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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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阐述了斯经济的概念与内涵.借鉴美国 发展 新经济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发展新经济的时策。
1新经济的发展与内涵
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绕后·明确把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把经济利益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并以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大市场为塞础，创出了长达100多个月的超长经济增长周期，伴随着低通涨、低失业率、持续强劲增长的经济态势.使美国进人了“新经济时代”及产业调整时期，其产业结钩过去传统的三大支往产业—建筑业、汽车业及钢铁业转到了现在以电脑讯、航天和 金融 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态。山于美国的经济信息产业的迅速突进.对基因层次生命技术的突破，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成就等.可以认定:新经济来抓于知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按术全球化，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和 网络 经济之上的一种经济:知识经济追求的是知识创新、创成为新经济的心。而网络在经济空间的大最使川.则是新经济的最是以 现代 化高新技术产动力的新发式它只密集度、高市场霭木，成长和高附加值的四高.特点，而且经济达不依赖千大规模物流为特征的物质，它依靠的是一种信息链.譬如网络传输的是数据、信息和知识。生物技术传输的是笼因和生物信息。川之.新技术的本质特征是知识与创新。
新经济是扣对旧经济而言。说明了知识资本的形成和积篆。可以使人类支配的资该得到量和质的全面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墩长新的动力。以网络为摧础的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能创造巨大的价值.而且还以几伺数峭长。新经济对比旧经济，其不同特征是增长动力不它是以高科技、网络及信息为增长动力:二是生产方式不同，它以集约型为主;三是交换方式不同，它以 电子 商务为主要交换手段;四是经济主体交往不同。新经济趋向全球一体化;五是资薄共享。它对人类的供给适无限的、对人类的需求也是无限的。;过对这一特征的透析.可看到在高科技及网络成长的背后是微电子及 计算 机和网络技术的支律;集约化生产的下面是知识资本和金钱资本的换位的互助，电子商务普及前提是信息网络平台和社会信用休系的建立，经济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分工的深化.味着新一轮利润再分配的起。在新旧经济更迭中。在生产力形态上，“新经济”是“泪经济俘的延仰。在生产关系形态上。新经济冲是“旧经济”的扬亦和异化.因之.没有传统的生产就没有现代方式的销鲁.没有人力的资本化就没有传统资本的退出空间，一新经济扮的腾跃踏板正是旧经济，，新们经济是扣互渗透，融合和转化的。新经济既是一种理论上对传统经济 规律 的挑战也是一种对现实经济形态的冲击，是关于经济变革原因的高度概括.
新经挤代表了未来方向，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因此将逐步出现翻天贾地的交化，新经济会给人类带来福音.
2美国发展新经济的启迪
美国新经济的形成约用了10年的时问.美国经济之所以新。发展速度之所以快。一是因为技术革命—以数字信息为伙心的技术开发的突飞猛进;二是因为投资革命—以风险投资为主导的在信息科技领域的投资狂潮.把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作为国家的重要发履战略.形成美国式的”新产业政策”.从70股纪90年代初，信息技术和设备投资作为固定资本投资大幅度增长.扩大了美国总资本存量.使资本形成规模.构成新经济的主导产业井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标志着美国已从 工业 经济向新型的信息经济、从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同时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既反对完全自由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其宏观经济政策已不仅是将重点放在总量的简衡上.而更注意结构阔整l创造一个有利于私营 企业 创新和竞争的商业环境;保证政府对研究开发的充分投入.砚已成为仅次于国防投人的联邦预算第二大支出，消除限碍政府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的不利因素;改革环境法制，完善领导机制.推动技术开发、应用与扩散。建设面向即世纪的支撑和泥进工商业的圣础设施.实现军事和民用产业的技术据础一体化.培育世界一流的劳动力队伍.不断创造以知识为纂确的新经济。工资成本是西方国家生产成本的第一大项.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大大放松了对劳动市场的政府管制.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灵活性.使得9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点对美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即低失业与低工资并存。目前，美国正处于一个饮速革新、井由它带来经济上的巨大而持久收益时代.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由于农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出口收入、工业原料的来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大多从事农业，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特别关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尤其是马来族农民的贫困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采取专门的济贫措施，而是通过为农民生产提供各种支持服务，促使其在生产发展中摆脱贫困。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战略，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建设，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支持。这些支持项目主要有：(1)开发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无地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至1987年，马来西亚共实施了422个土地开发项目，开发土地76万公顷，安置无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农田基本建设，建造水利灌溉工程。两个大规模排灌工程——吉兰丹州的吉姆达计划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达计划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产种子和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作物产量，扩大油棕、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对换种高产作物提供补贴。(4)实行价格补贴制度，减少市场风险，保障农民的生产利益。由于稻米种植是所有农作物种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门，为了保证稻农的利益，马来西亚政府对米价实行补贴。在1986～1990年间，政府在给稻农补贴上的开支达到3.968亿马元，1991～1995年间，补贴开支达3.98亿马元。政府还建立国营销售系统和稻米烘干、碾磨、贮存一条龙的综合企业，为稻农提供种种方便，减少中间商对稻农的盘剥。(5)建立支持农业的信贷机制，为农业生产提供贷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农贸市场，让农民直接出售农产品，以获取较好的价钱。马来西亚这些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政策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卫生医疗条件；二是对贫困农民实施救助和帮扶。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立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网络。马来西亚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分为两级，即卫生中心和社区护士站。卫生中心有医师或专科医师，服务人群1.5万～2万人；社区护士站服务人群约3000—4000人，能处理多种医疗问题，包括分娩。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全部免费，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缴付很少的费用，贫困地区和医疗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减免费用。政府还定期对乡村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改进，尤其重视对农村卫生设施、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级卫生保健诊所，部分助产诊所也可提供更多的卫生保健服务。
