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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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学知识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交易成本，管理会计本质，交易，制度安排

一、引言

回顾我国管理会计发展轨迹，不难发现，管理会计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遗憾：其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财务会计。翻阅我国有关会计理论研究文献，可知大多集中在财务会计方面，相比之下，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从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数量来看，管理会计所占的比重很小。正如余恕莲和吴革（2006）所说：“究其原因是基于资本市场发展的会计准则和外部审计的制度安排，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对财务会计的关注所引起的社会效应”[①]。其二，管理会计研究重方法轻理论。西方国家自管理会计产生之初，一向重方法轻理论，而我国的管理会计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西方引入至今，其发展路径一直以效仿西方为主，因此管理会计理论方面鲜有著作产生。管理会计本质，作为其理论基石，更是少人问津。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近年来，在管理会计研究上，理论界经常慨叹先进的管理会计思想不能得到推广和普及，实践工作者则抱怨管理会计的可操作性差，有时甚至与企业的管理实践南辕北辙。上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H.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S﹒卡普兰在其合著的《管理会计兴衰史》中,深刻地批判了管理会计相关性的遗失，引发会计界的广泛思考[1]。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凸现。人们对管理会计的印象就像一个“万花筒”，囊括所有却又缺少灵魂。究其根源，是管理会计缺乏系统完备的理论支撑。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学科将很难承担起指导实践的重任。解决管理会计面临的尴尬境地，关键是要加强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研究管理会计理论，首先应该解决管理会计是什么的问题即管理会计的本质。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管理会计始终注重在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其产生就是管理与会计的结合。行为科学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心理学等都促进了管理会计的发展。正如哈耶克所说：“只要掌握另外认识一个领域的某种抽象原则，并进而了解其相随属性的能力，即使是全然不同的因素，只要具有这些抽象的属性，也能运用同一种思维方式”[2]。 交易成本经济学为管理会计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我国会计学界制度安排，已有多名人士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对财务会计学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如伍中信、田昆儒、刘峰和雷光勇等，而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对管理会计研究的并不多，且大多是将交易成本理论应用于某一具体管理会计方法，而将其应用于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鲜有发现。本文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出发研究管理会计本质，将为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思维模式，为其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推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选择交易成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要是因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从更微观的层面研究企业,将企业视为一种治理结构(Williamson,1996)。管理会计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其作用机理是依据市场和层级体系的建立，通过规则和惯例的制度化，规范交易主体的行为，长此以往，形成组织成员普遍认可的“理所当然”的思维认知，以实现节约交易成本之目标。

二、管理会计本质的研究现状

1、国外管理会计本质研究。国外关于管理会计本质的研究成果大多由专业的管理会计组织，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体上来看，可以将其研究划分为广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和狭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两类。

第一类广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1981年美国全美会计师协会（NAA）管理会计实务委员会在其公布的《管理会计的定义》中，将管理会计定义为：“管理会计是向管理者提供用于企业内部计划、评价、控制以及确保企业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经济管理责任的履行所需财务信息的确认、计量、归集、分配、编报、解释和传递的过程。管理会计还包括编制供诸如股东、债权人、规章制定机构及税务当局等非管理集团使用的财务报表。”1982年，英国成本与管理会计师协会（ICMA）认为除审计之外，会计的其他各个组成部分，包括财务会计和司库，均属于管理会计。由以上可知，称其为广义管理会计，是由于从范围来看，该观点将管理会计视为一个涵盖众多的范畴，财务会计等作为其分支；从服务对象来看，该观点认为管理会计的服务对象不仅局限在企业内部，还包括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

第二类狭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的《基本会计理论》指出：“所谓管理会计，就是运用适当的技术和概念，对经济主体的实际经济数据和预计的经济数据进行处理，以帮助管理人员制定合理的经济目标，并为实现该目标而进行合理决策。”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常设分会——财务和管理会计委员会在1988年4月将管理会计定义为：“管理会计是指在一个组织内部，对管理当局用于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信息（财物的和经营的）进行确认、计量、积累、分析、编报、解释和传输的过程，以确定其资源的利用并对它们承担经管责任。” 1997年，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认为，管理会计是提供价值增值，为企业规划、设计、激励和管理财务与非财务信息系统的持续改进过程，通过此过程指导管理行动、激励行为，支持和创造达到组织战略、战术和经营目标所必需的文化价值。

