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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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1篇

一、适应互联网发展需要，努力提高影视剧生产和网络供给能力。各级广电局要积极引导并鼓励影视节目制作机构多生产适合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内容积极健康的影视剧。使积极健康的网络视听节目占据主导地位，推动和加快我国互联网视听服务产业的建设和发展。

二、加强互联网传播影视剧管理。要遵循互联网的特点和规律，按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加强领导、明确职责、落实任务，切实加强互联网传播影视剧的管理，以管理促发展，以发展促繁荣。用于互联网传播的影视剧，必须符合广播电影电视管理的有关规定，依法取得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或《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同时获得著作权人的网络播映授权。用于互联网传播的理论文献影视片须获得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理论文献影视片播映许可证》。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境内外电影片、未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境内外电视剧、未取得《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的境内外动画片以及未取得《理论文献影视片播映许可证》的理论文献影视片一律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播。

三、切实加大管理力度，努力净化网络环境。各级广电局要依法行政，恪尽职守，加大管理力度，为发展和建设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产业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在近期内开展以下工作：

（一）大力开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宣传，自觉抵制网络色情节目。各地要组织和引导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等各种媒体，加大对含有色情等有害内容影视剧在网上传播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的宣传力度，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网络视听文化，引导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自觉抵制和远离各种有害视听节目。通过多种方式对《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广播影视法规进行宣传和解读，教育视听服务从业机构不得在网上传播含有反动有害、色情、暴力低俗、侵权盗版等《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16条禁止传播内容的影视剧，教育网民上传影视剧要自觉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互联网行业的遵法、守法意识，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文明的网络活动空间。

（二）加强互联网站管理，依法开展视听服务。各地广电局要加强领导、明确职责、落实任务，通过多种方式向本辖区内网站传达总局管理要求，要努力做到让网站法人代表和本地电信企业各级分公司负责人熟知、掌握相关管理规定和管理要求。各地要组织力量、突出重点，对本辖区内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做一次全面专项实地检查，重点检查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网上传播的影视剧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机构是否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网络用语；信息交流；信息传播

信息交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现象，是人与人相互作用与联系的一种方式。它是不同时间或不同空间上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交换信息的过程。语言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交流工具。网络全新的交流环境与独特的传播方式，造就了具有鲜明个性的网络用语。网络用语是人们在互联网上广泛应用于信息交流传播的一套信息符号。广义的网络用语包括和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如硬件、病毒；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如网民、闪客。狭义的网络用语主要指网民用于网络聊天或发表个人观点的用语…。本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狭义的网络用语。网络用语近年来迅速壮大和发展，据西华大学武小军教授在2005年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66．87％的人在接收Email时使用过或较多使用过网络用语，23．45％的人在日常交流中经常使用并在影响其他人群。可见网络语言的使用目前已十分普遍。网络用语的存在和发展对信息交流和传播有很大的影响。

1网络用语的主要类型

网络用语的分类标准有很多，从词汇的结构组成与用语含义内在联系这个角度出发，网络用语可分为如下主要类型。

1)符号图形类。主要由非文字的特殊符号组配而成，部分与文字组合来表达含义。其最大的特点是用于表达人类各种表情。例如由冒号和右括号组成的“：)”，好比一个人的笑脸，“：一D”表示非常高兴地张嘴大笑，而由字母T和下划线“一”组配的“T—T”就好像泪水从脸颊流下来的样子。这种网络用语比起传统的文字能更加生动活泼地表达人们各种情感，在信息交流效果上容易产生共鸣。

2)谐音类。这类网络用语主要使用发音相近的字词甚至是数字来表达一些传统用语中的书面字词。如大侠被写成了“大虾”，版面的主人被写成了“斑竹”或“班主”，哭泣如“呜呜呜”的声音被写成一串“555”。这类网络用语存在的争议性最大，因为它们很可能会导致错别字的泛滥。

3)缩略词类。这类网络用语通过组合原来要表达字词的拼音或者单词的首字母来表达含义。如妹妹哥哥被表达成“MMGG(拼音meimei和gege的首字母缩写)，甚至是一些短句如英语常用的Byhteway也被缩略为“BTW”。

4)旧词新义类。这类网络用语赋予一些传统语词新的含义，常用于表达与网络交流主体或者网络行为相关的含义。如“潜水”是指长时间泡在论坛或者网络聊天情景中却一言不发，而“马甲”是在网络交流环境中隐匿真实姓名的用户名。

