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和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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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和乡村建设范文第1篇

一、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发展基本概况

***镇共有19个行政村，224个村民小组。作为青浦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镇区内企业多，外来人口大量导入。辖区内所有行政村的来沪常住人口均数倍于本地常住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19个村户籍常住人口32426人，但是来沪常住人口达到148323人，来沪常住人口占全部行政村总人口的82%。镇区内企业2000余家，全镇地区生产总值（GDP）目前约80亿元人民币。这一方面带动了各村经济的增长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大量的来沪人口导入和大量企业的进驻给村级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带来巨大和严峻的挑战。

1、辖区内城乡结合部地区村委会组织建设情况

我镇共有19个行政村，19个行政村中符合“空壳村”条件的共有7个行政村，多数为满足“80%以上土地已被征用或使用”及“80%以上村民农转非”。其他不符合“空壳村”条件的行政村也存在“土地被征用或使用”及“村民农转非”的情况，只是80%的标准还未达到。因我镇无撤制的行政村，故我镇不存在“城中村”现象，辖区内亦无“村改居”情况。

在村级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我镇近年来各项村级制度也日趋完善，我镇19个行政村都有村民代表、户代表例会制度、各村都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与村规民约。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情况较好，各村都开辟专门的村务公开栏和党务公开栏，将村里发生的重大事务、资金使用情况、村干部待遇情况、党务情况等各项重大事项每月进行公示，镇纪委、党群办公室、经管中心、社区管理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定期对村务公开和党务公开栏进行抽查。应该说，随着一方面村民自治意识的不断提高，参与农村社区自治的热情不断高涨，另一方面上级部门对此类事项逐步纳入考核范畴，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和暗查，两股力量共同“逼迫”着各行政村两委班子将本村的事务公开化、透明化，将其放置于村民的监督之下。另外，每年镇党群办和社管办两部门分别对各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进行班子及个人的述职评议和民主测评，参加评议的人员包括了各村的村民代表、党员代表、户代表等，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评议结果也作为年终对各村考核的重要依据。

2、辖区内城乡结合部地区来沪人员基本现状

上文已经提到，我镇19个行政村户籍常住人口3万多人，但是来沪常住人口达到14万多人。由于镇区内对房屋管理较农村相对严格，不允许群组及违法分割房屋情况，且镇区内房屋的租金价格相对农村要高出许多。因此，大多数来沪人员都租住在离工作场所较近的村民家中，而本地村民也将自己宅基地房屋分割出租给多位来沪人员，甚至搭建违章房屋出租给来沪人员租住，租金价格相对便宜，但是总量相当可观。据保守估算，每年这些来沪人员的房屋租金收入可为每个行政村的村民带来至少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额外收入，对于那些厂房集中、来沪人员多的行政村，这一收入可达上千万元人民币。作为当地政府和所在行政村，一方面我们感谢这些来沪人员对全镇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这些来沪人员学历层次不高，文明素养不强，给我镇及各行政村的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尤其表现在违章搭建、计划生育、环境治理、治安管理等方面。但是对于有房出租给他们的本地村民而言，来沪人员无疑是这些村民的“衣食父母”，每年能带给村民们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的房租收入。这也助长了违章搭建、动拆迁补偿等工作的难度，可以预见，对这些村民在今后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动拆迁工作将变得十分难以开展。

3、辖区内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建设情况

我镇历来十分重视对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虽然村民委员会是由各村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但是镇党委政府还是通过对各村党支部人员的考察和任用，达到了对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套班子的有效管理和组织监管。

目前，我镇农村干部队伍主要表现出“二高一低”的特点：收入较高、年龄较大和学历较低。

收入较高。由于我镇经济实力和各村经济发展较快，各村干部收入水平较高。各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收入根据各村经济水平和年终考核确定，再根据各村党支部书记的薪资进行打折发放。各村党支部书记的每年薪资为20万—30万元左右。村主任薪资为村党支部书记的70%，村党支部副书记薪资为村党支部书记的55%，村委会副主任薪资为村党支部书记的50%，村党支部委员薪资为村党支部书记的45%，村委会委员薪资为村党支部书记的40%。

年龄偏大。目前我镇村两委班子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但是随着近年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换届和干部年轻化趋势，越来越多的70后和80后加入到村两委干部的队伍中。

学历较低。我镇各村大多数村干部的学历都是高中、在职大专等，较高文化学历的非常少，这给目前和今后越来越沉重的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管理脱节”，很多老方法、老经验变得没有以往有效。

由于目前各村的工作量持续增大，对干部队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加上我镇各村干部年龄偏大、学历较低的现状。从2006年起，市、区选派了多批大学生“村官”到各村任职，至今共计选派了近20人大学生村官。由于大学生村官的“流动性”较大，镇组织部门又从2011年开始对每个村选派了年轻干部到各村进行挂职锻炼，确保每个村至少有一个年轻干部，有效地帮助各村缓解人才缺乏的困境。

关于妇女干部的培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章第六条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我镇也大力宣传，积极落实此项政策，目前全镇19个行政村中有18个村都有妇女在村委会中担任职务，各村的妇女干部也都由妇女担任。

4、撤制和村改居

我镇共有19个行政村，224个村民小组。在这224个村民小组中，生产组人均耕地少于0.2亩的共有87个村民小组，接近总量的40%。共有4个行政村全部生产小组人均耕地少于0.2亩，符合撤村条件。上文也已经提到，我镇共有7个村符合 “空壳村”条件，其他不符合“空壳村”条件的行政村也存在“土地被征用或使用”及“村民农转非”的情况，只是80%的标准还未达到。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可以预见，我镇在未来“十二五”期间和不远的将来将掀起撤村和大量村改居的热潮。

