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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强调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完善人、实现人:在群体生活中考察人的本质,实现人的价值,有利于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提升每个人的品格。可见,儒家文化对人们的心理调控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以及健康心理的维护等方面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随着大学扩招、收费、就业、分配等方面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加剧,大学生的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成为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倍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儒家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心理卫生思想,对当今大学生的心理起着很好的保健和调适作用,研究儒家文化之精华,对于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修身养性”——塑造积极入世的人格
当今的大学生,可谓年轻有为,风华正茂,是党和人民的希望,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未来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理应有着崇高的品德,坚定的信念,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但是面对新世纪的激烈竞争,西方不良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就业、分配等制度的改革,有不少大学生出现了见利忘义、利欲诱惑、思想动摇、道德滑坡等现象,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德育的重要功能,大力弘扬修身养性的传统美德,重塑大学生健康的心灵。
儒家重义轻利,主张“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上),这表达了利必须合乎义的道德观。义所指的是“合理”或“应当”的意思,这要求大学生要合理追求利润,增加财富,要“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但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二、“学而知之”——培养勤奋好学的精神
“人非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知识的增长和能力的提高,都只有通过后天的学和问获取,所以志道必须志学。孔子一生好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晚年曾概括自己的生平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这种不断追求,不断完善的奋斗精神造就了一代儒学宗师。
大学时期,是人学习知识、积累经验、提高素质的良好时机,大学生也理应是高文化、高素质的群体,然而,许多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就会放松学业,出现喘口气、歇歇脚的现象。调查表明,大学生中学习兴趣缺乏、学习动机不明、学习态度不端、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目标缺失、学习方法不良、学习效果欠佳的现象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在知识爆炸和信息奔涌的时代,运用儒家思想正确处理大学生学业方面的困境,培养他们好学的精神和苦读的意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 “乐群贵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认为,人并不是单独的个体,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是群体的一份子,具有维护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具有道德理性,因而倡导“群居合一”。“乐群”指在人际交往中要乐于合群,这是一种强烈的归属心态,它反对自我封闭,主张与他人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贵和”就是主张“和为贵”,以“和”为准则,做到“和乐如一”,和谐相处。孟子也提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现代心理学认为,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是心理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把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否,作为判断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实践表明,大学生的许多心理困扰来自于人际交往,主要表现为不会交往,不善交往,不知道该如何化解人际矛盾,不知道如何保持人际距离,更有甚者,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如社交孤独症、社交恐怖症等。在纷繁复杂,矛盾重重的社会生活中,上下和谐,人际协调,这种思想不仅可以减少大学生的各种人际矛盾和冲突,维持社会稳定,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和谐社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四、“止于至善”——追求最高人生境界
儒家所倡导的最高人生境界是止于至善,它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儒家看来,这既是“仁道”,又是“圣德”。对个人而言,这既是崇高的个人目标,又是难以实现的理想人格。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生活目的,而每个人都向往着一种更高的生活目的的实现,都极力追寻着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中国有句俗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不能只满足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状况,要力求通过不同的生活方式、手段去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不断地处在一种至善至美的境地。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里蕴涵着当代大学生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刻思想根基,我们要辩证的去分析它并且去运用它,弘扬传统精华,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卓有成效的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同时,使我们的天之骄子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高效率,缩短历程,尽早成长为符合社会道义标准的社会人,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轻松、充实、健康、快乐地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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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绍轩.儒家传统文化与中学德育教育[D].西北师范大学,2004
