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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大一统”的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这就导致中国古代王朝在“重农”政策之外,有时也采用灵活的现实主义措施,实行农商并重,以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比如西汉帝国和大宋王朝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兴盛发展的基础之上,商业也很繁荣,海外贸易也很兴盛。这当然有造船业发达和北宋指南针运用与航海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可否认,这种商业繁荣的局面主要来源于国家政策的宽容与引导。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而两宋时期,我国商业更是繁荣,发行和流通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海外贸易也是空前活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宋代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比前代更多。
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进出口货物还有不同的来源和市场。如南海地区主要进口香料、宝物、皮货、食品;精刻的典籍主要销往高丽和日本。
(2)宋代贸易港口更多,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更细。
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5个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宋神宗元丰三年,政府正式修定“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
宋代海外贸易接经营者身份可分官营和私营二类。官府经营又分2种:一种是国家之间的以交换礼物形式的所谓“贡”“赐”贸易。这种“贡”“赐”贸易是很频繁的。据《宋史》、《宋会要》等不完全统计,高丽向宋派出的使臣达30多次,另一种是宋政府派使臣到海外贸易。私商经营也分而种:一种是权贵和官僚:一种是民间商人,包括豪家大姓和中小商人。
宋代海外贸易如此兴盛,怎样解析这一现象呢?这个问题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因为凭学生的知识储备,完全可以从多个方面解析这一现象。
(1)从地理条件看。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宋朝与海外的陆路联系,于是东南方的海路就成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海路贸易因而更加兴盛。
(2)从国际环境看。、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迫使活跃的阿拉伯商人把贸易视线转移到东方,向东方开辟商路,越来越多地出入我国沿海口岸。这就从客观上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3)从国内环境看。宋代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由于北方的战乱,人口流徙到南方,大量南徙的北方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加上南方优越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以及南方人经济观念受传统束缚相对较轻,有利于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了,稻、麦、茶、桑、甘蔗的种植更为普遍,产量很高,并成为出口产品,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的手工业部门如制瓷业、纺织业、矿冶业、金属制造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均有所发展;活字印刷术使书籍大量出版成为可能。这些都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新货源。
【关键词】汇率;人民币升值;物价水平
一、引言
最近人民币升值和物价上涨正在成为国内的经济焦点。一方面汇率作为货币的对外价值,在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和金融活动,一直是核心;另一方面物价水平与一国货币的购买力水平相联系,也即与货币的对内价值密切相关。无论是汇率稳定和价格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来说,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物价稳定关系到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稳定。自200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发展,国内价格一直走高,特别是在2006年、2007年,国内需求增长和流动性的拉动下,国内一度出现了通货膨胀。因此研究汇率对物价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实证分析
变量和指标的选择:国内物价水平(CPI),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时间趋势。本文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根据2006年1月—2012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分析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从而总结出人民币汇率对物价水平的具体影响。
首先,对CPI和汇率的月度数据做季节调整。其次,对变量进行进行ADF检验,得到E_sa和CPI_sa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观察CPI和汇率的自相关图,发现CPI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存在一阶自相关,所以,引入CPI和汇率滞后一期的值。
Yt=13.26541-14.79923Xt+0.873515Yt-1+14.72584Xt-1+Ut
t(3.134259)(-3.834646)(23.73713)(3.881525)
s(4.232392)(3.859346)(0.036800)(3.793828)
(F=421.9344 R2=0.941255 DW=1.683804)
从方程的回归结果看,C(2)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知道线性回归方程可以写为:
Yt=1.782384-14.48884Xt+0.887011Yt-1+15.67083Xt-1+0030570T+Ut
t(0.337492)(-3.983362)(25.40908)(4.370310)(3.316145)
S(5.281262)(3.637340)(0.034909)(3.585748)(0.009219)
(F=359.2443 R2=0.948514 DW=1.955983)
其中x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y表示物价水平。该回归方程说明:也就是E下降一个单位,CPI上升14.48884个单位;CPIt-1上升一个单位,CPIt上升0.887011个单位;Et-1上升一个单位,CPIt上升15.67083个单位;时间每变动一个月,CPI增加0030570个单位。
从以上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带时间趋势的模型与不带时间趋势的模型相比:各系数的t值较大,R2较大,DW值更接近于2,AIC、SIC值较小,所以,带时间趋势的模型要优于不带时间趋势的模型。
三、分析结论
在面对人民币可能将进一步升值的情况下,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必要的。首先,我们应该从汇率政策制定上入手,必须使汇率政成为货币政策的必要部分。第二,从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跟美元固定,很长一段时间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毕竟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站在全球货币体系和全球货币区相互竞争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然后努力创建一个巨大的人民币货币区将是最好的趋势,汇率政策也将有更多的选择和变得更加灵活,所以,物价水平的影响也不会那么大。第三,目前,中国的双顺差形式日益加重,此外,国内物价上涨趋势明显,以实现汇率升值为主要目标的贸易政策与中国以遏制通货膨胀增长形势为主要调控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存有不可兼容之处。第四,关于价格。政府应该将控制价格变化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和保护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暂时监管一系列的政策,例如粮食补贴,减缓由于价格上涨对个人和家庭的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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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联立方程 宏观经济 IS―LM曲线
一、引言
