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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婉的郑福星茶业文化创意总监,林晓真女士介绍说:“早在宋时,人们就已将茶席置于自然之中。”在花园或露台上设茶席,喝茶的环境与氛围便与在室内时截然不同。当然,设在室内的茶席,也可以有取材于自然或表现自然的艺术元素环绕周围。比如与茶艺共称“四艺”的插花、焚香与挂画。都是为了营造茶室空间的别致雅趣而设。
“茶具可以说是茶席的灵魂,是茶席整体风格表现的重要部分。当夏天来临,茶席上要喝新上市的春茶。为了表现充满青草昧的新鲜气息,可以挑一套青瓷质地的茶具,除了季节更替所产生的风格变化之外,也可以围绕一只手法极为精湛的艺术茶壶或一套风格强烈的茶器具,来搭配辅助的器具与装饰物,烘托作为主角的茶具。笔者爱极了饮茶,所以看过很多茶道表演,特别是手捧闻香杯的时候,有一丝感动,一直坚信茶是植物中的经典,生于幽幽的山谷,长在青青的坡地,结庐寂静的山林间。
泡茶的心比泡茶的技巧更为重要。多数时候,生活就像泡茶时的心境,不一定要有百年老茶,也不一定要有雨前龙井,只要有足够的对生活的豁达,再普通的茶里也有无尽的香醇、甘润滋味。这也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与哲学,所谓意气中的幽然、宁静、质朴,唯如此我们才可以认知茶的真谛,感受茶道的魅力,让潜意识与大自然的神秘息息相通,混入天成,茶的意境大抵如是。
身兼茶文化护主的茶企,其基本任务是做好茶生意,货畅其流。茶企业有广泛的通路,在行销上做得很好,实实在在为茶文化做了很好的铺垫。茶企业的品牌建立使茶文化价值容易突出。也让人们认清茶文化的形象。要是回头看三五十年前,茶不但没有形象,而且人们觉得茶只是一种用来拜神的东西而已,那时的茶与杂货是摆放在一起的。现在我们可以在大卖场的最好位置看到茶产品,整个社会对茶产品的印象比起以往不知提升了多少。致使大众对喝茶这回事生出不同的评价。茶企业把行销经营得很好,而且经营者也知道茶商品有什么文化特点。比如茶文化重点在“泡好”茶、“喝好”茶,茶叶如果不泡不喝。或是泡不好、喝不好,它将永远只是一件“物品”而谈不上什么文化。故此茶企愿意花力气培训员工,并通过培训时将这个理念加进去,注重把茶“泡好”、“喝好”,结果行销人员也感受到了其中的益处。这个感受力不可小看,因为行销人员每天在第一线接触消费者,而且是最具形象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带动喝茶者的情感与投入。
经营得比较理想的茶企会有自己发行的纸版或网络杂志,担任起茶知识宣导兼广告的任务。茶企整编茶文化、茶叶、茶商品等资料,弥补一般报章杂志的欠缺,满足喝茶者对茶文化的追求,茶企通过此管道培养消费者较正确的茶文化观念,是茶界生生不息的元素。在此基础上,茶企还会举办各种茶文化活动,将喝茶的理念传播给大众,当人们知道茶叶与平常的农产品不一样时,喝茶才能喝出精致的文化。茶企有了永续经营的理念,就会有培养特别人才的勇气,愿意深入栽培茶文化干部。从事产品研发、教育、学术、推广等工作,这些从事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虽然大部分不直接和业务挂钩。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为企业带来业绩和利益,但可能他是一位很杰出的茶道艺术家、设计师或茶文化专家。他们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人们因为接受他们的作品或学说而对茶企业有更大的信心与忠诚度,这样对企业的永续经营有绝对性的帮助,企业最终会因为茶文化的壮大而得到实质的利益。
以上几点,是“非仅做生意”的茶企才做的事情。能够对茶文化工作做得这么完整到位的茶企业,皆因该企业投资者或管理者具有远大的眼光,他们勇敢投入茶文化建设、教育、栽培与推广的经费,否则茶文化的进展一直停滞不前,自己的企业也发展不到哪里。因此说,有永续经营理念的茶企是茶文化护主。
什么叫做“茶道牧者”呢?目前的茶界,茶道牧者不是一个职称。它有点近乎“精神上的工作”,只有有心之人才会自然而然成为这项工作的志工。它通常由上述茶企的职工身兼,特别是行销人员较多可能兼任或转化为茶道牧者。换句话说,牧者是正当工作以外的额外之事。因为工作使然,他们长期在第一线直接面对喝茶者,直接将茶文化传播给消费者,他们面临问题、接受挑战的机率高(即消费者扮演信徒和羊的角色)。除此,茶企业的培训机构也是滋养茶道牧者的地方。
茶道牧者学习茶不会只等着公司的安排,他们竭尽所能从不同管道取得茶文化知识,比如业余时间研究泡茶的方法、自发自动阅读茶书、自费到茶园学习制茶等,他们将自己训练成一个有能力判断茶道是非的人。牧者说茶。不能单凭台风好、口才一流就可以。因为说茶的人,是自己先因茶而感动,消化成生命的一部分,再把信息传递。不是仗着有点学识地位。从书中搬些知识出来,在人前出风头。
茶道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茶道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唐代为克服九难,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煎茶。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工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工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工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工夫茶讲究品饮工夫。
