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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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自古以来农业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关键，也是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基础，是社会安定富庶的根本所在。重视农业和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萌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随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农业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居者有畜积。”帝尧“命羲和‘敬授民时’”，“民赖其庆”，“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周公作大诰……次归禾，次嘉禾……”战国初期魏国李悝力主发展农业生产，其变法中重要的一条即“尽地力之教”，认为农业不仅是人们的衣食之源，而且是创造财富的途径，“农伤则国贫”，农业更是保证社会安定的因素。商鞅在秦国变法，进一步把农桑确定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本业”，重本而抑末，“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鞅之后的苟况，也把农业视为“本业”，认为它是增加社会财富的源泉，只要做到“强本而节用”，就能使国家富强。战国末年的韩非，则更明确提出了“富国以民”，也同李悝和商鞅一样把农业视为创造财富的途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重农思想仍没有改变。始皇二十八年，琅琊台刻石日：“……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代秦兴以来，进一步继承重农抑商的思想。特别在汉初残破的经济条件下，“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穰，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发展农业、与民休息就成为当务之急。顺应这一历史要求，汉初统治者，鼓励军民开垦荒地，减免赋税，减轻徭役，约法省禁，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以此来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汉文帝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为生也。”汉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晁错也认为农业是“政之本务”、“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衣则寒”。可见汉初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政论家，都把农业视为立国的根本，把发展农业当作政务的中心。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西汉初年因“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所谓“令民铸钱”，即国家不再垄断，允许百姓自己经营铸钱。孝文帝时期，“令民纵得自铸钱”，特别是其宠臣“邓通钱满天下”。汉代以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否存在国家垄断铸币，到底有没有私人铸币我们不得而知，但《楚汉春秋》中曾记载秦朝末年项梁部下违法私铸钱币的事：这可以说明秦朝官方是垄断铸币权的，但汉初即打破这种垄断，任民自铸。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的很清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由于农业劳动强度大而获利小，造币利大，因此汉初的放任民间铸币的政策诱使许多百姓弃农务工。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人口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从事“末业”的人多，则从事本业的人必然减少，从而使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给社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文帝时“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不可否认，国家不再垄断铸钱，使大批农民“背本而趋末”，是导致粮食困乏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初的几位政论家对这种情况也有初步的认识。贾谊认为汉初粮食储备缺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而坐食粮食的人多，“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他曾提出了许多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措施。贾谊在《新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货币主张，其中重要的一条大旨即是：不准私人采铜铸钱，可使大批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中去，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这是较早认识到私铸货币危害农业生产的看法。晁错也认为汉初“蓄积不及”的原因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换言之，由于从事末作之业的人太多，生产发展不够。元帝时期，贡禹上书言得失：“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摔中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可见他对铸钱之害已认识相当透彻。

虽然汉初已有人认识到从事农业的人数减少会损害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已隐约认识到民间私铸钱币与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关系，但一直没有把禁止民间私自铸币问题提上日程。直到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朝廷才开始收回铸币权，颁布私铸钱判弃市罪的法令，允许民间私人铸钱的阶段就此结束。汉武帝时期，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进一步控制了国家铸币大权，并颁布盗铸诸金钱罪皆死的严刑峻法，但受高额利润的诱使，从建元以来，“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虽然这样，据《平准书》对当时经济状况的记载，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禁铸私币的一些成果。汉武帝时期，“非遇水旱灾害，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货……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与汉初粮食匮乏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随着2月25日关于朝核问题的新一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朝鲜半岛。一直努力介入半岛事务、推动朝鲜融入国际社会的欧盟没有在会谈桌上找到它的位置，其内心自然别有一番滋味。

朝鲜最大的外援方之一

从1995年朝鲜首次呼吁国际社会救助至1998年，是欧盟对朝鲜“开始接触”时期。当时欧盟接触朝鲜主要是通过欧洲国家在朝鲜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粮食组织向朝鲜提供物质援助。欧盟援朝名目繁多，既包括粮食以及各种人道主义援助，也有机制化的“介入”，如向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捐款等。据欧盟委员会统计，截至2002年底，欧盟向朝鲜提供的援助共值3亿欧元，是朝鲜“最大和始终如一的外援来源地之一”。其中人道主义援助为3800万欧元（1995年～2000年），粮食援助约为1．68亿欧元（1997年～2001年）。1997年欧盟主动加入由美国、韩国、日本组成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此后至2000年，每年向该组织提供价值1500万欧元的燃油。2001年，欧盟决定继续保持同该组织的合作，承诺在2001年～2005年期间将每年向其贡献2000万欧元。