5)引申类。这类网络用语依然沿用了传统语词的含义，但在网络环境下，引申出了与网络行为相关的特定含义。它们往往精简短小，常用的如：“顶”是指在论坛BBS中把帖子通过回复把帖子顶上显眼位置，后来引申为支持；“汗”引申为敬畏或无奈，源自漫画家经常采取漫画人物流一两滴汗来反映人物的敬畏或者无奈的心情。

6)新词类。这类用语是在互联网信息交流和传播过程中诞生的，主要用于表达与网络交流主体或网络行为相关的含义。如在网民中较为流行的“灌水”是指在网络交流环境中经常发表没有实质意义言论的行为；“小白”是指在网络论坛BBS中，经常浏览他人言论却极少做出回应的人；“牛人”是指拥有某方面出色能力的人；“楼上楼下”是指上面或下面相连的文章等。

7)数字代码类。数字再普通不过的是阿拉伯数字，用到网上则有不寻常的意义。如“886”是“Bye—bye”；“7456”是“气死我了”；“8147”是“不要生气”；“4242”是“是哦是哦”，等等。这些数字不但输入简便，而且谐音易记，被广泛使用和传播。

2网络用语在信息交流过程中的特点

1)简洁性。网络信息交流的即时性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最大的信息量。讲求效率是网络用语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故网络用语具有大量缩略形式存在。汉语在输入方式上不及英语方便快捷，相比之下，一些数字符号字母的录入更加方便。网络用语还尽量突破原有书写符号的局限，改变现有语言中某些词语形音义方面的约定俗成，创制了新的形音义的结合体，并靠这些简单的符号传达丰富的思想感情和内涵，缩短信息交流的宝贵时间。为了提高交流速度，网民很少运用复杂句子，省略现象极其普遍，这反映了网络用语经济性的特点。可见，网络用语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的简洁性，几个字母和符号就能真实而传神地表达复杂的想法，这适应了快节奏的网络信息交流，实现多人的交互性信息交流，同时也节省了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信息交流的效率。

2)区域性。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类似，网络用语也有其区域性。但是这种区域性更多的是以虚拟社区交流主体为界限的。因此，网络用语的研究离不开虚拟社区。网络用语在网络论坛或BBS更为兴盛，传播范围更广，传播速度也更快。我们所看到的流行的网络用语一般都是综合性词汇。然而在不同类型的虚拟社区中，也会流行不同的网络用语。一些网络用语甚至在某一类型的虚拟社区非常流行，而在另外一种类型的虚拟社区中却无人知晓。例如在学生求职类型为主的虚拟社区流行着“面霸”(指投递简历命中面试机会高的人)，“霸王面”(没有接到公司邀请，仍然前去毛遂自荐，期望获得额外面试机会的行为)。在一些针对性更强的社区，网络用语对于外行人来说更显深奥，例如以动漫为主题的虚拟社区中，“LOLI”(动画漫画中可爱的小女生形象)是一个常见用语，但是对于不懂动漫的人来说理解便非常困难。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Web2．0的出现，网络社区的互动性、群体性进一步加强。用户通过如头像图片、签名档等方式加强自身在虚拟社区中的标识。网络用语的区域性表明了当今的虚拟社区受众的归属依赖感加强。

3)生动性。在人际信息交流体系中，语言充当着信息载体的角色。传统上，人们把语言划分为口头用语和书面用语。口头语最大的特点是包含很多语气词和助词，形式比较随意，通过互动对话往往能迅速清楚地表达复杂的信息。其中，信息发送者的语气、表情、音调、姿势等等都能使信息接收者更好地认识信息发送者的态度，加深对接收信息内容的理解。书面语讲究逻辑规范，重视修辞手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规范，然而进入某种规范就意味受规范的约束。由于这种规范尚且不能直接捕捉信息发送者提供的额外信息，信息接收者未必能像两者对话那样迅速理解接收的内容。网络用语虽然以书面形式表达，内容上却更接近口头用语，随意活泼，生动形象，尽可能即时传递出表情、语气、姿势等等的感情因素。网民们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抽象的内容更加人性化、形象化，更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这种特性反映了网络受众要求被认同以及渴望交流的心理，希望通过网络用语能使交流双方变得更加亲近，更好地把自己的信息与情感传递给他人。

