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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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美国的直接投资制造业吸收外资比例中国俄罗斯

中国和俄罗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状况比较

俄罗斯(前苏联)和中国过去是两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大国。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于1978年,远远早于俄罗斯。1992年正式确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20年来,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俄罗斯的改革开始于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解体后的激进改革,导致俄罗斯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大幅下降,经济总量甚至只及改革前的三分之一。直到20世纪末,俄罗斯的经济才止跌回稳。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达6%多,经济总量增加了70%。同时,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

中俄两国的改革,都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实行市场经济就势必融入世界经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俄两国存在着很大差别。

中国FDI流入量远远多于俄罗斯。1990年中国FDI流入量为35亿美元,2003年达到535亿美元,是1990年的15倍。2005年的金额是790亿美元,2006年是870亿美元。同时,2003年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仅仅10亿美元,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低谷,随后大幅增长,2005年是150亿美元左右,2006年达284亿美元。尽管如此,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仍远远低于中国。

DeMello(1997)指出,FDI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的私有化和全球化。其他因素还包括政治稳定、政府政策的性质、贸易和投资的制度安排、接受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接受国的市场规模等。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定位于“改革和开放”,吸收外资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的改革,私有化力度很大,但政府没有特别提倡诸如中国“对外开放”那样的政策导向或“引进外资”的政绩考核指标。

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在吸收外资方面,无论是金额还是政策导向上,都存在不小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差异,使得对两国吸收的外资在行业间的分布特点进行比较才有意义。

本文拟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制造业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状况进行比较。这一比较是基于计量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诸如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主要产业,其他众多的“非制造业”部门尚居于次要的地位。俄国是制造业强国,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也一直占50%以上。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中俄两国制造业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状况基本可以反映两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行业间的分布状况,从而反映出两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

对中国和俄罗斯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全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历年公布的资料。美国商务部公布它们时,已对数据根据历史成本进行过调整,可比性更好。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及俄罗斯制造业直接投资金额占美国对它们直接投资总额的百分比是笔者根据两者的数据计算的。

首先研究美国向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金额对美国向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弹性。计量模型如下:

lnMANt=α+βlnFDIt+μt(1)

其中,ln是自然对数符号,MAN是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金额,FDI是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u是误差项,t是时间序列的符号,α、β是参数。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非常高,自变量前面的参数非常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在1982到2004年的23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每增长1%,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约1.22%。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比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快22%。这就导致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在投资总金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由于俄罗斯的数据是从1993年到2004年的,为了与这一时间段相匹配,以期更好地进行比较,本文从表1中截取1993到2004期间的相关数据来考察美国对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金额对美国投资总金额的弹性。仍用计量模型(1),这时的时间段是1993到2004,其他符号的含义不变。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也非常高,自变量前面的参数非常显著。在1993到2004年的12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每增长1%,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约1.09%。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比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快9%。虽然制造业吸收的直接投资金额的增长速度没有23年间的总体速度快,但制造业吸收投资金额的增速仍比投资总金额的增速快。

最后再来看看1993年到2004年间美国对俄国制造业投资金额和投资总金额之间的关系。仍用计量模型(1),这时MAN是美国对俄罗斯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金额,FDI是美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总金额,其他符号的含义不变,时间序列的长度是1993到2004。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差,自变量前面的参数也通不过5%条件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说明,美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和其对制造业的投资金额的变动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与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及计量回归的结果,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在1982-2004年间,中国吸收美国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而中国制造业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增长更快。基本上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每增长1%,投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约1.22%,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占美国总投资的比例从1982年的22.45%增长到2004年的55.67%。仅制造业一个行业,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就占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从1993-2004的12年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每增长1%,投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约1.09%。而在俄罗斯独立后的1993年到2004年,俄国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金额变动与美国对俄国投资总金额的变动基本上没有相关性。

美国是世界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也很齐全。一国的不同行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基本上反映了该国经济结构的真实情况。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接受的外国投资不断提速,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非常明显。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政府倡导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吸收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二是中国较低的工业水平和庞大的劳动力使得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能与外资的投向一拍即合。