在中国茶道的发展历程中,佛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
中国茶道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许多茶叶著作。自唐代陆羽《茶经》到清末程雨亭的《整饬皖茶文牍》,专著共计100多种。包括茶法、杂记、茶谱、茶录、茶经、煎茶品茶、水品、茶税、茶论、茶史、茶记、茶集、茶书、茶疏、茶考、茶述、茶辩、茶事、茶诀、茶约、茶衡、茶堂、茶乘、茶话、茶荚、茗谭等。
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为唐代陆羽的《茶经》。陆羽,名疾,认真总、悉心研究了前人和当时茶叶的生产经验,完成创始之作《茶经》。因此被尊为茶神和茶仙。《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开中国茶道的先河。自陆羽著《茶经》之后,茶叶专著陆续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茶事的发展。代表作品有宋代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校《茶谱 》、张源的《茶录》,清代刘源长《茶史》等。
[关键词]茶文化茶道茶道精神
我们知道,中国是茶的故乡,世界各国的植茶、制茶、饮茶均直接或间接源于中国。“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茶道与茶艺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本文重在分析茶道概念的提出及茶道精神的创立,并且进而说明中国不仅是茶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何谓茶道,茶文化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王玲教授在其著的《中国茶文化》一书中对茶艺与茶道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也包含着对茶道概念内涵的阐释。王玲教授说:“茶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我们从王玲教授的论述中不仅明确了茶道与茶艺之间的关系,而且对茶道概念的内涵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即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艺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精神,茶道具有无形性和不可见性,需要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中如果缺少了茶道精神,茶艺便会无精、无神,就会失去茶艺的真正意义,行道是艺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唐代著名的爱茶诗人卢仝更是以诗的形式生动且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自身艺茶行道的体会,揭示茶道概念的内涵。卢仝在其著名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总之,茶道就是在操作茶艺过程中所追求、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经常是和人生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正如已故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陈香白教授所说:“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
有人说,虽然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但却不是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不仅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中国也是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茶道”概念的提出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唐代著名的诗僧皎然在其著名的茶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的最后一句提到了“茶道”这一概念,使其不仅成为中国提出“茶道”概念的第一人,而且也成为世界提出“茶道”概念的第一人。该诗的全文是: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以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虽然对“茶道”这一概念的内涵没有具体解释和说明,但在其诗中应该说已作了很好的诠释,人们如果用心去细细品读该诗不难体会其中的茶道精神。