从以上表述可知，狭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将管理会计视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把管理会计在从属于财务会计的地位提升到了与财务会计并立的地位，但并不包括财务会计。这有利于厘清管理会计的概念边界，更有利于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开展，因此，目前狭义管理会计本质研究在管理会计本质研究中是主流观点。

2、国内管理会计本质研究。国内关于管理会计本质的研究大体有以李天民（1994）[3]、余绪缨（1999）[4]、胡玉明（2001）[5]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论和以孟焰（1997）[6]等为代表的管理活动论两种观点。

以上对管理会计本质的研究，均是从会计学科的立场出发。因此，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理论界关于管理会计本质的定义就好似一个百宝箱，将大量涌现出来的管理会计新生现象全部堆积于管理会计本质之上，于是现在看来管理会计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杂烩，缺乏理论性、系统性和抽象性。

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界中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管理会计的融合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从研究重点来看，主要停留在应用层面，如探索利用管理会计对交易成本进行计量或建立交易成本会计的技术论证。

2、从研究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管理会计的方法论方面，如将企业的预算管理、转移定价、纵向一体化、企业并购等问题与交易成本相联系，涉及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较少。

3、从研究深度来看，大多范围宽泛，缺乏深入研究。为数不多的关于交易成本与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大多起到启发思考的作用，缺少对管理会计理论的深入研究。

三、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回顾

康芒斯[7]最早把交易作为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范畴，定义了交易的内涵：首先交易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制度经济学最小的单位，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关系都可以在“交易”这个一般化概念下进行讨论；其次认为交易是人与人之间对自然物的权利的出让和取得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所有权的转移；他认为交易作为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单位，必须含有“冲突、依存与秩序”，即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是一种利益上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断反复和有必然性地发生。他认为不同的具体的交易和在一起便构成了经济研究上的较大单位---“运行的机构”或制度。制度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

科斯[8]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明确提到交易是有成本的，并运用交易成本进行经济分析。科斯认为交易成本的节约是企业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根本原因。同时企业本身会产生交易成本制度安排，诸如行政管理费用、监督缔约者（工人）的费用、传输行政命令的费用等。

威廉姆森在20世纪60年代后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他从机会主义动机出发研究交易成本，提出影响交易成本的三因素：（1）人的因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2）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3）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威廉姆森认为不同治理结构应该与不同的交易类型相匹配，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

四、企业是交易的集合

依据康芒斯对交易的认知，企业可以被看作是交易的集合。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1997）认为由于队生产的存在，企业是一组资源所有者自愿与团队中的个体签订一系列的契约的集合点[9]。契约的签订过程即交易的实现过程。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来看，企业不再是一个简单的 “生产函数”，而是关于交易的治理结构。无论是在企业内部通过层级结构来组织，还是在企业之间通过市场自发地配置，都是交易的不同实现方式。

企业外部交易更显著地体现了当事人双方的博弈。如果说内部交易是资源的内部流动，尚在企业的控制治理之中，那么外部交易是资源的流入流出，非企业单方力量所能左右。因此，在双方协商认可的条件下，签订合法合规的契约成为必需。由此可见，外部交易的治理更多的是借助于行政法律的力量来规范[②]。

企业内部交易受层级体系的影响。依据层级结构的设计，内部交易可以划分为垂直交易（上下级部门之间）、平行交易（同级不同部门之间）、斜向交易（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以及网络型交易（网络型组织结构）等。其次，企业内部交易的实现形式多样。有的是以实物形式存在，如产品购销；有的是以非实物形式存在，如新生产技术的推广，职工管理条例的落实等等。再者企业内部交易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色彩。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大型企业，几乎所有的生产都是由业主经营的手工作坊完成，此时的生产活动大多是由市场交易与价值联系在一起。随着近现代科技的进步，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发展，企业的活动半径不断扩展,外部交易逐渐内化,内部交易的频率、规模等较之前都有较大变化。