俄罗斯的情况较之中国大为不同。在实证研究所涉及的12年中,俄国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额也有8倍的增长,但制造业吸收的投资金额上下变动很大,没有明显增加。直接投资总额的增加大多落实到了“非制造业”。因为俄国比较彻底的私有化使得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没有明显地提倡诸如“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之类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取向(即使提倡也未必被私有化了的企业所认可);再者,俄罗斯的制造业水平远较中国为高,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未必比俄罗斯本地的制造业有优势。这就限制了制造业向俄罗斯的转移。

如第一部分所述,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的私有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政府的开放政策倡导下以开放促发展,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以彻底的私有化促发展。俄罗斯的私有化经历了私有化股权证时期(1993-1994年)、债转股时期(1995-1996年)和个案私有化时期(1997年以后)三个阶段,其中虽多有缺陷,对私有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其最终的彻底私有化目的还是达到了。可以说,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因素来自大力对外开放,俄罗斯吸收外资的因素来自经济的彻底私有化。外资流入两国制造业的重大区别是否是由于两国吸收外资的因素不同所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俄罗斯的制造业吸收外资的比重不随吸收外资总金额的增加而增加,从一个方面说明俄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制造业并未挤压其他行业—特别是代表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差别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2007.1.29

2.唐以今.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之比较研究[J].现代财经,2005(5)

3.中国证券网,.2007.1.11

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范文第2篇

[ 关键词 ] 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环境 关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我们一直致力于吸引国外的资本来推动我国的建设事业,这种努力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993年起连续保持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国的地位。截止2006年底,我国已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918.97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这其中,福建由于处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区的特性,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出现快速的增长,而福建本省的发展速度也会呈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外资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拉动力。但是,在我国经济转轨进入中后期、经济增长方式已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一个更加清醒和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不能忽视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一、各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引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指数(Inward FDI Index)概念来评价各经济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度。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该指数进行了简化和修改,重新命名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UNCTAD In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某经济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份额与其GDP占全球份额之比。

2000―2003年期间,广西、辽宁、山东3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在0.8―1.2之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其经济规模基本相符;海南、广东、福建、上海、北京、江苏、天津等7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大于1.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大于其经济规模;其他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小于其经济规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1.方法介绍

(1)向量自回归

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所有变量都被假设为是内生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含有个变量滞后期的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是n维内生变量,∏p是待估参数矩阵。是随机扰动项,也被称为新息,与自身滞后值和解释变量无关。

(2)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向量自回归模型还可以用来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即确定每个内生变量对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反应的。以双变量 滞后1期的VAR模型为例:

如果新息在t=0时增加1个标准差,不仅当前值立即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到和今后的值,脉冲响应函数正是描述这些影响的轨迹,显示任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透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方差分解是另一种表达模型动态特征的方法,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2.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1979至2007年的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08》及《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2008》。经济增长用GDP反映。将福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FDI数值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采用1978年为基期的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两个变量进行缩减,并取自然对数,为LnGDP和LnFDI,以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为LnGdP和LnFDI。

(2)模型分析

福建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其经济发展(GDP)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起初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弱,但随着时间的滞后,该影响会逐渐增强。经济发展对外资吸引的作用也是逐渐增强的。两者的相互响应在前期有小幅波动,但在长期却呈现稳定的正向关系,并且福建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经济危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给予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和特殊的法律保护,我国的成本优势明显,获利空间大,因而外资蜂拥而入。当如今中国市场的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选择撤离就成为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对那些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对优惠政策较为依赖的加工贸易型中小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 。而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更影响了当前外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已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2009年2月指出, 2008年全球外商投资流量较2007年至少减少了20%。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发展,2009年外商投资流量将可能进一步减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商投资流入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923.9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58%,但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吸收外资呈现回落态势,2008年10月以来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出现同比负增长。例如,2008年11月当月实际利用FDI为53.2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52%。2009年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96家,同比下降48.73%;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75.41亿美元,同比下降32.67%。同期,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53.7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下降70.03%。

