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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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一；基础；调整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么何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简单地说，统一就是两者一致或者两者构成一个整体。从后者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显然构成了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完整的互补的认识体系。于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统一应该更多的是指两者的一致性问题。那么两者应该在什么基础上或什么意义上一致呢？人们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去判断它们是否一致。由于人们选择统一的基础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问题上存在着很多争议。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调整统一的视角和基础，那么两者的统一问题就会容易得多。

1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否统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统一，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人们的价值观等。首先，从研究对象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对象的共性使得它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性。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来看，一般认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即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没有自觉能动性，而人类社会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特征。相应地，人们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进行数学化和逻辑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强。而社会科学的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则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认为它们不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如果把社会科学再划分为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两部分，那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就更大了，而这个区别根源于人与自然的所谓本质上的区别，而狭义的社会科学已经较多地采用了数学和实证等自然科学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区分实质上来自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部分的区分，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区分则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其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这表现在：一方面，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自然界内部的动物界、植物界和无机界之间就不同，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去说研究自然界的各个学科之间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与人类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包括动物界在内的自然界却被人类认为是低等级的，从而与人类分隔开，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别。比如，生物学、医学和兽医学之间本应该存在很多相同点，而我们总是人为地分开它们。相反，现在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物种类日益减少，这将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资源，于是导致了所谓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等学科的出现。而这些交叉性新学科的出现不仅说明了人类与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说明了学科本身的创立也是基于人类的需要和某种价值观。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能否统一在许多方面是由人类自身的价值观或需要决定的。

第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方法论有关系。对相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会形成不同的学科，如西医和中医、理论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西医和中医虽然同属于医学，但是至今还时有相互排斥的情况，这也许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导致的。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虽然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但是它们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而因对象的不同而导致的方法论的不同那就另当别论了。

2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

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3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第2篇

一、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全国城市文明测评体系是一种评价城市文明程度的准则工具,通过这种工具可以给出各个城市文明程度的综合得分,从而评价出其各有的文明程度。具体来看:测评体系包括“基本指标”和“特色指标”。基本指标反映文明城市(城区)创建的基本情况,共设置了7个测评项目、30项测评指标。特色指标反映城市(城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特色、城市(城区)整体形象,共3条(城区4条)②。

与2005版、2008版相比,更注重城市“软环境”建设。2010年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在指标设计上作了如下新的改进:(1)新增加了“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两项测评内容。(2)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学习、国土资源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等新理论、时政热点。(3)很多条款在操作上要求深入基层街道、社区。(4)测评条款涉及到的人均GDP、计生达标率、互联网接入率等硬性指标,均向省统计部门和相关主管部门征求意见。(5)部分内容设置“以一否全”的款项。

二、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权重分析

1.黄金分割原则

在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部分指标可以明确属于纯社会科学类,或自然科学类。但多数指标既属自然科学类,又属社会科学类。本文采用黄金分割法来计算各指标中属于自然或社会科学的权重③。分a、b、c、d、h五种情形。a表示该指标的所有内容纯属于社会科学,值为1;b表示该指标大部分内容属于纯社会科学,值为0.618;c表示该指标有一小部分内容属于社会科学属性,值为0?382;d表示该指标内容中没有社会属性,值为0;h表示该指标的内容中社会科学属性和自然科学属性各占一半,值为0.5。通过上述黄金分割法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测评体系中的省会/副省级城市的“基本指标”进行打分,结果如表1(整个文明测评指标体系包括7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111个三级指标,为节省篇幅,这里节选一部分指标)。

表1中,黄金分割值的第一列数字表示指标中人文社会科学占的比重,如理论学习与宣传为

1,表示该指标内容全部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建立科学民主决策制度为0.809,表示该指标中的人文社会科学所占的比重是80.9%。该项数值是经多位学者采用黄金分割法则打分,再计算平均值所得。黄金分割值的第二列数字表示在每个指标的人文社会科学内涵中,知识、行为观念、态度和其他四个社会科学要素所占的比重。为简化,假设每个指标的人文社会科学内涵只划分为两类社会科学要素。

