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基本特征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乡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乡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旅游需求分析是旅游市场研究的重点之一，准确客观的旅游需求分析不仅能够提高预测与了解广大游客出游能力，对于针对性的进行旅游营销策略制订、旅游市场定位和旅游产品开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城市环境质量恶化、城市绿地减少等，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渴望回归自然。乡村旅游即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国内真正意义上乡村旅游的兴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本文专门针对太原市居民进行乡村旅游需求意愿专项调查研究，为太原周边乡村旅提供建设性指导，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研究方法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调查主要潜在乡村旅游市场（太原市居民）的基本特征、出游意愿、旅游动机及需求偏好，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原始数据。本人于2013年6月20日至25日在太原市主要休闲场所，如社区公园、开放式城市公园等地发放问卷，这些地方是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闲场所，外来游客很少，可以保证被调查者是太原市居民。本次调查共发放250份问卷，实际收回246份，回收率达98.4%，其中有效问卷241份，有效问卷率为98.0%。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太原市潜在乡村旅游居民的基本特征
旅游产品具有很强的经历性，不同人对旅游产品的评价和需求是不相同的。本文主要从城市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职业、收入五个方面对太原市居民潜在客源市场进行调查。从调查结果看，男性占总数的51.7%，女性占48.3%。样本抽样合理有效，符合男女正常调查比例；从年龄上看，问卷调查的对象集中在16岁以上的居民，年龄段为27-48岁的被调查者最多，占57.1%。该群体基本都已成家并有稳定工作，精力和旅游欲望最为强烈，是社会上最易成游的潜在客源；从文化结构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被调查者占总人数的69.1%，高学历人群占有比例最大；从职业结构看，教师、科技工作者所占比例较高，达半数之多；从收入结构看，收入区间为2500-4500元所占比重最大，为57.5%。该结果与他人研究成果较为一致，因此本调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见表1）
（二）太原市居民乡村旅游出游意愿特征
1、出游方式偏好。一般来讲，乡村旅游是人们沟通、缓解压力的最佳选择，以亲朋好友之间出行为最好。因此，各个年龄阶段的群体选择亲人、朋友结伴出游均明显占据上风，高达35.4%和29. 7%；选择单位组织和团队出游的人群分别占到17.9%和12.3%；选择个人出游的比例最小，仅占4.7%。
2、出游距离意愿。调查显示，太原市居民的乡村旅游出游距离意愿以中短距离为主，其中又以50―300千米的距离最受欢迎。另外，超过1 000千米的长距离乡村旅游同样受到市民的青睐。笔者认为，这比较符合求新求异的旅游心理需求。选择300―1000千米的中长距离乡村旅游的城市居民相对较少，是最不被认可的出游距离。
3、出游目的地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太原市居民在选择乡村旅游景点时对“环境优雅”这一项有很高的选择率，高达85.3%。这也充分说明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居民对清新环境越来越向往，这也是开发乡村旅游的目的所在；年轻人多选择可参与活动多的乡村旅游地。访谈中不少市民反映，目前太原市周边乡村旅游地普遍存在服务设施简陋、活动单一、缺少地方特色等问题。（见表2）
（三）太原市居民乡村旅游动机与需求偏好
研究旅游的推力及引力因素能够有效测评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需求偏好 。在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结合国外旅游的有关研究成果，本文设置了旅游动机、旅游感知渠道、旅游吸引物和乡村旅游项目需求偏好等四个分析因素。
1、旅游动机及旅游感知渠道。研究结果显示，领略自然风光、度假放松是推动城市居民进行乡村旅游的最主要推力因素；享受美食特产成为第二因素；选择公事与考察的人次最少。就旅游地感知渠道而言，太原城市居民主要通过网络信息、亲朋推荐及电视媒体等了解太原市周边乡村旅游地。其中通过网络信息的游客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亲朋推荐和电视媒体传播。另外，通过报纸广告和旅行社推荐获知旅游点的调查者也占了一定的比例。（见表3）
2、旅游吸引物与旅游项目偏好。乡村旅游因素对太原市居民的吸引力见表4。问卷调查显示，太原市居民最认可的旅游吸引物是乡村清新的空气，秀美的山村风光，美味的特色饮食和山西各市县的民风民俗，占统计人数的较大比例。从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项目偏好来看，乡野观光、吃农家饭等是其最感兴趣的活动，这些与乡村有密切关系的活动能够缓解城市人群的压力。同时，不同教育背景和年龄段的人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选择有一些内在的差别。比如，高学历的居民文化素养较高，思想、视野及消费观念均较为开明，喜欢乡村特有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年轻人喜欢欣赏乡村风光，对吃农家饭、野炊；等娱乐活动；老年人喜欢清静，健康意识较强，喜欢参观古寨、品尝无污染的特色饮食等。（见表4）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太原市居民外出旅游以中青年为主，中高收入阶层、大专以上学历的人群是乡村旅游市场最大主力军。各年龄阶段的群体均热衷于亲人、朋友结伴进行中短距离的旅行，个别人群喜好长距离的县郊游。大部分群体倾向于环境优雅、服务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的旅游地。从旅游动机分析，领略自然风光、休闲放松、享受美食特产等是居民旅游的主要推动力。网络媒体和亲友推荐是居民了解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渠道。太原市居民是一个比较大的客源市场，对其乡村旅游需求意愿的调查研究可以为周边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建设性指导，具体启示总结为以下几点：
1、稳定客源市场，强化乡村旅游市场的针对性。应大力开发一些符合中青年游客特点的乡村旅游项目。在乡村旅游设施中，既要保持淳朴浓厚的乡土气息，又要不乏吸引年轻人眼球的“新农村”的风情。比如说，在旅游地设置有益于年轻人健康和放松的健身房，同时在附近提供农家菜等一条龙服务。让中青年在紧张的工作之后，身心得到彻底放松。
