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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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译场 合作翻译 翻译项目

佛经的汉译始于东汉，绵延十个世纪，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佛经卷帙。在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发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翻译组织形式---译场合作翻译。这种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组织严谨，分工细致，规范化的组织形式和科学的翻译程序极大提高并保证了古代佛经典籍的翻译质量。本文分析探究了佛经译组织运作的方式特点，探索现代翻译合作形式改良新思路。

一、译场组织制度与司职分析

佛经翻译始于后汉桓灵时代，极盛于隋唐，式微于宋元，之后完全沉寂。最初的佛经汉译，由粗通汉语的外国僧人独译，往往翻译不确切，出现道安指出的"先后传译，多致谬滥"的情况。后来逐渐改为外国僧人与汉人合译：外国僧人口译，汉人助译并写成汉语，分别称为"传言"和"笔受"。尽管是两人合译，也常常出现宋代高僧赞宁在《高僧传三集》中描绘的现象："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故佛经传入初期所译诸经，鲜有质量上乘的译品，后人往往加以重译。晋朝时渐有数人合译，前秦苻坚开始组织译场，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赵政和释道安主持译场时，不但增加了人员，而且有了较细的分工，译经程序方面增加了记录梵文、证义和校对三道手续。译场组织虽尚未严密，但传译程序已非常慎重，译经质量明显提高，很好地奠定了译场集体翻译工作制度的基础。到姚秦时期，鸠摩罗什主持的逍遥园译场，规模空前，译经场分工较道安时期更为精细，增加了证梵本、润文等程序，译场翻译制度开始健全。至唐代，译场经过长期的俄发展，形成完备的组织与质量保障制度。根据宋代赞宁的《宋高僧传》卷三记载，唐代的译场职司多至十二种，其中"润文"、"证义"等职往往由多人分担。宋代译经院的组织制度基本沿袭唐代，在唐代司职基础上或删或增，略有变化。宋译场固定了不同职司的工作坐位，宗教色彩更为浓厚。据南宋志磐《佛祖统纪》记载："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槃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第五笔受，译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综上所述，古代译场制度从早期的简单粗疏发展到成熟完善，特别是唐宋译场组织系统严密，翻译程序环环相扣，不同司职的设立，使得立体化的翻译分工合作模式制度化、科学化。各个司职职责明确，分工清晰但联系紧密，互相牵制。译场翻译过程中，译主、证义、证文等职司研讨经文、审核原文是否有讹误、译文与原文意义是否有出入，从而保证了对原文的准确理解；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司职，通过校勘、加工润色等多道程序保证了译文表达的纯正流畅，监护大臣为译场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

二、古代译场制度对于现代翻译合作的借鉴意义

古代译场合作翻译制度是一种立体化、多方位的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译场的职司与翻译过程的各个要素紧密相连，科学分工和多道工序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这种合作翻译形式在后来的翻译活动中被广泛应用。清朝有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现代有中央编译局,都不同程度地传承借鉴了古代译场合作方式，分工协作完成了许多个人无法完成的大型翻译工程。在翻译事业蓬勃发展的21世纪，对于现代翻译市场的规范化和大型翻译工程的开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1、 网络时代背景下的翻译合作形式分析

日益加深的全球化，翻译活动不再局限于占翻译生产不到1%的文学翻译，与社会、经济、文化传播等的关系更加密切，截至2009年12月，我国在营语言服务企业为15039家，翻译和本地化服务外包业务年产值达到120亿元以上。（黄友义）面对如此庞大鲜活的需求市场，翻译作为一个技术知识服务性质的产业，今天的价值在于根据已有的数据创造出新的知识，将专家信息流传达给潜在的、用于各自目的的接受者，更加有效地为其它行业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2003年，由张南军、良等人起草的第一个国家翻译服务标准出台，标志着我国翻译服务在繁荣中开始走向有序。

目前翻译市场上典型的翻译流程表现为：客户下单---项目分析---译员安排----翻译（专职翻译会对稿件进行前期的术语统一，保证翻译稿件术语的准确，使用专门的软件如雅信CAT，SDLX等统一专业词汇，确定语言风格，译文格式要求）---初审（对译件进行文字校对和专业校对）---定稿（根据客户需要，进行二次审校，以符合该国的语言风格）---编辑排版---客户反馈。

以上翻译流程中，翻译项目负责人对专业术语、语言风格、格式要求进行统一，然后分配给译员进行翻译，随后对译件进行文字校对和专业校对程序，相当于古代译场中笔受与校正两个环节，对于类似于"证义"和"润文"的两大重要协作环节缺失了，因而很容易造成集体协作名义下的单兵作战，特别是大型的翻译项目，翻译质量往往差强人意。