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随着凯恩斯理论的提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学者致力于完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学说,其中希克斯(Hicks, 1937)和汉森(Hansen, 1949)以IS-LM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运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力。虽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个有着较为完善逻辑体系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得到广泛应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理论在我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本文试图以凯恩斯理论以及IS-LM模型为理论基础,并吸取其他相关理论的理念,尝试构建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作情况的简易模型,并利用我国历年相关实证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来获得一个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证模型。
二、文献综述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描述一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克莱因联立方程系统。克莱因(Lawrence Robert Klein 1950)以美国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所采用的变量数相对不多,但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学者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在《中国转轨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一文中借鉴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建立了适应中国经济特点的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大小。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宁晓青、谢静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选取l985―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并认为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政策并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外贸政策。
三、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1.消费理论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由什么来决定?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其观点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对于消费的认识,认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贝里(Duesenberry 1951)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认为居民消费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轮作用”。“示范作用”使得人们收入提高时,平均消费倾向并不一定会下降,而“棘轮作用”使得消费的变动相对于收入的变动要稳定。 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这两个理论强调人们会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收入,从而来决定当期的消费。不过无论何种理论,都认为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状况的影响。
2.投资理论和货币需求理论
长期以来,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凯恩斯的投资函数一直是分析投资的核心理论。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作为资本需求的投资和作为资本供给的储蓄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利率的调节达到平衡,因此投资被认为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基本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是否要对新的实物资本进行投资,取决于这些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与为购买这些资产而必须借进的款项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较。因此,在决定投资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这里利率是指是实际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经萨缪尔森(Samuelson, 1939)等人发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率先对古典投资理论发起了挑战。加速原理认为投资不是利率的函数,而主要是由产出的变化所决定。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3.1)
式3.1中δ, θ为常数,δ代表资本折旧率, It代表投资,Yt和Yt-1分别代表当其和前期产出。
在货币需求理论上凯恩斯认为对于货币的总需求是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总和。其中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决定于收入,而货币的投机需求决定于利率。因此对于货币的总需求函数可描述为:
(3.2)
式3.2中,等式左边代表了真实货币供应量,k, h为常数,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计量模型假设与数据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观计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为基础,并对其中的投资函数作了一些改进,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设模型具体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 为系数项,Y, C, I ,R, M, P, G, NX,为变量。其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如下表:
在投资函数4.1.2式中,加入了收入变动的因素。凯恩斯与克拉克分别强调利率和收入因素是决定投资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将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时放入投资函数。笔者认为在我国,投资同时受到利率和收入状况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些专门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资机构,这些资金对于利率较为敏感,利率降低将会释放出较多的投资。另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般的企业,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商品生产的能力,这样的投资往往受到该企业收入(利润)状况的影响,收入越多,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会更高,同时也更有能力进行投资。同时由于企业当年的投资计划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计划,所以在投资策划时前一期的收入变动情况(θ・Yt-1-λ・ Yt-2)会更多的影响到本期的企业投资。
根据IS-LM模型中的相关变量,本文收集了中国1992年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所选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 消费支出(C), 政府支出(G), 投资(I), 进出口(NX)的相关数据来自于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货币供应量为年底余额,包括货币和准货币。本文所采用的利率为历年一年期贷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计算。
由于原始数据没有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本文以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换算出历年的通过膨胀率。并以此计算出排除通胀因素的各变量的数值。处理后的数据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为基数计算的。
