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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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经济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Abstract:TheFifth sess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meaning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pounds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the five coordinate developments，and proposes the research thinking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which are people-oriented，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一、发展评价的理论

对发展水平与进程进行评价既是对过去发展成就、发展的得失的总结，也是对当前发展道路、发展起点的选择与判断。关于发展阶段的评价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以结构差异为依据的发展阶段评价，二是从要素贡献角度分析的发展阶段评价。前者以钱纳里为代表，后者以库兹涅茨和丹尼森为代表。钱纳里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根据战后20年间101个经济增长程度不同的国家的统计资料，分析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上的一般变化规律，以人均GDP为纲，将经济发展分成9个阶段，考察不同阶段经济结构在10个方面体现出的变化[1]。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后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二是在这些国家的总产值不断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生产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的部门结构的变动趋向如何。丹尼森在1960年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测算，发现在美国国民产出相当多的部分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解释，丹尼森的解释是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知识进步[2]。

通过发展成就来评价发展水平是当前广泛使用的发展评价方法，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通过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在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体面的生活水平的平均成就反映一国的发展水平，这是目前为止衡量发展水平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指数之一;世界发展指标是世行每年发展报告的数据来源，包括世界概览、人口、环境、经济、政府和市场及全球联系6大类，近千项指标[2]。中科院现代化指标体系由中科院何传启在《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一书中提出，其现代化评价模型的基础是英格尔斯现代化10项指标，再加上三类文明发展指标(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分别衡量一个国家知识生产能力、国家知识和信息普及程度以及测试知识应用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何传启评价模型为评价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方法[3]。

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合作开发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是与发展评价相关的又一项广为人知的评价方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方兴未艾，各国专家和学者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和实践研究，建立了很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评价研究也倍受关注，基本形成了复合指标与多指标或指标体系两类评价方法。尽管各类评价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但是指标与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的具体关系和联系、指标的权重、指标的阈值、综合评价方法一直是评价的核心和难点[2]。

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理念达成共识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重点一直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上。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主要有:

1.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的体系。典型代表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联合国统计局(UNSTAT)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联合国可持续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在“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四大系统”的概念模型和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DSR模型)的基础上，结合《21世纪议程》的内容设计而成，体系由25个子系统、142个指标构成，是目前较有影响且得到广泛应用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工具[4]。UNCSD的体系比较适合于环境受到压力和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描述，但对于社会和经济指标重视程度不够，其指标数目也过多，层次、粗细分解不均，压力指标和状态指标之间差异模糊，指标权属的不确定性明显[5，6]。

联合国统计局(UNSTAT)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FISD遵循“压力-状态”体系的思路建立，即社会和经济活动对应于“压力”，影响、效果与存量及背景条件对应于“状态”，影响与响应对应于“响应”。该体系共31个指标，与CSD指标体系不同的是，FISD指标不是依环境因素或将环境成分作为划分依据，而是以《21世纪议程》中的主题章节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对指标进行分类。该体系的缺陷是选择的指标数目多于前者，在分类或指标属性上表现得较为混乱[4，5，7]。

2.综合指数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针对CSD和FISD两种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一套高度合并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选取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共25个指标进行系统分析，采用无量纲化和加权平均的方法求得衡量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该体系根据指标的当前值和今后可持续发展政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值之间的差距给予各自的权重，即对于那些当前值和可持续目标值差距较大的指标给予较大的权重，这就需要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意见上的一致为前提。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意见存在着差异，该指标体系简单明了，易于认识和掌握，但评价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4，5]。

3.以价值核算为前提的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典型代表有基于净财富流量的指标体系如绿色GNP、基于财富存量指标体系即“新国家财富”指标体系等。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提出的绿色GNP体系，其思路是就资源、环境对原GNP指标(也包括GDP和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进行修正。基本做法是从原GNP指标中减去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世界银行提出的“新国家财富”指标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以“收入”为中心的做法，而以“财富”作为出发点，从考察实际财富以及可持续能力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这一宗旨出发，将可持续发展指标分为四个要素，即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首次将无形资本纳入可持续发展评价要素之内。该体系的优点是赋予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内涵，并利用“储蓄率”的概念对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动态的表达。该类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一是在理论上是否一切资源环境要素都可以价值化尚有争议;二是即使可以对资源环境进行价值量化，在技术上也很复杂和困难[4，5]。