为了加快农村地区的脱贫步伐，1989年，在“新经济政策”即将结束之际，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专门的反贫困计划，即特困人员发展计划。政府将特困家庭登记在册，并设计一系列适合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项目，以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这些项目包括小型贸易、家庭手工业、家畜饲养、水产养殖、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等。政府还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和培训、改善住房条件、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教育资助等。至2000年4月，马来西亚共发放7.672亿马元的无息贷款，大约有15。35万名贫困者从中获益。除此之外，联邦土地发展机构还给那些因伤残无力工作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经济救助，每人每月可获得50马元的救助，一个家庭每月最高可获250马元的救助。总共有7000个贫困家庭获得救助。
在第七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96～2000年)，马来西亚实施了一个专门帮助土著少数民族脱贫的计划。该计划的资助形式主要是鼓励土著少数民族参加各种能够增加收入的活动，如土地开发、蔬菜种植、零售业、家庭手工业等。在新土地开发和安置计划中，共有8100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益，涉及土地面积达1.98万公顷。到1999年底，1.582万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得了7900万马元的补贴，土著少数民族的贫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马来西亚开始实行“国家远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这一时期，政府继续实施一系列类似的反贫困计划，资助对象主要是边远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
在以上反贫困计划中，政府一方面对无生产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还为农民提供住房、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到1995年，72%的农村贫困家庭通了电，65%的农村贫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饮用水；77%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诊所，还有汽车牙科医疗队和诊疗所、村卫生队、飞行医生为边远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实施特困家庭发展计划，农村地区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农村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希望以此促进贫困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摆脱贫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对6～15岁儿童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为了使《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地区能够切实有效地执行，马来西亚的农村发展计划及反贫困计划都将学校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到1995年，马来西亚94%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所小学，60%的贫困家庭能在同样范围内有一所中学。如今，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为儿童提供11年的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政府还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资助，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免费课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农村教学设施，提高农村教学质量也是政府特别重视的内容。近年来，一些乡村学校的设备不断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学生的农村学校被合并，以便保证学生能够享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环境。为了使边远农村学校跟上科技发展形势，马来西亚发起了一项农村学校无线因特网培训和教育计划，为农村学校提供计算机等相关设备，为学生和老师进行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是政府设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使马来西亚青年都有可能进入大学学习。
除了保证让农民子女接受正规的教育外，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农民提供有关农业耕种以及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产能力；二是为农民提供工业培训，使其能够受雇于非农部门，或自己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从事商业活动。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在培训和咨询方面的开支达到2800万和3.417亿马元。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处理农村的社会问题时，往往将其与农村的生产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相关内容往往包涵在经济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政府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重建社会、维护国家团结。“通过项目方式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为不分种族的所有马来西亚人增加工作机会来消除贫困”，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实行专门的消除农村贫困计划，而是将消除农村贫困贯穿于各种农村发展计划之中，通过为贫困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末期实施了专门的反贫困计划，但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过各种生产发展项目为贫困农民就业、增加收入提供各种机会和支持。
第二，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
在各个经济发展时期，马来西亚一直将消除贫困特别是马来农民的贫困作为其奋斗目标。但由于奉行“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的原则，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并不主张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过多的现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其反贫困计划中，只是对那些因伤残无力劳动或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救助，而对其他人则通过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来使其摆脱贫困，具体表现为在农村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培训体系，以此来促进农民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农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特别重视“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在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在资金的投入还是各种社会服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中，政府都起着关键作用。如表1所示，马来西亚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世纪70、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政府是农村发展资金以及农村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亦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发起的各种农村发展项目。在吉打州，约有70%的农村发展项目由私营部门负责运作，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和评估。只有30%的项目直接由政府机构运作。私营部门除了直接参与投资开发外，还为贫困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工作机会、实物和财政资助等。非政府组织也在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马来西亚努力信用”(AmanahIkhtiarMalaysia，简称AIM)是一个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自1987年以来，该组织利用政府分配的3亿马元的无息贷款为6.9万个贫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务，使其能够有机会从事小商业和家畜饲养业。AIM还为一些潜在的服务对象实施了特别预备项目，以促进贫困家庭的自立。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3篇