二、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存在问题和困难

1、辖区内城乡结合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面临瓶颈

城镇化必然带来大量村改居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铺开。

我镇属于青浦工业重镇，目前农业生产在我镇经济规模中所处的比重相当少。而且由于务农辛苦，收入也不高，我镇本地村民中务农人口非常少。为了便于集中管理，各村都将耕地打包出租给外来人员进行种植。随着我镇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未来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许多村民居住区和大量耕地难以避免地会走上商业化开发的道路。由于本地村民基本已经不再务农，耕地的存在和中央18亿亩的红线会在政策上制约各行政村的撤村和村改居进程。出现城镇化建设中“道路一面是高楼大厦，另一面是水稻农田”的情况。

城乡结合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面临困境的另一大原因是动迁难度大。上文已经提到，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必将带来大量村民的动拆迁。而一方面随着土地价格的持续走高和房价的快速攀升，村民对于动拆迁的补偿要求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许多村民每年把房屋出租给来沪人员，每年的收入也相当可观，遇到动拆迁情况，他们对于政府的额外补偿也会提出很高要求，这会对城市化进程带来很大阻力。

2、辖区内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村日常社区管理难度日益增大

虽然目前各行政村还是将经济发展摆在村级发展首要位置，而且村干部的薪资与本村经济相挂钩。但是随着来沪人员的持续增加，社会管理所带来的难度和问题正在持续增大，集中表现在来沪人员计划生育管理、环境卫生治理和治安管理、违章搭建等多个方面。基层干部将越来越多的工作精力投入到这些工作中去。

3、辖区内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较差

目前，我镇农村社区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社区建设缺乏硬件,特别是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道路狭窄坑洼、公交线路匮乏、商业配套较少、房屋年久失修与新建住宅区形成巨大反差等。村容村貌的脏乱差也是农村社区建设中一个长期存在较难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同于街道的社区居委会。居委会中的社区居民区，由于辖区大多封闭，小区内环境卫生由物业进行管理。小区外就是人行道、沿街商铺和马路，环境卫生由社区居委和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协同负责，另外城市居民的素质也相对较高，对他们管理的难度相对较小。而我镇各村由于大量来沪人口的导入，人员素质较低，且环境卫生由各村自行负责，这给无疑给原本就基础设施较差的农村地区的管理“雪上加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环境状况和城市无法相比。

4、辖区内城乡结合部地区干部与工作者综合素质有待加强

首先,现任农村社区干部及工作者的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解决社区建设各种问题的方法不活、招数不多,对社区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观念缺乏应对能力。而另一方面，政府对其培训过于形式，且培训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够，不能很好地帮助基层干部有效地提升素质。往往是任职前普遍没有接受系统培训,任职后培训形式化,培训内容不全面,培训方式单一。

三、相关对策建议

1、寻找农村社区管理的有效载体和创新方式

随着农村社区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如何使基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模式向纵深发展，如有更加有效地管理好农村社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我镇各单位、村、居都在积极探索。2012年，我镇杨家庄村民委员会推出的“讲理堂”项目获得了“喜迎十——2012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评选活动的第十八名，也是全区唯一进入到50强的项目。我镇的叙中村，在去年创建“上海市自治家园”的过程中，推出了“道德坊”项目，让村民在“道德坊”中熟悉本村事务，参与到本村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的工作中来，达到了“自治”的目的。但是，这些项目所带来的借鉴价值毕竟有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差距过大的治理难题。这要求全社会集思广益，并借鉴国外城乡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让城市化进程惠及更多的百姓。

2、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力度，营造学习氛围

应该说，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具体操作者是基层的干部，各项工作落实的程度，执行的优劣都与基层干部的素养和能力息息相关。在目前城镇化建设加快的过程中，更需要这支中坚力量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两年的工作中，我镇党委政府十分注重对基层干部能力的建设，每年都会开展针对村两委班子成员、村务监督小组成员以及条线干部的各类培训。着重培养他们对新形势下的社区管理、民生保障、村（居）务公开以及民主管理、民主自治的各类知识。通过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培训，使他们的业务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工作态度和大局意识也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是从目前各级政府部门的培训情况来和实际效果来看，培训的效果还是有限。这也给我们今后的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培训毕竟比不上个人的主观学习，如何营造我们几十年来所喊的“活到老、学到老”的社会学习氛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课题。

3、破除旧观念，服务好新时代的“新居民”

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村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正向城市居民所转化。但是正如城乡存在二元结构，目前的转化也正在潜移默化地进行中，他们和居民之前始终还存在“一层窗户纸”的距离。他们对社区管理、基层民主、社会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农村社区的各项工作，为这些“新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课题。对此，我们要时刻鞭策自己走在时展的前沿，破除旧观念，使自己的理念“新起来”，符合时展的方向。

4、不断完善各类制度和法规

目前，针对农村地区的法律法规虽然不多，但由于全国各地农村的差异很大，许多法律在实践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在我镇去年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章《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第十三条中规定了“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可列入参加选举的村民。但是这一规定目前我区各乡镇都将外来务工人员从实际操作中排除在外。因为一旦允许他们参与选举，那么数倍于本地村民的来沪人员势必将“夺取”我镇各个行政村的村委会行政职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来沪人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据理力争，并且我们无法给出拒绝其参选的正当理由，可能会发生不稳定因素，这一点希望上级有关部门根据上海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妥善研究。