五、企业交易成本的产生

威廉姆森（1985）将交易成本比作物理学中的摩擦力，说明其无处不在。交易的发生，必然产生交易成本，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易成本呈不断增加之势。

从理论上看，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假设之一就是有限理性，企业中存在大量不完全合同，随着企业经济活动的发展，合同的重新修改、制订将带来成本的增加；同时，交易成本经济学承认机会主义的存在，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和利己动机的当事人达成交易将耗费大量的协商、谈判成本；再次，由于企业成员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资源内耗将再所难免，从而造成成本的增加。

从实践上看，之前人们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大多站在会计学科或管理学科立场上，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均最终将其定位于企业价值提升。固然追求价值最大化毋庸置疑。但是过分关注价值创造，却忽略了成本费用的发生。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将生产成本清晰地列示出来，但另外一项重要的交易成本却在人们的眼前溜走或混淆在生产成本之中。在度量美国经济效益费用的一份研究中，Wallis和North（1988）对1970年体制中所作的估算是，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大体上为46.66%--54.71%。交易成本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它在数量上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现代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占净国民生产总值将近50%-60%。而且，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建立新制度和组织的初始成本[10]。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不仅要加强生产成本的控制，同时还应关注交易成本的节约。

六、管理会计是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

企业内部有限理性的交易双方，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和利己冲动，为保证交易的顺利实现，节约交易成本，适当约束机制的建立必不可少。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世界中, 会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制度现象,而解决经济管理问题只能依靠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就是企业层级及其对应的行政权威机制的建立、使用和运行(Miller, 1992)[11] 。管理会计内生于企业层级体系,通过层级命令而非价格机制发挥效力。正如John Burns和Robert W.Scapens（2000）[12]所说，企业的管理会计系统和实践构成组织的“规则( rules)”和“惯例(routines)”。“规则”是指形式上的关于 “事情应该怎样做”的规定，如标准成本制度、预算的设定、内部转移定价制度、绩效评价指标的设定等。规则必然是整齐划一的，要求群体的行动保持一致。以规则为导向的行为是对可用被选方案的明确评价，选择遵守规则是为了避免或减少任何时候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例如在绩效评价过程中，如果缺乏具体的评判指标，将导致评价过程的主观臆断，相伴而生的是旷日持久的谈判、协商成本；握有裁量权者“寻租”行为造成的“租金”成本；不公正评价带来的“偷懒”成本和不满情绪导致的成本等等。经过重复地遵守规则，行为变得程序化，进而形成“默认”的知识储备，这种程序化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行为即为“惯例”，它代表了整个组织的行为偏好。因此，惯例被定义为“事情实际怎样做”的程序，如成本分配、预算分解、差异分析、存货管理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会计在组织中被强化为企业成员普遍认可的 “理所当然”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制度安排，此时由规则和惯例演化而来的管理会计将成为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

从较长时期来看，企业所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等不可能凝固不变，企业内部交易参与者的知识结构也在不断的更新、扩展之中。管理会计只有与时俱进，适时调整规则和惯例，才能存续、发展下去，这一过程正是管理会计的变迁。而管理会计变迁的内驱力正是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这一管理会计本质。以存货管理为例，早期的存货管理大多以生产为导向，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防止缺货带来的损失，盲目扩大存货规模，造成了存货积压，采购成本、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等随之升高，除此之外，存货占用的资金成本，存货技术过时带来的机会成本等亦不容忽视。为了减少上述交易成本的发生，企业后来开始逐渐采用经济批量模型进行存货管理，这一方法较好的控制了企业的采购成本、仓储成本、缺货成本等诸多交易成本。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一种全新的存货管理方法---适时生产（JIT）开始为企业所熟知，JIT生产方式的基本思想是只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所需的产品，消除各种没有附加价值的动作和程序，彻底消除浪费，即“零浪费”，杜绝浪费任何一点不能产生附加价值的材料、人力、时间、空间、能量和运输等资源。JIT生产方式作为企业的一项制度安排，所体现的正是不断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管理会计本质。

