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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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银行监管;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
Abstract:The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has been proposed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i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further strengthening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and stick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and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have become a trend among world’s major financial regulators.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test research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proposals have been made on how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inspire China’s banking supervision.
Key Words:banking supervision,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systemic risk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6-0045-03
“宏观审慎监管”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国际清算银行就意识到仅加强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二十世纪80年代,“宏观审慎监管”一词正式出现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公开文件中,之后开始受到广泛关注。2009年4月,20国集团伦敦峰会《强化合理监管,提高透明度》的工作报告提出:作为微观审慎监管和市场一体化监管的重要补充,各国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审慎原则是金融监管的核心价值,但传统的监管理念体现为微观审慎,注重对特定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而缺乏对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的关注。历次金融危机证明,对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微观审慎监管却不能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随着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场外交易规模的增加和金融动荡的加剧,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逐步认识到,作为微观审慎监管的补充,一国的金融监管者应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后者可以更有效地监测和及时解决金融系统中过度的流动性、杠杆率、承担风险等有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宏观审慎分析的重点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和稳定性,而微观审慎分析则以单个金融机构为重点。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并将其与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标志着金融监管理念和方式的调整,将是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含义
宏观审慎监管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以减少金融危机事件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失为目标,关注各家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并认为整体风险是由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累积引起的,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进行监管。也可以说,宏观审慎监管是把整个金融体系当作一个投资组合进行管理,注重的是对整体尾部风险的控制,而微观审慎监管考虑的是各机构的尾部损失,对单个金融机构损失对系统的影响关注较少。此外,宏观审慎监管认为金融机构之间能够相互影响,而且能进一步作用到金融资产价格、交易量和活跃程度等方面。微观审慎监管将风险看作外生因素,认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决策和运行对市场的资产价格、市场借贷和经济活跃情况影响较小,习惯采用对一家机构的指标进行一系列分析,忽略了其对经济的作用(见表1)。
三、宏观审慎监管对风险的测度方法和指导原则
宏观审慎监管对风险进行测度时,主要考虑了风险在横截面上的分布和在时间上的延续:一是特定时间内风险如何在金融体系内传播,二是整体风险如何随时间推移累积变化。
(一)横截面上风险的分布及其指导原则
横向层面上,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是如何处理金融机构间共有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是金融机构直接暴露的共同风险,也可能是机构间业务交互而间接暴露的共同风险,共同风险解释了多家机构同时倒闭的原因。宏观审慎监管者应关注此类风险,将金融体系损失风险控制在局部,防止“尾部风险”的发生,从而减少实体经济损失。与之相应的指导原则是使之与单个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相匹配,监管上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对系统性尾部风险进行量化,计算出单个机构对此风险的贡献度,再相应地调整审慎监管工具,这意味着对那些造成较大影响的机构应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标准。
(二)时间层面上风险的累积及其指导原则
金融系统性风险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变化,金融体系内部相互作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会放大系统性风险,呈现顺周期性。其本质是风险的内生机制,在经济扩张时,风险认知能力下降、融资约束减弱、杠杆率提升、市场流动性提高、资产价格激增以及支出增多等因素相互作用,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规模过度膨胀。反之,经济不景气时则加重金融危机。此外,金融制度的设计也具有顺周期性,如: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等,这些顺周期行为和制度会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放大经济波动,产生加速效应,在危机时会加剧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下挫幅度。因此,宏观审慎监管应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抑制金融体系内在的顺周期性。与之相应的指导原则主张调整监管工具以鼓励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建立更多的资本缓冲以备危机出现时使用,使整个金融体系具备更强的承受力以减少金融危机的损失。此外,建立资本缓冲等在某种程度上类似限速的装置,可限制经济扩张时期的风险追逐行为,在第一时间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
四、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架构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框架中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对宏观审慎监管而言,要对其两个层面的风险进行指导和调控,都会涉及到单个金融机构的相关指标和运行情况。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不但需要微观主体的配合,更需要政策层面的协调和支持。