欧盟对朝鲜援助还向更高层次迈进。2000年10月和11月，欧盟各国外长两次开会决定，加强对朝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技术性援助”。翌年2月，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欧盟实地考察团抵达平壤。他们发现朝鲜最迫切需要对一些重要政府部门进行“基本训练”，包括了解国际贸易和金融知识，掌握能源、交通等方面的管理能力以及帮助朝鲜融入世界经济、实现社会和经济持续性发展等。随后，欧盟举行“成员国援助朝鲜协调大会”，朝鲜也派官员参加了大会。在实地调查和成员国协商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于2002年3月出台了一个新的对朝四年援助计划，正式名称为《欧盟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战略文件”2001－2004》。朝鲜对与欧盟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也表现了热情。2002年3月初，朝鲜一个高级经济代表团访问了欧盟总部、比利时、英国、意大利、瑞典。欧盟与朝鲜双方关系出现了空前热烈的场面。

“全面接触”的老手

与美国不同，多数欧洲国家在国际上主张“接触”政策，对“制裁”和“断交”比较谨慎。欧洲人不仅对朝鲜等被美国列为“无赖国家”的国家采取接触政策，而且还向人们表明它们对美国也是采取接触政策，目的也是希望影响美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1998年，欧朝关系进入了全面接触阶段，双方举行了第一次高层政治对话。迄今，欧朝共举行了五次地区司长级的政治对话。2000年欧洲各国掀起了与朝鲜建交的热潮。1月，意大利与朝鲜建交，年底，英国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两国建交谈判。

欧洲国家与朝鲜建交热曾使日本、俄罗斯等国感觉到了压力。日本一家媒体表示，朝鲜与欧洲各国关系的密切，使得与朝鲜之间尚存在悬而未决问题的日本产生了“孤立感”。另一家媒体还指出，欧洲在外交上与朝鲜的接近，使得俄罗斯这个从苏联时代起就与朝鲜保持同盟关系的大国手中的“朝鲜牌”开始贬值了。继成员国与朝鲜建交之后，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也于2001年5月14日宣布了与朝鲜建交的决定。目前，除法国外，欧盟所有成员国都与朝鲜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南北朝鲜关系缓和、欧洲各国与朝鲜建交热的鼓舞下，2001年3月，欧盟15国首脑做出了进一步加大与朝鲜交往力度的决定。同年5月，欧盟轮值主席、瑞典首相佩尔松与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以及欧盟委员会外交委员彭定康率团访问了平壤。欧盟“三驾马车”访朝将欧朝关系推向了。根据欧盟官方公开文件，欧盟代表团访朝时，与举行了会谈。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承诺：保证回访汉城，遵守与美国1994年签署的“框架协议”，至少在2003年不进行导弹试验，同意与欧盟开展试探性人权会谈。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表示他希望制定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并决定派一个高级官员团访问欧洲，了解欧盟经济政策模式。

由上可见，无论是对朝援助，还是与朝鲜政治对话，亦或关系正常化，在与朝鲜开展的各方面接触中，欧盟在当时均走在了美国和日本的前面。

空白的一年

正当欧洲各国与朝鲜关系迅速发展之际，2003年10月朝核危机再次爆发，欧朝关系出现了急刹车。一个月后，欧盟15个成员国外长讨论了朝鲜半岛形势以及欧盟对朝政策，对朝鲜核计划深表“严重忧虑”，强烈敦促朝鲜立即彻底放弃核计划，不折不扣地遵守所有国际承诺，还要求欧盟各个成员国及欧盟委员会重新审议各自对朝鲜政策，包括对朝鲜的技术援助项目及贸易措施。

由于欧盟给自己与朝鲜的关系设了一道栏杆，2003年欧朝关系骤然降温。在2003年欧朝关系大事表上人们发现一片空白。欧盟渴望能够有机会直接参与有关朝核问题的会谈，因此支持召开由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一方，以欧盟、日本和朝韩两国为一方的谈判方案。但这一方案也因为没有得到有关方面接受而不了了之。到2003年底，欧盟最终放弃了派高级代表团访问朝鲜的计划。12月，一个由欧盟轮值主席国意大利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率领的欧盟司级代表团访问了平壤和汉城。