综上所述，诚然管理会计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经济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一个会计系统只有在能够产生足以弥补其成本的利得的前提下，才能得以继续存在”[③]。管理会计发展至今的历史表明，管理会计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本质是必然存在的客观，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进步，管理会计必然围绕着这一本质推进其发展、变迁。

[①]余恕莲、吴革,管理会计的本质、边界及发展,财务与会计[J],2006年3月第6期（总390期）,P68.

[②]鉴于本文主要探讨非法律因素对企业交易行为及管理会计的影响，因此外部交易不作为研究重点。

[③]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邱寒,熊焰韧,李芳译,决策与控制会计[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二版,P2.

参考文献

[1]托马斯·约翰逊，罗伯特·卡普兰合著,金马工作室译，管理会计兴衰史——相关性的遗失[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商务印书馆,2002.

[3]李天民,管理会计研究[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4年10月.

[4]余绪缨,管理会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5]胡玉明,21世纪管理会计主题的转变:从企业价值增值到企业核心能力培值[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年第1期.

[6]孟焰,西方现代管理会计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7]康芒斯.于树生译.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科斯,社会成本问题[J].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9]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邱寒,熊焰韧,李芳译,决策与控制会计[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0]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著,姜建强.罗长远译．新制度经济学---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 上海：三联书店,2006.

[11]米勒G. J, 管理困境: 科层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基本经济学知识范文第2篇

一、让学生在生活体验中理解感念，使知识、技能同步发展，相得益彰

数学知识源于生活，但并不是生活本身的摹本，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这对于以具体形象为主、生活经验匮乏的小学生来说，难以达到透彻的理解。教师要善于把抽象的数学知识还原成学生看得见、摸得到、听得到的生活情境，让学生走进生活，感受生活，在生活体验中理解感念，使知识、技能同步发展，相得益彰。在教学“米、千克的认识”时，我先让学生量一量跳绳、旗杆、课桌椅等，称一称他们自己带来的轻便的物品，如盐、味精、苹果等，然后总结。我讲得唇焦舌燥，学生忙得不亦乐乎。可是在练习的时候，还有很多学生无法下手。如床长（）米，宽（ ）米；一只鸡重（）千克；一千克鸡蛋有（ ）个等等。

由此，我想到了，能在教室里让学生动手操作的物品实在是太少了，很多生活中的物品无法在课堂上让学生亲自去感受。对于米、千克的认识，学生得到的感性认识实在是太少了。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把课堂搬到教室外面去。第二节课时，我就让学生们用自己的小皮尺去量学校里的任何东西，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忙开了，有的去量讲台、课桌、黑板的长和宽，有的走出教室去量花坛，还有的去量篮球场。下课回到家后，学生还在家里继续量。另外，为了加深学生对一千克的感性认识，我布置了一项课外作业，要求学生跟家长一起去菜场买菜，通过买菜，切实感受物体的重量。学生回校后汇报了他们的经历，并说出了由于单个东西的大小不同，所以一千克物品的个数也不相同的体验。如：一千克鸡蛋大约有10只，而一只鸭却有二千克等。再做练习时，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因为“1米”、“1千克”的概念在他们头脑中已经形成，并且相当坚固。

二、在生活体验中，培养表达能力

生活中有许多关于数学的知识，让学生将生活中捕捉到的信息说出来，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生活。

如教学“元、角、分”时，我让学生在课前去收集关于人民币的知识。在课堂上，大家讨论、交流、汇报了收集的信息，了解了人民币的种类繁多：有纸币，有硬币；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等不同面值；以及人民币的广泛用途等。

