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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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1篇

一、成就和现状

印度独立后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长期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没有出现重大的危机和动荡。年均增长率，从独立到1980年为3．5％，从1980年到1990年为5．8％，从1992年至2000年，则提高到6．4％。9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年份增长率接近8％。现在，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印度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2001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2万亿卢比，约合5000亿美元，居世界第11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独立时的40美元提高到目前的近5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1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5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500美元。前者存在低估的问题，后者又有高估的问题。综合来看，目前的发展水平应当在人均800美元至1500美元之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56．5％下降到2000年的25％，而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则分别由15％和28．5％上升到30％和43％。

印度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设备的自给率从独立初期的10％提高到90％，工业产品自给率达80％，军事装备的自给率达到70％以上。国内市场的消费品主要由本国制造，还能向国外输出纺织、制糖、钢铁和化纤等制造业和电站的成套设备。通过实施和推进“绿色革命”，印度粮食产量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500万吨大幅度增加到2000年的2亿吨，2001年底粮食储备接近6000万吨。大米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小麦产量居第四位，棉花产量居第三位，茶叶产量居第一位。

最近20多年，印度的对外经济发展明显加快。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193亿美元扩大到2001年的近1000亿美元。外国对印投资从1990年的1．08亿美元迅速扩大到2001年的59亿美元。印度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到2001年3月底，共有外债余额1004亿美元，其中长期债务占97％。外汇储备也有巨大的增长，2002年9月中旬达到620．21亿美元。

独立后，印度投入巨大力量发展科技，现已进入世界科技大国的行列。在原子能研究与应用、空间技术、计算机及软件、生物、太阳能应用和前沿科学等方面居第三世界前列。已经建立起从核燃料勘探、开采、提炼、重水生产、反应堆到核废料处理的完整生产体系，现有14座核电站，9个重水工厂，还有8座核电站正在建设。计算机及软件技术的发展享誉世界。生物技术已经从传统的酿造、食品加工、药品生产向现代遗传工程、动植物细胞合成、酶的应用、生物冶金和克隆技术等方面发展。

二、做法和经验

（一）坚持自主发展经济的道路

1、铲除殖民地经济体系的残余。独立前的印度经济掌控在英国资本手中。独立后，印度政府接管了铁路、港口、机场、邮电、矿山等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通过对外资企业实行严厉的“印度化”政策，排除以英国资本为主的外国资本对印度经济的控制。实行进口替代的战略，通过高关税和许可证制度等手段严厉控制进口，打破英国及其他外国的商品对印度市场的垄断。随着工业体系的建成和工业品自给能力的提高，印度政府明确规定，凡是国内已经生产的或能够生产的产品一般不准进口，以保护民族工业，防止外国商品进占印度市场。

2、实现科学技术自立。印度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采取的做法，一是实行高等教育先行，迅速培养大批高精尖人才，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雄厚的人才基础。据称现在印度拥有科技人员340万人，居世界第三位。随着基础教育的发展，国民识字率由独立前的16％提高到2001年的65．38％。二是建立了以中央政府各部门研究机构为核心包括高等院校、邦政府和企业研究机构在内的完整科研机构体系，为推动科学技术自立提供组织保障。三是不断扩大对科技研究开发的投资力度。仅在头七个五年计划时期里，政府用于科技的投资就增长了490倍。同时，鼓励企业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资。目前印度研究开发投资近2000亿卢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左右。四是重视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取和创新。

3、实行以国内资金为主的资本形成战略。独立后，印度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资金。国民储蓄率从1950年的8．9％大幅度提高到2001年的25％，预计到2007年将进一步提高到29．8％。印度建立了比较发达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共有78家商业银行和196家地区农业银行，分支行61000家，遍布印度全国；全国共有证券交易所23家，上市公司超过9000家，年新发行股票可筹措650亿至700亿卢比资金。印度的资本市场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股票交易种类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多的。在利用外资方面，坚持以间接利用外资为主，争取优惠贷款和外国官方援助，外资比重一般不超过10％。

4、确立内需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独立后，印度成功地打破了国外商品对印度市场的垄断和控制，建设了大批投资品和消费品的有形市场，建成全国性商品分销网络体系，推动城乡市场的发展。全国估计有超过百万人的市场经纪人、批发商、仓储运输商和零售商从事各种消费品的流通。这个网络大约在3800个城镇和50万个乡村中经营。据称印度现有3亿人左右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一阶层拥有持续稳定增长的购买力，是消费品市场稳定发展和结构不断升级的主要推动力。印度还有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最近几年也出现市场需求的高速增长。

（二）发挥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独立后，印度在落后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和畸形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混合经济体制，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1、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国民经济发展实施了卓有成效的战略管理和计划指导。1950年3月，印度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主席由政府总理兼任。由印度国家计委掌握、通过计划安排使用的预算资金总额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4％―5％。印度国家计委能在战略上统筹考虑印度面临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等问题，集中国力解决事关国家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重大项目；有能力通过中央政府各部和各邦政府对国营经济活动进行指令性计划控制，对民间经济活动进行指导性计划调节，使国民经济发展符合国家战略的要求。

此外，印度国家计委还经常制定和实行相关的重要政策措施，引导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有：农业上的和绿色革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大力发展国营经济，扶持私营经济发展；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保护国内产业；制订实施《信息技术行动计划》，促进软件产业发展。

