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学科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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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科的展望范文第1篇

一、什么是历史思维，什么是历史思维能力

历史思维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由归纳思维和演绎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理论思维结合，以时间为主线，以空间为主轴，通过史料逐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思维。

历史思维能力是主体运用已掌握的历史知识和从长期的历史学习中形成的特有的透视眼光与方法去观察、分析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事物，解决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问题的能力。

二、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

中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养成，取决于历史知识的掌握和历史思维品格的内化。历史知识的掌握另加详述。历史思维的内质特征是历史思维品格，主要有：唯实、信据、求全、尊史。

第一，唯实――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唯实是历史思维根本的内质特征，也是历史学科最根本的规范要求。在人文学科中，史学最重真实。如果抽掉真实性，那就不是历史。诸如哲学重在逻辑，文学重在想象，艺术重在美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而万死不辞。如中国古代司马迁承受酷刑痛苦，仍然秉笔直书。历史学家刚直不阿与见风使舵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信据――言之有物，不假设、不篡改。历史思维的特征之二是信据，而且是唯据是信。历史学科的上述真实性建立在言之有据的原则之上。历史是最讲依据的学科之一，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结论都有充足的依据佐证支持，决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猜测臆造。所依的根据必须真实可靠。历史教学必须言之有物，教学中必须做到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定史。教育学生为人处世不可信口雌黄，说话办事要有根有据。

第三，求全――全面详实，不偏颇、不遗漏。全面是历史思维的又一特征。我们对历史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解释是史学履行基本功能的重要手段。史学解释经常出现这种情形：解释所运用的理论非常先进，解释的逻辑过程也非常严密，解释的依据也绝对真实，但结论却是错误的。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占有的材料不够全面。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历史课本中的历史资料，同时还向学生提供必要的历史资料。

第四，尊史――还历史本来面貌，不厚古薄今、不以今度古。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貌是历史思维的又一内质特征和基本品格。尊重历史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思维方法产生于近代西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历史主义方法，提出了科学的历史主义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

三、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的意义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完成历史教学三维目标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思维要求将历史事件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释。历史是按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进行解释的。因而历史必须将要研究解释的历史客体放入时间坐标轴的特定位置上进行分析。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自主地学习历史。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有赖于历史思维的养成；而历史思维的养成，又有赖于主体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和历史思维品格或历史思维内质特征的内化。在历史思维能力的形成中，学生的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空前提高。

对历史学科的展望范文第2篇

辽宁大学前期借助“文献保障数字平台工程”完成了全校资料室书目数据库建设，整合了全校的文献资源。同时，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相应增设了各个分馆的设置，并针对资料室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这些工作的实施对各资料室的分馆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辽宁大学目前所实行的分馆化体制仍停留在形式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①传统的管理体制暂时难以突破，经费和人员的隶属关系短期内无法改变，导致总分馆间难以统一规划、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②分馆是由资料室“改造”而来，数量过多，设置上缺乏统一标准，发展不均衡。③分馆的馆舍设置有困难。多数高校暂时不具备建设新馆舍的条件，而且分散的资料室也很难集中安置。④各分馆在馆藏规模、经费投入和业务水平等方面差距明显，部分资料室的合并意愿并不强烈。⑤各分馆在业务上难以与总馆保持同步，严重缺乏基于学科内容的专业化知识服务能力。

二辽宁大学历史学分馆的建设举措

1业务管理实行分馆化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以“辽宁大学文献保障体系数字平台工程”项目为契机，与图书馆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力求改变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独立、封闭的运行状态。①在业务工作上接受图书馆的培训和指导，安排资料员参与到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中，培养其业务能力。②利用近一年时间回溯建库。在图书馆数字化小组的帮助下，实现文献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③部署与图书馆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设立历史学院分馆，完成馆藏地点、资料类型、编目模板、流通规则、读者信息等一系列参数设定。④日常的图书采访、编目、典藏、流通等业务工作应充分与图书馆合作，统一布局，在分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进行。在图书馆的大力协助下，历史学院资料室的业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完整地揭示了文献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进而成为图书馆系统中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分馆”。

2文献资源建设

坚持专业化、特色化、系统化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的藏书准则就是专业化、特色化，是区别于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为了迎合本专业读者群的需求，使文献更具专业性和特色性，在执行既有的采购、订阅方式外还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①与其他图书馆或档案馆建立合作关系，以交换形式获得文献。②专门收集、整理教师因出访或参加会议带回的文献资料。③接受相关专业的学者或著者的赠书。④定期举办选书会，让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书单挑选图书。⑤重视收藏本院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学位论文、专著、科研项目或课题报告等。