另外，在教学“万以内数的读法时”，我在课前布置了一个任务――收集生活中有万以内数的信息。学生们都积极地投入到准备中。课堂汇报时，学生们纷纷说出了所收集到的信息，如学校操场一圈的长度是250米，电冰箱的价格是2500元，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8848米等等，信息包括了生活中各个方面，学生也很好地了解了万以内数在生活中的体现，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三、善于捕捉、获取、积累生活中的数学知识，观察生活中的教学

知识是前人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或是提示出的规律，而教学目标是为了掌握规律及学习发现规律的方法。若教者只是让学生掌握知识，那就是把学生头脑当成了知识的容器。“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被点燃的火把”。教学中必须让学生了解知识发生的过程，但40分钟毕竟有限，因此教者要引导学生善于捕捉、获取、积累生活中的数学知识。

首先，挖掘教材中的生活资源。以小学数学第十册举三个例。例1：数据的收集，要求学生在上放学途中遇到红灯时，数一数另一方向经过的大客车、小汽车、摩托车各是多少辆？例2：长方体各正方体的认识要求学生模仿家庭中长方体和正方体用硬纸板动手做一个长方体和正长体。例3：质数和合数，分解质因数，布置作业，想一想班上每个同学的学号是质数还是合数，并把合数分解质因数。

其次，指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数学。学生观察生活中的数学，不仅可以积累数学知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学生善于研究生活中的数学，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学生在研究中不断思考、不断尝试，并不断地体验成功。如布置学生用硬纸板做一个长方体模型，学生要思考观察什么物体的形状是长方体，长方体有什么特征，怎样做才美观大方，第二天学生带着自己制作的长方体到课堂时，长方体的特征根本就不用教师讲解，每个学生都有体会与同学交流，个个胸有成竹，争先恐后发言，这样的课堂能不充实、活跃吗？

四、善于创设教学情境，激发思维培养学生数学技能

创设教学情境是模拟生活，使课堂教学更接近现实生活，使学生如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加强感知，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激发思维。课堂教学中如何创设教学情境呢？下面是几种常见做法：

运用实例创设情境。如教学循环小数概念时，让学生讲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从前，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从前，山上有座庙……”通过实例初步感知“不断重复”，再举出自然现象“水汽云水”的循环，引出“循环”的概念。

运用实物（挂图）创设情境。圆的认识教学，这样引入：出示一幅颜色鲜艳、轮子是正方形的自行车，问：同学们，这自行车漂亮吗？喜不喜欢？（不喜欢）为什么？（虽漂亮但踩不动）教师把正方形车轮换成椭圆后再问学生喜不喜欢（不喜欢，因为骑这样自行车在平坦大路上都会像踩在颠跛不平的路一样），教师再把椭圆形车轮换成圆形，学生才满意。

动手操作创设情境。在推导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时，学生自带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动手操作，通过旋转平移方法把两个三角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或长方形，平行四边形面积等于底乘于高，所以三角形面积等于底乘于高的一半。三角形面积公式是学生在操作，观察、思考概括而来，学生尝试到成功的快乐，不但能掌握知识，更能培养学生的信心和兴趣。

模拟生活创设情境。如教学两步加减的应用题时，要求每个小组的学生可以邀请别组的同学参加，小组人数可以比原来的人数多也可以比原来的少。

第一小组：我这组原来6人，走了2人，来了4人，现在有8人。

问：谁能把第一小组人员变化情况列成式子？6-2+4=8（人）

问：谁把它编成求“现在有多少人”的应用题？

基本经济学知识范文第3篇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是一所专科学校，并不是本科学校。

学校是一所实行警务化管理，以培养监狱劳教警察、司法警察、安全防范、应用法律、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人才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学院位于浙江省会城市杭州市省属高教园区，杭州下沙大学城， 具有良好的教育与学术氛围。

学校的主管部门为浙江司法厅、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学院占地面积 568亩，建筑面积15、06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达5753万元，图书藏书量达 53、13万册。学院建有现代化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学

