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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颇有趣味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无论是说起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还是论及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总是要提到减税。在具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人们那里,还总是免不了使用结构性减税一词。
这样一个至少使用了十几年之久的老概念,结构性减税在今天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期待,显然同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其政策选择有关。
人们已经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欧美经济形势的持续震荡,对处于缓慢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短期内尚难有根本性改变。由此而形成的辐射影响,必将拖累中国经济,甚至使得未来一年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在明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已成定局。
不过,所谓“继续实施”,并不意味着将今年以来的政策内容“全盘复制”到明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名”“实”之别,在相同的政策提法下,往往蕴含着不同的实际内容。其间,有着很大的回旋空间。单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布局而言,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可能出现也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在2012年,“减税”而非“增支”将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所在。
形成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从迄今为止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运行轨迹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无疑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将其作为参照系并仔细审视处于震荡中的欧美经济态势,可以确认,尽管外部的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拖累,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不利影响不会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故而,我们尚不需要推出类如2008年末和2009年那样的超剂量、大规模的扩张性措施。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预调和微调,其扩张性操作可以相对从容。作为实行预微调的一种可选择的手段,减税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第二,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故而,即便经济下滑趋势已经有所显露,即便当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在于增加财政刺激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在此条件下,减税无疑是一种适当的选择。
根据布什签署的2001年减税法案,最低所得税税率从15%下降到10%,最高税率在2006年以前从39.6%下降到35%,其他税率平均下降约3个百分点。
美国财政部目前正在牵头进行税收政策制定工作。包括以国家销售税或增值税替代个人所得税,进一步下调个人所得税率,简化和削减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利润收人税等等。
军备刺激经济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10年的增长,可以说是得益于战争的结果。目前美国政府正在酝酿发动对伊战争,以期实现美国经济的再次突破。2002年11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2003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法案,总额为3930亿美元,比上一财政年度增加约500亿美元,是20年来增幅最大的一次。
低利率刺激 进入2002年,美联储一直坚持不降息,直至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消费支出因此开始大幅下降,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2002年11月6日美联储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分别下调O.5个百分点,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大金融杠杆对经济复苏的刺激作用,以维持房地产业的持续兴旺和鼓励工商业者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倾向继续走高,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低谷”。
淡出强势美元 2002年年初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有意让美元贬值的政策,并在7月15日使得欧元兑美元汇率突破1:1的心理关口。对此,有专家认为当前美元的疲软,表明以纠正币值高估为核心内容的美元价值调整已经开始启动。布什政府希望通过美元的慢性贬值,刺激美国的产品出口,减少日益庞大的外贸逆差,为美国经济早日走出困境创造条件。