2.权重计算与分析

根据上述界定原则,计算得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测评体系中各占的比例。由上表可知:每个测评体系的三级指标都有一个权重值,设为α;一个黄金分割值,设为β。因此测评体系的权重值总和为∑111i=1αi社会科学属性所占的权重比例为∑111i=1βiαi/∑111i=1αi自然科学属性所占的权重比例为1-∑111i=1βiαi/∑111i=1βiαi测评体系权重值总和为343.79,社会科学属性权重值为156.2596,自然科学属性权重值为187.5304。即社会科学属性权重所占比例为45?452%,自然科学属性权重所占比例为54?548%。如图1:

3.纯自然类、纯社会科学类及交叉类分布

把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指标分三种:第一种纯社会科学属性类,第二种为纯自然科学属性类,第三种既有自然科学属性也有社会科学属性。统计结果如图2,分别为:16.2%、32.4%和51.4%。图2表明:社会与自然科学交叉的指标最多,占到一半以上;其次是纯自然科学类的指标;最少的是纯社会科学类指标。纯自然科学类指标比例约为纯社会科学类指标的两倍。

三、社会科学各要素权重分析

1.社会科学要素划分

社会科学要素可分为:知识、态度、行为观念和其他四类。知识即为公众掌握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知识在其获得、储存和应用中体现其特有属性,它是一个极为复杂、开放性的体系。态度是对社会科学及其社会效应的反映,态度中的感受是指人们对事物存在的价值或必要性的认识,它包括道德观和价值观:价值观以得失为条件来影响人们的行为;道德观则能使人们不惜任何代价甚至是不惜生命来达到一些目标目的。态度中的情感是和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一种较复杂而稳定的评价和体验,它包括道德感和价值感两个方面。行为观念是公众观念中所体现的社会科学素养,是指人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产生的外部活动。行为具有目的目标。社会科学类指标除了上述知识、态度、行为观念类要素,都归为其他类要素。

2.知识、态度、行为观念的权重分析

应用黄金分割准则对社会科学中的知识、态度、行为观念和其他四类要素划分。为避免复杂性,各指标中只取两种重要的要素(知识和态度,或者态度和行为观念,或者行为观念和其他,或者知识和其他,或者态度和其他,或者知识和行为观念,共六种)。黄金值分别为1、0.618、0.5、0.382和0。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类指标进行分割,得到各要素的权重值见表1。将四种社会科学要素的黄金分割值设为,则四类要素的权重值为:∑111i=1βiαiγj=(j=1、2、3、4)四类要素权重占社会科学类的比例为∑111i=1βiαiγj/∑111i=1βiαi(j=1、2、3、4)得到知识、态度、行为观念和其他四类要素的权重值分别为:40.43、34.02、71.06和10.75,所占人文社会科学的比例分别为25.87%、21.77%、45.48%和6.88%,如图3所示。

3.社会科学四要素权重与达标对比分析

依据2009年江苏省社科联的《江苏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结果》④,江苏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达标率为57.20%,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社会效应的态度达标率为42.50%,行为观念中所体现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达标率为29.10%,其他类的人文社会科学达标率为59.95%。结合上述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态度、行为观念四类要素占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类指标权重的比例,可得到图4。可见:达标率最高的人文社会科学要素是其他类要素,而其占人文社会科学权重比例最低,只有6.88%。而达标率最低的人文社会科学要素是行为观念要素,其所占人文社会科学权重比例最高,达45.48%。这些指标的比较直接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得不够,效果不明显。因此,从文明城市创建的要求来看,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达标率不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若达标率得到提升,则文明城市测评指标的对应项分值当然也会提高。这也说明,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确实需要加强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这样可以提升文明城市创建的效率。