2、突出景点特色，保持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乡村风光和幽静清新的环境是与城市完全不同的景观和环境，因而对城市居民也最有吸引力。乡村旅游开发必须确保原汁原味的乡村氛围，这样才能保持乡村旅游的乡村性特点，对城市游客形成持久的吸引力。
乡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党的十之后，“新型城镇化”业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与此同时，在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意义重大，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很多都需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落实，发展乡村旅游，已不单纯是为发挥乡村资源的经济价值、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提高“三农”发展绩效、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在新时期必将相互作用，产生诸多互动的可能与机会。在此背景下，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相关概念
1.1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最早于2007年提出，十正式确定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1.2 互动
“互动”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意。《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互动”的定义是：互动首先是一个过程，有自我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3个阶段组成的过程，其实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往返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互动是行为主体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与他人（或环境）和自己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
2 研究现状
2.1 国外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urbanization”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主要来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两本杂志，但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且年代较早。
Marc Antrop（2004）通过研究发现多数欧洲国家城镇人口已达到80%，城市化进程影响到了主要城市，较小的定居点，甚至是偏远的农村，并影响欧洲传统文化景观的变化。Erdo?an Atmi，Sezgin zden，Wietze Lise（2007）在研究中评估了城市的生物质加热、教育设施、定居点、娱乐、旅游、就业的需求对天然森林造成的各种压力。
国外关于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很少。但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2.2 国内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国内部分学者将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一定研究。在知网学术期刊上以“乡村旅游?城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筛选，选取了一部分文献进行了分析。
蒙睿，刘嘉纬，杨春宇（2002）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曾天雄（2007）通过论述乡村旅游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董翠珠（2007）研究表明乡村旅游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一定影响，尤其对于农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城市化进程也反过来影响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邱玉华、吴宜进（2012）从我国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影响。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与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且二者的互动发展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二者互动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障碍亟待解决，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针对性和系统性不强。
2.3 研究述评
国外对城市化发展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少，研究主要集中为城市化发展对乡村旅游不良影响方面，还凸显出“理论研究少，个案研究多”的特征。但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对于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有益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
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城镇化和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少数学者虽然对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进行了研究，但对其二者的互动关系的论证不够深入，没有扎实的理论支撑，互动的机制不够系统，互动的模式和路径不够有针对性。另外受限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鲜出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研究仍是一个空白。
总之，国际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西方特色浓郁；而我国，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研究还不成熟，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研究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同时立足本国实际，注重研究的实践和应用价值。