2、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充分发挥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独立后，印度建立发展国营企业的主要途径有三条：一是把英国殖民政府霸占的财产收归国有。二是通过国有化措施赎买本国和外国私人资本在印度的企业，将其转变为国营企业。三是通过五年计划利用国家财政支出和外国援助（主要是苏联援助），由政府直接创办新企业。中央所属国营企业的投资从1951年2．9亿卢比猛增到1991年的11324．4卢比，中央企业数量从5家到246家。印度各邦政府所属国营企业从51家增加到1992的954家。

随着国营企业的建立和不断壮大，国营经济在印度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一是促进了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二是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升级，使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是掌握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特别是在重工业军事工业和基础设施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中占有垄断地位。从而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

3、政府大力扶持民间私营企业发展。印度始终没有搞全盘国有化，即使是国营企业发展达到高峰时期，私营企业仍是印度国民经济的真正主体。1980年，私营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68％，提供了全国78％的工业就业岗位。最近20年来，特别是1991年以来，印度的私营企业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

印度政府扶持民间私营企业发展的主要做法，一是改善宏观环境，提高企业投资愿意和信心；二是放松管制，扩大行业领域准入，为私营提供广泛的投资和发展机会；三是鼓励国民创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四是改善经营条件，提高企业效益。

4、保护国内市场，保障产业安全。在外资问题上，印度政府基本上是态度积极步伐谨慎，把握开放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维护民族资本的主体地位和主导权。长期以来 ，印度一般保护性关税率保持在100％以上，最高关税率曾达350％。后来有所降低，2000年度的平均关税为28％，已承诺到2005年把关税降到15％―17％。在非关税壁垒方面，运用许可证、技术壁垒和进口配额等措施，加强对民族产业的保护。

（三）重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作用

1、大力发展和推广应用农业科技是绿色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从独立到1965年，尼赫鲁总理实行的是以为核心的农业发展战略。从1966年至1978年，印度采取以变革农业生产技术为中心的农业综合发展战略，通过各种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率先采用各种投入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政府通过运用价格、税收、补贴等经济手段和扩大农业信贷、规范市场等措施，从多方面支持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被称为绿色革命。其主要内容是以推广高产品种为核心，辅之以水利、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其他现入，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增加农产品的商品率。

随着经济的发展，印度逐步建立起了农业研究系统、推广系统、应用系统和支持系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业技术创新系统。农业科研系统由中央、地方政府农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农业研究机构组成，科研经费的85％来源于政府的财政预算，其余部分来源于农业生产税基金、世界银行贷款、国外援助和捐赠。技术推广系统由独立的各级专职人员组成，各邦也相继成立了农业科技推广站和种子公司，支持系统包括农业信贷系统，价格支持系统和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合作社系统。农业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是绿色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

2、以软件产业为重点大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其主要做法是：

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给予充分重视。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决心“用电子和教育把印度带入21世纪”。20世纪8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根据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专门制定了重点开发计算机软件的长远战略。90年代末，印度设立了国家信息技术和软件发展工作办公室，提出了包括108条政策措施的《信息技术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的目标是：到2008年印度软件出口达500亿美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生产和出口大国之一。

其次，实行高度优惠的特殊政策。一是税收优惠政策。对产品100％出口的软件企业免征所得税，免征进口软件的双重税收，对软件实施零关税、零流通税等。二是放宽软件企业进口计算机的限制。为方便一些中小软件企业从国外免税引进先进技术，把允许进口计算机技术的企业的资产限额从2亿卢比降至100万卢比。三是吸引外国信息技术公司投资。

第三，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一是依靠高等院校培养。印度有400余所大专院校设置了计算机专业，电子部为其中250 余所提供一定的教学经费，配备了计算机、软件、各类图书等必备的教学条件。二是民办或私营的各类商业性软件人才培训机构培训。这些机构必须具有政府或政府授权的专业机构颁发的培训许可证，目前这类机构大约有700多家。三是软件企业自身建立培训机构。四是集中优势兵力办好国家级理工大学和信息技术学院。五是吸引一大批留学或者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中高级软件人才。

第四，大规模兴建软件技术园区。1987年印度电子部开始建设普那、布班内斯瓦尔和班家罗尔三个软件技术园，政府给每个软件园投资5000万卢比，并建立了相关的配套设施。软件技术园的主要目标是建设印度软件出口基地。目前，印度已建成17个软件技术园，注册公司超过7500家。

3、建设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把国防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全面扩张军事力量。在国防建设带动下，印度经济加速增长，高技术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印度始终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善于综合运用包括军事、外交、情报和科技等手段维护国家安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稳定、可靠的安全环境。

三、战略和政策

虽然印度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印度的人口已超过10亿人，比独立初期翻了两番，而且还在以2％的年增长率继续增长，年新增人口和劳动力都在1500万人以上。贫困问题和就业问题将更加严重。其次，印度目前存在包括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等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第三，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种姓的多元复合社会，经常爆发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常酿成严重骚乱，甚至造成政府。第四，能源和基础设施短缺。电力仍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平均缺电率超过10％。铁路、公路、航空、港口在安全、速度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印度的石油进口约占国内消费量的70％，需要花费进口用汇的30％。第五，人多地少，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程度加剧，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有1．43亿公顷土地受到水土流失的侵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也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

