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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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经济学研究范文第1篇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有其自身独特的、不同于北美主流传播学派的研究范式。回顾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美国期间所做的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厘清传播学史上对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的探索。

关键词 传播学 法兰克福学派 科学 科学精神

一、传播学史上的首次方法论冲突

1、客观准备———法兰克福学派的大迁移“二战”前夕，法西斯在欧洲的反犹主义大行其道。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因此传播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不得不大规模转移。美国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战前迁移的唯一去处。

1934年，社会研究所的学者们与当时美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几次联系，他们主要是来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霍克海默于该年5 月首次赴美,除了1932 年因受邀到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授课已去往美国的弗洛姆之外，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都在1934 年先后抵达美国纽约。这批最早转移到美国的学者当中唯独少了大名鼎鼎的阿多诺。而传播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冲突正是集中体现在了阿多诺的身上。

2、主观表现———定量与定性的“对立”法兰克福学派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之

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广播有关的大项目,称之为“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其全称为“广播对于各类听众的实质价值”。这一项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总体经费为6.7 万美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项目中来看，毫无疑问是一大笔钱。阿多诺因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上的《论音乐的社会地位》一文得到了拉扎斯菲尔德的赏识，这一项目也正需要像阿多诺一样的“学术明星”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社会研究所也正想送阿多诺来美国。因此，在多方因素的驱动下，阿多诺成功加入到了这个团队中来。

合作伊始，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就这次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针对经验研究问题”，二是“针对这一领域工作的实际执行”。而阿多诺似乎也与拉扎斯菲尔德达成了共识，他写道“我的理论态度并不厌烦经验研究。”

这一项目最后的代表性研究是哈德利·坎垂尔主持的“火星人入侵”恐慌性反应研究和赫塔·赫佐格主持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研究。这两项研究均被选入传播学经典《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这些都是经典的实证研究。

而阿多诺的论文《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和聆听的退化》使用的研究方法与前文所述的代表研究截然不同。前者是定量的、实证的、经验主义的，或被称为行政研究和管理学派的研究，而阿多诺的研究是批判的、定性的。同时，阿多诺对整个项目的工业化色彩、市场化倾向、量化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

诚然，这些质疑在某种程度的确暴露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弊端，但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三个主要反对意见，一是“你不应该详论你自己陈述的逻辑取舍，这样结果就是，你所说的很多东西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根据的、有偏见的”；二是“你对经验研究工作没有充分的知识，但却以权威的语言来写，这样，读者就不得不怀疑你在自己的音乐领域的权威性”；三是“你攻击其他人是拜物教、神经质和多愁善感，但你自己却清楚地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二、科学与人文之战

1、直接原因———背景与传统的导向

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冲突的直接原因与他们的学科背景不无关系。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博士，而拉扎斯菲尔德是维也纳大学的数学博士。两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差异是很明显的，欧洲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与丰富的文化遗产，较有可能孕育学术精英意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没有过多的人文负担，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这也是行政研究和管理学派的温床。

2、根本原因———科学与人文的差异

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即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的冲突,笔者以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状况为例。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传播学的性质问题：传播学是否是社会科学。这至今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存有争议，秉持结构功能主义的一派学者将传播看做一个过程，被费斯克称为“过程学派”，与之相对应的是重文化语境的“符号学派”。两派的研究路径对传播学学科而言均是难能可贵的财富。

1、“科学”的定义及特征

对于传播学未来的发展而言，厘清方法论冲突的症结尤为重要。从词源上讲，英文的“science”和法文的“Scientin”均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原意是指“知识”与“学问”，这引出了对科学的第一重理解，即作为某种知识的科学。而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更接近于“分科立学”，即一种体系性的知识。《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这样界定科学：科学是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科学研究的特征。一是实证性，即必须通过经验观察与验证；二是客观性，即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三是明晰性，即对研究对象有明晰的界定。而通俗地讲，科学研究的目的也即，一是描述“是什么、怎么样”；二是解释“为什么”；三是预测“会怎么样”。

2、“人文”的界定及描述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这样界定人文：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则界定为：被认为不属于科学的那些学科。《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又界定为：相对于科学或科学学科的学科。很显然，大部分定义都没有直面问题，而采取反面定义的方式。经过文献检索，笔者发现叶朗就人文学科的问题曾发表过文章，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描述性的界定：

（1） 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内在的）和文化世界（外在的）；

（2）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是统一的。从内容来说，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3）人文学科与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不同，它要回答“应当是什么”，也就是它要包含价值导向；