四、改善投资环境的策略

1.优化投资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各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合理引导外资行业分布,可以有效的改变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结合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和特点,应注重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环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鼓励外商投资节约、高效、清洁的能源、资源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鼓励外商投资发展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鼓励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生产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注重新型服务业发展。

2.引导外资项目分布,促进外商投资地区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按照当前的发展情况,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将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以福建省为例,闽南沿海地区和福州具有优越的政策、区位、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先行改革开放的体制优势,仍然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平衡,必须采取以地区倾斜政策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倾斜政策为主,同时辅以对福建北部、西部地区一定程度的地区倾斜,从而在全省逐步形成基本统一的、稳定的和透明的外资政策。福建北部和西部地区应该紧紧抓住外商投资企业因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工资、地价等生产成本提高而向内地的产业转移的契机,充分发挥北部和西部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进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改善引资环境,吸收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当区经济的发展。根据2008年福建年鉴统计结果表明,2007年台商实际到资5.51亿美元,新批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台资项目有25项,集中在厦门、福州、漳州、南平4市,其中南平市1项,合同台资3220万美元。说明了在实施的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福建北部、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倾斜政策的作用下,这些地区将在短期内实现利用外资的跳跃式增长。

3.树立绿色GDP观念,加强政府科学调控管理

绿色GDP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是对GDP的一个补充和完善。GDP有其局限性,它只反映了经济发展,却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容易过高地估计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特别是对依赖于开发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获得重要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资源环境核算,对GDP进行相应的调整就更为重要了,这就是提出绿色GOP的背景。比如采伐林木,经济总量增加了,但过量采伐后对自然资源造成了破坏,相应的成本就应在经济总量中扣除。再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应从经济总量中扣除。

发展绿色GDP,首先是要根本扭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只有地方政府改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才有可能使地方政府集中精力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只有把环保方面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使环保业绩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环保战略才能够得以有效实施,环境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当然这并非否认经济发展的作用,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仍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发展绿色GDP,其次是要开展地区环境污染调查,查清污染源,采取有力措施控制补救污染现状,彻底取缔污染企业。对福建省突出的江河流域的跨界污染问题,要加强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协同努力解决跨界污染。各行政区应改变独善其身的环保思想,树立自己的利益是建立在他人利益基础之上的意识,在互利互信基础上合作,实现区域整体的环境利益。

发展绿色GDP,应在抓好环境治理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扶持以生物医药、绿色苗圃、生态旅游为主的生态经济。事实上,具备绿色意识的省市可从优美的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除了风景区的收益,良好的环境可吸引更多的制药业、绿色食品加工业等“绿色产业”。

2010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各省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工作方针,努力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预见性,把创建投资新环境、形成竞争新优势作为工作重点,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青:东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优劣势差异的实证研究.湖北社会科学. 2008年第8期

[2]常玉珍: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分析.财税金融.2007年第14期

[3]杨劲松: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第1期

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进口替代型 出口导向型 进出口 跨国并购

二战以后,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跨国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行跨国经营等原因,国际资本流动呈现新的趋势,其中的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并占主导地位, 1993年，世界范围的外商直接投资净额为1934亿美元，而2000年猛增为8650亿美元。目前我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分析过去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国际贸易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预测外商投资的变化对上海市外贸乃至经济发展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引进直接投资的理论

资本流动与商品流动关系密切,对于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把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可以把直接投资分成两类:进口替代型引进直接投资、出口导向型引进直接投资。

进口替代型直接投资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东道国为吸引外资的流入,对外资企业提供优惠,鼓励外资投向本国优先发展的产业,外资企业的产品面向国内市场,替代以前从国际市场进口的产品,即所说的以市场换技术。其目的是节约外汇,改善国际收支条件,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增加就业机会。但是,这种战略会给东道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例如：提供就业机会的作用有限；不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威胁东道国的国内工业等。

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

70年代中期东南亚各国相继摈弃进口替代策略,开始实行出口导向的外资政策。它的特点是外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面向国外市场,利用外资企业制成品出口代替过去初级产品的出品。这样,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获取更多的外汇,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可以利用东道国当地的廉价劳动力,降低其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上海市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及出口贸易的现状