另外目前以三年为一个周期进行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选举，基层干部也纷纷建议将换届周期延长至五年。因为目前每三年中就要进行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次大范围的选举工作在实际操作中占用了基层干部很多精力，而且以三年为周期，对于一个新当选的干部来说，今年当选，明年适应工作，后年又要选举，会带来极大的工作压力，也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应该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目前城乡结合部地区正逐渐向镇区化、城市化方向过度和发展。转型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给全社会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许多问题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其中的许多问题还可能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这些都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时期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希望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打下更为扎实的基础！

城镇和乡村建设范文第2篇

一、景观优化的涵义

景观优化属于交叉型研究领域，是包含了生态科学、土地科学、城市科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等在内的综合性研究，是对某地区景观空间结构的提升重组和改良。景观优化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指导城市、乡村、道路周边的自然、人文景色风貌的营建改造，使改造的结果服务于当地旅游业的需求。相应地，乡村景观优化服务于乡村旅游业的实际需求。

二、我国乡村景观建设遭遇的问题

（一）景观布局混乱

乡村景观建设所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是盲目布局建设乡村景观要素，破坏乡村景观应有的美感，导致乡村景区的吸引力下降，阻碍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该问题直接影响到乡村景观的生态建设和维护，动摇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源基础。

（二）“新农村”建设过程存在盲目性

在实施“新农村”政策上，多地在建设“新农村”时“偏离了航道”。许多地区在建设“新农村”时往往“依葫芦画瓢”，盲目照抄其他地方的建设项目，造成建成的“新农村”不仅无法满足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原本的和谐生态环境也遭到破坏，产生污染。“新农村建设”偏离航道的结果往往能体现在景观结构变化中，主要表现在农村水土污染严重，污水和垃圾处理落后，不仅威胁到农产品质量安全，极大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与健康，也影响了乡村的风情面貌。

三、乡村景观优化的意义c作用

新型城镇化旨在城市乡村一体协调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景观优化的深入研究，是人地关系领域重要的学术议题。

首先，乡村景观优化有助于吸引周边城市游客以及管理维护景区。游客是景观服务的对象，又是引起景观格局变迁的因素之一。景观优化能够正向引导游客的行为。比如在乡村景区通过沿道路栽种生态常绿乔木林来塑造一种静幽的氛围，游客走在道路上时感觉与森林幽深的意境融为一体，心思也安静下来，便不会产生噪音。盲目地营造乡村景观除了导致乡村失去原有面貌外，游客的兴趣度也会下降，还会间接导致游客的流失，游客稀少难免导致景区的维护管理工作出现懈怠，这会带来乡村景观的退化，不利于实现乡村发展目标。所以，通过优化乡村景观是吸引和有效管理维护景区的根本途径。

四、我国乡村景观优化策略

在我国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景观的优化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应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布局道路；在建设乡村基础设施时，应当整体保持乡村的原有独特风貌，通过制定实施相应管理制度持续保护乡村特色景观，做到乡村现代化与乡村原始风貌保护协调性发展。

（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

加强农业生产景观与旅游产业的相容性、互补性建设，改善传统农业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现代农业旅游景观，通过配套相应农作物加工厂和高科技农业生产园来实现。同时，发展农业生产观光、瓜果采摘、趣味体验、休闲餐饮等休闲景观形态，实现乡村景观拥有山水风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提高乡村旅游市场竞争力。此外，为适应乡村产业协调性的结构，正确引导当地居民从事家乡的旅游业，保持当地“人景合一”面貌，从而避免“人去楼空”式的景观。

（三）民生建设方面

乡村景观优化离不开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过服务平台建设，成立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文体服务中心等民生服务平台，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生活需求，建设“乡村民生景观”。在新型城镇化政策的驱动下，数量庞大的乡村人口被纳为城市居民人口，使得农村社会的治理根基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不断创新村民自治的形式和内容，以推动乡村善治，营造和谐氛围，进而积极参与到维护建设乡村特色景观的活动里。

五、结语

城镇和乡村建设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财政政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特色小镇

一、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国际比较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就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了解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并把握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和新型城镇化的配套现状十分必要，有助于提出适合我国国情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起步较晚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的起步较晚，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才随着工业和经济的发展逐步快速发展起来。1978年以前我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一直在20%以下，而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的城市人口占比稳定在60%以上。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7.9%，而同一时间的美国、英国、日本城镇化率都在70%以上，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也达到38.5%。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国家积极开展经济建设，1978年以后我国的城镇化速度随着国家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明显提升。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8%，与世界城镇化的平均水平52.5%基本达到一致（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虽然起点晚，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发展速度加快。应在保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同时促进我国城镇化又好又快地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我国已经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

目前，关于城镇化发展阶段广泛被认可的划分标准是：当城镇化率小于30%时，说明城镇化发展处于初步阶段；当城镇化率在30%到50%之间时，城镇化发展正在处于向基本实现迈进的阶段；当城镇化率处于50%到70%之间的水平，认为城镇化发展处于从基本实现到完成城镇化过渡的阶段；而当城镇化率大于70%时，则认为该阶段城镇化已经处于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阶段。[1]按照这个划分标准将中国、英国、美国、日本四个国家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可大致划分如下：由表1可知，城镇化率由30%发展到50%的过程中，我国只用了短短不到10年时间，我国在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了50%，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比英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历时都要短，平均每年城镇化率以将近3%的速度增加。而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9%，从2011年的50%到超过60%用了不到10年时间，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也快于其他三个国家。城镇化的快速增长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和政府政策落实能力的提高，由于城市的过度扩张可能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以及人口福利水平等因素也开始出现。[2]考虑到传统城镇化发展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以及我国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我国开始重视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不再单一地将常住人口所占比重代表的城镇化率作为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2012年“十”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接下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正式提出了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在城镇化由基本实现向完成的过渡阶段时期提出来的，也是在充分考虑到我国实际国情和其他国家发展城镇化所遇到的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应该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走好我国城镇化从基本实现到完成的过渡阶段时期的道路。

