的具体语境直接关联，涉及到具体的话题，目的，交际双方的社会身份以及交际的方式等。这些语境因素直接影响了语言的实现，即受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语境构件因素的制约。而语境构件最终在语法词汇层面得到实现。语域是语类与语言之间的接口。所以，通过观察话语（结构，词汇语法），可以揭示语类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3.校长致辞语境构建描述

中国校长致词的语域描述：

语场：目的：欢迎读者，简要介绍学校若干情况，有宣传的意味。

语旨：既代表自己也代表学校，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主要是面向境外读者。

语式：通过学校网站刊登，事先有书面稿子。

英美大学校长致辞语域描述：

语场：目的：欢迎读者，简要介绍学校若干情况，有宣传的意味。

语旨：即代表自己也表学校，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潜在对象为有意报考该校的本国以及他国的学生，也可能包括有意加盟的教师。

语式：通过学校网站刊登，事先有书面稿子。

语类结构潜势是实际语类结构的抽象概括。符号如下图所示：

在经过上述分析和总结后，我们归纳出成分要素在美国大学校长致辞中出现频率如下：

在中国大学校长致辞中各成分比例如下：

本研究对50所中国大学和50所美国大学校长致辞的实际语类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得出下列语类结构潜势（此次研究由于不同一性，将出现频率出现在40%及以上的成分作必要成分）。

4.中美校长致辞语类结构对比

4.1必要成分分析

中国大学校长致辞语类结构必要成分包括：GI，D，UC，E（期望），S（签名）；美国大学校长致辞语类结构必要成分包括：GI，D，TES，PES，E，C（结尾），S。

从相同要素讲，首先，中国大学校长和美国大学校长都注重学校的总体概况（General Introduction， GI），其中包括学校的招生规模、新生情况、人员介绍以及学校地位、学校优势（地理位置优势）、学校财政。二，无论是中国大学校长还是美国大学校长都愿意分享学校发展（Development， D），比如，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校长致辞中有44%的学校发展内容是学校历史，有38%的学校发展内容是学校成就（包括人员介绍），但年度总结只在美国大学校长致辞中出现。

从不同要素讲，在对比中显而易见，美国大学校长致辞中UC出现的概率只有16%而中国大学校长致辞中UC出现的概率为42%。中国大学校长致辞更注重学校特色（Unique Characteristic， UC）的描述，其中包括学校使命、学校精神和学校承诺。而学校使命和学校精神居多，主要以校训的形式呈现从而可以充分显示学校的文化内涵和学院底蕴。在中国大学校长致辞语篇出现UC的语篇中，只有14%校长未提及校训，可见学校使命在学校特色中的重要地位。从美国大学校长致辞出发，校长个人经验和建议（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uggestion， PES）以及科教力量（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Strength， TES）表现明显。

4.2意识形态差异

从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信念上来看，中国的大学校长他们常常会谈到学校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在这悠长的历史中，学校曾取得的那些傲人的成就，凭着这些傲人的成就，学校确立了自己不可撼动的地位。比如在学校总体概况中学校地位的提及，学校特色中校训的频繁出现。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再而三的强调学校严格亦或人性的管理理念、短期及长期的教学目标等类似的指标性指导。而美国的大学校长则不同，他们更愿意谈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经验教训，并展现出学校的科学教研能力，以此显示出学校的与众不同和出类拔萃。例如在个人经验和建议方面，美国大学校长更侧重“个人经历”而中国大学校长更侧重“个人建议”。

从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知识上看，中国的大学校长热衷于引经据典，孔子孟子等诸子百家常常会出现在他们的发言中。然而美国的大学校长，常常在发言时提出倡议。先讲一个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故事，再以此为基础引申出某个道理，往往是美国大学校长的“模式”。例如在总体概况中，中国大学校长会以“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XX years”类型的句子为开头，介绍学院悠久的历史和简要提及在如此的发展过程中不变的学校校训和学校精神；而美国大学校长会直接介绍大学机构、人员状况等，或者会先回忆自己当时上学或者初来大学的感受。

从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态度上来说，中国的大学校长，更偏向于书面化的语言，用词谨慎正式，句式以从句为主，往往觉得比较正式而严谨，且篇幅长短都相差无几。相比较下，美国的大学校长致辞中排比、前后呼应的手法在篇章中用的比中国大学校长多，言简意赅。