2、古代译场制度带来的启示

世纪之初能否重开译场？21世纪的今天，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翻译协作日益加强，是否可以借鉴古代佛经译场严谨的合作方式，在大规模的文献翻译、典籍翻译、科技资料翻译等大型翻译项目中重开译场，并使现代化意义下的译场运行制度化、规范化、常规化？笔者认为，当下最需要建立的是以学术规范为价值指向的"译场"式的翻译制度。译场在佛经汉译和传播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摇篮，独特的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以其丰厚的译学成果证明了翻 译合作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在当今网络时代背景下弥漫的单打独斗式的翻译主流形式提供了极佳的借鉴模式和优化思路。

在计算机辅助翻译日趋占据人们的视线，各种现代科技支撑下的翻译方式给翻译带来崭新领域的21世纪，协同合作仍然有着亘古不变的意义。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精选助手式的制度模式，在网络连接的时代，通过互联网，建立"译场"式翻译服务管理制度，使传统的"面对面"团队与机动灵活的"虚拟团队"相结合，虚拟译场与现实译场相结合。以学术规范为价值指向，切实贯彻执行2003年出台的翻译服务标准；译员准入制度化，改变目前翻译市场上鱼龙混杂的状况；译员身份职业化，在职业化设置时，改变现在较为单一的职位设置，提供类似于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的岗位；译才多样化，发掘各类人才参与翻译团队，建立翻译人才蓄水池；翻译教学实践化，现代化的译场也可以成为培育翻译人才的基地。借鉴古代译场的立体式翻译合作制度，不仅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日趋增长的本地化产业、大型科技项目、典籍翻译等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有助于倡导审慎的翻译态度，弘扬求真精神，繁荣翻译事业。

参考文献 ：

[1]罗新璋．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3]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A].罗新璋．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2篇

但是，这种失败论的观点，恰恰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误区：以为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仅仅是技术层向的差距，而不是其他。而恰恰是这种失败论，导致了中国企业过于注意技术层面的硬技术，却忽略了，更根本性的企业发展的软技术。

日前，中国银行一位专家在谈及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预测时，讲到了一个观点。她说，中国目前仍然是数量型经济而不是质量型经济。

尽管这个观点并不是特别新鲜，而且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是却并没有被更多的企业所领会和执行。因为，本土企业仍然处于这样的阶段：与世界汽车行业的大公司在规模上存在巨大差距，因此，赶上并超越这些大公司，走数量化的路线来得更快捷，也更现实。

而这些特点在汽车企业中的表现更加突出，因为汽车行业属于传统制造业，且价值链非常长，以数量方法作出成绩来相对简单而且迅速。但这服短期内非常奏效的灵丹妙药，在长期内却不利于企业的做大做强。

中国固然在技术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这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就像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所说技术的进步并不难，关键是人才机制。我们需要吸引人才，而且要成批地引进。

当许多人都在疑惑为什么中国卫星能够上天，而不能让发动机落地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个因素，那就是在卫星上天的项目中，我们有世界顶尖的人才。

人才是一个方面，技术人才也只是一个部分，对于企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方面在于管理，管理是一项比发动机更为重要的天键的技术。

这可能就是美国人在研究丰田生产方式并努力学习中，一直不能超越的原因。管理的诀窍往往是文化的特征与管理技术的结合。而管理的真正的精髓在于，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管理一直在变。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目前比较紧迫的一点是成本管理。

世界上大概有两种定价模式，一种是价格驱动成本型，一种是成本驱动价格型。

在价格驱动成本型中，企业往往根据市场调查得出市场所能够接受的价格，然后再考虑减掉那些固定的成本，再要求生产部门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控制。这种方法，使得企业的价格能够适合市场的需要，同时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方法就足成熟的企业的做法。

在成本驱动价格型中，企业先考虑我的成本有多少，然后加上一定的利润回报，形成一个市场价格。这种定价方法，把成本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而把价格和利润看作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最终的价格，或者牺牲市场的份额，或者牺牲利润以保证正常的运营。这种方法，在市场增长迅速、市场竞争不激烈的时候，并不会显示出它的劣势，但是一旦市场竞争加剧，这种企业容易面临淘汰的危险。这种方法就是不成熟企业的做法。

中国的企业是怎么做的呢?