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财政政策比较分析

（一）发达国家完善社保制度的政策比较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直积极探索和建立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从而更好地促进城市化发展。[3]英国作为“城市化故乡”，根据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福利问题积极探索改进的方法。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英国设立农场主养老保险制度，并以“农业社会互助金”的模式实现了农村人口社保。英国政府还根据贝弗里奇报告了社会保险白皮书，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社保体系。美国政府针对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数量在城市的集聚而产生的住房困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住房保障措施[4]。政府颁布了多项法律法规和补贴政策以确保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的住房问题，让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待遇相同，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同样面临着由于“高发展、低福利”导致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和城乡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为了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日本提出“全民皆保险”的口号，由中央政府、县、町政府共同出资来健全社保体系。并在1985年的《国民年金法》提出让国民年金成为共同的基础养老保险，扩大了社会保障的主体，逐步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保体系。

（二）发达国家促进乡村发展的财政政策比较

乡村发展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良好的乡村发展条件不仅有利于缩小城镇化发展中的城乡差距问题，也意味着城镇化发展实现了高质量的发展水平。英国城镇化初期忽视了乡村的重要性，由工业革命作为起点城市的快速发展而农村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英国政府开始重视乡村的地位，英国政府自19世纪末开始积极实施财政政策发展乡村，1909年颁布《住宅城镇规划条例》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城乡规划的法律。促进乡村发展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之前以城市扩张为主的城镇化发展给乡村带来的不利影响。[5]美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美国政府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农业与工业发展并重的原则，使得乡村和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协调发展。日本为了应对城镇化发展初期出现的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提出一系列保护乡村、促进乡村发展的措施，实现了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有特色的发展。

（三）发达国家发展小城镇的财政政策比较

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在人口、环境等资源方面介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因此小城镇可以引导乡村发展并调节大城市的扩张。英国政府将城镇化发展的规划立法，重视小城镇对劳动力的牵引作用和对工业的促进作用，形成了中心城市、小城镇、乡村交相辉映的发展格局。美国政府在城镇化发展的初期就开始重视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为依托，利用了大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美国小城镇的发展，并由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共同承担小城镇的开发建设费用，逐步确立了大都市、小城镇、乡村互相促进的发展格局。[6]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大都市圈的过度扩张，大都市的发展与其他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为了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日本政府运用资金大力扶持落后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实现了均衡的城镇化发展。

三、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建议

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引擎，当前财税政策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空间以促进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发展。[7]对比分析英国、美国、日本在完善和促进社保、乡村和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手段，可以为我国发展新型城镇化提供借鉴。

（一）社保制度福利应更加倾斜于乡村

社保是保障人们生活质量的“兜底线”，社保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更加强调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我国的社保制度虽然在不断改革与完善，但当前的社会保障机制仍然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下公众对于福利水平的要求。一方面，当前户籍所附着的福利制度使得我国的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同，城镇人口拥有更多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保障，而作为需要更多扶持和保障的农民反而享受更少的社会福利，当前农村的社保制度不符合新型城镇化下对于人们生活福利水平的要求。[8]另一方面，现阶段下，对于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由于他们的就业地点、生活居所的不稳定性，以及这些人口自身对参与社保的积极性不够，使得他们的生活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对比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措施，我国的社保制度应该更倾向于农村，现阶段我国城镇的社保制度比乡村社保制度更加完善，城镇人员享受更多的福利，相反生活水平并不高的农民的社保覆盖面很小，这不利于城乡的融合发展，因此财政资金要促进城乡社保的均等化，扩大财政资金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力度，给予农民更多的优惠和便利。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应进一步扩大社保的覆盖面，让全民都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利。政府应该积极探寻改善社保机制的方法，通过鼓励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参与，来补充、完善现有的社保机制存在的不足；通过降低社保费率来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激发企业吸纳更多就业的能力，增加社会就业。

（二）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新型城镇化发展不仅是城市的发展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在小农经济时期，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使得乡村自身可以提供人们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规模化效益更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9]因此很多地方走上了以农养工的道路，即牺牲农业和乡村的发展来促进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道路并不符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乡村和城市融合发展的要求，新型城镇化是既要保证城市高质量的发展，又要有针对性地扶持乡村、振兴乡村的发展道路，是让乡村和城市都实现有特色、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我国农村地区一直以来都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落后于城镇经济，虽然我国已经全面取消农业税来减轻农民负担以及农村经济的成本，但是要想发展乡村经济，财政政策不能止于减轻农民的成本问题上，更要大力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因地制宜帮助农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建立厂房来增加乡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引入先进技术改善农业装备条件，发展现代化农业；帮助并鼓励发展创新型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开展合作化、规范化的农业发展和经营模式，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同时，由于市场在自发条件下资本会选择短期内有较大回报的投资项目，因此各基金政府要适当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业。

（三）制定优惠政策促进小城镇发展

城镇和乡村建设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镇化；乡愁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段表述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感性而诗意。此表述一出台即引起广泛关注，随之引发了各界关于乡愁的讨论，这种关注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对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一、乡愁的涵义及意象

历史上，乡愁总是和社会变迁、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等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无奈、哀愁和怀旧的思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落后的交通条件使那个时代任何远离故乡的行为都显得极不寻常，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背井离乡，漂泊异乡，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总是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当今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或半工半耕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壮在外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生活常态。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无数农村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日渐萧条的农村似乎难以唤起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故乡的留恋。“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价值取向被冰冷的现实消解，传统村落被各种小区取代，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乡风民俗被各种城市文化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取代，乡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对土地的黄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恋歌。