四、结论与启示

1.从科学属性的角度对文明城市创建指标进行判别分析,得到以下数据:在文明城市的创建指标中,人文社会科学类约占到45.45%,而自然科学类约占54.55%;其中纯人文科学类指标占16?2%,纯自然科学类指标占32.4%,交叉指标达51.4%。再将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的人文社会科学要素的权重比例与江苏省社会科学类各指标达标率调查结果对应的达标率进行比较,发现了测评体系中对社科内涵的要求与现实的差距很大:占权重高的“行为观念”要素(最高的权重比例,为45.48%)的达标率最低(只有29.10%)。这些分析说明文明城市创建与社会科学工作密切相关,据此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更好地指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升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效应。

2.从以上的分析可得到以下启示:

(1)文明城市创建要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要求纳入文明城市创建的工作中。在文明城市创建的各项指标中,凡属社会科学属性或含有社会科学属性的指标,其成效必然与社会科学工作的成效相关,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既是社会科学工作的一部分,更是整个城市科学发展、城市形象和品质提升的长效性工作。无论是从文明城市创建层面,还是从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角度去观察,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都是极其重要的。由于文明城市创建,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抓落实,且有不断完善的考评指标检测,因此,各地都极为重视,甚至将其看作对地方领导政绩的考核,因而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层层抓各项指标的完成。但实际上,反观这几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成效会发现,许多指标由于缺乏基础性的工作,其成效是反复的,即某项指标在文明城市创建的检查期间花了很多精力达到了要求,而过后很快又恢复原样,比如交通秩序、市容市貌等。还有些指标,则很难在短期内达到要求,如科学决策、市民素质、城市礼仪形象等。

这就说明,文明城市创建的工作需要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作———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和支撑,而且需要长期坚持,不断积累,形成共识,方见成效。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是文明城市创建和有关工作的源头和基础,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当前在各地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除个别城市外,还没有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要求纳入文明城市创建和考评机制中。就指标而完成指标,缺乏科学的分析思考,缺乏将相关联的工作纳入而统筹考虑的做法,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其结果是有些指标的完成效果不尽人意。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文明城市创建的工作中,在具体做法上可从以下两个重要方面考虑:一是对文明城市测评指标要进行任务拓展分解,凡与社会科学属性相关的指标,在实施上都要有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期计划、实施办法和组织保障措施等,由此可保障将其作为该项指标达标的基础性工作落实,提升文明城市创建的效应。二是在地方的文明城市创建的具体实施方案中增加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具体要求,包括组织领导、任务分解、保障制度、检查考评等。特别是在“科学普及(II-15项)”的指标上,要进一步划分为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要求以及经费等相关保障措施要求,以此从制度上保障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落实。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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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则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到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 大统一 统一的依据和途径

科学统一大都是就自然科学的统一而言的，当然也不时超出这个范围。这是诸多学者一直讨论的问题，也是逻辑经验论者的奋斗目标。现今，许多学者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宏伟的理想，企图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全部人类知识或文化都统一起来，清除所有学科的藩篱，弥合所有文化的分裂，从而走向真正的人类文化大统一。

威尔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类的行为由物理因果性事件组成，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能与自然科学相互契合呢？从这种契合中它们怎么不会受益呢？他从历史的视角做了考察：人类历史的进程与物质的历史进程之间，无论在星体中还是在生命的多样性，并没有根本的区分。天文学、地质学和进化生物学是原先历史上不同的学科与自然科学中其他学科结合的例子。在知识的综合中，哲学起了至关重要的，哲学使思想的力量和连续性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仍然富有活力。 伊利英和卡林金立足于以人为中心立场认为，在“接近”人的意义上，所有科学都是人文的，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仅就它们或迟或早在人的实践中被使用而言，它们的结果具有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正是自然的、社会的、技术的和人文的科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 西博格则径直指出，在科学和技术界与艺术和文学界之间造成的障碍是人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词语和行动造成的障碍，能够通过新的视野和态度来消除它们。这些障碍部分地是我们需要方便地分类和编目我们的观念和活动的结果。虽然科学今日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无孔不入和蒸蒸日上的影响，但是在过得有价值的未来世界需要的交叉学科文明中，则不能够存在任何截然分明的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分。他表明：

