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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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1篇

政策偏差？

2008年面对50年或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采取较大力度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事后的情况表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相当明显，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强劲回升，四季度经济增长再次回升到10%，而且基本持续到现在。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面对2008年中国经济的调整，我们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真的做到了对症下药；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结合，对调结构、转方式是促进还是抑制，其负效应有多大？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2008年底至2009年采取的两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存在过度刺激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症下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定义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数量标准，货币供应量（M1、M2）及贷款的增长率在15%至18%为适度宽松的范围，18%至25%是宽松，25%以上为极度宽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稳健的货币政策，12%以下才是紧缩。

按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90%的年份都是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持续时间很短。二是2009年（严格地说是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至2010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宽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适度宽松型的，2009年是极度宽松，M1、M2和贷款的增长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则属于宽松型，M1、M2和贷款增长率均超过18%。

是不是对症下药，问题要复杂一些。主要是大家怎么看待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形势判断不同，特别是对2008年经济明显下滑的原因认识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调控政策建议。对2008年中国经济调整的原因分析当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主流观点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年初的南方雪灾、5月份的汶川地震）及2007年至2008年的宏观调控也是重要原因。特别是对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采取的宏观紧缩政策，许多人仍耿耿于怀。笔者的观点与主流观点十分不同，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主要原因是周期性调整和各种结构矛盾的爆发，是内在的调整，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是外在因素和次要因素。

做出此判断，依据有两条：一是从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规律上讲，特别是对经济周期做细致的分析后不难发现，2008年是一个经济周期的“拐点”，而且不是一般的“拐点”，是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的交汇“拐点”，经济下滑是内在周期因素驱动的。二是在金融危机冲击性影响之前的3个季度中国经济已明显调整，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调整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因此，把经济增长下滑主要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明显不当的。调整的最大动力是房地产步入周期性调整，2008年一季度住房销售量同比零增长，二季度下降10%，三季度下降30%，接着是房价的调整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的明显下滑。

总之，2008年中国经济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失衡引起的，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并不大，或者是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这一调整，使其出现过度性的调整。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抵消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调整的过度冲击。但当时的学界多数学者一口咬定我国经济仍处于高增长状态（否认内在的调整规律），是金融危机把中国经济拉下了水，因此，采取简单的凯恩斯式总量扩张政策让其恢复到10%以上就是主要的政策建议。

发展模式的问题

2008年中国经济既遇到了三重周期叠加的影响，也遇到了长期结构矛盾的集中爆发的影响，根本上讲是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在适度保增长的同时，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过去流行的看法是发展方式落后、结构调整严重滞后，这没有错，但导致落后的发展方式难以改变、结构调整严重滞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宏观上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宏观领域的问题不解决，希望微观、中微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喊了无数年的要转变发展方式但总也不见多少成效的根本原因。

那么宏观上的发展模式问题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两个过度依赖”问题，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扩大出口、过度依赖于房地产扩大内需，这一模式的根本缺陷是有长期高增长但却没有长期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或产业竞争力提高的速度严重偏慢于经济增长，同时伴随许多经济失衡问题：高增长低就业、高工业化低城市化、高投资低消费、高经济低社会、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高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偏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因此，要避免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就必须下决心转变发展模式。由“两个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转为“两个依靠”的发展模式，即依靠扩大消费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或产业的全面升级）。

而2009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转换存在相当大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政策强化了过去的发展模式，使调结构、转方式更加困难。在促进需求增长的政策上，应该是减弱对投资的依赖、增强对消费的依赖。中国在需求上的问题与美国完全相反，美国是储蓄不足、投资不足、消费过度，中国则是储蓄过度、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再加上美国的问题是金融危机、金融系统接近崩溃，而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危机。但我们实际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使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强化，并对前期出口政策的合理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此，从中长期看，将会进一步加剧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供给过度增长而最终需求明显不足。在产业发展上，重点是刺激房地产发展（尽管铁公基的投资规模较大、影响较大，但远不及房地产投资的作用），而不是放在产业调整升级、提升竞争力上。在发展机制上，流行的观点是政府万能而市场无能，因此，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干预作用过度膨胀，而市场调节的作用被严重忽视或抑制。