尽管欧盟与朝鲜关系处于停滞状态，欧盟也难以坐到朝核问题谈判桌前，但欧盟坚决支持有关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立场。同时，欧盟在2003年仍保留了对朝鲜的人道主义和粮食援助。在原先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还在5月新批准了一项价值750万欧元、专门针对朝鲜医疗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

全球安全“玩家”？

有关朝核问题的“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均与欧盟无缘，这使人们对欧盟给自己确定的全球安全“玩家”角色产生了疑问。欧盟第一次以法律条约的形式提出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但直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这个以经济、贸易见长，“性格内敛”的组织才可以说真正踏上了建设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的艰难路程。2003年5月，一支由六万人组成、有能力在两个月内赶往出事地点、执行长达一年时间任务的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宣告诞生。尽管这支部队与北约的职能不同，主要是用来处理地区冲突，执行维和、人道主义使命，但它毕竟是属于欧盟自身领导的、独立于北约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的建设提高了欧盟独立应对本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安全危机的能力。

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高中历史复习经济发展原因

历史科高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史。而在经济史的考查中又常常涉及经济发展的原因、表现、从中得到的启示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和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很多学生会觉得多而乱,但是只要我们在复习中注意总结规律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经济发展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环境、技术、市场、政策、资金、劳动力、资源。

其次,高中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讲述了中国从先秦时期到清朝前期的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近现代史则讲述了1840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而世界近现史则讲述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包括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在分析古代经济及近现代经济发展原因时的侧重点是不完全相同的。

一

在中国古代史中,对于经济发展的原因,我们主要从环境、政策、技术、市场、劳动力等方面分析,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汉朝、隋唐、元明清;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相对安定,江南地区得到开发。

(二)统治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统治者对土地政策、赋税政策的调整都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如西汉初期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的休养生息政策使汉初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为汉武帝的大一统提供了物质基础;唐太宗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武则天重视发展生产,这为后来“开元盛世”的出现做了准备;清朝的更名田、地丁银等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包括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工程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作物品种的引进等。如商周时期我国人民已经会用绿肥和粪肥,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唐朝的曲辕犁、筒车,宋朝引进占城稻,明朝引进玉米等都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经济的交流带来双赢的效果。它包括:1.中外经济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如隋唐时期、宋元时期频繁的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产品的海外市场,促进了我国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及手工业和商业、城市的繁荣。2.国内各民族间的交流既促进了边疆地区开发,又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发展。

(五)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二

在近现代史中,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我们侧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环境、技术、资金、市场、资源、劳动力、政策等。

(一)环境。和平的国际环境,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二战后欧洲、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就得益于和平的环境。两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德等国家经济发展都受到严重破坏,而美国经济实力更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大战中美国本土远离战场。

(二)技术和资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力,现代国际竞争实际是科学技术人才的竞争;而资金的缺乏也会严重影响经济的运行。如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于它积极地运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19世纪晚期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慢于美国和德国,工业产值由世界第一下降到世界第三,其原因就在于英国的资本家不愿对国内的老企业进行设备的更新及采用新技术,同时把大量资金输往殖民地以获得高额利润。二战后联邦德国及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在于两国都重视采用新技术,重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把资金最大限度地运用于经济发展上。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迅速,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因外,也在于对外开放,引进了外国先进的技术及资金。

(三)市场。统一的国内市场,广阔的海外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殖民扩张使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广阔的市场需求成为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直接原因。美国内战,德意志统一,日本明治维新等都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四)资源。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西部领土的开发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的、更广阔的市场;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得益于从法国得到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矿藏资源。1973年西亚国家提高石油价格引起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五)劳动力。1861―1865年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度,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欧亚移民的涌入提供了劳动力,并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和经验。而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同样促进了俄国经济的发展。

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西汉建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扫除烦苛，与民休息”。①当时，在认定工商与农皆“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的道理时，“无为而治”被认为是最好的指导思想。因此，西汉前期在扭转“百业萧条”局面的过程中，对工商业也采取了较为宽松、优惠的政策。