科学毕竟是人的努力，它不会独立于人而存在。我们必须不要忘记，在整个历史中，科学迄今与其说使人“减少人性”，还不如说使人“有人性”。

珀尔曼也赞同“人的科学”这一概念，他从不同文化传统的起源、相互关联以及与人的关系诸方面详细地论述说：科学传统、文学传统和社会传统这三个文化传统是人纺织的衣服的部件，这些部件反过来又装饰他和塑造他。这些文化装饰是相互作用的框架。也就是说，人创造了他的传统，传统反过来又影响他。文学的、科学的和社会的这三种文化传统在人与他们的环境构成和相互作用中具有共同的起源。例如，科学坚决要求观念的共同证据，并诉诸人们共同具有的感觉，而艺术本身则基于人的器官、印象和洞察方面的个体差异。但是，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的产物，科学的共同证据和艺术的个体差异都基于刻画人的特点的神经系统、心智和感官。人从自然进化而来，科学、文学和政体从人进化而来。如果人是自然的有意识的部分且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在日常生活、科学、艺术、音乐或社会理论中相互作用，那么人的这些文化产物没有一个孤立地存在。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它们在自身的发展中、也在人的发展中相互影响和反映。人的科学确实在该词的最充分的意义上被需要，也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人们相互接近地工作。通过共同的努力，人的科学是可能的。没有专门化，我们是肤浅的；没有展望，我们是暂时的。但是，专门化和展望、分析和综合，对于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必需的。像自然的其余部分一样，在我们之内没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人为隔离。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科学结合在一起，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米泽斯（R. von Mises）考虑了科学和其他表面上是非科学的学问和文化分支之间的关系，这些分支是形而上学、诗歌和视觉艺术。他通过仔细的分析表明，这一切比所设想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虽然他并不否认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有差异，但是却认为它们的目的和问题往往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他说，形而上学的特点能够被概括为“处于其开端的科学”，它是原始科学的一种类型，诗歌在其某些形式中是形而上学的一种类型。当它是神话学的时候，它是形而上学，它与形而上学具有的科学有关。就诗歌的另外的形式而言，这些形式也与能够清楚陈述的科学有关。因此，叙事的诗，包括小说，都具有接近物理学中的思想实验地位的“逻辑的地位” ：所做出的假定与经验不矛盾，在思想中构造的事件的链环也与经验、与已承认的假定一致。虽然诗的其他形式在语言和另外的常规与叙事诗不同，但是任何一类诗歌的创造者都不变地“报告了可观察的现象之间的活生生的相互关系的经验”。因而，诗的题材与科学的题材并非无关，尽管它使用的语言是十分不同的。即便是抒情诗，乍看起来与科学完全隔绝，但是它的交流基于知识和源于经验的情感。

这些学者的看法尽管并未成为现实，但绝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有其理由或依据的。坚持某种本体论的还原论的观点的马斯洛发现，道德与精神问题也属于自然王国，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与自然王国相对立的王国。 珀尔曼的考察和分析更为具体和详尽。他提出，科学大统一的基础可以在下述三个命题中窥见。（1）人的存在可以在亚原子的、化学的、物理的、生理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水平上适应世界中的变化的能量机制。（2）在各种水平上的活动是相互关联的。在一个水平上的活动变化影响其他水平的活动。（3）人的微观宇宙的内部活动、相互作用和变化，能够借助在各种组织水平、包括社会文化水平之内和之间的基本定律来理解，常常能够预言。这三个命题可以通过如下概括而增强。（1）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与我们周围的其他客体一样，具有相同的电基础，服从相同的亚原子的、电的定律。（2）身体在其运动、温度调节和感觉器官中，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的动力的和物理的关系而被装备起来，它服从普适的力学、热力学、光学和声学定律。（3）身体通过它自己的构成成分、细胞活动以消化、呼吸和腺系统，为它自己的需要完成化学转化。（4）具有其特殊功能的细胞、组织、神经系统和大脑，为人的有机体的健康形成复杂的活动整体。（5）与上述各种活动有关的生物的、神经病学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机制，制约着人的存在和社会及其环境的追求目标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一切反过来又受到那些相互作用的影响。 因此，正如萨顿所说：