关键词：工业集聚；基尼系数；新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F4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1-009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但同时也出现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等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我国政府希望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能够带动内地发展的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良好愿望至今没能实现(金煜等，2006)。林毅夫等(1998)计算了1978～1995年分省人均GDP基尼系数，结果显示除了1978～1985年有缓慢下降外，地区差距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他们对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显示，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贡献率和弹性占主导地位。范剑勇、朱国林(2002)做了类似的计算，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1990年后逐步上升，1995年以后超过了60％。由于第二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所以中国的地区差距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地区间工业生产规模上的差异。
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中国家在经济开放后均出现了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地区差距扩大背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均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金煜等，2006)。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工业集聚和地区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Fujit等,1999)。企业的生产行为总是倾向于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生产集聚是由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共同创造的，交通运输成本、产品的差异性和产业的规模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Krugman，1991a,b；1993)。规模效益递增和前向后向联系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Venables，1996)。如果限制劳动力的流动，那么生产的集聚本身就将会导致地区差距。近年来的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Fujita和Hu(2001)、Kim和Knaap(2001)、D6murger(2001)和D6murger等(2002)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均涉及到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Hu(2002)构建了一个空间集聚模型来解释中国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认为由于沿海地区拥有发展国际贸易的地理优势，因此沿海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工业集聚。虽然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地区内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转移，但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满足了工业集聚的需求，并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正向反馈效应而使集聚经济得到加强，从而导致了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黄玖立(2006)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地区模型，认为对外开放将会打破空间分布的稳定，从而诱发“中心一”结构的形成，而在不对称的情形下，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往往会成为中心。该模型的模拟结果很好的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
在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方面，Wen(2004)首次从新经济地理的角度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集聚问题，其结果是支持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并表明中国的地区差距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Gao(2004)实证研究了技术外部性、自然优势、当地市场条件和对外开放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Chen等(2005)㈣采用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种经济力量对工业集聚均有显著的影响。他们最近的研究(金煜等，2006)也得出了与此一致的结论。
尽管已有文献对影响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做了细致的计量分析，但却均是将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国有工业在中国工业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并服务于当时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处于政府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同时，受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工业企业的布局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大型工业布局基本上遵从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因此当时中国工业的集聚模式实际上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工业集聚模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有企业提高其自身经营活力，增强竞争力的改革措施，此时各种经济因素开始对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此时“国有企业依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2002)，政府对国有工业部门的影响力依然明显。因此，研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种经济因素在国有工业生产布局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将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非国有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在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De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因此，研究哪些因素促成了非国有工业生产的集中对于缩小我国的地区差距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的区域聚集特征
