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旅游的目的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文化旅游的目的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文化旅游的目的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旅游；社会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一、旅游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概念

作为旅游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的影响研究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旅游的经济影响、旅游的物质环境影响和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三个大的类别。其中，单就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而言，又可细分为对旅游者(客人)的影响、对目的地居民(主人)的影响和对主一客关系的影响三方面。

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非常复杂，一般主要从两方面入手来研究这一问题：一是通过分析旅游者的行为来研究这一问题。考虑的主要因素有：(1)旅游者的数量：(2)旅游者逗留时间的长短；(3)旅游者的特征；(4)旅游者的经济特征；(5)旅游者在当地的行为活动。二是通过分析旅游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来认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如，巴特勒(1974)等认为，旅游的社会影响在接待地或旅游目的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接待地或目的地的特征，包括对于主一客关系的影响。如，文化效应、犯罪、示范效应等；另一类是旅游对基础设施和当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如旅游开发对地方资源和设施形成的压力，输入外来劳动力对当地就业造成的压力，当地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福克斯指出，“旅游的社会影响被归结为价值体系、个人行为、家庭关系、集体生活方式、安全水平、道德规范、创造力、传统庆典以及社区组织等几方面的改变”。而史密斯则把旅游开发的社会影响归结为示范效应、社会分层与社会化、自尊、文化复兴和憎畏感。马西森和沃尔认为，旅行社会影响是“作用于接待地社区居民的影响”。所以，旅游社会影响研究的焦点往往集中在接待地社区和旅游目的地，而不是旅游客源地。

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对目的地居民(主人)的影响，并且重点集中在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的社会文化影响上。本文中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是指，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社会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如语言、服饰、民间艺术、宗教等)以及社会生活质量(如家庭结构、性别角色、社会结构等)所产生的影响。旅游者一旦进入接待地，与接待地发生各种各样的接触，势必会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造成影响。这不仅会推动接待地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认同意识，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挖掘和复兴。本文以桂林阳朔县为例，就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的社会文化影响做初步探讨。

二、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社会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阳朔县为例

(一)阳朔区域研究概况

1、地理环境。阳朔县地处广西的东北部，桂林市南边，距桂林市陆路65公里，水路83公里，总面积1，428.38平方公里，石山面积513.66平方公里，有2万多座石山，其中奇特山峰317座；水域面积24.56平方公里，大小河流17条，喀斯特岩溶地貌发育于一亿九千万年之前，区域内溶洞众多。阳朔属中亚热带季风区，年均日照1，548小时，年无霜期307天，年平均气温19℃。

2、阳朔社会调查及结果分析。在阳朔县旅游局的帮助下，本次问卷调查确定了四个不同旅游发展程度的居民点作为调查对象地，即西街、普益、兴坪和高田。调查问卷是依据Ap&Crompton提出的旅游影响评估指标，参考国内旅游影响文献中所提出的相关范围设计而成，共分21个调查项。在小范围试调查的基础上，对问卷调查指标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评估、修改后，在四个调查地区进行发放。共发放问卷900份，收回784份。其中，有效问卷645份，占收回调查表数量的82.12％。之后，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包括频次分布均值、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其中，问卷调查表明旅游给当地社区带来相当大的变化，同时居民们也是喜欢这种变化的。因此可以说，对于旅游的发展，当地居民普遍持积极支持态度，认为旅游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本次调查还分别对33个人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主要集中在阳朔县城，访谈对象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雇员、居民、农民、学生等。访谈的内容涉及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涉及家庭收入及变化，文化生活，对游客的态度、观感，涉及婚姻、、习俗变化，涉及访谈对象与旅游的关联活动情况，涉及访谈对象对个人生活的预期等。对访谈结果记录的归纳总结有如下几条：1、由于本地工业不发达，随着旅游者的增多，地方经济和居民收入对发展旅游的依赖性越来越大；2、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明显：3、居民的经济意识加强了，服务向有偿化的转变已经完成；4、旅游的发展对当地淳朴的民风和价值观提出了挑战：5、当地人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是积极的，并主动参与旅游的发展，如家庭旅店、私营餐馆、农民导游等。