关键词: 文化 现代新儒家 性 整全性 徐复观
一
人类与动物群落之间的最大区别乃是在于,人类社会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而动物群落则是一种本能的集合。此即是说,人生活在文化之中,而动物生活在本能之中。人虽无时不刻不是生活在文化之中,但稍一究诘,什么是文化,则是一个令人茫然而难以回答的。所以,罗威勒(A.Lowrenle Lowell)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着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 [1](P26)由此可见,文化问题确乎是一个“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繁复问题。
然文化总是人的文化,故无论怎样谈文化,总割弃不了与人的联系。以一定的方式来谈文化,必定以一定的方式揭示了人的本质,这种关涉便是文化哲学的内涵。因此,所谓文化哲学其实是一种谈人的方式,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抽象文化结构上的人的文化存在,亦即人的本质”。 [2](P91)人的本质是什么?中外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都有过论述,如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这些论述都是一些实体性的定义,即分别用“理性”或“仁”来圈定人的本质,其唯一功能就是把人和动物作一区分。人和动物的区分虽然很重要,因为人不能降低到动物的层次,但人生是丰富的,人不能只停留在与动物的比附上,故这些实体性的定义虽然点出了人的本质的最内核的部分,但由此也确实遮蔽了人的本质。如非理性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若我们不能在这种具体的存在方式中感受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则理性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由此而说明的人的本质亦只是一种抽象的本质,它是空洞的,而不是具体可感的。因此,文化哲学欲以文化来说明人的存在,进而感受人的本质,并不是对历史上有关人的定义的否定,而是对这些定义的丰富和超越。
这里因受刘述先《文化哲学》的启发,拟先对西方斯宾格勒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及其限制略加探讨,由此引出现代新儒家对文化问题的思考。这里之所以对斯宾格勒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加以讨论,乃是因为二者分别代表西方两种典型的文化哲学形态。以此二者作为引路切入,更能深切地体认到现代新儒家探讨文化的方式的价值和意义。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旨是尝试对各文化系统的兴衰作一历史的探讨。斯宾格勒拒绝采用一般的来研究历史文化的问题。他认为,历史文化的特质在于它有一个活泼的生命世界,一个不与一般机械物质的自然界相同的世界,我们对它的关心在于性质而不在于数量,而自然科学的方法却是彻头彻尾的量化观点。依斯宾格勒的看法,生命的第一特质乃在于其个体性与不可替代性,但尽管如此,生命在其演化的过程中,彼此却有合拍附节的共同形态出现。这种共同的形态最普遍的表现便是对“世界之希祈”(world-longing)和“世界之恐惧”(world-fear)的原始情感,把人类从世界的暗谜之中带入到了清朗明晰的科学世界,从而引生了大部分人类理智的文化,而逃避了世界恐惧:
在原始暧昧的人类灵魂中,正如同最初的婴孩一样,有一种原始的感受,驱使它要寻找各种方法,来处理广延世界中的各种陌生力量,这些陌生的力量,严酷而坚定,布满了整个空间。而人类的这种防卫行动中最精妙、最有力的形式,便是那因果的定律与系统的知识,把陌生的一切,用符记和数字来加以轨范。
当理智的形式语言,已铸成了一些牢固的铜瓶,把神秘的事物扑获进来,并加以了解之后,世界恐惧便静静止息了。 [3](P78)
斯宾格勒认为,以上所述是所有伟大的文化所共有的方法。不过,在斯宾格勒看来,尽管“世界之希祈”与“世界之恐惧”为人类普遍的原始情感,但在各民族的具体表现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有的民族对“世界之恐惧”感受特深,有的民族对“世界之希祈”企望特盛。这种特殊的表现便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观念”,一个民族的文化便是在其特定的灵魂之下的观念的兴衰史。因此,在斯宾格勒那里,便不存在有“世界史”的观念,只有各个文化兴衰的局部史。这种局部史只要发现了代表其灵魂的象征符号(即观念),如古希腊的阿波罗灵魂,西方近代的浮士德灵魂,中国的道德灵魂,印度的宗教灵魂,埃及的“石”之灵魂,墨西哥的美扬灵魂,俄罗斯的“平板”灵魂及阿拉伯文化的昧津灵魂等,在历史中的命运就是可以被“”的,这便是他所自诩的“历史的逻辑”。依照这种逻辑,每个文化在历史中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我们无须怀念其过去,也无法幻想改变其未来。我们只能站在我们的岗位上,做着命运可能容许我们所做的一切。斯宾格勒把文化建基在一个民族的灵魂背景之上,表明他对各民族“共命慧”的表现,有着深切的了悟。也就是说,斯宾格勒在对一个历史文化的性状的描述上,表现出了过人的见识;但在对一个文化的发展与走向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命定主义。他自认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对待历史文化问题,然却以命定主义的态度来“计算”历史文化,实不知不觉滑入了自然科学方法之中,而丝毫不能触及历史文化中的理想主义,这不能不说是斯宾格勒的悲哀。他把人类的文化划分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互不联系的文化系统,好像人类完全是在黑夜里胡乱摸索的孤魂。他曾美言活泼的生命世界,实则他根本未能契合人性之全,“他的历史观念依然完全是西方即一套机械的世界观念的翻版,内中一点生命的光辉未见”。[4](P79)
卡西尔是新康德主义者,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发轫于康德哲学,并声言为其学的一个继承和拓展。按照卡西尔的看法,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分别从知识、道德和的领域来表现和指示一个共同的人类精神。卡西尔从这一思路得到灵感,接上康德并不止于康德。他把康德的理性批判扩大为文化批判,欲从这里来表现和指示人类精神,即揭示人的本质,其代表作《人论》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他的基本观点是:人类文化的每一内容不只是个孤立的现象,都是建立在一个普遍的形式原理,即人类精神的创造力的活动之上。人类文化的诸领域尽可各异,但却是人类精神同一创造功能在不同领域活动的结果。唯如此,理想主义、唯心论的基本论点才能得到真正的与完全的证实。这种人类精神的创造功能就是符号的创造活动。卡西尔认为,符号并不是对外在事物的简单模仿,而是象征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这一动力表现于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为其统一的基础。这样,人类的文化,即卡西尔所说的符号系统,便既不是纯主观的,又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如此,人们通过对这种符号系统的考察,便可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5](P53)由此可进一步揭示人性:
