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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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经济发展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国家干预 经济发展 政府失灵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真正实现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国家少之又少，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可以成功地实现赶超，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贫困的泥潭？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和赶超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传统发展理论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从演化经济学出发，认为应超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狭隘视角，以一种历史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待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历史的观点：从不发达状态走向发达状态

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是不可逆的，强调经济生活中的累积性力量，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走向发达状态，必须要经过一个必须的点（the obligatory point），这个点实际上就是经济迈向发达状态的一个转折点。要通过这个点，就要借助国家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市场力量，使经济摆脱报酬递减活动的束缚逐渐走向动态报酬递增的自增强道路。

演化经济学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保护新知识的生产。为促进经济发展，国家会强制或引导私人从事特定的报酬递增产业，并施以特别的保护，逐渐在这些产业构筑起自身的技术能力。在经济中存在一些正向的反馈机制，这些机制使经济逐渐走上自增强的自我持续之路。动态的报酬递增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机制，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也是经济中正反馈机制的起点。第一阶段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用外部效应概念来概括他们所观察到的这种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些系统性效应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引起增长和福利的活动是特定的。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会遭遇各种发展障碍，在这个阶段，国家往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

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是技术进步，经济中的正反馈效应和自增强过程仅仅是从增长的来源上讲，但是必须有适当的分配机制使经济增长的福利分配到社会各阶层。演化理论认为知识和技能水平是引起国家间生活水平差别的最关键因素。一方面，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内部人们的收入水平（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有趋同倾向，而另一方面各组别之间则有趋异倾向。如果经济是封闭的，那么经济增长的收益可以以高工资的形式分配给生产者或者以低价格的形式分配给消费者，但受益者都是本国人民；如果经济是开放的，则经济增长收益的分配型态完全发生了变化。如果两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贸易型态是对称的，并不存在将收益转移至国外的机制；但是如果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那么不对称的贸易导致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收益的大部分都会转移给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一般处于技术发展的低端，生产的是资源型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初级工业品，虽然每一次交换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是低价格意味着低工资和低利润，低价格的好处被发达国家获取了，发展中国家并未从生产产品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工业品价格也很高，增加了生产成本和消费成本，出口的低价格和进口的高价格这两个过程结合在一起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状况恶化。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的动态报酬递增收益不是在局部范围内以“共谋”方式被分配了，而是在国际范围内以低价格形式分配给发达国家。

国家的作用：一种动态的演化视角

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家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组织功能。演化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家至少具有以下作用：引导私人进入“恰当的产业”，并在“恰当的产业”中创造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必须建立从事报酬递增活动的产业；国家在提供基础设施、制定标准和提供法律系统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为扶植相关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了补助、税收减免、禁止某些项目的进口和出口、输入有技能的劳动力等政策措施；国家作为需求的创造者和高级产品的需求者，例如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人们的需求，如果报酬递增的收益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享，就会引起收入的两极分化，而且最终也会引起需求减少，打破需求增长、技术进步和收入再分配之间的良性循环。国家对知识创新的保护、对教育本身的强调。国家对引进新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补助，对新发明进行专利保护以鼓励发明和创新，建立大学、科学院、研究机构和职业学习系统等等；国家在市场体系形成之前或在工业体系建立之前，必须充当企业家的角色。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当市场已经建立起来，并能发挥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工业力量逐渐变得强大，而且国家的管理越来越不经济、管理成本越来越大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经济对国家的引导和干预要求就会相对减少，此时国家的作用是维持国家创新体系并创造对新技能的需求。可见，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是演化的，而且具有不可逆的性质。

演化经济学认为国家的作用远比纠正市场失灵大得多，但是同时也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公共政策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演化经济学可以提供的非常重要的见解是：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面临的是一个终端开放的世界，在其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此时的问题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求解最优问题，国家的干预和公共政策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而是为了培育学习能力、系统地整合增长的知识和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演化的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是创新过程，核心的政策问题变成了增加实验行为的概率，政府在追踪和鼓励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家的干预能力受到高度限制，国家是有限理性的，它面临着激励问题（官僚政治追逐利益、院外游说、寻租等）和知识问题（与私人主体相比，国家在获取更好的信息方面并不具有优先权），而且政府结果像市场结果一样受不可逆性、过去经历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由于经济系统的敏感性、复杂性，系统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演化，这意味着系统的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税收、补贴和反托拉斯政策达到其目标的能力取决于执行政策的日期和实施政策之前经济系统所遵循的路径。演化理论并不反对市场对经济系统的内在调节作用，但不能因为政府存在所谓的失灵现象，或者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造成混乱等理论上的抽象理由，来反对政府干预。对历史上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的经济史的诸多研究都证明了国家的政策和干预在构建技术能力和国家竞争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结论