(一)宏观审慎监管要与银行逆周期监管有效结合
首先,对金融机构要提出差异化的资本充足要求。对不同资产规模和风险特点的银行机构提出不同的资本监管要求,这是增强银行抵御潜在金融风险和损失能力的重要手段,在经济下行时期则可以下调资本充足率要求。监管当局也可以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针对特定的业务提出特殊的资本要求,对银行贷款的首付比例、抵押品、还款期限、保证金比例等提出新的监管要求。其次,实施动态拨备政策。当经济出现好转时,扩张信用的内在冲动会促使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因此,在经济上升时期,监管当局可以要求银行机构提高拨备水平,以限制信贷资产扩张;在经济下行时期,可以要求银行机构降低拨备水平,以扩大资产规模,加大对国民经济的支持力度。
(二)宏观审慎监管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
从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上看,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监管政策,而且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事先设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目标来实现政策目标,也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资产价格泡沫;财政部门可以通过调整房地产交易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利息税等税率,在减缓泡沫的程度、促进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此外,金融危机造成的最终损失基本上由国家财政买单是财政部门参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另一重要理由,而且一国财政的中期稳健性对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
(三)宏观审慎监管要有科学果断的相机抉择政策
一旦确认能够造成系统性风险的资产泡沫正在积聚,且判断出金融系统内的非均衡现象已经上升到较危险水平,监管当局就可以对银行业自上而下地直接采取干预行动,如,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现金储备水平,提高流动性要求,提高房地产贷款首付比例,对投机性的金融交易提高交易保证金要求,提高损失拨备等,从而限制信贷投放的速度和水平。
(四)及时有效的宏观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机制
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间在确保一国金融稳定方面,既要有明确的分工,又要有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要加强境内外金融监管信息和宏观经济信息的交流,特别是在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风险、市场集中度风险、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等方面,要做到信息及时共享。要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风险预警机制,共同提高危机防范能力。
五、几点启示
(一)银行监管应关注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稳健的影响
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融业风险状况与宏观经济状况联系紧密,宏观经济的状况势必影响到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宏观经济受到市场效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双重影响,不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会造成金融业的风险隐患,因此,为维护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监管视野应当囊括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讲,要做好地方银行业审慎监管,也必须了解和掌握区域内的经济运行情况和行业发展特点。
(二)银行监管不应仅以金融机构为重点,还应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关注
传统的审慎监管以金融机构为主要监管对象,缺乏对金融市场风险状况的关注与判断。现代金融业发展表明,风险不仅存在于金融机构中,也潜藏在金融市场中,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初由汇率风险引发,但汇率本身并不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仅通过监管金融机构无法全面、真实地衡量风险。目前,国际社会已就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达成共识,G20伦敦峰会提出“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将所有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都十分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涵盖在内”。可见,监管视野从机构向市场拓展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三)宏观审慎监管要防范外部风险的传染和保持金融机构的内部稳定
当今金融危机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其传染的迅速性,在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紧密业务联系或相互持有大量头寸的情况下,危机具有传导性,尤其是对同类机构的信任危机会导致市场交易萎缩和流动性枯竭,原本稳健的机构也会受到冲击。金融风险兼具外生性和内生性特征,金融机构自身的稳健程度是其能否有效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宏观审慎原则的指导下,监管机构不应仅在特殊情况下对危机进行及时有效处理以防止风险的传染,同时,更应在日常监管中重视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
(四)宏观审慎监管应关注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和运行情况
传统的审慎监管关注的重点是对金融机构已有风险的化解,并通过防止风险扩散防范系统性风险,对风险的起源―金融产品缺乏应有的审查和控制。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类金融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多,传统监管视野的缺陷日渐暴露。因此,银行监管不仅应关注已暴露风险的规制和监管,还要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准入设置必要的审查机制,对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应设置必要的交易限制条件和定期审查机制,在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下,适时抑制金融创新过分而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势头。
参考文献:
[1]Avinash Persaud,07-2009,“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Crisis response”,the World Bank.
[2]“The Need and Ways to Improve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省略.
[3]E Philip Davis and Dilruba Karim,Brunel University and NIESR,London,06-2009“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the Missing Policy Pillar”.
[4]Claudio Borio,07-2002,“Towards a Macro-prudenti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cesifo.de.
