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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社会公共事件频发直接导致网络舆情压力持续攀升,应对网络舆情也成了处理公共事件的重要课题。但当政府在舆论场中形成了对固有回应范式的路径依赖时,是否存在可促进其范式重构的因素,以及如何建构,并以此实现综合高效治理,也成了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 公共事件 网络舆情 范式重构
一、社会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现状
网络使用的低成本和低门槛使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和广泛实现,也为原先以单一、孤立的个案样本形态存在的社会事件演变成社会公共事件提供了可能。社会公共事件中,作为个体的意见合流会形成舆论,其通过网络得以传播、放大,进而产生了网络舆情。纾解网络舆情成为了政府在应对社会公共事件中的重要课题。
1、网络舆情的特质
(1)开放与包容的场域属性。网际联系催生了跨时空的互动,人们在互联网上通过交流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归属感的群体,并以此为基础产生强调“精神共同体”属性的“虚拟社区”。
“虚拟社区”内,交往联系体现出匿名性、符号性,人际关系松散等特点。但正因个体间的陌生,才促使其形成对包容、开放等“虚拟社区”的场域属性的价值认同,其无疑为网络舆情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空间。
(2)非理性语境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网络舆情基于网络语境生成,自然会附着相应的互联网特性。网络技术赋权运动,在话语权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边界突破,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博客时代:精英话语、文人论政;微博时代:庶民狂欢、解构权威;微信时代:客厅政治、理性对话。我们正处在第二向第三阶段的转型,以微博为代表的大众话语仍是网络语境中的言论主导,理性话语位于舆论场域的边缘。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存在天然分野,理性表达在以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为主的众声喧哗中显得极为缺失,后者总会裹挟着民粹主义情绪和虚伪道德自信。与此同时,理性表达也亦倾向于以非理性的全知叙事模式来阐述理性和逻辑。
总体上,社会的非理性倾向始终在天平上呈现压倒性优势。在此语境中,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表达,都会或多或少表现出情绪宣泄的嫌疑。
(3)作为公民训练的表达。网络使公众的信息获取和民意的朴素表达成为可能,在潜移默化中解构精英话语。社会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通常会涉及严肃议题,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这无疑对政府在社会公共事件的应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意见表达预示着公众形成了对于公共事务的习惯性关注和思考,实际上是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参与。这无疑有利于公民性的培养和锻炼,也可以视作最基本的公民训练。
2、网络舆情生成与发展的规律
网络舆情由社会公共事件诱发,是社会公共事件在网络语境中的延伸。网络舆情的酝酿、发酵与相应的社会公共事件没有割离,反而结合地更加紧密,并依照规律性路径发展。
第一阶段:网络舆情潜伏期——酝酿中的社会矛盾。在此阶段,深积的社会矛盾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中被激发。原本社会矛盾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关乎于公共议题的意见呈散落分布,没有出现观点的聚合和集中表达。此时,社会公共事件就扮演了导火索的角色,其一旦爆发,旋即形成引力巨大的舆论场,迅速吸纳各种意见,形成舆论,汇集舆情。
第二阶段:网络舆情爆发期——外显性的社会冲突。在舆情初现雏形之后,网络舆论的聚合大多源于自发,喧哗需要引领和统合,传统媒体的介入提供了权威事实和逻辑观点,引导舆论转向公共讨论,从虚拟社区走入现实社会。讨论中,民众的情绪、态度、意见等不断碰撞激荡,议题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拓展,散落的个人意见和群体见解会向公共意见过渡。网络舆情的爆发,实际上是静态社会矛盾冲突的动态化和外显性揭示。
第三阶段:网络舆情转折期——事实的遮蔽与揭示。在网络舆情发展的过程中,各方都在尝试叙述事实,并基于此表达观点态度。但事实是被建构的,细节的选择性再现,或者环节的先后排序等都会影响到事实本真是否得到还原,这里就存在着遮蔽与揭示的循环运动。舆情的风向会在期中摆动不定,产生各种转折的可能性。
第四阶段:网络舆情淡化消退期——事实重构与理性回归。随着事件的发展,在缺失刺激性诱因和深度追踪调查的情况下,受众很难保持对单一事件的持续性关注,表达情绪也会渐趋冷却。网络舆情进入了淡化消退期,客观上可以避免网络舆情对于事件本身的裹挟,同时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开展和信息的不断公开,事实的重构和理性的回归正是题中之义。
二、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范式研究与重构的可能
1、“维稳”范式的路径依赖
社会公共事件的爆发成为常态,政府也形成了应对措施系统,但仍遵循着“对抗——维稳”的逻辑,并在互动中形成了对“维稳”范式的路径依赖。
互联网在社会公共事件中起到了动员、组织、传播的作用,并为网络舆情的形成创造了直接的可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历史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相对缓慢,民众的部分政治诉求没有表达的渠道,积累的政治期待就会造成社会压力的质变,难以舒缓。而一旦爆发社会公共事件,其就会成为社会压力集中宣泄的诱因,对抗性的情绪也会随之成为舆情的主体。