3、旅游对阳朔当地居民的社会文化影响。基于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以及相关文献研究，本文对旅游发展对阳朔居民的社会文化影响做如下总结：“阳朔现象”的出现与在当地的驻留旅游者身份特征(背包旅游者为主体)及其心理需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与当地政府旅游部门采取了适当的政策(在不牺牲传统产业并有所发展的前提下，将旅游业变成阳朔的支柱产业，以此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石)和旅游业发展策略(先自然发展+指导――逐步规范，包括立法)关系重大：与阳朔的地理位置，特别是与其在桂林大旅游区的旅游产品价值链条中的位置有关。阳朔的旅游业从形成至今已近30年，正是由于其极具个性的旅游发展模式，使得阳朔的文化形态和居民的社会心理并没有被打上“新殖民主义”的烙印。就旅游引起的文化交流而言，阳朔的社会文化环境状况及旅游业发展的模式决定了本地文化在旅游活动中的强势地位。由于客观上旅游者的到访人数是相对有限的，东道主与适量进入的旅游者的关系得以建立在开放、平等、友好的基础之上。同时，又使当地居民的民风、民俗和传统生活方式在跨文化交流中，作为强势文化而发生着对旅游者背景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冲击。从经济的角度看，阳朔的旅游业发展是平缓的，旅游收入的增长是有限的。然而，从当地发展旅游业的综合效益来看，情况是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进步，阳朔的旅游业发展方式是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

(二)关于阳朔旅游影响的几点建议

1、提高社区参与层次，规范社区参与行为。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应该对居民的初级参与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建立行业协会。可以考虑在政府的指导下设立各种类型的行业协会，如乡村旅馆、竹筏漂流和导游服务等行业协会：(2)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规，阳朔可提请县人大审议通过有助于扩大社区参与的法律法规。

2、建立平等的社区对话及利益分享机制。阳朔政府应该努力搭建一个三方(政府、开发商、当地居民)平等交流的平台，使当地普通群众从旅游决策制定到其后的执行和管理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全面评估旅游多方面的影响，从而协调好旅游地社区三大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提高了“社区参与”的层次，使社区居民的参与由操作层提升到决策和管理层。同时，只有社区居民的地位提高了，拥有了平等的对话权，才能在将来的收益分配中拥有合理的权利。

3、有侧重点地加强宣传教育。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对于该地区旅游发展能否取得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阳朔居民对当地的旅游发展普遍比较支持，但是不同群体感知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旅游宣传中有所侧重，特别要增加与那些非旅游从业居民之间的沟通。另外，阳朔政府可以考虑由财政出资，定期举办社区旅游免费讲座，邀请该领域专家学者或是有丰富经验的从业人员为社区居民做报告，报告的内容可以涉及：居民旅游环保意识的培育、参与旅游致富经验交流、国内外社区参与成功经验介绍等。

4、建立完善的旅游影响评估和监控系统。当地政府部门应该注意实时监控，定期评估旅游发展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尤其要注意分析旅游对本地居民的种种影响，防止居民与游客之间或是居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引发冲突，以做到防患于未然。需要补充的是，该项工作应该邀请多方面人士共同参与，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和环境生态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5、保持阳朔山水田园的风光特色。在整个阳朔社区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保持特色的原则，也就是说，任何景观、建筑物的新建都应以不破坏阳朔原有的田园风光特色为前提。除此之外，为了防止过分繁华与喧闹，县城的规模也不宜一味扩大。这是因为阳朔的客流多是为了躲避喧嚣，回归自然的城市人，他们的需求指向决定了阳朔旅游吸引力的核心。最后，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应该引起政府的格外重视。

三、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和促进措施

(一)旅游对目的地文化的积极影响

1、强化当地的民族认同意识。在旅游过程中，接待地的居民自觉不自觉地要与各种各样的国内外游客打交道，而在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又往往会唤起他们对自身归属的认识，进而引起他们对自身身份表述的强烈关注。同时，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特定情势下，每一个民族都会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契机展示自己、张扬自己，以是其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并借机重新树立自我形象，强化民族认同。