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的论证
3.1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乌尔曼（E.L.Ullma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在其文章《运输的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基础》中，从供需关系角度出发，对空间相互作用产生所需的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达性等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互补性指当两地之间一方能够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而另一方对该商品或服务有需求，两地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可达性是指区域之间进行货物、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传输的可能性。中介机会，是指当商品或服务在两地间流动时，可以提供该商品或服务或是消费该商品或服务的第三地的出现，就称为产生了中介机会。这一原理具有典型的实际意义，强调了空间作用的可选择性，即并非所有因素都可以成为空间作用的载体，不是所有动力都可以实现空间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借用霍华德的“三磁铁”模型认为，首先，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使更多的人远离乡村，渴望重返自然，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地具备丰富的乡村风貌、风俗、风情及风物资源，能够吸引城镇居民产生乡村旅游需求；其次，乡村旅游地一般社会化程度较低，普遍欠缺便捷完善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而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为乡村旅游发展营造高规格的基础设施，提高乡村旅游地的社会性；总之，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供需关系，构成了二者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互补性。至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可达性，即能否实现资源传输的可能，在霍华德“三磁铁”模型中，田园城市的构想兼顾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美丽景色，将农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相结合，将城市和乡村结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某些功能上具有相似性，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生态宜居及和谐发展，必将既兼顾城镇居民的生态需求，又关注乡村旅游地的发展需求，选择最佳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路径。总之，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互补性、可达性及中介机会等互动三前提，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适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能够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必将在有效路径的作用下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3.2 利益相关理论
“利益相关者”源于管理学，是由斯坦福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首次提出，并把它定义为“没有它们的支持组织就不能存在的团体"，此后该理论之后被应用于企业治理中。1984年，弗里曼在其出版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这一概念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并标志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正式形成，该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理论方面，集中为旅游规划和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实践方面，在旅游规划与旅游目的地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及应用效果评价。国内研究刚起步，包括在旅游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生态旅游中的运用等方面。
本研究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未来城镇居民、建设参与企业及企业内部利益群体、周边乡村及农民、旅游环保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将影响或者被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与效果，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他们有的是新型城镇的使用者，有的担负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责任和风险，有的是新型城镇建设的实施者，有的决定着城镇化建设效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朝着多方同存共赢的目标前进，尽可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社区居民、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和旅游环保组织等，政府部门是乡村旅游的引导者，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的开拓者和生力军，旅游经营者是乡村旅游的执行者，旅游者是乡村旅游的体验者，旅游环保组织是乡村旅游的监督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影响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现阶段对实现我国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兼顾乡村旅游各方利益群体的利益是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中涉及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交叉与重叠，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性，二者利益的兼顾必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并最终实现和谐共赢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二者存在互动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乡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研究现状