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对乡愁的讨论骤然升温，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说法最能概括乡愁的意象。

1. 乡愁诞生于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到农业社会的规章制度、生态农业技术、乡风民俗等无不蕴藏在乡间，城镇化必然使乡愁无处安放（周国平2014；刘奇2014）。从这个角度看，乡愁其实也是一种乡恋，所谓“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礼失求诸野”体现的是对生命源头的眺望和对文化母体的挂念。田园庐墓、小河炊烟、牧童短笛、乡规民约、熟人社会、崇尚自然、勤劳朴实等是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表述，也是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渐行渐远。

2. “乡愁”其实是“城愁”。这些研究者从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体的精神困惑，进一步延伸到让农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做好社会认同的现实层面（刘奇2014；田思思2014）。

3. 乡愁是一种社会文化焦虑，体现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恋，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渴望。“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旷新年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愁。

二、留住乡愁之于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一方面意味着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学者、人文学者、历史文化学者的深深忧虑。

从感情上看，乡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人类不能只有物质的生活，更要有诗意的栖居。乡愁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乡愁的存在会使人们更加理解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认同乡愁的存在意义，认为没有乡愁的城镇化是断根的城镇化（张孝德2014）。同样，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耿波2014）。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属叶一剑的《乡愁里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等，这些著作的特点都是作者亲身体验城镇化给乡村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无法回去的故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还有学者从丰富城镇化的内涵角度看留住乡愁的价值，认为不能留在乡愁的城镇化是缺乏内涵的。城市的发展不限于扩张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异的改造和更新中将城市文化与历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将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也淡漠了乡愁。熊培云说，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了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其实，对乡愁的讨论也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来，资本以无与伦比的能量把众多乡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是乡村消亡，传统湮灭。荷尔德林说过，“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乡村的终结不但使众多现代人产生一种乡愁无处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归于湮灭，这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对一个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乡愁”一词的运用，既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特色，更有对现代化必须烙上中国特色的自信。党的十以来，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相继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总书记强调，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必须留住乡愁。

那么，城镇化建设如何留得住乡愁？

其一，如何看待传统村落。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城进农退”城市化，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因此，乡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调查显示，“我国每天大约有300个村落消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500多万个村落消失了”。、贺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价值在于衣锦还乡，多数农民的人生价值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得到认可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都市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个挣钱的场所，他们的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仍然需要返回村庄来获取。没有了村庄，乡愁便无处寄放，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尊重数亿农民的生活选择。

民风民俗、村规民约、古道家风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载体变了，优秀文化如何传承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中要为乡村发展留出空间，尊重亿万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让一些有故事的村庄继续留存，让乡风民谣代代传唱。城乡发展本应并行不悖，没有了乡村的映衬，城市也会失去生机。

其二，城镇化是谁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行政权力决定下的城镇化必然造成优质资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所以，新型城镇化应该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镇各放异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其三，新型城镇化应该能够安放乡愁。所谓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种片面靠权力意志推动和高资源投入的城镇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强化软环境建设，打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和谐环境，否则，再繁华的城市也无法安放人们的乡愁。协调城乡冲突，重建美丽乡愁，实际上是能否走一条包容式发展道路的问题。

三、以留着乡愁为契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如果能以留住乡愁为契机，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乡村建设，无疑将是一举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埋下了乡村治理危机的种子，在城镇化潮流的激荡下，多地乡村处于离散状态。一是由于乡村集体经济瓦解和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国家与村民关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村庄基础结构离散；三是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传统价值坍塌，价值离散。乡村离散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大到乡村党政建设、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到乡村环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赡养、儿童教育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乡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学者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学者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乡愁作为乡村治理的契机，是因为，其一，乡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留住乡愁的城镇化建设诉求可以打动许多人；其二，留住乡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对原有的风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谨慎和敬畏即可。中国自古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彼岸观念，但祖先情结、乡愁情结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皈依。迅速发展的城镇化使现代人离家越来越远，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疏离、日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让现代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愁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乡愁，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02）.

[2]郑风田，李明.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5）.

[3]温铁军.如何进行新一轮农村改革[J].山东农业，2003（03）.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5]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J].贵州社会科学，2007（06）.

城镇和乡村建设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经验借鉴

Abstract：Currently，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s one of the hot and difficult issues in c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worl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stepping into the advanced stag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hile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lso started a series of exploration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se countries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useful results and experience besides having obtained initial effe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e as well as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views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The development theory，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odes are summarized here.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historical propertie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specially about their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planning， we here provided a reference experience and route of development to China on curr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thus enriching the research frui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Key words：urban-rural integration；development mode；experience reference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11-38（6）

1 发达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特征分析

1.1 英国

1.1.1 城市村庄是联系城乡统筹建设的纽带

自20世纪末以来英国的居住郊区化持续蔓延，为扭转传统中心城区的破败迹象，欧洲人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复兴运动，力图让中产阶层重新回归城市，“城市村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最初的倡导者认为，英国城市的建设应努力营造出一种具有传统乡村特色的环境特征，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市村庄可以看作联系英国城乡之间的纽带[1]。城市村庄思潮产生初期，在空间建设上强调规模适宜、形式紧凑、密度合理，强调在土地、空间和建筑物混合利用的基础上让不同阶层的居民能够更好地生活在一起，并提供便利的服务设施和优美的乡村环境，让那些不同邻里的人群集合起来，即城市设施布局在城乡最佳融合区域。城市村庄规模一般大致3000-5000人，村庄中心地带布局广场、绿地等开放性空间。