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为什么招工难来得如此迅速
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折，来认识何以从就业难到招工难的转变如此迅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的存在，抑制了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以民工荒现象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双重特征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进而，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其次，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要更加关注经常性发生的周期性失业现象。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活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对应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春节提前返乡，就是这种周期性失业的表现。
从一般经验和中国特殊性看，应对这种类型的失业有两条途径。第一，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熨平经济周期。为此，宏观经济政策要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以就业状况为依据确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业风险。第二，通过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周期性失业的放大效应。为此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按属地原则均等供给的进程，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就业扶助等公共服务范围，降低他们面对就业冲击的脆弱性。
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建筑业；宏观环境；PEST；对策
1、引言
旧中国的建筑业是十分落后的。在1933年的国民收入中，第一产业占比达到61%，第二产业占比10.3%，而建筑业仅占国民收入的1.1%。1934年是旧中国建筑业生产水平最高的一年，其生产净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不过1.4%[1]。从1949年国民经济恢复期开始，我国建筑业逐渐走上正轨，稳步发展，到了1979年，我国建筑业生产创造总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97%，解决就业人口占全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总就业人数的5.82%[2]，建筑业的支柱地位开始显现。但是我国在八十年代时期，人均住房量0.22平方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35平方米/人），而且劳动生产率低，我国每人每年完成30平方米开发（国外平均为120平方米/年人）[3]，建筑工业化程度低。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建筑业得到了极大发展，2011年建筑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8%，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14.5%[4]，这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筑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支柱产业。但是在建筑业发展迅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新时期有新的发展环境，不同的发展环境下，得到的发展战略是不同的。本文就通过战略管理里宏观环境的PEST分析法则，分析当前时期建筑业的宏观战略环境，以期为建筑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宏观管理策略。
2、对中国建筑业进行PEST分析
“PEST分析”是战略管理中对某一行业或者企业进行的宏观环境分析方法，通过对政治（P），经济（E），社会（S），技术（T）四个方面的分析来把握宏观环境，进而制定出相应的宏观战略管理策略。
2.1 中国建筑业的政治法律环境
政治环境（Politics）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是否具有稳定的社会制度，执政党的性质理念，政府出台的各种方针、政策，以及国家制定的与建筑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执政党，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执政党对不同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不同的限制和要求。即使在社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的同一个国家，政府在不同时期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对于这些变化，建筑行业必须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把握政治法律发展环境。
首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国家的政治情况稳定，在2012年刚刚结束的十中，对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进行了阐述，其报告中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中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这一现实国情，而有专家分析预测，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直接拉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万亿元，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又直接和建筑业有关，所以十报告发映出国家层面很重视城市建设，在报告中还谈到了保障房，绿色建筑，以及新农村建设等与建筑业之间相关的问题，通过十报告可以发现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城中村的改造、城市功能的升级、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等都离不开建筑业，国家对建筑业发展的重视也是建筑业良好稳定发展的根本。
其次，随着我国社会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建筑业相关的法律系统和运行状态也是建筑业发展宏观环境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我国相继出台了《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2007年）、《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2009年）、《关于进一步强化住宅工程质量管理和责任的通知》等文件，它们指导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调整建筑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规范建筑市场运行、协调产业发展适应国内外形势等，随着我国建筑业产业政策越来越完善，范围涵盖了建筑业的各个方面，可以预见中国建筑行业将越来越规范。
2.2 中国建筑业的经济环境
经济（Economic）环境是影响建筑行业诸多因素中十分关键和基本的因素。经济环境主要指构成建筑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政策等要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