把自然研究和同人的研究对立起来是最愚蠢的事了，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必须同基本的二元论——人与自然——打交道。对人来说，还有什么事物能被人更有意义？然而，同其他人以及他们的共同背景自然界隔离开来的单个人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总是存在而且无所不在；把人从自然界孤立出来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自然的研究必然是由人研究的。尽管这种研究是客观的，并且科学家试图使它尽可能地客观，但是它仍然是以人类的经验和价值观来观察和解释一切的。个人的癖好能够而且必须被排除，但是人类的天性不可能被消除。科学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无论我们是研究人的历史还是研究自然的历史，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人。我们无法摆脱人，即使我们想这样做也不可能。科学的和谐是由于自然的和谐，特殊地说是由于人类思想的和谐。要得到真实的图像，不仅自然必须是真实的，而且作为镜子的人也必须是真实的。

不仅自然或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且人的文化活动体系或人性也是一个不可割裂有机整体，人为地肢解它们只能导致无或无意义。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讲得很有道理：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体系，规定和制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周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 也许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丹麦哲学家海因强调：

所有问题，一旦我们肢解了它们，砍掉我们想砍掉的部分使其适合我们任意定下的特定框框，那么它们就会失去意义。要使一个问题有意义，你必须把人类全部知识同一切活动都考虑进去。

例如，在近代的开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第一次进入了争辩的场所。对关于人的一般理论的探究，从此是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根据了。这种新的科学精神第一先决条件就是，拆掉一切至今把人类世界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的人为的栅栏。为了研究人类事务的秩序，我们就必须从研究宇宙的秩序开始。而且这种宇宙的秩序现在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新的宇宙学——哥白尼著作中提出的日心说体系——是新人类学的惟一可靠的科学基础。 反过来，对自然的研究何尝没有受到对人的研究成果和其他文化的启示呢？韦克斯勒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科学观念（模型、假设）是在根植于科学家的历史时代中的文化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在科学概念中存在着文化风格和传统。” 林德伯格也断言：科学思想与其他知识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关系密切；“科学理论也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在形成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的内容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历史研究揭示得格外清晰。”

许多学者洞察到，人类各种各样的知识学科和文化门类，尽管在表面上有诸多差异，但是在处于创造时刻或达到成熟阶段，其统一性就明显地呈露出来。塔利斯注意到，在最高的水平上，艺术和科学会聚。自然的数学化是一种灵感和工具：毕竟西方数学开始是作为用音乐术语诠释物质的方式和聆听天球音乐的方式。而且，过去的艺术是伟大的刺激物，可能在实践上有益于人类的成就的刺激物。在人的意识尝试越过对他的生命的禁忌和把日常的白昼转化为显圣的神灵（substance of vision）时，艺术和科学二者是人类意识的伟大冒险。在最高水平上，手段王国在那里被归入，两种文化合二而一。 B. 巴伯则大胆地预言：自然秩序观念在19世纪的广泛流行，迎来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多产时期。类似的人类秩序若在20世纪出现，必将逐渐地显示出，社会科学在预见与控制人类事务方面是比“常识”更强的手段，从而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有益的影响。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由于其成就为自己赢得支持，并反过来由于这些成就而加强了对人类秩序观念的信仰。我们也可能逐渐地认识到，人类世界并不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武断、更变幻莫测或更莫名其妙。只有社会科学和它的姐妹自然科学都走向成年，科学才能真正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