本文从演化理论的角度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进行了历史的阐述和理论上的解读，这种描述性的阐释已经体现了演化理论的解释能力和独特视角。然而在新古典理论中，政府却成了引发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更是主张“国家的作用最小化”，这种不顾发展中国家国情和现实需要的做法已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发展理论都未能建立起一种基于发展中国家国情、考虑发展中国家文化特殊性的系统性分析框架。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展到非常关键的阶段，对于国家作用的正确认识将会大大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的双重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来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将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主导并制约着经济实践，因此，构建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认识这一重大问题非常有意义。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为发展经济学的转变提供了某种契机，从“存在”向“演化”的转变将会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经济发展学范文第3篇

今年，被称为中国版RoHS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一场绿色环保风暴席卷了电子配件企业和众多家电厂商，一方面生产RoHS配件的众多配件企业订单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家电厂商的利润一再减少。电子产品遇到了难题。

过去人们常常把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当做重要的指标，现在标准又在提高，例如现在的欧洲不仅把生态指标提高，而且对高科技电子产品也提出了更高的指标。所以我们的出口产品，不断地遇到新的挑战。

从世界工业发展史来看，只注重企业生产不顾环境保护的例子也有不少，有名的英国伦敦雾都就是如此。当今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先发展后治理的过程，所以20世纪以来，环境保护、产品本身的污染程度，甚至电子产品的辐射程度都被提到重要的高度。这是21世纪以来的新动向。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如何应对？这是应该深刻思考的大问题。聪明的人，不仅善于在自己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也要从别人的实践中吸取经验，不要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

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到几个层次，生活环境、生产环境，而在生产环境中，又包括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渔业生产、畜牧业生产等等，每个领域的生产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自然环境。

目前我们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生产发展与自然环境如何协调，如何做到既发展生产，又重视环境保护，达到生态平衡？

我们注意到，一些小企业实际上只考虑企业本身的利益，甚至可能存在着侥幸心理，好像觉得，我这个企业很小，这条河很大，这条江很长，我排点污水没有关系。于是你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结果汇聚起来就形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事物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部分是要影响全局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思维方式问题。

企业要发展，地方要发展经济，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进一步看，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不能只是简单地追求GDP。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要使人民生活在一个清洁的环境中。即使从经济的角度看，如果陷入边污染、边治理的循环中，那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就是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学范文第4篇

1、和平、发展和合作是当今世界时代的主流

然而我国面临发展的安全制约因素高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有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与分化的政治战略，还有“”势力不断制造摩擦，国家安全问题的多变性、复杂性、综合性不断地增强。军队肩负着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和发展利益的任务，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对国防与部队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经费供给不足与现代化国防与军队的建设需求存在长期的矛盾，如何科学统筹安排建设国防经济是对建设国防经济的新时代要求。

2、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动变革的非常时期

各种势力力量在不断地重新分化与组合。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而综合实力往往决定着国家的作用和地位，综合国力的竞争将成为未来国际间的主要竞争。综合国力是由经济力和国防力构成，经济力是基础，而国防力也是不可短缺的必要组成部分。一个具有比较强的综合国力的国家不可缺少的两翼是“富国”与“强兵”。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每个国人的梦想。但是随着我国新军事改革进入新阶段时，我军建设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凸现出各种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严重影响与制约着军队科学建设的发展。如何科学发展观统筹安排建设国防经济是对建设国防经济的新时代要求。

二、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经济建设是新世纪新阶段的国防经济建设需要

国防经济建设上要体现出“以人为本”，即要结合新军事改革和军事斗争实际准备，且勇于改革思想观念，又要牢固树立“人才第一”的新观念。人才竞争是当今世界以尖端武器为主要特征的新军事改革且强调人才重要性的竞争。

国防经济建设上要体现出“全面发展”，即要统筹安排国防经济建设的全方位的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是个复杂庞大的制度体制，科研、分配、流通、生产等各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假如仅仅着眼单一方面的发展，而忽视其他的发展，必然会阻碍整个系统的发展。

国防经济建设上体现出“协调发展”，即要正确认识与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又要寻求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同步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的依托是经济建设，如果经济建设始终搞不上去，那么国防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综合国力的象征是国防实力，如果国防建设始终搞不上去，那么经济建设就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的得不到。国防经济建设上要体现出“协调发展”，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寻求两者的协调、同步发展。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因此要一手抓国防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坚持两者的协调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经济建设的思想要求将国防经济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总体规划中，使两者步调一致，形成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

国防经济建设上要体现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保持和增强发展的后劲，坚持走国防经济建设与环境资源相协调的发展之路。因此，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经济建设的思想要求在国防经济建设中注意资源与环境的制约，不竭泽而渔牺牲子孙的环境来搞今天的建设。另外要抓好军事训练、军事人才培养、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预研等工作，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经济建设要把握几个重要问题

