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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税收 宏观调控
一、 财政政策的定义和目标
(一)定义
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的调控措施。该调控措施以提高就业水平、减轻经济波动、减轻通货膨胀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的,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实现目标。言而总之,财政政策是系统化的财政措施。
(二)目标
1、加强人民民主政权
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财政的本质就是为国家或政府职能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促进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
财政和经济就如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主观能动的反映经济基础的状况,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同样财政对确定分配关系、稳定物价、发展对外贸易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财政政策无论是对微观经济效益还是宏观经济效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这就两者要同时发展,共同提高。
4、促进社会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门、各种所有制企业、集体、个人及个体经营者之间的财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的。
二、 财政政策分类和工具
(一)财政政策的分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财政政策可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据情况自动发生的经济波动不需要外包稳定政策是自动稳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经济状况的波动来产生调控作用。如税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动稳定政策。与自动稳定政策刚好相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则需要通过外部经济力量。
根据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如减税、增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增税、减支进而减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财政分配方式,减少社会总需求。
(二)财政政策的工具
税收工具,税收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因此也成为实施财政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公债工具,所谓的公债也是债券的一种,它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举借债务来取得的收入。
经常项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对社会公共的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购买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补贴。
三、财政政策与税收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分析,税收在财政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在紧张性财政政策中都有着很大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也是政府执行社会职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不仅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财力支持,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税收在财政政策中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税收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而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第二,税收可以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实现公平分配。
在宏观调控方面,税收是一种自动稳定政策,在税收体系,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反应相当敏感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政府预算平衡,税率无变化,经济低迷,国民产出将减少,税收收入会自动下降。税收乘数的大小与财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税收乘数表明的是税收的变动(包括税率、税收收入的变动)对国民产出(GNP)的影响程度。
其中b 为边际消费倾向。
税收乘数为负,税收和国家输出增加或减少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税时,国民产出减少,减少量为税收增量的b/(1-b)倍。假定边际消费倾向b为0.8,则税收乘数为-4。可见,如果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政策,虽然可以减少收入,但将成倍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四、如何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结构;财政政策;有效性
JEL分类号:H32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1-0005-04
随着CPI涨幅回落,通胀压力趋于缓解,国内政府开始强化使用财政政策工具来调整经济结构,今年10月相继推出三项财政政策改革:原油天然气率先从价计征资源税、沪浙粤深四省市获准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上海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增值税.同时还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一、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整作用
着眼于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对实体经济产生间接影响,有利于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控制和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与之相比,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在产业结构调整、内需拉动方面会更加有效。
1、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有政策支持、技术进步、市场需求等,但核心动力是企业的主动投资。是企业自发地成为经济转型的主体。财税政策就是推动企业转变投资方面的重要工具。
从税收对企业的影响来看,任何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税收措施,都会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加大投资力度;反之则会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如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经济转型的爱尔兰,因本土资源缺乏,决定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爱尔兰政府推出了很多支持措施,其中的一个关键性政策就是极其优惠的公司所得税。从2003年起,爱尔兰政府对所有企业实行12.5%的所得税优惠,并不再征收其他地方税。低税率政策吸引了微软、英特尔、谷歌等一大批全球高新技术企业。
此外,加速折旧、投资减免政策也会促使企业增加投资。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企业实行了包括特别折旧在内的一系列税收优惠。1951年的《租税特别措施法》规定,钢铁业特定设备的折旧率在3年内可比一般折旧率提高50%:1952年的《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又使钢铁业享受到新的折旧优惠,即特定设备在购入后的第一年内按购入价格的50%进行折旧;1961年日本政府修改了机械设备的法定使用年限(平均缩短20%),这些优惠措施对鼓励企业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1964年,日本的粗钢产量比1950年增加了8.22倍,名列世界第三。
