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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关键词]房地产调控;反思;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0041-02
1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再认识
1.1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概念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供需结构平衡,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从调控体系上可将宏观调控分为政策调控和战略调控。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是从经济角度,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土地政策等措施对市场行为进行经济性约束。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是从法律和行政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环境与房地产市场系统全局进行引导和规划。
1.2 房地产战略调控与政策调控的主要区别
调控手段差异。政策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等进行经济性约束和惩罚,对市场失误进行纠正,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对市场失效进行调整。战略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进行引导、惩罚和制度安排,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
调控目标差异。政策调控旨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节,维持市场短期局部的稳定,协调发展房地产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战略调控旨在制订房地产发展规划、房地产市场战略调整,维持房地产市场总供需总量平衡,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优化供需结构,保证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 房地产战略调控的必要性
战略调控有利于调整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房地产业主要从总量上加大房地产业投资,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而战略调控是从结构上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房地产业的增加值,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实现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战略调控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不协调,而政策调控仅调控区域性和短期性市场波动。战略调控则是从整个房地产市场出发,制订房地产长期发展规划,实现房地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战略调控有利于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产开发,而忽视城市规划,造成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政策调控只是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而战略调控则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约束性,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2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问题及反思
(1)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失灵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性。宏观调控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包括问题的发现、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而市场的易变性、波动性会使得政策无法执行,形成滞后性。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较差。宏观经济政策是面向整体市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而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较强的市场,易造成部分区域适应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调控细则,也只是一纸空文。另外,还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问题把握不准。其三,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调控细则歪曲调控政策、政策执行者不作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失效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约束性失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因为利用土地、货币、财政、税收政策等对违反市场行为者进行经济性惩罚。在实施惩罚过程中,会因“寻租”、“招商引资”政策、经济惩罚力度不够使得执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资回报远大于经济性惩罚,致使政策经济性约束性失效。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片面性。综观我国已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皆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现象。其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时间短。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后,会在短期内产生一定效果,之后问题会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仅在短期内影响部分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
(2)房地产宏观调控引发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环境问题。其一,宏观调控使房地产市场经济环境更加恶劣。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机回报率增加,投资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产市场俨然是住房投机市场而非消费市场。特别是大量制造业资本或者其他重要实体经济资本投资楼市,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开发商大建高档住房,而高档住房成交拉动房价,使得中端房价也跟随上升,中端住房出现泡沫。因此,调控使得房价越调越高,住房越来越困难,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其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环境受到质疑。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效用大减,2006年的国八条和国六条实施后,房价出现短暂回调后又升到较高水平。使得人们质疑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多次调控表明,房地产宏观调控并不能引领房地产市场走向、改变房价走势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权利。二是房地产市场系统问题。其一,房地产市场投机预期高涨。宏观政策调控使得房价不跌反涨,投机者信心高涨。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投机者)“买涨不买跌”,于是投机者看涨预期形成,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楼市,房价越炒越高。其二,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投资功能强于消费功能。目前楼市投机盛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使得购买住房主要是为投资而非消费。宏观调控使得购房者购房越来越困难,消费市场逐渐萎缩,投资市场成为主流。其三,投资者与消费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开发商与消费者的矛盾,征税增加开发成本,而开发商会将税收纳入房价,将赋税转嫁给了购房者,房价越高,购房越困难,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机者与购房者的矛盾,如为抑制投资,提高税率,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投机购房者的购买成本,可投机者掌握大量资本,并不受其影响,他们只需投资回报率大于银行或其他投资回报率,就不愿退出房地产投机市场,反而使自住需求减少。结果造成一方面投机者拥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购房者又买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 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新思维
3.1 继续改进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
(1)弥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视对宏观调控效果评价,制定更加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政策失灵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要适时、针对性地执行,严格执行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加大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观调控执行力。执行力关系到效果与目标的差异。要力求避免执行力大打折扣、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作为的现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执行,努力构建宏观调控政策监督体系。第三,着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积极引导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机制。第一,完善税收政策调控机制。税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产要素再分配。对房地产征税,主要应增加住房投资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目前我国住房税收调控既抑制投机,也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由此引发住房难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转交易分别设计征税。只有增大持有投资住房的税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资投机行为,即让投资房地产的收益小于成本,才会抑制投机。第二,完善土地出让机制,最大限度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国土地现行的“招拍挂”出让机制,造成了房价的不断提高,建议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现行的价高者得的招拍挂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而采取应价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价招拍挂,可以实现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将这部分资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设,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
3.2 逐步启动和发展我国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
(1)从战略调控的现实意义上正确引导我国住房需求。一是正确认识住房需求与住房需要,需要且有支付能力才构成需求。因此,购买住房的需要并不等于住房需求。实际上,我国楼市多数住房需要都被错误地理解为住房需求。二是引导中国住房观念,“安居乐业”是指有居住权而非住房所有权。因此,只要能满足居住,租房也能实现“安居乐业”。三是年轻人要认识到购买住房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根据房价收入比4~6倍的国际经验,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大多在10倍以上,再加上CPI的持续高涨,使得年轻人住房和资金购买力下降。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较低,短期内难以承担高房价。因此,购买住房只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只有当改善住房需要变成需求时,住房才由奢侈转为必需。
(2)从战略调控的理论基础上,保障我国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消费权利。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由市场解决,社会问题由政府解决。因此,完善住房商品房分配制度,努力满足住房改善需求和住房投资需求的住房消费权利。更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努力建设以消费功能为主,投资功能为辅的房地产市场。并且实行透明、公开和动态的保障房分配制度,设定保障标准和进入退出机制设计,即无购买商品住房能力时,中低收入人群自动进入保障房分配;当有能力购买商品房时,又能主动退出保障房分配。还要扩大舆论影响,即从舆论上严惩不符合保障房人群却购买保障房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黄烈佳.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分析[J].产业观察,2006(4).