2、促进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旅游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而人们外出旅游总是受一定动机支配的。在人们外出旅游的所有动机中，体验和了解不同的文化是旅游者的主要动机之一，所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逐渐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采取了系统的保护、挖掘和利用措施，以使本国、本地旅游业更具特色和魅力等，一些原先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又得到开发和恢复。

3、促进当地开发自己的民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瑰宝，但近些年有逐渐消失的趋势，但通过发展旅游，可以使濒临消亡的民族手工艺重新得以复苏。

(二)促进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社会文化积极影响的措施。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指导，我们可以找出如何弘扬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正面影响和抑制其负面影响的有效措施，从而推动目的地居民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旅游。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在进行旅游规划时要吸收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保证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使当地居民最大限度地从旅游开发中获益，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旅游开发后社会文化的改变状况。具体而言，以下五条措施将有助于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社会文化影响进行有效的控制：

1、为当地居民兴办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并从政策上予以优惠。这样，当地居民就能更多地从旅游开发中直接得到较大的经济效益，从而增加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

2、对当地居民进行培训，使其具备被旅游企业雇佣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并且在旅游开发中尽可能地雇佣当地居民。

3、保证当地居民进入新开发旅游设施的权利，并在门票等方面享有优惠。在开发针对旅游者的娱乐设施的同时，针对当地居民特点开发相应的娱乐设施。

4、就旅游开发的规划、收益及可能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当地居民开展广泛的教育，使其对这些方面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5、对外来旅游者的风俗、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等内容进行适当的介绍，以加深当地居民对旅游者的了解。

四、结论

文化旅游的目的范文第2篇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

[摘 要]文化是旅游者出游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业的灵魂。面对目前文化旅游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本文在对文化旅游产品界定的基础上，阐述了文化旅游产品对旅游目的形象塑造的作用机理。最后，通过《印象·刘三姐》的案例分析，为我国其他地区开发文化旅游产品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也对其他旅游目的地提升形象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

关键词 ]文化旅游产品旅游目的地形象《印象·刘三姐》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30.

旅游目的地形象一般认为是旅游者、潜在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旅游地在旅游者、潜在旅游者头脑中的总体印象。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任务是要挖掘旅游地的核心资源，过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在旅游者心目中形成鲜明独特的印象。而文化旅游产品正是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旅游者的消费方式和特征来看，文化旅游产品应该是一条完整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链接线路。这条线路包含了旅游者文化旅游过程中所需的各项要素：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文化蕴涵与主题、文化旅游设施的文化内涵与风格、文化旅游服务与管理的文化指向等等。所以文化旅游产品不仅要具备满足旅游者休闲娱乐的功能，还要具备文化艺术内涵，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1 文化旅游产品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提升作用分析

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因子十分复杂，其中旅游者的心理作用机制对整个旅游目的地形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消费价值理论，当旅游者购买旅游产品时，如果他们认为得到了较高的价值，那么这个旅游地就有较鲜明的形象，亦即形象能从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期望利益中形成。

1.1文化旅游产品可以增强旅游目的地实用价值属性

实用价值是由某替代物所取得的感知效用是它完成其实用的、功利的或物质的目的的能力结果。文化旅游产品的内核是文化，但其通过迷人的物质设施、有形的文化景观等表现出来，这些具有独特魅力的实用价值可以让旅游者对目的地有较深的印象，通过这些显著的、物质的属性取得的实用价值又获得了文化的熏陶，让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深化。

1.2文化旅游产品增强了旅游目的地的社会价值属性

社会价值是由某替代物所取得的感知效用是其与一个或多个特定的社会团体相联系的结果。现在旅游产品的竞争上升到旅游地文化的竞争，并且，当今旅游者对追求文化的渴望，决定了文化旅游产品在市场上的炙手可热。这说明了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可以让其与社会上的需求接轨，提高社会价值属性。