贵州省是一个欠发达的西部地方,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沿海及中心城市转移。根据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贵州农村外出从业人员达到441.74 万人,为1996 年的3.7 倍,2008 年继续增长到586.72 万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由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增加了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显示,家庭经营收入一直都是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首要构成部分,但是其所占百分比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91%,减少为2009年的51.16%。相反,工资性收入虽然为第二构成比例,但是其却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0%,增加为2009年的35.75%,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贵州省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主,分别占转移人数的29.7%和53.7%,高中及以上占16.6%[1]。李崇慧[2]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例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学历越高,转移的比例越大;目前贵州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季勤等[3]通过对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流劳动力增长到 65.9%。这说明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探寻利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家庭人力资本的途径,以促进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下页表1显示,2000年贵州省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117.51元/人,逐年都在增加,2009年达424.2元/人。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也在逐年提高,其中初中文化受教育程度2000年为34.01%,到2009年增长为42.6%。高中文化受教育文化程度由2000年的3.28%增长为2009年的6%,而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文化程度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0.21%,上升为2009年的1.8%和0.8%。这说明从2000—2009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的同时,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文化状况也在提高。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对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将以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自变量,记为x,以各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记为y,运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之间的影响程度。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影响
三、结论与分析
将以上方程(1)、(2)、(3)、(4)画图进行分析,其中y1、y2、y3和y4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 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劳动力外出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
2.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考虑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提高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可以促进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获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贵州农业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农村劳动力素质。
3.根据图1所示,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四、政策建议
1.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虽然目前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来说,家庭经营所得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其在家庭收入构成所占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而外出从业所得在家庭收入构成中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礼仪课程 创新启示
我国向来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崇尚“礼仪”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高等知识分子的大学生,更是国民素质的集中体现。但是,当前一部分的大学生礼仪却存在比较严重的示范现象。
那么,我们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开展得如何?存在哪些不足呢?大学生礼仪课程应该如何从传统文化里吸取有效成分,获得创新启示呢?本文围绕这些问题,阐述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和理解。
一.当前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的现状
虽然当前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取得很多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学生不喜欢礼仪课程
对于礼仪课,不少大学生不以为然,总觉得这门课程可有可无,甚至认为不合时宜,多此一举。在大学生心目中,礼仪课就是对他们言行举止的限制和规定,对其日常生活有点过度干涉。因此,崇尚自由的九零后大学生往往不会喜欢、不重视礼仪课。
2.礼仪课程缺乏文化内涵
当前,大学生礼仪课的开设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还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尤其是缺乏文化内涵,简单地对各种场合的礼仪要求罗列出来便了事。其实,每一种礼节要求都有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高等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了解每一种礼仪的文化含义。
二.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创新的启示
面对上述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的现状,笔者经过切实的教学实践和个人思考,认为传统文化对该课程的创新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传统文化的基本含义