（4）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

上述描绘并不能严格对应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但从两者的界定上来看，我们仍然能较为清晰地感受到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中理论的评判标准之间的差异。

前者要求理论具有解释力、预测力，更要具有启发性、内部一致性、可检验性和简洁性；人文研究理论则要求能提供新的理解和社会价值，其最刚性的标准不在于它能否检验，而在于能否取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以及具有某种美学吸引力。

3、相辅相成———“科学”与“人文”的博弈

今天看来，“科学”和“人文”的博弈已不再显著，且早已不能简单地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还是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加以区分。尽管如此，新闻传播学科下仍有不少分支面临着方法失衡的问题。曾有学者对国内五本最为重要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自1990 年以来关于传媒经济的论文作了内容分析，得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存在落差的结论，并指出“我国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偏重定性分析”。应该说如今的研究学者少有固守一种研究方法拒不接受甚至攻击其他方法。在现在的传播学研究中，学者通常会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批判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相辅相成。

即使在最初的方法论冲突中，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分道扬镳之后，他的《威权主义人格》一书也是定量研究。而拉扎斯菲尔德的《评传播的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以较为公允的口吻就不同的方法论展开论述。

回归到传播学研究，传播学者们究竟继承了哪些科学的精神内核仍值得我们关注。

三、传播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

所谓科学精神，是科学实践中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是实践主体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的养成有赖于长期的科研过程与科学实践，并与某种学术共同体制度化的共同价值观和规范相统一。

这里首先需要检视的两个误区是对科学理性的崇拜与科学主义的盛行。对效率的追求,对于利润的追逐,催生了日益严重的科技理性崇拜。当代社会的人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科技进步来解决，而忽略了“人”自身。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占有了人与人的关系。技术的占有就转变为对财富的占有，对资源的占有，对话语权的占有，进而转变为对他人关系的占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何新闻传播学界饱受业界的歧视与轻视，即新闻传播学对研究工具的过度依赖，缺乏广度和深度的数据作为科学的代名词登陆各大学术期刊，体现的正是学术圈部分学者对学术资源的占有与对话语权的占有，致使研究成果失去了对人与人的关系最基本的阐释力。

科学主义正是在对科学理性的崇拜背景下诞生的。“科学主义虽然看到了科学对人类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对科学功能的价值的肆意扩大，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于研究者而言，更为致命的是，“科学主义则是人们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概念、方法和成果简单地搬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去，是自然科学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泛化。”

但科学精神凝结到传播学研究中的一般价值仍然是巨大的，这时的科学也并非作为知识和学科的“科学”，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使用的科学涵义。它要求传播科学研究不仅要熟练掌握统计方法，也要求研究者熟悉经典文献并追踪国际前沿期刊、文献；同时要求传播学人文研究不仅要广泛阅读一切具有思想性的文本，包括人文著作、社会科学著作乃至部分自然科学著作，也要求研究者在培养洞察力的基础上注重逻辑思维训练。两种不同的传播学研究风格都秉持着一般性的科学精神，这才是当下与未来的新闻传播研究者所需要注意的。

参考文献

①马丁·杰伊著，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②罗尔夫·魏格豪斯著，刘凯等译：《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其政治影响》[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③希伦·A.洛厄里等著，刘海龙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④约翰·费斯克著，许静译：《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⑤秦元海，《论科学精神———兼析我国科学精神的缺失与培养》[D].上复旦大学，2006

⑥乔延鹏，《自由、理性与创新———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D].吉林大学，2005

⑦叶朗，《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化作用》[N].《人民日报》，1997-4-18

⑧石义彬、周劲，《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3

传媒经济学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媒经济；范式；进路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4-0027-2

一、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传媒产业经济学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科学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传媒管理经济学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传媒经济学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资本；传播；权力

顾名思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传播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迈思认为应该关注宏观的大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宏观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一种以‘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的是宏观传播显现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广泛，媒介政治经济理论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宏观的研究层次、广泛的理论范畴、散见的理论成果等使得这个学派的学者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甚至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2]。传播政治经济学从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通过考察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私人所有权控制的、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媒介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社会民主的损害”[1]。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释和批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阐释和批判大多基于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和权力在传播中的作用，从早期观察一个社会内资本和权力在媒介上的运作到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及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传播不平等的现象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放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等层面上加以考察。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时，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起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机构化（structuration）”[3]，这样的三个起点背后都是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进行阐释和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四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 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4]，其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视域内进行的，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语境 （contextualizing）；（2）图绘（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实践（Praxis/Intervening）”[2]。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种背景与语境，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权力运作以及控制机制进行图绘表现，描摹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关系；对权力与控制的图绘之后，站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最后就是对于研究发现的现实运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2]。资本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来源也是资本。