1.1.2 配置适合于乡村居住的规划建设标准

除了在空间建设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外，英国政府在城乡规划管理领域也非常注重城乡环境公平发展，英国政府在题为《我们的乡村：未来》的《2000年乡村发展白皮书》中，对未来英国乡村的发展进行了描述，那就是“适合居住的、有工作可干的，环境得到保护的、居民社区参与的（乡村）”[2]。针对这个目标制定了相关规划指标：①每个乡村社区要配置若干商店，给予一定的政府奖励；②每个乡村社区都应配置邮局、流动图书馆、社区办公室、托儿所等；③教堂是乡村的开放中心，围绕教堂布局其它开放性设施；④现有乡村中小学全部保留，不能合并或者关闭，同时政府给予全额的教学补助；⑤设置公共汽车站牌、紧急救护车、消防车等生命安全设施；⑥过境道路不能穿越乡村，建有标准的乡村道路安全设施。

1.1.3 通过市镇规划发展多样化的乡村经济

英国政府非常注重乡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要提高就业率，必须解决乡村经济发展问题，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就业。然而英国乡村产业发展潜力受交通、信息、资金、劳动力等因素的影响，发展缓慢。政府选择环境和区位优良的小城镇作为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着力点，通过市镇（Market Town）[3]为大量的农村腹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机会，让乡村人口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农产品通过市镇交通枢纽获得进入市场。1996年起英国政府开始研究建设市镇规划标准，围绕乡村零售业发展目标，强调市镇对乡村的引导作用，主张从新鲜地方食品市场、零售和服务中心、公共交通枢纽、保持历史文化特色等方面进行规划建设。

1.1.4 制定完善的城乡一体发展政策和法规

英国在城乡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其所制定和实施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是密不可分的。一系列的政策都得到很好的实施，如《斯科特报告》（Scott Report）、《中心居民点政策》、《城乡规划法》、《英国绿带政策》、《国家公园与乡村进入法》等[4]。早在1942年提出的《斯科特报告》就强调乡村保护和发展，着重对乡村社区提供社会服务，挽留乡村人口，注重乡村休闲产业的发展，提高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严格管理乡村土地利用，保障和满足农业用地的基本需求等[5]。在《斯科特报告》出现以后，英国开始提出了《中心居民点政策》，主张把乡村居民点划分为可以扩张的和不可以扩张的，政府要集中精力发展可以扩张的居民点，类似今日中国的“拆村并点”。1947年英国又颁布了《城乡规划法》着重从城乡土地利用层面控制大城市对乡村地区的无序蔓延。其后一直到1990年，又出台新的《城乡规划法》，但核心内容基本没有变化。1947年之后，为了更加有效地配合《城乡规划法》的实施，英国又出台了《绿带政策》、《国家公园和进入乡村法》[6]，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乡村自然和历史景观，有利于城乡和谐发展。

1.2 美国

1.2.1 注重分散式乡村居民点的建设

美国乡村居民点地处美国国土面积95%的广袤空间中，从美国城市出发约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美国的乡村。虽然美国是世界城市郊区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城乡规划非常注重乡村保护与建设，乡村的大量土地被用作一种战略的安全策略加以农作物种植，而不是用于开发。美国乡村居民点的人口规模大约7000人左右，全美国的注册农户大约650万人，大约6000万人居住在乡村居民点里。[6]美国乡村居民点建设还非常注重人居环境安全，如每个乡村居民点都有由地方政府委托的污水处理设施、消防安全设施、医疗卫生设施、集中供水水塔、垃圾收集设施、商店、邮局、小企业等，乡村道路是按照村民的自愿性进行随意改造，而不是统一的乡村道路建设标准。

1.2.2 注重相关规划对居民点的管理

总体而言，美国乡村建设相对于英国乡村建设较为随意和自由，但是美国的乡村建设并不是随便而建的，也是受到相关规划指引的，如《清洁空气法》、《分区规划》、《清洁水法》、《濒危物种法》等，这些法规统领着美国的乡村规划建设。美国的乡村居民点的土地使用是受《分区规划》控制着的，从而减少每一块宅基地的规模和退红，规定中要求尽量降低道路宽度、营建适合步行道路等级，而且乡村住宅也围绕乡村道路进行适当布局[7]。由于美国乡村土地是私有制，因此在利用分区规划做相关建设管理的时候，一般要充分考虑原住民的意见，进行公众参与；在分区规划中还特别注重对乡村土地使用功能的分区，道路一般被看做是各功能分区的分界线，主干道和高速公路通常用来划分居住区和农田，开放空间通常成为农业生产区和居住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商业区点缀在居民区中间，组团式的布局模式把乡村居民区和周边的开放空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开放空间规划建设受《清洁水法》的控制，目的就是营造出一种具有乡土自然特色的优美乡村。

1.2.3 注重城乡不同发展模式的探索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就着手开始进行城乡规划改革，力图摆脱传统分区规划对乡村土地开发的硬性指导，并积极关注乡村建设。美国联邦农业部就公布了乡村发展的一些政策，主要包括农业发展、乡村设施、乡村住宅、乡村企业、土地开发权等计划。在土地开发权方面，购买开发权是一项重要的措施，通过开发权购买程序来保护美国乡村农田[8]。1990年代这项提案在美国密歇根、加利福尼亚等重要农业州新增的保护项目非常盛行。土地开发权价值评估决定了拥有开发权和没有开发权之间的土地市场价格差。相对于传统美国区划，这种方法能较好地保留住大片农田，并给予农场主一定的补偿。同时，美国联邦农业部还专门针对乡村发展提供若干资金支持，如乡村公用设施的资助、乡村道路建设的资助、乡村社会福利等，充足的乡村建设资金是美国城乡发展的一大特色。