由于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资本要素和商品服务市场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及在农业、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已经奠定的雄厚基础，印度经济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仍然将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提出，经过在新世纪头十年的努力，到2010年，印度要发展成为世界信息技术大国、核大国和生物技术大国。印度政府最近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今后一个时期，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将侧重于以下一些方面：

1、加大资金投入，提高使用效率。为实现8％的年增长率，政府加大投资和引资力度，力争使总投资率达到32．6％。

2、科技立国，落实“2020年技术远景规划”。印度政府把科技作为实现2020年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政府编制的“2020年技术远景规划”，采用专题攻关的形式，重点突破电力、服务、农产品加工、电子和通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化学加工、公路等17个领域，加速科技向生产的转化，抢占产业制高点。

3、废除限制政策，刺激农业发展。印度政府将消除各邦和地区间的设置的贸易壁垒，实现农产品的自由流动，废除任何形式的垄断性购买；分阶段废除对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业的许可证限制；放宽农产品进出口限制；取消农产品存储、期货、合同制的限制；废除对食糖的控制；取消对新建奶场的限制。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发展瓶颈。2002年8月15日瓦杰帕伊总理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15点方案，承诺投资5500亿卢比（100卢比约合2．06美元）进行全国公路建设，保证“十五”期间至少完成13000公里高速公路；投资6000亿卢比用于农村道路建设和改造，将火车提速到100公里／小时；力争将电话普及率提高到2005年的7％和2010年的15％，农村2010年达到4％；争取网络服务覆盖全国；重点投资东北七邦的基础建设。

5、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全民整体素质。“十五”期间，政府将减少高教补贴，将资金投向基础教育，计划新建10万所小学，将识字率从现在的65％提高到2007年的75％，2012年的80％，并将进行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扫盲。

6、创造高质量的就业，降低贫困率。2001年，印度的经常性失业率为9．2％，贫困率为26．1％。失业和贫困不仅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而且已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十五”期间，政府将投资1000亿卢比执行农村就业计划，每年创造1000万个工作岗位，加大数字技术在农村扶贫中的作用，将贫困率降低到2007年的21％，2012年的11％。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抑制；福利；文献综述

1.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

在早期的研究中，很少涉及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福利影响的相关文献，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福利影响的研究，一致隐藏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阿马蒂亚・森认为，提升福利的前提是要发展经济和提高收入水平。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体现出这样的理论趋向，这个时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良好的资本借贷体系、强有力的货币体系及不受约束的金融中介对于产业部门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0世纪以来，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从企业家创新的角度阐述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些拥有卓越才能的企业家只有在信贷和金融市场的支持下发挥才能，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正如熊彼特所说：“纯粹的企业家在成为企业家以前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债务人”，换句话说，完善的金融市场是企业家才能、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金融体系的迅速拓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结构也在不断的变迁，金融结构变迁的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戈德斯密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金融机构与发展》中指出，金融发展理论的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和促进金融的发展。戈德斯密斯认为，对各国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就是在于揭示不同国家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金融机构的差异，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麦金龙和肖在同一年分别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两部经典著作，两部著作都探讨了金融发展、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自此以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始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经济学家不断探讨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理论主要有四种：（1）麦金龙和肖主张取消利率管制，实施利率自由化，通过正的实际利率水平提高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传递机制为利率自由化真实利率水平上升储蓄水平提高经济增长；（2）卡普和马西森建议通过利率市场化扩大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利率自由化投资数量增加经济增长；（3）加尔比斯主张通过利率自由化提升投资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利率自由化投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前三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就是强调了理论自由化或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4）帕加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议通过金融深化增强金融体系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金融深化金融体系功能加强经济增长。

2.我国金融抑制的根源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对金融市场严格管制，对利率水平、金融机构业务领域和金融产品创新等加以限制，这些采取相似金融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制定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超赶战略。发展中国家要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本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是出口初级产品，积累外汇来换回资本品；二是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劳尔・普雷维什认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少数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另一部分是广大的非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心国家依靠资本和技术优势占据主导地位，享受着国际分工产生的绝大多数利益。国家由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主要靠出口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发生交往，成为中心国家的经济附庸，几乎享受不到国际分工的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依据传统的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无法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中心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很低，收入增加并未带动对初级产品需求的明显增加。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而制成品的需求弹性较高，收入的增长会显著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上述特点决定了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相对价格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因此，普雷维什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实施超赶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促进国内工业化进程，形成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这样才能改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摆脱受控制、受剥削的处境。

