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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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范文第1篇
根据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计划要求，本人于2010年5月对农民工学习需求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本次调查围绕“农民工学习需求”问题，采用个人问卷调查方式调查了四名群众。调查对象均是随机找到的农民工，满足调查条件。
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生活的底层，每个月只领到一些微薄的工资。而工资的花费除支付日常开支之外还存在着其它方面的费用。例如：邮寄回家乡的亲人生活费、子女的教育经费等。这样的状态下使农民工朋友更急切的想改变生存环境，那就是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改善生活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需要靠劳动靠智慧去改变，这改变的契机在于学习社会上更有用、更实际的操作技能，或者是提高自身的学历从而改变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现状，参加培训学习可以增加自己的能力，像操作技能、逻辑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学习后可以朝其它高薪行业迈进，以另一种生活态度来过生活。
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一直十分突出，严重阻碍了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
因此，切实去了解农民工的思想动态，积极引导、扶植他们去就业，为他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创造学习的条件，是任重道远的，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举措。一旦让广大农民工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提升了相关的素质，他们不但能促进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为他们家乡的经济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要强人强市强省乃至强国，教育的重要性仍旧是不容置疑的。现在社会上同样是这样一个局面，很多农民工争相去竞争培训机会，去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去提升自己的能力。虽然这只是很多农民工中积极的一部分，但是，一旦我们的教育支持跟上去了，一部分农民工头脑“富”起来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再利用先富带动后富这个道理吗？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给这个方式下什么定论，但是，看看当今金融危机的影响，去年二月失业返乡的农民工数量达2000万左右。如果不妥善处理好这么一大批的人的就业问题，后果可想而知。
我想就这些问题提出并重申自己的几个观点：
第一，教育资源重心下移延伸到农村基层。我国教育资源城乡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县城，农村本土教育资源匮乏。只有把教育资源的重心延伸到了基层，从上向下贯彻，从下向上执行，才能将教育培训做到位。特别是在当前农村普遍存在中小学生源减少和校舍闲置的背景下，可以充分利用那些闲置的校舍资源，建立一些长效性的基层教育基地和培训网络。
第二，加大新农村文化设施的建设力度。农民工教育还有赖于自我教育，靠别人靠社会毕竟不能有长久的作用，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为此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大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在一些劳动力资源丰富且辐射范围广的中心村规划布局学习网络。充分利用现有闲置的中小学校舍，建设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阅览室等公共设施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并使新农村成为农村人口自我学习的基地，成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阵地。
第三，重视教育权的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自身的受教育权的保障，农民工到城镇就业，虽然解决了生存问题，但还要学习技能、积累经验，以获得稳定就业的能力，适应城市生活。而农民工在进城时就在文化教育程度上与城市同龄人存在着先天差距，如上海2003 年对外来流动人口调查表明：84.05%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工进城后因本身经济条件较差，往往难以支付市场机制下的培训费用，城市庞大的继续教育体系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而政府和用人单位又因缺乏经费投入且无明确的政策保障，不可能有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等再教育的积极性。同时，用人单位过度延长农民工劳动时间，更不可能使农民工有其他再学习的机会。二是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目前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缺乏相关的规定，也没有专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地两生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是他们最为棘手的问题。城市正规学校入学的户籍制度使很多农民工子女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也无法进入正规学校接受教育，就算能够进入也需要缴纳高额的借读费，赞助费等。
总而言之，要把加强农民工教育这件事作为我国现行教育任务的一个重点，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来缓解或解决城乡教育资源长期失衡的现象。教育要面向农民工，为其创造更多的教育培训机会；教育要面向新农村，使教育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使新农村成为农民工教育的主阵地；教育要面向未来，使其成为提高农民工技能和素质的主渠道，成为提升全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于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公平配置，还是对于全面提升全民素质，农民工继续教育都将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三农问题也能在这个问题解决的同时得到解决或大大的改善，让农民工朋友真正学习到能提升自己的知识、开展以后丰富多彩的人生路。
调查者：####
调查日期：201年5月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社会调查工作小组
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范文第2篇
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公民社会和国家福利、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13]。学者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经济收入有较为显着的影响[14,15]。有学者甚至认为,相较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更大[16]。蒋乃华等学者[17]的量化研究更是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社会资本投资工资性收益是人力资本投资工资性收益的2.5倍。钱文荣等学者[9,18,19]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与归属感的形成,关系网络对农民工留城定居具有重要影响,经常与城市本地居民交往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定居。实际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他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20]。人力资本影响着农民工再构社会资本尤其是现代型社会资本的能力;反过来,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又影响其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力[20,21]。但是,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比人力资本还少,这使其初始社会资本对收入几乎没有影响。但叶静怡等学者[22]发现,农民工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即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却有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提升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发展能力、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长效机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重要性的研究较多。学术界更多的是将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或)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研究对其就业、收入、流动、职业成长、身份认同、城市融合的影响;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如何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但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或)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采用实证方法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或)社会资本获得、存量增长的并不多。