4.基于“能值”理论的指标体系(ESIISDI)。能值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T.Odum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该理论分别用能值产出率((EYR)环境负载率((ELR)、能值交换率((EER)来衡量系统产出效率、系统过程的环境影响、系统的交换效益。能值分析将能量分析方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丰富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1997年美国生态学家Brown 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Ulgiati S.首次提出了能值可持续指标ESI，初步填补了能值理论中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值综合评价指标的空缺，在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值评价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学者陆宏芳等人针对ESI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对能流、物流和货币流进行综合分析，将系统社会经济效益作为分子、环境压力作为分母拓展构建了与系统可持续发展性能成正比的新的综合指标((SDI)评价系统可持续发展。SDI值越高，意味着单位环境压力下的社会经济效益越高，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性能越好[4，8]。

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文发展指标体系(HDI)、道夫尼尔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Daly-Cobb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福利指标(WMDS)，Cobb等的真实发展指标(GPI)等，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ackernagel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Dal和Cobb 1998年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Prescott-Allen 1995年提出的可持续性的晴雨表模型、荷兰国际城市环境研究所(HUE)提出的城市可持续评价模型均为可持续定量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4，5，8]。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跟踪国际相关研究的动向，1985年马世骏院士参与了世界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宣言书《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起草，1994年中国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就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牛文元于1993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度(DSD)指标体系，采用资源丰度、经济强度、社会稳定性、环境忍耐性和决策合理性等5个指标来衡量可持续发展[10]。赵景柱于1995年综合考虑世代的连续性、重叠性以及人类的生育年龄和工作年龄等因素，构造了时间跨度为30年的世代持续发展评价指标[11]。1996年毛汉英以山东省为例设计出4个系统层共计90个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资源环境支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层面评价了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水平[12]。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实验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个目标层、5个准则层和42个指标层。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1997年按照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4个领域分别列举了重点指标，从总体上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13]。1998年郝晓辉提出了由社会(含23个指标)、经济(含18个指标)、资源(含6个指标)、环境(含20个指标)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14]。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1998)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总体结构是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分成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和科教6个子系统，共计83个指标。王铮等2004年提出了一个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思想是按照资源、环境、增长、社会公平四维展开，每一维的测度都与新经济增长模型联系起来[15]。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有些具有先见的专家学者对于建立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产生了一些具有特色的评价体系。朱庆芳2005年曾用38个指标组成指标体系评价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度[16]。胡学锋2004年用科学发展观对小康社会的评价体系进行了修订(36项指标)[17]。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年提出了5大综合指标来衡量干部的政绩[18]。《领导决策信息》2004年也推出了与科学发展观相应的政绩评价指标，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19]。

三、发展评价方法

根据指标权重赋权方法的不同可以将现有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分为两种: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1.基于主观赋权的综合评价方法。夏水春提出用AHP法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状况，来反映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落实情况[20];姚天祥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汽车运输企业市场的竞争能力进行了评价[21];刘建翠(2005)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指标体系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22];刘亚臣等(2008)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几个典型省份的城镇化进行评价[23]。此类研究人为影响因素大，说服力不强。

2.基于客观赋权的综合评价方法。王大虎等将主成分分析法应用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对河北省11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分析[24];王艳平利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陕西省的经济状况[25];陈玉娟等将熵值法应用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中，并将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成经济、社会、环境和支撑四个子系统，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26];杜心灵等(2007)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小康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27]。朱顺全(2004)采用因子分析对我国城镇的小康发展水平进行评价[28]。闫文周(2005)应用熵权方法对我国的小康发展水平进行评价[29]。此类研究对结果成因和评价过程的经济学解释说服力不强，其确定的指标权重也可能与其实际的重要程度产生较大的偏差，从而影响评价的准确性。

四、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思路

1.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一，补充和完善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指标集。在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进步指数、国民幸福指数等反映经济、社会、生态、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指标，改变现有研究指标残缺不全的现状，完善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指标集。第二，进行科学的指标筛选。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正交旋转，对海选后的指标进行筛选，筛选出反映经济、社会、生态、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主要指标。第三，利用统计方法对指标进行合理的分层。采用Fisher聚类分析对筛选出的指标进行逻辑分层，构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利用地区差异系数，保证不同地区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应用Topsis、距离函数确定绿色GDP、人均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的地区差异系数，量化不同地区在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区域差异。解决以往在不同地区的评价中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导致评价结果失真的问题。

3.采用循环修正的思路，构建评价方法体系。第一，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评价。例如，用模糊聚类、AHP、灰色评估、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国家或地区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第二，一致性检验。利用Sperman等级相关系数，对上述方法得到评价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第三，评价结果的循环修正。利用平均值法、Boarda法、Compeland法等方法对通过一致性检验的评价结果进行修正，得到合理的评价结果，解决不同方法的评价结果相互矛盾的问题，提高评价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评价结果的主要影响因素。应用主成分分析斜交旋转法对已获取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确定影响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因素，弥补现有研究判定评价结果的主要影响因素缺乏量化分析的缺陷，提高判定主要影响因素的精确度，有利于评价主体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5.根据不同指标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评分方法。分析不同指标的特征，选用不同的评分方法对不同的指标进行评分。可解决现有研究忽视评价指标个体差异所导致的综合评价结果失真问题，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提供新思路。

