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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影响
我国一直把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手段,根据各时期经济形势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己经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来看,财政政策确实可以明显的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有效调控。但是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亟待我们研究和分析。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
(一)财政
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财政是政府的"理财之政"。"财政"一词,二层含义:1.从实际意义来讲,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其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2.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
(二)财政政策
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
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税收政策、财政支出、财政预算政策三个方面。
(一)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加以调节,如合理分配收入,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等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财政政策的作用下,税收是由政府组织的,可以筹集资金,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政府通过税收政策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将其合理分配应用于社会公共投资方面,不仅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且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进程,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次,在税收政策的影响下,可以使私人将经济收入进行储蓄或投资,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活跃市场经济,对推动经济增长有着卓越的贡献。
(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制定财政支出政策,能够进一步满足人们的需求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财政支出过程中,能够产生结构效应,可以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的调节性作用。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占据较大比重,而经济建设尤多,二者与GDP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国家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对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相对较大,需通过财政支出政策加以调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社会文教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重要影响。由此可见,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三)财政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赤字、盈余、预算收支平衡是财政预算政策的重要组成形式,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首先,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其影响力程度与赤字规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赤字弥补方式是尤为关键的影响因素。所谓的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开支,通常以通过银行借款形式而弥补财政赤字。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但是否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确定。所以,赤字弥补形式的有效,才能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影响。
其次,财政需求与供给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产生重要影响,财政赤字能够使财政需求结构加以改变,确不会使需求规模扩大。基于此,以国债收入进行弥补,如若能够合理控制此债务补偿模式,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扩张效应”,在规避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最后,财政预算政策中赤字,能够充分发挥着“排挤效应”,能够促进政府对经济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财政赤字发挥“排挤效应”,可以对政府投资中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行抵消,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
当前形势下中国需要财政政策是毋庸置疑的,而需要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可以从政策基调、政策的预期工具两个方面来分析。
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来
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来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关键词]进口贸易经济增长机制
在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进口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减因子,然而从长期来看,进口通过突破供给约束、创造有效需求、升级产业结构等手段对促进经济增长。
一、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1.突破供给约束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多种生产要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某种要素的稀缺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关键设备等要素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的压力,弥补了国内供应的缺口,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
2.创造有效需求
一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并不总是能够由国内的生产所能满足,如果没有进口商品,有些潜在的消费需求就不能最终形成消费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国外商品的进口,尤其是新产品的进口,会培育国内消费者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当需求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会刺激进口国国内该种商品的国产化趋势,同时也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需求,进而推进经济增长。
3.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进口贸易可以使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产业中,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产品通过进口获得,使本国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生产进口替代品,随着对引进技术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创新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产品质量得到提高,生产成本逐渐降低,再加上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竞争优势,产品由以前的进口变为出口,一国产业从无到有,再到强大。进口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加快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4.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进口获得技术,可以节省时间,减少浪费和开发不成功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技术贸易,即进口先进的产品、技术和设备,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还可以加速国内产业的发展,帮助当地企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进口发展现状
