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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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的现状范文第1篇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沿海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寻找未来发展的支点，我国也不例外，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海洋资源开发管理力度加大，海洋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但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也给海洋环境带来了压力，海洋成为污染输出的空间载体。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加大，加之薄弱的海洋环境保护观与低效的污染治理力度，导致海洋环境污染的加剧与海洋灾害的频发，严重影响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中要求，在促进海洋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由此可见，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引起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研究国内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有1996年吴越明等对环境—经济指标体系以及协调度模型做了相关研究;2000年阳洁等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尼茨曲线， 建立了环境经济的协调度函数，并给出了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判据;2003年，张晓东等利用灰色系统模型对90年代我国省级区域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计算，并对2005年与2010年的区域协调度进行了预测;2007年李鹤等运用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法对1990年以来辽宁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价;2010年王辉等通过建立协调度模型对辽宁14市的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进行了定量测评;2012年盖美运用可变模糊识别模型来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协调关系;2013年许冬兰，王超运用熵变方程法对我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的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
本文在借鉴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11个评价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在综合评价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相关性分析法定量评估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为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协调度
(一)协同论与协调度
协同论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 ·哈肯教授1971年提出。他认为：系统发生相变与否由系统控制参量决定，系统相变过程通过系统内部自组织来实现，系统走向何种序和结构取决于系统在临界区域时内部变量的协同作用。相变点处系统内部变量可分为快、慢驰豫变量。慢驰豫变量是决定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也称为系统的序参量，快驰豫变量服从于慢驰豫变量，因而可以不加考虑。
系统的相变结果不一定都走向新的有序，也可能走向无序。在临界点处，如果系统内部变量不能区分成慢驰豫变量和快驰豫变量时，则系统将进入无序状态。临界点处，系统内部变量的不可划分性说明了子系统的耦合能量不占主要地位。
协调度指的是系统之间或系统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由协同论可知系统走向有序的机理不在于系统现状的平衡或不平衡，也不在于系统距平衡态多远，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相互关联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和规律，协调度正是这种协同作用的量度。
(二)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协调度
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其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因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会存在由协调到不协调或由不协调到协调的一种动态演化过程。根据协调度的概念，本文将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介定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协调一致程度的定量评估，它能表征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最终追求的是两系统之间相互促进、互惠共生的协调发展。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一)研究方法
(1)数据标准化方法。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评价过程中，需要用到不同的指标分别对海洋环境质量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但由于不同指标数据的量纲、正负向、数量级均有差异，为消除各指标数据的量纲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标准化常用的两种方法是标准差变换和极差变换，本文中采用极差变换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子系统有积极影响的正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的指标，采用正向标准化方法;对于子系统有消极影响的负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有利的指标，采用负向标准化方法，具体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标准化：Zij=■
负向指标标准化：Zij=■
其中，i是指标序列，j是年份，xij为指标数据，min(xi·)是指标i在所有年份中的最小值，max(xi·)是指标i在所有年份中的最大值。
(2)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对一些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问题作出决策的简易方法，它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该方法的核心是将专家的经验判断予以量化据此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属主观定权法的一种。在指标权重确定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专家的实际经验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量化评估，因此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从主观方面确定指标的权重。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需要以下几个步骤：一是利用德尔菲法，邀请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分别对指标的相对重要度进行打分，根据评分结果构建判断矩阵。判断矩阵可用A=(αij)m×n表示，αij为因素i和因素j对目标因素的影响之比。二是计算判断矩阵A的最大特征值λmax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λmax的特征向量经归一化后即为同一层次指标对相应上一层次指标或目标重要性的排序权值。三是进行一致性检验;若未通过一致性检验，应该对判断矩阵进行进一步修正。
(3)熵值法。熵原本是一热力学概念，它最先由申农 C. E.Shannon引入信息论，称之为信息熵。现已在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等领域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熵是系统的无序度量，可以用于度量已知数据所包含的有效信息量。熵权法就是根据指标数据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判断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量，从而确定权重。当指标值数据变异程度大时，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大，指标的有用性就越大，其权重也应相对较大;反之，指标数据变异程度较小时，说明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少，指标的有用性就越小，其权重也应相对较小;当某项评价指标的数值完全相同时，意味着此项指标提供的是无用信息，可以从指标体系中将其剔除。熵权法属于客观赋权法的一种，本文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的客观权重。
用熵权法确定权重需要以下三个步骤：一是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二是计算指标信息熵ei，ei=-k■(yij×lnyij)，其中，yij=Zij/■Zij，k=1/lnn，Zij是第i项指标第j年的数据xij标准化之后的值;三是计算信息冗余度di，di=1-ei，其归一化后的数值即为指标权重。
(4)相关性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是数学统计中的一种分析方法，主要用以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正相关程度、负相关程度以及两者之间无太大相关性的无序程度。相关系数基础的计算公式是：
r=■
其中，r是相关系数，r∈[-1，1]，r<0时为负相关，r>0时x，y为正相关，且│r│越接近于1，两者的关联程度越大。
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体现在两者具有相同的发展程度，还表现在两者的同向发展以及同向发展的相关程度。简单来说，若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两者应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同时，发展水平应同步正向提高，此时两者之间相关性是正相关，且相关系数越大说明其同步发展的程度越大，两者的协调度也就越大;当然，正相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者同步衰退，此情况属于极不协调状态，因而在分析相关性的基础上，应结合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状态对两者的协调度做出判断。若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相互之间呈负向发展，则两者处于不协调状态，此时两者之间负相关。在测算并分析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性分析方法，完全可以达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程度的目的。