6.构建评价结果与改进措施相对应的评价机制。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找出评价对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促进评价对象的自我管理和完善。

五、结论

建立一套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体系的应用价值，一是可以比较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年份的发展状况，根据不同年份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响评价结果的主要因素，归纳出发展最好年份所采用的措施及方法，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思路。同时找出导致发展比较差的年份的原因，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针对性建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二是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比较不同地区发展状况。例如，比较深圳、大连、西安等副省级城市或某一个省的各地级市某一年的发展状况。根据不同地区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响评价结果的主要因素，归纳出发展最好地区所采用的经验、措施及方法，同时找出导致地区发展较差的原因，并将评价结果及改进措施抄送给有关政府部门，为城市的宏观决策提供思路及针对性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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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经济学范文第2篇

服务社会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也是高等学校的基本功能。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力军，据统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2/3以上在高校，每年约80%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产自高校，高校科研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科优势，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发挥学科优势，打造智库品牌。武汉大学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科优势，面向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重点需求问题、重大规划项目寻求校部合作的战略支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打造“珞珈智库”品牌。武汉大学湖北发展问题研究中心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以研究湖北发展重大问题为导向，以课题为纽带，通过以重大项目引导研究、以综合领域集结队伍，联合湖北省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开展开放式、针对性研究工作，使之逐步建设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智库。中心成立以来，受湖北省委宣传部委托，牵头组织了“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制”等多项重大课题的研究。

（二）聚焦重大问题，构建创新平台。武汉大学在与国家有关部委合作过程中加大对校部共建研究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与国家部委、省市等有关部门共建科研合作机构，切实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学校先后与外交部共建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国家质检总局共建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与文化部共建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等校部共建机构，于2012年在外交部、水利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共同组建了“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瞄准国家捍卫领土、保障和拓展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急需开展研究。

（三）整合交叉学科，形成整体优势。武汉大学积极参与地方重大基地建设，采取有效措施集成各方力量和资源，汇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展跨学科的原创性研究，以发挥整体学科和科研优势。湖北省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科技考古研究中心集成考古、历史、法学、经济、测绘、水利等领域的学科优势，主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库区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与武汉市政府联合建立长江文明研究院，组织跨学科研究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并联合举办“长江文明国际论坛”等活动，搭建民间国际流域文明对话平台，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四）发挥人才优势，全面深入合作。武汉大学具有良好的服务社会的学术传统，大批优秀学者自觉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早在1983年，李崇淮教授率先提出武汉市“两通起飞”战略构想。近年来，学校又涌现出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学术研究工作与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积极资政议政。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和大空间四个维度，探讨了湖北作为中部支点大省的历史文化依据，建议将申报“江汉之光—中华楚文明”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荆州“壮腰工程”的战略支点、策划实施一批具有湖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进一步把鄂西圈做大做实做强。

（五）转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武汉大学人文社科研究积极鼓励学者的社会服务意识，在校部共建机构中实行“共同建设、实体架构、开放管理、专兼结合”的运行机制，优化机构运行的制度环境，引导学者走出校门参与社会服务。质量战略发展研究院与湖北省林业厅交流磋商，完成了“武汉大学国家（湖北）生态环境质量研究中心筹建方案”。并积极筹建“中国质检大讲堂”，深入各地城乡开展质量调查工作，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质量信息。在全国陆续建立“宏观质量观测与创新基地”，现已同新乡、佛山、遂宁、建德、许昌、新疆6地签署协议。该院和深度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中国首个质量安全网络信息预警平台“深度网”正式上线。其研制开发了“质量安全网络信息监测与预警平台”，获得了3项软件著作权证书。

二、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新方式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人文社会科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新的内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发展黄金期，在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的基础上，发展方式创新是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

（一）加强社科基础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能促进人们对环境、文化与历史背景的了解。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和中国国学教育研究，为地方文化基础大众化建设服务。教育部在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普及化中，通过编写理论学习读物，“请大学者写小书，把大道理通俗化”，传播宣传党和国家的发展理论，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主编的《理论新视野丛书》便是其中创新范例。另外以讲座、演讲方式参与地方经济服务，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就社会热点问题参与讨论，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引导。武汉大学让一流的学者活跃在普及工作第一线，长期坚持与公众面对面畅谈、举办专题讲座，弘扬优秀传统，法学专家累计为中央、部委以及省、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作法制报告逾千场；数百位各有所长的学者走进小区、走进群众，开展社科普及系列活动。