所谓“传统文化”,主要是指蕴藏在一个民族里面,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文化形式,具体来说,包括思想观念、道德情操、风俗礼仪、等不同层面。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东西方文化撞击而成的文化集合,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主体,融合道家、佛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文化精髓。“传统”并不代表“落后”,对待我国传统文化,需要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2.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创新的启示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更是值得我们用心保护、发扬光大,而且对我们大学生的礼仪教育课程创新,具有一些启发性作用。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和思考,归纳以下几点,以供参考:
(1)“伦理道义”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品德礼仪修养
礼仪是一个人品德修行的外在呈现,集中凝聚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由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只侧重分数而忽略品德修养,加上家庭、社会的缺位,种种原因导致当前大学生的礼仪失范。比如,考试作弊、生活糜烂、谈吐不雅、乱丢乱扔等不良的失礼行为。要提升大学生的品德礼仪,单靠大学生的礼仪课是不够的,还必须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用“伦理道义”来感化大学生的思想灵魂。
如果说西方传统文化是宗教,那么我国传统文化则是道德。上下五千年,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凝聚爱国、爱民的道德精神,推崇仁义道德的品格,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讲求道德、仁义。儒家代表作《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意思是“君子为了道德仁义可以志在四方,而不把自己仅仅局限在故土之上,小人却只顾留恋乡土而不知推行道义;《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我国传统经典《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大自然的运行刚劲强健,对应于此,有德行的人处世必定像天一样的刚强坚定、自强不息,像大地一样的厚重踏实、容载万物。在校大学生学习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必定有助其文化修养,进而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礼仪规范自然随之提升。
(2)中华传统文化重视雅言美行,对大学生的礼仪形象塑造具有示范作用
我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赞誉,讲“礼”重“仪”成为中华民族的良好作风。作为社会知识分子的代表,大学生更应该达到“知书达礼,待人以礼”的目标。但是,当前大学生的礼仪行为经常出现“失范”,极大地破坏了大学生的美好形象。因此,大学礼仪课程需要充分吸收中华民族重视“雅言美行”的优良作风,对塑造大学生的礼仪形象树立示范作用。
我国有一句经典古谚:“站如松,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对个人的言行举止提出比较形象的要求:站立如同一棵松树,行走如同一阵清风,端坐如同一鼎金钟,卧睡如同一张弓。我国最早的学生日常守则是《管子・弟子职》,比如“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无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饬。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提出具有概括性的行为规则要求。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非常强调雅言美行。大学生礼仪课程吸收这些传统文化,对提升大学生的礼仪品德都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3)儒家文化尤其强调“仁礼”,对大学生的礼仪培养有积极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化古国之一,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深厚历史底蕴。儒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尤其强调“仁礼”的道德品质。儒家创立者孔子在《论语・季氏》更是指出“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不学习礼仪,无法在社会立足,可见“礼”在个人修养的地位和作用。《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用“礼”来约束人们的一言一行。《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要求在具体的礼仪运用都需要以“和”为贵,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发展。
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渗透“礼”的精神和内涵。我们教师需要将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仁义”“礼仪”精神,运用到大学生礼仪课堂上。用儒家的礼仪道德来感化当下的大学生,提高其对礼仪道德的认识和理解,尽快促使其成为知书达礼的社会精英代表。
三.总结
当前,部分大学生出现比较严重礼仪失范行为。为此,大学生课堂更需要开设礼仪课程。我国传统文化一直崇尚“礼仪”,可以取其精华成分运用到大学生礼仪课程里,希望借此让该课程获得创新。经过切实的教学实践和个人思考,笔者认为我国传统文化重“伦理道义”、“雅言美行”、“儒家仁礼”,对大学生的礼仪培养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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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振有.论加强大学生礼仪教育的重要性与实施策略[J].中国报业.2011(02)
一、儒家之“仁”与茶人精神
儒家极其看重人格,而且要求从自身做起。儒家的人格思想奠定于孔子的“仁”,“仁”的一大特性就是突出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又在《论语•颜渊》中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孔子仁学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与伦理原则,仅在《论语》当中就被提到109次之多。以礼达仁,是儒家文化对茶道的最大贡献,这也使得儒家的人格思想成为中国茶人精神的基础。茶的特性为儒家文人所注意,并将其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儒家正是以自己的“茶德”,作为茶文化的内在核心,从而形成了民俗中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它对人们的思维乃至行为方式都起到指导和制约的作用。茶是一种文明的饮料,被人们视作饮品中的“君子”。首先,这是由其本性决定的。茶性温,喝茶使人清醒,喝茶可以驱病健身,茶对人可谓有百利而不一弊,故茶自古已有君子之誉。其次,茶的“君子性”还表现在茶的诸种属性上。茶的属性之一是其形貌风范为人景仰。北宋司马光把茶与墨相比:“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之不同。”茶的属性之二是茶作为人间纯洁的象征。茶从采摘烘焙到烹煮取饮,均须十分洁净。