五、模型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本文首先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识别,认为方程为过度识别。之后对排除通胀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扩充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采用的分析工具为Eviews 5.0。经过ADF检验。各变量在1% 5% 和10%的显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各个变量数据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然后采用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来判断各方程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个方程式都通过了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即各方程内的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估计联立模型结构参数。 得到如下参数估计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系数а, β, d, θ, λ, k, h都通过了假设检验。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函数的R2分别达到了0.97, 0.98和0.99。可见方程的拟合结果是比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国宏观经济简易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对模型中内生变量进行模拟从而获得的模拟值,并与各内生变量真实值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篇幅关系下文仅列出收入变量的拟合值与真实值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计算的。
六、结论
本文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IS-LM模型为基本框架,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计算了一个能简要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作状况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国的消费函数,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确实对消费有影响。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5。式5.1.2为我国的投资函数,模型假设我国的投资不仅受到利率的影响,也受到收入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利率和收入对投资都有影响。利率与投资负相关,收入增长与投资正相关。从投资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变动对投资有放大的效应。即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投资将增加2.15个单位,反之亦然。式5.1.3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函数表明我国的货币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利率的影响,收入与货币需求正相关,与利率负相关。 将估算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转化,可求得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分别为1.43和0.12。
由此可见,从对我国1992年~2005年的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较之于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43个单位。而货币供给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12个单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利率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要远大于其对于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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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威权政体;东亚;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
一、东亚威权政体的成因
威权政体曾是东亚模式的特色之一,也称“威权主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80年代,东亚许多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是威权政体。二战以后,东亚那些曾经遭受过西方侵略的国家纷纷独立,许多国家完全移植了西方的民主政体模式,但之后几年的实践表明,形式上先进的西方民主制度无力有效地整合东亚社会内部的多元利益表达,各国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社会冲突频繁、政治腐败加剧等问题。这使得东亚各国认识到,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构建本国政体,政府需要把推行高速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发展经济,集中权力于中央政府,依靠强大的政府实现稳定和发展。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东亚国家纷纷转向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威权政治。
二、威权政体对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以“亚洲四小龙”为例
二战以后,东亚威权国家的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增长,造就了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奇迹。其中有典型代表性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在政府的领导下,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下面,以“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为例,具体介绍威权政体对于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
(一)惊人的“汉江奇迹”――韩国
韩国是一个新兴的发达国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短短几十年里,一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缔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汉江奇迹”。然而,韩国在经历了殖民统治、国家分裂和朝鲜战争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仍然十分贫穷落后。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从当时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出发,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战略,这种发展模式直接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创造出著名的“汉江奇迹”。朴正熙政府强化政府职能,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强制推行或诱导推行经济发展战略。朴正熙统治18年间,韩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1979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546美元,是1961年83美元的18倍;出口额也达到150亿美元,是1961年出口额的300多倍;失业率从9.1%(1962年)逐渐控制在3.8%以内。纵观韩国的发展道路,不仅仅是朴正熙政府,历届威权政府都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府以发展经济为总目标,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巨大发展。