0引言
国内对社区与旅游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9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有学者关注旅游对社区的影响。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讨论；②社区参与的方式、层次及类型；③关于社区参与中的利益相关者；④社区参与的影晌因素。目前，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较少，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古村落社区参与旅游的四种模式
冯淑华(2002)提出一种古村旅游新模式——“品”。他认为旅游模式的形成是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之间高度整合的结果。他认为所谓“品”是指在旅游活动过程中，通过个体对旅游客体感知、理解、品位、体会等旅游心理活动，达到对客体的鉴赏、审美的目的，并从中活的精神愉悦的过程。它强调个体对客体内涵的理解，既强调旅游的过程，也强调旅游的结果。冯淑华认为古村的重要品质在于它的文化内涵，这是古村落的魅力、精髓所在，这种内涵只有通过“品”才能被吸纳，才能够从有形的观赏上升到无形的精神享受，获得最大的旅游满足[1]。雷海燕和赵振斌(2007)从古村落旅游形象设计的角度对社区参与模式的目的和原则进行了理论探讨，对不同主体的角色地位进行了确定，他们认为在形象设计过程中不但要建立社区参与机制，而且要明确规划师、社区居民和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在不同阶段的角色任务。并建议组建社区旅游形象建设委员会、社区学会、社区顾问规划师办公室等相关社区组织。该研究详细阐述了古村落旅游形象设计的基础要素调查、设计和策划、审议、传播与维护四个阶段的社区参与方法[2]。余向洋(2006)认为社区旅游不宜进行概念性界定，只能根据各个社区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对各相关利益群体的要求进行折衷与选择，从而确定参与的层次和内容。他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第三条道路”理念为指导，超越“左”（发展优先，受益对象为当地）与“右”（旅游优先，受益对象为旅游业和当地的政府及投资商），以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权衡相关利益群体的输入输出，对所有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进行折衷与选择，形成可操作性的可持续社区发展方法，提出了社区旅游描述性工具——社区旅游连续统模型，构建徽州古村落社区旅游模式[3]。邹统纤和李飞(2007)以京西古村爨底下村为例，提出了古村落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社区主导开发（CBD：Community－BasedDevelopment）模式，其核心理念是本地化，在公共管理采取地方社区控制，经营方面从独立自主经营向经营者共生化转变，三合一的盈利渠道（门票、土特产品、农家乐）与利益均沾的分配机制。市场营销方面主要卖点是“爨”文化[4]。
2基于委托理论的社区参与模式的提出
胡晶晶等(2006)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构成委托关系的基本特征，即：①委托人与人都具有理能力；②二者目标利益不一致；③二者对信息的掌握不对称；④二者都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二者对风险的态度不一样。基于车溪景区公司和社区居民的委托关系具有这种基本特征，胡晶晶等人提出了基于委托理论的旅游社区发展模式，为研究旅游社区的和谐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种模式下，景区公司将有课的“吃”委托给当地农家餐馆，“住”委托给当地农家旅馆，“行”委托给当地车队、赶马者和抬轿者，“购”委托给当地旅游商品经营者。景区管理者可以很好的利用委托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景区公司与社区居民各自的特征，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实现景区与社区的利益“双赢”，优化资源配置，达成旅游社区的和谐化发展[5]。
3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模式
曾艳(2007)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应包含：政府、社区组织、旅游企业、民间组织。并构建出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即“政府+社区组织+旅游企业+民间组织+法制规范”，并且构建了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宏观管理体系和微观运行体系，提出了决策参与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环境保护机制和社区参与保障机制等微观运行机制[6]。郑群明等(2004)提出了“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等5种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设想。刘岩等(2002)提出厦门黄膺应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参与式开发模式。黄昆(2003)借鉴美国管理学家麦金西的7S要素提出了“6S战略性环境管理”，具体指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共享的价值观、发展战略、内部结构、开发技术和管理方式，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基础和核心。