初始的政治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内，关注其中的资本与传播的关系；而后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资本与传播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传播的控制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传播的控制；国家在传播中的扩张――国家资本及其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世界传播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及其权力对传播的控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一个流派，在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并在斯迈思等人的奠基开创作用基础上，根据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研究主题等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1]。

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取向开始出现。主要的学者有斯迈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对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公共利益、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后，作为学派的发源地北美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除了斯迈思之外，席勒、托马斯・古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现；欧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传播学者阿曼德・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时期研究已经涉及到媒介产品本质的研究、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传播中的阶级关系及斗争等等。现实的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场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断遭遇的理论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90年代进入反思时期，在结合世界发展思考一些研究话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理论的发展，结合世界发展深入探讨传播业的发展、研究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考察媒介私有化对媒介内容的影响等研究发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尔丁等人都在寻求贴近变化了的现实的研究问题，成果丰富。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31，32.

[2]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M].刘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511～53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莫斯可（加）.传媒政治经济学[M].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

传媒经济学研究范文第4篇

2011年10月，知名音乐人张超与经济学博士张淮共同创办的荷塘月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落户贵阳国家高新区留学生创业园。

上世纪70年代张淮出生在南京，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日本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在日本期间，张淮先后在日本富士通公司，日本三铃重工，日本京进株式会社等国际名企工作，这些企业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工作经历亦令他受益良多。回国后，张淮在南京创办了一所日语培训学校。

正当学校办得红红火火之际，张淮关闭了学校，只身一人来到贵州创业。

“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来到相对偏远的贵州，一切从头开始，其中的落差、风险，我都考虑过，最终还是做出了留在贵州的决定。”张淮说。

而促成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2010年，张淮应邀到贵州参加组织的“海外人员回国创业周”活动。

“说实话，来贵州之前，对贵州并不太了解，来贵州之后，我才感受到贵州绿水青山之美、生态环境之好、民族文化之丰厚。”张淮说。

行程中，张淮和张超有了第一次见面。

此时的张超正处于事业转型期，已经成为国内知名音乐人的他，放弃了去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捞金”的机会，留在贵州，以民族流行音乐创作为核心，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

回南京的前一天，张淮应邀参观张超的工作室。“我当时觉得很心酸，张超当时已经有很多红透大江南北的音乐作品，却蜗居在一个10平米不到的小房间。”透着对张超的敬佩之情，张淮建议他开公司。

张淮的想法引起了张超的浓厚兴趣，两人越谈越投机，张超坦诚地告诉张淮，需要一个像他这样懂得经营管理的合作伙伴。

张超有音乐才华，张淮有经营管理经验，两人决定合作。

之后半年多时间，张淮与张超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和交流，并三次从日本飞到贵阳实地考察。最终促使张淮决定留在贵州创业的是与张超共同创办音乐企业的共同信念和贵州大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

2011年10月，以张超创作的歌曲《荷塘月色》命名的“贵州荷塘月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

荷塘月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成立，对学经济的张淮来说，一方面，是他经济学研究的试金石，“一个搞经济学研究的人，如果把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活动相结合，那便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张淮说，“另一方面，我也想用我的创业经验及经济知识，努力打造音乐文化产业，探索出一条现代文化企业发展之路。”

张淮说，“荷塘月色”的发展之路是以原创音乐为核心打造的文化产业链。

以张超原创音乐为核心，公司先后与中国移动、腾讯公司等国内知名企业合作，此外还应邀为众多歌手量身打造歌曲，如2012年底为歌手杨钰莹10年复出创作主打歌曲《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还有《我们的家》《我唱呀拉索，你唱巴扎嘿》等歌曲。

目前，公司旗下有荷塘月色文化淘歌坊（淘宝店）、千和世纪、“我在贵州等你”专辑巡演、西江“荷塘月色”原创音乐主题酒吧、西江“最炫民族风”休闲吧等品牌，并签有央视《星光大道》脱颖而出的选秀明星天骄组合、和谐之声组合、小保安张争和雪山朗玛等艺人，成为业内知名的音乐文化传媒公司。

从内陆到沿海，“荷塘月色”实现了一次文化逆袭。公司先后在北京、南京、深圳创立了分公司，复制西南基地成熟模式，开拓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中心的沿海市场，拓展音乐产业链，形成音乐产业集群。同时，张淮还准备筹办一家海外公司。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时，张淮遇到了他的第二位“贵人”――自己的妻子。