1.3文化旅游产品增强了旅游目的地的情感价值属性

情感价值是由某替代物所取得的感知效用是其唤醒情感或感情状态的能力的结果。替代物当其与特定的感情或情感相联系或能推动或保全其情感时取得情感价值。文化旅游产品挖掘了旅游目的地特殊的地域文化，向旅游者传达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其中包含的吸引要素和服务要素都足以唤起旅游者心中的共鸣。

1.4文化旅游产品增强了旅游目的地的猎奇价值属性

猎奇价值是由某替代物所取得的感知效用是其唤起新奇、提供新事物及满足求知欲望的能力的结果。替代物通过提供新的或不同的事物的能力取得猎奇价值。文化的内涵是复杂的，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由该地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并且通过不同的形式展示着，如文化旅游产品就通过开发旅游目的地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当地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等，这些可以激起旅游者对异文化的好奇，满足他们对异文化的求知心理。

1.5文化旅游产品增强了旅游目的地的附加价值属性

附加价值是由某替代物所取得的感知效用是选择者所面对的特定的情景或背景作用的结果。替代物在能提高它们的实用或社会价值的先前自然或社会可能性的展现中取得附加价值。在前面提到的文化旅游产品中的特殊的服务属性可以让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体验到超值的享受。在旅游过程中设施的文化内涵和风格、文化服务与管理的文化指向可以让旅游者感受到其中附加价值，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印象具有加分作用。

2 《印象·刘三姐》对桂林形象的影响及启示

面对文化旅游市场的蓬勃兴起，我国各地也推出不同形式的文化旅游产品，其中广西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这一文化旅游产品创意得到了成功的运作，不但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也推进了桂林旅游形象的传播，成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的一个典范。

2.1《印象·刘三姐》对桂林形象的影响

第一，《印象·刘三姐》借刘三姐这一人们心目中的经典，让观众徜徉于自身的美好回忆当中。它借着观众们心目中对刘三姐的美好印象，加强演出本身的感染力，既能引起年长观众对过往美好的回忆，又能引发年轻观众们对曾经经典的向往。所以说，《印象·刘三姐》已不单单是一场单纯的演出，已逐步发展成为了桂林旅游的另一个招牌景点。

第二，桂林一向以“桂林山水甲天下”而闻名于世，给人们带来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但如今人们对旅游项目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为了获得单纯视觉上的享受，更希望挖掘到更为深层次的内容，比如精神层面上文化的冲击，最终追求心灵上的愉悦。而《印象·刘三姐》让游客走进山水，将桂林的文化内涵深入到游客心中，真正为文化的本质所感染，那么在游客心目中桂林的旅游形象就不单单是山水了，而是桂林所包涵着的文化魅力。

通过以上文化旅游产品对旅游目的地各种价值属性的影响分析，我们了解到对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合理设计开发，可以增强旅游者心目中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生成，加深对旅游目的地印象，并为重游提供了可能。

2.2启 示

综上所述，文化旅游产品蓄势待发，但在开发过程中切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追求目的地形象的提升而肆意开发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否则物极必反。因此，为了达到旅游目的地形象提升的作用，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在开发文化旅游产品的同时，更应注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实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因为目的地形象在相对可变性下更具有稳定性，特别是通过开发文化旅游提升了形象的旅游目的地，内涵更丰富而具有长久不变的特点。所以，在开发文化旅游产品时应把握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度，合理地对目的地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保证文化旅游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2）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应注意创意的提升。因为文化旅游就是以旅游经营者创造的观赏对象和休闲娱乐方式为消费内容，是旅游者获得富有文化内涵和深度参与旅游体验的旅游活动的集合。这说明文化旅游追求的就是创意，即创意是文化旅游的核心。这样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特殊文化需求，让创意的文化增强其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感知。