虽然由于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自由流动，中国并不存在如Krugman模型中所假设的那样存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但正如Hu(2002)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保障了工业集聚所需劳动力的供给，并由于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使得工业集聚得到加强。范剑勇等(2004)的研究也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加速了沿海地区产业的集聚，同时也缓解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已有的研究也都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日益显著。如Wen(2004)采用二、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工业行业的地理集中程度都很高，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梁琦(2004)、吴学花、杨蕙馨(2004)和路江涌、陶志刚(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国部分制造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中性。
Keeble等(1986)将衡量收入差距的洛伦咨(Lorenze)曲线和基尼(Gini)系数用于衡量行业在地区间分配的均衡度。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si和sj分别是省份i和j的工业在全国工业中
所占的份额，s为是各省份在全国工业中所占份额的平均值，n为省份的个数。本文计算出了1987~2003年中国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同时还分别计算了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见图1)。
图1显示，1987～2003年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呈稳步上升趋势，由0．437上升到了0．549，表明在此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的集中趋势是逐渐显著，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当我们将工业进一步分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后，图2显示，非国有工业的集聚特征较国有工业更为显著。1987年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为0．559，远远高于国有工业的0．385。此后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虽在一些年份出现了轻微的波动，但从长期看仍呈上升趋势，到2003年达到0．666；而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在此期间内的变化则较为平缓，到2003年只是略微上升到了0．394。非国有工业比国有工业出现了更为明显的集聚特征还表现为，1987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的省份有江苏和浙江，二者分别为18．1％和10．3％，而没有一个省份的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到2003年非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的已有四个，分别为江苏16．5％、浙江12．6％、山东11．5％和广东19．8％，国有工业比例则只有山东接近于10％，为9．6％。上面描述的种种现象均表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特征比国有工业更为明显，说明中国地区间工业生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非国有工业生产的不均衡分布，这也支持了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非国有在我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研究结论(D6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
导致工业生产空间集聚的首要因素是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地理条件的差异则首要表现为沿海与内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金煜等(2006)计算的工业产值排名显示，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到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的1992年，再到2001年，排名前四的省份都属于沿海地区，更具体的讲这些地区都属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或者环渤海地区。Wen(2004)计算了1995年25个工业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市区，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大约达到总数的一半。2001年，长江三角洲三省市实现制造业产值25456．01亿元。占全国制造业产值的30．23％，远高于环渤海地区(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37％)。在图2中我们描绘了1987-2003年东、中、西三大地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比重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以直观看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的地理分布均表现出上述特征。1987年东部地区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2．85％，此后该指标趋于缓慢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出现缓慢攀升的势头，到2003年其值为55．11％；而中部地区则呈不断下降的态势，由1987年的31．06％下降到2003年的27．14％；在此期间西部地区所占比重虽然有过短暂的上升，但1998年以后则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为17．75％。而三大地区间在非国有工业生产上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在此期间内东部地区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87年的69．89％上升到2003年的82．9％；而中西部地区则呈持续下降趋势，中部地区由1987年的22．01％下降到2003年的10．81％，西部地区则由8．09％下降到6．29％。
三、计量模型、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以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解释产业集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集聚现象，就不能不考虑各项政策的变更对工业集聚的影响。Kanbur和Zhang(2005)、D6murger等(2002)均强调了政策因素对中国地区差距的重要作用，金煜等(2006)的研究也证实了各项政策变量显著影响了中国的工业集聚。因此，我们建立基本的回归模型如下：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的第t年，u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x为随机扰动项。SOEit和NSOEit分别表示国有与非国有产值占当年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这是借鉴了Wen(2004)的思想。Geography为一组经济地理变量，New-Geography为一组新经济地理变量，Policy为一组政策变量。
(二)变量定义
1．经济地理变量。影响地区工业生产差异经济地理因素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本文通过设置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的方式来捕捉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金煜(2004)125I使用层次线性模型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对工业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其认为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很大，而且自然条件较差，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而不利于工业集聚，因此本文也借用少数民族人口比例(Minority)这一变量来控制地区文化差异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由于直辖市的经济功能与其它省份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经济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金煜等，2006)，因此本文也设置了直辖市(city)这一虚拟变量用以控制。