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全面渗透到旅游景区的发展战略、管理方式等五个要素中去，以实现景区环境管理外部性与内部性的全面整合，从完全意义上走上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何彪和马勇（2004）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双向沟通（Bilateral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双赢（Bilateralprofit）机制（简称BCB方案）BCB方案旨在通过建立目的地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让它们互相了解对方的利益追求和关注焦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寻求双方一致的利益目标，寻找能够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旅游目的地系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苗红(2003)提出民族地区通过组建社区旅游发展咨询中心、以多种形式代替资金入股、保证社区成员的优先就业权等途径加强社区参与。陈金华等(2005)研究武夷山生态旅游社区时发现当地社区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动参与状态，提出可以通过成立保护区生态旅游股份公司、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和决策、培训社区居民、加强旅游信息传播等方式提高社区参与程度。
4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罗敏(2006)从解决旅游开发中的主客矛盾角度提出Given模式，即（Government）政府＋（Interests）利益＋（Village）社区＋（Education）教育＋（Native）本土化。简化为：G＋I＋V＋E＋N＝GIVEN模式。该模式提倡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当地社区特别是村委会建立沟通和互信的社区参与机制，进行各种文化知识的教育，并倡导企业经营本土化[7]。黄郁成和顾晓和(2004)从农村旅游社区开发的角度，以浙江松兰山开发模式为例，阐述了政府主导、企业推动、乡村参与的开发模式。以及江西流坑的旅游开发行为完全由旅游被开发地区以外的力量主导，流坑对于旅游开发的主观意愿较低，只是被动接受外界赋予的各种开发行为，并承担旅游开发行为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的“输入型”模式。李玉轩和王建中(2001)以平遥古城为案例，认为古城的保护和建设问题必须经过自身努力和强大援助。在文化方面，以平遥古城牵动南北大院，构成以古城为主，大院延承式的模式，建立社区组织机构和行为规范准则。
5由社区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
王琼英(2006)构建了社区参与的模型，其中社区居民与乡村旅游本身是模型的核心，模型中乡村旅游以一个事物的性质出现，其身份是一个特定行业，涵盖了整个与乡村旅游相关的有形、无形、静态、动态的要素总和。政府和企业是模型的保障因子或动力因子，旅游市场起着外部推动作用[8]。邹统纤等(2007)在分析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局限性之后提出了社区主导的开发（Community－BasedDevelopment，CBD）模型，该模型的3个内涵是产业链本地化、经营者共生化和决策民主化。以社区为主导，提升社区旅游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任啸(2006)认为九寨沟社区参与不但是“过程”，也是“目的”，社区参与趋向于实质性参与也就是真参与。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确定了“公平”优先的分配目标，在分配机制中，打破了股份制产权设置的惯例，将社区利益最大化。此模式考虑到对居民不能再从自由从事旅游经营的利益补偿。佟敏和黄清(2004)建议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生态旅游模式。具体由保证居民参与的决策机制、旅游发展具体方式的合作机制、对旅游引发问题的协商制度构成的居民参与决策系统以及通过形成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引导社区居民直接从事生产经营，通过自己的经济行为直接获益来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此外还要形成有效的旅游技能培训和环境只是培训机制。王瑞红等(2004)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应包括参与决策、参与经济活动、参与资源环境保护及参与培训。王敏娴(2004)提出建立引导机制、决策咨询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和监控机制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
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具体模式与对策研究得还比较少，虽然不乏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实地考证，但还没有将其升华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高度。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的结构，要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跟随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我国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冯淑华.古村旅游模式初探[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
[2]雷海燕，赵振斌.古村落旅游形象设计的社区参与模式[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2007.5.
[3]余向洋.中国社区旅游模式探讨--以徽州古村落社区旅游为例[J].人文地理.2006.5.
[4]邹统纤，李飞.社区主导的古村落遗产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2007，5:78~86.
[5]胡晶晶，沈国辉等.基于委托理论的旅游社区发展模式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7(2).
[6]曾艳.国内外杜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