(一)“弛商贾之律”。刘邦即位之初，曾颁布“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法令，并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但这个“贱商令”，为时不长。在惠帝、吕后当政时，以“天下初定”为由，断然下诏“复弛商贾之律”。②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商贾的某些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商贾经济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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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二)“弛山泽之禁”，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①汉高祖刘邦之时，已将冶铁、采矿、煮盐等山泽之源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吕后在位期间，虽然一度对盐铁私营有过“禁令”，但文帝即位后，仍“纵民冶铁、煮盐”，②继续放任私人对盐铁的产销。当时“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③这种大规模的纵民冶煮，使工商主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

(三)“通关去塞”，任民周流。汉初，“除苛解娆，宽大爱人……通关去塞”。④为便利往返商旅，曾采取措施，“开关梁”，疏通关塞。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诏：“除关，无用传”，⑤即取消进出关卡检查“符传”的规定。景帝时虽曾考虑到“七国新反”，而“复置传”，但关塞仍然开放，而且免征关税，以利商贾。

(四)开放关市。“边塞开斥，与民无禁”，⑥对关市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边关自由贸易。当时“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和南越也有“关市”。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一度限制的主要是铁器，其他关市贸易照常进行。通关市，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贸易提供了条件，也有助于汉族商贾出关经商，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物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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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② (盐铁论．错币)。

③ (盐铁论．复古)。

④ (汉书)卷四十九

⑤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⑥

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西汉的统一，特别是当时的惠商政策，使商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派商品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

首先一个表现是市场兴旺，商品种类很多。司马迁说：当时的“通邑大都”，有酒、醯酱、浆、马、牛、羊、彘、谷、薪稿、船、木、竹、轺车、牛车、漆器、铜器、素木铁器、僮、筋角、丹沙、帛絮细布、文采、榻布皮革、漆、蘖曲盐豉、鲐、觜、鲰、鲍、枣、栗、狐貂裘、羔羊裘、旃席、佗果菜等。②此外，还有犀、玳瑁、珠玑、玉石等各种奢侈品和养生送终之具。举凡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在市场上几乎皆有。不仅商品种类繁多，而且营业额也甚大，动辄以千数。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行商、坐贾、中介商(节阻侩)，还有不少贩运商、囤积商等。市场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再一突出表现是商业城市繁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国形成了不少商业城市。其中京师长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其规模之大，超过罗马三倍以上。全城共有12个门道，每个门道可容纳4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九陌之称。人口达24万以上。城内除宮殿区外，有商业区、手工业作坊等。设有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③每个市有各种店铺，按商品种类排列，称为“列肆”、“市肆”或“市列”。史云：“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都，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④各个市场都设有“市长”或“市令”，负责“察商贾货财贸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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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② 同上。

③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班固：

事”。①协助市令、市长具体管理市政的有“市吏”、“市椽”、“市啬夫”，他们分管登记市籍，征收商税，检查物价、度量衡，维持治安等。除京师长安外，地区性的商业城市还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天下，皆为天下名都”。②如洛阳，居天下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楚梁”。③临淄是东方的经济中心，齐地所产的鱼、盐、漆、帛，特别是丝织品通过此地畅销全国。早在战国之

时，就有人口10万户，“市租千金”，④此时进一步得到发展。商业城市的发展，为商贾追逐“货殖”提供了良好的活动条件。

西汉前期涌现出了众多的富商大贾。当时很多人亦工亦商，工商兼营。他们靠经营冶铁、煮盐等，“财累万金”。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之刁间，役使奴仆，“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⑤蜀的卓氏、程郑，南阳孔氏，也是由于“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而富至巨万，腰缠万贯的。此外，还有一批囤积商、贩运商和高利贷商人。例如：宣曲任氏，在秦末群雄角逐之时，“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后来，“米石至万”，“任氏以此起富”，⑥靠屯积粮食，成为巨万富翁。洛阳师史是个贩运商，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财富积累到七千万。⑦无盐氏是一个“其息十倍”、“富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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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盐铁论．通有)。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④ (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⑤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⑥ 同上。

⑦ 同上。

关中”①的高利贷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重点介绍的巨富中，有产业家、商业家，也有子钱家。这些富商大贾，俨然是商业资本的化身。他们所获的利润相当丰厚，“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②所谓“息”，就是利润，“率”即通常、一般之意，“岁万息二千”，即十分之二的年利息。若有百万资本投入经营，则每年可收利息二十万。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西汉前期百万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当时商业资本的大量存在。