根据2012年最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虽然国内外环境日益严峻复杂，但是我国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贯彻落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使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11年实现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增长了9.2%，其中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320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0%。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4241亿元，增长24.4%，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172亿元，增长36.0%。通过以上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总体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建筑业发展仍超过平均发展水平，达到10%，但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受到全球经济萎靡的影响，建筑业的发展速度变慢了，从2009年18.6%的增速，2010年的13.5%，降到了2011年的10%，发展速度有减缓的趋势。对于这个趋势不应该过早得出建筑业发展越来越缓慢的结论，因为受到金融危机等的影响，国际市场疲软，开始进入新一轮衰退期，而我国在国际局势萎靡的同时能继续保持一个较高速度增长，虽然幅度变小，但总体还是稳步发展，再加上政府通过四万亿等经济刺激计划来支持经济高速发展，所以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我国总体的经济导向还是以发展为主，所以建筑业不应该过于保守，而应该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2.3 中国建筑业的社会环境
社会（Society）环境是指一个行业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因素中对建筑业影响最大的是人力资源情况，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截止2011年底，全国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117059亿元，建筑业从业人员已达3852.5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5%，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劳动人口数量大，为建筑业的人力资源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而且根据建设部建设事业人才现状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建筑业专业人才的比重由1983年的4.8%增加到2005年的31.3%，有学历和高职称人员的比例也不断提高，所以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建筑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随着近几年建筑业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譬如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开始衰退，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建筑工地的技术人员知识比较老化，管理观念也相对滞后，素质不高等都是中国建筑业人力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2.4 中国建筑业的技术环境
技术（Technology）环境是指与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科学技术要素的总和，它既包括导致社会巨大发展的、革命性的产业技术进步，也包括与建筑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发明情况、应用程度和发展趋势，还包括国家和社会的科技体制、科技政策和科技水平。
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中国建筑业技术在最近几十年也得到了迅猛发展，高强、高性能的结构材料开始应用，建筑保温与新能源得到广泛认可，绿色建筑的提出对于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也有重大意义，建筑业施工技术的提升减少了工作的浪费并且节约了时间，建筑业技术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建筑业的信息化改造，使得传统的建筑业焕然一新，高科技新技术使得建筑成本降低，工期缩短，质量提高。所以我国建筑业的技术环境是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先进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建筑业的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建筑垃圾的回收与安置技术相对落后导致在建筑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环境造成了较大的污染，绿色建筑技术的落后导致大量温室气体的产生，所以处理好建筑技术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建筑业所需要面临的关键问题。
3、总结和建议
通过PEST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建筑业的宏观政治环境稳定，法律逐步完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政策以发展为导向，社会能为建筑业持续提供高素质人才，技术差距和发达国家逐步缩小等对建筑业发展十分有利的环境，但是也应该认识到在最近几年建筑业的高速发展中产生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都会不同程度的制约建筑业的发展，所以通过PEST分析应该认清建筑业的宏观战略环境，对建筑业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从以下四方面支持建筑业的发展：
①完善建筑业的市场体系
一个完善的市场体制是保障建筑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根基，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一些老的不适应新时代的法律法规应该被淘汰，应该制定一系列适合建筑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以政策来指导建筑业的稳定发展，支持大型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中小建筑企业向专、特、精方向发展，并且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②提高建筑业从业人员素质
建筑业的高速发展要求人们的技能知识水平不断提高，所以我国应该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重视对建筑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强高层人员的岗位继续教育，并且可以和各大高校联合培养，开展技术人员的岗前培训和技术交流，并通过适当的鼓励机制鼓励从业人员学习、创新。
③加强技术进步和创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宣传引导、政策鼓励、积极教育、创新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规范建筑业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加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加强对创新价值观的引导和培养，在全行业倡导科技创新的价值理念，通过建筑企业的技术创新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积极推进建筑业的工业化、信息化并通过学习新技术新工艺来增强施工技术，加强对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形成产学研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参考文献：
[1]我国建筑业的基本情况 [J]. 统计工作通讯， 1956， 24）： 41-3.
[2]吴洛山.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J]. 建筑经济研究， 1981， 02）： 23-4.