科学和艺术或者广而言之科学和人文在创造的时刻——不管是创造者的原始创造还是鉴赏者的继续再创造——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创造者灵感突发，想象张扬，自然和人合二为一。布罗诺乌斯基言之有理：

科学发现、艺术作品都是对潜藏的相似性的探索，宁可说是潜藏的相似性的爆炸。发现者或艺术家在它们之中呈现出自然的两个方面，并把它们融合为一。这是创造行为，独创性的思想就诞生在其中，它在独创性的科学和独创性的艺术中是同一行为。但是，它并非因之就是写诗的人和做发现的人的垄断。相反地，我相信，这种创造行为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惟有它才能把意义给予鉴赏行为。诗或发现存在于两个想像时刻：像创造时刻那么多的鉴赏时刻。当明喻带着我们回溯并同时说服我们时，当我们发现图画中的并置是奇特的和引起好奇心时，当理论同时是新颖的和令人信服时，我们不仅仅对某个他人的工作点头称许，我们重新演出创造性的行动，我们自己再次做发现。归根结底，在我们也俘获它、在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做出它们之前，不存在统一的相似性。

卡西尔眼力好像更为深邃一些：他从赫拉克利特的“对立造成和谐”的箴言中受到启发，针对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提出对立面的斗争导致统一的思想 ——这也许是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现。

为了达到人类文化大统一的宏大目标，学者构想和设计了各种统一途径。诠释学不失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因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诠释学上具有统一性。实际上，这主要通过自然科学借鉴人文学科常用的诠释方法（这在自然科学中是比较薄弱的或受到忽视的），促进自然科学向人文学科靠拢，从而达到二者的沟通和融合。罗蒂指出，自然对象和事实与人类社会行为和实践一样是有意义的，自然科学的经验材料不可避免地具有理论负荷，自然科学的理论与人类的旨趣、目标和价值密切相关。因此，二者在诠释学的基础上可以统一起来。谢廷娜（K. Cetina）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事实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和事实具有相似的地位：是建构的而不是描述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都具有社会条件、背景特征和符号的解释的性质等基础，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应该具有相应的诠释学。赫西（M. Hesse）通过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转换，阐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诠释学意义上的统一性。这些发生在自然科学上的转换是：从质料和理论可分、事实客观独立，转向质料和理论不可分、事实根据诠释组织；从理论是在假设-演绎基础上产生意义的说明，转向假设-演绎图式是事实被看到的方式，不是与自然做外部比较的模式；从经验法则的关系是外在的，转向是内在的，因为所谓事实是由理论所阐释的相互关系构成的；从语言精确、意义单一，转向语言难免也是隐喻的和不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曲解了科学阐释自然的方式；从意义与事实分开、理论的意义依赖于与外在事实的一致，转向意义由理论决定、意义依靠理论上的融贯一致。这五个转向使人文学科的一些要素和规范渗透到自然科学，从而明显地拉近了二者之间的距离或减少了某些隔阂。这些学者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最新分析表明，自然科学具有与人文学科相近的特征和诠释学上的统一性。其一是，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主体构成的，而不是发现的，它们的存在取决于科学实践、科学语言和科学共同体。因此，必须放弃对自然科学的绝对性理解，以及科学的进步是向实在的真实描述逐步逼近的实在论观念。其二是，各种自然科学都是在语义领域或传统中构成的，它们与日常生活和科学实践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自然科学也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解释的意义域不可能被背景化。其三是，自然科学像所有认识活动一样，是受特殊的人类旨趣引导的，这些旨趣尽管是社会地和历史地建构的，但却是普遍的。其四是，自然科学也具有“筹划的”特征。诠释学的价值就是克服和消除所有知识形式之间的假的区别。当然，这并不否认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异，如方法、标准或规则、理论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否认在诠释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这一切并不构成二者在诠释学意义上是本质区别。 我基本赞同上述几位作者的说法和总结，不过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在诠释学基础上的统一，只有在对自然科学的某些貌似“冷峻”、“严厉”的面孔淡化的情况下才是合情合理的。倘若走极端，抛弃自然科学严格的检验手段和评价标准，取消它的数量化和精密性的特色，把诠释学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于自然科学，这不仅有害于自然科学，对其他学科或文化门类也不没有什么好处。行之有效的途径也许是，在科学和非科学、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创造条件让它们经常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促使它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最终达到统一的目标。