培训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也是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虽然国家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教育问题,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进城农民工接受培训教育的机会仍然很少,很多培训教育效果也并不理想。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的主要行业之一,建设工地民工学校是设立在建设工地,对参与工程建设的民工进行非学历教育培训、组织管理、公共服务的平台。杭州市建委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广建设工地民工学校,逐步探索出了“政府倡导、企业主办、工地建校、社会参与”的成熟办学模式。2007年起,中国建设部等五部委在全国推广建筑业民工学校。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的报告,至2010年底,全国依托1.5万多所建筑业农民工业余学校,累计培训农民工400多万人次[23]。而杭州市8年累计通过民工学校培训建筑业农民工50多万人次,已经具备对办学成效进行评估的良好条件。因此,本文以杭州市建设工地民工学校为例,采用实证和量化分析方法,对其在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上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
1 相关概念及变量测量
1.1 人力资本
Shultz[1]、Laroche[24]、饶年华[25]、夏光[26]等学者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存在于人体内的、能为其投资者现在和未来带来经济收益的所有智力、知识、技能、体能(健康)、能力、经验等资源的总和。因此,以往研究中对人力资本的测量也就主要集中在对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经历等因素的考察之上。也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人密不可分,因此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可以一定程度上通过描述农民工的一般人口特征来反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健康状况等。王德劲[27]将人力资本的主要测算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基于直接能力测算等方法。而预期收入法被认为是最合理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28]。这些方法都是针对某一时点上个体人力资本的测量,而本研究关注的是个体人力资本的变化,因此并不能直接使用上述这些测量方法。考虑到本研究需要,我们对预期收入法进行了改进,通过测量个体对未来5年内收入变化幅度的预期来反映其人力资本的变化。这是因为,如果个体人力资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发生了较大改变,其对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会较为乐观,从而发生较大变化。这里我们将预期收入增长幅度分为1至5个等级:<20%,20%~40%,41%~60%;61%~80%,>80%。
1.2 社会资本
参考程民选[29]、周长城等[30]学者的意见,本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广泛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组织中并能够为利用它的主体带来收益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度量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关于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研究者多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即对以个人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状况进行测量[29]。林南[31]认为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度量方法基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度量,二是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但是这种测量方法问卷都较为复杂,不太适用于 文化素质水平普遍不高的农民工。因此,本文采用较为简单的量表测量方法。量表在Collins,Clark[32]的社会资本量表基础上做了改进,共8个题项,包括内外部人际关系的数量变化、内外部关系人接触次数的变化、内外部关系人亲密程度的变化以及内外部关系人持续时间的变化。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要求被测者根据自己实际状况回答,“1”代表变化很少,依次“5”代表变化很大。
1.3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自变量主要包括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的学习情况,包括参学次数、学校硬件满意度、学校管理满意度、授课形式满意度、参学课程内容满意程度等。所有指标都量化为1至5个等级,“1”表示很少、很不满意,依次“5”表示很多、很满意。
考虑到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在建筑行业工作年限、学历水平都是其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可能会对农民工在农民工学校学习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产生影响,本研究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予以控制。性别做了虚拟变量处理,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分为18~25,26~30,31~35,36~40,41~45,46~50,>51岁7个等级。学历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及以上5个等级。在建筑行业工作年限分为0~2,3~5,6~10,11~15,16~20,21~30,>30年7个等级。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调查对象为来自杭州市10个建筑工地不同岗位的外来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工作大多比较辛苦劳累,且研究涉及到让他们评价由政府倡导的组织,要得到真实、完整的数据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在问卷派发的过程中进行了控制,不仅对问卷发放人员进行了专门培训,而且采取一对一调查的方式,指导农民工现场完成问卷填写,以尽可能地保证数据的质量。最后共发放问卷400份,每个工地40份;回收385份,回收率96.25%,剔除缺失关键变量、填满率不足90%以及明显随意填写(量表题项都选“1”或“5”)的无效问卷后共得到321份有效问卷。被测中男性占89.8%,女性占10.2%,性别比例差异较大。但由于建筑行业的用工特殊性,这一比例基本符合建筑行业农民工总体性别比例状况。样本其他特征见表1。
本研究所有研究变量的数据都来自同一对象,严格按照Podsakoff等[33]推荐的方法进行处理,避免比较容易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在问卷正式定稿之前,举行了3次农民工座谈会,每次邀请5~7名不同文化程度、年龄、行业工作年限的农民工参与座谈,让他们试填问卷并发表意见,然后对问卷内容和题项表述进行反复修改,以便正式调查时被测能较为容易、准确地理解每个题项。其次,采用匿名方式,并通过向被测派发礼品以及承诺保密提高其参与度,以降低无响应偏差。同时,对每个问答题和选项进行解释,防止因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导致理解偏差和结果偏差。再次,为了更加切实地反映被测实际感受和行为特点,减少被测行为受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以尽可能少出现社会称许偏见效应(social-desirability bias effect),我们向被测者表示,问卷答案没有好坏优劣、正确错误之分,他们只需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情况填写即可。通过这些措施,本研究有效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统计分析