2．新经济地理变量。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强调了产业外部性和人力资本外部性(Henderson，1974)、企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Venables，1996)，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因素(Krugman,1991a)在决定企业选址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检验这些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工业集聚的解释力，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1)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越高，越会吸引企业到该地集聚。同时，企业的集聚也将引起人口在当地的集聚，提高当地的工资水平，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从而产生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一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取决于当地的人口规模，因此本文最终选取一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GDP)来衡量该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2)企业数量(Enterprises)。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外部性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越强，就更能吸引企业的集聚。同时，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市场需求也越大，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产业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区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例来衡量该地区的企业数水平。(3)工资水平(Wage)。一地区工资水平越高，一方面
会吸引劳动力在当地的集聚，从而有利于工业集聚；另一方面，高的工资水平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由于工资上涨而使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大于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时，将不利于工业的集聚。本文采用一地区人均职工工资作为衡量一地区工资水平的指标。(4)人力资本水平(Hc)。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新进入的企业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较低的R&D成本，企业获得的创新收益也越大。本文以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5)交易成本及运输费用。Krugman(1991a)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如果只考虑成本因素而不考虑其它因素，企业将会选址在具有最低运输成本的地方，既要顾及到消费地，又要顾及到原料地。由于一地区内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降低该地区内的运输费用，也降低了该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运输费用，因而一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并不一定会促进工业在当地的集聚，而取决于交通条件改善对工业生产的集中(concentration)效应和分散(dispersion)效应的比较(Wen，2004)。若集中效应大于分散效应，则交通条件的改善将会吸引工业的集聚；反之，则不利于工业集聚。本文选取了公路密度(Road)来衡量一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另外，城市化的发展本身也会促使如法律体系、交通通讯网络等各类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显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吸引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Urban)。(6)历史与预期因素。Krugman(1991b；1993)强调了历史和预期对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由于预期因素较难控制，因此我们选取了一地区1987年国有工业(SOE87)和非国有工业(NSOE87)产值占当年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来该地区发展工业生产的历史条件。
3．经济政策变量。(1)对外开放(Export和FDI)。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扩大了产品的出口，显著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采用商品出口总额占GDP比例(Export)和FDI占GDP比例(FDI)两个指标来衡量一地区的对外开放度。(2)金融发展(FINDEV)。金融发展由于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甄别项目、监控企业和平滑交易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因而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对工业集聚也会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以金融机构贷款占GDP比重来衡量一地的金融发展水平。(3)财政支出(FISC)，我们定义其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政府财政支出的力度度量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从理论上来说政府过多的参与经济活动将可能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资源配置机制，从而不利于工业的集聚。
(三)数据说明
本文中所用的工业产值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公布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统计数据来源于1997-200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可用其推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其它未做特别说明的基础数据均来源于1997-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相关年份各省市统计年鉴。由于海南和两个省份的数据缺失较严重或没能得到，因此我们将这两个样本删除；另外重庆市直到1997年才直辖，我们按照传统的做法将其归人四川省。本文最终得到28个省级单位1996-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四、计量分析结果及说明
本文使用Stata8．0软件对模型(1)和(2)进行拟合。当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ui与解释变量相关时，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就有可能因遗漏变量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此时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变换以将偏误消除，同时为每一个截面设置一个虚拟变量，采用哑元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估计模型；当u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时，可以通过随机效应变化，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误差项的时序相关。主观判断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将通过Hausman检验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同时，由于我们还关注地理区位以及其他一些随时间不变的解释变量对工业集聚的影响，若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将会将这些变量同ui一起消除掉，此时我们将用随机效应估计模型，并以LM检验来判别随机-效应是否存在。我们对所有随时间而改变的变量均取其之后一期值进入回归模型，使得这些变量在成为被解释变量之前已经被决定，以减轻模型的联立性偏误。估计结果见表1。
