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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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货币需求；经济周期
一、引言
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改革开放34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接近10%，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波动同样引人关注。GDP增速最高时超过15%，最低时不足5%，产出震荡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CPI震荡明显，2009年同比下降0.7%，之后逐渐走高，到2011年同比增加5.4%，波动幅度超过6个百分点。因此，高速增长与波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重要特征。
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加，形成部分低水平重复性投资项目，造成投资过剩过热。经济增速放缓时一些过剩投资被闲置甚至淘汰，又造成经济资源的无谓浪费。同时，我国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银行贷款是企业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经济波动造成的投资浪费也直接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稳定，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加强货币政策调控，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宏观经济波动的HP滤波分解
HP滤波方法可以将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分解成周期部分和趋势部分，通过对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周期部分的统计特征对比分析，总结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特征。
（一）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来源与构造
本文借鉴钱士春（2004）、徐高（2008）等人的研究成果，以1992年为分界点，将1978-2011年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成1978-1991年和1992-2011年两段，分别进行滤波分解和相关系数的估算。为方便比较分析，还提供了1978-2011年整个样本期间宏观变量时间序列的滤波分解和相关系数的估算结果。
1、GDP及私人消费等组成部分。GDP数据直接采用国家统计局支出法计算的年度GDP,私人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变量数据取自支出法计算的GDP各组成部分。为获得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真实GDP及各组成部分的数据，用统计局公布的GDP真实增长率和名义GDP数据计算GDP缩减因子，再利用GDP缩减因子将所有名义变量转换成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变量。
2、通货膨胀率与物价水平。物价水平数据用前面计算所得的GDP缩减因子表示，而通货膨胀率则用GDP缩减因子的变化率表示。
3、劳动力与平均工资水平。劳动力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全社会就业人数”。国家统计局按年公布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总就业人数，以及付给这些就业人员的工资总额数据，二者相除即得到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
4、本文分别考虑了M0、M1和M2三种口径的货币余额。其中，M0指流通中的现金，M1为流通中的现金M0加上企业活期存款，M2又称为“广义货币”，包括:M1+企业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这三种口径的货币存量从M0到M2流动性逐渐降低，规模逐渐增大。真实货币存量数据为名义货币余额除以物价水平，各口径货币流通速度=名义GDP/名义货币存量，以上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宏观经济波动的典型特征
HP滤波分解前，首先对各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再用HP滤波法进行周期分解，分离出的波动成分可近似看作各变量对其长期趋势的百分比偏差。计算各变量周期成分的波动标准差和相对标准差，比较各变量的波动幅度，并测算各变量与实际产出之间的时差相关系数以刻画各变量与产出波动的协动性。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成分的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1、我国经济波动幅度相对发达国家较高。1978年至今我国GDP波动标准差为3.15%（表1），而美国自二战结束到上世纪90年代，实际GDP波动标准差为1.66%（Stock, Watson, 1999），实际GNP波动标准差也仅为1.72%(Cooley, Prescott,1995)，中国的产出波动幅度远高于美国。但私人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等GDP组成部分的波动幅度在1992年以后显著下降，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在近20年内显著提升。消费平滑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跨期优化行为将使消费相比产出更平滑，即私人消费的跨期波动幅度应小于产出的波动幅度。表2中私人消费波动的相对标准差在1992年后小于1表明，消费平滑理论在中国成立。
2、GDP各组成部分的波动模式发生改变。一是1992年后从产出增长到消费增长的传导过程被拉长。私人消费1992年前后均为产出的顺周期变量，与产出的最高相关系数在1992年前后分别为0.79和0.86。但1992年前当期产出对当期消费的拉动作用最明显，1992年后当期产出对滞后两期消费的影响最大，私人消费成为产出的滞后变量。说明1992年后从产出增长到消费增长的传导过程被拉长了。
二是1992年后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平滑产出波动的意图更加明显。政府支出与产出绝对值最大的相关系数均为负，表明政府支出是产出的逆周期变量，即政府一直尝试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以降低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1992年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刺激总需求和产出增长，此时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刺激经济增长。但1992年后政府与产出的相关系数均为负，表明政府有意识地运用逆向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过热，确保经济平稳增长。
三是1992年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减弱。投资是高度顺周期变量且当期投资增长能显著增加当期产出水平，但1992年后随着净出口、私人消费等在GDP中的份额不断扩大，传统的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逐渐改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投资与总产出的相关系数由1992年前的0.89降至1992年后的0.74。
四是1992年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更加明显。1992年前后净出口均为产出的顺周期变量，但1992年前当年的净出口增长会显著增加两年后的产出水平，而1992年后当期的净出口增长会显著刺激当期产出增加，从净出口增长到产出增加的传导时间相对缩短。
3、劳动力市场存在粘性工资现象。就业人数与总产出相关系数为负，表明劳动力供给是产出的逆周期变量，这违背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统计数据的低质量（徐高，2008）。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现行的统计体系很难准确统计农民工人数，造成“就业人数”与实际劳动力数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工就业人数统计数据的缺失可能造成了劳动力供给与产出的逆周期现象。
平均真实工资在1992年前为高度顺周期变量，但在1992年后则变为逆周期变量。真实工资逆周期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名义工资粘性现象。凯恩斯理论认为名义工资存在刚性，通货膨胀上升时，名义工资刚性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厂商因此雇佣更多工人进行生产，社会总产出相应增加。
4、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调控效果明显。各口径货币存量在1992年前后均为总产出的顺周期变量，说明更多的货币投放能有效促进产出增长，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作用明显，货币中性在中国经济中不成立。同时，通货膨胀在1992年前后均为产出的顺周期变量，表明我国经济中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菲利普斯曲线关系（Philips curve），这进一步支持了我国经济中不存在货币中性的论断。
三、国内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特点