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上，我国是市场化不到位，政府对市场仍存在较过度的干预问题，而美国相反，它是市场作用过度，华尔街权力过度膨胀，政府监管不到位，宏观政策强化市场的缺陷而不是纠正市场的缺陷。所以，我们在政府与市场作用的选择上，反映在宏观经济政策应是加强市场的作用，抑制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从政策导向上看，中央强调保增长与调结构并重，但实际政策执行中，是保增长绝对优先，调结构处于从属地位。总之，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传统的发展模式，从而使结构问题进一步积累，发展方式转变进展缓慢。

巨大的负效应

双重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上成绩很大，但由于其与长期的发展模式（或方式）转变存在较大冲击，其负面影响也较为明显，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其主要的负面影响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强化了“3个第一”的发展定式。即增长第一，投资第一，房地产第一。这3个“第一”已经成为过去10年经济繁荣的定式，金融危机后我国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使“3个第一”的意识更加强化。

二是代价过大。2009年我国新增信贷9.6万亿元，而新增的GDP仅2.5万亿元，4个信贷换1个GDP，而在之前的8年，我国新增信贷20万亿元，同期增加GDP也是20万亿元，即1个信贷换1个GDP，因此，2009年为保增长，货币效率过低，所付出的代价过大。

三是潜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个严重后果是“房价”暴涨，将为未来经济爆发“大调整”埋下巨大隐患。因过量的货币供给和过度信贷投放，2009年全国平均房价一年增长达50%左右。而高房价正在产生一系列失衡问题，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稳定性构成明显的威胁，因为泡沫是不能长久的，总有一天会破灭，到时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高房价还对消费增长形成抑制，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四是经济结构问题更加严重，推进结构调整升级更加困难。在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形下，维持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落后，使结构调整过程过慢；特别是在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高增长仍然是靠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推动，这既增加了节能减排的压力，也使结构问题更加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房地产投资的低风险高收益使人们酿成了普遍性投机暴富心理，全民炒房,优秀的企业家不愿在实业上投资，从而产业升级严重受阻。

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很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最大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要使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最根本的选择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调整及深化改革，改变发展模式，使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与发展模式转变方向一致。

首先，要将目前仍然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降到适度增长的水平。结构调整的环境不能太紧更不能太松。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否则大家没信心，即保一个底线，不低于7%。但更关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快了（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太快了，许多落后的产品、产业不能淘汰，仍能存活，结构调整只能是事倍功半。我认为，近期应把速度稳住，稳在7%~9%的水平，重点是提高结构调整的速度，即增长的速度是稳，结构调整的速度是加快，这才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经济政策取向。其次，要创造一种让人们愿意抓结构调整、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资于结构调整的宏观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结构调整有钱赚。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2篇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0年12月12日在北京闭幕。由于事关发展主题、宏观经济政策和中国经济未来一年走向，因此会议内容及公报备受外界关注。

解读此次会议要点，揣测中国经济走向，有必要回顾历年经济工作会议主题――2003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2004年：巩固宏观调控成果；2005年：继续搞好宏观调控；2006年：经济继续又好又快发展；2007年：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2008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2009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研读历年主题词，2008、2009年最值得研究，2008年经济工作会议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全世界一片迷惘之际召开的，其亮点是保增长、扩内需，当时中国出口首先受到冲击，“保8”眼看落空，鉴于中国国内市场尚有巨大潜力，以内需替代出口是中国独有的优势，汽车家电下乡、汽车减税、以旧换新等举措令相当数量的出口企业得以喘息，4万亿的增加投资亦拉动了各业，2008、2009两年“保8”均得以实现。而2009年沿着2008年的惯性，大笔投资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因此当年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词为“平稳”、“较快”两个关注点，其内在意义是仍然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但“平稳”二字表明了决策层对通胀的关切。

但通胀还是出现在2010年了，11月CPI更突破5%。在保增长和抑通胀的两难下，决策者确实是如履薄冰。若出现大范围通胀，国民经济会全面报警，濒临溃堤险境；调控稍猛，则又会令危难中的企业雪上加霜。全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前所未有，之所以只上调准备金率，而不去加息，还是希望将负面降至最低，现在看来，此举对企业伤害较轻，但对通胀的抑制力度则欠缺，2010年的通胀率控制在3%的目标是难以实现了。

刚刚闭幕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健、审慎灵活，应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体现出决策层面对复杂形势的谨慎与稳健，同时也透露出保增长与抑通胀之间的两难。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3篇