发展中中国家一旦制定了超赶战略，其面临的目标函数也就随之确定，即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下的资金积累最大化，重工业本身的产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目标函数。从产业性质上看，重工业是一种需要密集资金、投资规模巨大且投资周期长的产业。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实现超赶战略的重工业化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对金融进行严格管制，原因如下：首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一种稀缺要素，资金的稀缺性导致其市场出清价格较高，即实际利率水平较高，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密集型、大规模、长周期的资金使用成本高昂，不利于重工业化战略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贷款利率实施上限管制，用低于市场出清利率的优惠利率来鼓励重工业的发展。此外，严格管制存款利率，较低的存款利率有利于银行以非常低廉的成本从公众手中获取稀缺的资金，达到低成本凑集资金以供工业部门使用的目的；其次，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落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短时间内凑集重工业化所需的大规模资金，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一种最大限度的凑集资金的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限制资本市场的发展，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的直接联系渠道被堵，而由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一股独大，居民分散的资金没有其他投资选择，储蓄成为了唯一的投资方式，银行也成为公众盈余资金的唯一投资渠道，资金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只有通过银行这种金融中介发生作用，从而最大限度的将公众的资金集中到银行；第三，为了克服外汇资金的短缺，有必要对汇率实施严格管制，低估本国货币币值，最大限度的增加出口来获取外汇。对稀缺外汇的使用上也有严格的规定，外汇优先用于重工业化急需的进口设备上；最后，为了保证资金按照既定目标的有序流动，必须对金融体系的市场机制进行严格限制，以保证金融体系不严重偏离国家的总体发展轨道。“金融抑制”战略就按照这样的逻辑应运而生。低利率降低了公众的储蓄意愿并刺激对资金的旺盛需求，投资需求所需资金远远大于银行体系资金的供给数量，因此国家对有限的资金给予指导性贷款，通过信贷配给的方式将资金优先配给给重工业部门使用，以满足国家超赶战略的需要。

具体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金融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处于一个被抑制和被边缘化的位置，农村金融抑制的内在根源在于在超赶战略的重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金融剩余，成为制度变迁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在不同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分摊机制是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实际承担制度变迁成本的是农村金融部门，本质是由广大的农村居民和农业部门所支付。以中国为例，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其中制度变迁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国企改革涉及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顺利实现转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国企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高昂。首先，国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与民营企业共同成为市场微观活动的主体。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稳定性和垄断性受到挑战，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减弱，国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了破产和倒闭的风险，而且体制的惯性使得国企在较之民企更缺乏竞争力和灵活性，这又加大了国企破产的可能性；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承载了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的就业，国企的破产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在我国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状况下，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实力维持失业者的基本福利水平，过多的失业人口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最后，我国对国企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政府还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国有企业的资金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并保证国有企业就业的基本稳定性，政府需要进一步投入较多的资金补贴，而对于已经实现由“国家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体系主导型”融资模式转型的转轨经济，国企渐进改革的成本让国家财政补贴难以为继，金融体系则成了这种制度变迁的实际承担者，而农村往往成为资金的净输出者，农村金融为制度变迁的成本买单。

3.农村信贷约束及其福利效应的实证成果

国外学者对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福利效果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多数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结果均发现，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效率低下，贫困的农村地区信贷约束现象非常普遍，农户的信贷需求很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农户信贷资金的缺乏会直接或间接的对农户的技术选择、生产效率以及农产品食品安全、营养与健康等方方面面产生消极影响。国外的多数研究认为，农户的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重要因素。Binswanger and Khandker（1995）基于印度农户的平行数据研究发现，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对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Khandker（1998）注意到小额贷款与其他项目与以工代赈等形式具有相同的福利效果，小额贷款对贫困农户很重要也很有益。孟加拉国的信贷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福利效果，具体来说，研究了信贷项目对农户收入、小孩入学、劳动供给、财产、化肥和避孕工具等方方面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借贷对农户的产出影响显著，并且对改善孟加拉国贫困地区农户的福利发挥着积极作用。埃及的经验研究表明，农户正规信贷约束主要受农业收入比、土地面积、家庭规模等因素的影响。非正规信贷市场约束主要受工资收入、家庭资产等因素的影响南非学者研究发现，南非家庭特征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较大的户主年龄，男性户主、较大的家庭规模、较高的教育水平、较高的收入水平的白人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