(二)神奇的“港口之国”――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其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二战以后,新加坡是一个人口很少而且也很贫穷的地方。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治上就确立了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政府体制。李光耀政府上台后,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根据新加坡具体情况着手改革过分依赖单一的转口贸易这种殖民性的畸形经济结构,制定了“出口主导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有:1.创造一个安定的投资环境;2.大量吸收外资,对外国投资者给予减免税收和鼓励,使新加坡在吸引外资方面更具有竞争力;3.兴办国有企业,人民行动党政府借此减少对本国资本的依赖;4.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5.优化新加坡产业结构;6.设置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了多元化经济结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经过两次“工业革命”,使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造就了新加坡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三)突起的海岛之星――中国台湾
台湾是中国大陆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台湾在经贸方面以高科技产业赚取外汇优先,6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于90年代跻身经济发达地区之列。二战以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并不富裕。退台后,推行以“民生第一”的经济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建设,就是现代化建设”。台湾威权政府实行的即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6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主导台湾经济发展,制定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主要措施有:第一,对主要企业进行政府的公有化。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以来,国家干预被认为是有助于经济成长的途径。战后台湾地区在此之下,透过中央集权式的威权体系,运用“凯恩斯主义”的主要途径,获得显著的经济增长,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主要企业的公有化进程是其中的最大出发点。第二,积极制定符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策略,政府当局从1953-1991年共实施了多期四年、六年经建计划,这些计划是与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及其他政策(如扶持民营资本等)调节手段结合在一起的,“在求以最迅速有效的方式,动员一切经济资源,从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从结果上看,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四)无比璀璨的“东方之珠”――中国香港
香港有“东方之珠”的美誉,是国际和亚太地区重要的航运枢纽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经济自由度指数位居世界首位,也是国际重要的金融、服务业及航运中心,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同时,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同时为全球最安全、富裕、繁荣和生活高水平的城市之一,有“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等美誉。二战以后,港英政府主导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过程,在类似于威权政体的体制下,香港把华人的智慧与西方社会制度的优势合二为一,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治闻名于世。香港经济的发展与后来的腾飞,都是在港英政府当局的商贸、金融和产业政策助推下实现的。
三、结语
纵观全局,“亚洲四小龙”根据本国国情在一定时期内实行了威权政治,其经济的发展与腾飞都是依赖于威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体制与政策的扶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东亚威权政治的功能就是大大促进了东亚现代化进程,政府依靠强制力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环境,东亚国家在实施高度控制的威权政体下推动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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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小型浅碟形经济体;GDP增长率;ECFA
一、引言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简称APEC)是由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盟6个国家和区域性组织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基础上成立的。1991年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地区经济体名义加入APEC,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一起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携手共进。目前APEC一共有21个成员,涵盖区域总人口达26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0%;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超过1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56%;贸易额约占世界总量的48%;APEC已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APEC的成员之一,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双方贸易也获得长远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台湾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以来,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并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成为人类发展指数和经济指标相对较高的准发达经济体。截止全球金融危机前夕,2007年台湾人均GDP达到17506.17美元。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迅速蔓延,并扩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受此影响,台湾地区的外贸出口遭遇严重打击,2009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为-1.93%,失业率达到5.85%,创近30年来新高。2010年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台湾外贸环境大幅改善,外贸出口增加,国内投资回升,加之台湾当局采取一系列积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二、文献综述
有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台湾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文献,李非,郭涛和胡少东(2011)从近几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进出口贸易额和失业率等宏观数据分析,台湾经济已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其经济表现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台湾应进一步深化与大陆的经贸合作。李非,胡少东(2009)则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和对外贸易的视角梳理了台湾经济发展规律,文章分析发展台湾的经济增长经历了高速增长、中速增长和低速增长三个循环周期。顾国达和陈丽静(2011)通过联立方程组模拟分析了ECFA的签订对两岸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ECFA的签订对台湾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本文在之前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台湾经济增长的脉络,重点分析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台湾经济政策的效果,并在文章最后提出大陆今后对台政策建议。
三、台湾经济发展历程
20世界5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缓慢,基本上以农业为主,林业、渔业及手工业为辅。中国退守台湾岛之后,台湾在“以农养工,进口替代”指导思想下开始了初级工业化历程,一步一步完成工业化前的资本积累阶段。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将一些已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产业大规模转移至国外,台湾适时抓住这次全球性产业转移浪潮,利用岛内的劳动力优势,承接了大量来自美、日的投资,获取了以轻纺产业为主的技术和设备,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1963年,台湾的第二产业产值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这意味着台湾已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