双重贸易政策 2002年年初以来,布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外贸易保护政策,但这些政策把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加拿大和墨西哥排除在外,由此遭到了区域外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目前美国正在努力抓住多边谈判的难得机遇,完成WTO新一轮谈判设定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谈判目标,争取较大幅度地降低世界范围内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极力促进区域内贸易协议发展,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涉及的农业、工业、月艮务、投资和政府采购5个领域的市场准人问题谈判;推进美国对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世界各区域选择典型的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与美建立自由贸易关系。
这一切都源于他每小时20美元的薪水―这一丹麦快餐店员工的基本工资,相当于美国快餐店同行收入的2.5倍。
“在这里的快餐店工作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24岁的埃洛弗森说,“不用艰难度日。”
美国一些劳动积极分子和自由派学者注意到了像埃洛弗森这样的工人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丹麦的连锁店能支付20美元的时薪,为什么美国的快餐店却连很多员工要求的15美元的时薪都不能满足
“从丹麦的经验来看,快餐店给工人那种水平的工资也是能赚钱的。”华盛顿自由主义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的经济学家约翰・施密特(John Schmitt)说。
美国很多经济学家和商业组织称这种对比有严重的错误,因为丹麦和美国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丹麦的生活成本和税负都很高,但丹麦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慷慨。事实上,丹麦快餐店的盈利水平较美国同行也要低一些。
“要比较丹麦和美国的商业和劳动制度,跟拿苹果与汽车作比较一样。”国际特许经营协会(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主席史蒂夫・卡尔代拉(Steve Caldeira)说。该协会总部位于华盛顿,专注于推广特许经营,很多快餐企业都是它的会员。
卡尔代拉说:“丹麦是个小国家,”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工会占据统治地位,整个就业体系围绕着这一现实。”
丹麦没有最低工资法。但根据丹麦最大的公会3F联盟和旅游业联合会(Horesta)的协议,埃洛弗森20美元的时薪是该国快餐业的最低报酬。旅游业联合会的会员商家包括汉堡王、麦当劳、星巴克等餐饮和酒店企 业。
相比之下,美国快餐业的工资低得可怜。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整个国家快餐业员工有半数需要依靠公共救助。美国快餐业工人的时薪平均只有8.9美元。
安东尼・摩尔(Anthony Moore)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一家汉堡王的值班经理,他的时薪是9美元,每周要工作35小时。
管理着10名员工的摩尔表示:“这远远不够。”26岁的他每月的房租为600美元,他经常付不起水电费。他有两个女儿,一个5岁,另一个两岁,身为单身父亲的他每别朗读并录制了自己书中的片段,它们被设置在这台电话中,等待读者来发现和收听。
“我们希望这是一种在书店里作者与读者最亲密的互动方式,”负责这个项目的企鹅图书(澳大利亚)数字创意总监Kylie Robertson说,“在电话听筒里与作者交流,听他们把最新的故事内容讲给你听,这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读者还会被邀请通过录音留下自己的故事,随后电话会吐出一张印有账号和链接地址的卡片,按照卡片上的信息读者能够在互联网上找到自己的声音故事并分享给他人。
“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不能把这样的电话亭建到各个书店,但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实现分享。”Robertson说。这个项目目前继续在澳大利亚进行当中。
互联网确实帮了Robertson和其他企鹅图书营销人员不少忙。Twitter和Facebook这些社交平台的出现让他们能更加迅速找到500个或者1万名目标读者。
10月22号,美国作家Elizabeth Little发出了这样一条推文,“如果你已经提了一个问题,而我还没有回答的话,等等,我还在路上呢。”最后她还不忘附上一个#ReadPenguin的标签。她的最新小说《亲爱的女儿》(Dear Daughter)今年1月被企鹅图书出版,并被选为企鹅图书推特俱乐部的10月书籍。
#ReadPenguin正是企鹅图书的新武器。企鹅图书推特俱乐部实际上借助了社交网络平台,在线上举行了传统的线下作者交流会,只要发送的推文当中附上#ReadPenguin的标签就能加入和作者的讨论。
这种方式从2012年1月开始延续至今,企鹅图书的营销团队每个月都会选出一本书籍进行线上推广。“你们知道Elizabeth Little在写书的时候离不开奶酪吗?”一旦一本书选定好之后,团队便会在Twitter上开启一个吸引人的话题,等待读者来参与。
过去,以色列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和科技含量较低的行业,如今则主要在依靠尖端科技研发的行业。同时,许多经济领域经历了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开放商品和服务进口、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和跨境资本流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包括政府在GDP中的比重和它对某些经济和金融市场领域的干预),并增加市场力量的行动自由等。2010年,以色列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以色列成功应对了各种与其独特国情有关的挑战,包括自身安全形势、相应的经济负担、大量移民的涌入等。此外,以色列还要不断应对其他困难,如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恶性通胀、国际收支平衡等。