3拓展阅览空间

改善阅览环境历史学院资料室原有的典藏形式是将图书和现刊存放在一间阅览室，过刊、学位论文和其他资料存放在另一间阅览室，分类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空间略显狭小，读者的满意度较低。宁静、优美、舒适的阅览环境，科学、合理、人性化的馆藏布局，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方便读者利用文献。历史学院资料室在原有基础上新开辟了一间阅览室，并对其进行了统筹安排和重新布局。①把所有图书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中图法”分类排架，以方便读者查找。②把现刊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专业排列，并标示出期刊的学术层次，供读者查阅。③把过刊、学位论文及其他资料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摆放。④每个阅览室均开辟出较大的阅览空间实行开架借阅，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自由舒适的阅读空间。

4创新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价值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创新资料室的服务功能提供了便利条件，针对资料室资源以纸质文献为主、更新速度较慢，技术服务手段缺乏等现实情况，历史学院资料室从计算机网络建设、数字资源开发、参考咨询服务等方面入手，进行了许多尝试。①每个阅览室内都开通了计算机网络并配有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设备，为读者提供完备的科研辅助功能。②建立分馆网站，搭建网络服务平台。通过整理、归纳学校所购买的相关学科的数字资源，建立本学科的数字资源导航，填补了资料室缺乏数字化资源的不足。③定期开展各类文献资源的宣传活动，依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信息需求，采取不同的服务策略。主要为教师推送了专题资料和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助力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为学生提供了最新图书期刊目录、各类专题综述、书评等文献资源，使他们及时掌握相关专业的资源检索途径和最新研究进展。

三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建设展望

1资料室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应开阔思路，以学科大类为划分基准，构建“虚拟的总分馆”模式。资料室与图书馆各自的管理体制、组织形式保持不变;业务工作、资源建设、学科服务等方面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按学科大类合并资料室，使之成为学科分馆，与图书馆一起以总、分馆形式存在，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分馆制。

2服务共建创新进行分馆化

建设中的资料室必须转变服务范围狭窄，服务手段单一的现状，努力提供高效、准确、人性化的信息服务。①创新服务理念。②创新服务手段。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展服务功能。③追求服务共建。依托自身的服务优势，联合图书馆及相关学科资料室共同融入服务对象的教学、科研和学习过程中，建立良好的互相协作关系，为建设真正的学科分馆做好准备。

3业务和资源的共建

对历史学科的展望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学；音乐考古学；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7604

我国深受儒术思想的影响，汉代甚至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的音乐观又以“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为追求，这种将音乐与政治高度结合的音乐观成为了中国历朝的音乐思想传统，史家治史往往将“乐”作为“政”的一部分记录在正史之中。同时，在历代野史、笔记杂谈、传奇小说中，也有汗牛充栋的音乐史料。但我国近代具有科学意义的音乐史学研究却出现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起才出现了中国音乐史学的萌芽，代表作是叶伯和、朱谦之、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的专著。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以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为代表，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已成为音乐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当代学界，古代音乐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状的粗略梳理，在史学史发展、当前的研究特点、学科展望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发展历程管窥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发源期，出现的论著主要有：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年）、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1925年）、童斐《中乐寻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26年）、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年）等。这些音乐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萌芽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音乐历史观念：“音乐史是供给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衣食住为供给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一样的，所以编写音乐史，第一项是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第二项才是考证历代作品的成绩。”①不同时代的新思维学者们不断地想摆脱研究历史的传统观念束缚，提倡用科学的、新型的、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摈弃旧观念推进新理论，呈现出时代性强的音乐史发展观。诸多先行者意识到音乐史学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非凡意义，但是，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谈何容易。音乐史学如果要从一般的历史学中独立出来，首先只能从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入手而别无他法；而对历史资料的鉴别、整理、审定，使音乐史学的先辈们只能采取考校、汇集等一系列传统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

我们从许之衡、王光祈、缪天瑞等人的音乐史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明显不满于传统治学史观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讲到：“吾国历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仍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作”。②因此，王光祈企图用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为后学开启一种全新的治学思维。建国后，以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在音乐史学观念上产生了一次变革，引导着研究者们转向从现实的民间音乐实体来充实史学本身，努力使音乐史成为真正的音乐的历史，而不是在一般书籍里的音乐文学史。基于此，音乐史学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学者深入到考古学的领域，以出土的文物来验证史籍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述，用考古学的新发现来不断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经过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音乐史学又有了新的进展，逐渐开始充实起来并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道路。