货币政策调控是指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和存款准备金（reserved requirement）等工具调节经济中的流动性，以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行为。
（一）我国货币政策历史简要回顾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1-1983年。这期间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内唯一的银行，兼具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这一时期我国物价总水平基本保持稳定。第二阶段：1984-1995年。这一时期我国通货膨胀经常呈现波动幅度较大局面。人民银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水平显著下降。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人民银行通过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总体上确保了经济的平稳运行，产出、消费和通货膨胀等宏观变量波动较小。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先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破灭、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出现较大波动，但货币政策调控在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方面成效显著。
（二）总量控制为主的国内货币政策调控
美联储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这一调控方式被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央行普遍采用，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预先设定短期基金利率目标值，每天按照预先设定的基金利率买卖债券。因此美联储外生设定债券的买卖价格，而让市场内生决定债券的供求量。通过这种方式，美联储基本可以精确控制联邦基金利率。2007年8月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前，联邦基金利率实际值与目标值基本保持一致。同时，美联储调控的联邦基金利率是美元的基准利率，决定了其他美元利率。
与美联储利率调控不同，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更多的是数量目标，主要包括M1、M2、现金、贷款规模等。人民银行每年公布M1和M2的年度增长目标并相应调控货币投放量，同时还在某些年份设定信贷投放目标并相应调控实际信贷投放规模。与总量调控相对应，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方式是价格招标，即在公开市场操作时，首先确定央行票据或回购协议的发行量，再通过拍卖由市场决定央票或回购利率。因此，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货币投放量由央行外生决定，投放价格（利率）由市场内生决定。
四、国内货币需求函数的实证估计
货币需求利率。为体现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货币需求方程中加入时间趋势项t。
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96-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按季度公布的名义GDP累计值，通过对累计季度数据逐季扎差并用X12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得到不含季节因素的名义季度GDP数据，单位为亿元人民币。同时，利用CPI定基比序列将1996-2011年月度CPI转化为以1996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月度同比数，并用季度平均法将其转换为季度序列。用CPI季度序列缩减季度名义GDP,得到去除价格因素的真实GDP数据。
1996-2011年季度货币存量数据M0、M1和M2，利用X12方法消除各口径货币存量数据中的季节因素，单位为亿元人民币。真实MO、M1和M2存量为消除季节因素的名义M0、M1和M2除以相应的季度CPI。
利率为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Wind中国宏观数据库给出了1996年3月-2010年12月的月度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使用季度平均法将月度数据转换为季度数据，单位为%。
为避免伪回归，首先对各变量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表明，各变量原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存在协整关系。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三组变量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均表明存在1个协整向量，即各口径真实货币供给量与真实产出、名义利率间存在协整关系。
（二）实证估计结果及解释
标准化后各组变量的协整系数如表4所示。除M2与（一）基本结论
高速增长与波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两大重要特征。经济过度波动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运用HP滤波方法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数据分解研究发现，我国的经济波动幅度高于欧美发达国家，1992年以后消费、投资、净出口的波动模式发生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名义工资刚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作用显著。比较研究发现，美联储通过调控联邦基金利率以调控美元市场其他利率，货币政策调控主要以价格调控为主，而人民银行通过价格招标的方式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的目标是保持各口径货币适度增长，总量调控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特征。我国货币需求函数实证估计结果表明，各口径实际货币余额与真实产出、名义利率间存在着与理论一致的函数关系，但流通中的现金（M0）对真实产出和名义利率更敏感。
（二）政策建议
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不断改善宏观调控，坚持不懈地抓好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工作。
一是完善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主体的融资环境。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薄弱环节，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成为宏观投资效率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完善实体经济融资环境，应建立多层次的信用担保机构，积极推动建立互助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创新中小企业授信制度，降低中小企业信贷门槛。鼓励扶持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增强资本实力、延伸服务领域、扩大市场份额、增加社会影响等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二是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是充分发挥货币政策调控职能、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条件。“十二五”期间，应不断丰富国债发行品种，形成期限结构完整、发债用途多样的多层次国债体系，进一步健全国债收益曲线。鼓励金融机构加强业务创新，开拓代客理财、基金托管、保险业务、证券业务等高附加值业务，延伸服务领域，尝试开展财务顾问、并购重组、债券承销等交易类、咨询顾问类业务，推动战略转型，提高经营效益。
三是健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提高国内企业的自主定价能力。建立健全物资储备和价格调节基金制度，有效应对资源产品价格异常波动，确保总体价格水平稳定。提高资源税，将资源价格提高带来的超额收益收归财政，用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以及提高资源区居民收入。积极探索建立国内资源期货交易中心，发展资源期货市场，争取资源国际定价主动权，降低进口成本。
四是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合作，建立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监管机构应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统筹协调，坚持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着力构建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同时，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积极参与金融监管政策双边对话与磋商，推动建立有效的审慎风险管理和金融稳定的国际标准，有效防范风险的跨境传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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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 Economic