（来源：文章屋网 ）

基本经济学知识范文第4篇

一、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将教书育人放在首位

长期以来，有的教师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至上，忽视学生品德的培养，只注重教学的成绩，忽视学生学习的过程，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受到了影响。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师应该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在学科教学中将教书育人与提高教学质量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渗透到学科教学中。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要注意小学数学学科的实际应用性，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教育。我们的学习必须与生活生产相联系，必须为未来的发展服务，使学生明确所学知识的应用价值，从而对学生进行目的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实施素质教育，从而让学生从小开始培养认真的学习态度，独立思考的习惯，敢于克服困难的勇气。教师还要培养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良好学习习惯，善于纠正错误的习惯，这是学生拥有良好素质的体现。

二、教师要优化教学方法，进行启发式教学

优化教学方法，就是教师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摒弃旧的、不合理的教学方式，改变注入式的方式，采用启发式教学。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有的教师不顾学生的学习兴趣，采取“满堂灌”的方式，让学生死记硬背定义和法则，对一些练习题进行反复的机械性训练，这些方式有悖于素质教育的初衷。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不断探求新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真正实现教和学的统一。

素质教育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启发式教学要培养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学习的好方法。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与学生进行感情的交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结合学科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学生实施教学。例如，教学“能被3整除的数的特征”时，先复习能被2、5整除的数的特征后，教师提问：“判断一个数能不能被3整除，是不是也看这个数的末位数字是不是3的倍数？”学生检验后予以否定。教师再提问：“判断一个数能不能被3整除，除了计算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接着师生比一比，看谁能很迅速地判断任意一个自然数能否被3整除。比赛结果，总是教师获胜。这时学生急于想知道教师是怎样判断的，为什么这样快，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愿望。

培养学生的思维应该贯穿于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我们的学生年龄小，学科知识储备还不足，只具备初步的感性认识。所以，教师要加强学习方法的指导，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采用多种教学手段，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内化学生的知识，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这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途径。

学生的思维也是需要培养的，需要教师方法的引导，比如，小学数学常用的思维方法是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知识的异同点，将知识进行分类，形成知识系统；分析与综合是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在解应用题时要经常用到；抽象与概括是思维过程的核心，是数学学习的最终目标。例如，我在教学“乘法的初步认识”时，先让学生对下面的式子进行比较，分成两大类：①2+2+2；②5+5+5+5+5；③3+5+6；④8+8；⑤4+4+9；③3+3+3+3+3。然后引导学生分析发现：①②④⑥每个式子的加数都相同，最后抽象概括得出乘法的概念。

三、教师要坚持因材施教，实施分类指导

学生由于基础不同，受教育的环境存在差异，所以他们的接受能力有区别，他们的发展也不尽相同。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考虑到学生之间存在的差异，要因材施教，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分类指导，让优秀的学生更为突出，让弱项生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对弱项生，教师要分析形成的原因，有针对性的多提问，课下多对他们的弱项进行补差。让这些弱项生不能输在学习的起点上，让他们对学习充满信心。对学习有潜力的学生，教师要多鼓励，多为他们创造成长的环境，让他们“吃得多一点，吃得饱一点”，多补充课外练习，多增加课堂难度，使他们的综合素质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教师还可以让这些学生多参加一些学科竞赛，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使他们的素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基本经济学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3-0043-02

作者简介：邢玉升（1964-），男，黑龙江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导，研究方向：中日经贸合作。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结构变化进入了由国际直接投资引导国际贸易的新时代。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迅速崛起，曾一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且经历了资源型、成本型到综合型的转变。本文试图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利弊加以分析。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特征

1对外直接投资的恢复期。二战后，日本致力于经济复兴，国内对于资本具有大量的需求，因此，在政策上对资本流出进行限制。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开发、食品、纺织等初级产品部门，而且投资区域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

2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期。自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国内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韩国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转移，这反映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步扩大，其动机是利用投资目的地资源以及低成本优势。

3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期。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迅猛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投资国。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高度化、多样化以及服务化的特点，第三产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同时发达国家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对象。