面对这种“对抗性”情绪,政府形成了应对网络舆情最“高效”的“维稳”范式。但在“微时代”的今天,当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得到技术保障之后,政府在舆情决堤时仍消极回避,并依赖简单粗暴的权力干预,以求实现舆情压力水位平稳、社会秩序安定,实际是上付出了高于治理收益的管理成本,虽然“维稳”可以在短期内起效,但却为诸如谣言的社会失范行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维稳”范式无法长期有效地应对网络舆情的瞬息万变,更不能从根源上为社会公共事件的应对提供助力。
2、范式重构的可能
网络舆情具有先天的网络属性,在社会正向“微时代”过渡的背景下,以更开放、更积极、更高效的理念进行治理模式的建构才是一种可能的出路,这里需要从理念、制度、社会等多个视角切入。
理念层面: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网络舆情治理属于社会治理范畴,近年来政府对于社会正从管理向治理过渡,逐步弱化政府在社会领域的管理色彩。相应的对于网络舆情,也存在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轨的可能。
管理的实质在于管理主体对被管理客体的控制和调节,主要的着力点是在客体的行为和活动;而治理的核心是对于社会运行的过程进行适度协调与调和,使之运行更加合理化。从主体视角上来看,管理主体是政府,客体是社会,主客体二元化;而治理的主体却可以多元,类似于“共治”的形态,具有主客体兼性。手段上,管理和治理都强调法律,但是管理只重法,崇尚“令行禁止”的权威管理形态;而治理则主张在法律的基础上,更多考虑社会情理,即以法齐之、以理晓之、以情动之。
理念上,从管理到治理,是从政府到社会的视角过渡,以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网络舆情,才能实现综合高效治理。
制度层面:实现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化。法治化是现代化国家标志,社会的平稳运行需要法律保障。对于网络舆情,以法治网要求越轨行为一定要付出相应的失范成本。但法律强调的不是限制与禁止,而是对于自由的保障,它可以为网络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提供自由、平等的制度保证。
政府是推进网络舆情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要以促进网络健康发展和保护公民自由表达为目的,在制裁网络失范行为的同时,不应该以束缚言论表达和信息传播自由为成本。网络舆情治理呼唤法治化,其功效不仅能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更可以制约公权力的肆意与暴虐。
社会层面:话语空间的重构。网络舆情接连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公共事件的高频发生,同时网络舆情也是一个社会结构性压力的参考指数,目前这种社会压力水位的高攀毫无疑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存在着压力隐患。
社会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危机已然不是概率性的呈现,而是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常态化的错位表现。就事论事、见招拆招地应对网络舆情,只能缓解对立社会的表层矛盾,其并未触及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压力,但降低后者的压力指数才是治本之策。此外,高频爆发的网络舆情危机,实际上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加深、社会阶层固化等社会性症结的现实投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社会纠纷不断涌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这些消极情绪很大程度上需要进行持续、舒缓的宣泄和消解,否则一旦集中倾泻就会造成舆情的决堤。社会需要“泄压阀”疏泄机体压力,沟通和对话就能起到这样的功效。所以,在制度性的沟通对话机制下建构起一个起到“社会黏合剂”功效的公共话语空间,显得尤为重要。它提供了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呼唤理性表达,为社会压抑情绪的释放设置了理想路径,进而释放结构性压力,消解网络舆情的汹涌,更可能促成阶层的和解,实现共识的凝聚,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创造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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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涉警网络舆情;媒体影响;应对策略
一、前言
网络舆情是指通过网络传播的消息影响了社会群众的认知与情感的过程。涉警网络舆情对公安机关的工作能力以及队伍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网络技术发达的当下,利用涉警网络舆情进行非法交易与传播的事件逐渐增多,对公安形象以及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只有重视涉警网络舆情的媒体应对策略,才能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更好的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二、涉警网络舆情的媒体影响分析