3.1 效度与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最常用的Cronbach'a一致性系数对社会资本量表进行信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量表的总体Cronbach'a一致性系数为0.905,这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问卷的测量结果可靠。并将自变量和社会资本的所有项目(共13个题项)放到一起进行探索式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880,Bartlett's Test的值为1 184,Sig值为0,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特征值大于1),并使用最大方差法Varimax进行正交旋转,结果显示13个题项被归类到3个因子上,它们分别是关系的数量与质量、关系的持续时间以及学校培训效果与预期一致。3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6.721%,这说明社会资本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另外,由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的强弱能体现农民工预期收入、综合能力的高低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弱,进而体现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高低,故选择“农民工留城意愿”作为效标变量,对问卷效度作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留城意愿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相关系数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问卷效度良好。
3.2 数据分析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表2)可以看出,参学次数、对授课形式和课程内容满意度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学习对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有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构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到模型4的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代表各控制变量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回归分析;模型2代表在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各自变量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回归分析;模型3代表各控制变量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回归分析;模型4代表在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各自变量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回归分析。经分析,模型1到模型4的回归方程容许度都大于0.671,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562,多重线性共振效应不明显。
如表3结果所示,模型2证实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学习的次数与其人力资本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回归系数β=0.328,显着性水平P<0.01(双尾检测),对授课形式和课程内容的满意程度与人力资本也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0.226和0.406,且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而对学校硬件和学校管理的满意度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显着。回归模型的ANOVA分析通过了0.1%水平的高显着性检验,说明整个回归方程通过了高显着性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为0.413,表示控制变量和农民工参与学校培训共同解释了人力资本41.3%的变异,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是很高的水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变量的影响。表3中模型2的结果表明,学历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比较显着,回归系数β=0.112,显着性水平P<0.05(双尾检测),这表明在参与农民工学校学习的农民工中,那些具有较高学历水平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幅度较大。这可能源自于这些较高学历水平的农民工具有较好学习能力和较强的学习意愿。
模型4证实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学习的次数与其社会资本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β=0.307,显着性水平P<0.01(双尾检测),对授课形式和课程内容的满意程度与社会资本也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0.096和0.152,且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学校硬件和学校管理的满意度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回归模型的ANOVA分析通过了1%水平的高显着性检验,说明整个回归方程通过了高显着性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为0.399,表示控制变量和农民工参与学校培训共同解释了人力资本39.9%的变异,也属于很高的水平。同时控制变量中行业工作年限对社会资本具有显着影响,回归系数β=0.127,显着性水平P<0.05(双尾检测)。
4 结果及讨论
本研究调查发现,农民工参与农民工学校学习的次数和对授课形式和课程内容的满意度与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显着关系。这也与作者的后续调查结果相符。在后续调查中,当被问及在民工学校学习后的收获时,大多数农民工都认为自己在民工学校学到了很多知识,其中包括安全生产、质量、维权、技能、法律、 文明礼仪、卫生保健、城市生活等知识。其中认为学到了安全生产知识,增强了安全意识的人最多,占95%(表4)。当被问及“在民工学校学习后你有何感受”时,61.0%的农民工感到企业很关心自己,增进了他们对企业的感情和忠诚度;50.8%感到自己的知识面和眼界扩大了;43.3%认为提高了求知欲和学习兴趣;40.8%的人感觉到杭州市政府很关心民工,增进了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感情和归属感;36.1%感觉被尊重了;34.2%感觉自信心增强了(表5)。民工学校也促进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40.8%的农民工认为通过参加民工学校的学习和活动促进了农民工之间的相互了解、接触,增进了友谊;39.9%认为促进了与建筑企业管理层的交流与沟通;38.9%认为促进了与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的交流与沟通,28.7%认为促进了与城市社会各界的交流与沟通(表6)。
根据被调查农民工的反馈(表4-6),民工学校在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中发挥的作用具体体现为:广泛地增长了农民工的知识,提升了工作技能,并通过健康保健和安全生产知识的传授,增强了农民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促进了农民工的健康和职业安全;同时,满足了农民工进行人际交往、获得友爱和归属感等社会需要,促进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民工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改变了农民工不爱学习的状况,增强了学习意识,提升了学习能力,即人力资本后续开发的能力。因此,民工学校在农民工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安全健康等人力资本重要方面的提升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民工学校使农民工突破了以亲缘、地缘为主的同质性社会关系网络的局限,重构、扩大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和城市生活关系网络,使他们与企业管理层、行业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建立起了有助于他们在城市获得促进自身发展资源的、在异质性基础上的业缘关系网络,有力地提升了他们的社会资本。民工学校学习和活动的过程,也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全面积累和提升的过程,其路径可用图1表示。