乡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冯淑华(2002)提出一种古村旅游新模式——“品”。他认为旅游模式的形成是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之间高度整合的结果。他认为所谓“品”是指在旅游活动过程中，通过个体对旅游客体感知、理解、品位、体会等旅游心理活动，达到对客体的鉴赏、审美的目的，并从中活的精神愉悦的过程。它强调个体对客体内涵的理解，既强调旅游的过程，也强调旅游的结果。冯淑华认为古村的重要品质在于它的文化内涵，这是古村落的魅力、精髓所在，这种内涵只有通过“品”才能被吸纳，才能够从有形的观赏上升到无形的精神享受，获得最大的旅游满足[1]。雷海燕和赵振斌(2007)从古村落旅游形象设计的角度对社区参与模式的目的和原则进行了理论探讨，对不同主体的角色地位进行了确定，他们认为在形象设计过程中不但要建立社区参与机制，而且要明确规划师、社区居民和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在不同阶段的角色任务。并建议组建社区旅游形象建设委员会、社区学会、社区顾问规划师办公室等相关社区组织。该研究详细阐述了古村落旅游形象设计的基础要素调查、设计和策划、审议、传播与维护四个阶段的社区参与方法[2]。余向洋(2006)认为社区旅游不宜进行概念性界定，只能根据各个社区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对各相关利益群体的要求进行折衷与选择，从而确定参与的层次和内容。他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第三条道路”理念为指导，超越“左”（发展优先，受益对象为当地）与“右”（旅游优先，受益对象为旅游业和当地的政府及投资商），以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权衡相关利益群体的输入输出，对所有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进行折衷与选择，形成可操作性的可持续社区发展方法，提出了社区旅游描述性工具——社区旅游连续统模型，构建徽州古村落社区旅游模式[3]。邹统纤和李飞(2007)以京西古村爨底下村为例，提出了古村落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社区主导开发（CBD：Community－BasedDevelopment）模式，其核心理念是本地化，在公共管理采取地方社区控制，经营方面从独立自主经营向经营者共生化转变，三合一的盈利渠道（门票、土特产品、农家乐）与利益均沾的分配机制。市场营销方面主要卖点是“爨”文化[4]。
2基于委托理论的社区参与模式的提出
胡晶晶等(2006)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构成委托关系的基本特征，即：①委托人与人都具有理能力；②二者目标利益不一致；③二者对信息的掌握不对称；④二者都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二者对风险的态度不一样。基于车溪景区公司和社区居民的委托关系具有这种基本特征，胡晶晶等人提出了基于委托理论的旅游社区发展模式，为研究旅游社区的和谐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种模式下，景区公司将有课的“吃”委托给当地农家餐馆，“住”委托给当地农家旅馆，“行”委托给当地车队、赶马者和抬轿者，“购”委托给当地旅游商品经营者。景区管理者可以很好的利用委托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景区公司与社区居民各自的特征，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实现景区与社区的利益“双赢”，优化资源配置，达成旅游社区的和谐化发展[5]。
3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模式
曾艳(2007)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应包含：政府、社区组织、旅游企业、民间组织。并构建出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即“政府+社区组织+旅游企业+民间组织+法制规范”，并且构建了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宏观管理体系和微观运行体系，提出了决策参与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环境保护机制和社区参与保障机制等微观运行机制[6]。郑群明等(2004)提出了“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等5种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设想。刘岩等(2002)提出厦门黄膺应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参与式开发模式。黄昆(2003)借鉴美国管理学家麦金西的7S要素提出了“6S战略性环境管理”，具体指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共享的价值观、发展战略、内部结构、开发技术和管理方式，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基础和核心。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全面渗透到旅游景区的发展战略、管理方式等五个要素中去，以实现景区环境管理外部性与内部性的全面整合，从完全意义上走上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何彪和马勇（2004）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双向沟通（Bilateral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双赢（Bilateralprofit）机制（简称BCB方案）BCB方案旨在通过建立目的地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让它们互相了解对方的利益追求和关注焦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寻求双方一致的利益目标，寻找能够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旅游目的地系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苗红(2003)提出民族地区通过组建社区旅游发展咨询中心、以多种形式代替资金入股、保证社区成员的优先就业权等途径加强社区参与。陈金华等(2005)研究武夷山生态旅游社区时发现当地社区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动参与状态，提出可以通过成立保护区生态旅游股份公司、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和决策、培训社区居民、加强旅游信息传播等方式提高社区参与程度。
4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罗敏(2006)从解决旅游开发中的主客矛盾角度提出Given模式，即（Government）政府＋（Interests）利益＋（Village）社区＋（Education）教育＋（Native）本土化。简化为：G＋I＋V＋E＋N＝GIVEN模式。该模式提倡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当地社区特别是村委会建立沟通和互信的社区参与机制，进行各种文化知识的教育，并倡导企业经营本土化[7]。黄郁成和顾晓和(2004)从农村旅游社区开发的角度，以浙江松兰山开发模式为例，阐述了政府主导、企业推动、乡村参与的开发模式。以及江西流坑的旅游开发行为完全由旅游被开发地区以外的力量主导，流坑对于旅游开发的主观意愿较低，只是被动接受外界赋予的各种开发行为，并承担旅游开发行为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的“输入型”模式。李玉轩和王建中(2001)以平遥古城为案例，认为古城的保护和建设问题必须经过自身努力和强大援助。在文化方面，以平遥古城牵动南北大院，构成以古城为主，大院延承式的模式，建立社区组织机构和行为规范准则。