(一)积极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方式也在不断的优化中,利用网络技术,能够使得信息处理更加公开和透明,能够实现信息传递的方便有效,利用网络技术,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消息的真实性,能够在第一时间对信息进行反馈,从而减少人为对事件的加工和修饰,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如利用网络技术,警方可以建立相应的公众平台,对突发性事件及时进行公布,同时也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实现消息的转发,进一步扩大消息的传播范围,从而增强涉警网络舆情的影响力。另外,通过利用网络技术,能够实现内部的统一管理,在公安机关内部,利用网络技术,能够创建网络警务管理中心,将上级领导部门的工作指示第一时间传递给个人,保证相关工作内容的有效落实,另外,依靠涉警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能够及时反应出内部管理存在的漏洞,从而进行有效的统一管理,增大民众对警方的评价渠道,根据民众的反应优化工作模式,落实改革举措,从而提高警方的工作效率及能力,助力于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二)消极影响。由于网络对于消息传播监管范围及深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网络发言过于自由化,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消息的与传播,在实际的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大量不实的报道内容,引发网络民众对警方的误解,从而造成警方的公信力有所降低。涉警网络舆情的媒体应对主动权不在警方手中,造成警方在涉警网络舆情具体事件中,常常不具备话语权,使得警方面临来自多方面的舆论压力,影响了正常工作的有序进行。另外,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及时性,且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互联网越来越普及,虚假消息的传播能力越来越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可以煽动网络民众的情绪,激起民众的不满,严重威胁了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同时也使得警方的工作增加了难度。网络舆情具有蝴蝶效应,任何微小的事件都有可能引发强烈信任危机和社会动荡,但是针对于网络舆情的控制力度,警方的主动权还不够明确,同时也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工作方案,导致在处理涉警网络舆情事件时,难以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影响了公安机关在社会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三、涉警网络舆情的媒体应对策略
(一)增强涉警网络舆情的危机意识。由于网络的普及和公安工作的特殊性质,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必须要扩大工作范围,针对于涉警网络舆情繁荣发展现状,警方应当加强网络意识,强化危机感,由网络引发的社会事务逐渐增多,对警务工作的冲击也逐渐增大。因此,警方应当重视涉警网络舆情的媒体应对能力,加强与网络民众的沟通力度,可以通过建立警民交流群、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增大公安机关的宣传力度,拉近公安机关与社会群众的关系,不仅能够树立良好的形象,同时也能增大对网络舆情的了解力度,从而制定多层次的应对预案,有效化解民众对于公安机关的误解,有效控制恶性事件的蔓延,促进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的有效展开。
(二)创新涉警网络舆情的处理模式。传统的涉警网络舆情媒体应对的模式内容主要在于规避风险,采用公告等形式予以,这样不仅造成公安机关的反应速度过慢,不能在第一时间对涉警事件做出回应。同时由于事件的不公开化处理,反而容易引发民众的猜测,不利于公安机关的形象。因此,在实际的涉警网络舆情的媒体应对过程中,应当注重媒体应对的方式,创新涉警网络舆情的处理模式,必须要本着开诚布公的心态,要把真实事件的发生过程向社会群众予以公布,保护民众的知情权,正确控制涉警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同时注重事态发展的阶段性报道,要及时做出回应,经过充分的调查后,对后续事件的报道要详细且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同时要对善后工作积极主动予以告知。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总结出涉警网络舆情的处理经验,才能有效降低负面影响,维护公安机关的形象,发挥出优秀的公安队伍在处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三)重视涉警网络舆情的处理监控。社会秩序的维护必须依靠于公安机关的力量,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网络在社会秩序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仅存在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会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了有效的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同时抑制网络危机事件的发生,就必须要加大对网络的监控力度,又由于在涉警网络舆情中,警方受到来自各方面舆论压力,必须要通过有效的监控工作,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主动权,从而对于事态的发展进行控制,避免不法分子利用涉警网络舆情从事非法活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只有增强涉警网络舆情的危机意识、创新处理模式,同时加强网络的监控力度,才能保证在涉警网络舆情中,公安机关掌握主动权,才能有效维护公安机关的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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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网络舆情监测工作是指网络信息工作的部门或人员在特定时期或者在特定的事件中对公众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言论和意见进行监视、收集、分析、整理及预测的行为,这些言论被称为网络舆情。