(二)模型建立
(1)发展度模型。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作为两个子系统，在不同的阶段其发展程度是不同的，二者的发展水平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演变过程。协调度的评价正是基于对二者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因此需要建立发展度模型分别评价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在不同时段的综合发展水平，具体的评价模型如下：
海洋环境：FAT=∑(wAi*zij) (1)
海洋经济：FBT=∑(wBi*zij) (2)
式中，FAT、FBT分别是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在第t年的综合发展水平，wAi、wBi分别是各指标体系第i项指标的权重，zij是各指标对应实际数据经标准化后的数据值 。
(2)协调度模型。根据前文可知，相关性分析方法属于统计学中的一种方法，可综合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程度和发展方向。在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都呈良态正向发展的情况下，海洋环境状况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相关度越大，两者的协调度越高。本文基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利用相关性基础计算公式，建立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评价模型如下：
C=■ (3)
式中，C表示系统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1≤C≤1;
FAt、FBt分别表示两系统在t时期的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
■A和■B分别表示两系统在不同研究时段发展水平综合评分的均值;
相关性原理中，要求K≥3，根据这一要求，同时考虑海洋环境变化的渐进性与环境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性，选取5年为一个观察周期考察2003—2013年我国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性。
三、协调度类型划分
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相关系数检验的临界值作为协调度类型的划分标准。一般而言，当│R│0.805时，属同向相关，代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改善，两者协调共同发展;二是海洋经济衰退的同属海洋环境恶化，二者共同衰退;具体的情况应结合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而定。样本数为5，R0.1、R0.05、R0.01分别为0.805、0.878和0.959，以此为划分标准(见表1)。
四、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筛选原则。指标体系的筛选直接影响到海洋环境质量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到两系统之间协调度评价的有效性，因此确定客观合理的指标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指标的筛选应该遵循如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在筛选指标体系时，应该首先考虑指标筛选的科学性，这关系到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遵循客观实际而非主观臆断筛选指标体系;另外，选取的指标应能通过观察、测算等方式客观真实的对系统特征做出明确的定性或定量分析。
(2)系统性原则。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各作为一个子系统，指标体系应正确合理的描述海洋环境子系统和海洋经济子系统的发展现状，指标的选取应综合考虑影响系统发展的各个因素，同时所选指标之间既要有联系也要有区别，尽可能全方位、多角度的反映系统的总体特征。
(3)有效而实用原则。指标的选取尽可能的简练、有效，数量上要少而精，避免过于庞杂;且指标体系能较为准确的反映海洋环境现状和海洋经济实力，其分析结果能准确的说明问题。
(4)数据可获性原则。在筛选评价指标体系时，不应只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原则，还应遵循数据可获性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指标数据的采集和获取必须有正确合理的途径;其次，所选指标应该能够量化，以保证定量计算，这是进行计算的关键。
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科学性、系统性、有效而实用和数据可获性等原则，综合考虑海洋水质、入海污染和海洋环境灾害情况，分别选取全国劣于四类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径流入海CPDCr总量、径流入海重金属总量、工业废水直排入海量、沿海工业固体废弃物丢弃量与赤潮灾害面积为反映海洋环境质量的指标;综合考虑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选取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涉海就业人员与全国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为反映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根据2004—2014年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环境统计年鉴》2003—2013年的《中国海洋报环境质量公报》确定表2中指标数据。
(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是在评价过程中，各指标重要程度的定量分配。在评价过程中，不同的指标对海洋环境质量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难免会有差异，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指标的重要性赋予不同的权重。而指标权重直接影响到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选用科学合理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分别使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确定指标权重。层次分析法(简称AHP法)是通过德尔菲法建立判断矩阵，并据此计算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属于主观定权法;由于此方法的主观性比较大，本文中权重的确定结合了熵值法。熵值法是基于数据的有效信息量确定权重的一种方法，属客观定权法。综合主客观因素，最终的指标权重取两种定权方法计算结果的平均值。由于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在科研中的运用已相当成熟，本文不再赘述具体计算步骤，指标权重计算结果见下表：
五、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
(一)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综合评价
利用经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结合已确定的指标权重，根据公式(1)、(2)综合评价2003—2013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综合评分变化情况见图1。
由图1可知，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03—2006年间，海洋经济增长势头较猛，海洋经济发展在2006年出现了一次高峰;在2006以后海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呈波动上升趋势。海洋环境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03—2004年间环境质量下降最明显，2004年以后呈缓慢波动下降趋势，在2012年环境质量出现研究时间段内的最底峰，2012年以后环境质量有明显的改善。
对比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质量发展状况，海洋经济增速最猛的时候也是海洋环境质量下降速度最大的时候，说明在此研究阶段，海洋经济的发展以海洋环境的恶化为代价，此时人们只看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短期利益，忽视了环境恶化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造成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的严重破坏。2006年以后，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态势放缓的同时，海洋环境恶化的速度也放缓，这说明了两点，一是海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二是政府和民众已经意识到海洋环境恶化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重视海洋环境的保护问题。
(二)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评价
根据海洋环境会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利用协调度评价公式(3)，分别以5年为周期滑动进行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度评价，计算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2003—2007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处于异向发展状态，说明海洋经济增长的同时，海洋环境反向恶化;根据协调度类型的划分，判断2003—2007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属中度失调。该时期海洋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沿海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大量工业废水排放入海，加上工业废弃物的倾倒，严重污染了海洋环境，致使海洋环境质量持续恶化。
2004—2009年间两个研究时间段内，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都处于相关性关系不明显，无序发展的状态，同属轻度失调;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协调度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说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有所改善。在此期间，不论是是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海洋环境质量下降的速度都有所放缓，说明恶化的海洋环境已对海洋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同时也说明海洋环境问题已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也会注重海洋环境的保护。
2005年之后的4个研究阶段内，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仍然呈相关性不明显的无序发展状态，同属轻度失调;协调度呈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发展，说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2003—2013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体处于不协调状态。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并没有得到同程度的改善，且海洋环境的恶化会制约海洋经济的发展。