表1中模型I-Ⅲ是对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模型I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Hansman检验结果是显著的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模型Ⅱ在模型I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地理变量，此时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拟合模型，而LM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显著存在随机效应，在变换了估计方法后，除去变量Urban外，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模型Ⅲ中我们是加入了SOE87和NSOE87两个反映历史因素的变量，同时为了避免该两个变量与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严重的共线性而使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干扰，我们在模型Ⅲ中删除了Coast，同样采用随机效应拟合模型，LM检验也支持模型中存在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于模型Ⅱ也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对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我们将影响国有工业集聚的因素归纳如下：(1)经济地理因素。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对国有工业的集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由于三大直辖市中，天津和上海均是老工业基地，历史因素导致了其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正向作用；变量Minority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2)新经济地理变量。SOE87和NSOE87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高度显著，表明历史因素显著影响了国有工业的布局。具体来说，历史上国有工业存量较高的地区将显著影响此后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而历史上具有发展非国有经济传统的地区则不利于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地市场需求(GDP)和企业间“前向”与“后向”联系显著促进了国有工业的集聚；工资水平(Wa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虽然梁琦(2004)认为当劳动力可流动的时候，公司倾向于定位在接近较大市场的地点，承受较高的工资，较高的工资反过来又吸引劳动力的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从而吸引产业的集聚；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的是一个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户籍制度，梁琦(2004)模型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并不满足，因而工资水平与国有工业集聚之间正向关并没有足够理由说明高工资将导
致国有工业生产的集中，我们更愿意认为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于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滞后，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因而其生产的布局并不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所致，而人力资本(Hc)、城市化率(urban)和交通运输条件(Road)与国有工业集聚的负相关关系也可以从上述观点中得到解释。(3)经济政策变量。金融发展(FINDEV)和财政支出(FISC)分别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一直是政府扶持国有企业的重要政策手段，而二者对国有工业集聚作用的不显著似乎只能以国有工业自身效率的低下来解释；经济开放(FDI、Export)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主要是经济开放加剧了市场竞争，而激烈的市场竞争显然是不利于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由于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并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性负担，其经营效率也没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因而虽然经过了20多年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布局的影响仍然微弱。
表1中模型Ⅳ一Ⅵ是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这三个模型的估计思路和方式同模型I一Ⅲ一致，这里不再累述。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变换了估计方法和删减了变量，但这三个模型中估计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而其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
将影响非国有工业集聚的因素归纳如下：(1)经济地理变量。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三大直辖市由于其作为城市经济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服务职能，因而不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文化因素也并不影响非国有工业的布局。(2)新经济地理变量。历史因素也显著影响着非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历史上某地区具有较高国有工业存量不利于该地非国有工业的集聚，而非国有工业存量较高的地区有利于该地非国有工业的聚集。本地的消费水平和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也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集聚；工资水平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提高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交通设施的改善却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负向作用，这点同Wen(2004)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这表明交通条件改善对非国有工业生产的分散效应大于集中效应，但一地区法律体系、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却是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3)经济政策变量。对外开放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金融发展也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工业集聚，虽然大量的研究均表明中国金融部门在信贷资金配给上存在严重的偏向国有企业以及歧视非国有企业的倾向(Park和Sehrt，2001)，但是改革开放后非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似乎表明存在金融资源由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的漏损渠道(卢锋、姚洋，2004)，这保证了非国有工业必要的资金融通，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集聚；政府的财政支出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力。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集聚特征日益显著，而这主要又是由于非国有工业集聚程度的不断上升，非国有工业较之国有工业具有更为显著的集聚特征。我们对影响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因素所做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的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导致了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生产布局的影响仍然很微弱；而非国有工业由于产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其生产布局显然受经济因素的支配，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经济政策因素均对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由于我国的地区差距很大一部分归结于地区工业生产布局的差异，而工业生产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又主要表现为非国有工业生产布局在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因而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加快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形成、提高交易效率和深化对外开放等应该是可以被重点考虑的政策手段。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经济；营销创新