音乐史学真正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是在“”之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批论文与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若干专题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促使对中国音乐史探讨与商榷的争鸣，更使音乐史学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尤其在民族音乐学概念被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之后，刺激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从而在基础上大大加强了音乐史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开始向音乐史学的深层挖掘，努力在音乐史实之间、史实与当今存留的乐声之间寻找必然的联系。同时注意到音乐形态的流动性，从而论及到中外音乐史、各民族之间的音乐流变关系，“中外音乐交流”等专题得到广泛讨论。这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音乐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念达到了新高度，使中国音乐史学逐步发展成为科学的音乐历史学。

二、对当下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音乐史研究到现今为止经历了以下几种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演进：

（一）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古代文献里寻找痕迹进行考据论证。如乾嘉学派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辨伪等方式，整理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经学、小学等各学术方面，以及丛书、类书等的研究编撰等方面，给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近代国学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深受影响，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全新构建，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史诗互证”等等。这些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使传统治史方式获得深入的发展，对推进音乐史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导。

（二）20世纪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乐文献结合民间音乐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如杨荫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地区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将民间早已存在的传统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用录音技术抢救遗存的声音，建立民间乐器展览，迄今为止，这仍被视为最先进的考察方法。这种方式抢救性地记录下一系列不为世人重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所记录的这一时期的原生态艺术及其所处的社会氛围还尚未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破坏。如上世纪50年代，杨荫浏、曹安和赴无锡采访“南鼓王”朱勤普等十位艺人，发掘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出版《苏南吹打曲》等等。这一系列的调查把中国器乐史的当下活态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几乎把所有录音演奏记录成谱。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三）20世纪80～90年代，对音乐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乐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学科资源相互结合、渗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热潮，黄翔鹏先生提出了“音乐形态学”这个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阶级等政治观念划分中国音乐史的惯例，创造性地依照中国音乐史发展形态的嬗变过程，将之划分为“先秦乐舞时代”“中古伎乐时代”和“剧曲音乐时代”三个阶段，充分考虑到了音乐文化内涵及其性质，音乐自身要素、风格及其发展规律特征，着眼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乐分期更为趋于合理。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理念的增强导致了对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以上三种研究方式，形成了当下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因为历代各种史籍中大量的音乐史料记载并不能等于音乐史学；况且有些记载又是极其模糊、不明确，甚至是谬误的。随着近代以来大量考古出土的实物史料来看，我们对古代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认识在不断地超越着前人，所以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了一个立体的史料系统，只是建立在音乐文献史料基础上的传统音乐史学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研究需要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清楚地意识到，虽然一部全新的中国音乐史可以被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证构建，但还远不足以填补漫长历史的空白，历史的真实面貌只能不断地去接近它，而永远不能达到它。不同学科领域，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综合论证，方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这是一个“创史”“补史”“正史”“证史”的过程。

三、对传统文献研究局限性成因的思考

笔者认为，只是建立在文献史料上的中国传统音乐史学有居多明显的局限性，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具体因素大致如下：

（一）中国用来记录历史文献的载体在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前的西汉和先秦时期，都用绢帛、竹简、木牍、龟甲、动物骨片等（石刻、钟磬、器皿铭文除外），极易受周边环境中湿度、温度、酸碱度、气压和风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不易保存成百上千年。东汉造纸术、隋唐雕版印刷术、北宋活字印刷术等新技术手段的出现，仍然难以实现历史文献在自然无干扰状态下的持久保存，完全不同于古埃及的纸草记录载体以及古巴比伦的泥版、石版纪事。埃及、巴比伦属热带沙漠气候，干燥炎热，因此为纸草、泥版等载体在地下或废墟中保存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年以上提供了条件。

（二）文字的记载并不能反映出历史的全貌。与中国久远人类历史相比，文字的出现仅为短短的数千年，即使是从中国较为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算起，至今不过三千多年，之前并没有任何文献可查。人类的文明信息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只是一部分，而书籍能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存留下来的，又只是一小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文献的积聚和传承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浩劫。比如“焚书坑儒”，当时究竟焚毁了多少先秦典籍恐怕不好定说，但仅从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先秦乐律理论的了解也实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真实性还存在疑问。