从被调查农民工的学习收获看(表4,表6),农民工通过民工学校获得的社会资本提升相对小于人力资本的提升。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广,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加,相比之下社会资本存量显得非常不足,且对他们来说,发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比发展人力资本更难。而社会资本投资收益远大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因此,从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和弥补农民工社会资本不足的角度讲,民工学校今后更应关注进一步扩大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农民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要求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对农民工实行“先培训、后输出”,但由于农民工在外出打工前不能确定择业意向、输出地政府组织培训积极性不高且缺乏培训资金等原因,使得输出前培训很难实施,绝大多数农民工未经技能培训就外出打工。因此,由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和用工单位对农民工进行岗前或在岗培训,更具有合理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建设工地民工学校是一种由农民工输入地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引导、以用工单位为实施主体、在农民工集中生产生活地建学校、依托社会力量支持办学的一种新的培训教育模式。尤其是农民工劳动时间普遍较长,把学校建在农民工工作和集中生活的地方,很好地解决了农民工的工学矛盾,降低了学习的机会成本和交通成本,使得农民工参学变得方便和可行,提高了农民工的学习积极性。这在目前背景下,不失为推进农民工培训教育、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好模式。
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范文第3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0-0068-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0-032
[本刊网址]http：//hbxb.net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类需要按其重要性、产生先后次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的新一代进城务工就业的青年群体，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边缘化、价值取向的变化、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融入社会适应城市生活的困难等原因，造成新生代农民工中出现心理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一、马斯洛需求理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
（一）生理需求：人们对衣、食、住、行等需求都是生理需求。所做的调查问卷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需求显示，大部分人能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在对245名新生代农民工年收入调查情况显示，90%以上的人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调查显示：年收入1万到1万5的占5%，1万5到2万的占3%，2万到2万5的占20%，2万5到3万的占20%，3万以上的占62%。问卷中“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度及就业前景看法”显示，大部分人对目前生活和就业前景持乐观态度。调查显示：持乐观态度的占60%，一般态度的占37%，悲观的占1%，盲目不清楚的占了2%。
（二）安全需求：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安全需求表现为工作环境的安全与稳定，是否有“五险一金”等。从调查问卷中“您外出工作最担心的事”能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顾虑较多。调查显示：因为孩子、老人在家无人照顾的占45%，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害怕处处碰壁的占22%，考虑子女入学受影响的占10%，因为责任田无人耕种的占3%，考虑到工资的领取得不到保障的占7%，因为其他问题的占16%。
（三）社交需求：社交需求包括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的需求，社交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状态，导致缺勤率高、生产率低、情绪低落、工作不积极等。在调查问卷中，“您闲暇时间主要用来做什么？”调查显示：业余时间读书、看报的占12%，上网玩手机的占44%，聚会，聊天的占20%，睡觉，无所事事的占24%。
“如果遇到心情不好的情况，您往往怎么解决？”通过调查显示：在解决心情不好的方法中，通过找亲人，朋友倾诉的占了15%，通过喝酒，抽烟，睡觉等方法自己独自承受的占13%，采用自认为合适的手段解决矛盾与纠纷的，占42%，借助寻求外界的帮助，如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占30%。
新生代农民工有明显的精神诉求，但因工作场地、交往人员的限制，导致在人际交往上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封闭、孤独的状态，造成心理上的自卑、孤独和压抑，最终造成心理脆弱，抗压、抗挫能力不够，出现“富士康集体跳楼”等事件。
（四）尊重需求：尊重需求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新生代农民工要生活，更要尊重”一文，文中“在团中央举行的‘面对面’活动中，北京市通州区某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聘任教师董占翠没把‘工资低’作为发言重点，更关心的是自己三年级儿子的教育问题；徐州的苗晴提出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社保问题’和‘情感归属’问题”。同时新生代农民中已有不少人意识到自己在单位的晋升机会，发展前途等问题；他们希望自己的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希望自己在社会的存在被人尊重，希望自身能真正融入到社会。
（五）自我实现需求：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欣然接受他人。在调查问卷中，“您希望采取以下哪一种途径致富？”通过调查显示通过自主创业的占70%，通过炒股，买彩票的占1%，打工的占28%，采取虽违反法律、法规但可以牟取暴利的方式的占1%。
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调研结果看，他们有强烈的自我实现需求，渴望自立、希望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希望自己能有所为，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家，融人城市人的生活。
二、马斯洛需求理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
（一）生理需求作为人类最低层次需求，应最大程度的满足。从农民工自身来说，应该认识自己，悦纳自我，寻求自身长处，扬长避短，培养工作兴趣，减少跳槽频率；作为企业，可利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给予更多的业余时间和工间休息时间，提高福利待遇来激励员工；作为政府，从政策上给予农民工以倾斜，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提供与市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二）安全需求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而言，加强自身学习，争取和珍惜得到的培训、学习或技能操作机会；作为企业，应加强企业的规章制度、职业保障，给员工提供必要的保险等，提供员工学习、培训的机会；从政府角度来说，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实行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推行社会与个人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购房提供保障等。