六、结论
本文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的概念出发，根据科学性、系统性等原则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确定指标权重，在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性分析原理建立协调度评价模型，研究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密切程度与变化方向，定量评价了2003—2013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度。评价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基本处于不协调状态，海洋环境的改善落后于海洋经济的发展，但人们已经意识到不良的海洋环境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海洋环境问题已受到了重视。为促进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海洋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提高海洋产业创新能力。目前，我国海洋经济呈现的是高速发展态势，但是经济发展质量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仍停留在低层次水平，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制约了海洋经济质量的提高。因此，应优化海洋产业结构，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转变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注意提高海洋产业的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利用业、海洋电力业、海洋环保等新兴产业，在利用科技进步促进海洋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
(2)发展循环经济，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造成了海洋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严重制约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科学有效的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
(3)加大环保投入，保护海洋环境。沿海城市生产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的直排入海或污水径流入海等陆源污染是海洋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对于此类现象，应加大环保投入，加快建设沿海城市、江河沿岸城市污水和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提高排污技术，减少入海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应加快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遏制“偷排”现象，从源头上减轻海洋环境污染、保护海洋环境。
海洋环境的现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海洋生态经济；现状；协调发展机制
海洋是生物资源的宝库，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种类和非生物资源，给人们提供了多种海洋生物产品和能源。海洋生态系统是指海洋中的生物种群和它们生活的海洋环境所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这个自然生态系统中，海洋生物按照自然生存的法则衍生发展。而人类的一切海洋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这个海洋生态系统内进行，在人类无节制的开发下，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如何实现海洋生态经济的稳定与协调发展是人们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海洋生态经济的概念
海洋生态经济是指人类通过劳动既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海洋生物和非生物资源，还必须能够保障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条不会发生恶性变化，海洋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都能够维持投入和产出的平衡状态。近年来随着海洋产业的持续发展，海洋的生态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人们对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以及对近海区域的过度开发使得海洋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海洋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长此以往，无法实现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可持续性发展，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机制来进行海洋生态经济的发展和管理。
二、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
我们应该认识到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是我们实现海洋经济平衡和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的对海洋的经济活动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操作不当就会引起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因而无法维持海洋生物间生态平衡的状况发生，海洋生态环境就会逐步恶化，海洋经济也会因此受到影响从而逐渐出现海洋经济失衡的情况。反之如果人类采取了良好的海洋经济措施，就会维持或者优化海洋生态平衡的状态，甚至可以改善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的状态。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会制约和调整人类的海洋经济活动，保障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就必须对海洋生态环境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强对海洋环境的治理，加大对海洋周边流域内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排放的监察以及对污水的治理工作；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杜绝对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以及对海域环境的过度开发；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的绩效考核制度以及激励措施，提高海洋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积极性。
海洋的生态环境得到良好的保护是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建立的基础。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海洋生态养殖业、海洋生态捕捞业以及对海洋生态经济的进一步开发来实现，例如开展海洋生物制药的研究以及进行海洋生态旅游的开发等。海洋生态养殖是指在人为优选需要养殖的不同海洋生物品种，构建结构简单但是高产的生物养殖群落，并且通过人工控制形成优良的海洋生态环境，促成单位养殖面积内养殖产量的增加，例如贝类与海藻、海参的立体生态养殖等。 海洋生态捕捞根据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生长特点，人为控制海洋生物的捕捞时间、捕捞种类和捕捞强度，也可以结合人工投放种苗等措施，对海洋生物的生物种群结构以及生态环境进行人为调节，在不影响海洋生物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捕捞产量。
建立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也可以通过加强海洋生态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力度来实现。海洋生态经济要实现协调发展，就需要有绿色生态技术的支持。海洋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和创新，海洋生物产品的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实现都需要科技创新力量的支持。例如海洋生物制药就是海洋生态经济在创新科技力量的支持下向纵深发展的体现。海洋生物种类何其之多，人类对它们的研究和利用只是冰山一角，随着时间和科技的进步，海洋生态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突破。
三、结语
综上所述，海洋生态经济是建立在海洋生态环境良好基础上的 人类对海洋进行的经济活动。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当今海洋生态环境受到威胁和破坏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意识到海洋的生态环境对于海洋生态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同时需要环保部门加大海洋环境的保护力度，防止海洋污染的发生。也需要海洋经济管理的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实施生态养殖和生态捕捞，杜绝对海洋环境的过度开发，维护海洋生物物种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同时加大海洋生态经济的科研创新技术的研究力度，不断深挖和拓展海洋生态经济的发展空间，让海洋生物有一个安全优良的生活环境，让海洋生态经济得以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晓红，李适宇，彭人勇.南海北部大陆架海洋生态系统演变的Ecopath模型比较分析[J].海洋环境科学.2009（03）.
[2]狄乾斌，韩增林.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演进特征及其系统耦合模式[J].经济地理.2009（05）.
海洋环境的现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现状;保护;修复
海洋渔业水域环境是海洋渔业资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鱼类的生长和繁殖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和适宜的生态条件，其状况和变化更是对渔业生产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保护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不仅是海洋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