1973年,全球性石油危机爆发,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并且之前台湾轻工业与重工业发展失调,台湾经济发展暂时面临困境。1974年,台湾加大了对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性产业的投入,鼓励支持重化工业的发展,“金属制品、机械-钢铁”两大系列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和中间材料产业,进一步健全台湾的工业体系。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的重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轻工业,为台湾进一步的产业升级打好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台湾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台湾利用已有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台湾的主导工业已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在21世纪头10年,台湾经济依靠技术密集型产业获得长足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台湾第一产业产值所占GDP比重越来越小,服务业产值比重不断加大。
如图1,从1989年到2001年以来台湾第三产业产值占GDP份额已经超过50并随时间不断上升,而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比重则不断下降。从2001年到2011年三个产业的产业份额占GDP比重相对稳定,2011年,第三产业产值占台湾GDP份额的67.43%,第二产业产值占台湾GDP比重30.71%,而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仅为1.87%。服务业产值达到台湾GDP的2/3,说明台湾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期。
图2:三产业产值占台湾GDP份额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台湾经济的冲击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之后欧美等国为刺激本国经济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台湾经济:
首先,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台湾的对外贸易。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迅速波及到全世界范围,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恐慌,台湾的对外贸易陷入困境。
如表1,2006年和2007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和失业率各项指标都稳定在正常水平;2008年开始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都大幅下降,失业率上升;2009年台湾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出口下滑19.541%,进口下滑25.909%,失业率达到5.85%。之后,受到国际市场回暖和台湾政府积极刺激政策,台湾经济大幅反弹,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76%,出口增速达33.87%,进口增速达41.73%,失业率下降为5.21;2011年台湾经济基本稳定。
五、金融危机后台湾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
次贷危机爆发后,台湾经济面临出口严重下滑的困境。为稳定经济,台湾当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台湾政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刺激消费扩大需求;第二是为给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资金和政策,并为大规模的投资项目提供优惠资金;第三是促进出口,促进出口对象国多样化,使台湾对外贸易不过于依赖大陆和日本市场;第四台湾在此期间启动了多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打动内需。台湾计划退出12项核心公共基础项目,总投资达39900亿新台币,届时提供大约120000个工作岗位①。
其次,在货币政策方面,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台湾政府通过降低利率增加银行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台湾中央银行通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引导市场贷款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下降,并扩大公开市场买回机制,保证市场具有充分的流动性。2010年3月25日,台湾中央银行宣布货币政策由“量化宽松”转为“适度宽松”。2010年6月24日,台湾中央银行开始调高再贴现率、担保贷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这标志着台湾货币紧缩政策的开始。
最后,有关贸易政策方面,2010年9月中国大陆和台湾通过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ECFA)和《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并于2010年9月12日开始实施。在ECFA签署之前,海峡两岸的贸易关系便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从1980年到2008年,两岸贸易额从3.11亿美元上升到1053.69亿美元,贸易额占台湾贸易额比重从0.79%提高到21.2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通过和中国大陆签订CEFA,可以进一步为两岸的经贸往来扫清障碍,而台湾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ECFA的签订降低了台湾向大陆货物、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成本,也降低了台湾向大陆转移低附加值的产业的成本,使得台湾可以专注于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高附加值产业。其次,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东盟的货物可以享受比台湾更低的关税待遇,台湾的出口厂商因此面临不利的出口环境。ECFA的签订大大降低了台湾出口厂商对大陆的进出口关税,这将大大增进台湾产品在大陆的竞争力。因此,ECFA的实施将有利于台湾向大陆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分享大陆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
六、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大陆对台经济和贸易政策
大陆与台湾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大陆的经济增长需要台湾的技术和投资;而台湾对大陆的贸易和投资又使得台湾获得一个更大的市场,分享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两岸签订ECFA将极大促进两岸的经贸往来,使两岸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便利化。两岸在目前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强化两岸合作,推动ECFA的后续协商,增强两岸的政治互信。
其次,在目前两岸经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推进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有效推动两岸间的双向经济交流,构建更加紧密的两岸经济关系。台湾目前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2/3以上。此外,大陆和台湾应寻求建立更加合理的两岸产业合作模式,台湾的许多企业在大陆有很广泛的投资,作为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加强两岸产业合作不仅有助于两岸经贸互动的深化,也可以提升两岸在国际分工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解:
①资料来源:台湾经济部
参考文献:
[1]李非,郭涛,胡少东.后金融危机下台湾经济形势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3):42-49
[2]刘亮,李卢霞,蒋静洁.论ECFA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基于双边自由贸易理论的分析[J].亚太经济,2011(1):146-150
[3]顾国达,陈丽静.ECFA对两岸贸易与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联立方程组模型的模拟分析[J].台湾研究集刊,2011(5):6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