国内学者对我国信贷约束的原因及其福利效应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农村信贷约束现象普遍并抑制了农户福利的改善。沈高明（2004）通过考察收入波动与消费波动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农户普遍面临信贷约束，否则理性的消费者应该通过自由借贷来实现平滑消费以满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何广文和李莉莉（2005）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当前是否有投资及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都有农户的信贷需求负相关，依靠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家庭信贷需求较弱。朱喜（2006）利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农户借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不管是正规借贷还是非正规借贷都会显著的改善农户的福利状况。李锐，朱喜（2007）利用3000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计量分析了农户金融抑制程度及其福利损失。研究结果发现，农户金融抑制程度为70.92%，样本农户由于金融抑制所损失的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支出和家庭资产净值分别为9.43%，15.43%，15.57%和14.58%。黎翠梅、陈巧玲（2007）基于对湖南的23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农户收入水平和农业生产支出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户的非农业生产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对民间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程郁、罗丹和韩俊（2007）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收入、生产经营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农户信贷需求行为的决定因素。张建杰（2008）从农户的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关系”这种特殊资源在农户金融抑制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高的农户正规信贷的实际发生率高且户均信贷规模大，农户非正规信贷发生率又随着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且户均贷款规模则有增加的趋势。不同社会资本的农户通过非正规途径的信贷发生率高于正规途径的信贷发生率，且前者户均贷款规模小于后者，不同社会资本水平对农户贷款项目的差异不显著。贺莎莎（2008）基于湖北的调研数据，实证发现当地54.3%的农户存在资金难题，这些资金缺口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程郁、韩俊和罗丹（2009）分析了制度性信贷配给所引发的信贷需求压抑现象，认为正规金融机构交易成本过高和不完善的信贷配给机制与农户风险规避行为交互作用，提高农户所感知的信贷成本并降低了信贷获得预期，从而产生了需求型信贷约束。研究还发现，估计型约束和需求型约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年龄、收入。社员身份及与金融机构的关系等因素对两种约束邮政不同的影响。金烨、李宏彬（2009）研究发现，农户民间借贷行为的选择主要受家庭结构、人口特征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刘西川，程恩江（2009）从“潜在和隐蔽性”需求出发，依靠特殊的农户意愿调查，在经验层面衡量农户所面临的正规信贷约束，并用调查数据估计农户正规信贷约束背后的信贷配给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农户不仅受到供给信贷约束，也受到需求信贷约束，数量配给、交易成本配给与风险配给是农户被排挤出信贷市场的三种重要方式。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2009）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的程度，基于双变量的Probit模型研究发现，农户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程度低的原因是供给与需求因素的共同的作用结果。工资收入会降低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非农收入占总收入越高的农户越容易获取贷款，但对信贷需求影响不显著。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在忽视信贷需求的情况下，仅依靠增加供给难以降低农村金融抑制程度，也不能有效的提升农户的福利水平。白永秀，马小勇（2010）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陕西1151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检验了收入水平、非农程度、风险规避趋向、社会网络等农户个体特征对农户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和非农程度对农户两类信贷约束都具有负向影响；正规信贷约束受到“关系”的影响显著，但不受农户在内的风险规避趋向影响；非正规信贷约束不受“关系”的影响显著，但受到农户在内的风险规避趋向等因素影响。钟春平，孙焕民和徐长生（2010）基于安徽的问卷调查，研究认为安徽农村信贷约束现象并不普遍，大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满足，农户收入较低和投机机会较少等因素是农民参与信贷市场不积极的重要原因。马永强（2011）基于全国十省市农户借贷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民间借贷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信贷约束、利息成本、风险、家庭经济和人口特征是农户选择民间借贷的显著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型的民间借贷影响不同。

4.结语

国内外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福利影响的研究文献很多，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参阅众多文献后，发现依然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比如大部分研究文献以全国或者部分中东部省市整体作为考察对象，忽视了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这一现实情况，以贫困地区农村农户的金融行为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文献较少，如果将中东部地区的相关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应用于贫困地区，其政策效应可能由于经济文化差异等诸多原因而南辕北撤，因此专门考察贫困地区金融发展、信贷约束及对农户福利影响的作用机制，对于全面认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在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文献中，各文献把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忽略了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农收入在农民总收入比重中持续上升。不区分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将二者合为一体进行研究，这可能忽略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收入在影响上的差异性。第三，在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户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是从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学者在直接在传统的消费函数中引入农村金融发展变量来分析金融发展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最后，研究信贷约束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几乎都是基于计量模型的角度加以研究，从描述性角度来分析的文献较少，而描述性分析与计量分析相结合，使得结论更加具有直观性和准确性。此外，在福利指标设计上，大部分学者用家庭总资产或金融资产余额等来作为度量福利的指标之一，本研究用家庭净资产替代家庭总资产，是一个更好的福利度量是一个更好的福利度量指标。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PYYJ13）；重庆三峡学院校级重点项目（13ZD15）。

参考文献：

[1] Banerjee，Abhijit V，Andrew F.Newman.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2）：274-298.

[2] 何广文等.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专题报告[M].农业部“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课题组，2002.

[3] 李锐，朱喜.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2007（02）：146-155.

[4] 程郁，韩俊.供给配给与需求压抑交互影响下的正规信贷约束：来自1874户农户金融需求行为考察[J].世界经济，2009（05）：73-82.

[5] 白永秀，马小勇.农户个体特征对信贷约束的影响：来自陕西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0（09）：148-155.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3篇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经济、人口、社会和环境条件，从前瞻性角度，实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面貌的变化、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承担着用占世界7%的耕地提供养活占世界22%人口食物的巨大压力，人口不断增长，人均占有资源稀缺程度的日益提高，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及恶化等都促使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寻求一种使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有效途径，在实现农业生产高产、优质、高效目标的同时使农村经济得到持续发展。第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农业不仅是国民食物和其他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且我国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也是建立在农业长期支持基础之上的，要保证这种比较脆弱的工业体系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生存、竞争并取得长足发展，必须依赖于农业基础地位的稳固。没有农业的持续发展，我国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失去支撑力和后劲，整个国民经济也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第三，解决我国在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客观需要。随着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现代经济的产品商品化、产业综合化、交易市场化、经营科学化、技术高新化等方面的特征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必然会对农村各业从业人员的经营素质、资源综合利用能力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以及农村社区和国家政府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控的能力和效果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硬件”条件建设和政策、法律、信息等宏观调控手段等形成的“软件”环境的改善，都必须有利于把经济发展的当前目标与长远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长期持续而稳定的发展。