（二）发挥高校综合优势，思想引领社会发展。高校是社会的思想库，高校引领服务社会除了靠人才和成果外，还有思想，尤其是原创的思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运用自己的知识才干和科研成果，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复旦发展研究院已连续多年出版《中国发展报告》（蓝皮书），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属国内首创，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充分发挥了综合性大学思想库与智囊团的作用。武汉大学积极实施“珞珈智库”计划，面向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问题，集聚先进研究方法，汇聚优秀人才，逐步建成独立于政府咨询机构之外的“外脑”，从而服务决策、谋划战略，引导思潮、影响社会，创新机制、培养人才，生产思想、创立学派。

（三）创新科研机制，构建服务生态系统。推动科研组织机制的创新，进一步发挥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研究院、研究基地和研究中心等公共学术平台的作用。加强文科科研沟通和服务社会的机制。大学一方面需要建立起面向社会的对外联系和对外沟通体制，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对国家和地区发展重大需求的发现体制，通过发现需求和社会对接。机制创新形式有以下几方面：

1、共建科研机构，实现深度对接。研究机构代表学校的科研特色和学科优势，在追求理论深度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高校建立省部共建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校企共建研究机构，不断创新相关体制与机制建设，优化机构运行的制度环境。

2、构建战略联盟，以开展科研合作互聘专家。以科研方式联合培养研究型人员，开展深度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定期举办“讲坛”、“论坛”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走出去、请进来，开展官学合作、校际合作和校企合作等多种合作战略。

3、高校智能植入，以学校科研键入地方发展。以学校推荐或个人自发形式与企业开展联系和合作，以开展合作研究，为地方政府、企业提供管理知识或业务知识培训，或作为专家学者参与政府企业资政议事，如资政顾问、营销顾问、法律顾问、战略顾问等。

社会科学经济学范文第3篇

*区在大讨论活动中，围绕“发展痛点在哪里？突破路径怎谋划？”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认真查找存在差距和问题的情况下，提出了解放思想、科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路径。

纵横对比，深入思考找准问题。一是发展动力不足。特别是投资不足，*7年和*8年上半年分别完成投84.2亿元和4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6%、54.3%。虽然增长较快，但绝对值仅居区县第14位和第13位；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大、增长不快，还没有真正扮演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角色；民间创业不够。*7年，全区工业中规模以下产值仅占12.95%，民营企业仅有2612户，个体工商户仅有23756户。二是民生改善不够。*仍属市级贫困区，尚有贫困村55个、贫困人口7.13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市比分别低1813元、10元；就业压力大。特别是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就医就学条件有限。全区教育、卫生系统移民搬迁和建设欠债达4亿多元，每千人仅拥有病床数2.64张、卫生技术人员3.93人，村（社区）卫生室技术力量缺乏。三是发展环境欠优。在硬环境上，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境内铁路仅一条且运力饱和，高速公路在*断头。电力缺口、天然气缺口等要素资源供应紧张。在软环境上，行政效率不高；条块分割过重，少数部门大局意识不强。四是各种矛盾交织。旧城改造、新城建设、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建设涉及大量征地及房屋拆迁，极易引发矛盾；国企改革任务重；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移民安稳压力大。五是队伍建设滞后。干部队伍年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区委管理的处级实职干部中，研究生3人、仅占0.32%，35岁以下的47人、仅占5.01%；精神状态不佳。少数干部缺乏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有的考虑个人进退得失多，思考研究工作少，有的学风不浓玩风盛，艰苦奋斗精神退化；少数干部不能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管死的办法多、促活的办法少；有的干部作风华而不实，热衷于搞花架子等等。

全面剖析，认清差距查找根源。一是思想观念方面。宗旨意识不强、改革创新意识不强、依法执政意识不强、求真务实意识不强。二是发展思路方面。存在着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重视发展速度、忽视发展质量，重视经济增长、忽视节能减排，重视城市发展、忽视农村发展等倾向。三是锐意改革方面。在改革上，少数干部不愿改革、不会改革、不敢改革；在开放上，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走对外开放之路的认识不清；在引进投资强度大、带动能力强、产业链条长的项目上下功夫不够；对承接重庆主城“退二进三”、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思考不多、研究不够。四是领导方式方面。受历史因素影响，少数领导干部仍习惯于以前的思维方式，抓宏观指挥的多、抓微观指导的少，抓工作研究的多、抓具体落实的少，抓安排部署的多、抓督促检查的少。