除发挥税收的杠杆调节作用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等多种手段来改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从而引导企业加大对高新技术等战略性产业的资源投入。例如,日本投资1.3万亿日元建设筑波科学城,德国政府投资1.9亿马克建设高科技园区。
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淘汰落后产能。在使用行政手段的同时,通过市场化方式来迫使落后产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如适当提高对落后产能企业产品的税收。企业成本增加、收益减少.迫使企业逐步减少产量并转向投资生产其他成本相对较低,收益相对较高的产品。很多国家和地区征收环境税以推动产业从高污染高耗能向节能环保型转变,如马来西亚为普及无铅汽油,调整了汽车燃油税,使含铅汽油的价格比无铅汽油高2%。
2、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国内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消费不足。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逐年下降(见表1)。
居民消费支出取决于其收入,税收是调节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有效工具。尤其是边际税率递增的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最大。个人所得税降低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水平。各国政府为了刺激居民消费,通常会考虑减税。由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减税的重点人群是中低收入者。同时,利息税、遗产税等财产税会使未来的消费价格显得更加昂贵,有利于刺激人们增加当前的消费。此外,流转税、资源税会转嫁给消费者,造成物价水平的上涨和居民实际购买力的下降,也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支出。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刺激国内内需.2009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汽车行业的政策,包括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规划、汽车下乡和鼓励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这类补贴政策相当于增加了居民的当期收入.有效刺激了居民的消费需求。通常每年三季度是汽车销售淡季,但2009年三季度一改往年淡季走势,汽车销量同比增长74%,且增速较二季度提升42个百分点z。
当政府增加对文教卫等民生方面的消费性支出时,可以改变居民对教育、医疗等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在当期收人不变的情况下,刺激居民增加即期消费,反之居民会减少即期消费,提高储蓄比例。
二、影响财政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财政政策是否有效,首先取决于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或各种工具的组合是否恰当。也就是在政府预算约束下,财政收支的规模及其结构是否合理。例如,同样是为二战筹集资金,英国和美国就选取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当时的英国受凯恩斯思想影响,认为企业投资对所得税税率并不敏感,且发行公债不利于政府财政平衡,主要借用提高企业所得税的方式来筹资,;美国实行了相对温和的税收政策,发行公债是主要筹资方式。当政府用发债来弥补赤字时,稳定的税收政策可以避免企业成本增加,使企业保持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的恢复。不同的财政政策导致英美两个国家在二战及战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差异甚大。
其次,财政政策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是指政府借助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通过收入分配、货币供给和价格等变量,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投资行为,以达到劳动、产品和资本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实现预设的政策目标(见图1)。
在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中,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居民)能否按照政策预设的方向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改变的周期和程度,是影响财政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
凯恩斯乘数理论表明,居民消费倾向对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微观主体行为改变除受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外,还受到预算的约束和制度的约束。
边际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高,而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低,政府通过税收、财政补贴对居民收入进行再分配,进而影响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但在总收入既定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得越低,且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会被拉低。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2.79扩大到1:3.33。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我国存在结构性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若财政政策工具无法改变微观主体(企业和居
民)预算,该政策工具对企业和居民行为的影响就会失效。理论上,个人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会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增加当前消费,2011年9月国内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并压缩了税率档次,但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环境下,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刚性支出使居民始终存在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个人所得税调整对居民消费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制度调整通常滞后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原有制度的惯性作用可能使新的调控政策难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实施后,理论上,企业和个人应该按照收益最大化的方向来调整投资和消费行为,但现有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增加他们未来的不确定性,弱化政策的激励作用。2009年政府启动四万亿元投资以刺激内需、拉动经济,但政府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银行贷款主要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不但被限制进入很多领域且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结果是国进民退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恶化。一般认为,制度约束存在于市场机制不成熟的国家。但就正处于债务危机的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来说,现有的福利制度(高福利支出)对提高税率、缩减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也形成了制度约束。
最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和个人的预期.影响其投资与消费决策,从而影响到政策效果,因为理性的个体或企业面对政策释放的信号,总是会预测政府随后将推出的政策后,才决定其行为调整的方向和方式。
三、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进一步思考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这对运用财政政策工具调整经济结构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但在这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任务,这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战略任务,也揭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首度低于7%面临的重要挑战。