为此，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一）关于实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社会目标。实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战略目标是一个多维的目标体系，从全社会范围来看，根据我国农村经济特点及发展要求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加食物的生产与供应。民以食为天，要保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搞好粮食生产，满足社会需求。在确定战略措施时，既要坚持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基本原则，又要考虑适当的调剂和储备，稳定粮食的生产和供应，以确保食物供给的安全；二是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要实行农村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扩大劳动力就业机会，消除贫困，促进农村繁荣和富裕。对此，我们既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已经解决温饱的大部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又要着力解决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人口的绝对富裕目标的实现；三是合理配置与利用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保证青山长在，永续利用。为此，要持续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改善生态环境和农村面貌，在不断满足和保证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同时，又不至于破坏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基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通过综合化发展措施的实施，全面实现发达的农村、富裕的农民、优美的自然环境等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目标。在上述三个方面目标中，前两个是短期目标，后一个是长期目标。其中，短期目标是基础，长期目标是发展方向。在制定具体的战略措施时，应突出长期目标的战略指导性，对于分阶段实施措施的确定与选择应侧重不同阶段的工作重心，利用“滚动计划”模式，逐期推进，以做到立足当前，考虑长远，长短结合，统筹兼顾。

（二）实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对策

1、统筹规划，全面安排。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全局考虑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四个战略重点：一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实施分阶段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改变长期以来工业偏斜发展和农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局面，逐步调整工农关系，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三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利用市场机制调整农村资源的配置与流向，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四是改革农村技术经济结构，建立融生产、科研、管理等方面功能于一体，政策、法律和道德控制手段相互配套，能够科学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条件的，以高新技术为引导的现代农村技术经济体系，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手段和技术的现代化。

2、因地制宜，模式多样。在确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时应考虑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区域性特点，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途径。如沿海相对发达地区，主要是发展高产高效农业，当务之急是加强水土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促进农村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对中部欠发达地区，主要是加快商品农产品基地的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立体农业，在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的同时要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西部贫困地区，重点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摆脱贫困，尽快实现富裕。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沈阳；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2－0036－02

作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沈阳装备制造业为我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历经发展滞缓阶段后，国家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支持，以及沈阳市微观、宏观环境的改善，使得沈阳装备制造业发展与振兴面临着难得的时机。沈阳装备制造业要抓住机遇，通过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聚集区，推动沈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一、以制定《沈阳先进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发展规划》为基础

在《辽宁省“十一五”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制定《沈阳先进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发展规划》，规划的内容应当将重点集中于工业布局、技术创新、基础设施配套以及区域协调上面。

(一)工业布局

在规划中，铁西的装备制造业是沈阳装备制造业中的重点，关系到沈阳市装备制造业能否实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领先的关键区域所在，而沈西工业走廊战略的提出，为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工业布局提供了发展方向和发展框架，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沈西工业走廊战略规划。

在沈阳机床、沈鼓、沈重和北方重工等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搬迁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后，应继续鼓励与引导其他各类配套企业人驻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减少企业间配套的交易成本，如运输成本、通讯成本、开发成本等。在沈阳新的装备制造业的工业布局中，一定要注重核心企业“以点带面”的“扩散效应”，重点扶持核心企业，鼓励引导配套企业，使得沈西工业走廊成为新的、配套齐全的产业聚集区。

作为“走廊”的核心地带，细河经济区形成了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等一批产业集群，产业链和产品链完全可以在区内实现上中下游的延伸和一体化，因此它一诞生便具有了先发优势。完善细河经济区的空间纽带和桥梁作用，使沈阳与鞍山、辽阳、营口等城市在装备制造业产业协调和区域协调方面发挥紧密相连的作用。

(二)创新体系的设计与优化

制定科学、可行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规划，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鼓励、引导装备制造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装备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水平。规划要体现出这样的政策含义：依托骨干企业，开展联合设计、联合制造，形成开放式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争取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项目列入国家重大创新专项和国债项目，省技术创新专项资金要对装备制造业的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优先给予支持；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支持科研机构利用技术优势创办产业实体，推动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和研究院所整合，组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以沈阳市的装备制造业为核心，建立公共技术研发平台。

在创新主体上，建立以装备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官相结合的产业自主创新体系。确立装备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中的主体地位，是提高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要集成各方面力量和分散的科技资源，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两翼，产、学、研、官紧密结合的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体系。要促进装备企业从竞争走向合作，以大型装备企业(集团)为龙头，以整机为牵引，结成动态联盟和战略技术联盟，集成各方优势和资源，共同解决企业和行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专利技术，实现合作创新和共赢。

在创新途径上，要切实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技术上的依赖性会带来产业“空心化”的严重后果，因此要汲取经验教训，正确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通过建立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机制，使技术引进成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以逐步缩小沈阳装备技术水平与国内外的差距，实现后来居上和跨越式发展。

在创新方式上，要高度重视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创新以及集成创新。产业共性技术、基础技术特别是原创性技术是提高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基础。制造业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涉及产品设计数据、设计方法、技术标准、材料应用、制造工艺、自动化技术、测试技术、制造模式和管理技术等方面，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应属于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并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优势产业和品牌产品。装备研制大都是集成创新的产物，如大型成套设备就是将众多的单机、配套产品和零部件，通过系统设计，集成为实现某一整体功能的大系统。因此，必须将面向市场的系统集成创新作为装备制造业实现技术跨越的突破口，以重大装备研制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为核心，组织研发机构、设计部门、装备制造部门、核心零部件配套部门以及装备应用单位等各方面的力量，实现单元技术、关键技术的集成和整机生产制造的突破。