解放思想，科学谋划发展路径。一是坚持开放为先。把扩大开放作为加快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党委政府工作的“一号工程”，以产业发展为根本，以招商引资为重点，以发展平台为基础，以“十大工程”为抓手，以开展20项“走出去、请进来”招商引资活动为切入点，努力打造重庆对外开放的门户前沿。围绕确定的“311”项目建设工作布局，狠抓项目建设不动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新引资方式，在部门、乡镇街道中选拔优秀干部充实专业招商队伍，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增设招商机构。进一步加快李渡、白涛、龙桥工业园区建设，把三大园区建成我区招商引资的主阵地。积极策划和推进国家项目，力争在PX项目、库区产业发展等方面有所突破。筹备召开区委三届三次全委会议，出台贯彻《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的意见，全面落实市委三届三次全会精神。二是坚持改革为重。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成年初确定的国企改革任务。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将46个行政单元减少为26个，还将做好区级机构改革的相关工作。整治发展环境，全面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加强区级职能部门发展环境综合考评工作，改每年考评为每季度考评，在媒体上通报考评结果，对最后五名实行问责制。三是坚持产业为根。紧紧围绕项目建设主题，把产业作为促进*发展的根本。工业上，加快推进李渡、白涛、龙桥三大工业园区建设，努力培育化工、食品、医药、建材、装备制造、电子电器、化纤纺等七大产业集群，力争任期内实现工业总产值800亿元。农业上，进一步完善榨菜、畜牧、桑麻、蔬菜四大特色产业和中药材等后续产业发展规划，围绕农民增收，在延伸产业链、做大市场空间、提高附加值等方面下功夫；鼓励引导城市资源和工商资本下乡，助推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大力实施九大森林工程，重点抓好金科现代农业生态示范园1.5万亩苗圃基地建设；积极筹建土地流转平台，加快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步伐。第三产业上，围绕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加快旧城房屋拆迁改造，建成*商圈；积极实施城市“西进”战略，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李渡新区；启动乡镇和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力争全区城乡建设有一个新面貌。四是坚持民生为本。积极争取后三峡时期移民项目和资金，为移民“安稳致富”创造条件。做好就业状况调查，采取不同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切实加强稳定工作，搞好“干部大下访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坚持每周一、三、五区领导接待日制度，每名区领导每月参与接待一天、包案解决一件案件，确保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继续推进“平安*”建设，落实维稳工作责任制，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是坚持实干为要。继续实行三大工业园区建设和十大专项工作四大班子领导牵头负责制，确保每项工作有领导负责、有人抓，形成抓项目、促发展的合力和氛围。深入开展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活动，坚持凭实绩选拔干部，做到在实干中培养干部，形成激励干事创业的用人导向；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源头治理工作，倡导干净干事，以良好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社会科学经济学范文第4篇

《环境公共艺术设计》课程是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环境设计专业在本科三年级下学期所开设的专业课程。该课程是解读对人类环境文化生态圈内，包括物质空间与虚拟空间，由艺术工作者在一定的公民意识引导下，以公共文化资源为媒介，运用创新思维进行设计传达，在公共环境中完成的能够引发公众参与的综合艺术应用课程。

本次课程共计3周时间，40个学时，注重教学的引导性，主要讲授环境公共艺术设计的基本理论与制作方法，以及国内外新兴艺术表达方式以及案例讲解等。培养学生具有设计创造能力和环境公共艺术设计的鉴赏与应用能力，能够创新性地应用材料与形式，创作出艺术与功能相互结合，符合当代公众审美观，具有创意表达的环境公共艺术设计作品。

在对三年级两个班级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本人与同学建立了微信群进行课堂与课下的即时交流与互动。前两周设为课堂讲授与方案设计阶段，学生以口头陈述方案的方式与本人进行意向性探讨，确定大致可行性目标及查阅相关构思并对比国内外先行案例之后，再进入草图构思阶段（图1、2），经过进一步方案敲定后，于第三周进入正式制作阶段。在方案制作中，授课重心的着力点放在对于学生主动思考能力的培养与引导方面，在此前提之下，利用网络等辅助手段，对学生进行大量的与课程相关的设计案例的调研与学习。教学要求主张思想的革新，尽量应用材料自身语言，以诗意的方式，创作出可融入环境，体现创新性雕塑设计语言的公共艺术作品。

二、学生作品

在2016年春季，三年级两个班的学生经过3周的学习，从各自的主观情感经历出发，注重视觉、触觉、听觉等方式的有效表达，在设计构思与最终作品表达的过程中，基本掌握了公共艺术创作的物态构造表达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提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某种材料作为创作元素，应用雕塑构造等新兴艺术表达方式，最后同学们多数以个人或组合创意展现的方式，各自完成了自己的环境公共艺术设计“处女作”，并以实物展览的方式将作品融入校园环境当中，且在最终作品主题的呈现中，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对于当下自我心境状况的呈现、当前生态环境及社会问题的反思。