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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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长率是描述经济增长情况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关心经济增长,因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国政府的统计部门都把GDP增长率作为描述经济增长情况最重要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
其次,GDP是描述经济规模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因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同,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也很难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人均GDP是描述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有的国家经济规模较大,但人口众多,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仍然被认为是穷国;有的国家经济规模不大,但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高,被认为是富裕国家,例如瑞士、瑞典、丹麦等国。
第四,GDP是描述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经济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许多重要的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地区经济结构等等,都是通过GDP来描述的。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重偏低,地区经济结构中中西部地区比重偏低,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GDP反映出来的,它们是制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五,GDP是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行的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另一个是GDP缩减指数,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外,还包括用于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和进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CPI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缩减指数也很重要,因为它反映的价格变化更全面。
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和重要依据。首先,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的重要工具。例如,“十一五”规划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有22个,其中和GDP有关的指标有6个,包括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一个是GDP年均增长7.5%;另一个是人均GDP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6.6%。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一个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40.3%提高到2010年的43.3%;另一个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1.3%增加到2%。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一个是单位GDP能源消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另一个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010年比2005年降低30%。上述目标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特别是单位GDP能耗,是约束性指标。
其次,GDP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变动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和CPI涨幅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又一次连续保持5年两位数高速增长,经济运行再次出现过热的现象,2005年至2006年国家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2007年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适度从紧;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外需急剧收缩,经济增长率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见,GDP描述的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GDP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GDP不仅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这些刺激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衰退,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有关紧缩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经济过热,拉动经济回归到正常水平;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有关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是否发挥了预期的作用。所有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都要通过GDP来检验。
GDP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轻重,享受优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往往和这个国家的GDP有密切的联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联合国确定其成员国承担联合国费用、维和费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世界银行确定其成员国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其成员国发言权时也要重点考察这一指标。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首先,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保护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GDP核算以市场活动为主体,它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尺度是市场价格,由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市场价格,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而这些投入成本远不能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GDP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同国家的产品质量、拥有的品牌数量差异很大,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差异很大;不同国家的排放强度也具有很大的差异。GDP没有反映出这些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
第三,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会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导致财富存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存量不能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从而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
第四,GDP没有反映非市场性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对于人民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家务劳动的市场化程度截然不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不管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高低,这些劳动本身都是存在的,但由于GDP只计算市场化的家务劳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其GDP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由于GDP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它没有充分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二是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GDP反映的是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但是它并不涉及多少人参与了这种生产成果的创造活动,更不涉及还有多少人希望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去,因此,它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三是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GDP是一个生产指标,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指标,它只是利用这几种收入形式反映生产活动成果,不能完整地反映收入初次分配,更不能反映收入再分配,从而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四是GDP不能反映社会福利改善情况。例如,GDP不能反映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的改善情况。
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但是经济发展势必消耗自然资源,也往往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消耗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例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GDP没有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GDP也不能全面地反映人类的自觉行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善。因此,国际上有人提出绿色GDP的概念,这是一个科学的理念,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计算绿色GDP,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统计部门正式绿色GDP数据。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行政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从而它不能全面地反映这些公共服务的改善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二是由于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福利状况,从而它不能反映这些方面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三是由于GDP不能反映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它不能反映环境损失和环境改善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GDP既有重要的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客观地评价这一宏观经济统计指标,在强调它的作用的时候,不要忽略它的局限性;在看到它的局限性的时候,不要否定它的作用。我们不能奢望GDP能够满足方方面面的要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统计指标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我们要清楚利用GDP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在超过GDP适用范围的领域要发挥其他合适的统计指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