“我和贵州真的有缘！媳妇是地地道道的贵州人，现在孩子都满一岁了。”

传媒经济学研究范文第5篇

构建传媒发展指数来研究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现状是媒介经济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该研究注重将传媒业放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研究，以挖掘各地传媒发展的饱和程度和未来可能的市场空间。

中国传媒产业研究近20年来引入了大量微观和宏观经济分析的手段,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但是结合经济元素和文化、政府政策对传媒业进行考察的“多学科型”研究仍处于弱势阶段{1},实际上传媒业的发展从来也不可能离开其存在的环境,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和市场法人,传媒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依附性、派生性很强的产业。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组建《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课题组在理论逻辑和实证研究的架构下,提出“传媒发展指数”这个概念,从系统依赖的角度来考察传媒经济的发展及其社会性、环境性的制约因素。

一项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分析的对象的选择和评价单位的确定。该评价是分析媒介发展指数,分析的对象是媒介产业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相关产业的关系以及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媒介发展在省份这个层次上政治、经济、文化这些方面会存在重大的差异,具有较大的区分度,而在一个省份范围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所以本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我国(不含港澳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确定

在本研究评价指标的选择前期,根据课题组的理论梳理,本着可比性、可测性、直观性、可操作性和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原则,课题组采用定性的方法找出可能影响传媒业发展的所有因素,也就是最小的三级指标,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的测试和筛选,即采用几个地方的媒介发展的数据,在这样的指标体系下进行计算,如果该地方的媒介发展的实际情况与该计算值差异较大,那么用这样的指标来解释媒介发展指数是不合适的,这时就要根据经验和文献分析的结果进行调整,直至媒介发展指数的数据和现实的媒介发展现状具有较高的拟合的时候才认为这种指标的选择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是适合的。根据对现实的拟合程度确定最终入选的三级指标(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三级指标),再在这些三级中进行分类,分别归纳出二级指标,再归纳出一级指标。

综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通常使用的是德尔菲法,又称专家访谈法,但是这种方法确定的指标权重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指标权重的确定多受到专家个人经验和知识背景的限制,另外在确定指标权重中经常被使用的统计分析法如因子分析法也常常因为指标数据的不健全而存在缺陷。为减少争议,根据经验,本研究中选择的各个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对媒介发展指数的影响程度都相当,这样就全部采用等权重的方法,一级指标下面的两个二级指标(媒介自身发展和媒介发展环境)采用等权的方法,每个二级指标下面的最基本的三级指标也采用等权的方法,最后采用线性相加的方式计算最后各个省份的传媒发展指数得分。本研究的两个大维度和八个二级维度指标见下图:

2.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测评结果

根据本研究制定的中国传媒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本报告对2006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的发展指数和两个单项的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排序,利用描述统计的方法,得出各省份传媒发展指数值和整体排名情况如下(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传媒发展指数综合得分排名中,处于传媒发展指数前8位的省份依次是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辽宁,属于媒介发展相对发达的省份,处于传媒发展指数后8位的省份依次是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宁夏、贵州、和海南,这些省份的媒介发展相对落后,传媒发展指数前8位的省份中,都是东部或沿海地区,在后8位的省份中,西部地区占了7个,可见,东西部在传媒发展指数上存在显著差异。

从图1中可以看出,传媒发展总指数、媒介面的得分和环境面的得分排名波动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总的趋势是一致的,在媒介发展指数这条中线的上下,媒介面和环境面的曲线上下波动,但是波动幅度都不大,两条曲线围绕着中间的媒介发展指数曲线此消彼长。通过对媒介面和环境面指标得分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两者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75(P

3.讨论

构建传媒发展指数来研究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现状是媒介经济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该研究注重将传媒业放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研究,以挖掘各地传媒发展的饱和程度和未来可能的市场空间。在本研究的第一阶段,我们发现有三个方面的不足尚待改进:第一是对数据的整合。由于我国调查业的发展还有行业不规范存在,我们尽力获得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数据,但多家数据源带来的统计口径的差异仍然需要对数据的整合使用做出更精确的判断。第二,本研究对逻辑框架和指标体系的设计做了较为充分的考虑和论证,限于研究精力,分指标的深入挖掘和解释还付阙如。第三,对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媒介业勾连关系的剖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多学科的知识背景,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后续的解读工作需要努力。在提出这个研究创意的同时,我们把研究框架和初步的结果与学界分享,以提供一个讨论的样本,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经验,希望这项研究能给我国的传媒经济研究和业界决策带来参考价值。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