（3）文化旅游产品还应注重社区的参与。Murphy（1985）认为 “地方的友好，居民的文化、生活方式等都属于旅游产品的成分”，因此，强调社区参与是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主要内容，社区参与的意义就在于塑造旅游氛围的真实性，减少旅游与社区之间的矛盾。而且，只有社区积极参与，才能够让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具有整体性，真实性。

总而言之，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今天，旅游目的地应着力寻求该地文化旅游产品与其形象提升的内在的契合关系，深层次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设计文化旅游产品，从而实现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参考资料：

[1]王晞．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提升研究——以桂林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文化旅游的目的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社区;文化记忆;景观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9-0266-01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居住的社区化程度越来越高，尤其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人们居住环境由分散向集中发展，社区化居住形式日趋普遍。社区是宏观社会的延伸和表象化的再现。它给人们带来生活和社交方便的同时，它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与复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我国西部的一些民族社区。虽然社区在关系结构上基本一致但由于民族构成、文化背景、历史传承、风俗习惯等不同。如果在民族社区建设中不考虑这些差别。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文化冲突。社区管理者在加强管理同时，在文化硬件和软件的建设上多下功夫，才有可能使不同民族对于各自文化有一个全面认识，从而消弭冲突。

一、建设民族社区文化记忆景观的意义

民族社区是指“建立在民族识别和民族分野基础上，以少数民族成员为主体，以民族成员共同地缘和紧密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民族区域性社会”。民族社区不仅指空间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文化概念。这种具有记忆性的文化概念成为一切冲突和显示的来源。这种冲突有可能是人和人交往中不同背景的理解有别，也有可能是脱离自己熟悉文化所造成的精神世界的迷惘。当然要解决有很多办法，但从民族社区民族间文化建设着手，更能快速的和其产生共鸣，这当中文化记忆景观的建设尤其有效。所谓文化记忆景观是基于文化记忆中的集体记忆基础上的学术概念，它一般由若干的记忆场所构成，而这些记忆场所包含两个信息一个是物质的，而另一个则以故事等精神传递存在。当然，这两个信息相互依存，物质意义上的文化景观是精神传递的基础，而脱离精神传递的所谓文化记忆景观只能是一座毫无生气的建筑。纵观当下西部民族社区的所谓文化记忆景观建设大多出于旅游等功利性为目的，涉及到非旅游为基础的民族社区的真实物质和精神的建设还不是很多，基于真实生活的民族社区文化记忆景观建设更强调其服务社区成员的功能性。而以旅游为目的的文化记忆景观则存在以下问题。

1.文化记忆景观“娱乐性”：当前旅游性质的民族社区文化记忆景观建设是当前各地建设的重点，由于发展经济的要求，各地在旅游开发中“民族风”是其最主要的建设点，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旅游性质的所谓民族社区是不具备日常生活功能的，往往是游客一散就人去楼空。这种基于消费性质上的文化记忆景观建设往往忽视文化记忆的内在精神层面的传承性，从而造成文化记忆的虚假与造作。也给民族社区成员造成巨大的心理的失落，因为在大部分社区成员心理有些文化记忆景观具有神圣感的。一旦人为地娱乐化，会让他们感到与自己文化记忆有了隔膜，从而引起心理的不适感。

2.文化记忆景观建设的“简单化“：这里的简单化并不是指社区文化记忆景观建设要搞成”高，大，尚“，而是要仔细的从不同民族的历史风俗和信仰上仔细考研。从全国社区建设来看，一般只注重生活的方便性，很少考虑内在的文化和精神需求。即使有的社区增加的所谓人文景观也因资金，设计思路等原因往往“景不达意”。而真实的民族社区的建设中对于文化记忆景观的设计更因人才，资金乃至居民的接受程度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而很少有人进行实践，理论性的研究也不多。

二、文化记忆景观植入民族社区的方式

非旅游功能民族社区文化景观建设是与民族社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它摈弃“表演性”回归于民族代代相守的精神世界。非旅游功能民族社区文化景观建设要体现主要民族的民族特色，这些特色要最大限度保留一个民族的场地与精神记忆。激发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减少因文化冲突而带来的不和谐因素。