4)动态性。网络用语属于流行语，具有一定的流行周期。网络用语的不稳定性体现在其频繁的更新换代。因此，网上的流行语可能随着新一代网民的成长和加入而不再流行，有的会被慢慢淘汰，如过眼云烟。任何富有个性和联想能力的网民都可能提出受欢迎的网络用语，大大加快了网络用语产生的速度。另一方面，网络用语主要流行于年轻一代，他们喜欢追求新异，因而进一步加快网络用语更新的频率。据2006年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调查，网络用语几年前大量出现，近年增长速度趋缓，一些曾经被各种媒体反复使用的代表经典网络用语词汇，如“大虾(大侠)、菜鸟(新手)、酱紫(这样子)”等使用频率均没有超过0．2％，而“沙发”等后起之秀不断涌现，以前说美眉，现在就说MM了。相比起传统的口头用语和书面用语，网络用语的发展变化相当迅速。

5)非规范性。网络语言使用形式纷繁多样，不拘一格，求新求异，表达另类。各种文字符号交叉使用，表现手法灵活多变。由于网络是个开放的虚拟的世界，网民的身份、职业、文化程度也各有不同，作为思想载体的网络用语当然也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粗俗、错别字层出不穷，例如“米国”，并不是生产大米的国家，而是指美国。有很多根本就没有遵循汉语规范，这种现象日益成为一种网络文化，会给民族语言带来冲击，也给信息交流带来一定障碍，甚至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3网络用语对信息交流的主要影响

1)丰富了信息交流载体种类，提高信息交流的效果语言是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它使得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思想得以交流。网络用语虽然是一种书写语言，却有着自身鲜明特色，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纳为书面用语或者口头用语，它是一种新的信息载体。这种信息载体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清新独特的表达风格，它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形象表达人类说话的动作、语气、音调、姿势等等，即时传递情感，也经常以一种诙谐的比喻形容某种网络行为，加深人们的印象，从而愉悦了信息交流的双方，营造良好的信息交流氛围。

2)简化了信息的传递过程，提高了信息交流效率。网络用语是一种被高度缩约化了的语言，由于交流双方不是面对面交谈的，而是通过在键盘上敲打字符来表达信息，这个特点决定了交际双方要尽快地把自己的信息发给对方，并对对方传来的信息尽快做出反应。网络用语往往精小简短，在2006年网络用语排行榜前20名中，最长的网络用语ding(“顶”的拼音的形式)也只有4个字符。缩写类的网络用语占的比例最大，覆盖率为40％。许多网络用语能通过生动形象的借代来简短表达，因而使得信息长度变短，在有限的时间里向信息接收者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由于信息传递过程是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为了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效，所以其编码工作总是简约的，以最少的语言符号来突出最大的表现力。

3)交流主体容易在虚拟社区中获得认同，使信息交流趋向个性化。网络信息传播的交互双向性使人们已不再是以往的受到限制的受众角色，每个用户都可能成为信息的接受者或传播者，信息交流开始转向交互式、去中心化个性化、自由化的信息模式。由于网络交流双方可以互不认识，也可以未曾谋面，所以交流的内容就具有很大的随意胜。为了显示与众不同，突出自我，吸引更多的注意力，网民便刻意去追求表达的标新立异，从独具个性签名档就可以窥见一斑。由于不同的虚拟社区会有自己独特的网络用语，而使用者处于网络人际交流状态时，普遍具有的心理状态便是被认同和渴望交流。和其他网络主体交流时，便能产生认同感，而特定社区特定的网络用语是取得这种投契的基础。因此，部分网络主体使用网络用语的原因是希望自己尽快融人这个网络社区，能顺畅地和他人交流。网络用语的熟悉能使得这些新进群体更快地在虚拟社区中获取认同。网络用语的传播特性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社区中人们的情感归属感越来越强。

4)缺少标准规范，造成信息传播的障碍。网络用语是一种口语化的语言，本身就缺乏一种严谨的语法，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有人称网络用语是一种杂合性语言，甚至认为网络用语=数字+符号+字母+错别字…，这些观点反映出了网络用语不够规范。从信息交流角度来说，网络用语最大的消极影响便是构筑了信息传播的壁垒。在一些虚拟社区中，经验丰富的交流主体通常大篇幅地使用网络用语，形成信息交流障碍，而信息接收方，尤其是那些不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人和虚拟社区的新来者未必能理解形形色色网络用语的含义，有时候甚至会产生歧义，结果导致了信息传输的失真和交流的障碍。