与我们的主张合拍、也与诠释学的统一途径类似的是，可以通过弱化自然科学的定律、因果性等概念——这在自然科学中早已进行了，如几率概念和不确定性原理的引入——以及提升社会科学的概括和预言能力，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靠近并沟通起来。陶伯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社会科学的实证论议事日程不再被普遍接受了，取而代之的是，被修正的社会科学如何基于它们自己的普遍规律的发现的概念作为中心的理论关注持续下来。一个战略是把这样的探究由科学说明的连续统担当，在那里来自在自然科学中所采纳的比较松弛的定律观可以满足。这种论证路线往往导致赞同下述建议：需要一种新的类型的科学，于是这作为许多纲领的宽松的理论基础起作用，而这些纲领甚至不去试图给它们的努力披上科学合法性的外衣。正像有些学者提议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寻找新的描述标准，这些标准服从把现象还原为简化的定律。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把似乎是社会现象的自然呈现的东西变为可以更好地被分析的新的词汇表。削弱因果律标准为预言社会行为提供了空间。人及其文化根本地和可归并地是自然界的延伸：人没有特殊的质，不值得特殊的地位。

发挥哲学的连通和综合功能，也是一种值得效法的人类文化大统一途径。卡西尔意味深长地说：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不同的目的。如果我们使自己满足于注视这些活动的结果——神话的创作、宗教的仪式与教义、艺术的作品、科学的理论——那么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公分母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哲学的综合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如果“人性”这个词意谓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就意谓着：尽管在它的各种形式中存在着一切的差别和对立，然而这些形式都是在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他进而指出：

对于人类文化事实的这样一种组织工作，已经在各种特殊科学——语言学、神话与宗教的比较研究、艺术史——中开始了。所有这些科学都在努力追求某些原则，追求确定的范畴，以图借助这种原则和范畴把宗教现象、艺术现象、语言现象纳入到一个系统的秩序中去。要是没有这种由诸科学本身早已从事的综合工作，哲学就会没有出发点。然而另一方面，哲学不能就此止步。它必须努力获得一种更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神话想象、宗教仪式、艺术作品的无限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现象之中，哲学思维揭示出所有这些创造物据以联结在一起的一种普遍功能的统一性。神话、宗教、艺术、语言，甚至科学，现在都被看成是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而哲学的任务正是要使这种主旋律成为听得见的和听得懂的。

事实上，在人类理智勃发的幼年和童年时期，哲学曾经是囊括人类所有知识的母体或统帅人类全部文化的旗帜；在当今人类理智的青年和壮年时期，哲学完全应当、而且能够发挥类似的连通和综合作用，只不过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采取新的方式罢了。这就是，在承认各种学科或文化门类的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追求它们的活动和创造过程的统一性，追求它们的目标和普遍功能的统一性。

审美也可以作为人类文化大统一的途径。歌德认为，诗人的眼睛在寻求自然的真实设计时可以服务于科学：“无论在哪里，也许任何人都会同意，能够把科学和诗统一起来。他们忘记了科学源于诗，他们没有看到，当事物变化时，二者能够再次作为朋友在较高的水准上相遇。”在这种意义上，审美可以重新整合经验决定性的官能。简言之，审美维度可以是桥梁，把作为科学的客观的东西与作为人性的主观的东西统一起来。科学家正像诗人一样，凭借相同的作为他的经验的主要组分的审美源泉。 布罗诺乌斯基在提到柯尔律治论美时说：