过去这些年,以色列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1985年出台的《经济稳定计划》(Economic Stabilization Plan)结束了恶性通胀,恢复了宏观经济稳定,成为财政行为及货币和通胀政策领域的转折点。之后是减少公共支出在GDP中份额的漫长过程。虽然中间出现过间断和反复,公共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65%降至2011年的42%,其中国防开支从19%降到6%。预算赤字也有所下降,政府被严格禁止从事货币融资。
自2003年以来,政府在财政行为方面又有重大进展,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持续大幅降低,从原来的99%降至2011年的74%。自《经济稳定计划》出台开始,以色列政府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抗通胀斗争,通胀率从非常高的水平降至物价稳定水平(即通胀目标区间:1%-3%)。与此同时,以色列央行的独立性也越来越高,这一进程的主体部分在2010年随着新的《以色列央行法》(Bank of Israel Law) 通过而宣告完成。该法案为央行的自主性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且也为央行努力实现其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奠定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以色列成功应对了2008年底至2009年初达到顶峰的全球经济危机。尽管GDP曾连续两个季度下降,但经济增长恢复速度也相对较快;失业率在增长不到两个百分点后,又跌至30年来最低点;银行体系保持稳定。
以色列之所以受到冲击相对较轻,原因有很多,除了本次危机性质本身的原因,以及以色列经济及金融体系的某些特性这些原因外,以色列早在在危机之前数年及危机期间对经济政策的恰当表现,也功不可没。当然,以色列并不能因为这些成功就可以高枕无忧,而是必须从危机中汲取教训,提高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
以色列在过去及本次危机中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固步自封。在未来以色列仍会面临严峻挑战,这既是全球性进程使然,也是其国内发展所决定的。以色列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全球化与投资: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以色列必须保持和时刻加强自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尤其适合规模较小、国内市场有限、严重依赖出口的开放型经济。出口方面必须继续依靠人力资本和创新。这意味着有必要提升从幼儿园到大学各层次教育的效果,让尽可能多的人具备在全球化时代参与竞争所需的技能,保持以色列的相对优势。必须牢记,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竞争不仅存在于出口市场,因为以色列必须争取投资和高素质人才。因此,以色列必须确保其商业环境具有竞争力,吸引海外投资,同时保障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吸引自己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留在国内发展。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实力平衡。以色列必须根据全球需求和投资格局的变化调整出口。例如,中国在以色列商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从2007年的2.9%增至2011年的5.7%,几乎翻了一倍,但未来以色列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贸易往来显然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促进以色列人就业:尽管最近情况有所改善,但极端正统派犹太男子和阿拉伯妇女的就业率仍然非常低,分别为42%和26%,而以色列全国男女总体就业率分别为77%和66%。促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融入劳动大军,是提高经济总体增长率、提高这部分人群的生活境况、解决贫困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因素。这需要在教育领域采取措施,提高上述人群劳动市场所需技能,并辅之以其他举措,鼓励他们就业。
提高生产力:尽管以色列在一些高科技出口行业居全球领先位置,但其他许多部门,尤其是非贸易品行业,生产力较低,这拉低了整体生活水平。这些行业在经济活动总量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提高这些行业的生产力,是制定政策的主要挑战。
促进竞争、减少经济活动中的集中现象:这两点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改善消费者民生、减少因经济活动过度集中而产生的风险和扭曲十分重要。通过降低进口壁垒(例如减免关税)或其他反垄断措施,这些目标更容易实现。
财政政策:尽管以色列过去几年在财政政策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显著下降,但从以色列经济的特殊性来考虑的话,它的债务水平依然很高。最近的全球危机和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充分证明持续而严格的财政纪律非常重要,公共债务过高必然带来很大风险。
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实力: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凸显出保持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体系稳定与实力的重要性。国内金融体系的强健,是以色列受到危机负面冲击较轻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仍需不断采取行动,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使之更为强劲。金融体系及其面临的风险变化迅速,因此,监管当局必须密切监督事态发展,及时对政策做出必要调整。