（三）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中个体，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都要受到当时所处社会的制约。历史上任何人的意志，被当政者所左右的状况在普遍的正史中是经常遇见的。我们可以看出，在撰写历史的文人中，既懂乐律理论，又有音乐实践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们知道，所谓的正史所记载的音乐内容主要是服务于宫廷的，而关于广大社会下层音乐生活的内容不多。我们姑且想象假若这些史官“他们对音乐有可能一知半解，假充知乐的人居多”，在这些正史中，被这些文人记录下来的音乐文字，扭曲当时音乐本貌的情况就不难得知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从未断裂，即使改朝换代，宫廷音乐形态转型为民间音乐文化也能照常健康的发展，古代文人们通过到民间寻访前代散失的宫廷乐工，就会将断裂的音乐历史重续，杨荫浏先生对于智化寺“京音乐”的调查就是这种再续前弦的举动。以往过度关注王侯将相等贵族化的音乐、宫廷生活相关的内容以及上层政治纲领相符合的内容，从而忽略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宗教音乐、民间俗乐、地方歌舞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史，对于原生态民歌为代表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正好可以弥补此方面的空白，展现地域文化色彩和地理特征相关的音乐风格，勾画出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意境。

（四）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很关注事物与时间的关系，历史学更是倾向于时间分期，20世纪中叶起，“法国年鉴学派”给史学研究带来启示：发现了政治史以外的社会史与生活史；发现了历史学的“时间”特质，“长时段”概念被引入史学研究方法之中，时间是一种序列，它的绵延带来诸多变化。目前中国音乐史分期大致有三种：第一，政治史分期；第二，文化史分期；第三，文化地理分期。以音乐分期来讲，政治变迁无法一夜之间使音乐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突变之初，音乐大致仍会沿着以往的规律的惯性向前发展，然后再依据外部影响的大小而逐渐嬗变。从音乐文化的内部，找寻音乐发展变化规律进行分期，具有合理性。对于音乐史实的认定，西方音乐史更为侧重乐谱的音乐的艺术风格，而中国音乐史更侧重于文化要素。

四、对学科发展的憧憬与展望

当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细化，许多研究从总的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琴学、古谱学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加强史学文献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学”（整体史、生活史、社会史等）的视角，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的各个层面。新史学的一个关注热点是“社会生活”，从社会史角度将社会不同现象纳入到音乐史学研究中来，如制度中的音乐、生活中的音乐、音乐如何建构生活、都市生活与市民音乐等等。这一方面在近年来也是成果显赫，比如“乐户”研究，从制度到乐制、乐户、乐籍等等音乐现象予以考察，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各层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考古史料的信息来源十分丰富，考古学史料与文献史料并驾齐驱，成为当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发展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时至21世纪的今日，在全球一体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逐渐宽松的背景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往尚未注意到的新课题不断涌现，尽管如此，文献史料仍然是当今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随着考古手段的提高、考古进度的加快，大量全新的考古史料出现，从基础上动摇和改变了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从而确立起一个全新的文献史料和文物史料相辅相成的史料系统。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响亮倡导文化强国的新形势下，作为文化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热切期盼能有反映时代特征的、权威的“中国音乐通史”，这将是我们这些从事研究中国音乐史学学者的夙愿！

注释：

①郑祖襄：《 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音乐研究》， 2008年第6期。

②秦序：《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9（4）.

对历史学科的展望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 素质 能力

人的素质是什么呢？它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等。什么又是素质教育呢？素质教育就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身心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进行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和途径就是学校教育，它是通过各学科的教学来完成的。历史学科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教学任务，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及能力素质教育方面起着重大作用，怎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历史课在素质教育中的各项功能呢？

首先是结合历史课堂教学加强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思想道德素质，对青少年简单的说就是怎样去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可通过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讲解，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因为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从古至今有许多丰富的做人道理可供学生学习。如：“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伦理道德观的体现，也是我们先辈优秀的品质为后世留下的财富。在历史教学中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业绩的了解学习，可大大的增强对学生思想的感染，还可以使学生在向历史人物学习的过程中，做到“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其次，结合历史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

人类创造的全面文化，包括物质的精神的都蕴藏于历史知识中，现代人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必须从知识深度上认识过去，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学校是一个全方位提高学生德智体美劳的摇篮，并且每个学科对学生的素质培养都有其必不可缺少的功能，历史学科更是如此。历史是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是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详细的了解和掌握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上曾写下光辉的一页。如：北京人的古老、青铜器的精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震惊世界的四大发明，这些都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和智慧，再如，从诸子百家的思想，到唐宋诗词的辉煌；从云冈石窟到敦煌飞天；从地动仪、圆周率到本草纲目，无不显示了我国古代科技达到了世界科技的巅峰。通过知识的有效传授，使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同时，进一步懂得，历史知识是昨天人们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没有昨天的文化，就没有今天的文明，不了解过去，就不能面对现实，而现实就是历史的延续，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的了解今天和展望未来。教育引导学生刻苦努力学好历史知识掌握好科学本领，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再次，结合历史课堂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能力素质。