1、以“对立统一”为国防经济建设选择

发展战略和制定政策措施的出发点传统逻辑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以其矛盾的对立面来作为选择发展战略、制定政策和实施措施的基本出发点，导致了国防和经济建设之间的不协调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经济建设告诉我们，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推动的，具有长期的、动态的“统一性”。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改变思路，以“对立统一”的科学视角去认识国防经济建设道路，创新发展模式。

2、以“全面发展”科学统筹国防投入的适度规模与结构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发展”观念把国防经济看成由若干要素组成的有机体，要求统筹好国防投入的规模与结构。一方面要“规模适度”，根据经济能力和国家安全需求来确定最适何的国防投入规模，并保持动态平衡和合理。另一方面要“结构合理”，要在现有的经费投入力下形成最具战斗力的结构。要结合从我国国防经济实际，解决如人员、装备、研发费用的比例不合理，国防科研投入比重较低，军兵种费用结构不合理等制约我国国防经济效益提高的问题。

经济发展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结构主义 中国经济 新常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恢复缓慢，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健全，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企业中。因此，结构主义经济学主张应当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直接配置资源的手段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中国在推行市场化后相对于六、七十年代经济反而出现下滑。针对这一现象，新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做出了解释，本文将以新结构理论的主要思想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针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做出具体解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扩展理论的应用范围。

1、 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必须要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才能保证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1]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这一战略必然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劳动者工资下降，收入差距加大。当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工人与企业家的收入差距会拉大，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城市化进程缓慢。[2]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支，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是需要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时候进行调节。内容可概括如下：1、每一经济体的禀赋和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变化而变化。2、经济发展的过程是连续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不能盲目借鉴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3、市场始终是配置资源的根本机制，而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3]林毅夫、龚强等人通过建立两部门模型，提出当一个国家的资本禀赋水平较低时，如果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政府将通过扭曲经济实现其战略目标。 [4]

2、 新结构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

2.1 渐变式改革的优势与缺陷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改革属于渐变式改革，从1978年到1994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农村，中国推行了的改革，完全改变了曾经农村合作社的制度，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在城市，政府鼓励民营、私有企业的成立，授予地方政府定价权。同时，政府对于创新型企业和优先发展的企业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降低私有企业的进入门槛等。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国有企业过度膨胀，收入差距不断增加，腐败滋生，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加强扶持，包括对通信、电力、银行等部门进行财政补贴等。

2.2 中国经济在目前增长速度放缓出现“新常态”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甚至成为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而在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发展速度呈现明显减缓趋势。利用新结构主义经济的理论，可以通过投资、出口和消费三个角度来解释这种经济现象：

2.2.1从投资的角度分析

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包括国有大型企业的资本积累、个体、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外商对中国进行的投资。这些资本创造的价值让中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在海外进行投资，大量跨国企业的产生使这一想法成为现实。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市场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出现停滞甚至缩减，劳动力资本的价格上升，从而经济发展速度减慢。

2.2.2从出口的角度分析

中国长时期由于技术水平落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产品大多是缺乏技术含量的轻工业产品，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只能获取微薄利润，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对原材料进行简单的加工制造，或者是将各地区生产好的零部件进行组装。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利用自身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生产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出口发达国家。

2.2.3 从消费的角度分析

从消费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的GDP有50%以储蓄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国家可以通过调节税收和利率等经济手段刺激国内消费需求，而这一特点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很难见到。

2.3 中国在未来时期经济发展前景

随着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形势具有乐观的前景。中国通过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人才，鼓励创新创业等一系列措施，极大的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

2.3.1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人口密集，城市化水平较低，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虽然已经进行了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在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小型城市，其产业仍是以制造业和农业为主。

2.3.2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实现未来经济发展

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趋于完善，航空企业的发展，高铁线路的修建等，都极大促进了交通设施的现代化，为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创造了独特的条件。中国应当重视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加强通讯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2.3.3 新能源新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突破，但是在新能源、新产业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不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破坏了环境，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片面发展经济而污染环境是不可取的。中国应该吸取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时的经验教训，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 政策建议

针对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特点，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3.1 严格落实八项规定，打击腐败

为了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严厉打击等现象。的出现不利于创造市场经济中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私有企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

3.2 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转型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只有具备完善的交通设施，第三产业才能有条不紊的运行。第三产业主要包括贸易机构和服务组织，不能直接生产和创造产品，但是其交易基础是农产品和工业品等。

3.3 大力发展教育，培训创新型人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人力资本逐渐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不能一味的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发展经济，在信息时代，知识和技术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大力发展教育能够提高中国高素质人才的储备，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评论回应[J]. 经济学（季刊），2013，03：1095-1108.

[2]林毅夫，陈斌开. 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 经济学（季刊），2013，04：1109- 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