柯尔律治在试图定义美时，总是返回到一个深刻的思想，即科学和诗都共同追求我们经验的多样性的统一。他说：诗是“多样性中的统一”。科学无非是追求发现自然界的杂乱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或者更严格地讲，我们经验的多样性中的统一。诗、绘画、艺术是同样的追求，用柯尔律治的话来讲，追求多样性中的统一。每一个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寻求人的经验的多样性下的相似性。

人类文化大统一的伟大蓝图有可能最终大致达成吗？威尔逊对成功充满信心。他看到，“随着20世纪的结束，自然科学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寻找新的基本法则转向进行新的综合，以便理解复杂系统；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将这种综合叫做‘整体论’。其目标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研究宇宙的起源、气候的历史、细胞的功能、生态系统的形成以及思维的物质基础等。在这些研究中想要取得最大的成就，策略就是构建一种可以覆盖多个组织层次的、连贯的因果解释。所以细胞生物学家关注分子的集合，认知心理学家关注神经细胞聚合在一起的作用模式。一旦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也便于理解。并没有什么原因能够说明，使用同样的策略就不能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别体现在问题的数量上，而不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研究人类状况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前沿。反之，自然科学所揭示出的物质世界又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前沿。可以将契合论点概括如下：两个前沿是相同的。”他乐观地表示，如果这个世界真是以有助于知识契合的途径运行的，那么文化事业最终将变成科学，这里指的是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创造性的艺术。在21世纪，这些领域将变成两大知识分支。到时候科学将继续分化出不同的学科，这一过程已经深入开始，有的部分已经结合、而且继续结合到生物学中，还有一些已经与人文学科融合起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仍将存在，但是与原先的形式有根本的不同。在人文学科中，从哲学、历史，到道德依据、比较宗教和对艺术的解释，都将会与科学的关系更近，而且会和科学部分地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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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早就对此有明锐的论述：“计划者、空想家、小说家、社会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的作者都用思想做实验；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商人、严肃的发明家和探究者也这样做。他们都想象条件，把他们的期望与条件联系起来，并推测某些结果：他们获得思想实验。”参见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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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的议论如下。赫拉克利特曾说：“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如弓与六弦琴。”为了论证这样一种和谐，我们不必去证明产生这种和谐的不同力量的统一性或相似性。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并不是靠它们本性上的统一性而是靠它们基本任务的一致性而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在人类文化中有一种平衡的话，那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平衡；它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不排斥“看不见的和谐”——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说法，它“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参见卡西尔：《人论》，第282页。

黄小寒：《“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3~44、4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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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Tauber， Epilogue. A. I. Tauber ed.，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 pp. 404.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校；课程；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051-03

一、引言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高等教育阶段的一种普通教育或素质教育，具体指对一些不直接应用于职业实际能力的基础能力的培养，包括对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意识的陶冶，个性品质的训练。

二、历史沿革

目前公认的第一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1828年的《耶鲁报告》标志着美国通识教育的启航，该报告以“对学生的官能进行经常的生动的训练，以规范和完善学生的心智、发展他们的潜能”作为通识教育之目的；1945年的《哈佛报告》提出以培养“全人”为通识教育目标；1978年的《哈佛核心课程报告》指出通识教育是以培养20世纪有教养的人为目的，提出大学必须强调普通核心课程，推崇深度（专业教育）和宽度（通识教育）的共同发展；2002年的《更大的期望：全国迈向大学的新愿景》呼吁大学应保证学生有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具备持久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权利，在将来步入多元化的社会时都能迎接随时出现的各种挑战。

三、通识教育发展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