货币经济在西汉前期也相当活跃，金属货币使用的范围很广。用于财政收入方面，除田租是征实物外，其他如算赋、口钱、更赋、訾算等几乎全是收敛铜钱；而用于财政支出方面，诸如军费、官俸等也主要是铜钱，赏赐则多用黄金。金属货币不仅广泛使用于国家财政收支，用于劳务报酬、公私借贷，而且更大量用于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商品计价。在频繁的商品交换中，货币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由于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到了社会的各个侧面，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等无不随着变化，而受冲击最大的是广大农村。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严重，“背本趋末”者多。晁错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两个劳动力，耕田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除去国家的赋敛开支，还要受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得他们只好“卖田宅，鬻子孙”，到处流亡。③又由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当时“背本趋末，浮食者众”。④他们或为了生存，或为了求利，纷纷弃农经商，离开农业生产第一线。小农的分化破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赋役来源和社会秩序，故贾谊提出要“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但并未收到应有效果。由此可见，西汉前期社会经济一度富庶的表现，掩盖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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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卷一百二十九

② 同上。

③ 卷二十四(食货志)。

④ 同上。

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黄老之学”已难于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了。当时，“征伐四夷，国用不足”，长期的战争，加之自然灾害，使国家财政陷于极端窘困地步。所谓“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县官大空”，“无以尽赡”。但另一方面，则“商贾滋众”，富商大贾的势力恶性膨胀。他们或“积贮倍息”，“以利相倾”；或“乘上所急，所卖必倍”；或“财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他们不仅掌握了相当一部分

的经济命脉，甚至俨然成了一股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社会势力。因此，汉武帝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发展，对当时的工商业部门，尤其是富商大贾采取了限制、打击政策。

(一)盐铁、酒类专卖。过去对盐铁实行包商制，听任民间开发，实际上多为豪商大家所经营。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便调整政策，由私营改为官营。当时规定：“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①在大司农下设盐铁官，由国家直接经办盐铁和产品的运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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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贯彻执行。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又“初榷酒酤”，①由政府实行酒类官酿、专卖。这些官营政策的实行，基本上达到了既“排富商大贾”，又收“盐铁之利”的目的。

(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实际上是对工商主所征课的一种特殊性税收。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此外，商贾的轺车、船只得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得，以其半畀之。”②但这道算缗令下达后，大工商主和豪富们并未听令守法，他们“皆争匿财”，“终莫分财佐县官”③，对政府政策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态度。于是汉武帝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又颁布“告缗令”，由杨可主持其事。史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使得中产以上商贾大都破产，而政府却充实了财政，“用益饶矣”。④

(三)收归铸币权。汉初“纵民”自由铸造货币，由于豪商富民操纵了铸币权，币质差，币制乱。汉武帝为打击富商、控制货币，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更请诸郡铸五铢钱”。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⑤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摧浮并兼之徒”，但同时也为了有效地控制金融市场，增加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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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卷六(武帝纪)。

② (汉书)卷二十四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史记)卷三十

(四)均输、平准。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笼天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①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将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从社会流通过程中划分出来掌握在国家手中，使政府既可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物资和运输，又可随时调节和平抑市场物价，将工商业纳入国家经济的轨道。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②堵塞了他们从商品流通过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

汉武帝时期的上述政策和西汉前期迥然不同。这种强化官营，限制、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初以来腾跃发展的商品经济，落入到了一个间歇期。富商大贾和商业资本一度明显衰退。这时富商大贾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剥夺了他们“为吏”之权，而且“发天下七科谪”，③将商贾谪发充边。在经济上，富商大贾的资本被剥夺，所谓“笼天下盐铁之利，以排富商大贾”。④于算缗告缗运动中，他们拥有的訾财、奴婢、田宅等被政府没收而破产，商贾牟利的渠道被杜绝了。当时，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工商业收归官营，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私人工商业的经济根基被挖掉。这必然影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

至于官府工商业的情况，史称：“内修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⑤“尽笼天下之货物”，“民不益赋，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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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同上。

③

④

⑤ 同上。

下用饶”。①表明盐铁官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实行官营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当时盐铁经营者官僚化，卖农具的人在城市，农民“弃田远市”，耽误农时；盐铁工人情绪涣散，“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生产积极性不高；盐铁产品低劣，“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价格昂贵，又强制人民购买，等等。②因此，当汉武帝还在位之时，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董仲舒便曾上书，要求“盐铁皆归于民”，认为官府不宜与民争利。③一度居官的卜式也说“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④斗争相当激烈。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出现了盐铁问题的大辩论。