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目前，着眼点已不局限于2011年，而要为2012年提前做好政策布局。”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这源于年内宏观经济形势的日渐明朗。决策层与市场正趋于达成共识：上半年通胀上行加剧、经济下行加剧的格局，将在未来数月得到一定程度的逆转――进入通胀可控、经济增长平稳的时期。
国务院总理近期在《求是》上撰文指出，稳定物价总水平仍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并指出要尽可能使物价涨幅在下半年降得多一些，以为2012年稳定物价打好基础。
“业界与主管部门主流的声音仍然认为，虽然当前物价趋稳，但是明年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经济环境，中国的宏调政策仍应以防控通胀为主要目标。”上述人士表示。
同时，长期在保增长、控通胀“两难”选择间徘徊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会暂时从纠结中舒一口气，迎来经济结构调整的窗口期，并需要为明年确定新的政策重点。
物价增势趋缓
进入2011年以来一直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中国宏观经济，暂时步入物价水平的下行阶段。
9月初，国家统计局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从7月份6.5%的高位回落至6.2%，环比降幅0.3个百分点。
市场对2011年下半段的经济形势已经形成基本共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市场与经济学界主流声音对第三、四季度的通货膨胀走势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在实施将近一年之久的紧缩货币政策之后，年内物价水平的持续回落已不难实现。
这一趋势从8月物价数据中便可见一斑。造成过去近一年时间通货膨胀高企的主要因素――食品价格涨幅，已经开始出现回落态势。8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6%，比7月份1.4%下降0.8个百分点。但食品价格上涨对其他商品价格的波及作用仍未消除，非食品价格的增幅在8月份仍在上升，环比提高0.1%。
摩根大通中国区市场业务主席李晶表示，PPI（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增幅在8月份同比上涨7.3%，虽然保持了较高增速，但延续了7月的环比下行态势，环比回落0.1%。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通过出厂工业品向下游终端消费品市场传递的涨价因素，很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缓解。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相对于8月份的CPI数据，业界对2011年底CPI的预计均回落至较低水平，较为乐观的预期认为年底CPI将降至4%左右，较高水平的预期则为4.5%。同时，业界普遍认为，9~10月份将成为物价涨幅明显掉头的时间点，具体时间则视秋粮产量、粮食价格的波动而定。
“按季度数据来看，第三季度将出现全年物价增幅的峰值。”中国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时近年底，翘尾因素将越来越弱，粮食价格等波动因素趋缓，因此第四季度的物价水平增幅将明显下降。
记者发现，虽然CPI已开始下行，但市场普遍预计宏观调控政策不会立刻放松。6.2%的同比增幅说明通货膨胀仍处高位，因此货币政策不会在近期出现转向。
目前，货币政策保持了既有的力度，并试图通过新的措施替代存款准备金上调，达到回收流动性的效果。摩根大通报告指出，央行近期将准备金要求的适用范围扩大至银行储备基础中的各类保证金存款。新规定将于未来3到6个月分阶段推出，可有效回笼资金9000亿元，相当于按每次50点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至三次。
值得关注的是，最新信贷数据显示，8月份国内新增信贷达到5485亿元人民币，比7月份增加近100亿元，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有消息显示，央行于近日对数家国有商业银行定向发行近200亿低息央票，主因是质疑这些机构有在月底冲贷款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收回一定程度的流动性。
控通胀不放松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指出，虽然通货膨胀的最高峰应该已经过去，但鉴于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仍然不可在政策上随便放松。“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是国内成本推动、需求拉动以及国外输入性因素综合产生的。”
这些因素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甚至将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有所加剧。
美国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其8月份新增就业岗位为零，否定了奥巴马政府前期一系列经济挽救措施的效果。为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并为其即将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争取连任，奥巴马于9月12日向国会递交新一轮的就业刺激计划，额度高达4470亿美元。
美国可能的后续政策将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增强、国际跨境资本冲击等方式，加剧明年中国通货膨胀重新冲高的风险。
同时，国内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银行存款负利率等因素仍将在较长时间持续。“从中长期的视角看，中国政府防控通胀的任务仍然较为艰巨。因此宏调仍应以控物价为主要目标，以为应对2012年的各种冲击做好准备。”连平说。
硬币的另一面，来自于地方政府即将为明年展开的投资布局。
8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幅萎缩，增幅仅为13.6%。安邦咨询首席经济学家贺军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过去两年的项目仍在建，因此商品房销售低迷对开发商的商品房投资造成的打击，在2011年还未完全显现，很可能在2012年爆发出来。
“因此2012年开发商的商品房投资这一块，会有更为显著的下降，从而可能刺激地方政府在今年最后几个月提前寻找更多的投资出路。”贺军说。
从现有迹象来看，中央银行仍然力求从总量上收紧流动性。9月中旬，央行新闻发言人针对M2(广义货币)增速逐渐从高位回落的现状表态，指出虽然这一指标增速放缓，货币条件适应了当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趋势，但相对于完整的社会融资总量，目前M2的统计范畴也许并没能反映市场流动性的真实情况，存在低估的可能。
对此，央行表示正在研究覆盖范围更广的货币统计口径M2＋，以求更加充分地反映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