1.自我心境

邹瑁瑁的作品《孤独》（图3）以玻璃与木材为元素，以冰冷坚硬的材料、结构化的人体，意图引起观者的内心共鸣，呼吁每个人都能有意识地学会去关爱身边的人。党雨昕的作品《修》（图4），黏土捏制的柔软人体静坐于冷硬铁丝缠绕而成的破口球体内，载于下方由残茶与树叶裹覆而成的游鱼，意图表达百炼而成的思想与信仰可渡其身的理念。刘嘉瑾的作品《透》（图5），表达在万念俱灰的石缝中，生长出一抹生机的绿枝，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与执着的赞扬。张佳蕊的作品《奋》（图6）采用铁丝与陶瓷的构成，意图表达在大的困难面前个体之渺小，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该轻易放弃的精神。

钱源、闫纪宇的作品《自由与束缚》（图1）（图7），将洁白的羽毛粘贴在粗糙的树皮上，形成质感的对比，打碎的蛋壳藏于树底，伸展的羽毛蜿蜒盘旋在树干之上，意在表达关于自由与束缚的思考。李雯的作品《冲・域》（图8），利用灰色墙砖和纱布包裹出虚幻的人形从墙壁中冲撞出来，表达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挣扎，挣脱的状态。薛春平的作品《安&抉择》（图9），采用水、鱼缸等制作，通过空气空间水底座的大世界，方与圆的压迫、舒缓感的对比产生窒息感。高海东的作品《情绪》（图10），大量运用给人压抑的黑色塑料胶，将其拉长、纠缠、裁断并缠绕一起，立于行人过道当中，在作品制作过程中消解了自身心情的压抑，体会了艺术所独具的疗伤、修复功用。

人之个体本属于社会的一份子，当每人可以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完成对自我心情的释怀，亦是对于社会的有益贡献。古语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首先应做到对社会无害，方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艺术创作当服务于心灵，独特的艺术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与修复作用，唯有从心而发的个体艺术创造，方能有效引发公众的共鸣与思考。今天的公共艺术不仅服务于看得见的实体公共空间，更应该服务于公众的心灵空间。

2.生态环境

张菊的作品《忆・愁》（图11），采用毛线进行创作，这个作品在相机里面挂了一幅用毛线制作的梯田，既环保又具美观，警示人们要保护自然，让后代不仅能看到相机里的梯田也能看到现实中的自然景物。胡庆阳的作品《杀戮》（图12），是用叉子拼出来的一只被蚕食的海豚，意在传达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林珈亦的作品《孕育》（图13），结合自然的树木形，用木片，一次性筷子，做出仿树形的框架，用彩色纸棉线缠绕的球形果实，打造出环保，绿色，美观的艺术装置。邓楠的作品《生长）（图14），将枯树枝分别放进玻璃瓶中，组成一根树枝的外形，表现了自然生物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适应。宋盼的作品《再见》（图15）是以木材为元素，置身“木墙”的“小红人”，象征生存在自然之中的人类。破坏自然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呼吁人们当珍惜自然资源。关震、罗金明、魏义帆的作品《始、续、终》（图16），使用了报纸、纸巾、铁丝等材料来表达一个由杀戮引发的变异的故事，表达出自然环境在人们的摧残与破坏下的负面状态。王晨麒、王一博等合作的作品《生活与霾葬》（图17），以高楼大厦的外形为框架，用窗纱反映出雾霾现象直观的给人们表现出雾霾的危害。党永永、李仲军的作品《重生》（图2）

（图18），从大自然脱落的树皮入手，与树融为一体，从树的衍生以树皮再造动物形态的生命体，表达出大自然生生不息，新的生命之延续，大自然需要人类共同爱护的心声。

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不可能孤立于自然而存在，在本次课程教学过程中，能感受到同学们对于自身与自然之关系的主动思考：一口洁净的空气、一口健康的饮水，是人们无法逃避的生存需要。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平衡问题，是公共艺术创作中不可规避的永恒命题。