当前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衰退，严重制约了海洋渔业的健康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加强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保护，建立并完善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维护海洋渔业水域的生态平衡，防止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污染，改善海洋渔业生物资源的养护载体，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1]。为此，本文以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研究现状为中心，从面临的问题、破坏的原因及保护、修复研究等方面就目前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研究及存在的不足加以综合评述，以期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启示。
1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现状
由图1可知，2001~2008年，中国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总面积在上下波动中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是在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总面积下降的表象下，伴随着的却是较清洁海域面积的大幅下降。
污染海域面积特别是中度及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的比重持续较高。如: 2008年，中国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总面积约为7·2万km2，比2007年减少约2·2万km2，但中度及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的比重达到31%，与2007年基本持平。可见，中国海洋环境的质量并未出现明显的好转。
图1 2001 ~ 2008年中国不同污染程度海域面积的变化趋势Fig 1 The trend of sea areawith different levelsofpollution during 2001-2008 in China据《2008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显示， 2008年，中国污染海域面积减少，较清洁海域面积增加，但总体污染程度依然较高。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面积约13·7万km2，比2007年减少约0·8万km2。较清洁海域、轻度污染海域、中度污染海域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分别约为6·5、2·9、1·7和2·5万km2。
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
另外，据《2008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3]显示，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渔业水域污染仍比较严重，主要污染物为氮、磷、石油类和铜。中国海洋天然重要渔业水域主要受到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的污染。无机氮污染以东海区、黄渤海区部分渔业水域和珠江口相对较重;活性磷酸盐污染以东海区、渤海及南海近岸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石油类污染以渤海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
海水重点养殖区主要受到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的污染。无机氮污染以东海区和南海区部分养殖水域相对较重;活性磷酸盐污染以东海区部分养殖水域相对较重;石油类污染以南海区和渤海部分养殖水域相对较重。海洋渔业水域沉积物中，主要受到镉、砷、铜和铅的污染。镉、铜污染以东海区和南海区及渤海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砷污染以南海区和渤海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铅污染以南海区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
以上表明，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状况总体上保持良好，但局部渔业水域的污染较为严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严重受损，海洋渔业经济面临的生态环境十分恶劣(表1)。
2中国海洋渔业水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2.1中国海洋渔业水域面临的主要问题2. 1. 1渔业水域富营养化，赤潮频发环境污染引起的富营养化使得近年来中国沿海赤潮发生次数增多，发生时间提前或者延长，主要赤潮生物种类增多，总次数和累计影响面积逐年大幅度增加。2008年，中国海域共发生赤潮68次，累计发生面积达到约1·4万km2，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0·02亿元[4]。赤潮的多发海域北移，已逐渐影响到黄海和渤海海域，且持续的时间呈上升趋势。如:2008年2月，在辽宁省大连湾附近海域就发生了面积达到108 km2的赤潮[4]。赤潮的频繁发生对海洋渔业水域的生态平衡，海洋渔业资源以及人类健康起着巨大的破坏作用。
2.1.2 水产品质量下降，经济损失严重由于海洋渔业水域环境受到污染，一些水产品受到汞、镉、病原体等污染;此外，养殖水体环境恶化，导致病害频繁发生，水产品中的残留污染物出现了致癌物和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物质。由渔业水域环境引发的水产品质量问题，已经开始导致中国水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丧失了部分市场的准入资格，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1.3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频繁，渔业损失巨大污染事故主要有溢油污染、化学危险品污染、液化气船重大事故污染等[5]。污染事故对渔业水域环境造成的危害特别大。由此还引发许多社会矛盾，影响渔区的社会稳定。2008年，全国共发生海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88次，污染面积约1814hm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680万元。其中，影响最大的海洋渔业污染事故为: 2008年9月24日，在广东江门川岛以东飞沙州海域，韩国籍货轮“ZEUS”因遭遇台风“黑格比”袭击发生断裂翻沉溢油，造成该海域42家养殖户约4000 m2网箱养殖鱼类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主要养殖品种芝麻斑、青斑、红鱼、红鱿等大量死亡，经济损失达800万元[4]。
2.1.4 渔业水域生态功能退化，渔业资源衰退海洋渔业资源栖息环境的破坏导致了生物组成结构的变化，生物种群结构趋向单一，生物多样性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破坏。监测资料表明: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明显降低，生物物种减少;底栖生物生物量下降;传统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先后衰退;水生野生物种、国家保护的水生生物急剧减少和消失[6]。如曾是渤海最重要渔业种类的对虾、小黄鱼、带鱼资源已经严重衰退，而小型中上层鱼类成为渤海的优势种，渤海生物资源结构发生了变化[7]。又如东海传统的渔获物小型化、低龄化和性成熟提早的现象日趋严重，其中小黄鱼和带鱼年渔获量中均以补充群体和幼鱼为主[8]。种类交替、数量下降、渔获个体小型和低质化，严重制约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2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破坏原因2.2.1 陆源污染陆源污染是指从陆地向海域排放的对海洋渔业的生长、增殖、索饵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威胁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农业废水等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9]。海洋污染物总量的85%以上来自于陆源污染物[5]。工业废水是渔业水域最严重的污染源，其含有大量的悬浮物、有机物和还原性物质，以及多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工业废水导致的渔业污染事故占总发案率的70%[9]。生活废水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混合性污水，其中含无机盐类、有机物及多种致病性微生物，是造成渔业水质有机污染、生物污染和产生富营养化作用的主要来源。
农业废水是指通过大气降水、地表径流的冲刷进入渔业水域的含有大量农药、化肥的废水，其加速水体富营养化进程，该非点源污染对近岸海域的氮、磷污染较大。
2.2.2 养殖业自身污染一方面，海水养殖的生产过程和发展需要清洁、未污染的水质;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养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方式由半集约化向高度集约化发展，养殖自身污染问题显露且日渐突出。
养殖区残存的饵料、排泄的废物、施用的化肥等直接影响水体富营养化产生过程，成为诱发局部海域赤潮的原因之一;其次，在养殖的过程中，为预防养殖疾病、清除敌害生物、消毒和抑制有毒有害生物而大量使用化学药品，这些含有不同程度毒物的治疗药物、消毒剂和防腐剂已成为直接影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重要因子。
2.2.3 海上事故及不合理的海洋开发由于不可抗力致使船舶触礁、碰撞、搁浅、爆炸等事故，使有害物质进入海洋，对局部海域造成重大污染，这类事故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造成的危害特别巨大[3]。此外，由于缺乏严格的法规规范和宏观调控，各行业和各类工程建设对海洋水域环境的影响日益加重，尤其是不合理的围涂造地、河口造田、炸岛采石、海底挖砂、海洋倾废排污及违法捕捞，改变了海域的自然地形地貌、底质分布和潮(水)流条件，导致亿万年来自然形成的优越的水产动物产卵场、育肥场和越冬场等逐渐消失，近岸海域生物种类不断减少，海洋和渔业资源日趋衰退，海洋渔业水域环境遭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9]。例如:中国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掀起了围海造田和发展养虾业两次大规模围海建设热潮，使沿海自然滩涂湿地总面积缩减了约一半。滩涂湿地的自然景观遭到了严重破坏，重要经济鱼、虾、蟹、贝类生息繁衍场所消失，而且大大降低了滩涂湿地调节气候、储水分洪、抵御风暴潮及护岸保田等能力。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沿海地区累计已丧失滨海滩涂湿地面积约119万hm2，另因城乡工矿占用湿地约100万hm2，两项之和相当于沿海湿地总面积的50%。对沿海滩涂的破坏面积仍呈逐年上升趋势[5]。
3 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研究
3.1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的研究为维护海洋渔业资源的生态平衡，促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和渔业经济的健康、快速增长，必须加强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保护措施。中国在水域环境污染控制和保护治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从目前保护措施的研究成果来看，概况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3.1.1 加强宣传力度，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要开展持续的、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增强全社会的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形成全民的懂水、爱水、护水、富水意识，争取社会各界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为海洋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形成人人理解、关心和支持水域环境保护工作的良好氛围。