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高级经济师周景彤对本刊记者表示，央行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各家商业银行通过表外业务释放流动性的行为。
由于存款准备金的不断提高，以及随着巴塞尔协议推进而带来的愈发严格的存贷比要求，不少商业银行在2011年大行表外业务之道，通过各种理财产品、信托业务吸收存款规模，拓宽贷款渠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公司预计，2011年中国实际社会融资总量将高达18万亿元人民币。
中金公司指出，M2+未来这一新概念或将在过去M2的统计基础上，加入财政存款、部分同业存款、非金融机构的保证金存款、外汇存款以及银行的理财产品存量等。市场普遍认为，央行这一表态，实际上是婉转回应了此前人们对货币政策或将逐渐放松的猜测，暗示当前政策以及市场流动性在实际层面仍偏宽松。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央行此举，显出一些无奈。在中国经济运行的逻辑中，财政政策往往更具决定力量，货币政策则缺乏独立性。即使在货币政策有意收紧的阶段，政府投资仍然可以成为流动性释放的引擎。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记者谈到，主管部门应认识到，通胀下行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重要的窗口期。政府主导的投资放缓，将有助于通胀放缓；而低效率的投资造成资源错配，正是中国通胀的一项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拉动，迫使货币政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对本刊记者表示，货币政策在实际层面仍偏宽松，改变的根本办法是结束负利率。
“但这将提高投资尤其是房地产等行业以及大型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威胁到经济增速。”王小广说，“因此，不改变地方政府对投资的依赖，货币政策实际偏宽松的情况难以扭转。”
刘煜辉指出，宏观决策当局目前应该尽快控制公共投资，同时改善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配以加息和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可期保住防控通胀的果实。
不会硬着陆
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等一系列先行指标则显示，三、四季度宏观经济增长将保持稳定态势，年底由于多重因素叠加可能形成的地方政府投资膨胀，更给2011年GDP增幅上了一道保险。
从上半年起，国内的主流经济学界一直持续对中国实体经济是否下滑展开争论，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因此毁誉参半。
进入第三季度末，回顾1~8月的宏观经济，可以发现其实际走势“兼顾”了唱多者和唱空者的判断。最新的8月数据显示，对国内经济增速影响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从7月份的25.4%降为25%。
固定资产投资细分数据显示，其步入下行区间的重要刺激因素，来自于从2011年2月份开始大幅收缩的交通业投资，其同比增速从2月的30.7%下降到7月11.6%，构成这一降幅的主要因素来自于铁路部门的“超经济”原因。
而集中反映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建筑业投资增长强劲，同比增幅从2月的26.8%一路升至7月的40.1%；同时受到保障房项目支撑，房地产投资在2~8月基本保持平稳，同比增幅在31%到33.6%之间波动。
这些数据说明，虽然与快速增长的年份相比，目前的经济增速吃紧一些，但是投资这个驱动力并未明显减弱。目前，大多数机构与经济学家对2011年全年GDP同比增幅的预测保持在9%左右。
范剑平对记者表示，经济增长减速本就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目前部分反映经济增长的数据虽然处于下行中，但是并未出现此前部分市场人士担心的严重下滑，抑或“硬着陆”。“因为政策超调造成的下滑，从未出现过。”范剑平表示，“从这个角度看，全年的平稳增长，有其自身的必然性。”
在政策博弈期，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其意义远不止于单纯的给出预期，更在于影响、引导政策。“担心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落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其背后的目的是给相关部门施压，希望政策放松，甚至重新刺激经济增长。”王小广说。
他认为，在全球需求疲软和普通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出口与消费增速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处于下行周期。
目前，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剔除物价因素后的同比增速仅为10.8%，比2010年下降4个百分点，比2009年下降逾6个百分点。同时，投资的高速增长将不断提高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扩大资金所有者与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的财富差距，造成GDP增长短期可保，长期则难寻动力。
最新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波动 风险 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成了主趋势，房地产在这个潮流趋势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房地产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了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如何合理开发房地产，使其健康、科学、稳定、长久的发展，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房地产得到良好的发展，不仅能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还能从基本上满足群众对住房的要求；反之，就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负担。因此，为了保证房地产持续平稳的发展，必须对影响其稳定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
（一）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影响