一、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进行管理需要政府角色进行转变

在信息网络化逐渐推广的今天，网络化加大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其联系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政府监督经济运行以及合理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做出了相关要求。（1）减少对于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国家经济的主要调节手段是市场，政府必须明确这一点。在信息网络化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可以做好以下几件事：为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合理配置资源，不同行业的发展对于资金和资源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将会出现严重的弱肉强食的现象，一些产业根本无法生存，为了生产的平衡，政府应该做好管理人的角色；着力于向“中立型”政府转变，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角色是指导者，为此，政府应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再者，政府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竞争原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政府要通过相关的立法工作来实现公平竞争，第二个原则是权力下放原则，政府需要通过权利的分开来管理，要发挥政府的“指导”方面的功能。（2）改变自身运作方式。政府要向电子化政府转变，转变的内容主要包括办公自动化、信息处理自动化等。就我国而言，我国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政府应该任用一些相关的网络技术人员来实现对于网络信息的利用，让信息充分流动。政府的采购也可以采用电子化，这样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并且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进行监督，这就类似于电子商务，可以减少货币资金的使用，对于经济往来的记录也减少了贪污现象的发生。（3）直接与民众进行沟通。在以往的社会发展中，政府工作人员很难与群众进行沟通，网络信息化则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桥梁。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电子调查问卷来切实了解民众的需求，这样就有利于减少政府决策的失误，也就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贴合群众的需求。再者，政府与群众的交流也有利于民众了解政府运行的现状，切实把握政府的政策，并且对于经济政策及时进行反馈，政府还可以集思广益，共同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二、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1）要求政府对于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提高。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进行过程，信息千变万化，巨大的信息库的涌动需要政府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极大地提升。其次，政府要提高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完善相关的预警系统，切实把握经济发展动脉。政府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引导经济朝着健康发展。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时需要制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立足于对网络信息所提供的数据之上。（2）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电子货币的大量使用可以减少纸币的使用，加速了资金的周转与配置。为此，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是必须的，要减少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情况的发生，要加强对于动态的金融系统的分析，合理控制电子货币的使用。（3）政府加强了对财政的控制力度。政府日常工作中电子办公的出现，有利于减少政府贪污受贿现象的发生。为了达到足额的财政税收入库，信息网络化为其提供了方便。信息网络化加强了对于税收的监督与管理。再者，从国际角度来看，利用网络来实现国际贸易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税收跨国发展将有利于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税收发展差距。（4）信息网络化需要劳动政策。随着网络技术应用到工厂之中，使得工厂的生产与管理逐渐分离，其中不缺乏相关的跨国案例的影响。据此，对于劳动政策其也做出了相关的改变。在网络上进行工作人员的跨国分配为我国政府对于劳动力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合理制定相关的劳动政策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其关乎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上关于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以及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转变角色只是初步的研究，相信经过众学者的讨论，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看法。合理应用信息网络化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及企业需做好迎接机遇与挑战的准备。

作者：周勇 单位：长江职业学院建工学院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预期信心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市场动荡、交易规模下滑、失业率上升,原本写在书本上的景象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衰退背后是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无奈。走向复苏需要信心,但信心无疑是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东西,历史上有关危机过后经济萧条的描述让悲观预期成为此时行事的基础,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单单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属于适应性预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动才是理性预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极情绪的环境,分析经济周期自身属性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以期提升市场信心,实现中国经济的尽早回暖。

一、市场悲观预期蔓延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完成由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由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蜕变,演化为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环境、市场概况以及面临风险的看法,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乐观态度。悲观预期,令经济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流畅程度大大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快速恶化正是交易伙伴间信任关系的断裂,市场体系内部信用崩溃的表现。

1.悲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脆弱性暴露无遗,此前已有一些机构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付出惨重代价(见图1),为了降低财务风险,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杠杆率,防止陷入破产的绝境。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归入商业银行体系,投资银行传统的约30-35倍的杠杆比率将逐渐向商业银行十几倍的杠杆比率转化。与此同时,对冲机构破产与大幅度削减杠杆比率也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行为不仅造成金融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高度紧张,预计全球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累计损失将超过50万亿美元。同时“去杠杆化”行为会导致信贷萎缩,影响投资和消费,波及实体经济,在更大“去杠杆化”规模发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稳定和复苏遥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发投入要素价格大幅跳水