当前的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平台主要是基于信息采集、整合技术和智能处理技术,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的自动抓取、自动分类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实现对用户的网络舆情监测,并由相关部门形成舆情工作报告、舆情信息简报等,为舆论引导提供可靠的分析依据。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舆论呈现的新特点,促使网络舆情监测工作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这为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
网络舆论信息格局发生变化,舆情分析质量亟待提高。据人民网权威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在2016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应用不断向社会各层面渗透,网络舆论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网民结构与社会人口结构趋同,网民产生代际更新导致网络流行议题和文化热点发生转换,微博、微信平台化,专业自媒体步入兴盛等。在这样的变局下,网络舆情监测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然而,有些部门的舆情信息收集工作仍然停留在报刊、门户网站、BBS、微博等开源信息的收集阶段,并未将新闻客户端、微信、直播等平台打通,难以保证舆情信息分析的全面性以及舆情热度指标的准确性。《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还对近五年来参与当年最具网络关注度的20个舆情热点事件讨论的320万微博用户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关注新闻事件和聚焦热点话题的网民发生了代际交替,在性别方面,女性的比例明显上升;在地域上,三、四线城市用户增长迅猛。受众层面发生的这些变化,也将在舆情监测工作中体现出来。然而在目前的舆情监测工作中,相关信息部门的舆情信息报送在内容上只是就事论事、停留在现象层面,对受众的成分、热点事件的社会背景以及事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在形式上,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的报送还停留在工作动态报告或者事件日志等形式的报送上。这样就造成了网络舆情信息的价值作用降低、服务能力减弱的问题。
热点事件话语体系不可控,舆情预警能力亟待增强。纵观近年来发生的热点公共突发事件,可以发现,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社交平台上,公众的话语体系呈现出了一些全新特征,如舆论主体的匿名性、参与渠道的多元化、生成议题的自发性、交流观点的无界性、汇集意见的实时性、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等。这些特征与舆论话语体系在传统媒体的呈现完全不同,网络舆论热点事件话语体系的不可控性大大增强。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自媒体呈现出来的话语体系最为庞杂。许多舆情信息不仅包含结构化数据,还涉及大量非结构化数据,若对其准确性、真实性逐一核查,既耗费人力又耗费时间。就内容而言,较多负面、虚假舆情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单纯以关键词或主题词进行搜索容易产生误判、遗漏。话语体系的不可控性增加了舆情监测工作的难度,这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过硬的专业敏感性以及较强的网络操作技能。但是目前大多数舆情监测工作部门的信息工作人员缺乏专业化的训练,舆情信息工作水平参差不齐。就舆情监测平台系统来说,对于舆情信息的跟踪分析灵敏度较低,在有些热点事件的处理上没有按照公共突发事件的分类标准进行准确的分级,从而导致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判断力体现不出其应有的情报价值,预警能力也随之削弱。
舆情监测的技术体系落后,人机不协调问题亟待解决。网络舆论的实时性及其发展的不确定性要求网络舆情监测必须迅速、及时,但很多单位部门的舆情监测平台的方法技术体系滞后,部分单位采用了网络监控系统、有害信息过滤系统等方式进行网络舆情监测,而有些单位为了节省舆情监测设备的成本,甚至将网络舆情监测工作依托于人工网页搜索及浏览的“人工盯梢”方式上,这成为监测工作的一大阻碍,监测工作出现疏忽错判也在所难免。排除资金、人力等客观因素,现阶段的网络舆情监测工作中技术方法体系的不足主要归因于“人机不协调”。机器与人工的协同分工模式不成熟、机器的辅助力量不够,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在预测监测体系中分析情感、预测走势、检查效果等方面应用还稍显粗浅、机械,而在需要人工进行的高级维度分析、提出应对策略等层面,机器的应用又显得粗糙以及同质化。
人工智能为网络舆情监测带来的三大变革
网络舆情监测要适应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要求,就必须顺势而为,积极进行变革,主要包括网络舆情监测技术体系的变革、网络舆情监测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及网络舆情监测管理思维的变革三个方面。
网络舆情监测技术体系的变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网络舆情是为了更好地对舆情进行分析研判,通过直观、简明的方式描述网络舆情信息的产生,进一步推导信息传播主体的态度倾向性、情绪感染性以及初衷、意图等,从而预测网络舆情信息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在“小数据”环境下,网络舆情监测工作还可以依托于“人工盯梢”的方式来完成,那么在“大数据”环境下,当数据的量级达到了EB甚至ZB级别后,以人工监测来把握舆情脉络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那些隐含在网络舆情信息中的观点、态度及情绪的表达,更难以从泛滥成灾的信息碎片中被真正发掘出来。加之海量信息的不共享所带来的“信息盲区”,更使得舆情信息分析不够严谨,易偏离实际,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依托搭建智能化的网络舆情监管平台来解决。