Cyclical Fluctu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Control
HU Wenlian
(Yinchuan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Yinchuan Ningxia, 750001)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中国房地产上一阶段的发展基本与美国同步，同样是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与住房抵押贷款的迅速扩张，高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样孕育着不小的风险，次贷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重视房地产及其抵押贷款市场中存在的风险。
(1)我国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依赖度过高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非常薄弱，房地产开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以全国银行发放房贷总额为例，1998年全国银行房贷总额仅为426亿元，到了2005年房贷总额为近5万亿元。房贷总额在7年间飙升115倍。根据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产还牵涉着数十种上游产业，这些相关行业为满足房地产膨胀所带来的硬性需求，扩大产能而进行了数目庞大的基础投资。而这些基础投资很大程度也是来自银行的信贷。这意味着，除了目前银行已知的5万亿元房贷外，银行还向更多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投入资金。因此，可以说，房地产业的周期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的质量，在当前房地产价格回调的情况下，尤其构成中国银行系统安全的隐患。
(2)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资产风险可能比预期的要高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住房抵押贷款被公认为安全性较高的信贷业务，但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然打破了这个神话。2000年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期末余额仅为3316亿元，而2007年底则高达2.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2.42%，高于同期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增长率。尤其是在中国当前并未实现完善的个人信用管理制度情况下，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门槛较低，国内居民及住房投资者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很多人不能满足个人每月按揭贷款还款额不得超过个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假收入证明、假工资证明现象屡见不鲜。业绩压力也使得国内部分银行在房贷时放松了贷前审查。因此，在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信用风险很可能要比预期的要高很多，中国同样需要对信用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因此，对于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来说，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先，必须要重视高度房地产周期波动导致的风险在银行系统的高度集中问题，不仅加强对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质量的监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单一问题，同时通过审慎推进优质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化解当前房地产金融风险。其次，必须加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审查，制定更加严格的住房贷款审批程序，优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质量。再次，必须尽快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实现对个人信用的科学评估，从源头上降低信用风险。
二、合理运用反经济周期调节政策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纪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为对抗经济周期，美联储采用不断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9•11以后，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联储连续13次降低利率，货币政策的放松带来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上升，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开始发生。这带给我们一个思考:反经济周期政策应该如何使用?现代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强调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反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以保证经济体稳定增长。但这一理论特别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在理论上遭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媒介。他认为，当国家运用利率作为中介指标时，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一种不利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信号，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货币当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这时可能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信号。在此情况下，市场参与者认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考虑到把货币持在手中或存入银行只会使货币相对于物价的上涨而贬值，而不如尽快将持有的货币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费出去。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变得更多，物价会继续上涨，利率的提高本来是为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通货膨胀更甚了，使得调控的结果与初衷相悖。同时，宏观调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分清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且能够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事实上，由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这两个前提都很难满足。前者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后者历来是各种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难以形成定论。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哪种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弊端，都将对市场主体利益产生影响，而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很有可能扭曲整个市场，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因此，反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必须要慎用，政策调控不仅要考虑到当下的经济状况以及政策之间的搭配，还必须考虑到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考虑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才有可能熨平经济周期，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可能只是将经济危机延后，带来未来经济更大的动荡。尽管是由金融创新工具引发，但金融创新却并非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弊的一面，但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只有创新不当和监管不力才会引起市场风险，合理运用不但能够规避分散市场风险，而且能够增强一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事实上，金融创新也并非现代独有，翻开金融发展史，无论是从金币或过渡到纸币还是从单一的商业银行过渡到商业银行、保险业、证券业并重，每一次进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创新，而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极大的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与历史上的金融创新相比，现代金融创新只是更加人为化，技术上更加先进，但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根源就在于其强大金融创新能力。