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目前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从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随着关税的降低及部分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取消进口贸易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增长,2006年和2007年进口额分别达到7916.1亿美元和9558.2亿美元增长率均高达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商品结构来看,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进口比例仍与入世前相当,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进口结构却发生了变化。一是国内短缺的投资类、资源类商品进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口2429.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进口增长迅速,铁矿砂增长达61.6%,原油增长达20.1%。二是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增加。以决定一国现代化程度的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为例,到2007年进口总额高达4125.1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554亿美元,增长了15.5%。
对能源和一些高新技术产品、资本设备的进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但从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国经济面临的潜在国际风险。
三、对我国进口的若干建议
1.重视进口对经济的作用
要认识到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现在急需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而要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要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控进口产品的商品结构,从而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做好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对于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可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并进行国内的战略储备。对国内支柱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则可采用进口促进策略,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和创新技术,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保证国内经济、对外贸易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关键词:进口;经济增长;协整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137-02
0 前言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强调出口对一国经济的重大影响,而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往往只关注和分析贸易开放度、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少注意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直到最近几年,人们开始意识到进口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关的经验研究文献也因此陆续出现。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以贸易利益的形式来把握的,根据古典学派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贸易利益主要是指进口利益,出口是获得进口的手段。罗默(Romer,1993)利用76个发展中国家1960年的截面数据分析了机器和设备进口对生产的影响。科等人(Coe et al.,1997)考察了通过机器设备进口而流向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刘遵义(Lawrence,1999)在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100多个制造业中国际竞争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些文献还探讨了普通进口和技术扩散之间的可能联系(Coe and Helpman,1995;Keller,2001)。康诺利(Connolly,2003)用75个国家1965~1990年的专利数据代表这些国家的模仿与创新,量化了高科技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发展中国家)模仿与创新的溢出效应。针对我国进口与经济增长的互动作用,我国有不少经济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定性或定量分析。普遍认为进口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刘晓鹏,2001;张亚斌,2002;熊启泉、杨十二,2005;廖进中、邓海滨,2006;张亮,2006)。熊启泉和杨十二(2005)的“重新审视进口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文虽然应用了计量分析中比较前沿的研究方法,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了进口贸易对GDP增长的动态影响及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杨全发等(1998)运用巴拉萨和费德等人建立的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出口的增长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陈家勤从进口依存度和进口GDP增长弹性分析,得出我国进口的增长在GDP的增长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王建峰等依据已有的有关研究结果、数据、现实和历史经验提出对我国现行出口政策重新进行定位和调整,重新审视出口导向政策等等。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对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当前适当增加进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利用Eview5进行协整分析来检验进口对GDP增长的作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出口导向性的战略政策,不遗余力的推行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对外贸易政策,这在很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现行的对外贸易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缓慢,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反倾销和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出口贸易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在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下,增强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而一味追求产品出口创汇则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威胁。过去,我国外贸政策主要放在规模与速度的增长上,追求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使企业片面强调多出口,多创汇,少进口,节约使用外汇,从而导致出口商品供给的急剧增加,价格迅速下降,贸易条件恶化,出现“贫困化”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以往的出口策略将会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破坏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要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这些问题,就要转变对出口的态度,适当的增加进口。依据很多国家发展经验,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各国宏观政策的实施依据国情进行,因此我们应立足国情来正确看待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1 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交易生利)。大卫•李嘉图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约翰•穆勒认为,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材料,同时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和引导新产业的成长。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进口贸易对经济的带动问题。D•H•罗伯特逊和R•纳克斯认为资本品的进口使该国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它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马克斯•科登提出的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效应理论,认为如果大量进口投资品,会使国内投资品相对价格较低,投资成本下降,而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开始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将经济增长引入这一分析框架,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研究技术变动、进口贸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认为,技术通过中间产品的投入产生扩散。如果一国的R&D活动产生新的中间产品与现有的中间产品不同,或比现有的中间产品更好当这些中间产品出口时,进口国的生产力就会通过其贸易伙伴的研发效应和技术扩散得到提高。