即使意识到需要成本控制，那么又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吗?不同的企业有小同的结果。

在广州本田的厂区，经常随处可见“不断改善”的标语，所以我们看到本田在中国是盈利性最好的公司。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3篇

过去数月以来，“有形之手”无所不在。为了平抑油价暴跌，OPEC成员国讨论石油减产，以试图遏制油价暴跌；欧洲央行进一步进入负利率区域；日本央行继续宽松，然而“安倍经济学”已经开始得不偿失；在“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上， 中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MLF）指导利率下行；最后，尽管就业数字持续改善、CPI月度环比增幅为近几年来最大，美联储仍然暂停加息。所有这些政府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愿――支持“纸币”资产的价格。然而，“实物”资产的价格已经开始飙升，尤其是相对于“纸币”货币。

银金比曾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情绪指标。过去，该比率越高，经济的增长更受关注，而市场的风险偏好则越高。然而，这个重要的市场情绪指标从2013年中以来便开始与股市脱钩，而最近这个比率和股市分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极限。

2015年12月底以来，市场的暴跌导致极度的风险厌恶是这个历史性分歧的原因之一。当下它们之间极端的分歧越来越暗示市场偏好真正的硬通货，而非纸币资产。

美联储暂停加息计划之后，美元经历的最近几年以来最严重的大幅下挫也表明了投资者正从“纸币”资产转向“实物”资产。如是，银金比率与股市的历史性分歧的意义已被市场误读，而股市风险偏好的回暖将因此而持续。

另一个重要的分歧是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股市的分歧。中国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楼价风起云涌，作为创业板和许多中国新经济股票的根据地的深圳则尤其夺目。自2014年年底中国股市泡沫开始形成的时候，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开始和股市发生分歧。这就是所谓的房地产和股市的“跷跷板”效应。最近，这种分歧也渐渐达到极致。如果房价上涨不能持续，它也将遏制开发商的房地产投资，并影响经济基本面的恢复。

近日，大宗商品从先前的极端超卖状态卷土重来。市场共识认为，这是经济周期复苏的迹象。市场的风险偏好因此迅速回暖。但从供给侧改革对价格的影响是分阶段的，短期内，以钢材为例，钢材和铁矿石价格的暴涨部分原因是由于唐山世博会期间限产，许多以前暂停生产的高炉又复产了，达产率回到了80%以上。在300元/吨现金利润的诱惑下，钢企纷纷趁热打铁，但也大量地增加了供给。这种机会主义的价格投机和基本面的恢复并没有什么关系。

稳步下行的、而不是暴涨的大宗商品价格，应该有利于大宗商品的消费大国，如中国等。事实上，石油和股票之间的确存在这种关系。其他商品和股票之间也类似。大宗商品价格的强势开始蔓延到许多晚周期板块。这些部门往往是板块风险轮动准备进入防御性态势的最后阶段。2011年4月开始的防御性轮动就是最好的例子。

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代表了中国房地产投资的40%，这些城市库存的下降或将使房地产开发商追加投资。然而，其他二、三线城市住房库存占全国的70%，可能很难再继续增加投资。对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将很快超过周期性行业强势。如果仅仅是供给端的问题，而不是经济的增长带来持续的需求回暖，反弹很难持续。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4篇

一、总体思路

按照“市场引导、政策激励、交易自由、管理规范”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与市场导向相结合、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相结合、专业化分工与网络化协作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技术市场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技术交易载体,完善技术交易制度和税收政策,促进技术市场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二、重点工作

(一)进一步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鼓励技术交易。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支持技术开发。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1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以技术转让方式将职务科技成果提供给他人实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份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的奖励,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打造区域网上技术服务平台。运用信息技术,发挥网络优势,依托市协同创新服务联盟网,建设市网上技术市场,吸引成果、技术、中介、资本、人才等关键要素集聚。建立完善的技术市场管理信息系统和交易成果信息库,实现信息、洽谈交易、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形成服务于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科技人员的技术交易网络,为技术转移和交易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

(三)加强技术市场服务机构建设。

1.大力发展技术交易机构。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科技企业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联合成立市技术交易机构,面向全市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科技企业,提供交易咨询、技术评价、信息、技术合同登记等技术产权交易服务。

2.培育和发展技术转移机构。支持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围绕我市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承接产业转移、产业集群发展等,举办一系列专业性技术洽谈、项目对接活动,推动市内外重大技术成果、专利技术与本地企业对接,促进我市与国内、国际间的技术转移、辐射及交易。

(四)规范技术合同登记管理。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实行分类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类技术合同,实行“定点受理登记、集中审核把关、统一上报认定”三级管理,即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为主要内容的技术交易由符合条件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受理登记,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把关,统一上报省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认定。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类技术合同,本着方便企业、方便科技人员的原则,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技术交易量,在各县区和胜利油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合理设置合同登记点。从事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关资质,需要获得国家科技部统一颁发的全国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员证书,并经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五)培育技术经纪人队伍。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从事技术经纪活动。研究制定技术经纪人的资质认证标准,加强对技术经纪人的培训,逐步形成初、中、高级技术经纪人队伍。加强技术经纪人行业自律,提高技术经纪人的职业道德,促进技术经纪活动健康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机构监管职能。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技术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工商、财政、税务、审计、统计、物价、质监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切实履行职责,齐抓共管,共同促进技术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做好技术市场相关信息的汇集、工作,及时对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技术交易的情况和特点进行专项统计分析,了解技术转移流向与动态,为技术市场管理协调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5篇