4提高网络用语信息交流效果的对策

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3篇

科技的发展给法律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 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 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问题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 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音乐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应用，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 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 vs LaMacchia ——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目前版权研究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 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社会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 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 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 《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 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 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影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版权条约》继续沿用了《伯尔尼公约》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并，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到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使用的是“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和“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不仅仅指网络指网络传播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其他传统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这在该条约的第8条中规定得很清楚，这条一方面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明确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即他们都包含在大的传播权之中，但新的权利与传统权利并不交叉，也不得影响传统权利的实施，根据保国实施或者即将实施这两个条约的情况来看，各国依据各自的立法体系，将新权利做了不同的处理。

二、发达国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尽管《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和第14条分别赋予了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只是作出了一个极为概括的规定，赋予权利人一种广义的包容各类传播的传播权，并没有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必须由成员国的国内版权法加以解决。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用自己的权利、结合已有的多种权利，或者创设新的权利来实现对广义传播权的保护。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立法体系，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这两个条约中的新权利进行了处理，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例，它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进行了规范，也就是说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对。

（一）以美国为例1995年9月的《白皮书》建议大大扩张发行权的范围，使作者得以控制在交互性电子网络上向公众提供作品和相关权利客体这一行为。为实施《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于1998年10月28日通过了《数字时代版权法》（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允许美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的版权与相邻权条约，但《数字时代版权法》中并没有采取原来《白皮书》所建议的“发行权”方案，而是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网络传输。因为，在美国，相当于传播权的是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它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包括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表演和展示，而且包括借助任何装置和过程实现的表演和展示 .美国认为，只要将其法律中已有的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公开表演权、公开展示权等）结合起来，就足以覆盖各类传播行为。最终，美国没有创设新的权利，而是通过法院判例，解释和澄清了权利人传播权的范围， 即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的表演权，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演唱、演奏等方式表演作品的“现场表演”。一是通过录音机、录像机等设备表演音像制品的“机械表演”。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中，包括《伯尔尼公约》中，“表演权”既具有现场表演的含义，又具有机械表演的含义。

（二）以欧盟和日本为例它们的立法模式是在不改变现有版权权利配置的前提下，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新权利。

日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因特网条约”不足半年，即由国会于1997年6月10日通过《著作权法修正案》，其主要修正内容是：1）增加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或录音的权利；2）将著作权人对公众传输作品的权利扩大到对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范围，3）重新定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对公众传输的相关行为。

在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中，第二条第七款第二项规定：“公开传输指有线或无线电讯传播而其目的系供公众直接接收之传输者（不包括同一建物内电脑程式之传输以外之有线电讯传输）。”第九款第四项规定：“互动式传输指依多数之个别公众之需求所自动完成之”公开传输“（不包括广播或有线放送者）。而 ”广播“指”以无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有线放送“指”以有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这四款规定明确了日本著作权法中关于”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

1996年9月欧盟执委会颁布了信息社会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重申在计算机存储中的短暂行为同样构成复制。1997年12月欧盟执委会针对信息社会的著作权问题，为制定共同体内适用的标准，履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的新规则，在其《信息社会版权指令》中创设了一种广义的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广播权以及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的前言部分专门说明，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就是交互性按需传输。 该法案确认了复制权，公开传播权、 第3条第1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作者专有权来许可或禁止任何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将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传输给公众的行为，包括以这种方式将其作品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 第2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专有权许可或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1）对表演者是其表演的固定：（2）对录音制品制作者是其录音制品：（3）对电影的首次固定的制作者是其电影的最初固定件和复制件：（4）对广播组织是其广播的固定，不论广播是有线电还是无线电，包括通过电缆或卫星。

三、我国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

（一）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2001年10月27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订了《著作权法》。这次《著作权法》（以下称新著作权法）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主要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尚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借鉴了这两个公约中有关的立法形式，并采用“新增式”保护方法，该权利的确立是我国《著作权法》进入网络时代的标志， 对于当今计算机互联时代著作权（版权）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仅此几条规定，其规定内容本身也存在争议，加上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存在许多可探讨之处。