因此，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就对金融创新退避三舍。金融创新应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为最基本的标准。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金融创新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的问题。2007年末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69.14%，而由于金融市场的纵深度和多样性不足，中国储蓄转化投资的比率并不高，导致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大国，实体经济巨大的资金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国内投资仍然相当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资与国际资本。因此，为了解决投资需求与储蓄资本的转化问题，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转化能力，提高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不足，使得系统风险不断累积，最后导致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进中国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对其加强监管。首先，必须吸取次贷危机教训，对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创新产品先天不良，将风险转嫁到整个金融市场。其次，提高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创新技术，使金融创新在阳光下运行，降低信息的不对称风险，使投资者能够充分认识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再次，加快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还不完善，如多部门管理可能导致市场分割，不利于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各部门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各部门间的监管权力之争可能诱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等。尽管美国监管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监管体系依然比中国先进，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借鉴其合理之处，吸取其教训，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学习机会。最后，监管手段要紧跟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还要保护创新主体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进一步创新。
三、结语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当前宏观经济 经济周期 房地产
我国房地产从2000年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到2005年、2006年通过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过快,随后2007年价格再次较快上涨,再到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的2008年价格开始明显下降,都显示出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日益紧密。
因此,进一步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主要由哪些因素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中的社会总消费与总投资有什么影响,应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阶段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三次较大起伏,随之经历了三次时间集中、规模和力度较大的宏观调控,这三轮宏观调控都比较主动地采用了间接的经济手段。
1.1993年～1996年的紧缩性宏观调控
针对1992年的经济过热,从1993年起实施的紧缩性的宏观调控,在初期采取较多直接行政操作方式,以治理当时混乱的金融秩序。
2.1998年～2002年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扩张性宏观调控
针对1997年经济偏冷,从1998年开始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更多地采取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解决了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问题。
3.2003年以来的中性宏观调控
针对2003年经济运行中又出现的一些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中性宏观调控,政府果断做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在手段的运用上讲究综合性,动手早,见效快,未雨绸缪。
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自2002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并且经历了持续六年的经济繁荣期。2002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为9.1%、10%、10.1%、10.4%、11.1%和11.4%,年度间的平均波幅很小。2007年,中国GDP达到24.66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5.5%,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但这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隐忧。
1.物价总水平逐步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保持低速增长的趋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反弹和上升
2002年至2006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分别为-0.8%、1.2%、3.9%、1.8%、1.5%,而到2007年,CPI上升幅度达到4.8%。进入2008年,CPI进一步创新高,由农产品和食品引发的价格上涨,逐渐向其他商品和生产资料领域扩散,以致许多学者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存在着由结构性价格上涨走向全面通货膨胀的巨大风险。
2.投资增长持续偏快,推动中国经济过热增长
2002年至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6.9%、27.7%、26.6%、23.9%、24.8%。对宏观经济而言,投资需求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拉动经济走出萧条实现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过度的投资冲动也很容易推动经济走向过热。
3.信贷规模扩张,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
与经济高速增长,与投资扩张相伴生的,则是不断扩张的信贷规模及日益突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从中国的信用扩张周期来看,2000年以后,银行信用系统逐步摆脱了1997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紧缩局面,而处于一个持续扩张的时期。2000年,代表社会信用总量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为10%,此后M2的增速不断加快,到2005年上升至21.1%。尽管近年来,M2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4.房地产和资产价格上涨孕育了巨大的经济泡沫与经济风险
房地产与股票价格膨胀产生的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资产泡沫,导致居民存款从银行搬家,流入房市和股市,不仅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吹大了资产泡沫,加重了通货膨胀,而且孕育了资产泡沫崩溃后经济剧烈收缩重组的巨大风险。
5.来自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与困境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以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到2007年底,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如中国日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实施的对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大;大量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这些都对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6.国际经济风险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逐步显现