1.功能性与便利性相结合：民族社区的文化记忆景观建设首要考虑的是其功能性，民族社区的文化记忆景观要充分考虑所在社区成员的精神需求，它应该摒弃那些华而不实的应景之作，要为所在成员提供一个供感情寄托和交流的场所，民族社区不能以所谓现代管理而取消对文化记忆的物质提供。

2.简洁化和历史性相一致：民族社区的文化记忆景观建设当然不是简单的某个建筑的复制，它最大的作用是通过一个场景唤醒对一个民族过去文化的记忆，它可以是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标示。只要能让人们回忆其文化渊源都可为文化记忆景观，比如羌族人多的社区就可以命名为“尔玛社区“在社区里可以很简洁的用一些富有民族标示物来提示居民的构成，同时使居住在社区的人们时时有一种对于自己文化的守望。如果有条件可以再建设一个能介绍自己民族文化，历史的社区历史馆。这其实对于文化记忆更为直接和有效。

民族社区稳定来源于对彼此文化和信仰的尊重，而这都要靠相互的了解。了解的途径之一就是文化记忆景观的科学合理的建设。只有这样，即能满足各个成员的心理要求，还为建设新时期的民族社区提供物质保障，也是为各个民族文化大发展增砖添瓦。

参考文献：

文化旅游的目的范文第4篇

“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目前学术界关于传统旅游目的地的定义研究有很多，具体可以概括为早期开发的，旅游景区经营历史较长，并在我国旅游发展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旅游目的地，例如北京、上海等城市就是我国比较传统的旅游目的地的典型。那么传统旅游目的地具有哪些特点呢？

（一）资源与产品二合一

传统旅游目的地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的特点。首先传统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是一体的，它在人力、物力方面没有过多投入。此外传统旅游目的地开发的时间较早，无论是旅游产品还是旅游设施、服务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具有一定规模，为社会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效益。一般来说，传统旅游目的地知名度都比较高，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已树立了稳固的旅游形象，如大家熟知的“桂林山水甲天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等。

（二）历史悠远，旅游形式稳固

由于传统旅游目的地开发时间早，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沉淀，具有悠长的历史。传统旅游目的地无论是偏远的名山，还是人口集中的城市，都留下了一定的文化沉淀。这些所谓的文化沉淀，主要表现在传统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中，以资源外化的形式给游客们提供一种文化体验。游客们在这些传统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方式主要是观光游览，体验的是一种视觉享受、文化感染。

（三）广州具有天然的旅游资源

广州作为我国南方最大的海滨城市，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首先，广州地理位置优越，不仅临近港澳，还处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素有中国“南大门”之称。其次，广州作为广东省省会，是经济、文化中心，旅游资源开发时间也早，是典型的传统旅游目的地之一。最后，广州作为沿海开放城市，文化包容性强，“具有一国、二制、三地（粤港澳）、四种文化（岭南文化、西方文化、都市文化、历史文化）交融、五大都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荟萃的独特的区域旅游发展优势”。

二、传统旅游目的地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旅游竞争日益激烈，在如何增加游客量方面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广州虽然具有天然的旅游资源，但伴随着周边城市及其他新兴旅游城市的不断发展，广州的旅游竞争力也面临严峻挑战。广州要实现“带动全省、辐射泛珠三角、影响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化旅游中心城市”的总体目标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在提升传统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方面，广州的城市环境质量差、人力资源和居民旅游意识不到位等严重阻碍了旅游发展。

三、传统旅游目的地出现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缺乏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的正确认识

什么叫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呢？加拿大学者 Bulter的把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历程总结归纳为6 个阶段： “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具体来说就是旅游目的地如同产品一样，需要经历一个“由生到死”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旅游地生命周期。从我国打开国门接待国际游客开始，传统旅游目的地就凭借自身独特的旅游资源经历了探索、起步和发展阶段，过渡到稳固阶段。但随着新兴的、富有竞争力的产品相继问世，旅游市场更加丰富，选择也越来越多，激烈的竞争由此产生，许多传统旅游目的地慢慢从稳固期走向停滞期，甚至衰落期。面对激烈的竞争，传统旅游目的地必须对旅游产品进行适当调整才有可能扭转衰落的局面，从而进入复苏阶段。