3.1.2 完善保护法规，加强污染源的控制渔业水域环境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渔业水域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不应仅限于单项的管理控制，而要考虑引起污染的每一方面。中国现有涉及水域环境保护的法规多为单项法规。因此要加快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的制订，以法规的形式规定管理机关的责任与权力，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约束机制，加强对污染源的控制，实现对污染事故的事后治理向事前防范的转变。
3.1.3 加强修复技术的研究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制约中国海洋渔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实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工程，恢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正常功能将是中国海洋渔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之一。环境修复技术是近年来伴随着环境污染和环境大规模治理的实施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环境修复技术还刚刚起步，但在许多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3.2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的研究环境修复技术有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及生物修复。
其中，生物修复方法是利用微生物、植物及其他生物，将环境中的危险性污染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或转化为其他无害物质的工程技术系统。相对于物理和化学修复技术来说，具有费用低廉，处理操作简单以及安全性较高等优点，是一项发展潜力较大、环境友好的处理技术，已成为当前环境修复研究的热点及趋势[10]。根据生物修复的生物类群，目前的生物修复可分为: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动物修复等其他修复技术。
3.2.1 微生物修复技术微生物修复技术就是利用水中的异养微生物分解有机物质。有机物质在微生物特别是细菌产生的各种酶的作用下，经过好氧或厌氧过程，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被逐步降解，最后转化成无机元素(矿化)而被植物吸收利用的技术。Pritchard等[11]利用微生物进行阿拉斯加石油泄漏后的环境修复，取得很好的效果。有学者在筛选环境微生物的基础上寻找功能基因，对构建超级工程菌进行大尺度生态修复进行研究[12-13]。中国也在该基础上启动了渤海典型海岸带生物环境修复技术。在菌类筛选方面，Chakrabarty[14]使用具有四种降解质粒的“多质粒超级菌”，使海上浮油在几个小时内即可降解。李秋芬等[15]从虾池底泥中筛选到10株有机降解菌， 72h内化学耗氧量(COD)去除率分别达到60%和70%以上。
于明等[16]使用光合细菌在富营养化水体治理中也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微生物修复技术在受污染水域的净化和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中具有巨大的功效和独特的优势，优点明显。不过，微生物修复对磷的处理效果有限，而且微生物处理相对于物理化学方法来说处理速度较慢，受处理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17]。目前，微生物修复技术正逐渐从应用机理和基础研究转向实际应用方面，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仍未真正大规模、大范围地应用到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工程中。
3.2.2 植物修复技术植物修复就是利用植物根系(或茎叶)吸收、富集、降解或固定受污染土壤、水体、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实现消除或降低污染环境的污染强度，达到修复环境的目的[18]。在该研究过程中，一些大型海藻因特殊的生理功能而受到关注。与浮游植物和其他清洁生物相比，大型藻类体内的营养贮存机制使其更适合在营养盐波动的水体环境中生长，其不仅能够净化水质，还能与赤潮微藻进行营养竞争，向环境中分泌相生相克类的化合物，抑制赤潮微藻的生长，起到防止赤潮生物爆发性繁殖与增长的作用。Nakai等[19]发现大型海藻海膜(Halymenia floresia)能够持续分泌一种不稳定的、对蓝藻生长具有抑制作用的化合物。Jin等[20]发现石莼(Ulva lactuca)分泌一些化合物，抑制共培养体系中赤潮异湾藻(Heterosigma akashiwo)和塔玛亚历山大藻(Alexandrium tamarense)的生长。Hogetsu等[21]研究发现，大藻(Pistia stratiotes)分泌的相生相克类化合物能够抑制其它藻类的生长，并首次提出利用大藻的克生作用作为微藻生长的控制手段。
植物修复相对于其他修复技术方式有着自身的优点，其适用于大面积、低浓度的污染，成本低，适用范围广，可处理多种污染物和多种环境;是一个自然过程，安全性较高;收获相对容易，而且有相当多的种类可获得额外的经济效益。植物修复的优点让植物修复技术的研究得到不断的加强。但是植物修复过程较慢，营养物质集中在植物体内并没有真正去除，植物的收获需要增加额外的费用，环境因子对植物的生长和去除效率影响较大[17]。
3.2.3 其他生物修复技术除了微生物修复以及植物修复以外，还有动物修复以及一些特殊的生物应用到水域环境中的修复方式，这一类的修复技术主要是通过一些底栖生物或者滤食性生物的摄食习性对水域环境中的有机物利用。已有报道指出[22]，滤食性贝类、某些棘皮动物等可以去除富营养化水中的营养物质，进而净化水环境。沈新强等[23]通过投放以巨牡蛎(Crassostrea sp·)为主的底栖动物在长江口水域开展底栖生物修复试验的效果明显。此外，多毛类(Poly-chaetes)在海洋生态系统食物链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中处于关键环节，可很好地利用底质中的有机污染物和一些重金属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力，其作为海洋食物链中的一个分室且生产单元，能够净化底质，使系统内部的废弃物再利用和循环，增加环境生态效益，是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中原位生物修复的重要生物种类[24]。
相对于微生物和植物修复技术来说，目前此类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报道较少，多集中在养殖区水域环境，且使用要求较高，单独使用难度较大。
4 展望
良好的海洋渔业水域环境是中国渔业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事实表明，渔业水域环境恶化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海洋渔业发展的最主要、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是中国海洋渔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最大障碍;是中国海洋渔业发展战略调整中最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正确认识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现状，加强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保护、修复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中国渔业发展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
4.1 保护措施的研究
渔业水域环境监测为渔政机构对渔业环境的管理提供科学的数据与评价资料，为执法提供可靠的依据，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监测网络还有待健全，集中的海洋环境监测管理机构也有待建立。今后的研究工作应主要围绕渔业环境有害物质和有害生物有效监测体系的设计和建立，各类环境样品中痕量污染物质快速分析方法的开发，生态环境影响综合评价方法等。
从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出发，重点对需优先控制的污染物(有机氯化合物和其它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石油烃、天然毒素、人工药物、病原菌等)开展研究，掌握其在自然水域中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结构和功能的不利影响。此外，渔业水域环境质量管理是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可通过对渔业环境质量管理技术和措施两方面的研究，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渔业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4.2修复技术的研究
在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技术的具体使用上，由于各种修复技术都有一定的缺点，一定要合理选取最适合的应用方法。鉴于生物修复的巨大优势，应着重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如可以把现代生物技术应用到修复生物的改良中，加快生物修复技术规模化、工程化培育等应用技术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从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出发，今后应重点加强修复作用菌的研究，筛选出高效作用菌或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构建高效基因工程菌;加强环境因子对修复菌的修复能力影响的研究，提高微生物修复在实际应用中的效率;加强微生物修复技术的应用性和大范围推广的研究以及微生物技术在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的应用;选择高效、高适应性植物修复品种或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筛选新型修复植物;加强经济修复植物的研究，降低处理成本;加强修复植物的大规模生产培育技术以及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工程管理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结合各种生物修复技术的优缺点，加强对新的生物修复技术及高效综合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等。
参考文献
[1]唐启升.中国专属经济区海洋生物资源与栖息环境[J].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国家海洋局. 2008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R].北京:国家海洋局，2009.
[3]环境保护部. 2008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R].北京:环境保护部，2009.
[4]国家海洋局. 2008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R].北京:国家海洋局，2009.
[5]王淼，胡本强，辛万光，等.中国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成因与治理[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5，1-6.