继诗僧皎然之后,唐时的封演在其编撰的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再次提到“茶道”这一概念,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我国明代张源在其著的《茶录》中也讲到“茶道”。他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
我国不仅是“茶道”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而且也是最早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唐代茶圣陆羽在其著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中将茶人精神规定为“精行俭德”。陆羽《茶经》中有:“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茶者应是具有俭朴美德之人。在陆羽看来,喝茶已不再是单纯地满足解渴这一生理需要了,而是对饮茶者提出了品德要求。陆羽的茶人精神其实就是茶道精神,所以说陆羽是中国乃至世界茶道精神的最早创始者。
继陆羽之后,唐末的刘贞亮在其《茶十德》中也对茶道精神有所表述。刘贞亮在《茶十德》中将茶道精神表述为:“以茶利仁礼,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
为了更好地探寻这一时期昆明的茶庄和茶业经营状况,笔者多次走访老茶庄主人,华胜茶庄的陈佩仁先生。陈老先生高龄接近90,记忆却仍然清晰,它的描绘加上我所掌握的资料,使我能够完整地勾画出当年昆明市茶叶行业的精细的画面。
民国初年的昆明,电灯还是稀罕之物,火车刚刚开通,百货公司还没有出现,商业经营格局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的商业主要有生产、流通、仓储、销售几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又由一些行业帮会(如红糖帮、纸烟帮)或地域帮会(如川帮、滇西帮、滇南帮)所控制。为了打破行业帮会体制,一些商人则正在筹划创立公司。具体到茶叶行业,民国前生产、运输由茶帮专营,茶帮以石屏人为主;下关、四川方面的茶叶经营者则加入滇川茶叶工会,也就是另一个行业、地域结合形成的商帮;仓储、批发由茶行垄断,茶行的经营者一般也是茶帮成员,比如天申行老板周肇京在茶帮中地位就很高;销售则由芦茶行的茶铺(或茶庄)负责。三大涉茶行业各司其责,各安本分,茶庄不去批发与零售,他们只在茶山收购茶叶,压制饼茶,并组织马帮运到昆明;茶行既不做茶,也不零售,只做茶叶的批发生意,在卖方和买方中收取佣金;芦茶铺则坐在店中,卖些芦子、槟榔、草纸、川烟、茶叶等物。至于茶馆业,则与这三个行业关系比较疏远。到了民国,昆明的茶铺变成了茶庄,不但可以零售,也可以进行自己的加工了。
陈佩仁先生的爷爷陈绍实(字克斋)和他的曾祖父一起创立陈永记烟茶铺,既卖川烟,也销滇茶。由于陈克斋经济眼光高超,思想独到,同时愿意为公众服务,他被推举为芦茶行业聚会地点芦茶会馆的管事人,负责芦茶会馆的管理和召集工作。1920年前后,陈永记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烟局,一个叫茶庄,可以看出,除了茶叶行业,那时他在黄烟行业中的地位应该更高。
陈佩仁先生的父亲陈纶(字绶若)生于1891年。陈纶非常聪明,虽然读书不多,只读了3年私塾,但他喜欢研究问题,喜欢动手,很多工作不用别人教,他自己就能琢磨出个大概。1920年他19岁的时候,父亲命他去公益茶行学点新东西。那个时候,到别人家工作的时候需要有保人,如果做学徒是没有工资的。茶行的业务和茶铺、茶庄有很大区别,他们主要负责为茶庄存储茶叶,同时,鉴定茶叶的品质,向买方推荐茶叶,在卖方把茶叶储入茶行的时候,他们还负责向他们提供无息或低息的短期贷款。1922年陈纶在公益茶行“管理柜务”,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公益茶行的伙计或先生了,他有权在每年的盈利中分红了。这一年,陈纶先生的父亲为了扩大业务,去广州发展。
1923年,铨盛烟茶庄的老板周铨约请陈纶到他的烟茶庄工作,做茶庄的襄理,也就是茶庄的副总经理。次年,有邻居失火,殃及陈家的茶庄,陈永记被大火烧为灰烬。同年,陈克斋先生也在广州逝世,两祸同至,陈纶呼天抢地,痛不欲生。随后他发誓多做善事,祭奠老人家。以后几年,他诵经拜神,拿出自家的钱粮,为灾民施粥,救济昆明火药库大爆炸的灾民,掩埋遗骨,做了很多善事,被市政府给予徽章褒奖。
1928年,他得到昆华医院第一任院长秦光弘的父亲秦子蕃的帮助,借款3万元开设自己的茶庄华胜茶庄。为此他向老东家铨盛祥的周铨辞职,周铨坚决不放,认为他给陈纶发着双工资,陈纶一走,会给铨盛祥的茶叶业务带来很大损失。陈纶解释说,“我不能一辈子帮人,总要有自己的买卖吧!”他请来当时烟茶业的一些有影响的大佬们,在芦茶会馆摆了两桌,请大家评理。最后,在大家的协调下,他和铨盛祥达成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以后华胜茶庄每卖一担茶,都要在利润里拿出50%给周铨。茶庄开业后,周铨每天都要来华胜茶庄坐一会,俨然是太上老板。这个约定一直执行到几年后周铨去世,陈纶又为他们培养了一个姓傅的管理人,此事才算完结。
1930年,陈纶接手过去父亲的事业,成了芦茶会馆管事。芦茶会馆后部是神庙,神庙里供奉有孔明的塑像。还有一些住房,被租给铁路局和法国卜内门公司。这一部分陈纶未作改动,但对前院,却做了大手术。陈纶雇工将原来前院的戏台改造为四院住房,八间铺面,既可以防军队经常以这里空旷闲置而进来驻扎,也可以为芦茶帮所有会员增加一些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