在平台上可以通过三种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研判相结合,再借助如眼动仪、脑电仪等受众检验仪器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综合化分析。三种主要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包括:一是Web挖掘技术,该技术把互联网与数据挖掘技术结合起来,对网络上结构化数据如文字言论,以及非结构化的数据如视音频、图像等信息进行采集,完成信息前期处理的第一步;二是语义识别技术,该技术是利用采集到的信息,通过对语句中的关键词进行词义推断处理以及句子语法结构的分析,从而将复杂信息简单化,这是对采集的信息数据做进一步识别推断的过程;三是TFDF信息聚类技术,该技术主要提升数据信息的分析和分类速度,使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的处理更加及时,反应更加灵敏,提高采取措施的时效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有利于对信息进行挖掘、采集、分类、整理,从而找寻出最核心的关键性数据。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运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网络舆情的性质、发展趋势进行正确描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网络舆情监测研究范式的变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及其研究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舆情监测的研究范式从多角度发生了转向。
第一,舆情监测工作视角的转向:从单一化到多元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受众的角色首先发生了转向,由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信息的参与者和传播者。这一转向给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受众是单纯的信息接收方时,网络信息的可控性强,舆情监测工作形式单一,把关相对容易。而受众角色发生变化以后,网络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大大增加,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化特征,把关难度增加,网络舆情监测工作也从单一转向多元化,还需要对信息进行疏导、研判处理。
第二,研究视角的转向:从内容研究转向“内容+关系”研究。传统的网络舆情信息研究最重视的是受众借助网络进行的话语表达,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内容层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这一单向视角将发生转变,潜藏在内容层面背后的网络受众心理、行为、动机、诉求等多方面因素都将被关注到。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网络舆情信息的研究视角将透过内容层面深入到关系层面,转向对网络受众社会心理描绘、社会关系呈现、社会话语表达等多维度的研究。
第三,研究重点的转向:由舆情监测转向舆情预测。当前的网络舆情监测工作主要通过对当下网络舆情的动态信息进行随机采样来收集、整理、分析,更多的是关注已经发生的事件在过去及当下的动向,对未来的发展预测难以兼顾。而借助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及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网络舆情的性质、发展趋势进行正确描述,再结合大数据分析处理整群数据来实现预测功能。比如,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谷歌通过关注用户搜索中的“流感”关键词来预测实际流感发生的时间,往往可以提前两三个周对流感的爆发进行预报及预防。
网络舆情监测管理思维的变革。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网络舆情监测平台出现之前,相关舆情监测部门的管理者往往由一人或几人的小团队组成,在监测信息数据量级不大的情况下,这种小作坊式单打独斗、面面俱到的舆情监控管理思维可以基本满足需求。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种小作坊式的舆情监测体系面临瓦解。当前,商业化运营的软件监测团队多达几百家,这些监测软件服务商通过开发相应的舆情监测软件为政府部门、企业主体以及科研院所提供服务,进行简单的舆情信息数据采集及分类处理工作。在数据开源的情况下,这些软件服务商的竞争逐渐由粗放型、低层次化向数据处理的优化、人机互动、机器算法的精进等层面转变。
在以上变化的基础上,舆情监测的管理思维也必须转向,组建一支人员分工明确、高度聚合集约的舆情分析团队势在必行。舆情管理的思维变革依托于人工智能监控系统改变团队的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通过智能化的舆情监测系统代替低效的人工操作,其专业性要求颇高,而最佳处理模式就是专业化团队加人工智能技术。按照这样的管理思维,未来舆情监测团队的分工将更加明确,行业内部集约聚合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行业有机化程度也将逐步增强。
[关键词]大数据;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8225