[6]唐启升.中国专属经济区海洋生物资源与栖息环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海洋环境的现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
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陆地资源过度开采日益枯竭,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资源。《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1个基本组成部分,是1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1]。它拥有广阔的空间资源、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化学资源和动力资源。加快海洋资源的开发,充分发挥海洋优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世界大国发展的主流。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社会发展和经济腾飞面临严峻的形势。同时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岸线长18000km,海域面积3.0×106km2,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3[2],海洋资源丰富。但海洋资源远未开发,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我国南海及黄、东海都与相邻国家之间存在疆界划分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益之争问题。因而,应用高新技术,准确快速查明我国海域情况,主动保护海洋环境安全[3],既是维护我国海域合法权益、保护海域环境的需要,也是科学开发利用海域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我国整体经济腾飞的需要。走海洋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之路是解决我国人均资源匮乏并实现21世纪宏伟蓝图的重要出路[4]。
作为建立数字海洋的三大支撑技术GPS,GIS和RS,在海洋空间数据处理中各具特点,又密切相关[5]。GPS可在瞬间产生目标定位坐标,GIS具有较好的查询检索、空间分析计算和综合处理能力,RS可快速获取区域面状信息[628]。3S集成技术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形成了多功能综合技术系统,实现了海量信息获取与信息处理的高速、实时和信息应用的高精度和定量化,即GPS和RS向GIS提供或更新区域信息以及空间定位,GIS进行相应的空间分析。3S技术为海洋资源的规划管理与评价、海洋环境保护、海岸带防灾、地下水防污及国防建设等方面提供了有利的观测手段、描述和思维工具。当前,3S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土地、林业、水利、农业、城市管理、生态建设等方面[9210],但在海洋领域的应用总体水平还较低,主要应用于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灾害预警预报、海洋资源调查方面,近几年扩展到海岸线测量[11]、海域勘界[12]、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机制和各种尺度的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等科学研究领域[13]。
1我国海洋资源与环境的现状及应对策略
1.1海洋资源开发现状
改革以来,我国的海洋开发飞速发展。1980年全国海洋产业产值为80亿元,1990年达482亿元,1994年猛增到1400亿元,2000年全国海洋产业产值已达4133亿元,2004年近1.3万亿元[14]。但目前我国海洋产业规模较小,仍以港口、渔业等近海单项传统产业的开发为主。海洋科技整体水平落后,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缺少全局的、长远的兼顾,特别是缺少对海洋整体利益的考虑。我国对近海矿产资源的研究程度亦相对较低,对远海及整体资源尚未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尤其是以高新技术、资金密集、见效快、创汇多为特点的新型海洋产业(如海洋油气业、滨海砂矿业及海洋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缓慢。海洋娱乐区、倾废区等功能区规划不尽合理,管理滞后。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机制和法律体系不健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尚未形成统一协调的整体开发战略[15]。
1.2海洋环境及生态现状
1.2.1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许多海区、港湾的污染均超过国际限制标准。环境质量日益恶劣,近海污染范围不断扩大,N,P等营养盐类污染明显。2004年我国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69×105km2,较上年增加约2.7×104km2,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江苏近岸、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局部海域。同时,陆源污染物排海严重是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一项对沿海工业污水直排口等四大类43个排污口进行的重点监测显示,受陆源排污影响,约八成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污染严重,约20km2的监测海域为无底栖生物区[14]。
1.2.2海洋的自然和生态破坏范围广、程度深大量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如围海筑坝、河流建闸、大面积挖沙采石、乱挖珊瑚礁等)已严重影响并破坏了我国海洋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大范围的海岸侵蚀或淤积,湿地及红树林面积减少[16],破坏了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海珍品濒于绝迹,渔业产量大幅度下降。《2004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由于陆源污染物排海、围填海侵占海洋生态环境及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莱州湾、黄河口、长江口、杭州湾及珠江口生态系统均处于不健康状态;沿海开发程度的增高和海水养殖业的扩大,也带来了海洋生态环境和养殖业自身污染问题[14]。
1.2.3海域污损事件频发、环境灾害群现近年来,我国海域赤潮、溢油、违章倾倒等污损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大。2001年全国海域共发生赤潮77起,累计面积达1.5×104km2[17],对海洋环境、生物资源和渔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害。海运业发展导致外来有害赤潮种类的
引入,全球气候变化也导致了赤潮的频繁发生。2004年中国近岸局部海域沉积物污染严重,近岸海域部分贝类受到污染,大面积赤潮和有毒赤潮多发,全年共发生赤潮96次,赤潮累计发生面积较2003年增加约八成多,海洋环境污染已成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14]。
1.3应对策略
根据我国海洋资源利用与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结合我国国情与21世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强化以下措施: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机构,制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性目标、政策和法规;要提高全民热爱海洋、保护海洋资源与环境的意识;要建立我国海洋倾废区,规划近海海域环境容量,严格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按照合理、系统和科学的原则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充分发挥海洋功能区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要加强对各种海洋资源储量、分布的勘测勘探,调查了解各种资源量及海洋环境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而重中之重是要倡导科技创新、依靠科技振兴海洋: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原位实时地监测海洋环境,通过强大的地理信息分析与处理系统的支持,对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模拟,及时有效地保护海洋环境、资源,预报灾情与突发事件。
23S在海洋资源与环境中的应用
多年来,国内外海洋工作者在海洋地理、海洋化学、海洋水文、海洋气象、海洋生物、海洋矿产、海洋测绘等基础性学科上进行着不懈的研究,制定了一批大型的、多学科的国际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如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Topex/Poseidon海洋地形试验、世界海洋环流试验(WOCE)、热带海洋全球大气计划(TOGA)等。通过系统地研究海洋,不断发现其内在规律,帮助人们充分利用海洋空间,合理开发海洋资源。
目前,越来越多的地理信息已在国民经济建设诸多领域中显示出巨大的应用价值。在信息量激增的21世纪,要实现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及时准确地获取、分析海量的信息。而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GIS技术功能强大,用于对空间环境数据进行管理、查询、分析,并且利用GIS的统计制图功能形象地展示出各种环境专题内容、环境数据空间分布与数量统计规律,以满足环境保护实际需要。3S、专家系统及决策支持系统是当今信息时代的尖端技术,它们相互结合、取长补短、相辅相成,为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提供比较完善的技术支持,有助于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借助3S,应用计算机网络与通讯和数据库管理技术,建立现代化海洋实时立体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信息更新、信息共享,并通过图形方式对管理与决策前景进行动态模拟,为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和气候的监测、海洋防灾减灾以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服务。
2.13S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目前陆地上70%的农业生产资料,80%以上的工业原料、95%以上的能源来自矿产资源。由于我国仍处于矿产消耗强度趋快的时期,要满足近期矿产资源的需求,并为今后一定时期内可持续发展保持后劲,寻找和开发矿产资源仍是地学工作的重要任务。海洋中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天然气水合物、多金属结核、海底热液多金属硫化物等矿产资源,它们的分布、规模、储量评价、开发利用的环境条件及可行性等,无疑依赖于快速、高效、准确的探查技术。
根据海洋资源数据库中的物探、化探资料及GPS和RS提供的信息,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和虚拟现实技术来探索海洋成矿特点和规律,为海洋管理、海岸带和海岛资源开发提供科学依据。成本低、速度快,有利于克服自然界恶劣环境的限制,减少投资的盲目性。3S技术可以对区域自然资源的分布及其量值的动态变化进行快速、准确的调查和评价,例如,确定资源量及其变化幅度、时空分布特征,分析、预测各类资源利用的现状与前景,探索解决自然资源供需矛盾的可能途径,评价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方案等。