关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采用的是出口导向的外资政策，上海市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龙头，本身也是我国对外加工贸易的中心地区之一，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也一直延续出口导向型的战略。

上海市的出口导向型外资引进一直以来保持着较平稳的增长态势，但是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越来越频繁地对我国一些出口产品展开倾销案调查，对我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一点我们从上海市近年来进出口数据的变化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1999年以后上海市的对外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并且数额也由原先相对稳定的顺差额转为呈逐渐放大趋势的逆差额，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我国加入WTO的一些经济承诺及相关发展战略有关。随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和加入WTO的推动，上海市在招商引资和出口贸易中又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出口增长迅速，但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渐缓。如2003年，上海市的出口额较之前一年增长了51.2%，而同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仅仅为16.3%，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许多外资进入中国的地区投资战略改变有关。一些外资跨国公司纷纷采取立足东部地区设立总部，而将生产基地建于中西部的策略，这也导致了整个东部地区近年来招商引资速度的放缓。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出口规模很不相称。2003年上海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为58.5亿美元，仅占同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7%，同期的出口总额达到484.82亿美元，将近为生产总值的64.2%，出口导向型的引资格局还不够平衡。上海市在主要年份上的FDI/GDP值要远低于利用外资状况较好的苏州地区，并且近年来该指标呈严重下滑趋势，反映出其在招商引资力度上的不足(见表1)。

吸收外资产业结构逐渐变化，出口商品结构相对稳定。上海2003年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流向，同时第三产业招商引资的发展速度要远快于第二产业(见表2)。而在外贸出口商品的构成方面，各部分商品所占份额保持相对稳定，其中2003年出口总额比重最大的为工业制成品和机械运输设备，主要来源为第二产业。

上海市引进外资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影响，数据范围选取了上海市1985年到2003年为止的相关宏观经济指标。从宏观经济学的原理来说，一个地区的出口额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即GDP相关,在存在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时,需要进口原材料和相关的机械设备,出口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进口（IMPORT）的影响。在建立模型的分析阶段，发现在1993-1994年的名义GDP是增长的，但实际上该年度以美元为单位的GDP却在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在1993-1994年通货膨胀率上涨太快，人民币币值从5.7619元/美元猛降到8.6187元/美元，这个变故对模型有很大影响，在最终的模型中我们排除了汇率因素，采取国内生产总值的人民币值（GDPC）来刻画上海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

定义计量模型的各种指标符号表示为：EXPORT―出口额;GDPC―国内生产总值（人民币）;IMPORT―进口额;FDI―外商直接投资额;出口额直接与三个解释变量建立以下的回归模型:

EXPORT = C(1) + C(2)*GDPC + C(3)*IMPORT + C(4)*FDI

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计算得到如下结果:

EXPORT = 26.46+ 0.007*GDPC + 0.58*IMPORT + 0.63*FDI

(7.85)

(1.76)

(19.63)

(2.68)

R2=0.997

F=1574.61

括号内为T统计量。其中GDPC的T检验值偏小，说明其对出口额的解释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这可能与政府部门对上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投入有关，上海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基础投入，从而导致其投入和产出程度往往高于实际经济发展速度所能解释的水平。

进一步剔除GDPC指标构建新的回归模型

EXPORT = C(1) + C(2)*IMPORT + C(3)*FDI

计算后得到：

EXPORT = 29.95 + 0.62*IMPORT + 0.97*FDI

(10.30)

(37.07)

(6.86)

R2=0.996

F=2085.43

模型中R 2值，T统计量，F统计量均符合要求，方程拟合较好。

通过宏观回归模型的拟合，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经济学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额对上海市的出口作用显著,促进了上海市出口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出口额将增加0.97美元。另一方面，每1美元的进口额增加将引起0.62美元的出口额增加，这表明上海市的出口对进口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原因是进口的原材料经加工成产成品或半成品后,有大部分销往国际市场。通过模型实证分析，我们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的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模型表现出的出口对进口的一定依赖性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上海市作为对外加工贸易口岸的出口导向型引资类型。