1.3 德国

1.3.1 科学合理的城乡规划体系

德国的规划体系由综合性的空间规划，以及城市、交通、土地利用等专业领域的规划构成。规划领域主要与政府公共职责密切相关，对主要靠市场调节的领域，政府一般不编制规划。通常德国的空间发展报告是每4年编一次，在1999年通过的空间规划主要内容涉及乡村建设内容有：①乡村居民点规划：包括乡村居民点的规模及相关商业和服务设施配置情况；②乡村绿色开放空间保护的基本原则；③乡村基础设施规划等。不仅如此，德国还非常注重城乡规划法律法典的系统完善，国家层面有专门的宪法进行保障，联邦和州层面的相关法典，有《建筑法典》、《土地建筑利用条例》、《空间规划法》等。除联邦法律之外，各州享有制定本州空间规划法律的权利[9]。

1.3.2 城乡等值化均衡发展理念

德国的城乡发展经验主要在于其倡导“城乡等值化”的发展理念，并且扎实地付出实践建设[10]。

（1）城乡空间布局的均衡化

德国城乡规划体系在空间布局上强调按照主城区、新（副）城区、小城镇、乡村聚落的等级模式进行合理布局，围绕大城市建设众多小城镇，但是大城市并不拥挤和庞大，大城市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1/3，其余2/3的人口大都分布在小城镇当中。为了防止大城市过度拥挤，大城市周边专门建有不同大小的副中心城镇，这些城镇集聚了功能齐全的相关服务设施，而且有便捷的交通来链接中心城市[11]。在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周边又分布有众多的小城镇，通过小城镇的枢纽传导，实现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小城镇与乡村聚落的一体化；在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方面也非常强调等值化，在乡村和小城镇建设方面，都比较注重对基础设施的完善化建设，尤其注重设施一体化、生活水平的均衡化建设。宪法保障德国公民，无论乡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都应享有在选举、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没有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异，从而使得德国乡村和城市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和大城市并无多大差别。

（2）土地发展的规模合作化

德国在乡村土地利用与开发上强调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从而促进乡村农业稳定发展。德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制定了专门的《农业法案》、《土地整理法》[11]，允许城乡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租赁，规划调整零星小地块并集中连片，从而使得原本规模较小、经营分散的小农场变为规模化农场，既盘活了土地资本，又实现了农业规模化。为鼓励土地集约化经营，地方政府通过信贷和补贴方式鼓励小地块土地所有者进行土地置换买卖，实现土地自由流通，促进德国农场规模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1967年德国又多次修改了《合作社法》，通过合作社的建设实现德国农业的购销合作、流通合作、生产合作、资金合作 [12]。德国农民自愿加入合作社，通过分红和资源共享获得较高农业经济利润，从而推动农业发展。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德国已经形成了“地区合作联盟”，农业合作组织已经达到了3500多家，大部分农民成为合作联盟的成员分子。

（3）城乡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

德国非常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尤其表现在农业用地结构上。德国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农业发展，在农业产业规划上，往往根据自然资源特点发展生态可持续农业，如畜牧业、小麦、玉米、大麦、牧草、葡萄等种植业，这些种植业不仅满足当地的需求，还具有高度国际化特征，属于高效优质类型的农业产业。在整个德国乡村农产品当中，初级产品占据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国际农业市场需求以及迎合国际贸易政策调整而种植的相关农产品[13]。在德国的巴福利亚州，大约有75%左右的村镇都布局有乡镇企业，围绕农产品加工和规模化农业经营为主。在优美的田园风光中镶嵌一些乡镇企业，成为德国村镇产业发展的特色。为了积极带动就业，当地还特别专门开辟一些景观优美的村镇发展旅游、餐饮、娱乐等，从而壮大村镇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目标[14]。

1.4 韩国

1.4.1 统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在韩国的城乡统筹劳动力转移模式当中，主要凸显以下几个方面[14]：

（1）建立工业区人口集聚区：20世纪60年以来，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众多的工业区，有的分布在城市郊区，有的分布在部分村镇当中。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韩国已建立各类工业园区达50多个，这些工业园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集聚节点，对韩国的城乡统筹发展起到了集聚带动的作用。

（2）规模经济助推人口集聚：早期发展工业园区大部分是较小规模的园区，为了实现更大经济带动效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施了培育大企业集团的五年发展计划，韩国政府在政策、资金、产业引导等方面针对乡镇企业园进行合并和重组，形成规模化的经济形式，从而壮大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增强了工业区在城乡统筹中的带动作用。

1.4.2 依托“新村运动”统筹城乡发展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韩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特征，加上当时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比较落后，农业发展出现衰退的迹象。为此，韩国政府在1970年代开始，着手开始“新村建设运动”，重点解决乡村社会发展问题，并实施五年发展计划，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试点的重点，并进行一系列农业开发项目。政府提高资金和对口保障支援，有条件的乡村进行自主开发，通过新乡村建设，实现“政府+农业+企业+工厂+学校+城市+……”为一体的新村建设活动，从而促进韩国城乡统筹发展步伐。通过新村运动，韩国农民素质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农民获得了启蒙教育，农民更加自信自己赖以生存的乡村的发展价值，更加自发地融入建设新乡村的运动当中[13]。新村运动对乡村发展的重大贡献在于韩国的农村环境得到了很好地改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使乡村生产环境、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从而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1.4.3 实行城乡统筹的社会制度保障