在一般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由不动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波动及相互作用可产生周期性不动产经济波动，这是不动产经济学的结论。因此，从行业内部来说，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因素，主要是房地产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矛盾。而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中，房地产的需求变化要缓慢于房地产的供给变化，需求线波动超前于供给线的波动，因此，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供给与需求的变化是经常变动的，房地产的需求、供给总量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这种失衡，必然要求房地产经济进行调整，以保证快速发展。因此，房地产的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房地产供给关系的变化。
（二）宏观经济政策与投资波动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与投资的波动，对房地产经济的稳定性产生着直接性的影响。房地产的投资方根据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投资行为。由于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期性，因此很容易发生波动。当投资方对房地产的预期上升时，他们的资金就会快速、大量的投入进去；当对房地产的预期下降时，投资者就会持币张望，减少投资。房地产投资的多少，一方面对房地产的市场供给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又会对房地产的市场需求形成重大作用。因此，房地产的经济波动受投资波动的影响。
（三）国民经济的影响
从根本上来说，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因素，是国民经济。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其中一个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者互相影响，因此房地产本身的发展，不能脱离国民经济的整体的实际发展水平。如果房地产超前发展，就会越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导致失稳。在房地产行业中，一方面，危房地产的成交量大部分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的开发，需要银行资金的大量、稳定、持续的帮助和支持，属于负债经营，因此受金融业的融资政策的影响。而银行的运行方式主要取决于国家银行贷款的政策，而政策又与国民经济的运行密切相关。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国民经济的变化导致房地产经济的变化与波动。
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存在的风险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是指购房者在购买房屋时，先向开发商支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再以所购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向银行申请长期贷款，然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按月偿还本息的一种金融活动。结合实际情况，发现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主要存在着以下风险。
（一）政策法规风险
目前，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我国政府还不能充分实现市场的调控功能，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对于房地产消费信贷，特别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并没有全面的、科学的法律法规，导致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各种不规范的操作而引起了相关的法律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款，因而形成了贷款运作的法律风险。
（二）信用风险
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中，最直接、最基本的风险，就是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在交易双方以信用关系为媒介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的其中一方不能兑现给付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一般包括自主违约、被迫违约、提前还贷、恶意骗贷等等行为。例如提前还贷，是指购房者没有按照合同要求时间进行贷款还清行为，而是提早完成付款，这种行为不仅会让银行失去应有的利息收入，而且银行还需要为提早还回的资金寻找适合的投资渠道，导致额外的损失；恶意骗贷在实际中一般称为“假按揭”，主要是指开发企业以单位名义购房，借购房之名骗取金融贷款的做法，是一种欺骗行为。
（三）操作风险
在我国现有的市场体制下，很多监管机构和部门都不健全，而经营机构为了追求业务成绩，不顾相关规定进行操作，例如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名开办个人股票、没有经过批准就随意降低担保标准等等。这种违规经营的行为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造成了风险。
（四）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存贷款利率在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下而缩小，甚至出现存款利率高低贷款利率，导致银行收不抵支的风险。目前，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是随着央行对利率的调整而变动的，因此很容易出现利率风险。如果银行不能在结合最新利率变化情况而采取正确的措施，就会给银行的经营带来一定的风险，甚至是损失。
（五）管理风险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商业银行为了争取更多的业务，而不顾后果的去抢占市场份额，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业务运作没有形成合理的、科学的业务流程，比较随意。除了管理政策不达标，在管理人才上，也较缺乏具备管理专业素养和知识的专家和人才，使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存在着管理风险。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房地产开发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已经成为社会极为普遍的活动。本文对影响房地产经济的因素以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希望相关人员能够提高关注度，从而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