3.社会问题

刘柳的作品《熔岩的容颜》（图19），以石蜡融于鱼缸当中，却产生了意外的呈现效果。用以表达最简单的物质在环境的变化下也会产生出乎意料的变化。生活中的矛盾，随着观者的变化，将会看到另一种容颜。杨冬来《永生・时间沙漏》（图20），以火柴，挂钟为主要创作元素，中国古代的时辰在时光沙漏中变幻为西方的阿拉伯数字，带有对世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思考。崔坤的作品《秩序》（图21），用木材、钉子营造一个矛盾空间顺序，框架与线相互交织，用以表达对生活中秩序感无处不在的思考。朱倩杰的作品《变》（图22），以白色PVC方管与白色模型蝴蝶作为创作元素，寓意人会受到所处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会自觉感染这个环境特有的印记。朱梅的作品《感入》（图23），以二维码为设计理念，构造出立体交织的二维码框架造型，以表达出二维码与当代人反复交织的生活关系，引发观众对于网络与人的关系思考。的作品《停滞・快节奏》（图24），采用黑色橡胶、软纸、超轻黏土为主要创作元素，一湾泉水从高处流下在地处汇集凝结，水一动一静的两个瞬间，形成时间和空间之间奇妙的对话，告诫人们要放慢生活的节拍，轻松度日。

公共艺术是维系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纽带，同学们在对待本次课程的学习课程中，能够看到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关注，艺术当体现时代精神，非以某一个往日规范造型作为目标追寻。当代公共艺术创作应是基于自身所处环境、时代、社会的相关艺术表达，不仅仅是简单地占据某一实体空间，当体贴民众心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三、课程总结

本次环境公共艺术设计课程中，体会到了在当代教学中引入现代沟通方式的便捷性，体会了与学生即时互动交流的重要性。通过微信群，即时分享国内外优秀公共艺术相关案例的信息，使得学生的教学延伸于课堂之外，通过课堂内外的引导与启发，使得学生逐渐进入本次课程创作的气氛当中，引发他们对于本次课程的主动思考，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

社会科学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办高校；学科建设；服务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8.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6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153-02

一、明确“一个定位”，调整优化学科设置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基本功能。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 高校是社会的引擎，高校与现实联系日益紧密，对地方经济社会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不同的高校要做好自己的科学定位：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应努力满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地方本科院校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地方高职院校要坚持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明确“一个定位”，就是要明确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定位。普通本科高校的共性在于：大多位于中心大城市以外，由地方政府主管；学科建设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学生和教师主要来自本区域，学生毕业后大多在本区域就业，其主要任务是为地方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服务，与当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民办高校主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专业技术的人才，提供职业智力支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普通本科高校“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前面的是实力不菲的重点大学，后面的是发展势头强劲的高职院校，即本文论述的民办高校，可以说是形势逼人。地方高校的长足发展，不仅立足地方支持，拓宽学科导向，在客观分析发展形势的同时，民办高校也要整合已有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学科特色，提升综合实力。

地方民办高校学科建设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民办高校和重点、公办高校一样，都要顺应时代潮流变化，及时调整优化学科设置，突出科学发展、内涵发展、和谐发展，实现教学水平、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的显著提高，探讨学科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主动成为区域内知识积累、创造与传播的主体，成为原始创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主要载体和平台，成为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及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学科建设重在调整优化学科设置。美国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教授认为，分析高等学校的实际办学情况，要“从学科开始分析”。高校学科是按照学问的具体分类，以进行某门学问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以及应用本学科服务社会的学术组织。建设学科是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但不少民办高校忽视学科建设，存在着学科重置率较高、学科设置趋同化等问题，造成培养出来的人才趋同化，难以满足社会对人才标准多样化的需求，也造成了办学特色缺失、综合竞争力下降。有的高校没有具体分析自身的基础和条件，盲目赶热门、抢市场，使得原来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学科和基础学科受到冷落，面临生存危机。学科建设的盲目性使得有些高校什么学科都有，却什么学科都办不好。民办高校要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调整优化学科设置，集中人力、物力打造重点学科。民办高校在办学基础条件、学术队伍力量、科研技术设备、学科专业结构体系、管理水平等方面都不及普重点甚至普本大学，只有集中优势资源在某些点上有所突破，才能形成学科建设的亮点。要注意发扬自身优势，继承并改造传统学科，整合传统学科的师资、设备资源，寻找新的学科专业生长点。

二、抓住“两个关键”，不断提升学科水平

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促进民办高校全面发展，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抓住人才建设和平台建设这“两个关键”。

人才建设，要做好引进、培养和使用工作。发达国家的高校在制定自己的人才战略上，采取培养与引进并举、精心培养和高效使用并重的政策，努力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以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全球范围内围绕学科建设的人才争夺战正在展开，而且愈演愈烈。因此我国民办高校引进人才，要用优惠的政策、优越的条件，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人才不在量大，而在于有针对性、前瞻性，即要引进学科建设急需和未来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特色学科的形成，要有出色的学科带头人和高水平的学科队伍。优秀人才的汇集，必然使学校拥有无与伦比的师资队伍，必然增强学科核心竞争力。