2 数据、模型与实证分析
分析所使用的样本选取1985~2006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于2007的《中国统计年鉴》。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按进口(M)、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由于大多数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不满足传统的多元回归或其他方法对数据平稳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变量之间没有关系,也会由于非平稳的序列带有趋势而显现一定的关系,这也是所谓的“伪回归”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加以避免。另一方面,以多元回归方法为代表的实证方法是事前假定,即先假定变量存在因果关系,然后进行验证;而协整分析则是事后假定,即先判断单整阶数,只有变量间单整阶数相同,或不同阶数的变量经过组合后,理论上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才可以假定方程式。笔者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选取我国1985~200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在进行数据分析时,GDP按当年汇率折算成美元。为了更容易得到平稳序列,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这可消除各个变量之间的异方差性,使趋势线性化,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为考察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采用GDP、M的自然对数形式,分别记为LnGDP、LnM。
2.1 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
从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对数图(图1)来看,在1985~2006年,我国进口贸易成上升趋势,LnGDP也呈上升趋势。序列表现不平稳,即序列使非平稳时间序列。LnGDP、LnM一阶差分后,由图2表明,新得到的数据序列没有明显的上升、下降趋势,调整后的时间序列趋于平稳。
2.2 样本数据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对LnGDP、LnM的ADF检验如表1所示。
由于ADF=-1.739381,大于1%临界值,所以LnGDP是非平稳的,ADF=1.737057同样大于1%临界值,所以LnM也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变量一阶差分序列以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在一阶差分中LnGDP、LnM的ADF值均小于5%临界值,因此它们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即LnGDP、LnM为一阶单整变量,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D-W值在2附近,表明时间序列是非自相关的。
2.3 Granger因果检验
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用经济计量方法检验可得。将LnGDP、LnM数据调入Eview5.0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进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即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所以笔者在做协整分析时可以根据经济学有关理论,将进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来分析。
2.4 协整分析
前面的单位根检验表明,我国GDP和进口贸易总额数据都是一阶单整的,他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LnGDP、LnM之间有长期稳定关系。根据最小二乘法,可以定量确定LnGDP、LnM两者之间的方程。
LnGDP、LnM之间协整回归方程:
LnGDP=1.123314LnM+2.820617
(6.467043) (2.259921)
R2=0.687616RD-W=1.361336
其中括号内给出的数字是t值。根据t值、R2值,可知回归方程解释能力较好,残差项有较强的一阶自相关性,进口每增长1%,GDP就随之增长1.123%。
进行协整检验,就是检验回归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协整的;反之,则不是协整的。其检验方法就是采取单位根(ADF)检验。假定方程的残差表示为e。
在做单位根检验时,一般在5%拒绝零假设,即序列平稳。从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看,e在5%、10%的置信范围,其ADF值均小于置信值,接受零假设,说明e通过了单位根检验,表明e时间序列平稳。进而说明LnGDP与LnM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口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3 结论
通过对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以及根据GDP、M因果关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协整分析,可以看出进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LnGDP与LnM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进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进口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进口增加1%,会引起经济增长1.123%。当前出口导向的政策不仅为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很多问题,而且大量的出口初级产品导致我国资源外流,降低了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适当增加原材料、设备、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进口,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及资源使用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缓和我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另外,当前的外汇储备为我国增加进口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因此,要对我国的进出口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不能一味的强调出口、强调顺差、“重出口轻进口”,要认识到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均衡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参考文献
[1](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2]陈家勤.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北京:财贸经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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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建峰等.对我国现行出口政策及其作用的重新认识[J].哈尔滨:科技与管理,2004.
在中国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支出的未来走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目前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在前几年推进总量的基础上转向重视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
一、内外学者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Alchian、Demsetz(1972) 、Sowell(1980)、Kor?鄄mendi和 Meguire(1985)、Landnu(1986)、Grier和Tullock(1987)、Barro(1991)、 庄子银、邹薇(2003年)等人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观点。而Rubbinson(1977)利用相当大的跨国样本数据得出,较大的政府规模通过降低特别是较穷、欠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Ram(1986)、Devarajan、Swa?鄄roop 和Zou(1996)、马栓友(2000)则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还有一些学者,Gemmell(1983)、Nelson 和Singh(1994)等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不相关。