由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毕竟有本质的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难以阻止，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加之，昭、宣以后打击私商的政策有所松动，故到后来，私营工商业的元气逐渐恢复。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⑤随之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贾。例如：“临淄姓伟訾五千万”；“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⑥尤当指出的是，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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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盐铁论．水旱)。

③

④ (汉书)卷五十八(卜式传)。

⑤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⑥

首先引入注目的是一些大的工商业主，逐渐勾结在朝官僚、依仗政治权势牟利。如成都的罗裒，开初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干余万”。他将钱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又“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间，竟然成为“訾至巨万”①的大富翁。这说明罗裒是一个“赊贷郡国”的高利贷者，又是“擅盐井之利”的大产业主。他的发财致富，显然是依仗官僚地主的权势而获得的。这就与过去的商贾或产业主不同了。

其次是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增多。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的官吏，往往“私贩卖与民争利”。②尤其典型的是官僚张安世。据载：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③杨恽罢官后，“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④这种事例不少。甚至成帝时的丞相张禹，也“内殖货财”，富而“买田至四百顷”。⑤他们采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办法，通过经商发了财后，又将资本投放土地，进行土地兼并。

此外，西汉后期国家对盐铁酒类的专营也受到冲击。当时不仅停止了酒的专营，而且对盐铁的专营也在动摇之中。元帝时一度罢盐铁官，三年后才又恢复，实际上专营开始难以维持。如前面说的成都罗裒，依仗政治权势，“擅盐井之利”。又元、成间，平当“使行流民幽州，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过见称”。⑥汉王朝不得不批准他这样做，而且在派出行使的十一人中。评以“为最”。这种情况和汉武帝之时不大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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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③ (汉书)卷五十九

④ (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

⑤ (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

⑥

东汉政权是在地主豪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统治集团中有很多豪民、商人地主。刘秀本人就是一个曾经“卖谷于宛”①的商人地主。刘秀母舅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②其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③吴汉乃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④由于他们和商人有密切联系，加之当时以“柔道”为治国方针，因此，东汉统治者对工商业采取了放纵、保护政策。

(一)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受限制。在东汉的法律上，没有西汉时的那种“贱商”的规定了，当时未见提及有关“抑商”问题。桓谭曾经建议“举本业”、“抑末利”，但光武帝刘秀未予

采纳。到和帝之后，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得到了合法的存在。

(二)罢盐铁之禁。在光武帝和明帝之时，对盐铁的管制极不统一。虽然有过专营，但主要还是私营。章帝时勉强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盐铁专营，然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临朝，马上宣布“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⑤又正式废除了专卖政策。从此之后一直到东汉末季，在长时期内，几乎未曾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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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三十二

③ (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

④

⑤

(三)取消酒类专卖。东汉除了灾歉之年“禁酤酒”之外，一般听任民间私营。当时，酒成为一个重要商业部门，私营卖酒很盛。李固被杀后，其子燮“变名姓为酒家佣”。①崔寔父亲死后，“因贫困，以酤酒贩鬻为业”。②说明那时酒的酿造和贩卖不仅是私营，而且通常能够以此维持生活。 东汉的工商政策。是封建社会前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于当时政策比较放任和宽松，故商品经济仍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向前发展。

在东汉一朝，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甚多。时人王符说：“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③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浮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莫如此。”④当时商业活动极为频繁，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上经销的商品种类，除主要的粮食、盐铁、牲畜外，还有冠带巾袍、邛杖枸酱、锦缯金银、舟车机杼之类。

尤其是新出产的商品比西汉为多。如全铁农具、齿轮车轴、百炼钢刀、笔墨纸张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充斥市场。人们与市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商人地主化的倾向东汉时期更为明显。当时商人的经济实力很大，既经营商业，又有大批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正如仲长统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⑤商业资本和土地紧密结合，许多通过经商发财后，大量兼并土地，成为既是商人又是地主，一身二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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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

② (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

③ (潜夫论．浮侈)。

④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

⑤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高利贷资本继续得到发展。当时有个叫折象的商人，其家“增益产业”，靠经营高利贷“殖财日久”，有钱二亿，家僮八百。”还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家财达“数十亿”之多。每当政府经费困缺时，也往往向他们借贷资财，“以供国用”。这些商人高利贷者，由于资本雄厚，连中家子弟(中等地主)，也得为其做掮客或中保，而受到役使。所以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②他们拥有惊人的财产，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③无耻之极。