虽然应对挑战需要财政货币政策的双重结合,但当前国内外环境变化使得货币政策空间在缩窄,国际经验也表明财政政策在应对宏观经济减速时应发挥更大作用,当前供给侧改革更需要财政政策的积极作为。 未来财政政策应更侧重激活消费的政策调整。
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揭示的五大挑战来看,高杠杆是其他四大挑战的重要原因,促使信贷等货币政策扩张空间显著缩窄,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作用。高杠杆促使投资较快增长,既推动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也拉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投资扩张与杠杆率提升往往相互强化,结果导致高杠杆、高库存与高产能并存。同时,高杠杆引发的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攀升进一步滋生投资与信贷相互强化的现象,大量资源进一步流入相关的行业,促使研发创新、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的资源支持不足,宏观经济出现结构不协调的短板问题。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财政政策调整完善应成为重要内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除了2007年之外,我国预算收支全部是赤字,这与宏观经济已经历多轮的周期性运行并不匹配,财政政策面临着低效率挑战,也使得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清晰。应推动财政政策调整完善,特别是构建跨周期财政预算平衡机制,发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与此同时,实施科学化及精细化的预算制度,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微观主体更好地独立运作,助推竞争环境的改善,推动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健康发展,符合供给侧改革的诉求。
从创新引领宏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宏观经济减速虽然与全球需求疲软引发的外需减速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全球贸易数量并未出现大幅下滑,我国劳动力等成本上升构成的竞争力下降问题日益突出,源于我国竞争优势弱化的外需减弱现象越发明显。我国亟待大幅扩张财政支出,借助PPP等手段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引导资本进入高科技行业,集聚社会资源助推创新升级,逐步提升我国的全球竞争力。然而,在经济减速时期,社会资本往往更加谨慎而不愿意增加投资,财政通过投资、贴息、奖励等办法有助于引导社会资金的积极参与。
从降成本扩投资稳增长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应积极介入。结合我国实际来看,通缩压力成为宏观经济的突出问题,企业利润缩窄的压力在加大,由此引发企业投资意愿减弱,在此情况下,减税等财政政策成为最为重要的选择。减税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增大企业盈利水平,提升企业投资回报率,既增强企业投资的动力,也使得相关商品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在近年来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我国商品的竞争力受到影响,通过减税有助于缓解企业出口困难,为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应持续加力。我国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预示我国消费空间较大的事实。近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增大,体现了我国消费潜力已经开始释放。未来财政政策应更侧重激活消费的政策调整,一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民众的消费意愿,重点应着力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及医疗保险体系。二是稳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费的边际倾向。重点推进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向综合转变,切实增大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财政政策亟待创造新空间
当前宏观经济问题亟待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财政政策必须有相应的空间,否则减收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难以起到稳增长促发展的目标,而且可能滋生新的财政风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也面临财政债务结构性风险升级等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亟待进一步拓展财政政策新空间。
首先,财政赤字率空间较大有助于解决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收支矛盾,可以考虑通过提升财政赤字率以增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力度。我国当前的赤字率仍然显著低于发达大国的水平,而且低于欧盟所倡导的3%的赤字率标准,即便与我国历史水平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均小于3%,预示我国财政政策整体处于比较稳健的情形,我国财政赤字率空间仍然较大,可以考虑2016年我国进一步将赤字率提升至3%以上。在去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楼继伟部长明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逐步提高赤字率。预示财政赤字率的提升将进入政策层面。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应从货币政策转向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
我国政府过去调控经济政策的特点看,一是更多地倚重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往往在扩大政府投资和财政开支上大做文章。政府在税收上的工作重心一直就是定位于如何打击偷税漏税、尽量把税收收上来上,基本不把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更不用说是主要政策手段了。
例如,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4年里,为了支持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在经济系统中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截至2013年1月末,广义货币(U2)余额99.21万亿元,已经是2011年GDP的两倍了,远超过国际上一般水平。 “大流动性”政府调控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1978年―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高达9.9%全世界历史罕见。学界把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称为东亚模式。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经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
但根据日、韩等国经验看,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在下半场有极其严重的“后遗症”。日本“失落二十年”就是明显例证。日本“广场协议”后,经济泡沫破灭并长期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无计可施。当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系统也要进入下半场了。我国虽然经济增长的潜力因素还未完全消失,改革红利城镇化等还会在很长时间支撑经济发展,但受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企、产能过剩、人口红利弱化、环境资源约束硬化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内涵虚化”现象凸现,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当大家都在欢呼我国银行业成为最赚钱行业的同时,当我国经济系统“2块钱货币换来1块钱GDP”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深思一下,这种“实”不如“虚”的局面是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发展呢?