韩国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当中，另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实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乡村居民养老、健康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公共救济、社会福利分红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不存在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而是相统一的[15]。在韩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社会保险则是最为主要的社会保障方式。韩国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实现了农民基本利益的全保障，“国民年金”扩大覆盖面到农村、农民和渔民范围之内，对65岁以上的老人无偿提供土地补助，从而置换闲置农地，既提高了农田的利用效率，还提供较为完善的保障利益来保障社会公平；医疗保险则有专门的《医疗保险法》，并通过自愿性保险，较早在农村进行试点，使得大部分农民能够获得保险的收益。除了在社会制度方面提供保障，城乡规划建设技术规范上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以确保韩国农村建设具有统一的规范和规定。如为提高乡村环境，相关规定要求针对乡村环境应改善农村排污系统、卫生系统、提供公共浴池、公用水井、道路兴修与扩展、灌溉工程和水坝修建、统一进行房屋屋顶改造、房屋维修和乡村重建等，从而切实保障每个村庄的发展权益。

2 中西城乡统筹发展的比较性分析

2.1 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

2.1.1 城乡统筹编制技术

目前国内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学者根据学科特色构建了不同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由单一的层次分析法逐渐转向客观赋权法、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比较法等方法综合应用，评价模型逐渐多元化、科学化。在城镇体系之间的城乡空间发展模式上，注重空间发展绩效的系统定量化研究，城乡指标体系的制定综合考虑整个区域以及不同类型区影响因素的不同。

2.1.2 城乡统筹动力机制

国内城乡统筹发展注重基于不同地域导向下，从乡镇企业发展、乡村工业化、小城镇发展、乡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等方面进行关注，形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今后应主要加强对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空间因素的分析和关注，如城乡间历史文化的联系、意识形态、共同发展意向等，重视对城乡统筹发展的空间基础性因素研究。

2.1.3 城乡统筹空间模式

目前大部分地区所编制的城乡统筹规划相对来说都具有典型特征，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农村全面发展模式和城市带动发展模式，对不同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今后应转变城市的优先发展和农村的自我发展的传统发展意识，重视城乡联系对城乡统筹发展机制、模式和动力促进的影响，遵循城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2.1.4 城乡统筹实施途径

目前大部分学者从乡村城镇化、文化整合、城乡信息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特色产业集群、相关政策制度等各个不同角度探讨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多种途径，有利于指导不同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即所谓的地域导向下的城乡统筹模式。今后实施途径应强化宏观、中观、微观实施策略的结合，注重对不同类型区城乡统筹发展途径的研究，尤其针对山地城乡统筹发展策略的研究，根据地域特色，提高城乡统筹规划建设的可操作性。

2.2 中外城乡统筹发展比较经验分析

通过对国外城乡统筹发展经验和国内关于城乡统筹研究进展的梳理，可以发现，自城市和乡村诞生以来，城乡关系问题就一直存在着，关于城乡问题是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话题，各国针对城乡发展建设模式和特征也是存在差别的，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经验之处：

（1）城乡发展不能就城市论城市或就乡村论乡村。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看，城市发展必须要有适当的发展规模，城市不可无序蔓延扩张侵占乡村领域，城市应有适当合理的控制范围。乡村发展也不能单纯从乡村基础设施上着手，还应考虑如何借用城市发展的活力来激活乡村发展的潜力，同时应建设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并制定适宜的控制指标来保障社会公平与公正。

（2）应建立完善、系统的城乡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城乡统筹发展基础，支持农村快速发展。如果仅仅靠规划建设，而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加以保障，所有的蓝图到最后只能是一张空头口票，在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发达国家都建有比较系统完善的城乡规划体系，从区域到乡村规划设计都有相对成熟的规划体系来支撑，并有相应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来保障执行，从而保证战略规划的最终实现。

（3）在城乡统筹发展建设当中，发达国家的乡村建设都比较注重对乡村历史文化环境的保护，尤其是在乡村自然生态环境营造方面，创造具有广域开放尺度的乡村开放空间景观是欧美乡村景观的重要特征，这不仅塑造了优美的乡村生活环境，也为永续的城乡生态安全格局提供了保障，相对于我们国家的部分地区的乡村城市化建设趋势而言，具有值得深思和借鉴之处。

总之，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课题，针对中国城乡建设模式的探索，既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也不能完全否定西方经验。同时，中国幅员辽阔、地域特色明显，那些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入探索，从而创新世界城乡发展的中国典范。

参考文献：

[1] 叶齐茂.发达国家乡村建设考察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 叶齐茂.发达国家郊区建设案例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in Town and Country： Urban Design Campaign[R].London：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1994.

[4] 佚名.英国城市规划史上的三个重要报告[EB/OL]. （2012-08-11）[2010-1-09] http：//：8080/international/message/showmessage.asp？id=1543.

[5] 杨小鹏.英国的绿带政策及对我国城市绿带建设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0，（1）.

[6] 叶齐茂.美国的乡村建设[J].城乡建设.2008，（9）：74-75.

[7] 朱晨，岳岚.美国都市空间蔓延中的城乡冲突与统筹[J].城市问题，2006，（8）：87-92.

[8] 黄河新闻网.借鉴德国城市化理念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EB/OL]. （2012-09-11）[2010-11-04]http：///comment/comment_content/2010-11/04/content_692197_2.htm.

[9] 周季钢，阳炆杉.德国：“城乡等值化”理念下的新农村建设[EB/OL]. （2012-10-11）[2011-09-09]：http：///20110909.shtml.

[10] Tang， W. and H. Chung. “Urban-rural transition in China： beyond the Desakota model”， in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M]. ed. S.Li and W.Ta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 Press.2000：309-350.

[11] 易鑫.德国的乡村规划及其法规建设[J].国际城市规划，2010，25（2）：11-16.

[12] Richard T.T.Forman.Land Mosaics[M].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30-40.

[13] 郝万喜.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价值工程，2011，（21）：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