除了国际原油、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推动国内生产成本和物价上涨外,2007年3月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逐步拉开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序幕。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出口贸易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特别是美国为刺激经济所采取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部分抵消或削弱中国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效应。
三、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和影响因素
事实证明,由于宏观经济发展波动性以及房地产业内在的多种经济因素的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从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到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之间,定义为一个经济周期。每个经济周期都会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1.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起步到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增长过程不是平稳的而是波动性的,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周期:1981～1983年的第一轮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轮周期;1991～1996年的第三轮周期;1997年开始至今的第四轮周期。
比较这四轮周期可以发现中国房地产周期的表现形式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周期的长度在增加,波动幅度在减小,衰退与扩张的时间比在减少。可以判断,未来中国房地产周期除了延续这一趋势外,还将表现为周期每一阶段的变动将呈波浪式,且变化越来越无规律性。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住房制度体制改革推动的结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周期,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不少经济和社会问题,出于对房地产发展过热的担心,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是其发展周期波动规律的表现。研究导致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原因及政府应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对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2.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因素
分为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内生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外生因素则是波动的初始原因或初始推动力。
(1)内生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供求和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需求与供给。价格、收入、政策以及预期的变动都会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继而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房地产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的变化。只有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同时平衡的情况下,房地产经济才能持续快速发展;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房地产经济就需要进行调整,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房地产投资。进行房地产投资决策时,房地产投资利润率是需要被考虑的重要指标。利润率通过引导房地产的投资走向扩张或收缩,对房地产周期的波动产生重要影响。房地产投资波动常被看作是房地产周期的引擎。
(2)外生因素包括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指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敏感程度较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越快;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此外,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变化、体制变迁等都会对房地产业的发展造成冲击,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
(3)随机因素,指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等社会突发因素,以及不可预测的因素如科学技术的根本变革等。这些因素对房地产波动有突然、直接、猛烈的影响,这些影响一般是短期的,但有时也会持续很长时间。
3.对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建议
目前关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未到波峰或者没有过热、已到波峰或者已经过热。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房地产业发展长周期还包含一些短周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周期性波动是很自然的经济现象,这些周期性波动都在可控的范围。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波动。
(1)在加强周期性规律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判断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可以通过房地产投资量的增减、产业增长率的高低、房价的涨跌和市场交易的旺盛等主要指标来分析和衡量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为此,应加强房地产周期的研究,积累经验,建立房地产周期运行的监控指标体系,为正确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提供科学的依据。判断正确与否,是实施反周期策略的前提。
(2)采取反周期策略,预先采取措施,避免大起大落引起的强烈震荡。当前,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未来几年,扩大内需仍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活跃,扩大内需就会缺少活力,经济发展也将缺少动力。因此,宏观调控政策首先要立足于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力求与之相适应,防止房地产业过热或过冷;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房地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作用,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延缓周期波动,缩小波幅,实现可持续发展。
(3)要处理好我国各地房地产业发展周期的差异性与宏观调控政策统一性的矛盾。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东、中、西部差距很大。因此各地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不一,且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就决定了房地产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也有各地的发展周期。因此,房地产宏观调控既要避免“一刀切”,又要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更应是指导性政策,由各个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实行,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调控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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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主席在全球金融峰会期间表示，要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利用货币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防止全球性经济衰退。