随着我国网民的数量越来越多,移动智能设备如手机、电脑、平板也越来越普及,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工具更是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突发事件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们对突发事件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突发事件一旦发生,相关部门如何快速收集网络上的舆情信息,跟踪事态变化,及时向有P部门通报,是新形势和新环境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大数据时代,网络上承载的信息和数据越来越多,给网络舆情的信息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利用大数据技术的优势,网络舆情信息相关部门可以从网上海量的、多样的信息中迅速分析、挖掘出有价值的舆情信息,如何浓缩并解读海量的信息,提高舆情数据的研判能力是大数据环境下舆情分析的重要挑战,大数据技术将在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工作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1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现状分析
从目前研究舆情的文献来看,舆情的研究经历了传统社会舆情分析、网络舆情分析、大数据舆情分析三个阶段。Facebook、推特、微博等社交网络媒体的兴起掀起了研究网络舆情的热潮,Nathalie Henry通过推特获取了2012年法国大选中网民情感取向数据,并对大选结果进行了预测,证明社交网络媒体确实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喻国明(2013)在文章中指出网络舆情的研究经历了早期简单粗放的研究阶段和当前海量的网络舆情研究两个阶段。孙帅(2014)等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探求网络舆情的进化规则,创立了网络c情变化发展的分布模型,并且发现其适应的分析方法。李弼程(2010)等人创立了多种网络舆情的姿态分析模型来对网络行为进行分析判断。网络舆情的信息工作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新特点、新变化,将大数据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大数据在网络舆情工作中起的重要支撑作用,既可以推进互联网现代化的治理,还可以提高政府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急处理能力。
2大数据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用
应用在网络舆情的大数据技术有很多,目前比较成熟的是Apache 软件基金会提出的 Hadoop 分布式计算系统基础框架。框架包含多个大数据技术开源项目,相关的核心技术主要包括:分布式计算模型(MapReduce)、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数据仓库工具Hive和分布式数据库 Hbase,其中对大数据网络舆情分析起着关键作用的是MapReduce。Hadoop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通过MapReduce模型实现其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数据的监测、分析以及舆情的趋势分析、跟踪预警,从而提高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还可以有效利用与管理硬件资源和存储资源,提供更高的数据存取能力。Hive可以快速查询数据、挖掘数据并迅速建立索引。基于非结构化数据存储的数据库Hbase的使用,可以兼容不同类型的数据实现分布式存储。
传统的监测工具、方法和流程难以处理现在海量复杂的网络舆情,基于Hadoop的大数据技术因其快速的数据处理能力、数据存取效率极高、灵活的应用平台能力以及可以通用的硬件系统诸多良好的性能,可以在海量数据的环境下完成舆情信息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及突发事件预警支持、舆情信息报告等工作,满足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信息相关工作的高标准和高要求。Hadoop是当前学术科研界和企业实务界用来解决大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的主流技术,更加缩短了数据处理的时间、降低了综合成本。
3基于大数据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31前期:搭建网络舆情收集、分析平台
搭建具有公信力的网络舆情收集、分析平台,该平台应同时具有网络舆情宣传、评价、报告和处理等功能。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及时收集、跟踪网络热点问题,第一时间研判网络舆情事件;通过多种方式引导网络舆情,在收集、分析网络舆情信息的基础上科学合理传播、处置信息;及时反馈处理的舆情信息、作出评价并定期舆情报告。通过平台,可以有效地掌握舆情处理的主动权。
32中期:建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处理机制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处理不仅适用于事件舆情的前期爆发阶段,也适用于事件网络舆情发展的其他阶段。有效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处理机制,可以把事件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然后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疏导,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减小影响,并防止事件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33后期:完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事后体系
善后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策略里必要的步骤,主要协助舆情相关部门恢复网络的正常秩序,防止或控制此事件舆情再次发生,为以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和处理提供经验。所以,事后体系应该包括对现有处理方案的评估、总结和舆情数据库的建立。我们需要建立相关的网络舆情数据库,便于以后及时查阅、完善网络舆情的事后体系。