（二）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的探讨根据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新著作权法特别强调了表演者和录音录象制作者等邻接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第37条第6款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获得报酬的权利；第41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音像作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是享有该项权利的作者和表演者、录音录象制作者两个邻接权人。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有学者认为应当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信息网络传播权。 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损害其原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其他权利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以由该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人主张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作品往往社会信息性更强，不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能够使社会公众更好的利用。这正是著作权法利益衡平的体现。

（三）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的探讨现行立法缺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内容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权利享有人在法律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以计算机网络传播方式向公众传播或许可（授权）他人向公众传播信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另于广播、电视上的播放权，是对作者在互联网上权利的专门描述，应当指作者及表演者、录音录象制品制作者在互联网上自行传播作品和授权他人传播作品，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传播其作品，应当包括禁止他人：（1）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违法转载，或使他人违法转载，例如复制他人作品，刊登到自己的网站，或向其他网站投稿。（2）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进行传播。（3）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下得到的作品，上载到互联网。

（四）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权利行使方式的特定性。 信息网络传播是指将文学、艺术作品及计算机程序、具有著作权的信息资料等数字化后通过网络（包括局域网）向公众传播，使公众可以在选择的时间、地点和范围接触上述作品信息。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使离不开计算机网络，而且传播过程中的复制、发行、浏览、存储等环节都与网络息息相关。

二是权利主体的专有性。信息网络传播是著作权人及其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是排他性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情况外，他人不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将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传输和传播，否则构成侵权行为。

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4篇

“向公众传播权”是欧盟在网络传播现象出现之后，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讨论制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版权条约》)的过程中率先提出的。从传播的方式上看，此种权利的创设，“仍局限于传统的单向式地向公众传送作品，并不涵盖网络环境下双向的交互式的全部特点”;“公众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有关作品”，也仅仅是公众主动地选取，不能包含交互过程的全部含义。因此，欧盟提出的“向公众传播权”并未能克服传统传播权单向性的缺陷［1］。然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接受了这个权利概念，并将其作为了《版权条约》第8条的标题。1995年9月，美国公布《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建议》，即通常所谓美国《白皮书》。其中明确提出网上传播是发行和复制的结合，是同时行使了复制权和发行权。美国之所以没有像欧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那样创设一种新的权利，是因为其在1976年颁布的版权法中，已对传统的复制权、发行权做出了新的诠释，而且美国的表演权和展览权也与作品的网上传输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就为网络传播这一新技术的法律适用留下了空间。

一般来说，知识产权法的立法与适用应当同本国的法律背景和实际情况相适应，而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给予各国在保护作者权利的前提下充分的立法自由。中国未借鉴美国的模式，是因为在美国的规定中复制件可以是无形的，其表演权、展览权等也为作品的网络传播留有空间，因此美国可以用既有权利来涵盖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权利。中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复制、发行等权利，都具有固定于有形物上的特点，为此，在结合本国实际和借鉴欧盟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立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在《著作权法》中新增了一项名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并于2006年正式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从此开始了中国保护作品在网上传播权利的立法工作。中国《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可以说，这一定义直接来源于《版权条约》第八条中“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的条文。但是，《版权条约》中“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或提供，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络;中国《著作权法》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则是一项特定的和狭义的权利，直接套用“向公众传播”这一广义的权利定义并不合适。而且，“使公众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仅仅是网络传播的特点之一，将其作为版权人的权利或权利的构成要素，显然已超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由此看来，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尚有待于完善。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完善规则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信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难以离开的现实存在。伴随着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网络立法活动，中国已经形成了关于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法律，并对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缺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中国《著作权法》尽管赋予了著作权人的网络传播权，同时规定了对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但这些法定许可的主体仅仅限定为报纸和期刊，并未对网络传播权作进一步的限制规定，致使一些权利在某些情况下超出了限定的范围。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条例》规定了网络传播权的合适使用问题，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规范了有限的合理使用，未在网络条件下为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提供应有的法律保障，这些立法上的缺失，为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在网络上的畅行提供了条件。二是未明确规定对侵权行为的管辖权。互联网的交互性和公共性特点，决定了网络作品更易遇到各种形式的侵权行为。任何网络用户在互联网上获取作品的信息后，不仅可以进行个人阅读使用，还可以将自己收集到的作品信息进行重新编辑和修改，再通过发达的网络迅速传播出去，这样一来，作品的本来面目已经被改变，致使网络上的侵权变得更为复杂。中国《著作权法》并未提到对网络侵权行为的处理方式，全国最高法院颁布的《网络著作权解释》尽管对网络侵权行为作出了一些处理规定，但处理方式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面对这一局面，司法人员在审理网络侵权案件时难以找到明确的法律规定，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面对上述问题，在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中，肯定会涉及到许多法律条款，但根据主要的司法精神，应当秉持最基本的立法规则。笔者认为，这里需要重点注意以下两方面原则:

一是多方利益平衡的原则。信息网络传播权涉及到著作权人、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三方利益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关系。因此，在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时应当考虑三方利益的平衡。网络传播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公众提供丰富多样的信息，发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作用。文化是在继承中发展创新的，包括网络著作权人在内的文化人，在其创作过程中必然要吸收前人的劳动成果，因此，文化作品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创作完成后也应为社会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传播的社会效益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们的文化交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法律赋予著作权人保护其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专有权利，但是，网络的开放精神及传播文化的宗旨与之形成矛盾。因此，在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权利和网络运营回报的前提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保障公众的文化权利。故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制应当有利于扩大信息资源共享，而不是妨碍这种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网络作品著作权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出现，其核心内容在于调整著作权制度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上体现各方获得自由的程度。现代各国著作权法在对作者权益实行保护的同时，也注重了对社会利益的保护。除考虑作品创作者的利益外，还兼顾了作品传播者与作品使用者的利益，以实现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均衡，从而促进社会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二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合理使用的问题上，应当兼顾著作权人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适当放宽合理使用范围。而在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标准的立法上，则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的原则。在关于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方面，主要有因素主义和规则主义两种立法模式。因素主义亦称“概括主义”，即不规定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而是拟定一个判断标准，通过具体作品的使用情况来判断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因素主义立法模式是在具体案件中，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地运用法律，这就为法律在网络领域的适用留下了空间。规则主义亦称“列举主义”，即以例举的方式列举每一种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它的特点是明确具体，能为公众的选择提供较强的预测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作品类型和使用方式层出不穷，有限的列举式必然会限制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经过比较可知，规则主义的立法模式虽然稳定性较强，但缺乏灵活性，在信息网络传播权合理使用的问题上应当在采用因素主义立法模式的同时兼及规则主义立法模式，将二者综合成一种混和的立法模式，即在立法中规定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和原则，同时尽量列明合理使用的情形，以便尽可能地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网络发展现实。

三、关于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的思考

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5篇

国际社会曾尝试利用传统版权概念中的复制权、发行权及传播权来解决此问题，但终因这几种方式都存在弊端而放弃，因此将网络传播纳入到版权专有权利范围成为各国版权人关注的焦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两个互联网条约，一个主要成果就是赋予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录制者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时间和地点的方式，授权向公众提供其作品、表演和唱片的专有权。至此，网络传播权在国际层面以国际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的形式得以解决。但是，这两个互联网条约只对网络传播权做了学界所称的“伞形解决方案”（即总括性解决方案）的原则性规定，各成员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做具体规定，无论是扩大现有权利来控制这种行为，还是创造出一种新的权利以将这种行为纳入其中都是可以的。中国和美国的版权法律都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但是具体规定存在明显不同，本文就两国对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中国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

与美国“隐含式”的立法模式不同，中国对于此问题采取了“新增式”的立法模式。作为数字环境下新型权利内容的网络传播权，在我国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主要经历的几个阶段充分反映了我国版权法律制度中版权内容扩张的发展过程。

在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之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即已在具体的案件中认定：网络上对数字作品进行传输也属于使用作品的行为，应当将其纳入版权人的专有权利范围。比较典型的案件是1999年王蒙等6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被告未经许可将原告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过服务器在互联网上传播，法院认定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依据是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等方式”的兜底条款。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进一步明确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的著作权。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之后，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中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正式写入法律当中，首次以立法形式赋予了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将其定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2006年5月，我国又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保护。