2.23S与海洋环境保护
利用3S建立海洋环境和灾害信息库、海洋环境质量评价和灾害预报系统,能够为环境监测、管理、规划及评价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为保护海洋环境及海上航行、生产安全服务。
2.2.1环境监测遥感技术在海洋调查中显示出大范围、多时像、高分辨率的特点,RS在河口泥沙规律研究、海水海温监测、渔场监测、海洋污染监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厄尔尼诺效应、赤潮等的监测也收到较好的效果[18]。
2.2.2环境管理GIS等技术能对各种海洋环境、资源,如海洋生物资源、大气质量、海洋水资源、污染物排放范围等进行实时监测、更新,并能有效地进行环境统计分析,进而进行环境总体规划;可动态展示污染源位置、类型、负荷及对区域环境造成的影响。
2.2.3环保应急反应对于重大环境事件,环境保护部门要具有应急反应能力,并能针对事件的特性做出迅速反应和决策,如水质污染、油船泄露等。
2.2.4环境规划污水排海工程的规划与设计由于涉及潮汛等原因,如何建立有效的模型进行近海水域模拟分析,是目前的难点和热点。而GIS的空间分析能力可较好地解决该类问题,应用GIS进行近岸海流模拟分析,同时还可以分析近海岸带悬浮物的分布情况。另外,GIS等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客观、动态地对重点海域的环境质量进行趋势预报,为区域环境规划工作提供全面支持,为国家和地方进行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2.5环境评价我国目前正在或将要进行的资源开发和重大工程项目,如南海大陆架石油开发等,应用GIS等技术可以对其进行勘探、选址及建成前后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预测和研究,并实现其动态、连续、准确的监测、评价与环境影响规划方案的制定。
2.33S与海洋精细渔业
海洋精细渔业指将3S、计算机、通讯、网络及自动化技术等高科技与地理学、渔业、生态学、沉积学等基础学科有机地结合,对鱼群、水质、底质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实时监测,以实现对鱼苗生长、发育、营养状况、灾害以及相应的环境进行定期信息获取和动态分析。通过诊断和决策制定计划,并在GPS和GIS集成系统支持下发展信息化现代海洋渔业。海洋精细渔业具有新型现代渔业生产模式,综合应用了3S等空间信息技术,将促进人类合理利用渔业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海洋精细渔业是未来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也是“数字海洋”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3海洋资源、环境领域中亟待应用3S技术的重大课题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提出“数字地球”战略,我国的《21世纪议程》和“数字城市”工程均包括3S方面的内容[19220]。作为“数字地球”的一部分,“数字海洋”、“数字港湾”等名称已被相应地提出,建立了一些行业性、地区性地理信息系统(如渔业GIS、黄河口GIS)。我国各有关部门对海洋资源与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全国沿海66个海洋站、200多个验潮站和3个海洋资料浮标网的长期观测[21],加之陆地/气象/国土卫星资料及航片资料,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所以运用GIS技术建立海洋立体监测管理系统在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海洋综合管理系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但总体上讲,3S应用范围窄程度低,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22]。在海洋领域利用GIS,首先要建立开放式的、具有先进体系结构的计算机网络平台;然后利用优良的GIS工具和数据库管理系统,构成一个集成化的环境,以满足海洋立体监测管理系统功能的需要;再利用海洋综合管理分析与决策子系统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模拟,为海洋资源开发、环境和气候监测、防灾减灾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服务。根据我国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现状,结合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前,应尽快发挥3S的优势,深入研究以下领域。
3.1数字海底系统
海底地形信息对于海岸带的演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GPS技术与海底测深技术相结合,提高了水下地形测量精度,但费用高且无法经常测量,对大面积水域也难以得到连续的全景水深信息。GIS与RS图像处理系统结合应用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RS数据是地理信息系统的重要信息源,且大多数GIS已拥有独立模块进行图像处理。以GIS为平台,利用各种海底探测技术所取得的资料,建立数字海底数据库,应用自动成图技术,集成由海底地形地貌、地质构造等相关参数组成的数字海底系统。数字海底系统是多学科海底数据和海洋地质模型支撑的信息化海底系统。其关键技术包括海底地学专业模型技术、地学数据技术、与数字地球间的集成技术;其主要目标是使海底领域与数字地球接轨,促进海底资源的开发和海洋环境的治理。
与3S具有紧密联系的海洋环境下矿产资源的原位实时探测技术、海底电视观测系统及水下可视化定点采样技术、先进的海底矿产资源现场测试技术是国外正在发展的高新海洋资源探查技术,在大洋矿产资源探查与评价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目前对上述技术的掌握程度很低,这无疑严重阻碍了我国对大洋矿产资源的分布、储量、开发潜力和开采方法的正确判断。尽快开发大洋矿产资源探查技术显得异常必要和迫切。
3.2海岸带系统
海岸带是地球四大圈层交汇的地带,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及地质过程交织耦合,陆海相互作用强烈。全世界河流入海悬浮物质、生源要素及污染物的75%～90%归宿于海岸带,全世界60%的人口和2/3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海岸带环境演化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空间、生存质量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LOICZ)研究成为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的核心计划之一,旨在研究未来气候变化、土地利用、海平面变化及人类活动等对全球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和可持续利用的影响,提高对于未来变化的认识和预测能力。河口-近海系统位处沿海经济带,是陆海相互作用最为活跃的地带。就我国的国情而言,占我国陆域国土13%的沿海经济带承载着全国42%的人口,创造着全国60%以上的国民经济产值。我国沿海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对海岸带资源与环境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同时也赋予海岸带沉重的环境压力。
海岸带系统是海岸带综合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尤其在海岸带功能区划、海域划界、海域资源有偿使用管理等信息管理中,是目前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23]。通过RS与GIS技术集成方法,结合海岸带综合管理所需的元数据(Metadata)技术和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充分利用多源卫星资料和已有的实地调查资料,构建海岸带信息系统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同时又具有巨大管理效益的研究项目。它将帮助研究者从海岸带环境场及其动态变化规律探索的角度来进行海岸带动态变化研究,进而开展陆海相互作用的研究。
3.3海洋灾害监测与预报
3.3.1海水入浸实时监测当前,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涨,且海水入侵面积仍有扩大的趋势。我国海岸线长,沿海地区面积大、海拔低,海平面单位高度的上涨会对沿海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危害。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开展比较晚,应运用3S动态、实时监测海水入浸,分析、预报灾情,提供有效的措施及建议。
3.3.2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报东部沿海地区为海洋灾害多发区,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台风、海流、风暴潮、海浪、赤潮等灾害[24]。因此,如何准确预报重大灾害,提高区域综合减灾能力,已构成可持续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采用以飞机和卫星平台相结合的遥感成像技术实时地获取灾害蔓延范围信息,用GPS测定灾区的准确地理位置,结合GIS中已存储的灾区地形、交通等信息,即可对灾害进行评估、预测,并能对不同决策方案的效果进行模拟、对比,向各级决策部门提供救灾、减灾的辅助决策方案。
3.3.3海洋生态环境动态监测海上溢油事故频繁发生、沿海工业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海水养殖业趋向于高密度大面积的产业化、工厂化养殖,造成环境质量下降、近海营养盐过剩,赤潮频发,严重危害着海洋生态平衡。因此,运用3S建立海洋环境动态监测系统及海洋生态变化监测系统,对合理管理海域、分析环境变化和预测海洋生态状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3.4海洋工程安全立体监测与预报近海资源与环境的开发依赖于海洋工程构筑物,工程安全状况直接影响开发工作的经济、环境效益,甚至决定开发工作的成败。海洋工程安全性既取决于工程结构本身状况,也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荷载,如风、浪、冰、地震荷载等。建立对海洋工程构筑物状况及其环境影响的监测体系意义重大。
4结语
海洋资源与环境是3S技术大显身手的领域。3S是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最佳途径,是实现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和重要手段,在全球变化、资源调查、环境监测与预测中起着其它技术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在维护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将极大地促进信息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和地球科学的发展。3S所提供的巨大市场将在国民经济及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遥感卫星相继升空,海洋探测技术越来越先进,水下地形测量、重力测量仪器不断更新换代,为海洋基础数据获取提供了保障。3S理论的日益完善,算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全球网络化的逐步实现,测绘工作者、海洋科学工作者的密切配合,都为海洋地理信息系统和海洋遥感的普及提高创造条件,最终为决策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科学的建议。只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发展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21世纪议程[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125-130.