对上海市进一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扭转对外贸易逆差，加大第二产业招商引资。近年来上海市的对外贸易逆差已经超出了适当程度的范畴，并且呈加速放大的态势。目前上海市出口贸易的主要来源是第二产业（例如工业制成品和机械运输设备），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又在全市出口总额中占有绝对大的比重。因此加大第二产业的招商引资力度，必定可以对上海市的出口贸易起到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

发挥比较优势，摆脱模式趋同的恶性竞争。2003年上海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仅相当于同年全市GDP的7.7%，这与周边地区一些城市相比有明显不足。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凭借良好的产业环境与优质的人力资源赢得了发展契机，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然而该地区在招商引资上却走向目标产业与发展模式趋同的恶性竞争模式，引资竞争异常激烈。上海近年在招商引资方面，就遭遇了苏州强有力的挑战。在这种新形势下，上海市应该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优惠措施，同时可以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人才优势，促进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力求走差异化道路，摆脱目标产业与发展模式趋同的恶性竞争模式。

引进外资时，应把促进技术进步作为利用外资的核心目标，推动对外贸易可持续增长。从实证回归模型中也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效应相当明显。我们也看到，三资企业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出口，而是选择在国内销售,这部分产品并不是自己不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而大多属于本地生产竞争力不足的产品。这样就对本地相应的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下一阶段上海市在引进外资时,应把促进技术进步作为利用外资的核心目标，致力于打造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格局。

避免引进技术和引进外资的分离，努力统一二者达到最高效用，同时鼓励跨国公司并购。上海市的外资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以上除美国以外大部分地区并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制造业中的先进技术,对促进上海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小。上海市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区为德国、日本、美国、法国等，与引进外资的地区分布并不同步，从而造成了引进技术和引进外资的分离。仔细分析后，其中对美国地区在出口贸易、外资引进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差异可能是造成上述分离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国地区应当成为下一阶段上海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工作重点。另一方面，鼓励跨国公司并购也是我们的可行之路。上海巨量的国有资产存量的有序调整，将为跨国并购提供很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杨迤.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相关分析[J].世界经济，2000

2.李丽.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1

3.吴江.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金贸易，2000

4.杨兰，张磊.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的影响[J].世界经济文汇，1998

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外资；经济增长；投资

正确引导外资流向，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已成为我国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当务之急。所谓外资流向，包括产业流向和区域布局。目前，制造业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64%左右，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仍占很大比例，约90%的外商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沿海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实现外资产业规模和结构统一，集聚和要素集约利用相统一，引资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引进资金和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高科技人才相统一，引资领域拓展和核心竞争力提高相统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调整外资利用结构

外资流向和结构科学、合理化，关系到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外资政策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国家总体和地区情况相协调的宏观发展目标，将利用外资与新型工业化、要素资源集约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特点及其引资的长期目标与整体效益，协调引资的产业结构，坚持量质并重方针引导外资的流向，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我国在吸引外资中，应优先考虑那些产业关联度高，能通过对外投资发展带动国内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有较长产业链的产业，抓紧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细化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明确鼓励、限制和禁止的范围。欠发达地区目前的引导外资流向应予调整的方向包括：

（1）吸引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交通、电力、通讯、能源、教育等基础设施是制约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主要障碍。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需要的资金最多。引进外资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弥补国家投资将不足的有效途径。通过引进外资，可以缓解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及技术上的压力。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极具长远效益的投资，通过利益诱导，完全可以成为引进外资的新的增长点。BOT是Build(建设)-Operate(经营)-Transfer(转让)的简称，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项目融资方式。其主要含义是：政府同私营部门的项目公司签订合同，由项目公司筹资、设计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公司在合同期限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这项设施，并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用，回收投资并取得合理利润。协议期满后，这项设施的所有权无偿移交给政府。