在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上，中国走上了一条与美国全然不同的道路。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因网络传播而产生的版权纠纷最早也最集中，对于网络传播权采取“隐含式”的立法模式与美国判例法所具有的极大弹性特点是相吻合的。①但是，我国对此问题采取“隐含式”的立法模式不甚可取。因为采用“隐含式”的前提是原有版权法律制度中的某项权利经过扩张性解释可以包含新出现的权利内容，而从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著作权人各项专有权来看，其中发行权、展览权和广播权与网络传播权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最有可能通过扩张性解释将网络传播权纳入其中，但从我国法律对这三项权利规定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它们都不可能隐含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此外，我国成文法的立法传统就决定了我国的法官不可能像其美国同行那样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和自主解释权，因此实践中也不允许他们对传统版权法律制度中的相关权利进行扩大解释以隐含网络传播权。于是，对于网络传播权我国最终采用了“新增式”的立法模式，从立法层面来说，这与我国一贯的法律传统相契合;从司法层面来说，也有利于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司法实践的顺利进行。

其实从世界范围看，对“网络传播”问题的解决目前除了“隐含式”和“新增式”的处理模式之外，还有一种是“重组式”，即对版权人的传播权进行重组，把除了复制发行权之外的其他传播方式（包括网络传播在内）统一为一种综合的传播权，澳大利亚即属于这一类。但是我国之所以没有采用“重组式”，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我国首次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做出规定是在2001年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中，客观来说，对原有法律的修订一般情况下不会大幅改动权利设置，而只限于对原有权利设置进行小范围的补充和完善，当然也更不可能创立一种崭新的包含各种传播方式的综合传播权。在这种情况下，既要维持原有版权法律中的传播权设置，又要满足数字环境下作品传播现实的需要，增加一种新型的网络传播权利就成了最佳的选择。

美国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

美国对于“网络传播权”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典型的“隐含式”立法模式，其对原有的“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进行了扩大解释，将作品的网络传播纳入表演权和展览权。美国《版权法》规定：“公开地表演或展览一部作品是指：1.在任何向观众开放的地点，或者在多于一般家庭成员或社交朋友的相当数量人群出现的地点，表演或展览作品;2.将作品的表演或展览，以任何设施或技术传播传达给第1款规定的地点或公众，而不论能够接受表演或展览的公众是在同一地点还是在不同地点，是在同一时间还是在不同的时间接收作品。”

美国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的范围非常广，不仅包括直接的表演和展览，还包括借助任何设施和技术实现的表演和展览。不仅如此，从上面的规定中可以看到连广播权也被包括在美国的“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之中，该权利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是独立的。可见，美国早期的版权立法就已具备了相当的包容性和预见性，将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充分考虑在内，“以任何设施或技术”，“不论……是在同一地点还是不同地点，是在同一时间还是不同时间接收作品”等表述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美国人认为他们现有《版权法》中规定的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能够适用于网络环境，无须再创设一个新的向公众传播权就能够较好应对网络传播对版权法的挑战。这一点在《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中也得到了印证，该白皮书得出一个结论：在网络环境下，美国《版权法》不需要做大的修改，只需稍微做澄清和调整即可。尽管美国没有针对网络传播创设新的权利，实践中他们却通过法院判例进一步解释和澄清了权利人传播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的范围非常广，但是录音制品权利人在美国享有极其有限的表演权。美国《版权法》中没有“邻接权”制度，录音制品的表演者和录制者1971年之前得不到任何保护。之后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美国于1971年颁布了《录音制品法》，对录音制品的版权进行保护，遗憾的是由于力量强大的广播工业的反对，录音制品的表演权并未被包括在内。网络环境下，由于没有表演权，录音制品的表演者和录制者的利益遭受了巨大损失。白皮书建议，为了在新的传播条件下保护录音制品权利人的利益，应赋予他们公开表演权。之后美国于1995年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化表演权法》，录音制品录制者和表演者对录音制品享有了部分表演权，范围仅包括数字化用户传输，其它如向用户收费的数字化传输、某些不面向用户的交互性传输、现场表演和一般广播都不在其范围之内。由于“隐含式”立法模式下美国只是对原有“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做了扩大解释以涵盖网络传播，因此录音制品权利人的网络传播权也是非常有限的。

结 语

美国法学家庞德曾说过：“一种法律制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向他国法律制度借用材料以及将法律之外的材料加工以同化的历史。”②客观来说，对于网络传播环境下新型版权权能的变化和发展，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现出了一定的先进性，对其他各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我们应当明确的是，法律是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作为基础。在不同的地域和法域之间，这些因素是不完全相同或是根本不同的，这就导致基于这些基础的法律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因此，在网络传播权立法模式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选择上，慎思之、明辨之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注释：

①张晓秦：《论信息化时代著作权的演进与法律保护》[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