乡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重庆市高度重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工作。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新兴产业进行培育打造。在“高水平规划、高起点建设、高效率管理”的思路指引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成为联系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改善的纽带，成为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成为全市新农村建设成果的示范展示平台。
结合高山生态扶贫
发挥休闲农业带动优势
2013年，重庆启动实施“高山生态扶贫搬迁50万人”，具体任务是：2013年启动20万人，2014年启动15万人，2015年启动15万人，到2017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搬迁任务。
推动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将民生实事推进与休闲农业发展相结合，发展多形态的休闲农业模式，就是要充分发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辐射带动作用，将搬迁地打造成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一是人口下山。鼓励居住在深山高寒边远地区、重要生态修复保护区、生产生活基础条件难以完善地区的农户，自愿选择转户进城、相对集中安置、旅游安置、五保户集中供养以及投亲靠友、异地安置等多种形式搬迁下山。制定了政府补一点、“地票”攒一点、农户出一点“三个一点”的搬迁安置投入政策，市里按每人8000元落实到区县，由区县根据搬迁对象贫困程度、安置条件的不同实行差异化补助。突出抓好相对集中安置，以城镇郊区、产业园区、景区周边、农村集镇为重点，采取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用地调配、统一房屋风貌设计、统一配套基础设施、统一竣工验收及分户单建和联户共建相结合的“五统一建”模式，建设集中安置点。
二是产业上山。由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农户退出耕地、土地流转等方式，妥善解决农业安置搬迁户“菜园地”等生产用地。对规模在100人以上的搬迁农户集中点所在村，引导发展1～2个主导产业，形成“一村一品”、“一主多业”的格局。三年投入农业发展资金3亿元以上，支持搬迁集中安置点所在村产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对发展特色产业的贫困搬迁户，给予不少于1000元的扶持。
三是游客进山。依托高山山水田园自然风光和特色经济作物园区、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及乡村旅游。重点打造成渝走廊农业观光体验、渝宜高速原巴渝、渝湘高速民俗风情体验等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构建渝东南、渝东北和秦巴山、武陵山、大娄山“两带三山”乡村旅游格局。
四是产品出山。积极引入龙头企业，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社特别是股份合作社，做到与产业发展、扶贫搬迁同步。用好高山农产品绿色、生态、环保、安全这张“名片”，打好“山货”牌，培育知名品牌。采取举办农产品展销会、组织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走出去展示展销、发展农超对接和配送直销、网上销售等多种渠道，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结合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农产品产地加工、地方特色产品加工和商贸流通，把农产品当旅游产品卖，促进山区农产品卖得远、卖得久、卖好价钱。
抓好“四结合四配套”
构建休闲农业支撑体系
总体上看，重庆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题之一。多形态的发展模式逐步出现，发展模式和规模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各具优势的都市型、城郊型、远郊型格局初显等基本特征。
为进一步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重庆市将着力抓好“四结合四配套”。
四结合：一是与新农村建设结合。发挥新农村建设“千村推进百村示范”工程的引领作用，连点成线、以线扩面，更加注重生态环保、文明传承等，打造新农村建设“升级版”。二是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围绕全市美丽乡村建设，以115个市级示范村和各区县确定的示范村为载体，大力推进城郊游、高山游、民俗游、观光游，把休闲农业培育成农村新的重要支柱产业。三是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结合。调整农业结构，突出发展资源节约、生态高效、环境友好型特色效益农业。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四是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结合。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推进房前屋后、荒山荒坡、公路河道等绿化。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农村卫生改厕、库区移民农村环保示范等项目，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农业投入品包装回收利用、人畜粪便处理利用等，防治农业面源污染。
四配套：一是农业产业配套。坚持走特色效益农业发展之路，重点发展粮油、蔬菜、畜牧、柑橘、渔业、林果、中药材、花卉、茶叶、蚕桑和烟叶等11个产业。支持区县着重培育1～2个“举旗产业”，打造产业带，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带动休闲农业的梯次发展。二是基础设施配套。大力推进水、路、电、气、市、村镇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农田建设，加快农村危房改造，因地制宜建设农民新村，配套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环保设施，改善居住环境。三是体制机制配套。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构建完善人转城、地转活、钱转乡的政策制度。大力培育发展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四是公共服务配套。深入推进农村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加强农家书屋、文化广场、体育健身等文体设施建设，强化公民道德建设，深化“星级文明户”、“生态庭院”等文明创建活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完善村规民约，引入城镇社区管理模式，提高服务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