(三)重点发展与支持的产业

沈阳的发展规划要以辽宁“十一五”发展规划为基础，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既要全面推进，又要重点突破。要突出抓好体现我省优势的三大重点领域，即在成套设备、以机床为代表的基础设备、以汽车为重点的交通运输设备3个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对规划确定的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政府将在企业改革、产业布局、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自主研发、产业集群、工业园区、信息化建设、人才支撑、名牌战略等方面重点倾斜。特别是要用好用足省技改财政资金，发挥对装备制造业投资的拉动作用。

二、以重大项目、重大工程为牵引

建设先进的装备制造业聚集区，没有大的企业、大的项目、大的工程是不能实现“先进”这一目标的。要想把沈阳建设成先进的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就要鼓励企业从事重大项目的研发、重大工程的建设，政府积极协助企业申请国家的扶持资金。重大项目、工程的研发、建设不但能够提高企业的集成创新能力，还能够提高聚集区内部从事相同产品的企业间的协作水平、合作层次，发挥产业集群特有的集群优势。重大项目、工程的研发、建设还能基于价值链开发纵向的企业间的合作与创新。重大项目、工程的牵引，无论是在过程方面还是在结果方面，都对聚集区的高效发展、高技术水平产品的出现产生良好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十五”期间，沈阳开发了高精尖数

控机床、重型燃气轮机、磁悬浮轨道梁加工生产线等一批重大装备产品，工业机器人、数字化医疗设备等技术装备已经成为沈阳自主创新的代表。“十一五”期间，沈阳应力争在装备制造业的优势领域率先取得技术突破，集中力量发展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制造业重大技术装备专项。结合2007年8月份国务院批复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力争实现8家甚至是更多家销售额超过百亿元的大型企业。重点目标企业是：沈阳机床、北方重工、沈鼓集团、特变电工等。

三、以环境建设为保障

在技术环境方面，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技术交易市场，确定交易主体之间的技术交易，可以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并激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通过正规的技术转让体系来保证技术或专利的持有人获得收益，有助于沈阳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聚集区，有助于集群内部的创新合作与交流。对交易主体的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教育也是技术环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市场环境方面，重点实现聚集区内部的有序竞争。过度竞争对装备制造业这一特殊行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市场运行模式，因此聚集区内部的核心企业应该得到重点扶持，维持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而配套企业可以实现竞争。一般来说，配套企业的投资额度较核心企业来说是比较小的，这一行业是可以实现竞争的。在市场环境的建设方面，在国有装备制造业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还应引人其他资本进入装备制造业的聚集区内，形成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的多元产权结构。大量的非国有资本进入到聚集区内，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利于市场的有效率的竞争。

四、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

实现先进装备制造业的集聚，要求必须以产业链的延伸、扩展构建出特色明显的产业集群，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统一、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体系。而任何一个这样的区域经济增长体系都必须有聚集着主导、支柱产业所形成的“龙头”城市带动全局。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的流动，大大增强了各城市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联系。逐步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沈阳作为区域内的核心毋庸置疑。

将沈阳打造成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只通过沈阳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也不可能实现。必须通过与其他地区的协同，才能实现要素的流动，实现合理的分工与协作。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是以沈阳为中心，包括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和铁岭市，科技发达。装备制造业优势明显，城市间协作配套能力强。产业关联度较高，是国家的能源、原材料、重大装备制造业和重要国防战略产业基地。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人口转移；新型农民；土地流转；粮食安全

农村人口转移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产物。工业化带动了人口的流动, 人口的自由转移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世界历史来看,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 还是新型工业国, 都必须经过这一条道路, 因此, 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 对我国人口的有序转移, 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的相关理论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

该理论由美国学者刘易斯1954年创立, 该模型是以二元经济体系为参考背景, 假定城市没有失业现象, 农民只要自愿, 都能够在城市里面有工作可做。城乡收入不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唯一决定因素, 只要城市工作所得的一般收入高于农业劳动所得,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 这一过程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完全吸纳, 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趋于相同, 城乡二元差别消灭, 国家经济达到完全现代化。

2.唐纳德・博格等人的“推力―拉力”理论

“推力―拉力”理论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末, 这一理论从运动学的观点进行分析, 指出人口转移实际是两种相异方向力作用的结果。在人口转出地有一种推力, 如自然枯涸、农村劳动力过剩、较低的经济收入等；而在转出地有一种拉力, 主要是家庭相聚的欢乐、社交网络的扩大等。推力和拉力相比, 推力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人口的转入地, 拉力因素是起着主导作用, 比如相对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待遇、较舒适的生活条件、较完善的受教育机会等。

3.费景汉―拉尼斯模式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之上, 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相似；到了第二阶段, 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 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 劳动力的弹性供给逐渐降低；到最后, 工农业生产率达到均衡, 传统农业完成到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理论模式强调了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意义和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大作用, 提出了农村人口转移主要取决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的提升。