一、新经济时代基本特征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所说：“新经济是指由技术、商业实践和经济政策的相互良性互动，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绩效。其具体表现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低失业率和适度通货膨胀。”与新经济的基本特征相对应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环境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有。
(1)信息化、网络的飞速发展。自上世纪以来，计算机、互联网和光纤的出现，使整个世界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人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了解到世界上在任何瞬间发生过的事件，实现“足不出户的沟通”和参与，且这种沟通的手段和方法越来越简洁透明。
(2)传统的交通运输业的长足进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得到了飞速发展，空中运输的日益普及，再也不是奢侈，实物传输的速度和规模大大地提升了。
(3)经济呈现全球一体化趋势。集中表现在市场全球化，即需求市场向全球的任何企业和自然人开放，且企业与自然人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自己的市场；资源配置全球化，即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实力和嗅觉，在全球范围内选配自己所认可的各类资源，从而提升自己的配置效率；竞争规则的国际化，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绝大多数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承认和运用它的竞争规则。
(4)资源更加匮乏，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5)环境保护问题更加突出，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日益广泛关注的焦点。
新经济时代的出现，既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经济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事实上，历次经济技术革命无一不在资源配置的手段、途径及效率上产生了重大变革，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二、新经济影响营销创新的表现
所谓营销创新就是根据营销环境的变化情况，并结合企业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经营实力，寻求营销要素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系列的突破或变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并非要求一定要有创造发明，只要能够适应环境，赢得消费者的心理且不触犯法律、法规和通行贯例，同时能被企业所接受，那么这种营销创新即是成功的。还需要说明的是，能否最终实现营销目标，不是衡量营销创新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新经济条件对营销创新的影响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打破时空障碍。全球范围可营销新经济出现，信息传播已无国别地域之分，从生产与销售理论上看已无逾越之障碍—厂商与消费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贸易伙伴，从狭窄的国内区域营销，转向国外或全球性营销。特别是暂处弱势者，已有可能“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立足全球营销观起步，营销创新由此而生而发。
第二，市场多变引发营销新组合。新经济发展拉近了消费者距离，但同时也加剧了同类产品生产者的竟争，依据国际市场多种变数而可实现营销新组合。如产品创新，可抓住消费者心理需求变化，把握住个性化需求规律，以提高科技含量，扩大功能用途，增加附加价值或文化内含等来满足。价格决策—网络化市场要求，一是产品类型的满足，二是价格成本的可接受性;而企业则可按成本要求提供柔性产品概念，再按概念组织生产或售货—弹性化成为可能。另外比如分销，已出现电子虚拟市场。虚拟商店、电子货币等多种数字化交易方式，中间商中介作用已大为降低。促销、信息网络使无纸化促销成为一种时尚，将有图文并茂的产品索检，价格动向瞬间一览无余；网络的定制化功能可将产品组合信息集中储存、自由存取，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购物空间。当然还有其他变数影响营销组合因素，构成新经济营销创新的更大空间;
三、新经济条件下营销创新应用
新经济时代的营销创新应用，从理论到实践均要有个较长期的适应过程，如下几点可助“创新”思路，对初涉营销者更应慎密谨为。
第一，自我约束激励创造“购物天堂”。新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企业自强自律，不断消除低效率和浪费现象，减少不合理利润因素，自觉抵制伪劣假冒、欺行霸市等。激励全体员工拼搏进取，敬业、乐业、爱业，提升自我品质；大力弘扬团队意识，更新企业形象，千方百计留住顾客，营造真正的“购物天堂”。?利用多种外因营造“购物天堂”，如通过网络传输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创造时空效应，产生 “购物方便”感；适时开展“升质降价”促销活动，产生消费者“低支出，高品质”的物流价廉的享受感。
第二，天时、地利、人和长驻于市不衰。新经济网络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新产品层出不穷，往往因一个小理念的转变而赚了大钱，又会因一个小小失误而血本无归。因此新经济时代的营销创新，应有“瞻前顾后，观微知著、抓住本质、攻防有略，进退有序”等气魄与胆识。
所谓“天时”是指营销大气候—坚信新经济是人类社会新商贸的良好开端，将为企业带来无限商机。而谓“地利”则指现有土地、劳力、矿产资源，以及潜在需求等优势。所谓“人和”是我国经商者的传统美德。特别是我国“入世”后，建立、健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亦为外资企业提供稳定、宽松的市场准入机会等。
第三，引导营销网络化。据资料反映。我国传统企业比重70%以上，而科技贡献率比重在30%以下，难与西方强势企业相比，技改之路任重而道远。所谓知识经济，即知识加经济，就是在传统中增加知识比重。而谓新经济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网络化为其重要表现。因此，传统企业进入新经济就要完成两大技改任务。即一方面完成技术改造以实现工业化目标;另一方面，要完成信息技术改造以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围绕双技改构成企业间的立体竞争—网络化营销空间拓宽。当然，两个任务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完成技改在于提升企业品位，丰富产品知识或科技内含，为增强竞争力打基础。而完成信息工程，企业产品在网上的形象公诸于市、布信于市。不管同步或异步营销网络化，都将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第5篇
（世经评论·北京）举世瞩目的“新经济”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为龙头，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特点，从多方面形成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笔者认为，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充其量只是旧理论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而不是标志旧理论的否定和终结。下面我们举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经济周期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超过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106个月的繁荣，这与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周期现象已大相径庭。这样，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短周期理论是否还成立，或者说是否还适用？