东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外贸易颇为频繁。由于边关政策放松，东汉对周边各族及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关于民族贸易方面，不仅同东、北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合市”，而且与于阗、焉耆、龟兹、鄯善等西域各地的贸易日益密切。

犀角、香料等奢侈品。当时“交通外国”，是为了“广求异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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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折象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

③

④ (后汉书)卷三十四

此外，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东汉朝野逐利之风更加流行。当时，拜金求利的情况相当普遍。求富经商、赚取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利”成为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最终力量。“学以致仕”、读书为贵的观念受到冲击。在有的人看来，“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①了，社会上“舍本农，趋商贾”者，大有人在，出现了一股经商潮，就连万乘之尊的皇帝，也以逐“末”为尚。如汉灵帝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②皇帝在后宫开设“列肆”，命诸宫女自相贩卖经商，这已是相当典型的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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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八十

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理财离不开对宏观经济形势的了解。北京奥运后，中国经济的走向到底会怎样？或曰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并举“蒙特利尔陷阱”来说事；也有人对未来经济持续发展信心十足，以巴塞罗那奥运会为例，1986年巴塞罗那获得25届奥运会举办权后，经济就一路向上走，加快了西班牙的经济复苏。

其实经济的走势常常是出乎人们预料的，不管现在怎么评说后奥运的中国经济，也许在未来当我们回头看时，中国的经济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别样的走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此时，回顾部分国家的后奥运经济或许会有所启示。

雅典奥运会

雅典到目前为止，共举办了2次奥运会，第一次是1896年的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二次就是2004年的第28届奥运会。

举办第一届奥运会时，希腊首相特里库皮斯由于经费问题想缓办奥运，因为希腊此时负债累累，无力在雅典古运动场遗址上重新建造新运动场。

顾拜旦无奈下只得求助希腊王储康士坦丁，争取王储的支持，才得以如愿在雅典举办了第一届奥运会。奥运会的资金除了希腊全国募捐所得外，部分也来源于出售以古奥运会历史为题材的邮票（以高于面值出售）。

首届奥运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不很明显，但是从当时希腊人希望能使雅典奥运会制度化，让“雅典是奥运会永久的家”来看，奥运会给雅典还是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否则也不会在债台高筑时，还通过募捐来举办。

其后因为举办奥运会能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角逐举办权，导致雅典申办了3次才成功地获得了第28届奥运会的举办权。

这届奥运会来希腊旅游的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因为奥运期间游客较高的花费弥补了因游客人数下降带来的差额，所以仍给希腊旅游业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当年，希腊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速，GDP增幅达4.15％。其后，据希腊中央银行统计，2005年，希腊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入高达11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与2004年相比增长了6.7%。

但希腊当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5%。更令政府头痛的是奥运场馆，由于前期规划不周，场馆的建设浪费了不少钱，而奥运会后这些场馆的利用也不甚理想，每年却还要花费不菲的费用来进行维护。

东京奥运会

这是奥运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也是规模空前巨大的一次奥运会。日本政府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大规模地兴建基建设施，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日本的股市也由1958年初的471点升到了1961年7月的顶点1829点。这段时期也叫“岩户景气”。

由于经济过于繁荣，有过热的苗头，日本银行两次调高了利率，引发了股市下挫；直到奥运前一年即1963年，日本股市才重新开始上升。好景不长，奥运结束后，日本的经济又陷于低迷期，为此日本政府在1965年发行特别年债及推出一连串刺激经济政策，经济才重新步入高速增长期。

不得不提的是，奥运促进了日本的产业更新换代，1962年年底日本政府发表经济白皮书，认为日本经济已摆脱单纯依靠增加设备投资促进增长的模式。这种产业的更新换代为日本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汉城奥运会

汉城奥运会举办得甚为成功，韩国因此而受益匪浅。1986年到1988年间，韩国GDP平均增幅达12.5%。

前期由于规划好，大部分的资金用于改善汉城的环境、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场馆的新建放在其次，并且还合理的利用了部分原有的场馆，节省了大笔的费用。奥运会后，韩国还专门成立部门负责奥运场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