龚六堂、邹恒甫(2001)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的资本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在按照政府职能来讨论不同类型公共支出项目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得到了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等不同结论。
郭庆旺等人(2003)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得出:政府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支出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科学研究的投资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使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从实际来考察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最后得出一些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2年的自发公共化阶段;1993~1998年的自为公共化阶段;1999年至今的自觉公共化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改革的目标不同,财政支出结构不同,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从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不同。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框架
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本研究利用柯布道格斯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其形式为:Y(t)=A(t)K(t)αL(t)βG1(t)γ…Gn(t)n,(1)
其中Y(t)为t 时期的产出,A(t)、K(t)、L(t)分别为t 时期的技术水平、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 G1(t) ,…,Gn(t)分别为t 时期的第一至第N种财政支出项目,α、β、γ…n为边际产出弹性系数。
加入α+β+γ+…+n=1的约束,对方程(1)进行变换,即得到:
y(t)=A(t)k(t)αg1(t)γ…gn(t)n (2)
式中:y(t)=Y(t)/L(t),k(t)=K(t)/L(t),g1(t)= G1(t)/L(t), …,gn(t)= Gn(t)/L(t)分别为t时期按劳动者平均的真实GDP,按劳动者平均的物质资本,按劳动者平均的各项财政
支出项目。
方程(2)两端同时取对数得到:
lny=lnA+αlnk+γlng1+…+nlngn (3)
(二)数据选取
在我国的统计数据中由于预算外支出结构数据不完整,且政府可支配性小,因此我们这里只研究预算内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试图从政府财政支出的特定构成入手,以考察财政支出各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研究目的,把国家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包括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教费支出,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用预算内财政总支出减去生产性财政支出。
本文选取1978~2002年的数据。在进行模型拟合时,用真实GDP(以1978年为基期)代表Y,真实物质资本存量(以1978年为基期)代表K,就业人数代表L。财政支出原始数据都按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变成真实数据。其中,物质资本存量的数据没有直接公布,所以引用陈志国在《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和私人资本存量的估计与分析》一文中的数据。其余数据来源于财政年鉴,真实GDP可通过平减指数平减而得。
因此所使用的生产函数方程为:
lny=c(1)+c(2)lnk+c(3)lngc+c(4)lnge+c(5)lngn(4)
其中,y,k,gc,ge,gn分别表示按劳动者平均的GDP、物质资本、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
(三)模型拟合
由于不同的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效用,因此除了做1978~2002年的拟合方程外,分别做了1978~1992年和1993~2002年的拟合方程,结果为:
注:括号内为显著性水平,*表示显著性水平不高于5%。
从这一组拟合方程可以看到:
1.三个方程的拟合精度都很高,说明按劳动者平均的GDP中的99%都能由按劳动者平均的物质资本、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及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解释,只有几乎1%的部分是由这几项以外的其它因素决定的。
2.方程1中的经济建设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而在方程2和方程3中这一系数显著,且都大于方程1的系数,方程3中的系数大于方程2中的系数。这说明在1992年及1998年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后,政府对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是利于经济增长的。
3.方程3中社会文教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而方程2中这一系数显著,且其绝对值大于方程3的系数。这说明1992年以后,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减小,也即说明政府对社会的文教支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从方程1的结果可以看到,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En=0.045636,与被解释变量GDP呈正相关关系,而在方程2和方程3中其产出弹性系数均为负数,与被解释变量GDP呈负相关关系.也即说明从短期来看,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从长期来看,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5.社会文教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为Ee=-0.1998,与被解释变量GDP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费方面的支出不会促进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相反会导致直接的经济生产率减少,因为这是建立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上的结果,没有考虑到各类财政支出对经济所起的作用不是当期就实现的,都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有的滞后期可能会很长,例如教育投资,从开始投资到教育形成人力资本发生作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可能低估了社会文教费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到,按劳动者平均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每增加1%,劳均GDP大致可以增加0.046%;劳均经济建设支出每增加1%,劳均GDP可以增加0.032%;而每增加1%的劳均社会文教支出,劳均GDP就会减少0.2%。
6.从方程2和方程3中可以看出,1992年以后,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社会文教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减弱。仍然是经济建设支出的显著性最强,劳均经济建设支出每增加1%,劳均GDP大致可以增加0.338%。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对财政支出结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用做一个总结。
第一,经济建设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根据凯恩斯理论,这种购买性的财政支出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有倍数的促进作用。但是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着这种倍数增长的作用,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于私人的支出存在着一定的挤出作用,从而不存在理论分析的那种结果。虽然实际上的财政支出并不能取得像凯恩斯乘数那样的理论上的效用,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政府的财政支出仍然对GDP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上说仍然是比较低的,需要政府财政支出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的公用事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需求还很大,在公共物品提供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不足。所以,政府财政支出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方面还有一定的投入需要,而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