（三）正常的社交需求可以保证农民工有足够的自信、积极的心态、充足的动力去对待身边的人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从其自身来说，通过学习，努力提高自身道德文化素质，积极投入身边的文化娱乐活动，勇于、乐于走出去与人沟通与交往；从企业角度来说，强化”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组织开展集体聚会、体育比赛、趣味运动等，多创造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沟通与交流的机会；从政府角度来说，应加强文化职能，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同参加的文化娱乐、互助活动，用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充实他们的业余生活，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
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范文第4篇
一、成就及趋向: 转化学习概览
转化学习理论，又称质变学习或嬗变学习，是西方成人教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这一理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萌芽，于20 世纪70 年代末期被首次提出( 由美国学者杰克·梅兹罗( Jack Mezirow) 在 1978 年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是梅兹罗先生受到妻子重返学校学习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这一生活事件的触发而由此开展了“重返教育领域的女性”的全国性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的) ，80 年代兴起并获得发展。该理论自从被提出后便被学术界广泛关注，因其较为符合成人学习特质，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和传播，例如，每年一度的转化学习国家会议，成为人们热切期待的盛会，并且其研究范围、研究领域、研究基点都在拓展、深化，成为了成人学习理论中继成人教育学、自我导向学习之后异军突起的新兴理论的代表。
( 二) 转化学习的主要流派
目前，转化学习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概括而言，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三派理论: 个人转化学习理论、组织转化学习理论、社会转化学习理论。
( 三) 转化学习的研究趋向
随着学者的不断跟进，转化学习理论的研究从研究对象到研究内容，再到研究重点、研究视角，其研究范围日益扩大，已经由普遍意义上的理论研究深入到特定环境下的研究，由对普通成人学习者的研究细化到对特殊对象的研究，由个体研究扩展到组织、社会研究之中。呈现出以下研究趋向。
1. 研究对象: 由“个人”到“组织”、“社会”
转化学习在研究之初，学者们多把研究目光聚焦于个体、个人，以梅兹罗为代表的研究者探究了“个人”转化学习的机制、过程、策略等，“个体”是转化学习的主要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拓展，“团队”、“组织”的转化学习乃至“社会”的转化学习逐渐成为研究对象的重点。如约克和马席克提出了基于行动学习、合作探究的组织转化学习策略，卡索和伊利亚斯提出了“组织变化学说”，保罗·弗莱雷倡导以解放教育为目标的社会转化学习理论等。
并且，学者坦南特( Tennant) 也指出，成人的发展具有社会性，人的生活过程是由社会建构的，主张“经验是否具有一体性取决于经验所发生的社会及历史脉络”.可见，目前的转化学习研究呈现出由研究对象由“个人”向“组织”、“社会”拓展的特点。
2. 研究内容: 由“强调理性”到“注重非理性”
早期的转化学习研究，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体的理性驱使与理性认知，后来的学者则将研究视点扩展到了“关系”、“情感”、“精神”等“非理性”因素中。罗伯特·博伊德注意到了人的心理、情感以及精神等因素在转化学习中的作用，认为在转化学习中不是理性因素而是情感因素或知觉因素才是变化的主要催化剂。
徳克斯( Dirkx) 海利( Healy) 也强调精神因素在转化学习中的作用，认为精神因素制约着转化学习的过程和效果，指出转化学习转向了“超理性的、以心灵为基础”的学习，这种学习强调感觉和表象。相对于梅茨罗的“认知冲突”导致意义结构的转化，德克斯和海利则认为“心理冲突”才是转化学习发生的关键，由此推断出转化学习是个人对自身不同侧面的精神整合的超理性过程。研究内容由强调理性认知的作用到注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也是转化学习的研究趋向之一。
3. 研究重点: 由“侧重理论”到“注重实践”
早期的转化学习研究特别崇尚基础理论或基本模型建构，体现出较强的重理论建构的色彩。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宽，学者们渐渐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转化学习的实践建构方面，认为转化学习的实践需要“某些条件或特定环境的支持”，其中包括“一个安全的、开放的、信任的环境”，甚至设计了促进课堂上转化学习的条件及策略( 包括教师淡化权威权力意识、了解学习者的风格，增添有价值判断的课程内容等) 。另有学者罗伯森 ( Roberson) 、史密斯( Smith) 对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也进行了研究，提出建立教与学互助关系的动力机制等推进转化学习实践的策略。也有学者提出在转化学习研究中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将其放在更博大的文化脉络中进行研究，从而提高其理论的适用范围。由“侧重理论”到“注重实践”的研究重点的转型也是转化学习的重要趋向之一。
4. 研究视角: 由“线性思维”到“动态思维”
在前期的研究中，转化学习的过程多被认定为一个线性的过程，即由“触发事件”到“批判性反思”再到“重新整合( 行动) ”的过程。但后续的研究者认为，转化学习具有“个性化、流动性和循环性”的特点，在其研究过程中还需注意感觉、情感、精神等因素的影响作用，甚至认为混乱的两难境地也可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因此需关注其形成原因与后果及与其他因素的关联。未来的转化学习研究，甚至要注意关照“个性倾向”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见，转化学习的研究视角呈现出由“线性思维”向“动态思维”过渡的特点。
总而言之，目前的转化学习已经呈现出研究对象由“个体”扩展到“组织”、“社会”、研究内容由“强调理性”到“注重非理性”、研究重点由“侧重理论” 到“注重实践”、研究视角由“线性思维”向“动态思维”演进的研究趋向，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将拓宽和深化，其影响亦将越来越深远。
目前，转化学习理论已在个人、组织乃至社会层面产生影响并被运用。特别是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每一个个体和群体的都在发生着转化、转型，其长期积聚，必定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变化乃至转化，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持续进步。而在发生转型、转化的群体中，农民工群体，作为我国目前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结构下催生的特殊社会人群，其在由农村走向城市的转变过程，特别是适应城市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转化学习，下面将解析之。
二、城市适应: 农民工的“转化学习”
农民工，他们的户籍是农村户口，却从事着二、三产业的劳动; 他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却生活工作在城市; 他们离土离乡，面临着现代化产业及生活方式的冲击和挑战……城乡文化的鲜明差异、巨大反差、强烈冲撞势必造成其初入城市的不适应，甚至造成其焦虑、紧张、无能感的产生。由此，农民工必须思考何去何从: 要么回到农村，继续原有的生活方式; 要么改变既定的生活、工作方式，适应城市。在经历了痛苦的抉择后，凡是选择留在城市的农民工都将开始基于反思的行动，学习城市生活、工作所需的各种知识、技能，适应城市角色，最终适应城市，在城市立足。可以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过程，即是其“转化学习”的过程。
( 一) 城乡文化碰撞: 城市适应不良
一般而言，转化学习的第一阶段是“触发事件”，也就是能导致个体感到不舒服或困惑的意外事件。具体而言，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成年个体会突然发觉: 自己原有的意义结构已无法对该事件做出合理解释或为之赋予意义。随之，便产生了因意义缺失而造成的焦虑感、紧张感、退缩感、无能感或不安全感等消极体验。
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机械钢筋混凝土，从日升而作日落而息到朝九晚五，其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地域、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从农民到市民，他们还要经历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多重挑战乃至全面转型。然而，事实表明，农民工群体长期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自身际遇与城市生活进行了激烈的碰撞，迟迟无法融入城市社会。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适应不良，社会适应是人为与环境取得和谐的关系而产生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它是个体与各种环境因素连续而不断改变的相互作用过程。人际关系是个体社会适应过程中情境的重要部分。农民工群体逐渐走入城市，却没有走入城市的人际交往之中。由于工作、生活圈子的局限，基于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相近的生活境遇，农民工更容易和农民工成为朋友，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虽然生活在城市，却很少与“陌生人”进行交流。社会适应不良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第二道屏障。