4.托达罗模式

1970年托达罗提出一种人口流动模型, 认为“期望收入”差异是农业劳动者转移至城市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城市是否存在失业现象, 预期差异的大小制约着迁入城市人口的多寡, 结果造成城市失业率猛增, 农村劳动力缺乏严重, 最终影响农业发展。由于这种预期差异的存在, 即使在城市有严重失业的失业问题,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然呈现出增强的趋势, 因为这些进城的农村人口, 即便不能很快就业, 但是在城镇待的时间越长, 获取工作机会就越大, 因此, 他们宁愿在城镇静待时机。

二、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的实践

1.英国农村人口转移的实践

英国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圈地式”强制性转移, 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是其决定性动力。英国面积狭小, 耕地面积比例更小, 人地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日益紧张。早期发生的“羊吃人”圈地运动, 迫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当然, 这一运动调整了英国农村的产业结构, 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大农场成为农业经营的主要模式。18世纪中后期爆发的工业革命, 采矿业、制造业、商业、运输业等产业迅速崛起, 产业结构有了质的变化, 大量的人口从事于这些行业。随着产业的发展, 19世纪英国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 广泛的就业机会、生活设施对农村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经过长达四个世纪的实践, 英国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1］

美国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自由转移。工业化浪潮的勃兴是其主要动力。美国是经过开疆拓土、西进运动, 实现了人口的转移。美国地多人少, 工业化初期就显现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 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 工业化的进展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 农业劳动率大大提升, 地多人少的窘境被克服；同时, 农业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又迅速被工业化吸纳, 人口的转移不仅没有使农业衰落, 农业的现代化反而促使大量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业, 美国的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 “三化”协调, 相互促进, 使美国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2］

日本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政府干预下的“跨越式”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日本和英国一样, 都是岛国, 人多地少, 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扶持规模化的自主经营农户, 对于小农户, 则鼓励其转向非农产业。1971年, 日本通过相关法律，以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相互协调发展。日本非常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来吸纳农村劳动力，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30年代，其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始终大于人口增长率。而且，日本对转移人口的教育培训非常重视。［3］

韩国农村人口转移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中进行最快的，特点是大规模向大城市转移。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奉行重工轻农政策，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可以说韩国是在农业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农村人口转移的。但韩国有丰腴的资金，可以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当然，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造成了严重的住房问题、交通阻塞、空气污染等城市病。［4］

印度是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与中国情况相似，农村人口转移问题非常突出。政府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过于重视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不足，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而且政府刚开始对农业也不重视，为此政府努力发展乡村工业，在乡村发展工业项目，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使农村人口在乡村之间转移。由于工业和农业的失调，印度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非常缓慢。［5］

三、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问题

1.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不利于人口的良性转移。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使用权仅限于集体成员，现在农村的土地流转主要限于农民之间。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如果挣不到钱，还是会回到原来的一亩二分地的，加上有些农民基于传统观念，把土地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宁愿把土地抛荒，也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甚至有些农民即使在城镇发了财，还是要回到老家盖房，盖而不住，造成浪费。因此亟需改革现在的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流转，促进人口良性转移。

2.城镇化发展滞后不利于人口的有序转移。首先，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农村人口的均衡转移。城镇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人口承载能力不足，很多城镇的第三产业不发达，农村人口到城镇后，不能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第二，落后的城镇户籍制度，造成所谓城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分，大量的进程务工人员因没有城镇户籍，而无法享受到城镇居民应有公共福利待遇，农民虽然职业有了转换，但是农民的身份受到很多限制，农村进城人员变成城市里面的“候鸟”。

3.农村人口自身的素质问题影响转移的数量和层次。现在农村转移人口中大部分人员仅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他们进城后，只能从事一些较低层次的劳动，难以涉足高层次的职业。这种情形造成所谓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缺陷：数量型过剩和质量型短缺，长此以往，既不利于农业现代化，也不利于我国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化。

四、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每个国家国情有异，所形成的农村人口转移模式和理论也有很大差别，当我们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和理论指导时，一定结合要我们自身的情形，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政策措施。

1.农业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转移的基础。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农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化经营，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被解放出来。［6］美国在发展经济之时，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就被确立，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成功开启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印度长期对农业不重视，农业发展停滞，其农村人口的转移非常迟缓。

2.工业化是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动力。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对农业劳动力产生一种需求拉动，韩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可以快速转移，与其实施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密不可分；而印度的工业化进程直接从资本密集型起步，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非常有限，农村人口转移速度迟缓。

3.城市化为农村人口转移提供居住空间。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等改革，不仅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而且使其享受到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这对农村人口转移起到巨大的助力作用。当然，在发展城市化道路的过程中，要结合自身情况，走大中小城市有序发展的路径，避免像韩国城市病的情形发生。

4.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是同步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民居住地、职业、身份等方面的市民转换。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城市的兴起与农村人口转移、农业现代化等重大因素相互推动，不但农村输出农民，而且城市有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城市化基本设施可以接纳农民并逐渐把他们转为城市居民。我国这三者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当然，国外有关农村劳动力及人口转移的上述理论和实践，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由于各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国情不同，这些经验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的过程中，对这些理论和实践，要有选择性的借鉴。

［参考文献］

［1］［2］［3］［4］［5］中国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国（境）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借鉴及启示［J］.金融经济，2010（22）.

［6］吴亮.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比较优势升级的经验［J］. 《世界农业》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