培养人才是民办高校人才建设的重要任务。由于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民办高校要特别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通过在职培养等形式，培养本校学科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培养人才，不仅仅要培养单个的人才，更要注意培养学科团队和学术梯队。普通民办高校要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不断优化这支教师队伍的人员结构，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教学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努力造就本校的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要做好学科带头人的遴选，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形成自身特色研究领域的中心人物，决定着学科的发展方向。每一个特色学科领域的形成，是以学科带头人的科研成就为依托的，特色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引进非常重要。学科带头人要有本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具备较宽的学术视野，善于把握学科前沿，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凝聚力。培养和选拔年轻学科带头人，要注意跟踪调查分析他们的成长轨迹，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一个学科的成长发展光靠学科带头人是不够的，打造一支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具有团结协作精神的学术梯队，才能保持学科建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能否发挥人才作用，关键在于是否合理使用人才。地方民办高校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要为人才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对引进和培养的人才，在申请课题、分配制度、晋升奖励等方面，要改变已有的官本位倾向，引入竞争性的人才晋升选拔机制。同时，要有开放的眼光，在人才的使用上，不能局限于仅仅使用校内的人才，也要从社会上广泛挖掘学科建设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采用聘用、兼职等形式，向他们“借智借脑”，使这些高层次人才为我所用。

做好平台建设，就是要打造学科建设的保障体系。学校要为特色学科建设提供必备的平台。高校教研、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学科建设的软、硬环境建设，包括学科文化建设和学科基地建设。学科文化包括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风学风、科研态度、进取精神、创新意识、团队精神、学术风格等。学科文化建设，是通过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来创造有利于学科发展的文化环境。只有建立一个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才能有利于群体力量的发挥。也只有人尽其才，才能形成团队精神，才能为学科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学科基地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平台。学科基地建设的目标是在区域内形成学科组织研究与内容研究一体化的示范、辐射点。学科基地包括实验室、资料中心、研究所和试验场站等。没有高水平的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和信息服务平台，缺乏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最新的科研信息和完善的实习实训条件，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富有特色的人才培养就无从谈起。民办高校要集中有限资金，加大学科基地建设的投资力度，及时更新实验仪器设备，设法建立公共学科基地平台，实现学科建设的资源共享。同时，民办高校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学科的运行与管理机制，为学科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三、注重搞好“三个结合”，努力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民办高校要坚持开放办学，注意做好校企结合、校际结合、校地结合，以此来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

学科建设要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需求，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各类应用人才，直接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成为所在地区的智力源和人才库。加强产学研用的结合，是学科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依托人才、技术和实验条件等优势，与地方生产经营服务部门联合开展科研工作。地方民办高校要学习、借鉴国外高校融资经验和开放办学理念。学科建设取得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可以直接转让给地方企业进入生产销售，为学校发展赢得资金。

搞好校企结合。民办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探索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校与企业的优势互补，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民办高校要积极与地方企业加强联系，建立校企联合机制，争取与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事实上，不少地方民办高校与当地或其他地方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采取的“订单式”培养、合作办学，培养了一大批既有理论功底，又有专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较好地满足了企业对“能动手”本科生的需求。

搞好校际结合。校际结合能够有效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吸引知名学校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在这一点上，高校要加强与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多种方式利用他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扩大校际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的范围和数量。要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建立教学科研合作平台，联合开展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要借鉴国外大学的先进教育理念和高校融资方式，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建立健全校友捐赠制度，不断壮大学校发展基金。还要建立并发展校际信息网络，实现校际信息资源共享，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搞好校地结合。搞好校地合作，就是要建立起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实现校地“双赢”。普通本科高校要充分发挥智力库的作用，通过“政府出课题，学校来承担”的方式，帮助政府解决制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承担政府培训干部、大型会议、会展、考试、咨询服务等活动；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选派中青年骨干到地方挂职，既锻炼了干部，又服务了地方。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区域内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为高校提供资金、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政府可以选派干部到学校兼职、挂职，加强与高校的沟通交流，促进地方干部文化素质的提高，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决策水平。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是中心，学术队伍是根本，科学研究是关键，平台建设是基础，学科专业布局是标志，管理创新是动力，这些因素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地方民办高校学科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依托，两者只有实现良性互动，才能得到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红娟、易颖俐.浅析民办教育公平发展的政策环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1，（06）.

[2] 忻福良.民办高校面临的困惑及求解途径（期刊论文）[J].教育发展研究，2004，（05）.

[3] 陈磊.民办高等教育研究[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