4结论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分析已逐渐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目前来看,国内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网络舆情分析算法、舆情监控系统的研究,对基于大数据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分析相关的技术研究相对较少,还不能满足现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需求。确实,现在网络舆情的研究大部分都是情报方面的工作,但是加入大数据的背景之后,我们可以从定性的方法慢慢变成定量研究。本文主要基于大数据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进行研究,总结了大数据在网络舆情的应用及应对策略,展望下一步研究可以从可视化方面研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解决网络舆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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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方法创新的必要性
1.1 决策方法科学化的需要
科学化、民主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决策的两面旗帜。引进应用模糊数学中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方法,对各种方案进行全面、定量的分析,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决策的主观化。建立在数量关系上的分析方法,还有利于掌握备选方案的发
2.2.2 网络舆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决策的作用
首先,扩大决策者的信息源,使决策更加准确和科学。传统的舆情,存在于师生之间的普通谈话和议论之中,难以捕捉。决策者为了搜集意见而进行的调查,浪费时间且效率低,搜集到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部分遗漏或者丢失的状况,甚至出现信息失真。网络舆情弥补了这一缺陷,其形成和传递较为迅速、直接,使决策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师生的意愿,借助广大师生的智慧和力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力争使决策者的认识更加统一,决策更加合理、科学。
其次,提高决策对象参与权,提高决策的民主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决策应是决策者和决策对象互动的过程,是不断征求决策对象意见对备选方案进行遴选,做出最优选择的过程,网络舆情环境的开放性和主体的匿名性,提高了决策对象的参与权,也激发了其话语权,通过BBS、博客、MSN等自由交流、自由表态,弥补了决策者在某些问题上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决策的民主化。
最后,对决策的执行进行监督和回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策者所做的每一项决策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决策对象的利益,要想知道所做的决策是否正确,就需要将其运用于实践,了解其实际效果和各方面的反应。决策对象的满意度和回馈意见为决策者选择最佳方案提供了说明,网络舆情实时提供了决策对象的看法,为决策者不断完善和修正决策提供了依据。
2.2.3 网络舆情的实施程序
例如,某高校欲实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相关部分制定了几种不同的课改方案,可通过以下程序进行选择:
首先,准备阶段。决策部门工作人员将各备选方案,通过校园网络和媒体报导后,引起广大师生的关注,并在师生间传播,使师生可以心中有数。
其次,初步形成阶段。师生通过校园BBS、微博、E-mail等方式,发表自己对各备选方案或者某一方案的看法,并跟帖自己喜欢的主题。此时师生选择的自己认为较好的方案大多是根据自己的“第一感觉”而定的们需要进一步的思考斟酌。
再次,深入发展阶段。随着关注量的上升,会有更多的评论和新的方案的提出。每个备选方案都有人支持,而且持相同看法的人会形成一个舆情圈,他们的不同的评论和见解是决策者参考的主要依据。
最后,信息整合、评价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决策者将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和评价,将各方案的意见进行归类,并对收集的信息“去伪存真”。综合网络舆情和决策者的意见,做出最优选择。
3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方法”和“网络舆情方法”在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方法”中,我们对模糊因素集和权重集的建立,都是依靠定性分析而得的。因此,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决策进行量化分析之前,需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非量化因素进行定性思考,其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最后定量分析的结果。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实现最优选择。
在“网络舆情方法”中,首先要注意网络舆情信息的准确性。网络的匿名性,使部分师生的言论毫无禁忌,导致出现大量的无用信息或者垃圾信息,浪费决策者筛选信息的时间。其次是网络舆情信息的安全性。舆情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可能会遭到非法篡改,造成信息失真,或者信息收集系统遭受病毒袭击,导致系统的瘫痪。这些都将对实施网络舆情方法产生冲击。因此,要努力建构和完善高效、安全的网络舆情运行系统,建立专业的工作队伍,为决策者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为师生发挥决策主体性创建平台,为师生和决策者的沟通搭建通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