受预期需求和产出下行的影响,国际能源、金属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农产品、黄金、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相似的调整。次贷危机显现之后,各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其国内利率水平。为了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力度,美联储多次降息,联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历史新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数轮大幅联合降息。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水平也呈现出下滑趋势。由于预期消费水平降低,企业主正在压缩产出、裁员或降薪,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谨慎行事。

3.市场悲观态度弱化了政府干预的效果

市场信心与政府干预存在微妙的关系,此前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机趋于平缓,但此后拒绝援助雷曼兄弟的战略性失误,令危机全面升级,此前暂时重建的信心最终随雷曼兄弟的烟消云散。丢失信心的市场呼唤政府的介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救市计划,减息、注资、推出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等等。政策效果地释放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但在悲观预期的环境中,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冷漠会弱化干预效果。例如,之前美国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来迫使银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银行本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银行间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又如,美国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营投资基金购买问题贷款和证券的计划很可能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当前“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很难激发私人资金介入这一领域。

二、客观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走出困境的过程,伴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一味强调不利因素,无视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就会让悲观预期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没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定局。正因如此,中国更加需要客观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市场主体重建信心奠定基础。

1.经济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内在合理性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尽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衰退,衰退总会在一轮繁荣过后不期而至。立足经济周期视角,当前经济衰退与8年前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极为深远的联系,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激活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令经济很快复苏并趋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经济自我调整后健康机体,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联网泡沫更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实上,今日的严重衰退正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衰退。

2.外部与内部原因致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此后四个季度渐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降至6.1%(见图2)。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深度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经济体,随后波及了高度负债和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最后影响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远远低于欧盟、韩国、冰岛等经济体,但是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中国由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成为危机损失的被转嫁方之一。与此同时,在危机来临前的一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趋于紧缩,为了医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调高准备金率、加速货币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也给经济增长不小的内在压力,但是随着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的出台,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三、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温总理指出,在经济困难便面,信心与合作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同类型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

1.中国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另外三个国家

外部冲击和此前紧缩性的政策冷却了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但是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纷纷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同期增长速度达到9.9%。从投资和消费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趋于平稳,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未来,消费依然是GDP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2.中国政府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捍卫经济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去年11月份,国务院宣布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筹措1.2万亿,其余来自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方向集中于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家底厚,国有经济部门资产规模大、质量优的特点保证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落实刺激计划:第一,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19460亿美元,过去的5年时间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银行和社保基金的隐性债务大幅降低。第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左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增至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60%,且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降至7%左右。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刺激计划已初见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与2009年3月一举突破标志着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点的50点关口,达到52.4。

参考文献:

[1]吉尔•福斯乐.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2009.2.

[2]黄益平.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9.1.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5篇

政策取向需从短期目标转向长期目标

2009年,我国难寻先例的经济刺激计划,全年高度宽松的信贷高增长,是中国经济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预定的成果。中国经济已扭转了此前的下滑趋势,实际产出正逐渐回到潜在产出值附近,2009年12月高达10.7%的GDP增速也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较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超出预期30%的银行信贷增长,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适当矫枉过正。但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之后,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也是最大的困难,可能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顾一下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过程。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于资产负债表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资产方迅速缩水而负债方不由市场定价而固定不变,这导致了众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实际经营中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和家庭财富的巨额缩水,引致金融机构贷款的大萎缩、企业投资的崩溃,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溃。可以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这或许就是这场危机发生以来最本质的因素。这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乃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的机理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欧美发达国家救市的基本脉络。应该说,美国次贷危机从性质上来看,既不是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也不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是发源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的危机,同时这场危机的规模是私营部门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力量大举介入来克服危机。事实上在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本质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部增发国债购买有毒资产,政府直接注资于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美联储印发钞票,财政部出台的公私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就是用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发行债券和印钞所获资金注资于金融机构,注资于金融市场,以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有毒资产从金融体系中剔除,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动经济的复苏。

中国基本上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同的路子,在稳定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下,2009年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短期来看确实促进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将是最终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实现了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着眼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因素重视不足,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导致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效果不佳。一般来说,经济复苏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转移到保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上来。