中学的历史学科除了传授知识进行思想教育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能力的培养。可以说，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内容，能力用心理学的语言表达，它是构成个性心理特征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指个人能胜任，完成某种活动所具备的心理特征。一般来讲，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智力，是指完成任何活动都具备的智力因素，包括观察力，记忆力，学习能力，想象力，思维力和创造能力等。在历史教学中如何来培养学生的能力素质呢？

第一、多创设问题情境，培养思维能力。教师应十分注意利用历史学科内容，丰富纵古今横览中外的特点，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从历史知识本身，提出各种具有启发性问题，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总想到自己是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如讲《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危机》一课时，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能较轻松地掌握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问：“为什么在1929――1930年的经济危机打击下，德国、日本走上了法西斯化地道路，而美国却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让学生思考讨论，然后通过学生回答教师引导使学生能从历史渊源，当时的国际局势、经济危机的影响等方面，分析其走向不同道路的根源，这样激发了学生求知的渴望，促使了学生大胆的思维、想象，发展了学生的智慧。

对历史学科的展望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

正确解读课程标准，是顺利实施高中新课程的前提和基础。据笔者从一线和有关文献了解，高中历史新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历史课程的教学目标，在课堂教学中难以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基于此，笔者从历史学科的特点出发，以系统论为指导，使教学目标和流程更为清晰明了，便于一线教师把握和操作，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和效果，真正落实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和目标。

一、新课标下高中历史教学

1．让学生明晰史实。史实是指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事实。其最大特点是过去的东西，史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史料只能反映史实的某些部分和某些现象，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高中历史课程中的史实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

2．让学生知晓历史结（定）论。新课程明确指出，要“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在教学中提出个人意见，以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促进个性健康发展。历史课程中的史论主要包括：历史概念、历史线索、阶段特征、历史规律等等。历史概念是通过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对史实本质性的认识。历史线索和历史规律是通过对史实和概念的升华，对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归纳和预测。阶段特征是对历史某一个阶段规律的判断，如“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等。

3．让学生学会史能。指历史学科能力。从信息处理角度而言，包括阅读、获取、整理和运用历史信息的能力，如阅读历史材料、归纳历史史实、编制历史图表、表述历史观点等等。从认知能力角度来看，包括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从思维能力角度来说，包括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能力，并以此解决问题。从学习方法角度而言，包括独立思考、深入探究和交流观点的能力。

4、让学生能够明辨历史。新课程标准指出，必须全面实现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要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这就离不开史观的教学。根据新课标要求，从宏观来看，历史观主要包括：唯物史观、人文史观、民族史观、世界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代谢史观等等。唯物史观是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人文史观是指用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来理解和分析历史。民族史观是指站在本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历史，展望未来。世界史观是指理解和尊重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通过多元视角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全球史观是指用全球从分散走向整体的眼光，认识和分析各局部和阶段的历史。文明史观是指站在文明传承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延续。代谢史观是指用历史规律来看待历史事物的更迭兴衰，透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二、创新课堂教学

下面以《开辟新航路》一课为例讲解一下创新历史课堂教学。

1、掌握历史事实。由学生根据教材，查找、罗列、筛选和整理史实。包括：著名航海家的航海活动，即开辟的过程，可让学生识图、列表。这一过程主要是让学生掌握重要的历史事实。

2、引导学生提炼归纳历史观点。由学生根据教材归纳提炼教材中的历史观点：主要包括开辟新航路的原因和影响；具体来说，如新航路开辟的根本原因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衰落等等。这一过程可以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观点的能力。

3、让学生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历史观点。启发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在此基础上可进行小组合作讨论交流，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和论证历史观点，阐述自己对历史结论的解读。如设计问题：“请用史实论述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衰落这一命题”。这一过程，主要是培养学生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能力，并实现主动建构历史结论的目标，避免学生机械接受教材现有结论。

4、训练学生运用历史的能力。选取经典题目或自编题目，以材料解析题为主，通过解题训练，培养学生阅读和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以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思维能力。

5、培养学生探究性学习的能力。我们知道新教材课后的“学习延伸”有很多好的例子。该课可设计如下：对哥伦布及其航行美洲的评价，我国史学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1）哥伦布是将美洲纳入近代人类文明社会大家庭的先驱，是对人类社会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2）哥伦布是殖民主义强盗，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灾难；（3）更多的人倾向于用“进步与正义”两条标准进行评价，认为哥伦布航行美洲具有建立在非正义行为基础上的客观的历史进步性。你如何看待上述观点？此题目可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即学会从不同的角度（道德评价与历史进步评价）评价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