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各国都竭尽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中国自不例外，当全球经济越来越难以承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时，中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这将有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中国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欢迎。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兴建铁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灾区重建、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在货币政策方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全球协调一致地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还将会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实体经济的走向等因素适时、适度地调整利率，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还会配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地放贷，缓解信用紧缩的局面。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的确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希望。
实际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严格控制信贷的增长。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中小企业的经营逐步捉襟见肘，出口面临较大的压力。为此，早在年初，面对出口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财政部就开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就采取了财政贴息、奖励和放松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额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国务院又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要“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和防通货膨胀）。这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就开始出现了转向。
2008年7月后，随着“两房”危机的加剧，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让全球金融市场为之结舌，投资者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就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下调了除工农中建交、邮政储蓄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1个百分点。10月8日，又与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协调一致地降低了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0.5个百分点。10月29日，中国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这是两个月之内的第三次调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银行创纪录地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08个百分点，下调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及邮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余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为了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央行票据的发行频率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在信贷增长率趋缓、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基本消除的有利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还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窗口指导，不仅如此，监管当局鼓励商业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放贷。
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形势变化使然
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使然。
在国际环境方面，国际金融局势动荡加剧，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给实体经济的沉重打击逐渐显露出来。2008年7月后，爆发于2007年初的次贷危机急转直下，美国金融机构频频告急，逼迫美国政府注资的注资、国有化的国有化、破产的破产。到了9月底，次贷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次贷危机，而是演变成了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包括欧元、英镑等在内的许多货币汇率大幅贬值，股票市场大幅下挫（冰岛的股票价格指数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同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渐吃紧，信贷条件更趋紧缩，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动摇，乃至一些银行门口排起了挤兑的长龙。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机数十年所少见，迫使美国、英国、欧盟各国等过去信奉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地施以援手。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突出，美国在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0.3%，失业率继续攀升，有预测，到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业设备利用率和居民消费不断下滑，这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增长。欧洲也已陷入了技术性的衰退，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0.5%，欧洲的消费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尽管受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约束，欧洲的失业率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幅上升，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欧洲经济的灵活性相对较低，应对危机冲击的自我调节功能相对较弱，这意味着，欧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国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使得金融危机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质。为了应对危机，也需要国际的通力合作。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理应担当起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责任。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向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相应的援助，帮助它们尽早地摆脱了金融危机，重新步入了快速发展与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中国经济和金融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体系之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而且对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中央银行协调行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必要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货币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行动；数额庞大的公共支出计划也无不如此。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场的高度关注，也才会受到那些深陷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拨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欢迎。