二是心理适应不良，心理适应主要指各种个性特征互相配合，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农民工在背井离乡后，步入一个崭新的陌生城市，视听觉等一系列的知觉受到全方位的冲击，势必造成心理冲突，导致其不能将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内化，心理适应不良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第一道关口。
三是文化适应不良，文化适应主要指文化对于环境的适应，有时也指文化的各个部分的相互适应。文化适应不良是由农民工普遍较低的文化素质及社会保障缺位、城市人的惯性思维等原因所导致的。
总体而言，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城市人口，导致其在知识和技术领域的工作竞争力低于城市人口，进而只能在劳动强度大、报酬低、环境恶劣以及社会地位低下的工作岗位上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业余时间较少且内容单调，加之城市人天然的优越感，特别是在某些城市人的眼中，农民工是“脏、乱、差”的代名词，是 “素质低、修养差”的别名，是“违规乱纪、为非作歹”的始作俑者，唯恐避之不及。公交车上，见到农民工，掩耳遮口; 公共娱乐场所，对农民工趋之、避之; 豪华商场里，请农民工“非买勿动”，更遑论孩子入学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权益的缺位……由此导致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文化圈，造成其文化适应不良，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第三个瓶颈。
总之，城乡文化的鲜明差异、巨大反差、强烈冲撞势必造成农民工初入城市的适应不良，甚至造成其焦虑、紧张、无能感、不安全感的产生，相异的城乡文化环境成为令农民工困惑的“两难困境”，成为其必须直面乃至超越的个人危机。
( 二) 批判反思城乡文化: 何去何从
转化学习的第二阶段是质疑假设，也是其核心阶段。即在经历了痛苦的情绪体验之后，人们总会静下心来，对自我进行检验，以探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这个过程中，反思就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批判性反思是引发转化学习的催化剂。
在经历了城乡文化的剧烈碰撞后，农民工必须思考何去何从: 要么回到农村，继续原有的生活方式; 要么改变既定的生活、工作方式，适应城市。而若要留在城市，就必须适应城市，由此便需要对自己原有的信仰、价值观或看待世界的方式进行反思。这一过程首先是思想萌动阶段，面临城乡文化的差异，农民工感知到目前存在的两难状况，“要么适应这个世界，要么面临从这个世界销声匿迹或历经苦恼而陷入精神错乱地步的危险”，尽管没有这么严重，但农民工必须抉择何去何从，若选择留在城市便要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其次，是不断尝试的阶段。农民工将不断探索，反复尝试，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再次，是形成替代性观点的阶段。即农民工经不断尝试，寻找到了解决两难困境的“钥匙”———下定决心，迎接挑战，通过学习适应城市。农民工最终发现，不断学习，改变自我，是促进城市适应的重要武器。
( 三) 基于反思的行动: 学习以适应城市
转化学习的第三阶段，重新整合，也就是修正原有意义结构中的旧假设，或是学习了新的假设。对此，转化学习理论尤其强调行动的催化作用。正如梅兹罗所述，在重新整合的过程中，人们需要选择一个新的假设，并为其设立一个行动方案; 其次，为实现该方案而获取所需的各种知识或技能，并努力尝试新的角色; 最后，“以新的假设或意义结构所要求的条件为基础，重新融入社会”。
农民工经批判性反思，发现不断学习、改变自我是适应城市的利器。
于是，便选择各种方式进行学习。参与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学历学习，参与社会培训、资格证书考试等非学历学习，或在工作、生活的时时处处进行非正式学习; 既有学习知识、技能等显性学习行为，也有学习城市的思想、价值、观念、为人处世方式、生活方式等隐形学习行为; 既有提高学历的学习行为，也有提升适应力等学力学习行为。总之，以各种有形、无形、显性或隐性的学习行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奋发有为的状态投身学习，最终达到适应城市，在城市立足，是农民工转化学习的第三步，也是其转化学习的旨归所在。基此，他们将实现两种转变。
首先，从“城乡两栖”，到定居城市。进入新世纪，农民工( 包括失地农民) 逐渐走入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作，随着其人数的不断增长，党和政府有关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政策也不断完善。一是打破城乡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地流动，逐步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二是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推进就业、劳动保障、户籍、教育、住房、小城镇建设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在此双向利好政策的大背景下，新时代的农民工，在经历了上述碰撞、反思乃至通过学习适应城市的蜕变之后，他们的乡土情结已较轻，返乡回归土地的愿望不强烈，因此，适应了城市之后的农民工大多要在城市真正扎下根来，以实现自己做一名“城里人”的愿望。
其次，从“卖苦力”到“拼智力”。转化后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因此他们对文化精神生活也有着强烈的需求，加上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他们接触世界的机会和视野变大，思想更为开阔与活跃，他们大多希望自己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适应了城市的农民工选择用新知识、新技能武装自己，甚至完成从“卖苦力”到“拼智力”的就业转变，积极选择用知识武装头脑，用脑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以求在城市谋求更为稳定和体面的工作。
至此，最终完成“从城乡两栖，到定居城市”与“从卖苦力到拼智力”两种转变，基本适应城市的过程即是农民工转化学习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农民工个体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民工群体素质的提高，使其成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们不仅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我国当代精神文明的建设者。
试看他们适应城市过程中即转化过程中身上洋溢的热爱劳动、吃苦耐劳、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对于我国当前的崇尚物质、急功近利、好逸恶劳的社会风气都有一定的洗礼作用，他们强健的体魄、阳光下闪耀的汗水以及受尽苦难依然真诚的笑容，使得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代“最可爱的人”!
可见，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为农民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有利于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因此，促进农民工的转化学习即城市适应意义重大。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转化学习的发生其实并不像理论文字所描述的那样轻松。其原因在于: 成人总是习惯性地固守自己的见解、价值与信念，并在其中保持着一定的安全感、认同感与存在感。相比之下，转化学习的任务却是要突破这种陈规，并带来一场伴随着种种痛苦与危机的“心理爆炸”。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即使发现自己的意义结构有问题，也不会轻易踏上“转化”这一步，或是不能坚持到底。在此过程中，需要一系列的外部条件来支持农民工继续完成转化，即与他人的互动或来自他人的支持。
三、激发农民工的转化学习，促进城市适应
在农民工思想转变“渐入佳境”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不断加大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高度重视，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 [2010]11号) ，以此适应时展需要以及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政府通过营造有利于农民工培训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体制环境和相关的制度环境，保证农民工培训的顺利开展。因此，在培训过程中，成人教育者，就有力地充当了农民工转化学习“外部条件支持”的角色，为农民工的转化学习营造一个安全的、开放的、信任的环境。综合而言，成人教育者在农民工城市适应的转化学习过程中可从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 一) 密切关系: 成为农民工转化学习的助推者