正因为如此,人们历来总是将茶品与人品相比,有茶德似人德的说法,这茶德正是寄寓着儒家追求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古往今来,有识之士一直倡导廉、俭,增加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历代文人雅士的品饮活动向来具有内涵深刻优雅的文化情结,因为茶清廉、高洁的品性,茶在养廉、雅志和励志等方面的作用是由古及今的,对君子之风的崇尚心理与饮茶的天然物性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清茶一杯”寓意深长,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作为中华茶文化的奠基人,陆羽将儒家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首先追求引入茶文化,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他在《茶经?一之源》中就认为真正的茶人必须是“精行俭德之人”。可以说,陆羽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唐人斐汶在《茶述》中也表述得非常明确:“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在唐代刘贞亮所总结的茶的“十德”中,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这些都代表了儒家的观点。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进一步综合了前人的说法,总结概括了儒家的茶人精神:“至若茶之为物,擅甄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察。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澹简洁,韵高致静,则非追速之时可得而好尚炎。”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曾说:“君子爱茶,因为茶性无邪。”林语堂先生也说:“茶是象征着尘世的纯洁。”总体而言,孔子与后儒的道德修养理论,一般都坚持首先克己修身,然后推己及人,而及于社会政治的修养路线。品茶一旦上升到了与人格节操相对应的高度,也就是对茶的清淡宁静品格的欣赏十分和谐的统一起来了。儒家将道德摆在首位,必须保持高洁的情操,才能在茶事活动中体现出高逸的中和美学境界。
二、儒家之“和”与茶的社会功能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强调和谐统一的民族,处在春秋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就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体会到“和”的作用。“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范畴,同时也是美学境界。“和”在儒家哲学中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它不但显示了儒家的理想境界,也体现了儒家的艺术情调。“和”可用于自然、社会、人生各个方面,是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理想中拯救社会的一剂良方。茶之为物,最为高贵醇厚,而茶人茶事也是相应的纯洁平和,茶文化之中更是处处渗透着和的思想,可以说讲究和谐已成为中国茶文化应有的内在特质。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也认为茶因禀有山川之灵气,因而能“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可见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如果说“和”可以代表茶性的核心,那么这个“和”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和谐或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对自然与人文统一的追求。儒家认为茶可以协调人际关系,饮茶营造了一个强调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和谐的空间,这正是代表了儒家茶文化真实的理想。茶在民间作为习俗出现,首先是相互交往、互敬互重、增进友谊的象征。饮茶风俗作为睦邻之道,可以从钱塘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中找到相关的记录:“杭城人皆笃高谊,……或有新搬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助事,遗献汤茶,……相望茶水往来,……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通过清茶一杯,可以更多地审己、自省,清清醒醒地看待自己,认识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促进和谐,增进友谊。其间蕴含的宽容平和与绝不强加于人的心态,恰恰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之道,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恰恰又正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宇宙伦理、社群伦理和人道原则。
三、儒家之“中庸”与行茶之道
所谓中庸,按儒家创始人孔子自己的解释就是“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折之”。“中庸之为德”这句话出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应该说,中庸思想在孔子和后代儒家那里,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孔子甚至把中庸作为一种君子人格,《中庸•第二章》中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中庸之道乃是一种修身之道,是处世做人的态度与方法。有中庸这种善德的人格,处世为人处处得乎中道,恰如其分,可见它是一种不偏不激的高贵的君子人格。在修身律己的过程中,只有保持中庸精神,中言中行,“允执其中”,不走极端,避免“过”与“不及”的片面和偏激,才能把握住“度”,才能造成社会的和谐。生于山野之中,承甘露滋润,其味苦中带甘,茶的这些特性与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契合。儒家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这正是茶的本性。在漫长的茶文化发展历史中,中庸之道一直是儒家茶人自觉贯彻并追求的哲理境界和审美情趣,儒家把中庸思想引入中国茶道,各家茶文化精神都是以儒家的中庸为前提。在儒家茶人眼里茶代表了中,代表了度,代表了宜,代表了当,代表了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茶人对自身的要求是保持高洁的情操,在茶事活动中体现出高逸的中庸美学境界。茶道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与自然结合的至高的艺术,反映出自然的四时有序,万物和一。
因此,无论是煮茶过程中茶具茶器的使用,还是品饮过程中茶事礼仪的动作要领,都要不失儒家端庄典雅的风韵,正如儒家“中庸”之所谓“发而中节”,符合规范。从这一点看,儒家茶人的行茶之道,被视为一种修身的过程、陶冶心性的方式、体验的途径、格物致知的方法,比之道家的“自然之道”显得更为讲究。从实践的角度看,行茶要取得完满的结果,关键在于把握“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首先,礼茶人必须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能有偏激走极端,要心平气和,进退有节,待人有礼;其次,在具体活动中也要不偏不倚。例如礼茶的动作,既要突出仪式美,又不过于夸张;选择茶器时融贯美的追求,既讲究了造型与材质,又不失端庄;沏茶过程中,碳火煮水的温度既不过高,也不过低;置茶叶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斟茶时,也依照了同样的原则,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虽然具体的量是因人而异,但基本的中庸之度,却是一致的。
四、儒家之“礼”与茶的礼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