（二）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目光短浅

传统旅游目的地主要以观光旅游为主，但随着不断发展的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特殊兴趣旅游的影响，一些传统旅游目的地便不顾自身资源限制，盲目的开发、模仿，甚至不惜牺牲环境只为追求眼前利益，而不从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全局进行考虑。

（三）旅游路线单一、吸引力不足

传统旅游目的地线路一般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旅游过程往往是走马观花式的、被动地接受旅游产品。而当今旅游者大多追求亲身经历、亲自参与到各种旅游项目中，明显地，传统的旅游产品已经远达不到旅游者对旅游体验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迫切要求，吸引力也逐渐下降了。

四、提升传统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策略

（一）打造品牌，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不断发展的旅游业中，传统旅游目的地只有根据自己实际的旅游资源，注重分析旅游条件、优势，深入挖掘一条突出自身旅游资源又与其他目的地不一样的旅游发展道路。对于那些资源相近的旅游目的地则更要不断深入发现旅游服务特色，从旅游项目、旅游商品的特色方面进行培育，增强原有的资源优势和其他人不可模仿力，打造属于自我的品牌，从而培育旅游目的地的核心竞争力。

（二）加强合作，实现区域联动

提升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旅游空间结构，不断地树立一个“大旅游”的理念。这就要求各旅游目的地之间要加强合作，进行资源整合与重组，进一步实现旅游资源共享，最终达到旅游区域联动、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此外，在信息化的今天，传统旅游目的地还要加快信息化建设的脚步，充分利用现代化工具及时了解游客的旅游动态，根据不同游客的需求进一步细化旅游服务，扩大旅游市场。

（三）提升旅游文化内涵，营造文化氛围战略

“文化是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灵魂”，目的地竞争力的培育应以文化为主导，不断提升旅游文化内涵。这里的旅游文化主要有两种，一是目的地特有的地方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本身具有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外在文化，比如峨眉山的佛教文化、黄山的历史文化。还有是旅游目的地自身特有的人文气息和环境文化，这种内在的文化主要体现在日常的旅游服务行为当中，是一种人为文化。只有内外文化的共同提高，才有可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旅游竞争力。

（四）扩大旅游产品，加强产品升级战略

作为传统旅游目的地，其旅游产品相对陈旧、老化，很可能在与其他旅游目的地特别在新兴旅游目的地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客源减少。因此，传统旅游目的地要想提高竞争力必须在旅游功能、产品的包装方面进行创新，进一步提高老产品的科技含量。当然，只有老产品的改革远远不够，还要不断地研发新产品、加快产品升级，特别是原有的人文观光旅游产品要加快升级、不断完善，以确保传统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

（五）整合营销，加大宣传力度

在传统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方面，个别人认为传统的旅游大部分考旅游资源本身的吸引力，宣传可有可无。实际上，在当今如此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传统旅游目的地由于营销能力差，慢慢被新兴的旅游产品所淹没。所以要想提高传统旅游目的地竞争力，首先必须要转变营销观念，除了在旅游资源本身吸引力身上下功夫之外还要不断整合营销资源，制定不同时期的营销计划，细化各时期的营销行为，制定旅游促销细则，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六）强化服务意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民间普遍流传着“一流资源、二流产品、三流服务”的说法，这说明传统旅游目的地的虽然有着旅游资源优势但赞誉度却一直低迷。这就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标准和水平以获得更高的赞誉度。具体做法就是提高服务人员的整体服务意识，小到衣着打扮、言行举止，再到整个旅游目的地的服务规范进行提升。一个地方的旅游资源优势游客们有目共睹，但旅游目的地的服务意识不高，对游客服务态度不周，即使再好的宣传也不可能让游客回头。所以说强化服务意识，是实现传统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有利途径。

文化旅游的目的范文第5篇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