转化学习发生的第一个外部条件，是由关系亲密的人所承担的，包括深受当事人尊重或信赖的老师、上司、伙伴、朋友或家庭成员等，他们不一定有高深的学识，但对当事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较为了解，不会无端指责或造成误解。因此，当触发事件发生时，当事人才会以较为轻松的心态得到他们的帮助。
具体而言，成人教育者要富有同理心，即在于农民工学员交往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们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们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农民工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做到与农民工感同身受，真正走进农民工的精神世界。结合农民工学员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经验来设计和创生课程与课堂，配合农民工学员的人生经历和生活背景来开展价值引导，结合农民工学员亲身经验和学习基础来选择课堂对话主题，这就有助于成人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理性选择授课视角，与农民工学员建立心理上的 “天然联系”。
基此，当农民工处于徘徊犹疑的何去何从的两难境地的时刻，帮其分析利弊，使其树立起面对困难、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昂扬其精神，坚定其意志。
( 二) 创设情境: 营造轻松和谐的理性对话氛围
关系亲密的人，之所以可以触发转化学习，是因为他们对话过程中的心理氛围往往是和谐的、轻松的。如果在与当事人展开对话时，关系亲密的人能够鼓励他表达自己的情绪与观点，与他一起审视过去的自我，尝试从不同角度为他提供新的意义与解释，以及可供实施的行动计划，甚至故意向他提出善意的挑战等，那么，就可以支持当事人继续进行对自己的质疑。
诚如农民工初入城市的感觉，面临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在经历了最初的新鲜后，他们感到的更多的是茫然、无助，对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转化没有充分的信心和把握，可以说其心理环境较为脆弱。因此，作为农民工培训的成人教育者，应及时营造轻松和谐的心理氛围，为农民工学员的转化学习铺设顺利实现的道路。
轻松和谐的理性对话建立的两个关键词是“理性与对话”。“理性”在此亦为“平等性”，是农民工学员转化学习发生的前提。成人教育者与农民工学员的关系是平等的，否认了这一点，就意味着不能持续对话。农民工学员虽然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在实践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经验，甚至是某行业的技能高手，只有成人教育者采取开放的态度，将自己放在与农民工学员平等的位置上，才能保证有效地展开对话，达到轻松和谐的目的。“对话”是农民工学员转化学习意义生成的重要途径。“对话性沟通超越了单纯意义的传递，具有重新建构意义、生成意义的功能。”因此，在对话过程中，成人教育者不是对农民工学员一味的迁就，提出善意的挑战也有助于农民工学员正视自己的知识，吸收与自己不同的见解，自己的既有知识被成人教育者的视点唤起了，这样就可能产生新的思想，会促成新的意义的创造。
( 三) 鼓励支持: 给予转化学习以时间和空间
转化学习的圆满完成，还在于关系密切的人在鼓励当事人采取新行动的过程中，能够对他的进步予以反复赞同或理解，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当事人的新角色及其行动方式，以及帮助他共同检验新行动的有效性等，直至帮助他完成转化学习的全过程。
迫于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压力，农民工学员在转化学习的道路上往往会出现反复和意志不坚定的情况，纵使在有偶尔的反复，也属于正常现象。因此，作为农民工培训的成人教育者，要足够的耐心，给他们以成长转化的时间和空间。
转化学习是一个批判性的反思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解放的过程，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非线性的学习过程。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的转化学习若想取得完美的效果，就需要有处惊不变、处烦不怒、处忙不躁的耐心，切忌简单粗暴，急功近利。耐心是一个教师的基本素养，是师德修养的一个方面。然而，很多成人教育培训工作者往往容易忽略这一点，认为只有对未成年学生才应需要有耐心，成人有着丰富的经验，知道什么对自己好，什么对自己不好，因此无需耐心。殊不知，成人丰富的经验往往是把双刃剑，过去的经验也可能致使气固守自己的见解、价值与信念，从而拒绝或者拖延对新知识、新经验的接受。
因此，成人教育者应该拥有足够的耐心指导陪伴农民工学员完成适应城市的转化学习全过程。给予农民工持续的鼓励与支持，给与其转化的时间和空间，是促进农民工城市适应即转化的重要保证。以上，简单论及了成人教育工作者作为农民工城市适应、转化学习外部促进者应着力加强的方面。
诚然，农民工城市适应即转化学习的发生最终还是在于农民工自身的感知、反思与行动。因而，农民工自身、成人教育工作者、农民工的家人朋友等，包括政府、社会都应创设条件，支持、关心、帮助农民工尽早实现转化学习，达到适应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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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范文第5篇
关键词：建筑业；农民工；培训管理机制；培训基地
中图分类号：G7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09)05-0191-02
1 长沙市农民工培训就业的现状
长沙市作为湖南省会城市，劳务输入是推动城市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长沙市先后启动了“阳光工程”培训、温暖工程、李兆基基金建筑业农民工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扶贫劳务技能培训等工程。但由于培训时间短，知识型、技能型务工人员提升比例不大，大多数经培训后的农民工在企业从事的是简单、粗重、低级的劳动，真正从事技能型、管理型劳动的人员很少。我们分别到国营建筑企业和私营建筑企业(省第六建筑公司和西湖建筑公司)进行了调研，与企业领导层进行了座谈，采用现场问卷方式，对2000余名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确保了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及相关资料，长沙市农民工就业具有以下特点：
1.1 民工性别与年龄结构特点
从性别看，建筑行业工人几乎是男性，且年龄结构以青壮年居多。
1.2 民工文化层次偏低，整体素质不高的特点
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左右，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仅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更少，只有0.13％，大量农民工没有接受适当的职业技能教育，缺乏一技之长(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65－166)。
调查中发现，长沙市农民工的学历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约70.3％的农民工学历为初中，约23.2％为高中或职高。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约为9.04年(包括幼儿教育)，大多数缺乏专业技术技能。较低的文化水平使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较少从事脑力劳动，不得不吃“青春饭”。
这些人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缺乏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意识，思想单纯、社会经验少，且多数从事简单笨重而危险的工作，有的只能机械地重复某种单一的动作，难以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提高自己的就业层次。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或无经济能力参加收费的培训项目，仅有约14％的农民工愿意参加自费的培训，愿意参加的人中约72％的人只愿意承担300元以下的培训费用。
1.3 工作的流动性和被动性的特点
民工作业流动性大，就业途径向多渠道发展。依靠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找工作仍然是农民工流动就业的重要途径，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其它途径也逐渐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人们为了利益，常常几个工地串场和随时变换工种，这种现象很普遍。
另外，劳动工时超长，没有足够的培训时间。约88％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是赚钱，因此，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民工和能获得加班工资的农民工有较强的加班意愿，而且随着加班工资支付的标准越高，农民工加班的意愿越高。高强度、长时间的透支体力工作，对身心的损伤是显而易见的。在较少的空余时间里，农民工的培训愿望极低。