列强的侵略使士大夫们不得不求助于今文经学，以发掘其中“制夷”、“改制”的“大义”，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努力，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说，时代不得不选择今文学说，而今文学说又不得不为适应时代而改变自己。

魏源作为一个今文学者，自然十分重视“大一统”与“夷夏之辨”等观念。面对的惨败，他对来自海疆的危机做出反应，改造原有的“夷夏之辨”观，建立新的“夷夏之辨”观，并进一步将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等今文经学家所论证的“满汉一体”落实到具体的知识实践中，为清王朝抵抗来自海上的威胁出谋划策。魏源在《》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主旨不出乎其一贯主张的“以经术为治术”、“通经为文，淑世致用”，以“救裨当世”。

的失败，《江宁条约》的签订以及随之而来的美、法的趁火打劫，使得魏源再也不能像他的前辈一样以传统的“夷夏之辨”、内外观来对待英法美等“夷狄”。魏源在《》、《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大理传叙》等书中指出了具体怎样“制夷”。在魏源抵御外敌的战略战术中，最为我们所熟知与赞赏的就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策。在魏源眼中，外邦是“夷狄”，但也并非野蛮之地，并且它们可能有些“长技”超越“中国”，因此“天朝”必须“师夷”才能“制夷”。针对的失败，魏源提出“师夷”的主张，“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见，“师夷”之目的在于“攻夷”、“款夷”、“制夷”。要“师夷”首先必须了解夷情，因此魏源十分重视研究外邦。他说：“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为此，他编成《》，先后扩充为一百卷，认为此书与昔人海图之书不同，“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并认为此书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之功。

传统的内外观已经无法应对时势的变迁，因此魏氏的内外观与“夷夏之辨”与早期今文经学有重大差异：“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魏源在这里从全球角度来看待“从古不通中国之地”、“夷狄”，试图将整个世界收入清王朝的朝贡体系的视野中。这虽然还带有传统“用夏变夷”的意味，但毕竟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外部还存在着“礼仪之邦”。

魏源不再将“夷狄”观念用来指称满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而是指称“满汉一体”的“中国”外部的民族和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一指称是运用在世界范围之内的。按照魏源的理解，“从古不通中国之地”也有“教化之国”，“远客之中”也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之人，他们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况且“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彼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而已”。因此，他主张主动了解“夷情”以为“师夷”。他提出“师夷”也表明他认识到“夷狄”还有值得“天朝”学习之处，从而在实践上承认“中国”外部的“礼仪之邦”的教化程度。

当然，在魏源心中，外部的“教化之邦”并没有与“中国”平等，儒家教化仍然居于这一夷夏、内外观的中心。这一夷夏、内外观也并非后对欧洲民族国家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对原有朝贡脉络的重构与扩展，也就是将一种新的夷夏观与内外矛盾来代替原有的满汉矛盾、种族平等等问题。

面对来自海上的威胁，魏源认为不仅需要对外抗拒的“制夷”心态，而且需要加强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即“满汉一体”。从这个角度而言，魏源的夷夏、内外观继承了今文经学的“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的传统，也体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部分因素。面对的失败，魏源在《圣武记》中总结经验教训，对外表现出“制夷”而非所谓的安抚政策，并提出加强内部团结、收拾人心、招揽人才等制度改革等问题。“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然以军令饰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这其中虽然有明显的“用夏变夷”、“怀柔夷狄”的意味，但在这里提出“饰天下之人心”、“延天下之人材”，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加强王朝内部的团结与认同感在抵抗外来征服时的重要性，并以之来整合社会力量，已具有近代民族主义意识萌芽。

魏源根据公羊学的“大一统”与“夷夏之辨”观念，突破传统学术的束缚，提出“师夷”主张，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面对“变局”，为了维护“大一统”局面而提出“师夷”的口号，这意味着清代经学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引西学人经学。这实际上也开了近代“中体西用”的先河。

魏源的变易思想、经世实践在《》中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呈现出来。面对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重大“变局”，他以“大一统”为号召，重构原有的朝贡网络，试图从公羊学中寻求理论依据抵制“外夷”。这多少已经蕴含了民族平等、国家等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也初显建构民族国家的端倪。

面对之后的“变局”，魏源将“通经致用”推至极致，倡导“以经术为治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救裨当世”。让他万万未曾料到的是，他改造今文经学，提出“师夷”主张，在经学内部引入西学，开启了中、西学的融合与冲突之路，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与侵蚀了其所供奉的“通经致用”的基础――经学。并且，这种中、西学之间的冲突成为近代经学的一种发展趋势，而其间中、西学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是魏源无法消解的。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提出的“师夷”是要维护“大一统”、保存“先王之道”，但时代与后来者将他提出的“师夷”的范畴不断扩大，“师夷长技”的取向最终成了保存“先王之道”的经学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