4对外直接投资的缩减期。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逐年下降，尤其是对欧美的投资比重有所下降，而对亚洲的投资比重却有所上升。从投资结构上看，从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追求廉价劳动成本以及向第三国出口成为对外投资主导。

5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弹期。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深化的大背景下，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急剧下降，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不降反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这主要源自日本国内经济的低迷以及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压力。对外直接投资加速流向资本稀缺且收益率较高的地区。从区域来看，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特别是借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对日贸易和投资需求，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由加工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法律体系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经营为目的，与被投资对象有长期的利益关系；二是对投资企业或资产有实质影响；三是尊重投资者的意愿，将占总投资比10%的证券投资也纳入对外直接投资范畴。

在多年积累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上，日本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两部分。

国际法规范日本与投资目的国之间在投资方面的权利义务，主要由国际条约、区域条约、双边投资协定和税收协定等组成。国内法则主要是规范国内投资，一是确定投资或资本进出的基本管理法，如外汇法等；二是普适性法律，规定涉及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如税法等；三是规范政策及实施管理的法律；四是明确有关管理部门职责的法律。

虽然目前日本逐步放松了对外直接投资管制，但是同时建立了特许、事前申报、事后报告以及统计调查制度的一系列的严格监管体系。

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的法经济分析

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如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交易形式，它不仅影响到一国资本存量和贸易流量，同时也对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产生作用。而从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以“成本-收益”作为基本工具，进行成本和收益及经济效益分析，可以对特定法律及其制度安排作出评价。而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的基础工具，也是法律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更偏向于分析企业或产业的政策需求，强调同特征的企业或产业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那么，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如果立法的净收益大于其他可供选择方案的净收益，人们会产生强化现存的法律体系的需求，寻求法律安排以期达到最佳效益。法律的目标是公正，经济学追求效率，公正和效率有时会发生很大的冲突，但在许多法经济学者看来，二者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认为效率即正义。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可以较好地审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经济发展的诉求。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系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稳定经济秩序成为首要任务，通过 “贸易立国”战略，拉动了本国经济发展，使日本一跃成为经济强国。在贸易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的纺织产业、70年代的电子产业到80年代的汽车产业等迅速壮大。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以及对美、日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他认为日本对外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贸易，对提升当地经济起正面作用，而且能够加速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为此，日本效仿美国早年的发展模式，以海外投资的方式避开贸易保护。但1985年的G5“广场协议”的签定，不仅导致日本进入经济衰退期，更是对其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美国为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流入，1988年通过了《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1989年美国再一次通过“超级301”条款，把日本列入不公平贸易名单，加剧了美日的贸易争端。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日本经济衰退情况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加速产业转移，从过去的单纯市场，不断向生产、销售境外一体化发展已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另外，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降低管理成本的诉求。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要逐一审批。此后根据外资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日本开始逐渐放松管制。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由多个部门法以及行政规章作用构成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环节的综合法律体系，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一是“分工管理，一个窗口”模式，其目的是掌握本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现状，了解此类经营活动对当地和国内带来的影响，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二是对海外投资的统计调查，日本的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对企业和个人在海外的投资情况从不同角度进行统计、调查及。财务省每季度定期公布按国别和产业划分的海外投资数据；经济产业省对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调查。这对企业及各界了解、研究、评估对外投资发挥积极作用。

四、结语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经济活动的目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为此，积极的对外投资自由化会得到各国的支持，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这主要源于经济活动多样化以及投资主导的世界经济使得要素流动及其利益创造进程复杂化。本文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极为复杂，这来源于其直接投资的性质以及东道国的制度特征。其次，一味地以国家利益名义加速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不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效益，法律体系的设计应将对外直接投资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这不仅能够发展本国的核心利益，也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份额，增强国际竞争力。再次，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建设不能脱离对企业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企业在推动国家经济战略转型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从现有的经验和研究文献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经济效应似乎并不确定，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非经济意义可能大于经济意义，一些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安全、国家战略以及民族主义等应在考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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