日本是我国经济的一面镜子。日本已为我们提示了风险,至少我们已看清,继续玩虚拟经济、搞“大流动性”的发展路子是不行的,需要改弦更张。就政策而言,除“经济虚化”外,货币政策还因为离市场太近,调整后常常成为市场的扰动因素,且短期作用往往与长期效果相反,其结果通常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有鉴于此,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 “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这样,我们沿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在货币政策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时,财政政策就应该出来挑大梁,发挥主要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各国因为货币政策问题多多,且效果不好,也都是在使用积极财政政策,而尽量避开货币政策。我们认为,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是一种趋势,在我国则是一种可选择的、至少可以尝试的政策主张。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挂帅,而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当急先锋
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相比而言,财政政策因为直接作用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民生”,政策本身的负面效应小。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个方面。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要扩大政府支出,缩减税收等政府收入。而我国财政支出大体又可拆分为 “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建设财政往往是与政府投资行为捆在一起的,拉动经济效果明显。但近年来,由于基础设施红利因素逐渐退却,产能大面积过剩,政府投资的领域和有效益、可持续的项目越来越少,再加上因政府投资体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和渎职行为严重,政府建设财政方面问题太多。正因为如此,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政策被学界广泛质疑。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在就业、社保、医卫、教育、安居、养老等民生领域增加财政,而建设财政应采取审慎的态度,看准了再使用。
我们认为,结构性减税应充当宏观调控急先锋,发挥主要作用。减税,一方面为企业松绑,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的能力和实力;另一方面,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消费能力。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减税还是个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我国过去的政策,只要是涉及到减税、减费的,效果都非常好。例如,2006年取消农业税,区区500亿元左右就赢得了8亿农民的拥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再如,2012年“十一”国庆长假,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撬动全国黄金周出游人次超4亿、旅游收入超2000亿元,增速均超四成,而全国收费公路节假日免费全算上也就减收不到200亿元。
我国应变被动的“平衡财政”为逆周期的“调控财政”,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有巨大空间可挖
减税既要“稳增长”,也要“调结构”,还要“促民生”。财政开支还要照顾到 “人吃马喂”,赤字还不能有太多的债务冲销,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办法更是行不通。
我国过去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被动的“平衡财政”,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调控财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分水岭,我国财政收支增长速度之前基本都低于经济增长,之后基本都高于经济增长。但各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都是平衡的,虽然我国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在不同阶段也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等表述,不过,实际运作仍然是以收支平衡为首要目标,没有真正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特别是我国税收更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我国各项税收除1985年特殊原因外,其他年份基本上与 GDP增长与波动是同步的。这说明我国税收是随着经济增长被动增减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增长就高;反之亦然。
之前,国家在编制税收收入的预算时,各年安排的收入增速一般都在10%以上;但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开始实行结构性减税,各年税收预算的增速都安排得较低,如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为5..8%、9.2%、8.3%、9.5%、8%。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40亿元 (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比2011年增长11.2%。但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我国减税的额度只有900亿元。我们认为,想通过减几百亿税来调整经济结构,来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这力度显然不够。所以,最近有关专家呼吁,要来一次给全国人民提气的大减税,比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总减税规模突破1万亿元,这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