（2）优先引进高科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选择性地利用外资，就是要鼓励外商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目前欠发达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外商投资过多地流向制造业；轻工业项目外商投资过多，目前已经有许多行业供过于求，如家电、自行车、合成洗涤剂等。欠发达地区引资应立足欠发达地区开发高起点的要求，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增加技术渗出，更好地带动欠发达地区工业的发展。

2改变外资利用方式

利用外资中的直接投资、补偿贸易、海外基金、国际商业银行贷款，政府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外商提供的出口信用、证券发行、租赁信贷等不同方式，各有特点，各有利弊。欠发达地区应从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出发，顺应当今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向，采取灵活的态度去拓宽引资渠道，并使各种方式相互补充，为我所用。外国直接投资往往涉及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一揽子转移，不仅使东道国增加货币资本，而且带来了包含先进技术和管理的真实资本以及国际市场信息，而国际借款、国际证券投资等间接投资方式只是涉及资金的单向流入。此外，外国直接投资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东道国的出口创汇压力较小；投资期限一般都较长，不会轻易撤资；外国直接投资者获得利润后可能在东道国进行利润再投资，资金流动比较稳定，不会增加我国金融风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的结构也经历了对外借款为主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转变。当前欠发达地区应继续坚持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外资政策。欠发达地区应积极争取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投放于农业水利、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部分工业项目建设上，这些建设项目的建成，对于欠发达地区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实行差别化的引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了地区政策倾斜，该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我国的地区间差距。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单纯的地区差别政策显示出严重不足，如地区之间过度竞争，产业布局不合理、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等，实行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相结合的外资政策成为必要。产业倾斜与区域倾斜相结合的引资政策就是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在吸收外资中，对各区域内能发挥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从而使外资能推动我国各地区经济均衡高效的发展。我国在吸收外资中应注意统筹规划，发挥各地方的比较优势，使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产业倾斜是建立在各地比较优势之上的，发展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中欠发达地区可以同东部地区一样，通过吸收外资来促进本地经济的优化发展，从而减少全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从我国的国情现状看，我国中欠发达地区幅员辽阔，农牧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及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好，科研能力雄厚，劳动力素质高，但能源、原材料缺乏，具有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魏淑清.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商场现代化，2011，(11)：194-196.

吸收直接投资的特点范文第5篇

吸收外资情况

1-6月，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705家，实际使用外资591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3.1%和3%。其中，6月当月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44家，同比下降1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0亿美元，同比下降6.9%（注：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1-6月吸收外资特点如下：

一是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1-6月，农林牧渔业实际使用外资8.9亿美元，同比下降14.4%，占同期全国总量的1.5%。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70.2亿美元，同比下降5.1%，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5.7%。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2.4亿美元，下降2.9%，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6.1%。其中，房地产领域外商投资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12.4%；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73.3%、62.6%、17.8%。扣除房地产，1-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68亿美元，同比仅下降0.1%，或者说基本持平。其他服务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6%。

二是欧盟对我投资由降转增。1-6月，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848家，同比增长1.0%，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5.2亿美元，同比增长1.6%（1-5月同比下降5.1%），其中，德国、瑞士和荷兰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分别为9.0亿美元、7.2亿美元和5.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1.2%、213.1%和67.3%。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9169家，同比下降15.5%，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10.7亿美元，同比下降2.8%，其中日本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41.0亿美元，同比增长16.9%。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698家，同比下降4.0%，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6.3亿美元，同比下降3.2%。

三是中部地区吸收外资保持较快增长。1-6月，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48.2亿美元，同比增长8.5%，占全国总额的8.2%。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03.2亿美元，下降2.9%，占全国总额的85.2%。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9.5亿美元，下降15.1%，占全国总额的6.7%。

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情况

（一）对外直接投资。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6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同）354.2亿美元，同比增长48.2%。其中，通过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118亿美元，占我国同期投资总额的33.3%。对香港、东盟、美国、俄罗斯投资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增幅分别为58.9%、34.3%、28.2%、20.3%。我国地方对外直接投资110.6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1.2%，同比增长27.8%。广东、山东、湖南、甘肃、江苏等位居地方投资的前列。截至6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575亿美元。