饮酒文化与礼仪范文第5篇

酒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价值，它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甚至成为人们表达情感和沟通交流的媒介，酒文化也被赋予更多社会内涵。中国酒文化自有酿酒历史以来就伴随产业发展，并且经过了几千年的积累，现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7］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酒文化就是以酒为核心所产生的诸多物质、技艺、精神、习俗、心理、行为等各种现象的总和。酒文化所包含的东西主要是围绕着酒的起源、生产、流通和消费，还包括酒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酒文化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酒的原料、器具、酿造技艺等自然属性，还包括酒的社会属性，即酒在社会活动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心理、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8］这也是酒文化涵义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酒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可以从酒与儒家和道家文化、酒与制度文化、酒与文学艺术、酒与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进行考察。酒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的一种象征，酒文化产业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酒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政治教化相结合，使得中国酒文化一般沿着法制化、礼仪化方向发展，这也使得酒文化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有助于解决目前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饮酒习惯，以及酒类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多民族特性也使得酒文化具有各种特色，目前所谈的酒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包含各民族在内的酒文化集合体。中国酒文化是各民族的共有财富，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可持续的生命力。酒文化及其产业所涉及理论较多，不仅有上述传统文化，更有产业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等各种内容。因此，要研究酒文化及其相关理论必须对相关学科和内容都有所了解，这才是研究酒文化及酒文化产业的基础。

一、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及价值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产业，根据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学术界的研究及总结，可以借鉴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

1．市场驱动型这种类型发展较为成熟的是美国。文化产业已经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其文化产业发展以市场为基础，以自由主义为理念，注重文化产品生产以及销售的高度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政府所做的就是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美国政府进行多种协调，这不仅包括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规律，还包括制定各种政策、创新各种投资渠道和经营方式，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文化产业创新，追求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

2．资源驱动型这主要存在于欧洲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具有明显的一般资源产业的特征，其可以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是一种新型的可再生性资源，能够促进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较为典型的是英法两国，英国的深厚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英国在其深厚的文化资源基础上也注重人才的培养，培养了多样化的文化产业人才。法国也是一个文化资源深厚的国家，法国对文化产业发展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政策。文化产业资金来源不仅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而且还有许多民间资本，与此同时政府还在税收等方面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便利，这就使得文化资源能够更加有效地被开发，文化产业发展能够得到各种保障。

3．政策驱动型该类型多存在于亚洲国家。日本的文化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21世纪初，日本政府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强调文化产业发展对提高本国综合国力的作用。日本政府在法律与政策的制定方面，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各种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特别是在制定了法律法规政策后，更加注重政府的行政指导。韩国在上世纪末经济发展出现问题之后，就开始强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并把其确定为韩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政府把资金大量地投入到文化及相关产业，并且在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人才培养、营销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从而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府层面的保障。各国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促进了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也成为衡量各国综合国力的关键要素;国际性的文化产业集团和国际文化组织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产业格局变动，甚至是世界文化市场变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产业发展的两极分化也逐渐显现，这要求世界各国注重文化安全。现今国际文化战略竞争体系一般都具有对抗性质，这就改变了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模式，以多种形式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融合战略逐渐显现，并成为明显的特点。文化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是通过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链接和融合，使不同文化产业间的力量形成一种战略性质的集成。国外文化产业有着系统的理论支持，如美国的“软实力”理论、英国的“创意产业”理论等等。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产业革命，一个国家如何在这种竞争中获得优势，就需要研究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这也是酒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及其需要加以借鉴的地方。

二、我国酒文化产业发展建议

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完善和有效实施，已经在世界各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有着丰富的国际经验:

首先，既要重视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也要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目前我国已经把文化产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采取措施来大力发展，但文化产业还没有与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实现同步，因此政府主导下的文化产业建设和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必然选择，日韩在此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

其次，拓展文化发展的投资渠道，实现投资主体的多样化，从而保障文化产业发展有充足的资金，这是文化产业得以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根据客观经济规律，任何产业的发展和繁荣都不离开资金的大力投入，文化产业也不能违背这一客观的经济规律。要获得资金，就必须要有广泛的融资渠道，这就需要建立多样化的投资和融资渠道。除去政府投入外，还需要建立、发展和完善各种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鼓励文化企业通过上市等措施进行融资，资金是酒文化产业创新和发展的基础，只有资金充裕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再者，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定要根据市场规律的要求，与产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相符合。文化产业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进行商业运作。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发达国家的跨国文化企业运用市场机制，整合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文化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有计划、有创意、有定位地向市场进行推广，从而获取经济、社会、文化等价值，这样也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

第四，重视文化产业人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文化产业具有与科技相结合的特点，从根本上来说需要高素质的、能够对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具有多项技能的多能型人才。这种人才一定要具有文化产业管理人员应具备的文化素质和能力结构等综合性素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就是有思想、有创意、懂艺术、善管理的高素质人才，这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水平，国外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值得借鉴。

第五，要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坚持进行文化方面的多样交流。只有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注意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性，也才能实现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发达国家的全球文化产业发展意识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只有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才能为本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从而推动本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9］这就要求我国在建设文化产业时，要更加自信和开放。

第六，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文化产业的创新不仅是文化的创新，还需要文化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革新文化生产及其相应的传播手段和方式，从而解放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发展的活力。党的十报告强调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手段，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文化产业的创新要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促进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创新是酒文化产业发展的灵魂，也是酒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需要从各个方面努力。酒文化创新要与地方实际，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适应，这样才能取得具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