[2]郭芳.蓝色的宝库———21世纪的海洋开发[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5-20.
[3]张珞平,洪华生,陈伟琪,等.海洋环境安全: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观点[J].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3(Sup.):254-257.
[4]张德贤,陈中慧,戴桂林,等.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型及应用研究[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1,31(1):143-148.
[5]刘志丽,马建文,陈嘻,等.利用3S技术综合研究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中下游11年生态环境变化与成因[J].遥感学报,2003,2:146-152.
[6]刘惠明,伊爱国,苏志尧.3S技术及其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J].生态科学,2002,1:82-85.
[7]刘震,李树揩.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与全球定位系统集成的研究[J].遥感学报,1997,2:23-26.
[8]李德仁.论RS、GIS、GPS集成的定义、理论与关键技术[J].遥感学报,1997,1(1):64-68.
[9]闫志刚,盛业华,左金霞.3S技术及其在环境信息系统中的应用[J].测绘通报,2001,S1:17-20.
[10]王伟武,王人潮,朱利中.基于“3S”技术的环境质量评价及其研究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2002,28(5):578-584.
[11]于永海,苗丰民,王玉广,等.基于3S技术的海岸线测量与管理应用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19(6):24-27.
[12]黄发明,蔡峰,孙书贤.3S技术在海域中的应用[J].海洋测绘,2003,23(2):20-23.
[13]蒋兴伟.我国海洋卫星的发展及其应用展望[J].中国航天,2001,9:13-17.
[14]国家海洋局.200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N].光明日报,2005-02-05.
[15]戴桂林,王雪.我国海洋资源产权界定问题探索[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5-18.
[16]谷东起,赵晓涛,夏东兴.中国海岸湿地退化压力因素的综合分析[J].海洋学报,2003,25(1):78-85.
[17]徐质斌,牛福增.海洋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73-84.
[18]黄敬峰.论遥感技术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J].遥感技术与应用,1999:14(1):65-70.
[19]陈述彭.地理信息系统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1-12,220.
[20]马蔼乃.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0:3032324.
[21]许富祥.海洋灾害特征及减灾对策[J].海洋预报,1998,15(3):45-50.
[22]谷东起,赵晓涛,夏东兴,等.基于3S技术的朝阳港泻湖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研究[J].海洋学报,2005,27(2):91-97.
海洋环境的现状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D60；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2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4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 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 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 & Strauss 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 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 chart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 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 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 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 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 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 “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mplification proces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64.[Beck U. Risk Society[M].Translated by He Bowen. Nanjing： Yilin Press， 2004：64.]
[2]Royal Society. Risk Analysis， Perception and Management [M]. London： The Royal Society， 1992：2.
[3]汤姆・泰坦伯格.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M].严旭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49-51.[Tietenberg T.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M].Translated by Yan Xuyang.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03：49-51.]
[4]Douglas M， Wildavsky A B.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5]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J]. Science，1987，236： 280-285.
[6]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Risk Analysis， 1988， 8（2）：178-187.
[7]Wen X， Donald W H. Cultural Worldviews and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s：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4，40：249-258.
[8]黄杰，朱正威，等. 风险感知与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健全[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5（2）：48-55.[Huang Jie， Zhu Zhongwei. Risk Perception and Improving Social Stability Risk Evaluation Mechnism in China[J].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35（2）：48-55.]
[9]胡象明，王峰.一个新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风险感知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4，（4）：102-108.[Hu Xiangming，Wang Feng. A New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Analysis Framement： Risk Perception Perspective[J].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4，（4）：102-108.]
[10]王琪，王学智. 浅析我国海洋环境应急管理政府协调机制 [J]. 海洋环境科学，2011，30（2）：268-271.[Wang Qi， Wang Xuezhi. Analysis on the Governmental Coordinate Mechanism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China[J].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2011，30（2）： 268-271.]
[11]崔凤.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美国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评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1，（5）：6-10.[Cui Feng. Marine Development and Its Environmental Risks： Analysis on the Oil Spill in the Gulf of Mexico [J].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2011，（5）：6-10. ]
[12]陈涛.“维稳压力”与“去污名化” [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4，13（1）：94-103.[Chen Tao. Dimensional Stability Pressure and Antistigma[J].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14，13（1）：94-103.]
[13]唐国建.蓬莱19-3溢油事件中渔民环境抗争的路径分析[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4，13（1）：104-114.[Tang Guojian. The Path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 Resistance of the Fishermen in the 19-3 Oil Spill Event in Penglai[J].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14，13（1）： 104-114.]
[14]王炼，贾建民.突发性灾害事件风险感知的动态特征[J].管理评论，2014，26（5）：169-176.[Wang Lian， Jia Jianmi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Risk Perception of Sudden Disaster Events[J]. Management review，2014，26（5）：169-176.]
[15]Glaser B G，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M].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16]王刚，娄成武.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定量推崇批判[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3）： 99-103.[Wang Gang， Lou Chengwu. Rethinking of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12（3）：99-103.]
[17]埃文・塞德曼.质性研究中的访谈 [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9.[Sedman E. Interview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9.]
[18]Naresh R P. The Creation of Theory： A Recent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J].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996， 2（4）：1-15.
[19]Strauss C. Basic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M]（2nds.）. CA：Thousand Oaks， 1998：128.
[20]Kasperson R E，Jhaveri S. Places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Toward a framemork of Analysis[C]//Flynn S. Risk， Medical and Stigma： Understanding Public Challenges to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Earthscan， 2001： 9-27.
[21]Luhmann N.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3：107.
[22]Covello V， Sandman P M. Risk Communication：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C]//Wolbarst A. Solution to an Environment in Peril. 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164-178.
[23]皮金，卡斯帕森，斯洛维奇.风险的社会放大[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47.[Pidgeon N， Kasperson R E， Slovic P.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M]. Beijing： China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Publishing House， 2010：47.]
[24]Johnson B B. Exploring Dimensionality in the Origins of Hazardrelated Trust[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1999，（2）：325-373.
[25]Hunsaker C T. Assessing Ecological Risk on A Regional Scale[J].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0，14：325-332.
[26]Lipton J A. Paradigm for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3，17：1-5.
[27]Renn O， Levine D. Credibility and Trust in Risk Communication[C]//Kasperson R E， Stallen P J. Communicating Risk to the Public.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991：174-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