1.4 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保障，抵触培训的特点
在一些农民工眼中，外出就业只是“权宜之计”，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大多数人未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他们对技能培训和人文素质修养不重视。因此，农民工比较注重近期内的经济收益，较少考虑工作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未来养老等问题。
2 农民工技能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们城建职校通过近几年的工作实践，发现长沙市建筑企业农民工培训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2.1 培训招生难度大
农民工技能培训虽然开展了好几年，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加上交通闭塞，信息传播不到位，致使广大农村大多数的农民不知农民工可以免费培训和免费推荐就业这一惠民政策。有些不规范的劳务技能培训招生既坑害了农民，浪费了国家的资金，又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管理难度大。
2.2 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管理难度大
每年春节过后是农民工外出打工和企业招工的高峰期，因此，春节前后是组织农民工转移培训的最佳时机。然而由于上级培训计划、指标没有下达，大好培训时机就这样白白放过。等三、四月份下达培训任务再组织培训，却赶上建筑工地抢进度时期，就出现了开班难、开课难的矛盾。湖南省建六公司培训学校发动校教职工下乡招农民工进校培训，工作没少做，但效果不佳，过去因培训受骗上当的农民工更是对招生老师冷嘲热讽，起到了反宣传作用。
2.3 传统观念影响大，部分农民对技能培训热情不高
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思想落后，行为保守，很容易满足，缺乏远见和开拓意识。“多得不如现得，现得不如就得”的观念深入人心，致使大多数农民工只注重眼前利益，对自身发展缺乏长远考虑。很多农民工找到出卖体力的工作岗位后就随遇而安，满足于日复一日的简单劳动，把自己定位为机器上日夜工作的零件，根本不想通过培训来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有的还自鸣得意：“我不参加培训照样能找到工作”。
此外，不少农民工外出打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对技能培训不知道该不该学，学什么，学了以后有什么用。一些农民工对参加培训学习技能失去了信心，参训热情不高。
2.4 培训设施欠完菩，师资水平亟待提高
农民工培训不仅要有很好的政策，完善的培训机构，更要有先进的培训设施和高水平的师资。长沙市农民工学校有一百九十多所，但其培训设施除配有几台电脑、电视机的多媒体教室外，几乎没有令人满意的实训设备，虽然工地现场就是农民工教学实习的场所，但极不安全，也不规范。老师中，大多是来自工地的师傅，专业老师少得可怜。教学条件的限制，专业老师的缺乏，严重地制约了培训教学的发展，影响了培训的质量。据调查了解，企业培训学校师资大多临时聘请，流动性大，办学欠规范，没有合法的办学资格，很难承担高水平的培训任务。大多数农民工最信赖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方式，对课堂教学培训方式不适应。目前开设的培训课程多数以讲授方式为主，课堂上无法实施“手把手”的教学和边学边练的教学模式。这样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工地上有技能娴熟师傅但没有系统的规范的教学：培训学校有教学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师但没有现场经验和实训场地。
2.5 部门间统筹协调难
现在有农民工培训任务的部门多，各部门的培训任务、资金都是由其上级部门对口下达，对培训的管理、资金的报账拨付都不尽相同，自
成体系，在实际的工作中，政府对各部门间的各类培训整合起来难度大，难协调，既浪费资源，又影响培训质量的提高。
3 对农民工技能培训工作的几点建议
农民工培训工作意义重大，关乎社会的稳定，农民工家庭的收入，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建委有关部门不但要充分重视，而且要转变培训的观念和模式，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教育为先”的理念。农民工的培训不是把物质条件创造好了“等”其主动来参加培训，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和“请”农民工来参加培训，要教育和吸引农民工认识到接受培训的好处，激发其参加各种培训，不断提高自己综合素质的热情。真正实现“让农民工满意，让用人单位满意，让政府满意”的目标：真正实现“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和“要我培训”向“我要培训”的观念转变。如何改变当前建筑行业农民工培训的冷、乱状况，让农民工培训工作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是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根据我们长沙市城建职校培训工作的实践，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3.1 加强组织领导，整合培训资源，建立市级培训基地，实行长效管理机制
农民工技能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建筑行业工种多。要将此项工作纳入建委重要的工作日程，建立建设部门负责统筹、培训中心主管的运作机制，实行长效管理模式，打造市级培训基地。要建立培训工作考核机制，对农民工培训工作做得好的部门，要予以奖励。要调动相关部门的工作热情，激励他们克服工作困难，长抓不懈。要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整顿培训市场，对不合格的培训机构予以坚决取缔。同时，成立培训领导小组，统一组织领导，规范培训行为，领导小组下设实施机构(培训中心为经纪人)，培训任务由培训中心负责完成。
3.2 强化建委各职能部门的培训意识，对培训中心给予政策支持
要大力加强各职能管理部门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支持，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规范企业用工制度。政府有关部门逐步建立培训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持证上岗和就业准入制度，实行资格证与工资挂钩的劳资原则，建立农民工“人才库”，创建网络招聘市场。在强化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劳动力市场“通行证”的就业准入制度的管理方面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
3.3 培训和考证结合
根据一些行业农民工分散性、流动性、季节性，工作时间长、不固定的特点，采取课上授课和课下自学结合，长训和短训结台的办法，分阶段教学，累计学时，逐步推行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方便有一定文化基础和能力的农民工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并允许培训学校通过考核将农民工已有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学分，学校可以将这类学分折算成学习的学历学分，凡是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只要累计达到所需学时，或完成各个阶段的教学要求(通过阶段的考试)即可颁发证书。同时，为激励农民工学习知识，学习技能的积极性，有关部门可联系相关行业协会定期组织举办农民工技能大赛，通过技能大赛对农民工进行技能等级考核认定，并颁发证书。只有这样，培训才有吸引力，培训后的农民工在就业中才具有竞争力，才能体现培训主体、培训对象和用人单位的三赢局面。
3.4 狠抓师资建设，明确培训目标，突出培训特色
首先，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注重交流与合作。师资水平是直接影响农民工技能培训效果的重要因素。培训机构可以按照“能者为师，按需聘用”的原则选聘教师。培训中心对教师合理分流，着重培养“双师型”教师，对社会上有专业特长的技工要认真摸底、整合，作为教师资源，建立技能教师“师资库”，发放技能型教师资格证，根据需要予以选聘。要加强和企业的合作，由招工企业选派高水平技师来培训点作对口培训，企业工地作为实习基地，以提高培训的质量。
3.5 免费和收费相结合
政府对农民工的免费培训投入是有限的，只能是针对每个农民工的一次性免费培训，而对于那些有一定技能，生活基本稳定还有技能升级需求的农民工，培训就可收取一定费用。另外，还可以与用人单位合作，根据企业需要，对有一定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先免费招聘和培训，合格上岗后由企业支付培训费。
农民工的整体素质直接关系着城市的整体水准。有关领导层不可不考虑农民工培训的长效机制。我们认为，以专业职校作为委托部门，为企业服务，既落实上级部门政策精神，发挥职业教育职能，又为建筑行业农民工培训排忧解难，是双赢的决策。我们充分领悟上级精神，分析城建职校教学培训的职能，凭多年行业培训的经验及实力，特提出“以专业职校为培训基地的‘经纪’管理模式”的新思路。“培训基地”一条龙服务的模式，既是一项建筑行业培训的行政管理新尝试，也是一条供政府决策的可行性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