更何况，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体系，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都在增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金融体系出现了大问题都会很快地传染到其它相关国家，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9%之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虽然中国仍会保持全球最高增长率的纪录，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现在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关门歇业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乃至过去从农村析出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重返内地，火车站人流如织，这一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见所未见的。各类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企业现金流和利润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应收账款和非意愿存货的大幅上升，使得企业家的悲观情绪不断滋生、蔓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也相应大幅下泻。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只有8.2%，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企业部门状况的恶化，信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迫使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信贷扩张冲动的银行机构，现在也具有较强的惜贷趋向了，结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银行信贷增长率都呈明显下降之势。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性的调整，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国内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逐步丧失，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形势变得日渐严峻。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是国内经济增长的要求，也是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使然。
调整总体有益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稳定国内经济无疑是有益的。当私人部门的信心减弱、出现了强烈的流动性偏好和对中长期投资的恐惧之时，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会直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大就业，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据估计，4万亿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另据中信证券的研究，这一规模的支出可以拉动1.9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关企业应对汇率变动和国外市场需求不振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适度的劳动力需求，减缓失业的蔓延。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仅扩大了企业融资的可得性，还降低了企业的财务费用和居民的借贷成本，这将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就为金融机构释放了数千亿元的流动性，增强了金融机构运用资金的自由度。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调整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强心剂，在市场依然动荡的环境下，国内的投资者重拾信心，实属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之功。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扩大公共工程的投资，不断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等政策组合，让中国经济较快地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在经历了三年左右的调整后，迎来了持续七年左右的高增长。面对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过去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之上，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都将是有益的贡献。虽然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加快了中国经济自身周期性调整的速度，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使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面临了较大的考验，但是，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仍将保持全球经济最高增长率的纪录。这正是当全球经济不振之时，许多国际大金融机构依然看好未来一段时间投资的中国机会的重要原因。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经济周期 盈利周期 银行业 稳健经营
中图分类号: F830.4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10)02-015-04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外学者就银行盈利能力与经济周期的形成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商业银行亲周期性理论――认为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活动,会推动经济周期形成并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同时,经济周期亦反向影响银行盈利能力,在经济扩张时期,信贷规模增加、银行利润随之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信贷规模减少、银行利润随之减少。
亲经济周期性虽然可以使商业银行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但同样会导致商业银行经营伴随经济衰退而陷入困境。鉴于商业银行属于经营信用机构,稳健经营、抵御风险一直是银行业推崇的目标。因此,置于经济波动之中的商业银行往往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这不利于维持其稳健经营的社会形象。在这种经营环境下,如何克服亲经济周期现象、维持银行平稳经营,不仅是理论界同时也是商业银行管理层所热衷探讨的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银行业逐步形成了以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投资收入为主的三大收入来源,收入结构更加完善,经营风险得到了更加有效地分散。国外一些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成功地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并没有因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而影响自身经营和盈利情况,呈现出弱经济周期特性。
肖建军、黄彦菁(2009)以美国具有百年历史的富国银行为样本,通过对该行1993年-2008年间经营数据的多角度综合评估,认为富国银行的经营状况与美国经济波动之间相关性较弱,不存在明显的同步特征。同时,从证券市场表现来看,富国银行股票价格一直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即使是在次级债危机的冲击下,股价只是出现短期下跌,随后迅速回升,这为银行利用危机实施扩张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2008年10月,富国银行战胜竞争对手花旗银行,以151亿美元收购了美联银行全部资产,如果不是因为具有这种弱周期性的非常稳健的经营状况,富国银行不可能在并购美联银行中获取优势。
二、我国商业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
滑静、肖庆宪(2007)通过实证研究认为,1978年-2005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亲周期特征,尤其是在信贷投放上。纵观历次经济的大波动,每一次通货膨胀或经济过热都与投资联系在一起,而投资资金主要源于银行信贷,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也是通过紧缩银行信贷来完成的。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以及货币政策的频繁调整,为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大的经营风险,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