根据我国过去数年的经验,如果货币流通量年增长率超过20%,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上面。而在2009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M1和M2分别增长了32.35%与27.68%,远超历史平均水平。此外,在政策出台初期,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但随后两者在2009年9月出现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国民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的双重危险。从价格指数来看,12月CPI为1.9%,PPI为1.7%,也初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中国宏观经济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形成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增长模式的问题。鉴于中国长期采取依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无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而长期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坎。只专注于短期目标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最终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以往的经济危机给各国提供的经验教训。当前必须尽快将政策取向转向长期目标。具体而言,应重视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在经济政策退出的同时逐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避免经济对重型工业的过度依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民营经济,以便保证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可将汇率作为脱钩美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而言,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紧或者双松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经济金融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实施的。例如当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往往选择双松政策组合,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性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必然的选择,相对而言,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尤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导致我国面临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预期加强之后,如何找准合适的时机退出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从货币政策的运行来看,政策的退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行框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鉴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钉住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在短期内给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节奏形成约束,这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下美国经济触底反弹,但目前连续数月10%左右的失业率和充满变数的房市表现,仍然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为加速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美国政府和联储局向经济注入了大量流动性,2009年三季度美国GDP开始转正。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失业率对美国选择何时加息更为关键,鉴于“无就业复苏”的现实,美联储将在货币政策上维持当前0～0.25%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水平,且短期内至2010年下半年可能不会调整利率水平,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甚至可以判断这一政策基调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美联储采取“数量型放松”工具微调货币政策,例如通过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购协议的方式,回收市场上庞大的存量流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个技术性工具,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对银行资产的担保实际上难以退出。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美联储目前面临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如过早启动退出政策,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进程,甚至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胀又可能失控。综合起来分析,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规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在美联储这种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下,中国需要做的是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脱钩。

目前,中国已经或多或少启动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部分放贷银行征收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银监会对部分商业银行实现贷款规模控制,甚至针对个别银行进行信贷的窗口指导等等,均预示中国正在考虑退出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措施对于引导市场预期,合理约束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同时还应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退出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一些价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尚未使用,这导致政策退出的效果受到一定质疑。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在货币汇率政策上进行适时调整,当下的各种宏观政策将难以真正实现紧缩效果。面临美联储当前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中国需要做的是尽快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脱钩。这需要引入汇率因素作为重要的政策变量使用。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借助于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目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考虑自身因素,资源逐步枯竭,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考虑外部因素,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等等。这些因素将难以保证中国出口额继续增长。中国在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向内的对策给以支持,而汇率则是个重要的工具变量。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可成为紧缩政策的一部分。需要改变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力量在这一机制过程中的成分。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汇率完全不干预。实际上现实中大多数的国家政府也关注汇率政策,我国可以学习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允许汇率在长期内大幅度变化,允许长期内升值。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如果短期内变化太大,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汇率,稳定市场。当前需要作的就是推动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可以开始人民币有序、渐进的升值进程。人民币升值的启动也就意味着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成功转型。

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之路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过去几十年间也在这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的资产泡沫问题已经有所抬头,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这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主要是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的刺激政策,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应根据形势择时启动这些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退出机制。

鉴于目前我国人民币钉住美元,中美利差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和美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目前,美国刺激经济政策的退出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临时性经济刺激措施将逐步停止使用,危机时的临时性刺激经济政策不再扩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呈放缓态势,为刺激经济政策彻底退出做准备。其次是货币政策收紧呈现渐进的态势,并逐渐从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最后是美国正在削减财政赤字的规模,并逐步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减轻此前的膨胀局面。中国的经济刺激正常退出很大程度上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时机选择来看,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和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的情况。从目前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可以考虑退出,具体实施上可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采取措施使政策从过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转化。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减税等。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可以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对于这个核心内容需要切实贯彻有关的具体要求情况。如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需要清晰的政策目标,这有助于市场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否则可能导致预期的紊乱以及对市场的冲击。考虑到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目前看来,要观察宏观政策的退出,关键的指标还在于信贷增长。综合各方考虑,可以将信贷增长仍然维持在20%左右,稍微高过此前正常年份的15%～18%。我国在政策实施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实际上这从2010年1月的信贷数据已经可以看见这种端倪。各家金融机构与贷款赛跑,1月份的前三周即已达到1.5万亿元,距离2009年同期的1.62万亿元不远,生成这一现象归根结底是政策目标不清晰。

此外,提及控制资产泡沫,要求货币政策从操作上不仅要紧钉住CPI指标,还应考虑资产价格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此次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阿联酋等国得到一些启示。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就印证了“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目前我国中央银行需要重新定位货币政策的角色,应将资产价格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从操作的可行性上看,可以编制广义的包含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指数。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较为吻合,可首先探索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央行加以监测并定期反映到货币政策操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