贫穷与不平等问题:无论与以色列自己以往相比,还是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以色列目前的贫穷和不平等程度都十分严重。2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基尼系数测定,这种贫富分化程度超过美国和墨西哥以外的所有经合组织国家。这既是发达经济体中最常见的情况作用下的结果,比如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同时也是以色列的特殊国情造成的,这是两者产生的综合作用。以色列应采取行动应对这些问题,从改善教育体制和普及教育入手,促进最贫穷人群融入就业大军,比如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人口老龄化:在出生率下降、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成为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关注焦点。以色列在这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的趋势,为此,我们必须及早做好准备,以应对其对未来长期的影响。这些影响关系到长期总体财政状况、以色列国家保险机构的医保支出和实力,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率等各个方面。
最近的经济数据,有点让人看不清下一步的经济走向。从公布的上半年数据看,总体增长(消费、投资或出口)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势头。然而,CPI虽在过去数月中有回落迹象,但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却屡创新高。
看来,CPI回落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实在看不出宏观调控需要松动的理由。但是,从发电量等其他指标看,今年5月至6月,中国经济增长好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减速。国内也有不少报道称,沿海地区的一些中小型企业纷纷倒闭,同期大型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销售情况也不太理想。综合这些信息,经济走向似乎不太乐观。
因此,未来六个月至九个月,中国整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市场希望政府维持一个较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但现阶段,在全球都面临巨大通胀上升风险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整体放松银根的条件。可以想象,在资金找不到出路的情形下,若现在放开贷款规模的控制,信贷增幅反弹的幅度可能会远超央行的预期,为以后的通胀增添更大的压力。
另外,央行若想在金融机构资金过剩的情况下,完全依赖利率调整来达成调控目标,恐怕需要把利率上调至超出政策承受的限度。最有可能出现的政策选择,将是一定程度上的信贷规模调整,以缓解部分企业的资金困难。市场也不应对全面放松银根抱有太大希望。
从现在到2009年底,从经济发展和政策的层面上,比较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出口增长在2009年大幅下滑。虽然现在中国的出口(以美元计算)还有超过20%的增长,但如果具体看出口目的地的话,中国内地出口至美国、日本和香港(美国市场的中转地)的增长幅度已大幅下滑。而在2009年美国和日本经济并不乐观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对向这两个国家的出口抱有太高期望。
另外,虽然目前中国对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十分强劲,但可以预见,这种增速将在2009年大幅下滑,特别是对欧洲的出口。这是因为,在过去一年中,欧元兑美元已升值很多,期待欧元在未来18个月中还能保持现在的水平(或持续兑美元上升)并不太现实。
若欧元兑美元下跌,将意味着欧元兑人民币大幅下跌,这将给中国对欧洲出口造成一定压力。最后,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在中长期应该较为乐观,但是,这些市场在短期内难免会受累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疲软而呈现增长放缓的迹象。
――可以预见,2009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将比2008年更为积极。今年中国政府在救灾和支援农业方面的支出比预期中要高。不过,今年财政收入大幅上升,中国政府保持财政基本平衡应该是有把握的。如今,经济有一定下滑风险而金融政策难以全面放松,加之中国政府内外债都较少,要求财政政策扮演更积极角色的声音将越来越大。实际上,财政收入并不是无处可花,诸如灾后重建、医疗改革等,都是财政支出需要较大幅度增加的领域。
――基于中国居民的整体储蓄庞大,而人均收入已接近步入消费型社会的水平,可以预期,未来几年内,消费将保持一定升势,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甚至还有可能在长期内取代出口和投资的地位。但是,在未来9个月至12个月里,经济增长还充满变数,大宗消费品(如住房、汽车)的销售可能不会太理想,但一般生活消费品的销售将获得保证。
基于上述观察,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可成为对未来市场发展的预期:
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可能较2008年低,通胀仍挥之不去。
外贸增长幅度在2009年将有明显下滑,其中,出口比进口表现差;南方的港口(主要出口欧美市场)比北方的港口(以进口和大宗设备出口为主)表现差;集装箱比散货差。
投资增速在2009年将有所减缓,而投资增长亦将由2007年至2008年以工业和房地产为主导,转为由政府基建工程来拉动。在某些领域,诸如与四川灾后重建、新能源、环保和农业发展相关的行业,我们可能会看到非常高速的投资增长。
大宗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的销售,将较一般消费品差;公共消费(教育和医疗)将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有可能进一步减少,但价格会较2008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