本文试图以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为样本,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与银行盈利周期的历史表现情况。如果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9%作为划分经济周期的基准,可以认为,从1998年-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衰退到2006年-2007年的经济繁荣,再到2008年4季度-2009年1季度全球次贷危机影响下的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在十一年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从衰退到繁荣再到衰退的经济周期。
根据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对应银行盈利表现,可以认为,银行盈利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性,具体见表1(由于数据获得的问题,本文选取已上市银行作为分析对象)。
为了更进一步探究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深层次关系,特针对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长情况与宏观经济增长情况进行拟合。本文选取可得财务数据时间较长的招行、民生、浦发、华夏这4家较早上市的股份制银行2002年-2009Q3整体税前利润增速,与之对应的宏观经济增速拟合,可以看到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基本完全同步,均随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见图2(由于2008年企业所得税由33%降至25%,出于可比性因素考虑,选用税前利润为拟合指标)。结果显示银行的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变动完美拟合,二者的变动趋势非常一致。如果将观察范围扩大至14家上市银行,银行盈利情况与经济周期的一致性表现的亦相当明显,见表2。
三、银行盈利周期的特征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银行业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征,尽管现在一些国外银行随着收入结构的丰富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但是当前中国的银行业盈利周期仍与宏观经济周期保持密切同步。
尽管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方向上保持一致,但两者在幅度上并不完全等同,在实际运营中,存在银行利润增速明显高于名义GDP增速的情况,也存在利润增速明显低于名义GDP增速的时候。总的来看,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利润增速明显高于经济增速,可以获得20%左右的超额盈利;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则低于GDP增速,有约20%的超额损失。
影响银行盈利的主要因素,一般包括贷款规模、利差、风险成本、非利息收入和费用成本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三项因素。当前中国银行业的收入来源仍然主要以存贷利差收入为主,中国商业银行对利差收入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本文通过分析却发现,尽管商业银行主要收入来源于贷款收入,但是贷款规模增长速度与银行盈利能否高于名义GDP增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图4所示,在银行盈利远远高于GDP增速的2007年-2008年间,贷款增速却是与GDP增速持平的;而在银行盈利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长时,贷款增速却远高于名义GDP增速。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我国银行的利差是由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决定的,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周期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松紧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特性,造成银行业面对的利率水平变化总是领先于宏观经济周期,使得存贷利差和信贷成本对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影响作用巨大。
为了遏制经济过热,2007年,央行不断调高基准利率水平,商业银行信贷总量也相应受到控制,但由于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的调整是非对称性的,以及商业银行有效地进行了资产负债管理,对存贷款结构进行了适度优化,同时紧缩政策也造成了银行在与企业的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反而使得商业银行的净息差稳中有升。相反,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货币政策不断放松,连续降息却造成了利差的持续缩小,尽管在宽松货币政策的鼓励下,银行贷款规模迅速扩大,但实际盈利水平却出现了显著下降,具体见表3。因此,可以认为,在中国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之前,银行的盈利周期不仅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同时更受到由宏观经济周期造成的货币政策周期的影响。
四、对商业银行盈利的亲经济周期性的建议
根据前文的论述,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性。由于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宏观经济与银行业之间关系愈加密切,相互作用就会更明显。尽管经济周期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但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会导致或加剧经济的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延缓经济增长。
纵观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是主要的金融中介,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和组织管理来消除经济周期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这就要求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银行管理者,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尽量消除银行业的亲经济周期特性。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不仅要加大对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的研究,密切关注产业政策的变化,加强对行业及其信贷投放的跟踪分析,强化对信贷授信的总量及结构的研究与控制,构建顺应宏观经济形势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应为宏观经济变动的反应机制,化解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的系统风险,避免因与国家或监管当局的政策发生抵触而导致的政策风险。同时也要转换存量、优化增量,增加对宏观经济政策支持或处于景气上升期行业的信贷资产,减少受宏观调控影响行业的信贷资产,建立多元化的有利于风险分散与效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
借鉴发达国家银行业的经验,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做好金融服务供给者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更好地维护客户群体,重视交叉销售。例如,富国银行就长期坚持交叉销售的经营理念,银行80%的收入和业务成长来源于交叉销售,这不仅稳定了客户群体,也提高了不同业务之间的协同效率,从而增强了自身稳健经营的能力,使自身的经营具有弱经济周期性。
当前国内银行纷纷结合新巴塞尔协议建设自身的风险防控体系,部分银行还从国外引进一些建立在复杂计量模型基础上的风险监控体系,这固然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日益重视风险防控的现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盲目性。毕竟风险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且具有独特性,难以用统一的数学模型成功模拟。事实上,银行的客户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特性,只有对客户的精准分类,围绕不同客户开发不同金融产品,才能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金融需求,只有建立全方位、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体系,建设多元化渠道,才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从而将自身的经营置于经济波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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