我们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次出现过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和描述，形成了种种经济周期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从内在因素，有的从外在因素去寻找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其中，从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角度说明波动的理论特别引人注目，而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又有着内在联系。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往往会带来新的投资契机和需求，进而逐步形成新一轮经济高涨和繁荣，一旦创新热潮过去，投资会减少，经济会衰退。如果用这种理论思考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美国经济这么多年高增长，是科技进步在生产增长中作用日趋增强的结果。从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门占美国GDP比重已达到27％，预测21世纪初将达到50％。正如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199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要问，为什么今天美国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应当说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认为，新经济与其说是高技术催生的神话，不如说是硅谷技术与华尔街资本市场联手导演的结果。风险投资通过一定机构和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它投入到不确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方式参与所投风险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尽管所投企业或项目大多失败，但10项中只要有1项成功，除了能弥补失败的损失，还能给创业投资者带来巨额回报。在美国，1996年创业投资回报率为19．7％，近5年来的平均回报率为18．4％。风险投资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业，包括生物工程、电子工程、医疗技术、现代通讯、计算机等。正是这种风险投资机制，不断推动美国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生产率这样不断提高，使美国经济的调整在快速增长中完成，改变了周期性波动的局面，但并没有表明传统周期理论对这种现象就毫无解释力。一旦风险投资遇到重大障碍，经济波动也许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线
有人提出，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而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至今已连续四年保持4％左右，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则在3％以下。“新经济”使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三者之间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一次失灵了。还有人提出，“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持续增长，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表明了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消失。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下如此结论。众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之间负相关的关系是以下面两条件存在为前提的：第一，经济增长引起失业率下降，而失业率下降导致货币工资率上升，即货币工资率上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函数，而失业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一个负函数；第二，工资是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而是价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当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时，货币工资上升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否则，货币工资变动并不会立即引起物价变动。这是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道理。然而，在美国新经济中，正是这两条件都不存在，因此，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关系当然就不存在。
让我们先考察这些年来美国经济高增长有没有引起货币工资上升的情况。确实，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15年内由于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了30％，失业率下降到4．7％，但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年中工资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这一点分不开。在工业化时代，劳动与资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在新经济时代，知识这一要素取代了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给企业的收入分配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知识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识的人容易把知识从本单位拿到别的单位运用。为了稳住那些掌握了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员工，防止把技术和知识外传，除了给工资报酬，还要给以股权激励，使员工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工业时代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希望提高工资这种局面。在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资，甚至不反对降低工资。因为，降低工资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有利，自己从股权中分得红利收入会增加。于是，新经济时代的工资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相比是进一步提高了。在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作用，而股票期权成了对他们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因此，新经济时代，由于能干的企业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他们的收入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自股票期权，但这不构成工资成本，因此，在美国新经济中，经济的高增长、低失业率，并没有带来工资和物价的高增长。
再考察生产率变动和产品成本变动的情况。这些年来，在美国，随着信息产业发展，企业纷纷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使生产率大大提高。近10年来，美国生产率每年增长平均为2．2％。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快，别说这些年来工人货币工资没有多少提高，即使有显著增加，也不会引起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并非与货币工资上涨同步，二者差额即生产率增长。如果生产率增长3％，货币工资也上升3％，则成本从而产品价格并不会变化。
这样，在新经济中，一方面低失业并没有使货币工资有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生产率却有所上升。这样，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就是显然的了。因此，不是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不成立了，而是这条曲线赖以存在的条件不具备了。如果这些条件仍具备，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负相关关系仍会存在，尤其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货币工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则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交替关系一定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更快，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在4％左右，当劳动力十分紧张时，工人们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资。近年来，美联储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长势头，防止通胀抬头。 三、信息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